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安德烈·苏申佐夫：俄乌冲突和美俄全球竞争时代的开始

在过去的三十年里，线性逻辑在俄罗斯和西方之间的关系中一直在发挥作用。第42任美国总统威廉·克林顿在他为《大西洋》杂志撰写的专栏文章中做出描述：“我的政策是力求最好，并且要扩大北约，以便为最坏的情况做准备”。这一表述简明扼要地表明了美国的立场：西方影响力的扩张本质上是从实力地位出发的地缘战略手段，它暗含在传播民主、自由主义、自由交换、市场经济等制度的论述中——简而言之，就是 “力求最好”。 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的外交政策战略也建立在“力求最好”的基础上。俄罗斯的第一任外交部长安德烈·科济列夫是亲西方路线的积极支持者。在一系列的演讲和出版物中，科济列夫积极宣传这一观点，但当时已经很清楚，俄罗斯有不准备放弃的一系列重要利益，如果受到压力，俄罗斯和西方之间的危机可能变得更加现实。 在科济列夫的任期即将结束时，他的言辞开始发生转变。这位部长更加积极地宣称北约的扩张影响了俄罗斯的安全利益。曾参与分析冷战局势的美国主要分析家们也注意到了这一点：苏联威慑理论的作者、美国外交官乔治·肯南在1997年为《纽约时报》撰写的专栏文章中公开称北约扩张是“一个致命的错误”，他说这样的政策将不可避免地导致与俄罗斯的冲突：“俄罗斯不会相信美国作出的没有敌意的保证。当然，他们别无选择，只能接受北约的扩张成为既定事实。但他们会始终认为这是西方的进攻，并可能为自己未来的安全寻求保障。”该文章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俄乌冲突爆发原因。 美国最著名的政治学家之一约翰·米尔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在2003年写道，国家是理性的，但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衡量标准，即理性评估其环境并相应调整其战略的能力。美国研究界早就认识到，美国的出发点是自己比其他国家更为优越的理性信念。如果说美国使用“历史的正确一面”和“历史的错误一面”（通常指俄罗斯和中国）的说法，那么俄罗斯的理性，则从另一个角度出发：世界上有几个大国，它们通过军事、经济和社会潜力可以投射力量，成为其他国家政策的重心，这些国家也成为其他地区和发展模式的模板。而这些中心分散在不同的大陆上各自发展——就像“阿特拉斯撑起天空”。如果每个“阿特拉斯”负责他的“一片天空”——则全球稳定，因此“阿特拉斯”之间不能相互争吵，因为如果他们发生冲突，整个天空就会崩溃。这也正是为何全球稳定架构在今天正在面临崩溃。 在最近的一次采访中，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承认，后两极时代已经结束，俄罗斯和美国的全球竞争时代已经开始。我们将不可避免地看到这种竞争以地区危机的形式表现出的激烈冲突，而从乌克兰危机中产生的新体系将建立在相互敌对的基础上。1997年的《北约-俄罗斯成立法案》可能会成为过去式，北约在东欧的军事存在将更加活跃。这种结构将更加危险，让人联想到冷战。然而，如今和当初的状况有着根本差别：那时，每个人都知道错误的代价和危机自发升级的风险。在苏联和西方之间的几次边界危机过程中，人们意识到，我们无法承受一场会带来毁灭的重大战争。 尽管存在敌意，俄罗斯还是会与美国讨论欧洲安全的未来轮廓。漫长的外交马拉松始于2021年11月至12月的俄美磋商，当时进行了外交解决军事冲突的最后尝试。当乌克兰危机的激烈阶段过去后，双方将回到谈判中，共同协商决定欧洲未来的安全局势。然而，很明显，美国现在的利益在于让乌克兰危机持续尽可能长的时间，不断削弱俄罗斯的实力，以便在俄罗斯从乌克兰脱身时更加孱弱。而这将创造一个不同的谈判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