本文作者

马雨聪

武汉大学历史学院世界史系硕士研究生

原文刊载于《边界与海洋研究》2023年第2期

本文在原文的基础上有所删减

提到台海危机，人们通常会想到炮击金门、马岛等战役，以及中国大陆、台湾当局和美国之间围绕台海问题的争议与博弈。学术界通常以第一次台海危机中美国对华核政策的制定或中方对台海危机的应对为主要讨论对象。对于冷战时期以意识形态为导向的美国，特别是冷战意识形态因素如何影响美国的对外交往，学界多有探讨，但甚少提及美国国会在第一次台海危机的决策过程中发挥了怎样的作用，以及“反共”意识形态因素如何影响了美国对台政策制定等问题。对上述问题的忽视，无助于理解冷战时期中美关系的向背，也无法更好地厘清美国对华政策的意识形态根源。事实上，美国对台海问题的考量有着深刻的历史轨迹，这一点尤其体现在美国当局对台海危机的辩论上。因此，本文分为四部分，从美国在冷战初期对台湾问题的认识出发，探讨在意识形态因素的影响下，美国当局如何考量台湾的战略价值、如何就台海危机在国会进行论辩，以及如何利用“反共” 话语构建新的对华战略。

一、意识形态与第一次台海危机爆发前美国对台湾问题的考量

冷战初期，受冷战意识形态，特别是所谓的“反共意识形态”因素的影响，美国当局开始以一种反共主义和反华倾向认识和理解台湾问题。部分美国行政高层认为，台湾地处中国南海和东海的咽喉地带，是西太平洋上的重要交通枢纽，也是美国在此建立的“岛屿锁链”对新中国进行围堵，进而推行其远东和亚太战略的重要据点。因此，台湾对于美国来说具有重要的地缘政治价值。

但受制于冷战初期复杂的国际政治局势，以及与苏联对抗的冷战形势，美国在制定对台政策时，始终着眼于美国的全球战略大局，迟迟不肯将上述认识付诸实践。也就是说，相对于遏制中国，遏制苏联的发展以及阻遏所谓共产主义势力在欧洲的扩张更具优先级，美国并不希望在远东和台湾地区的军事冲突影响其在欧洲乃至全球的战略部署。特别是在与苏联对峙的局面形成后，为稳定远东的局势，集中力量对抗苏联，美国力争将台海局势控制在能够掌控的限度内，防止蒋介石集团在台海制造麻烦和事端，从而降低与新中国发生直接军事冲突和对抗的可能性。因此，美国在冷战初期采取了相对保守的对台政策。

二、大陆沿海岛屿防卫问题的争议与《共同防御条约》的签订

艾森豪威尔上台之后，对华强硬派在美国政治生活中的影响力日益增强。他们对美国政府在台湾问题上的讳莫如深颇为不满。在强硬派的官员看来，美国政府应该利用一切办法阻止中国大陆控制台湾及其附属岛屿，包括参与大陆近海岛屿的防务工作。而保守派与强硬派针锋相对，主张尽量不要过多参与到中国大陆与台湾的军事冲突之中。保守派认为，金门、马祖等大陆沿海岛屿对于美国来说没有太大的军事战略价值，盲目介入其中只会增加与中国发生全面战争的危险。

面对强硬派和保守派的激烈论争，艾森豪威尔政府采取了相对慎重的态度。虽然以艾森豪威尔为代表的行政高层支持强硬派在台海问题上的大部分构想，但是对派遣美国海军帮助台湾当局防卫大陆沿海岛屿可能产生的消极后果，也有着深切忧虑。在各方观点激烈交锋之后，美国当局最终确立了处理台海危机的政策基调，即在重申全力支持国民党政权的同时，尽量避免做出帮助台湾当局守卫大陆沿海岛屿的承诺。在该思想指导下，1954年12月2日，美国国务卿杜勒斯与台湾伪“外交部长”叶公超正式签定所谓的《共同防御条约》，将美国的防卫义务限定在台湾本岛及澎湖列岛的地理范围之内，未将金门、马祖等大陆沿海岛屿纳入到共同防御体系之中。

三、“反共意识形态”的影响与《台湾防卫法》的出台

面对国民党反动政权的倒行逆施，以及美国对中国内政的公开非法干涉，中国共产党发起声势浩大的“解放台湾”宣传舆论攻势，还加强了在东南沿海的军事行动。1955年1月18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成功收复大陈岛外围的一江山岛，国民党残余部队仓皇撤退至大陈岛。前线军事进展顺利，给予了中国共产党高层胜利的信心，中国人民解放军也开始为下一阶段的攻势做准备。然而，中国人民捍卫领土主权和完整的行动，却被美国当局解读为对“自由世界”的侵犯和共产主义势力对所谓的“自由世界”的“渗透”。美国行政高层越来越确信中国针对大陆沿海岛屿的攻击，就是全面进攻台湾本岛的前奏。

于是，在这样一种信念之下，美国行政高层逐步搁置在台海问题上的各种争议，对大陆沿海岛屿是否具有军事价值问题，以及防卫大陆沿海岛屿是否会引发中美之间全面战争等问题避而不谈。他们开始利用一套意识形态对抗的话语，从资本主义阵营与社会主义阵营在全球对抗的视角出发，理解中国收复大陆沿海岛屿在意识形态对抗方面的象征意义。为此，美国当局在国会就台海问题进行了辩论。在这次关于台海问题的国会辩论中，绝大部分议员的陈述都遵循着一套“反共话语”。他们很少提及台湾本身对于美国的战略价值，也基本不阐述动用武装部队干预台海危机究竟能在何种程度上维护美国的国家安全。与之相反，他们诉诸一套所谓的“共产主义威胁迫在眉睫不得不团结起来应对危机”的话语，强调介入台湾防务以及帮助国民党守卫大陆近海岛屿，就等同于阻止共产主义势力在远东地区的扩张，将中美之间的关系化约为美苏之间的两极对抗，将原本属于中国的内政问题人为操纵为“意识形态问题”。所谓的“共产主义威胁论”在辩论过程中冗长且重复，但是却受到这些政客的特别欢迎。对于他们来说，台海危机本身的意义与价值何在并不重要，只要它能够与“反共”搭上关系，那么它就是正当的，就是有利于美国国家利益的。

1955年1月29日，艾森豪威尔正式签署关于防卫福尔摩沙的联合决议，即所谓的《台湾防卫法》。该法案确立的协助台湾当局防卫大陆沿海岛屿的义务，以及授权总统使用武装部队的条款，为美国当局干涉中国内政大开方便之门。这为此后美国对中国进行核威慑埋下了伏笔。

四、美国对华核威慑的运用与第一次台海危机的终结

在这样一种冒进的“反共浪潮”的影响下，杜勒斯开始坚定支持政府使用核武器保卫台湾及沿海岛屿。在与艾森豪威尔的私下会晤中，杜勒斯系统阐述了他构想的对华核政策。他认为，解决台海危机最好的办法，是采取“非常规措施”保护台湾及沿海岛屿免受中国共产党的攻击，也就是对核武器的使用。使用核武器不仅得到了总统的认可，还得到了国会的支持。

然而，尽管已制定出核打击的计划，实际运用核武器却并不容易，因为这面临着来自国内民众和国际社会的沉重舆论压力。对此，中情局指出，一旦美国对中国进行核打击，那么国际舆论的反应将会“十分震惊”。同时它还警告称，如果美国在中国全面进攻之前向台海岛屿投放核武器，将会对美国造成不利的政治影响。在国际社会，美国几个主要的盟友对美国政府诉诸核武器解决台海问题的举动反应不佳。而且，美国行政高层在台海危机期间发表的过于激进的言论，引起了这些盟友的深切担忧。面对来自盟友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压力，美国当局认为，如果美国继续做出不肯妥协的姿态，会使美国陷入窘境，这将使美国丢掉“在亚洲的非共产主义朋友和盟友”。因此，在反复磋商之后，艾森豪威尔政府认为，通过外交方式解决台海问题是可行的。1955年8月1日，中美大使级会谈在日内瓦举行，随着中美谈判的推进，台海危机迅速降温，核战争威胁也就此解除。

五、结语

一直以来，美国对台政策都较为保守，不肯过多介入大陆沿海的防务，这种审慎的对台政策基调，在整个杜鲁门政府时期和艾森豪威尔政府初期，都占据主导地位。而历来主张对华强硬的官员，对这种政策十分不满，他们主张在更大程度上介入到国民党当局的防务之中。第一次台海危机的爆发为强硬派在政府内部赢得话语权提供了契机，在他们的渲染下，中国人民解放军收复大陆近海岛屿的行动，被污蔑为对“和平的破坏”和对“自由世界”的侵犯，他们极力夸大来自中国大陆潜在的政治和军事威胁，从而营造了必须反华反共以维护美国国家利益的政治氛围，为国会通过《台湾防卫法》奠定了政治和舆论基础。不仅如此，以杜勒斯为代表的行政高层和国会议员们一道，建构出一套反共意识形态的话语，极力渲染中国共产党的威胁，竭力强调中国在台海的行动是整个共产主义世界对“自由世界”的威胁。最终，这套“红色恐慌”一般的“共产主义威胁论”产生了较大反响，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对华使用核武器策略的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