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5日至16日，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将在乌兹别克斯坦的撒马尔罕举行。这将是继2019年6月在比什凯克举行的上合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会议后的首次面对面峰会。此前两届峰会分别以线上和混合形式在俄罗斯和塔吉克斯坦举行。前印度驻哈萨克斯坦、瑞典和拉脱维亚大使阿肖克·萨詹哈尔（Ashok Sadzhanhar）特别撰文强调了此次峰会的重要性，并对会议形势作出了研判。

萨詹哈尔将领导人是否亲自到场参会看作一个重要的风向标。他指出，目前还不清楚除了同为本组织成员的三个中亚国家，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的领导人之外，还有哪些领导人将亲自参加这次元首理事会。最有可能出席的是伊朗领导人，因为这是其成员国资格获批后举行的第一次峰会，伊朗已为此努力多年。此外，尽管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正式的官方声明，但萨詹哈尔认为有充足的理由证明莫迪总理将亲自到访乌兹别克斯坦参加此次峰会。回顾过去，莫迪总理出席了自2015年以来的所有上合组织峰会。其次，在总统沙夫卡特·米尔济约耶夫的领导下，乌兹别克斯坦已成为印度在中亚地区最重要的经济、安全和战略伙伴。莫迪和米尔济约耶夫互动密切、相互理解，结下了深厚的个人友谊。两国元首互访频繁，米尔济约耶夫曾于2018年10月和2019年1月两次访问印度，莫迪也分别于2015年7月和2016年在出席上合组织峰会期间访问了乌兹别克斯坦。近年来，乌兹别克斯坦对印度的重要性有所增加，原因有三。第一，乌兹别克斯坦是与阿富汗接壤的三个中亚国家之一。阿富汗已成为印度和该地区的巨大安全威胁，塔利班为大量恐怖组织提供了避风港。乌兹别克斯坦作为阿富汗最大的电力供应国，享有经济信誉，并积极与该国保持接触。乌兹别克斯坦可以发挥重要作用，让塔利班相信，如果它希望得到全球外交承认，就应该确保激进组织不在该地区及其他地区从事恐怖活动。阿富汗现任领导班子还须走向代议制政府，并确保妇女、女童等少数群体的安全和权利。第二，乌兹别克斯坦在促进与中亚的连通性以及恰巴哈尔港和国际南北运输走廊的运营方面也发挥着核心作用。第三，印度将在于乌兹别克斯坦举行的上海合作组织峰会上正式就任下一年的轮值主席国。

萨詹哈尔认为对于俄中两国来说，此次峰会重要的目的之一在于发出两国并未被孤立的信号。他预测此次元首理事会将是“高朋满座”的景象，俄中巴领导人都将亲自到会。对俄罗斯而言，普京希望借此次峰会巩固其在中亚的影响力，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俄罗斯在中亚的影响力一直在下降。对中国而言，中亚对中国及其旗舰项目“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性在最近几个月显著增加。在乌克兰危机之后西方对俄罗斯实施了严厉制裁，通过俄罗斯向欧洲运送货物的路线受到了阻碍。乌兹别克斯坦对“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性大大增加，预计明年将开通延迟已久的中国-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铁路，以及连接中巴经济走廊的铁尔梅兹-喀布尔-白沙瓦铁路。此外，萨詹哈尔指出上合组织一直被认为是由中国驱动的。因此，中方领导人到场出席合情合理。俄中领导人还将重申2月4日在北京冬奥会上宣布的“无限制”伙伴关系。这一点尤为重要，因为两国与美国和西方的冲突现在已经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突出。巴基斯坦总理谢里夫也可能到场出席，他需要减轻自己目前面临的国内压力，巴基斯坦希望在上合组织中成为地区舞台上有影响力的参与者。

萨詹哈尔表示，如果普京出席，很可能会与莫迪举行双边会晤。这将是印方尝试了解俄罗斯在乌克兰未来目标，两位领导人携手规划双边合作未来方向，特别是在国防和能源领域的宝贵机会。而印中领导人会晤只有在中方提出要求的情况下才能举行，因为印度不太可能提出双边对话的要求。由于没有迹象表明中国愿意放松其在实际控制线上的“扩张主义政策”，因此最高级别的双边会议能否产生任何重大的积极成果仍存疑。然而，莫迪可以借此向中方领导人传达印度在边界问题上的强烈而坚定不移的观点。由于一系列国内因素和双边考虑，莫迪和巴基斯坦领导人谢里夫不太可能举行会晤。目前，谢里夫的领导地位摇摇欲坠，尚不清楚他能在位多久。在这种情况下，印巴所达成的任何协议或谅解的有效性与寿命都显然有限。

最后，萨詹哈尔对印度在上合峰会的外交成果作出展望。莫迪总理将利用在撒马尔罕的机会，推进印度与伊朗在国际南北运输走廊（INSTC）和恰巴哈尔港的合作以及双边战略和经济方面的伙伴关系，并将与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三国领导人展开磋商，抓住加强双边和地区关系的新机遇，从而推进印度与这些国家的多方面关系。借此次峰会之机，印度将深化与多个上合组织成员国的伙伴关系，促进其在该地区的战略、安全、政治、经济和商业利益。

8月18日，在泰国访问的印度外交部长苏杰生在主题为“印度对‘印太地区’的愿景”演讲后回答提问时提到了“亚洲世纪”（Asian Century）这一概念，苏杰生承认了中国的崛起，也同样提到了印度的崛起，并认为只有当印中两国走到一起时，“亚洲世纪”才会到来，反之则很难出现。近日，前印度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东北中心副主任约书亚·托马斯教授在印度观察家研究基金会发表题为《印度如何在与中国打交道的同时保持竞争力？》的文章。他强调，印中两国人口占世界人口的三分之一，印中关系的未来不仅与两国人民息息相关，而且对亚洲和整个世界都至关重要。

托马斯认为，中国有一个“主宰全球”的宏伟战略，并先印度一步意识到印度洋地区的战略重要性。自2005年“珍珠链”一词首次提出以来，中国就开始在印度周边乃至整个南亚地区筹谋规划，建立起一系列对华友好港口：东部是缅甸，南部是斯里兰卡，西部是马尔代夫和坦桑尼亚。这一链条的关键在于中国在巴基斯坦投资建设的瓜达尔港，中巴经济走廊将从那里一直延伸到中国新疆地区的喀什。随着中国对孟加拉国、尼泊尔和其他邻国投资的与日俱增，以及近年来印中边境对峙频发，印度可以日益清晰地感知到“盘踞在家门的中国龙”。托马斯客观地指出，在经济和军事实力上，印度并不优于中国；然而，他对印度的未来发展充满信心，认为当前的全球地缘政治环境为印度提供了在国际舞台上发挥主导作用的机会。

托马斯为印度该如何兼顾与中国打交道并同邻国加强联系，保持影响力与竞争力提出四点建议。首先，印度需要了解中国对外特别是在南亚和东南亚邻国的运作体系。印度需要促进多极化趋势和民主化进程，增加自己与周边地区的联系，并扩大在周边的影响力。其次，印度需要发展一种替代中国的经济模式。尽管暂时无法在经济和军事上与中国竞争，但印度可以通过开放贸易和投资市场，为周边地区提供当前急需的发展空间，使各国最终可以在印度的技术和知识力量援助下加强自身发展。再次，印度需要实施“促进发展的外交”，可以在以下领域开展尝试：第一项为基础设施外交，通过可持续的基础设施投资，以印度在东道国的优质投资为特色。这将有助于获得公众的好感和周边国家的信任，避免失去民众或政府支持，可以考虑通过国际太阳能联盟这一平台和加强物理设施连接。第二项为公共产品外交，当受援国面临自然灾害和经济危机时，向其提供针对救灾和重建的援助将是提供非互惠救济的理想选择。不仅可以减轻当地居民痛苦，提供救援、救济，还可以提供公共物资。在这方面，印度的邻里优先政策需要得到比目前更令人印象深刻的资源支持。第三项为粮食和能源外交，正如印度在斯里兰卡持续的经济危机中的慷慨解囊那样，向邻国提供粮食和燃料的外交对于正在遭受经济危机威胁的国家的生存和维持发展至关重要。第四项是卫生援助外交，作为对外援助的重要一环，可以通过提供疫苗、医疗用品等实现。第五项是教育援助外交，通过公私合营，可以向邻国的学生提供更多的奖学金，鼓励他们进入印度的高等教育机构就学。此外，各国互认学位也有助于促进文化外交。最后，印度需要像俄罗斯和伊朗最大限度使用本币结算那样拥有一种“南亚共同货币”来开展贸易。尽管与巴基斯坦存在紧张关系，但印度不应放弃争取大多数南亚国家支持的努力，大部分南亚国家的货币与印度卢比存在相似性。

托马斯表示，尽管困难挫折重重，但印中关系仍在继续向前发展。双方都采取了若干举措来修补和重置两国关系，并表示愿意进行更多对话。正如莫迪总理在香格里拉对话上所说，“当印度和中国以信任和信心合作，同时对彼此的利益保持敏感时，亚洲和世界将有一个更美好的未来。”托马斯提出，要实现这一点需要采取新的“即时措施”为印中关系开辟一个新时代，同时帮助印度在南亚地区保持影响力。作为即将担任G20主席国且正值独立75周年之际的崛起中大国，印度必将对世界产生重大影响。印度必须利用这一机会谨慎地展开力量投射，尤其是在对华交往中。现在正是印度利用硬实力和软实力充分实现其国家和全球利益的时候，实现“印度梦”时机已到。

印度观察家研究基金会的高级研究员、曾任总理办公室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处助理主任萨米尔·帕蒂尔和地缘政治分析师唐·麦克林·吉尔撰文称斯里兰卡经济危机和正在发展的南亚局势“对印度和中国在南亚的权力竞争产生了重大影响”，此时正是印度重获南亚影响力的绝佳机会。

斯里兰卡经济危机已经给该国居民带来了严重的政治和社会经济后果。除了威胁国家稳定外，持续恶化的南亚局势可能会对中国加强在该地区战略影响力和力量投射形成阻碍。这种情况可以成为印度的宝贵机遇，在过去的几年里，印度一直密切关注且警惕着中国在该地区日益增长的影响力。印度政府现在有望通过解决中方投资所造成的混乱来展示其对南亚稳定的积极贡献，凸显其领导力。

首先，衡量一个区域外大国战略影响力的最关键指标之一是其维持双边军事演习和与区域国家展开防务合作的能力。帕蒂尔等认为中国过去十年中的崛起伴随着向周边地区投射力量和最大化其影响力的愿望。200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稳步地将其远洋行动扩展到印度洋，以扩大战略足迹。中国积极参与非洲之角的反海盗行动，在印度洋上广泛部署其核潜艇，并于2017年在吉布提建立了第一个海外基地。尽管军事能力令人印象深刻，但中国在印度洋地区，特别是在南亚地区维持强大军事存在的能力仍然受限。虽然中国已经成为该地区（主要是巴基斯坦、孟加拉国和缅甸）的主要武器出口国，但却未能扩大与南亚国家的军事交流及其他方面防务合作。此外，考虑到与印度日益增长的经济实力和在地缘上的接近，南亚国家（唯一的例外是巴基斯坦）也认为不公开参与可能直接破坏地区力量平衡的区域外国家的行动是明智的。因此，中国试图将其日益增长的地区军事存在转化为战略影响力、抵消印度在该地区的领导作用的企图遭遇了挫折。

其次，为树立该地区主要经济发展伙伴的形象，中国开始通过其“一带一路”倡议与南亚各国接触。斯里兰卡获得价值数十亿美元的中国投资。中方提供大量贷款，使中国企业得以在斯里兰卡承接多个关键基础设施项目，从道路、港口开发到铁路设备供应。由于缺乏透明度、可持续性和问责制保证，这些项目从一开始就饱受争议。但与中方关系密切的且颇具影响力的拉贾帕克萨家族却对此视而不见，为这些投资提供了广泛便利。然而，今年随着经济危机的发展，斯里兰卡的对华债务问题愈发显著。有人估计中国占斯里兰卡总债务的10%,更有甚者认为10%仍是一个保守的估计，有可能高达20%。尽管如此，面对斯里兰卡方面的一再要求，中国仍然不愿意重组斯里兰卡贷款。中国希望将尽可能多的国家纳入一带一路的范围，斯里兰卡危机对中国长期以来培养负责任大国形象的努力是一个重大挑战。帕蒂尔等称斯里兰卡危机表明，中国政府不仅不具备提供经济增长和发展的能力，而且由于反应迟缓，在经济陷入困境时，也并非一个可靠的伙伴。这为其他国家敲响了警钟，因为该地区另外两个接受中国贷款的巴基斯坦和尼泊尔似乎也将走向类似的道路。巴基斯坦面临着沉重的债务，其中许多是中国的巨额贷款和投资，而且这些债务正在恶化。这一情况与巴基斯坦外汇储备不断减少相吻合，而此时能源进口的成本正在上升。同样，尼泊尔也面临着经济上的艰难时刻，其外汇储备在下降，而国际收支的不平衡日益加深了流动性紧缩。

最后，帕蒂尔等丝毫不掩印度和西方炒作中国债务陷阱论背后的野心，即试图将印度塑造成解决斯里兰卡危机的关键角色。斯里兰卡危机让印度得以介入并提升在斯和南亚地区影响，自2022年1月以来，印度向科伦坡提供了价值38亿美元的前所未有的经济援助（相比之下，2001-2021年间印度在阿富汗投资了30亿美元），并计划在局势稳定后提供更多援助。印度主动援助邻国的行动在该地区和世界范围内创造了对印度更积极的看法。随着中国投资接连引发经济危机，人们开始质疑中国作为该地区发展伙伴的有效性。此外，全球对中国投资的日益抵制和对其经济增长的持续怀疑加剧了这一动态，让印度处于有利地位。

帕蒂尔等强调，印度有潜力抵消中国在该地区日益增长但仍然有限的影响力（也许不包括巴基斯坦），印度可以通过经济援助体现印度将是一个更稳定优质、以人为本的合作伙伴和替代方案。

7月25日，新当选的印度总统德劳帕迪·穆尔穆在议会大厦宣誓就职，成为印度首位来自部落地区的总统和印度历史上第二位女总统。穆尔穆成为总统的意义何在？印度联邦院印人党议员、德里大学莫提拉尔·尼赫鲁学院教授拉克什·辛哈（Rakesh Sinha）认为这个问题的答案更多与社会民主主义和共和精神等重要问题有关，而不能仅从意识形态或政治分歧层面来解读。

作者认为，这一变化突显了尼赫鲁和莫迪时代的根本区别。尼赫鲁创立了印度民主共和国，为保留与欧洲价值观的联系，面对强烈的民族主义反对浪潮，仍保留了具有英联邦色彩的一部分政治架构。而“平民出身”的莫迪抛弃了强加于印度政治进程的欧洲价值观，对他而言，政治是人民的政治。

首先，作为一名女性和部落领袖，穆尔穆具有理解和深入体验基层民主机构的特殊优势。她从一个社会等级与经济阶层存在种种不公的体制中破茧成蝶。她来自占印度人口8.6%、遍布全国的部落居民群体。自殖民时代以来，这部分社会成员一直是最被边缘化的。在1911年的人口普查前，殖民政权将部落社群轻蔑地称为“泛灵论者”（Animists）。如今，人均收入、识字率和健康指数表明这种边缘化趋势并未根本好转。除了提高社会经济地位外，部落社群在国家生活中的作用亟待被承认并得到尊重。同莫迪政府宣布最受尊敬的民族主义部落领袖比尔萨·蒙达的诞辰纪念日为部落骄傲日（Janjatiya Gaurav Divas）一样，穆尔穆当选总统有助于部落社群民众社会地位的提升。

其次，穆尔穆的当选挑战了印度政治文化的精英统治。莫迪的领导在解构精英民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穆尔穆的当选与这一民主化进程有着内在联系。以帕德玛奖（Padma Shri award）的平民化为例，这一奖项此前是不同领域知名杰出人士的专属。自2014年以来，该奖表彰了许多成就非凡的普通人。如哈拉基（Halakki）部落的Tulsi Gowda、梅加拉亚邦的Trinity Saioo和阿萨姆邦的贾达夫·帕扬，这是对普通人为国家服务的认可。印度共和国是文明遗产和宪法义务的自愿结合。几十年来，印度一直受制于欧洲模式，并试图渐进式发展。但是，每个国家都应根据其自身人口和文化特点行事。纳尔逊·曼德拉改变了南非的政治文化，而美国花了几个世纪才选出第一位黑人总统。这是欧洲亦或说西方模式局限性的体现。自吠陀时代以来，印度丰富的民主遗产一直停留在教科书中被人遗忘的角落里。除了宪法义务之外，如果印度不能保护自己的文明遗产，共和国将是“不完整的”。

最后，作者再次表示，一名部落社群女性当选国家元首并非象征性的姿态，而是印度集体良知的体现，即部落社群应该从印度政府那里获得更多支持。推选总统一事超越了党争权谋，穆尔穆的当选显示了人民的集体意志。作为总统，她现在不可辜负这种信任。选举还表明，民主的发展，克服了偏见，摧毁了特权，这种民主思维和进程的转变将产生深远的影响，应利用总统选举产生的机会来实现社会民主的目标。

然而印人党议员辛哈的赞歌并非事实的全部，穆尔穆当选的背后蕴含着复杂的政治利益考量。《种姓攸关（Caste Matters）》的作者苏杰拉·延格德就指出，印人党或许正试图通过给“在册种姓”（达利特人的官方名称）和“在册部落”象征性的代表权来扩大自身影响力。推动这些最差境遇族群代表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功，是印度执政党凝聚社会共识、打造印度梦的低成本手段。穆尔穆的前任科温德总统被誉为印度的达利特总统，但他在任期内却羞于谈及达利特人的有关事项，印度边缘群体的状况仍在恶化。穆尔穆当选究竟能否有效改变印度女性群体和土著部落居民的处境仍有待观察。

拉贾·莫汉就拟定于7月14日举行的I2U2首次峰会发表署名文章称，较之以往，印度在西亚的新策略更具自信，这是一种可喜的突破。I2U2是2021年10月美国、以色列、阿联酋和印度外交部长在苏杰生访问以色列时共同发起的，本周的线上峰会将从四国首脑层面为该论坛注入更多活力。

文章开篇，拉贾·莫汉指出，出席I2U2峰会并非美国总统中东之行的主要目的。拜登此次对以色列和沙特阿拉伯的访问具有几个富有挑战性的目标。其一，在乌克兰战争后争取沙特方面的支持，以减轻全球油价压力；其二，改善美国与沙特的关系；其三，推动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之间的关系正常化；其四，说服以色列寻求与巴勒斯坦的和解，恢复美国与巴勒斯坦权力机构的接触等。莫汉认为，在此次“任重道远”的访问中加入I2U2峰会这一日程安排，体现出美国对印度能够为该地区的和平与繁荣做出重大贡献的坚定信念，而印度政府想要打破在西亚事务中的一贯做法之意愿在莫迪执政期间也日趋强烈。

彰往考来，拉贾·莫汉回顾印度与各国交往的历史，比较分析了莫迪政府在中东政策的新趋势。传统上，印度与此次峰会涉及的其他三个国家一直保持着安全的政治距离。首先，就以色列而言，印度是1950年第一批承认以色列的国家之一，然而尼赫鲁政府一直没有与其建立全面外交关系。拉奥政府在1992年改变了这一政策，但保守的国大党仍对印以关系发展瞻前顾后、犹豫不决。继任者瓦杰帕伊对以色列认识更为积极，他于2003年接待了以色列总理阿里埃勒·沙龙。随后，在团结进步联盟（UPA）长达十年的统治中，双方总理互访再次停滞。尽管两国关系稳步发展，但政府出于意识形态考量不愿赋予这种伙伴关系以政治特征。与之相对的是，莫迪上台时决心为印以关系注入政治色彩。如果说国大党的谨慎源于担心与以色列的公开接触可能会使印度与阿拉伯伙伴的关系复杂化，而莫迪则认识到该地区正在经历彻底的政治变革，印度对该地区的外交方针也亟需摆脱过去的陈规旧习。他的高瞻远瞩得到了回报。印度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推动与以色列的关系，这一点竟未引起来自阿拉伯国家乃至整个伊斯兰世界的任何负面反应。莫汉分析指出，症结所在不是中东，而是意识形态的偏见扭曲了印度对该地区的看法，印度一度坚信以色列和穆斯林世界之间的矛盾是持久和不可调和的。然而现实往往更为复杂，土耳其现在是政治伊斯兰主义的拥护者，但自1949年以来就与以色列建立了外交关系。埃及也于1980年与以色列实现了关系正常化。根据特朗普政府的亚伯拉罕协议，阿联酋、巴林、苏丹和摩洛哥在2020年都与以色列达成了关系正常化协议。

莫迪在与以色列接触方面的果断与其深化印度与阿拉伯世界关系的努力并驾齐驱。2018年出访以色列后他还访问了巴勒斯坦，由此他成为了第一位访问巴勒斯坦的印度总理。更重要的是，印度与海湾国家，尤其是阿联酋和沙特阿拉伯的关系发生了转变。过去，印度在阿拉伯世界的传统偏好是与共和政体国家接触。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作为印度劳动力出口的主要目的地和石油、硬通货汇款的主要来源，印度与君主政体的阿拉伯国家间的交往日益重要。然而，印度仍对与君主制国家的接触保持警惕，视其为亲巴基斯坦势力。没有印度总理在1982年至2010年间访问过沙特阿拉伯或是在1981年至2015年间访问过阿联酋。但莫迪找到了一种与沙特和阿联酋统治者建立个人友好关系的方式，在不提及巴基斯坦的情况下与这些政府建立了牢固的联系。过去，印度在意识形态问题上故作姿态，曼莫汉·辛格在长达十年的任期内，只到访过该地区四次，其中两次是为了参加不结盟峰会。阿联酋的经济意义越来越大，但它并未列于辛格的行程中。相比之下，莫迪总理仅对阿联酋就进行了四次访问，并与之谈判达成了自由贸易协定，还制定了推动双边关系的宏伟计划。另外，阿联酋对印度2019年在克什米尔的宪法改革表示支持，并准备增加对印投资。

美国和西方在该地区的政策牵动着印度政府的决策。独立后，尼赫鲁政府积极反对美国以促进“和平地区”的名义在该地区采取行动，但由于许多地区国家寻求与美国和西方开展积极的经济、政治和安全合作，印度的努力未见成效便早早夭折。而今，I2U2标志着印度在对待该地区问题上突破了过去的反西方传统。莫汉观察到，即使是那些近年来支持印度通过四方安全对话在印太地区与美国接触的人，也仍对双方在中东的合作缺乏信心，但莫迪政府却押注于此，信心满满地准备就各项合作条款展开谈判。莫汉认为，印度过去出于意识形态排斥与该地区建立合作伙伴关系是反常的怪象。如今印度对西亚四方的参与，使其与包括欧洲、中国和俄罗斯在内的其他大国在该地区的节奏达到了一致。I2U2为印度与中东的关系进入一个充满活力的新阶段奠定了基础。

俄乌冲突背景下，中东能源中心的地位再次凸显。美国意欲“重返中东”，并大张旗鼓地引进印度这样的域外大国来平衡地区关系，一改往日审慎之态。但地区国家有各自的利益考量和核心关切，而印度长期以来的意识形态仍桎梏着其外交政策。因此，I2U2的凯歌能否奏响仍有待观察。

近日，前印驻东盟大使古尔吉特·辛格就6月15日至16日在新德里举行的东盟-印度特别外长会发表题为《印度视角下的东盟中心地位和内部统一》的署名文章，探讨了在新冠疫情肆虐、俄乌冲突加剧和日益严峻的“中国挑战”背景下的印度-东盟伙伴关系。

辛格认为印度-东盟伙伴关系应力求不被该地区和全球其他事件所干扰。印度外交部长苏杰生在其著作《印度道路：不确定世界下的战略》中强调东盟的中心地位已今非昔比。新冠肺炎疫情和乌克兰危机导致风险挑战增多，全球发展环境的复杂性、严峻性、不确定性上升，加之来自中国的挑战，这些无一不考验着东盟的危机应对能力。因此，在与合作伙伴的联合声明中，东盟内部统一和中心地位被提及的频率日益增加。事实上，现在东盟确应以更强的责任感保障内部团结并维持中心地位。辛格指出，此时是评估双方伙伴关系、观察双方接触意向的大好时机。疫情对印度和东盟之间的既有共识造成了冲击，但双方在疫情导致的经济下行压力下却有了一些新的合作机遇。然而这种以经济维系的合作机遇显然在中国与东盟的关系发展中更为显著。战略上，东盟选择对中国的所作所为表示沉默，而中国增强了对南中国海的“控制”，并日益对台湾、东海和西太平洋秩序发起冲击。辛格强调，针对当前现实，如果东盟能够在南中国海加强对中国的有效遏制，也许其他国家就不会再为此劳神费力。

乌克兰危机正迫使印太地区重新审视战略选择。此前，东盟对在中美间做出选择忧心忡忡，现在美俄间的竞争进一步加剧了东盟的忧虑。这次东盟—印度特别外长会中，柬埔寨明确表达了东盟不想被迫选边站队。辛格分析指出，在涉华立场上，东盟已通过十多年的时间达成了共识，对待中国立场较为温和，但如今在俄罗斯问题上，东盟各方出现了分歧。在联合国就将俄罗斯逐出人权理事会的投票中，六个东盟国家——文莱、柬埔寨、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新加坡和泰国投了弃权票；老挝和越南投了反对票；缅甸和菲律宾投了赞成票，尽管缅甸的投票是由仍在联合国大会上的前政府代表进行的。在此次外长会中，当柬埔寨提到选边站队的困境时，新加坡则公开对俄罗斯作出了谴责。

此外，印度与东盟建立战略互信出现新的可能。在2021年10月举行的上届东盟-印度峰会上，印度和东盟双方商定了一项计划，旨在寻找共同点，将东盟印太展望（AOIP）与印太倡议（IPOI）联系起来。然而，最终成型的文件几乎完全由东盟印太展望的功能主导，没有考虑到印度的优先事项。辛格注意到，此次外长会议上，苏杰生提醒东盟，印度牵头的国际太阳能联盟（ISA）或抗灾基础设施联盟（CDRI）是宝贵的交流平台，双方可以在能源安全方面开展合作。经济方面，印度宣布加入印太经济框架（IPEF），7个东盟成员国，包括新加坡、印尼、菲律宾、越南、泰国、马来西亚和文莱也加入其中。辛格认为这是印度和东盟建立互信、携手同行的重要开端。同“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和以东盟为中心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不同，羽翼未丰的印太经济框架成员众多，这一由美国牵头的新路径或许能更好地发展印度与东盟间的贸易伙伴关系。印度与东盟间的关系也会在明晰各自对华态度中逐步提升。

辛格对东盟-印度伙伴关系作出了展望，他高度赞扬了特别外长会议的丰厚收获。印度与东盟的贸易额终于突破了 1000 亿美元大关。今年晚些时候，东盟各成员国将开展内部程序，开始审查并在两年内完成《东盟-印度货物贸易协定（AITIGA）》的认证工作。该协定将为疫情后受到冲击的区域供应链提供有效支持。辛格认为该会议的另一重大收获是，在会后的联合声明中，印度没有为东盟做出新的财务承诺。他强调需要重新审视印度为与东盟合作注资模式的局限性，东盟必须对新项目做出同样的贡献，而非像依赖于中国、日本或韩国那样单方面仰仗印度的资金投入。此外，双方海上安全合作将持续扩大，对恐怖主义、激进势力和极端主义以及跨国犯罪的打击会进一步加强。

印度外交部发言人阿林丹·巴奇（Arindam Bagchi）表示：“东盟是印度‘东向行动政策’及其对更广泛的印太地区愿景的核心”。诚然，尽管作者在文章中不迭强调印度与东盟的合作关系平等互惠、互信互利，但这依然无法掩盖印度利用东盟不愿在美国与中俄中选边站队的情绪来谋求私利的做法。东盟对地区局势稳定有着良好愿景，但印度却利用这种愿景在南中国海问题上离间中国与东盟，以谋求自身地位的提升。

奇克曼批评了此前关于德国将取消邀请印度参加G7峰会的报道，他认为类似“鉴于印度不愿谴责俄罗斯对乌克兰的进攻，德国正在讨论是否邀请印度总理莫迪参加6月份举行的G7峰会的报道属于无稽之谈”。奇克曼强调，印度不会由于在俄乌冲突中坚持自身立场，而面临西方国家的压力，进而陷入外交局面的被动。在此，他用了较大篇幅论证印度在西方世界的不可或缺性——即“在一个担心中国崛起的世界里，选择印度是一种地缘政治的投资；在国际社会日益增长的威权主义中，选择印度是一个民主的筹码”。由此可见，某些印度知识精英正是通过渲染所谓“中国威胁”，加大自身在与西方国家“议价”中的分量。

奇克曼紧接着论证了印度与G7国家合作的积极面。奇克曼指出G7的所有成员国正与欧盟一道寻求与印度达成自由贸易协定（FTA）。美西方国家看中了印度的巨大人口市场，将印度视为投资目的地，希望借印度提振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的疲软经济。同时，美西方国家也瞄准了印度现下的安全需要，他们将加大对印出售武器、飞机和国防技术的力度，借以牟利。在G7国家中，印度与日本、法国的关系最为友好。在首相岸田文雄的领导下，日印关系得到了空前的加强。法国马克龙政府也对印度频频示好，法印关系迈入新高度。就连此前在气候行动上与印度有所龃龉的德国，也逐步转向以煤炭为基础的能源，弱化了与印度立场的分歧。奇克曼认为，世界政治局势正处于迅猛的变革之中。在塔利班成功在阿富汗实现持续执政后，巴基斯坦正在面临崩溃；在持续的俄乌冲突中，中国方面始终支持俄罗斯。由此，奇克曼为即将召开的G7峰会做出了“出于对中国崛起的担忧，美西方国家将会加大‘抬印抑华’力度”的定调。

奇克曼认为应当充分肯定G7机制的平台作用。他表示，尽管作为发展中国家，印度在G7国家的发声有限，但作为G7集团的第四大经济体，印度应当拥有一定分量的发言权。作为新兴地区大国，G7成员国有意愿也有责任与印度接触，并积极与其进行经济、安全和政治对话。奇克曼也对国内质疑G7峰会有效性的舆论进行了反驳，他指出“无论是G20、北美自由贸易协议、环孟加拉湾多领域经济技术合作倡议还是金砖国家、东盟和四方安全对话等多边机制，其目的都在于为各国领导人提供‘求同存异’的对话平台。印度参与G7峰会及其与西方国家的合作，都应当视为一项持续性的工作，而不是只关注到繁杂的分歧。”奇克曼对即将到来的G7峰会怀有较高期待，他认为莫迪总理在参会期间应该“主动出击”，特别是在俄乌冲突、气候和科技等领域。莫迪可以在峰会上提出“印度方案”，代表世界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发声。

奇克曼也承认了印度与G7国家并非“完全合拍”，印度与美西方国家之间同样存在难以调和的矛盾。在此次G7峰会中，美国总统拜登将持续推动对俄罗斯发表更强硬的声明，这会使印度政府处于一个较为尴尬的位置。德国总理朔尔茨、意大利总理德拉吉和英国首相约翰逊也将向印度施压，要求其减少从俄罗斯购买石油的力度。印度和加拿大的关系需要外交渠道的修复，但至少要等到加拿大选出下一任总理后才会开启关系修复的实质性进程。与其同时，印度政府也会与中国、巴基斯坦等国积极进行接触与谈判，确保其在国际社会的多极化立场。奇克曼这一提法与尼赫鲁大学第一副校长钦塔马尼·马哈帕查（Chintamani Mahapatra）的观点不谋而合。马哈帕查于6月29日发表社论称“参与此次G7峰会对印度而言意义重大，但印度仍然致力于维护本国的战略自主权。我们一方面坚持尊重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原则立场，另一方面也要反对单方的军事行动和制裁。”

自俄乌冲突以来，印度先后参加了四方安全对话领导人线下峰会、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以及此次的G7峰会，在国际舞台上频频亮相。以奇克曼为代表的印度知识精英信奉采取“多向结盟”的方式，在印中关系、印美关系以及印俄关系中占据有利位置。然而，随着俄乌冲突持续、中美竞争加剧，印度外交的“走钢丝”将越来越难以为继。

潘特首先引用了外交部长苏杰生上月在金砖外长会议上的发言——“金砖国家一再申明尊重主权平等、领土完整和国际法，（所有成员国）必须履行这些承诺”。潘特认为，本月晚些时候举办第14次金砖领导人峰会将面临的最大挑战是来自中国意图改变与周边国家的领土现状以及现下的俄乌冲突，金砖国家将越来越难以围绕奠定这一集团基础的原则团结起来。因此，印度政府有必要不断提醒所有金砖国家，其特征性是坚持“尊重主权平等、领土完整和国际法”的核心原则。如果以上原则被违反，那么金砖国家的凝聚力将难以为继。潘特此言醉翁之意不在酒，其中暗含了对中印边境对峙、中国在南海的领土主张以及俄罗斯袭击乌克兰的批评。

潘特梳理了金砖国家组织成立、发展的历程。美国霸权是金砖国家聚集在一起呼吁建立更公平的全球秩序的原生动力。俄印中三国从1990年代初就开始联合发声，旨在挑战美国外交政策的单极倾向。金砖国家最先发轫于投资银行的设立，后来演变成一个地缘政治集团。迈入21世纪，随着中国、印度和俄罗斯的经济影响力不断增长，三国渴望改变现有由西方主导多边机制的权力愿望成为焦点。紧随其后的两位成员国分别是巴西和南非。

潘特强调新冠疫情与俄乌冲突叠振暴露了印度在经济和国防领域的脆弱性。他分析道，“如果说新冠疫情持续蔓延使印度意识到关键进口产品过度依赖中国的危险，那么乌克兰危机则暴露了印度在极端依赖俄罗斯国防方面的脆弱性”。潘特认为苏杰生在金砖国家外长会议上的发声直击目前金砖国家的要害。苏杰生认为金砖国家“不仅要从新冠疫情中寻求社会经济复苏，还要建立有弹性和可靠的供应链”。金砖国家共建弹性供应链本是发展区域乃至全球经济的应有之义，却被潘特歪曲总结为“这点明了我们这个时代面临的主要经济难题。中国在全球供应链中的主导地位造成了相当不平衡的全球经济秩序。印度和其他几个国家希望重新配置这些供应链，以减少对任何国家的过度依赖”。除了加强成员国的经济合作外，苏杰生还指出了金砖国家肩负着为发展中国家发声、回应它们诉求的使命。苏杰生在外长会议上称“由于乌克兰危机，能源、食品和其他商品的成本不断上升。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都直面到了俄乌冲突的影响”。苏杰生特别转引了非洲联盟主席马基•萨勒对俄罗斯总统普京的呼吁——“在全球粮食短缺和粮食供应滞留在乌克兰港口的背景下，即使非洲国家远离战区（行动），也是这场冲突经济层面上的受害者”。显然，苏杰生意在借此拉近印非关系，其外交内核“虚多于实”。

潘特还老调重弹印度政府多年来孜孜以求的“联合国安理会入常”问题。他指出苏杰生在金砖外长会议上提醒各成员国家，金砖国家应一致并具体支持联合国安理会（UNSC）改革。对印度来说，这是外交政策的优先事项。在此，印度将不能顺利“入常”的原因归咎于两点。其一是中国因素，印方认为中国政府一直站在为印度入常制造障碍的最前沿，甚至得出了“中国主张维持现状，寻求保持其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唯一拥有一票否决权的亚洲大国地位”的错误观点。其二则是联合国本身的因素。印方认为联合国缺乏任何实质性改革，进而质疑其可信度。

潘特认为金砖国家内部共识的局限性正变得非常明显。乌克兰冲突之后，俄罗斯可能与中国更加接近，印度在该平台内的战略机动空间将进一步受到挤压。中印关系也没有好转的迹象。潘特援引苏杰生的话指出，我们（印度）的边界也需要维护，印度绝不会接受任何单方面改变现状的企图。除此之外，潘特对中国推行“金砖+”表示了含蓄的批评，他认为阿根廷、埃及、印度尼西亚、哈萨克斯坦、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尼日利亚、塞内加尔和泰国等国可能的加入，将使金砖国家疲于管理内部成员之间的矛盾。

最后，潘特也点明了印度加入金砖国家的考量。他指出，从印度的角度来看，参与金砖国家平台使其能够作为一个崛起中的大国参与全球治理对话，并突显了历届印度政府保持其决策自主权的愿望。潘特认为印度政府要想实现其“大国梦”必须继续在金砖平台保持灵活和直言不讳，本月晚些时候的领导人峰会将成为塑造印度未来优先事项的重要标志。

拉斯若首先回顾了迄今为止连续举行的四次四方安全对话，他认为“其中第一次和第四次峰会具有特殊意义”。在新冠肺炎疫情席卷全球以及中国强势崛起的背景下，美日印澳首次峰会于2021年3月在线上举行，并正式确定了这一合作机制。四方首脑峰会的举行标志着美国、日本、印度、澳大利亚虽秉承着不同的外交战略，但愿意在“自由和开放的印太”这一共同愿景中团结一致。现如今，四方安全对话早已不仅局限于安全领域，而是建立在基础设施、供应链、新兴技术等所有趋同领域的基础上。四方安全对话的新重点是“发展”，通过推动美日印澳四国间的共同利益和安全合作，来协同应对当代的地缘政治挑战。在第二次峰会中，四国首脑在首次会议达成疫苗、关键新兴技术以及气候领域合作的前提下，又追加了新的工作组，并在其他几个领域扩大了合作。第三次峰会则再次强调了美日印澳四国对定瞄印太地区的承诺。第四次峰会恰逢俄乌冲突、阿富汗人道主义危机以及全球经济下行，此次峰会除了聚焦于四国合作外，还探讨了如何应对迫在眉睫的地缘政治危机。在此，作者将东欧局势与印太局势作为相似参照物进行对比，以突出四方安全对话首脑峰会的必要性与迫切性。

众所周知，尽管美国在四方对话中表示印太经济框架会淡化地缘政治色彩，强调经济议程的中心地位，但始终难以掩饰其“有效反制中国不断增长的影响力”的目的。除了回顾四次峰会的基本情况外，拉斯若还特地阐释了此次峰会所着力推出的“印太经济框架”。在四方峰会前一天，印度总理莫迪出席了由美国总统拜登启动印太经济框架的仪式。除美国外，目前有12个国家参与其中。作者在文中指出，印太经济框架可以称之为新时代的经济安排，而不仅仅是一项旨在合理化关税和促进市场准入的贸易便利化协定。它旨在加深合作伙伴之间的经济接触，以实现持续增长、和平与繁荣。作者接着论证“联合声明指出，印太经济框架突出了四大支柱：贸易（自由、公平和包容）；供应链（多样化、透明和安全）；清洁能源和基础设施（技术、金融、连通性）；税收和反腐败（公平竞争和共同标准）。但不得不承认的是，从联合声明中可以推测，目前印太经济框架更多的是愿景声明而非实际框架，参与国需要实质性基础，才能形成一个可以实地执行的综合框架。”除了四国以外，联合声明还邀请拥有“相同地区目标、利益和雄心”的其他印太伙伴加入该倡议。不可避免地，各国会拿印太经济框架、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和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三者进行比较。因此，印太经济框架作为新时代经济安排的承诺必须找到合适的表述以屹立于国际经济舞台。拉斯若在文中也清晰的认识到“印太经济框架是一项由美国主导而非四方主导的倡议。美国可能会寻求QUAD中其他国家的大力支持，以推进这一经济框架讨论”。

随后，作者总结道“与前三次峰会相比，近日举行的四方峰会联合声明更为全面。此次联合声明界定了更为清晰的合作框架，并将其概述为九个特定领域——和平与稳定；新冠肺炎疫情与全球卫生安全；基础设施；气候议题；网络安全议题；关键和新兴技术议题；四方奖学金计划；太空议题；海域意识和人道主义援助救灾机制等”。联合声明中虽提及了俄乌冲突，但巧妙地回避了某些敏感发言。四方安全对话的声明虽并未明确点名，但含蓄警告“强烈反对借由任何胁迫、挑衅和单方面的行为，试图改变现状和加剧区域紧张，如把争议性地物军事化、以危险方式使用海警船只和海上民兵，以及试图阻挠他国的离岸资源开发活动等”。

最后拉斯若强调“总体而言，联合声明通过积极和建设性的举措表明了印太地区安全合作与发展合作计划的连续性。自第一次四方首脑峰会以来所取得的进展已在联合声明中进行了介绍，这表明四方对话并非一具空壳。此外，四方安全对话还发出一个强烈信息，即印太地区的重要性不仅是因为当前俄乌冲突局势而上升，关键在于四方安全对话将成为未来几年塑造该地区地缘环境的关键伙伴关系”。事实上，自莫迪政府上台以来，尤其是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以后，印度在“多面结盟”的外交战略基础之上，逐步走向了追随美国、对华示强的步伐。对此，中方应该引起足够的关注。对于甚嚣尘上的“印太经济框架”，中国则应保持战略定力，专注自身经济能力建设，推动落实《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即是最好的回应。

作者首先指出斯里兰卡总统戈塔巴雅·拉贾帕克萨（Gotabaya Rajapaksa）在这场空前的国内危机中处于极其被动的地位，他认为“戈塔巴雅是被人民高涨情绪所裹挟，才不得以主动处理当前的政治危机”。潘特强调“斯里兰卡人民的反对呼声直指拉贾帕克萨王朝，戈塔巴雅恐怕难逃怒火。拉贾帕克萨家族在斯里兰卡的统治几乎已经走到了尽头”。尽管戈塔巴雅本人拒绝辞职，但他不得不承认对新总理的任命，并承诺引入关键的宪法改革以限制自身的权力。作者进一步指出，拉贾帕克萨家族因对国内经济管理不善而饱受谴责，随之而来的是斯国内对前总理马欣达和他的儿子纳马勒·拉贾帕克萨（Namal Rajapaksa）、及其亲兄弟巴兹尔·拉贾帕克萨（Basil Rajapaksa）和恰马尔·拉贾帕克萨（Chamal Rajapaksa）等一系列家族成员的猛烈批评。为了佐证拉贾帕克萨家族在斯里兰卡的惨淡经营，潘特还引入了斯里兰卡央行行长南达拉尔· 维拉辛哈的发言“除非在几天内任命新政府，否则该国经济将崩溃到无可救药”。

斯里兰卡目前面临外汇匮乏、物资短缺、物价高涨、供电紧张等问题，并引发一系列抗议活动。自3月31日晚以来，政府已多次采取宵禁措施。潘特分析指出“当前，斯里兰卡正遭遇自该国1948年独立以来的最严重经济危机”。他总结了当前危机爆发的两大深层次原因：其一，斯里兰卡的外债高筑，财政管理不善的问题由来已久，最早可追溯到上世纪80年代。戈塔巴雅政府在 2019 年选举中承诺的减税政策及2020年提出的“化肥禁令”只是压垮斯里兰卡经济的“最后一根稻草”。其二，近年来新冠疫情蔓延对斯里兰卡经济造成了巨大冲击。众所周知，旅游业是斯里兰卡主要的外汇收入来源之一。随着外汇储备陷入螺旋式下降，斯里兰卡的经济决策变得越来越糟糕。

值得注意的是，在此次斯里兰卡危机中潘特再次老调重弹“中国债务陷阱论”。潘特指出“科伦坡不得不暂停其外债支付，主要是因为它无法偿还来自中国的贷款，这些贷款用于资助大规模且无用的基础设施项目。中国政府与马欣达政府签署了建造汉班托塔港与马塔拉地区机场建设的协议。截至目前斯里兰卡对华负债已经高达65亿美元，成为当今中国债务陷阱外交的教科书式的范例”。除了指责中国对斯的债务陷阱外，潘特还批评中方在此次斯里兰卡危机中无所作为，他继续指出“现下，斯里兰卡政府与中国的债务重组谈判并不是十分有效。”尽管中国已同意通过将斯里兰卡卢比兑换为人民币来加强斯里兰卡的外汇储备，但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介入后，中国便一直不愿继续跟进此次危机，并采取了不干涉的态度。

在地区大国应对斯里兰卡危机上，潘特“拉踩”中国后，又较为隐晦地输出了一波对印度政府的夸赞。潘特强调“印度是一个负责任且友好的邻国，并对斯里兰卡的新任总理拉尼尔·维克勒马辛哈上台重振经济充满信心”。他评论指出，莫迪政府始终都在迅速适应斯里兰卡不断变化的现实情况——首先是在2019年拉贾帕克萨政府以压倒性多数票当选时与其进行接触，其次则是最近继续帮助斯里兰卡度过经济危机。潘特一一列举了印度政府对于斯里兰卡危机的支持——“用于帮助科伦坡应对贷款违约的24 亿美元、以及用于柴油运输的5亿美元信贷额度和进口食品药品等基本物品的10亿美元信贷额度。此外，印方还无视了应该考虑向斯里兰卡派遣军队的一些不负责任的建议，（我们）仍然完全支持斯里兰卡的民主体制”。

当前新冠疫情与俄乌冲突互叠共振，给本就矛盾重重的南亚各国带来了更多政府治理与经济发展方面的挑战。在此次斯里兰卡危机中，印度政府反应迅速地采取了“平衡外交”手段——既有针对性地推出经济援助方案，又不过分干涉斯国内政，避免落下“霸权国家”的强硬印象。对此，一方面，我们要高度警惕印度知识精英所构陷的“债务陷阱论”，在国际场合予以有理有据有节的反击。另一方面，中国政府在斯里兰卡危机中也可以有所作为，合理加强对斯的人道主义援助与经贸联系。

近日，印度前外交部长坎瓦尔·西巴尔在印度辨喜国际基金会发表署名文章，驳斥了美国对印度在俄乌冲突中立场的一系列批评。西巴尔称，美国的“印度专家”正在被鼓励并已采取行动不断强调印度在俄乌冲突中的“中立”，以形成反印舆论。

文章开篇，西巴尔直言道，促使印俄关系破裂将有助于西方达成其重要地缘政治目的，即俄罗斯多年来为推动多极化而建立替代性政治组织（如俄印中对话、金砖国家、上合组织）的努力实际上走向失败。他进一步表示，美国以俄乌冲突会导致俄罗斯国防消耗加大为由，公开呼吁印度减少对俄国防依赖。并质疑俄作为印度未来供应商的可靠性的底层逻辑在于，如果印俄防务关系破裂，美国将在印度取得重大军事收益。西巴尔认为，印度战略自主权的关键在于与所有大国保持联系，甚至是与相互敌对的国家。如果印俄关系开始崩溃，那么俄中关系将愈发牢固，印度对俄重要性降低，即实质上印度被视为有效地加入了西方阵营，将降低其在日益严峻的世界局势中保护自身利益的能力。

西巴尔指出，在外交事务上发表的《最后且最佳的机会——选择西方才会让印度成为一个大国》一文中，所谓的“印度专家”实质上认为印度的命运掌握在西方手中。这一观点是罔顾现实的盲目自大。将俄乌冲突视为视为全球社会未来的核心所在，是对过去西方帝国主义时代的倒退。西巴尔认为，随着俄乌冲突对欧洲带来的负面影响加剧，“西方”是否会保持团结尚且有待观察。世界其他地区国家也可能对西方产生反感情绪，因为自1945年以来，未能在欧洲建立一个包括俄罗斯在内的安全架构给各国造成了不可接受的代价。作为曾经的印度驻俄大使，西巴尔表示印俄关系具有超越军事战略层面的联系。西方国家声称俄罗斯试图“重建其昔日的帝国”（包括中亚国家、亚美尼亚、阿塞拜疆、格鲁吉亚、白俄罗斯、波罗的海国家在内）是无稽之谈。就美国国际安全委员会称印度被俄“钳制”的说法，他强调印度与俄罗斯有着悠久的历史联系，这一说法只能体现出美国方面对印俄关系缺乏深入理解。

随后，西巴尔撕开了西方双重标准的虚伪面纱。对于印度因“无视俄罗斯的鲁莽行为可能对世界秩序起到的负面影响”被批评为“短视和冒险”。他一针见血地反问，“西方对伊拉克、利比亚、叙利亚、南斯拉夫和阿富汗的干预开创了哪些先例？承认科索沃是否有违联合国决议？”将印度的行为理解为担心普京会对谴责他入侵的国家削减贸易是在捏造事实，俄持续向欧美供应石油和天然气，直到他们自己切断供应或拒绝以卢布支付为止。西巴尔指出，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欧洲每月从俄罗斯进口约 230 亿美元的化石燃料。此外，尽管欧盟决定制裁俄罗斯石油，但却将匈牙利和斯洛伐克作为例外。然而与印度相比，富裕的欧洲对俄石油和天然气的依赖程度要低得多。甚至美国仍在从俄罗斯购买铀，以避免国内的电力供应中断。美西方对印度能源购买的种种限制，削弱了印度决策者对西方的信心和信任。美国是石油和天然气的出口国，能从高昂的能源价格中获益良多。输家是像印度这样的国家。印度“减少对俄罗斯军事装备依赖”被认为是“出于道德原因的正确举措”。那么增加对美依赖在道德上是否正确？为什么要在军事交易中引入道德？

在俄乌冲突上，印美实际存在利益分歧。西巴尔称印度坚持不在是非混杂的问题上选边站队，而是按照其国家利益行事。这与美国孤立俄罗斯、意图导致其经济崩溃、永久削弱其军事力量并导致政权更迭的利益不一致。他认为美国以越来越多的先进武器武装乌克兰，其明确目的是延长战争并加剧俄罗斯的损失，与印度希望通过停火和外交努力找到解决方案南辕北辙。西巴尔强调印外交政策不能受制于美国优先事项和偏好，尤其是在并非双边关系核心但纯粹基于美国权力游戏的问题上。他承认“美国已成为新德里最重要的合作伙伴之一”，但这是基于共同利益，仅将其与印中关系联系起来是对形势的误读。印度并不指望一个“耻辱地”退出阿富汗的美国卷入印中边境争端。他认为美国要求印度增加对华的威慑，而非对华挑起军事冲突。如果美国真的卷入军事冲突，也将在西太平洋，而非喜马拉雅山。若印度与中国发生冲突，美国将提供不超过外交、物资和情报范围的有限帮助。

西巴尔对美国作为印度合作伙伴的可靠性提出质疑，指出美国与巴基斯坦合作将阿富汗交给塔利班，并留下大量武器，危及了印度的安全，还在诸多问题上干涉了印度内政。虽然“美国及其盟国可以在外交、财政和军事上为印度提供比俄罗斯更多的价值”，但是印度在上述领域向美国提供的价值远超巴基斯坦，而美国并未选择印度而抛弃巴基斯坦。且迄今为止，国防技术与贸易倡议 (DTTI) 一直是一张空头支票。美国虽将因其实力而占据上风，但印度自有其优势，印度是一个亚洲大国，在该地区富有影响力。对于西方暗示中国正在利用维护战略自主权和多极化欺骗印度的说法，西巴尔表示亚洲多极化是世界多极化的前提，一个多极世界并不违背印度的利益。

面对美西方如火如荼的“招安”、“规劝”，印度战略界仍保持了一定战略自主的清醒认识。看似摇摆不定的印度对外政策，实际上一直坚守着国家利益的红线。 

5月24日，“四方安全对话”首脑会谈在日本东京举行。印度前外交官拉吉夫·巴蒂亚撰文称，解读峰会不应囿于峰会本身，而应从国际发展的大背景以及四国内部双边关系持续巩固态势下，特别是从美印关系看待各国的外交走向。他认为此次首脑会谈使“四方安全对话”进一步深化和明晰了有关印太安全、地区繁荣的战略目标。

首先，峰会超越了乌克兰议题的限制。联合声明中虽处处含沙射影，但没有直接对俄罗斯作出谴责，且侧重整个冲突的人道主义方面。这与美国分别和日本、澳大利亚召开的双边会议所发布的联合声明形成了鲜明对比。在《今日俄罗斯》5月24日的报道中，印度前外交部长，前印驻土耳其、埃及、法国和俄罗斯大使坎瓦尔·西巴尔（Kanwal Sibal）解释称，联合声明的这一特点是因为印度认为俄罗斯对印太地区的安全和稳定并无威胁，“四方安全对话”应专注于印太地区，而在此次峰会中印度的这一观点“占了上风”。此前，由于印度在联合国的大多数反俄投票中选择弃权，印度分析人士担心乌克兰问题对印太地区特别是美印关系产生影响。巴蒂亚认为此次峰会为美印关系注入了一剂强心针，美国理解印度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并重新将重点放在应对中国在印太地区的战略影响上。印美双方虽在乌克兰问题上存在分歧，但显示出进一步加强四方安全对话及双边合作的充分准备。

其次，四方安全对话不改反华底色。巴蒂亚直言，四方安全对话的核心驱动力是对抗所谓“中国因意图成为亚洲第一大国而日益加剧的扩张主义和好战行为”。文章称四方安全对话已经就此形成了自己的战略叙事，从未明确使用过中国一词。印度前驻美大使萨尔纳（Navtej Sarna）称其为“代理命名”，这一外交手段在四方领导人联合声明中体现得淋漓尽致，如“我们重申维护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使各国免受一切形式的军事、经济和政治胁迫”等。巴蒂亚认为，中国不仅是维系四方安全对话的“粘合剂”，也是推动该集团内部整合的“燃料”，这一点从不断扩大的对话议程中可见一斑。值得注意的是，基础设施方面，此次峰会上各国作出了一项新的承诺，即四方将在未来五年内向印太国家提供超过500亿美元的投资和援助。巴蒂亚认为虽然这笔援助的重点是东盟国家和太平洋岛国，但资金的一部分也许应到达印度洋地区，惠及非洲地区。巴蒂亚强调，峰会上宣布的《关键技术供应链原则》意义重大，因为它涉及到半导体方面的合作。巴蒂亚对峰会前一天启动的印太经济繁荣框架（IPEF）作出极高的评价，称其明显改善了峰会的氛围。他盛赞这一框架不仅是雄心勃勃的，同时具有可行性，必须得到有力的实施。

最后，印度“双向对冲”意图并无改变。巴蒂亚称印度建设性地高调参加了此次东京峰会，并同意加入印太经济框架，表明其致力于加强多边和双边的战略伙伴关系，“以击退中国日益增长的主导地位”。然而，他指出印度并没有放弃金砖国家外交机制，除了继续现有的合作，印度还同意扩大金砖国家的成员国数量。他声称同时与四方安全对话和金砖国家保持接触充分体现了印度的战略自主性。坎瓦尔·西巴尔在题为《印度在东京峰会上的两场外交胜利》一文中称，全球经济正面临乌克兰冲突带来的新挑战，美国孤立和削弱俄罗斯的战略对欧洲和印度也有影响，其成功与否暂未可知。俄中战略关系的巩固对西方和印度来说颇具挑战。印度正在尽其所能，通过主持上合组织会议和参加金砖国家会议，保持与美国、俄罗斯、欧盟甚至中国的沟通渠道畅通，同时在军事和外交层面与中国进行双边接触以遏制边境对抗。作为此次四方安全对话“不在场的参与者”，面对印度国内甚嚣尘上的反华言论和极端主义思想，中国应持续观察，冷静判断。保持战略定力，管控分歧、加强交流，善用印度国内理性力量，鼓励印度在动荡的国际秩序中维持其真正的“战略自主”。

后俄乌战争时代，中印关系将走向何方？印度战略界众说纷纭，近日，前印度军事行动总干事（DGMO）库马尔中将撰文称，“鉴于乌克兰战后的新形势，即自信的印度在全球的地位正在不断上升，中国战略界需要重新评估其对印度的态度。两国正站在十字路口，这可能会影响两国未来到底会走上共存、合作还是竞争之路。”

这篇题为《乌克兰战争后中印应走共存、合作还是竞争之路》的评论文章首先耗费大量笔墨介绍了“灰色地带”与混合战争的作战理论。在这一叙事背景下，中国维护主权的行为被该作者视为是一种“灰色地带”威胁并对此大肆诋毁污蔑。作者认为，“过去几十年间中国与巴基斯坦愈发频繁地对印度发动了混合战争，以实现包括领土野心在内的国家目标。”除此之外，作者颠倒黑白，称自21世纪以来“在印度北部边境中国解放军试图从多方位以激化边境摩擦点、发动军事恐吓、实施战狼外交以及心理战等手段实现其战略目标。”目前中印双方已就边界问题进行了15轮军长级会谈、22次特别代表级别会谈，但“收效甚微”。中国改善边境基础设施建设的行为被作者称作是“蕴藏着更大的战略阴谋”，表示这些措施“不仅是为了发展边境村庄建设以谋求管辖治理合法性同时提高军事反应速度，更是在试图采取混合胁迫措施，使北部边界成为印度战略焦点，防止印度重新关注印太和其领海海域，从而对印度不断增强的战略信心造成不利影响。”作者强调，“印度必须注意中国遵循的‘三战战略’，即心理战、法律战、舆论战并伴有军事威胁配合。”混合战争没有明确的界限，重点在于直接或通过第三方代理实施信息战（IO）和心理战（PSYOPS）。“社交媒体武器化”的表征是大量虚假信息在社交媒体传播泛滥。在查谟克什米尔以及“拉达克东部”地区，还有伊拉克、阿富汗、叙利亚及乌克兰等国发生的一切生动地展示了“社交媒体武器化”的威力。作者分析指出，随着多边主义和当前多领域混合战争的到来，国家之间特别是印度、中国和巴基斯坦等有核国家之间的关系不再是二元的。

值得注意的是，作者指出，“为了解决当前安全困境，印度在保留其战略自主权的同时，正在通过风险对冲以对抗中国。”文章盛赞印度“在战略上非常精明地出牌”，支持多极世界和亚洲范式，而不是陷入零和博弈，以便在国际舞台上发挥主导作用。目前印度大力推行的东向行动政策也是为了增强印度在东盟国家中的影响力，“调整安全、防务和贸易领域关系”以制衡中国。在大国关系上，作者认为印俄久经考验的准盟友关系正在因为俄中战略融合而“沦为国防合作和规模有限的经济合作。”该现象背后难掩印度对美打“中国牌”的实质，“幸运的是，印中关系恶化的同时美中关系也逐步走向破裂。”但是作者也认识到“其他大国与中印巴三边关系并无甚交集，纵使印度签署了一些安全联盟协议，仍不得不独自与中国和巴基斯坦打交道。”印度从未放弃追求战略自主和独立，在一篇名为《亚洲再次崛起，印度必须抓住机遇巩固自己的领先地位》的文章中，印度观察家研究基金会研究员马图毫不掩盖印度的战略野心。他提出要“抓住美国影响力衰弱的时机，对国际政治潮流加以形塑而非单纯随波逐流，从而成为新秩序中的领先国家，这样一来便很少能有大国能对印度固有政策立场构成干扰。”

“乌克兰战争体现出，拥核国家间也存在常规作战的空间。”作者表示，这一现象使印度战略思考增加了一定实用主义和敏感性色彩。“印度坚定地认为，实控线问题将对印中关系的更多领域产生广泛影响，而中国则截然不同，呼吁双方将边界问题放在一个适当的位置。”就此，在文章最后，作者站在印方立场提出几点应对思路，提出要“在双方基础设施对称和非对称领域建立不同的机制；为实控线设定明确的红线与相对宽容的阈值；研究并积极应对中国《陆地国界法》；利用西藏、台湾、印度历史上的实控线主张进行影响渗透；提高网络、空间、电磁等非动能领域的国际法专业知识储备”等。

针对这些举措，我国也应该未雨绸缪，主动引领塑造中印边境地区管控模式，增强相关专业储备。同时持续关注、高度警惕、积极应对印方打出的西藏牌、台湾牌。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正如文中所言，“互信必须由双方一砖一瓦地建立起来”，“不断要求中国为促进与印度的和解迈出第一步”的印度，也应该对中国的国家利益和战略敏感性予以相应的尊重。

印度防长辛格于6月17日结束了对越南河内为期三天的访问。印度尼赫鲁大学国际研究院教授斯瓦兰·辛格对此发表了题为《新型的印度-越南轴心在印太地区出现》的评论文章。文章指出，辛格此次访问不仅强化了印越关系，而且表明，除澳大利亚、日本、印度和美国的四边安全框架外，越南已经成为印度“印太战略”最有力的支柱。这种迅速加强的双边伙伴关系预示着将对更大的印太区域产生深远影响。

文章首先指出，辛格的访越之行是印度强硬外交政策的又一例证。在莫迪执政的八年期间，印度政府在推行自己的路线方面变得越来越坚定，并承受住了来自朋友和敌人的压力，而这种变化在越南得到了最恰当的赞赏，巩固了两国长期战略合作的基础。在过去的八年里，印越双边贸易增长了一倍多。但让印越走得更近的还是其对中国在南中国海不断扩大影响力感到日益增长的担忧。由于两国在该地区都拥有重要的商业和战略利益，因而，印越两国发现了它们更大的愿景，如通过东盟的“印太展望”和印度的“东向政策”或“印太海洋倡议”，协同他们迅速转变以防务为中心的伙伴关系，这有望使这个新型的印越轴心成为印太机制中的一个强有力的因素。

文章重点论述了印越伙伴关系“以防务为中心”的“轴心”定位。作者认为，印越关系已经从几千年的文明、文化联系以及20世纪反殖民斗争的同志关系（Camaraderie)，转变为21世纪地缘政治视域下一系列以防务为中心的强大伙伴关系。今天，这种伙伴关系已包括定期高层互访、军事训练和交流、联合海军演习、国防物资和联合生产、情报共享以及联合国和平行动合作。事实上，近年来印越伙伴关系开始转向更大范围的海上多边友好关系，这使得它们的合作成为预测印太地区格局不断变化的有趣因素。文章详细列举了辛格此次访问的成就：如向越南边防军移交了12艘高速舰，这是从国防出口转向联合国防生产的重要标志；双方还签署了一系列协议，这表明双方未来合作的性质正在发生改变。

文章接着概述了印越轴心的未来发展路线图。作者将印越共同面临的“中国挑战”视为该新型轴心未来发展轨迹的主要动因，认为此次访问所达成的首份后勤支援合作谅解备忘录充分体现了这一点。该备忘录不仅允许两国军队使用彼此的基地进行维修和补给，而且便利和简化了两国的行政程序。发布《关于印度—越南面向2030年的防务伙伴关系的联合愿景声明》是印度防长此次访问的第二个突破性进展，该文件旨在“显著加强”双方防务伙伴关系的范围和规模。对此，印度防长也解释道，更广泛的“利益趋同和共同利益”以及由此产生的“密切防务和安全合作”是维持印太地区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

文章最后强调印越“以防务为中心的轴心”的战略伙伴关系正在不断深化发展。作者分析了该伙伴关系的深厚历史渊源和坚实政治基础。他认为越南政府明了无论是在河内与法国的长期战争中，还是在与美国的战争中，亦或是在后来与柬埔寨的冲突中，印度在国防问题上是唯一支持它的非共产主义国家。当然，东盟的扩大以及印度在90年代推出的“东向”政策等结构性因素也为印越双边合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2016年，两国关系在莫迪访问越南期间升级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两国在定期的双边和区域论坛上保持联系。多年来，印度已成为越南在石油勘探、农业和制造业领域的主要合作伙伴，不过目前重点显然已经转向军需供给与共同生产、情报共享和联合军演、其他海上和多边合作等。

值得一提的是，不同于部分西方学者过分渲染“中国威胁论”，斯瓦兰·辛格教授在文中以相对温和及模糊的用语如“不断崛起的中国”“中国挑战”等来描绘印越新型轴心发展轨迹的主要驱动力，主张新型印越轴心在印太地区已经出现，并有望成为该地区格局变化的新的火车头。与此同时他也明确强调，与一些西方大国不同，印越两国始终保持与中国接触，而非对抗或完全疏远中国，两国都相信能够通过以接触的方式来实现对中国行为的约束。不可否认，辛格教授在文中所解读的印越轴心模式是值得关注的，因为越南历来不愿意让外国军队如此自由地进入其军事设施,该轴心的建立使印度成为第一个实现这一壮举的国家（原文如此）。但在笔者看来，鉴于作者在文中提到印越两国对中国在南海地区扩大影响力的日益担忧，因此，印越这种以防务为中心、以应对中国崛起为主要目标的战略伙伴关系，仍然是美国印太战略的一种折射，对于维持印太地区正常秩序和格局难以产生深远影响。

近日，新美国安全中心智库印太项目负责人，丽莎·柯蒂斯（Lisa Curtis）在美国《外交事务》杂志上发表了《最后且最佳的机会——选择西方才会让印度成为一个大国》一文。作者在文中表示，印度在俄乌冲突中保持中立态度，暴露了其在多领域依赖于俄罗斯的脆弱性。因此，印度应该利用俄乌冲突这一机会，脱离俄罗斯的控制，并且大胆投向西方的怀抱。因为与俄罗斯相比，美国及其盟友能够在外交、财政和军事上向印度提供更多帮助，与美欧并肩作战并不会给印度带来任何损失。

文章指出，与世界上绝大多数民主国家不同，印度在此次俄乌冲突中始终保持中立态度，甚至在某些问题上选择支持俄罗斯。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印度积极地加强了与俄罗斯的经济联系，尤其是加大了对俄罗斯原油的购买。尽管印度的购买量仍远低于欧洲国家，但欧洲国家正努力大幅降低对俄罗斯的依赖。相比之下，印度给予了俄罗斯一条可能的生命线。对印度决策者而言，尽管令美国不快将会对印度的前景造成负面影响，但他们预计，印度对于美国制衡中国至关重要，因此印度可能不会遭到强烈反对。到目前为止，他们做出的判断是正确的，拜登政府对印度的中立表态只发表了温和的批评。

作者又将矛头指向中印边境冲突，她认为印度拒绝谴责俄罗斯的入侵行为，原因不仅仅是对于俄罗斯的军事依赖，而更多的是着眼于俄政府长期以来向其提供的外交支持，包括在克什米尔问题上的支持，因此印度不愿与伙伴国家发生冲突。在2020年6月中印爆发边境冲突后，印度立即向俄罗斯寻求外交援助，希望俄罗斯能缓和紧张局势，防止全面冲突的爆发。印度官员估计，俄罗斯对中国的影响力比其他任何国家都要大，因此它或许能够使得中国退让。而俄罗斯确实在中印边境冲突缓和后，牵头了一次线上的俄中印三边外长会议，以调解中印间紧张氛围。

作者接着指出，在某种程度上讲，印度的担忧是可以理解的，但从更广泛的角度来看，印度政府的做法是十分短视且极具危险的。虽然谴责入侵可能会恶化印度与俄罗斯的关系，但拒绝表明立场可能会疏远一个更强大的国家——美国。尽管拜登政府对于莫迪政府中立的态度表示不满，但也理解印度不可能在一夕之间便摆脱对俄罗斯的依赖。值得注意的是，拜登政府的耐心是有限度的。随着俄乌冲突持续的时间越来越长，如果印度始终不改变自身立场，美国越有可能将印度视为一个不可靠的伙伴国家。因此，尽管印度自身不愿意在西方与俄罗斯之间选边站队，最终莫迪政府依旧需要在两者之中做出选择。

作者明确表示，中立和支持是有区别的。随着俄乌冲突的加剧，印度继续进口大量的俄罗斯原油和天然气，美国可能会将印度视为一个纵容者。为了保持美国与印度不断深化的关系，美国的决策者们希望确保印度不会为俄罗斯的入侵提供便利，还希望印度摆脱对于俄罗斯的军事依赖。同时作者指出，如果美国想让印度进一步融入自己的阵营，远离俄罗斯，那就应该采取额外的措施，比如，可以让印度获得更多美国的敏感技术，以增强印度的防务能力；还可以激励美国私营公司在印度共同开发与生产更多的高科技军事装备，以使印度拥有大规模采购的能力。

作者在文章中表现出明显的美国中心主义，通过鼓吹美国优势，借机贬低中俄，蓄意挑拨印度与中俄关系。一方面，作者强调，对印度而言，拥抱西方可能会令其不安，因为印度有着引以为傲的战略自主的传统，它更倾向于一个不必在主要地缘政治集团之间做出选择的多极世界；另一方面，作者又针对中国说事，认为中国乐于利用印度的担忧，并在很大程度上享受当前的局势，甚至声称中国将这场冲突视为一个机会，通过承诺建立一个多极世界以拉拢印度，同时在莫迪政府与拜登政府之间制造隔阂。文章最后十分露骨地表示，印度不应该参与中国所建立的体系之中；印度保护自己的最佳方式就是不被中俄两国所利用；同时印度还应该展示自身实力，包括公开反对俄罗斯的侵略，而不是被普京政府吓倒。这就意味着印度应该深化与美国的伙伴关系，只有美国才是帮助印度实现其大国雄心的最佳选项。然而，印度战略自主的传统决定其并不会如作者在文中所描述那般，追随美国以实现大国雄心，相反，印度依然会在各方势力之间摇摆，因为只有保持中立才是最符合印度国家利益的战略方针。

近期，美日印澳在日本举行的四方安全对话领导人峰会备受世界关注。5月17日，观察家研究基金会美国分支执行董事德鲁瓦·苏杰生（印度外长苏杰生之子）与布鲁金斯学会外交政策项目高级研究员坦维·马丹合作撰文造势，指出此次的峰会将涉及从印太经济框架这类多边经济项目到斯里兰卡的国内经济政治危机，再到中国近期与所罗门群岛达成的协议等区域发展事态。本次峰会也将是该集团加快安全合作的一次重要机遇。现在是时候让四方安全对话发挥其潜力了。

文章首先指出，四方安全对话并非一个边缘组织，白宫将其描述为“一个关于印太事务的……首要区域小集团。”四方安全对话必须就印太地区的共同安全关切开展更多合作，以确保其能够适应快速变化的危机如地区军事冲突和自然灾害，并管理其可能实现目标的期望值。作者认为，虽然四方安全对话取得了有意义的进展，但目前中国日益增长的自信，要求该集团必须采取更为紧迫的行动。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无端攻击”只会使四方安全对话变得更有意义。文章甚至渲染“亚洲在中短期内也有发生此类侵略的可能性，以及遏制或应对这种侵略的必要性”，四国集团确保该地区集体和平与稳定的使命变得更加关键。

文章从三个方面总结了四方安全对话近年来所取得的进展。第一，四方安全对话已经具有更为机制化的身份，涵盖四方成员多个级别的会议，包括领导人会议、部长会议、高级官员会议和次级事务专家会议，并定期发布联合声明，概述共同立场。第二，四国政府扩大了对话的范围，就越来越多的问题建立了正式合作，并为该地区普遍存在的一系列政策问题提供解决方案，还基于四国的互补优势建立区域性倡议，例如，结合美国技术、日本融资、印度生产能力和澳大利亚物流，向印太地区运送新冠病毒疫苗的公共卫生倡议。第三，四方安全对话在安全议程上也取得了一些进展，双边安全关系同样得到了加强。该集团就中国构成的战略风险进行了最高级别的磋商，并讨论了更广泛的印太地区的安全问题。如今，四方安全对话成员一方面通过更为频繁的联合军演，为安全合作与发展做出了真诚的努力，另一方面推出了一系列令人眼花缭乱的双边安全安排和协定，强化了其内部关系。

针对四方安全对话面临的阻力，作者重点强调应当发挥其在安全方面的潜力。虽然四国在俄乌冲突问题上暴露出内部分歧，但这并没有使其内部关系变得紧张。四方安全对话反而为其成员共同应对该地区新出现的资源和能力限制带来的挑战，­­提供了一个平台。尽管美国在其关键战略文件中概述了一个声势浩大的区域性议程，但美国政府只批准了有限增长的国防预算。正因为美国无法独自承担印太区域的安全，这些限制进一步加强了美日印澳分担更多责任的必要性。因此，提高四方安全对话克服这些限制的能力是至关重要的，其部分原因在于该集团的持久性取决于其兑现承诺的能力。四方安全对话必须证明它可以成为一个有效的集团，既要向其成员展示其效用，又要向区域社会表明它有能力解决区域问题。四方安全对话确实体现了一种不同的分担责任的方法，即基于更松散的联盟和更好的协调来实现印太区域安全与稳定。

文章最后对四方安全对话的未来发展路径进行了分析。首先，四方安全对话必须专注于落实与巩固其现有的倡议，并使其与其他志同道合的伙伴和组织的接触多样化。其次，四方安全对话成员也必须具备灵活性，通过他们之间的无缝协作，为应对快速变化的全球发展做好准备。再次，四方安全对话还应专注于深化其安全接触，以解除印太地区的其他国家对四方安全合作抱有的担忧。鉴于其面临的挑战的紧迫性，四方安全对话自身需要做好准备，尤其是在中国问题上。最后，四方安全对话还应加快现有双边合作活动，并扩大其安全合作领域。

综上，文章借由俄乌冲突，引申出四方安全对话重视印太区域共同安全关切的必要性，尤其是通过渲染“中国威胁”以及“台海问题”等，提出此次四方安全对话应当优先考虑集团安全议程的建议。尽管作者一再声明四方安全对话不是一个安全联盟，也不会成为一个安全联盟，但文章最后仍毫不掩饰地强调，随着四国在日益严重的全球危机面前寻求合作与协调，以及中国在整个印太地区不断增加的军事存在和自信，四方安全对话必须制定更强有力的安全议程，才能够在未来几年内维持自身和该地区的稳定与发展。

《欧亚时报》编辑委员会主席普拉卡什·南达在其文章中指出，尽管美国与欧洲的北约国家对新德里在俄乌战争问题上保持中立态度持强烈的保留意见,但美国与欧洲北约国家正日益清楚的意识到，不能疏远或对抗印度这个“全球摇摆国家（global swing state）”，因为印度将在维持世界地缘政治秩序的稳定方面发挥越来越重要作用。

文章首先指出，乌克兰战争本质上是一场欧洲战争，它并没有改变世界地缘政治已发生结构性变化的事实。文章引用印度前国家安全顾问梅农的话说，冷战时期，全球秩序的中心断层线是美苏在欧洲的对抗，现如今，欧洲只是地缘政治大戏中的一个插曲，而亚洲才是真正的主角。当今世界经济的重心已经从大西洋转移到乌拉尔山脉以东，可能影响全球秩序的地缘政治争端和安全困境集中于亚洲沿海地区，世界正在寻求一种新的平衡来应对中国的崛起。

在南达看来，亚洲复杂的政治动态不易自发地生成如在乌克兰发生的那样激烈对抗。乌克兰战争不会改变亚洲的基本地缘政治格局，除非美国从其印太战略上分心。在这里，无论是在意识形态领域还是国家利益方面，西方主张的主要竞争对手是中国，而不是俄罗斯。在这场竞争中，印度是西方的天然盟友。像印度这样的摇摆力量给西方国家在与中国的地缘政治竞争中带来了优势。但如果印度向中国倾斜，情况将会不同。正是意识到这种基本的地缘政治因素，现在西方国家才改变了其早先对印度在乌克兰战争中保持中立立场的严厉语气。如今，西方国家对印度的“战略自主”和国家利益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和理解。

文章对“全球摇摆国家”作为一个地缘政治词汇的来源和意涵进行了分析，并根据方丹（Fontaine）和丹尼尔·M·克里曼（Daniel M. Kliman）在《全球摇摆国家:巴西、印度、印度尼西亚、土耳其和国际秩序的未来》中的理论逻辑，认同印度是“典型的全球摇摆国家”，即拥有庞大且不断增长的经济体，居于一个地区的中心地位或成为多个地区的枢纽，并在国内拥有民主政府的国家。因此，就美国的外交政策而言，关注印度这样的摇摆力量可以带来巨大的地缘政治回报，因为它们对待国际秩序的态度比起中国或俄罗斯等老牌大国来更加灵活和开放。此外，它们对于是否承担新的全球责任或者使关键挑战的解决复杂化等问题所作做的选择，可能会对国际事务的进程产生决定性影响。文章还指出，从过去两个月各国政要对印度的高调访问可以看出，印度作为“全球摇摆国家”的国际形象正在日益提升。现在印度希望扮演一个重要的全球角色。印度近年来不断寻求扩大后的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席位就是明证。

文章对于印度的平衡外交政策进行了评论，认为印度一直在外交政策实践和选择中淡化军事冒险主义或武力主义，尊重所有国家的领土主权，倡导以规则为基础的治理以及印太地区“所有国家的安全和增长”，也被视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作者借用波兰国际事务研究所高级分析师帕特里克 · 库吉尔(Patryk Kugiel)的话说，尽管印度不是欧洲的正式盟友，但它在许多关键问题上仍是不可或缺的合作伙伴。在对待印度的方式上，欧盟应当考虑印度作为“全球摇摆国家”的角色以及日益增强的经济实力将会如何影响国际体系。加强与印度的合作对于应对全球挑战、建立新的规则和机构将至关重要。与此同时，作者也毫不忌讳地论及西方尤其是美国希望印度站在自己这一边，以应对中国的挑战，并指出中国学者也已经认识到了这一点。例如上海大学的连波认为，与其说印度是一个“摇摆国家”，倒不如说是美国“楔入战略”的“目标国家”。就实质而言，美国的楔入战略就是要通过阻止亚洲出现战略联盟或战略合作，以孤立中国，其目的是为了修正国际秩序，减少中国的崛起对美国主导的印太秩序带来的冲击，而印度则是美国“楔入战略”的目标国家。

综上，俄乌冲突及美欧对俄制裁的持续升级使一向摇摆的印度在外交事务中面临巨大压力。虽然新德里保持中立态度受到美欧国家的严厉指责，但同时也使印度成为各方势力争取和关注的焦点。南达从乌克兰战争的本质、全球摇摆国家的作用以及美国“楔入战略”的目标等方面进行分析，旨在为印度的平衡外交政策进行辩护，主张将印度这样的“摇摆力量”稳定在自己一方，对美国或任何欧洲大国来说都意义非凡。文章最后指出，在这种情形下，任何针对印度在俄乌战争问题上保持沉默而进行的不当批评，都会反过来影响西方的长期利益；把印度这样的摇摆力量推向中国或者俄中阵营是没有任何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