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

王竞超

华中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 国别(区域)研究中心主任

华中科技大学东盟研究中心研究员

 张馨怡

华中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硕士研究生

原文刊载于《边界与海洋研究》2023年第2期

本文在原文的基础上有所删减

冷战结束以来，美日同盟不仅在亚太安全秩序的塑造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也是影响中国周边安全环境的重要外部变量之一。2012年以后，美、日两国以奥巴马施行“亚太再平衡”战略、安倍晋三构建印太战略为契机，战略视阈逐步由传统的亚太向印太扩展，开始打造自西太平洋至西印度洋的防务合作体系。其后，在特朗普政府时期，随着美国正式提出印太战略并不断充实其安全内涵，美在印太沿线投放的军事资源日益增多。而日本尽管因贸易摩擦、驻日美军军费分担等问题与美产生诸多矛盾，但作为美最重要的盟友之一，仍持续推进了与美海上防务合作，美日印太防务合作体系也基本形成。拜登政府上任以来，以美国2022年2月《印太战略报告》的出炉为标志，美日高层已达成继续推进印太战略、修复强化同盟的共识。呼应这一共识，美日势必在印太海域进一步强化两国防务合作，以更有效地维持印太地区秩序，迟滞中国的崛起进程。

一、美日在印太海上防务合作的主要进展

在美日2017年前后正式提出印太战略以前，两国已为印太海上防务合作进行了较长的战略准备，主要体现于以下方面：一是两国高层战略视角由亚太向印太拓展，为开展海上防务合作，推进印太战略奠定了基础。二是美日通过整体制度设计，勾勒了两国印太防务合作框架。一方面，日本对国内安全机制进行了重构，成立了“国家安全保障委员会议”，发布了二战后首份《国家安全保障战略》报告，扫清了美日在印太开展更深层次、更广领域防务合作的机制障碍，并进一步明确了日本以美日同盟为基轴、强化日本与伙伴国合作的对外防务合作路线。另一方面，在奥巴马的推动下，美日修订《美日防卫合作指针》，不仅勾勒了美日印太合作的整体框架，也为两国在印太开展海上防务合作奠定了制度基础。三是美日确定了在印太战略中的角色与分工，在遵循奥巴马时代以来亚太同盟体系内部“美主日辅”原则的同时，明显提升了日本战略地位。四是确立了海上防务合作在美日印太战略中的定位，两国将海上防务合作作为协同推进该战略，实现彼此目标的核心路径。

美日在修改《指针》、从整体上构建两国在印太的海上防务合作框架的基础上，2017年以来在防务合作上体现出由近及远、自日本“西南诸岛”延伸至印度洋区域的特征。总体来看，特朗普、拜登两届政府，在美日印太海上防务合作方面既有延续性，也有差异性。就延续性而言，两届政府均与日本在印太重点深化了在东海、台海、南海与印度洋“三海一洋”的合作关系。“三海一洋”既涵盖了中国领土主权与海洋权益等核心利益，也是中国维护国家安全的关键所在。因此，美日希望将“三海一洋”安全互动机制作为印太防务合作的核心抓手。在此基础上，两国也联合印、澳、英、法及印太中小国家，将军事力量进一步向南太平洋、东印度洋、西南印度洋等印太次重要海域投射，力图构建针对中国的印太全方位安全合作体系。

就差异性而言，一是相较于特朗普政府时期，拜登执政后美日合作更为密切。随着美国与盟友关系的修复，美日同盟裂痕得以弥合，两国军事一体化趋势明显，在印太海上防务合作呈现全天候、无缝对接的特征，明显提升了两国合作的威慑力。二是拜登时期美日在印太的海上防务合作范围不断拓展。除了传统防务合作，美日也加速在印度洋等海域开展双多边海洋态势感知等功能性合作，夯实了海上安全情报搜集、共享、分析能力。三是美日合作向多域化发展，海上安全更多地与陆、空、天、网、电等其他领域融合，美日多域化、综合性海上防务合作体系已浮出水面。

二、美日在印太开展海上防务合作的多重动因

美日印太海上防务合作受到了美日同盟历史演进与现实动态的共同影响，是思想、制度、战略因素联合作用下的结果。

首先，传统地缘政治思想与“海洋国家同盟”构想等为美日合作奠定了较深厚的理论基础，对两国政官学各界进行了思想动员。对于美国而言，冷战期间、后冷战时期其对亚太同盟体系的构建、海外军事力量的配置体现了海权论等地缘政治思想深刻的影响。而日本政界、战略界则以海权论为基础，以价值观外交为媒介，长期对“海洋国家联盟”论、陆海国家“对立论”予以鼓吹，强调日本应与美国等强大的海洋国家为盟友，并以此制衡中俄等大陆国家。在印太战略成为美日对外政策重心后，以海上防务合作为路径，拉拢澳、印、越等盟友、伙伴国建立海洋国家联盟，对抗以中国为首的陆权国家成为美日两国从官方到民间的战略指南。

其次，在思想层面基础上，小布什时代至今美日同盟机制的演进则为两国合作提供了制度性约束、保障与驱动力。在特朗普执政期间，尽管美日关系一度受到冲击，但随着多份官方文件的出台，美日海上防务合作的制度性驱动力进一步增强。拜登执政以后，随着美国修补、强化同盟的国策得以确立，美日同盟机制建设也趋于完善。未来，美日将构建起首脑会晤、“2+2”机制、美国印太司令部与日本统合司令部等多层级机制，势必为两国防务合作提供新的制度性驱动力。

再次，除了传统的思想、制度层面，美日合作也是两国因应当前印太局势的主动作为，这集中体现于两国维护印太“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战略诉求。在美日认知中，不论是“海洋强国”战略还是“一带一路”倡议，均是中国在中日国力逆转、中美权力转移加速的背景下，意图以硬实力颠覆现有亚太乃至印太“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取代美国霸权地位的重要尝试。因此，为了对华有效制衡，美日重点着眼于海洋领域，意图以海上防务合作为手段抑制海洋强国战略、恶化“一带一路”沿线安全环境，最终有效迟滞中国崛起，维持印太地区美主日辅、美盟友与伙伴国共同协作的国际秩序。

三、拜登政府印太战略框架下美日海上防务合作的走向

在拜登政府《印太战略报告》正式出台的背景下，未来美日印太海上防务合作前景存在新的推动因素，并呈现若干新的趋势。一方面，美日海上防务合作面临着较“乐观”的局面。中美对立的升级、印太地区海洋安全局势的动荡促使特朗普及拜登政府大力强化了在印太，特别是日本“西南诸岛”、南海、西印度洋等重点区域的军事部署，并要求日澳印英菲等盟友、伙伴国予以积极配合，实现对华有力的安全钳制。而日本在“后疫情”时代内外交困，国内反华保守主义思潮再起，外部则面临着美国的防务合作压力，其也中断了中日关系改善进程，在多个层面配合美国安全战略，美日军事一体化进程显著提速。另一方面，美日合作在合作路径、战略目标等方面出现了若干新的趋势。从合作路径来看，美日跨领域合作、海上防务装备与技术合作将日益密切。美日海上军力将日益与陆、空、天、网、电等其他领域融合，立体式、多领域海上防务合作模式将是未来两国重要努力方向。

从美日战略目标来看，一是将以日本 “西南诸岛”为依托，持续打造东海、台海、南海、印度洋“三海一洋”安全互动机制，分散中国战略资源，缓和来自中国的地缘政治压力。二是以“三海一洋”为载体、以“美日同盟+1”的小多边海上防务合作机制为基础，联合美日各盟国与伙伴国，将军事力量进一步向南太平洋、东印度洋、西南印度洋等印太次重要海域投射，意图“以点带面”，构建印太多边海上防务合作体系，以牵制中国和平崛起、维持既有印太地区秩序。当然，美日合作并非“一路坦途”，由于两国国内政治的掣肘、美日与印度、东盟国家遏华立场存在“温差”等内外因素影响，美日合作的强度与密度将一定程度上受到抑制，两国孜孜以求打造的印太海上遏华体系也会呈现出明显的短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