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击上方“武大边海”直接订阅
2月1日，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发表讲话谈及中澳关系
图片来源：环球网
本文作者
丁工
法学博士、政治学博士后
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原文首发于《边界与海洋研究》2021年第1期，本文在原文的基础上有所删减，
请点击文末【阅读原文】获取原文下载链接。
自2017年底以来澳大利亚国内部分智库、媒体就热衷炮制和炒作各种诋毁中国的言论，官方一再出现各类攻击损害中国利益的政策和行为。澳大利亚在涉港、南海等内政外交事务上为美国“冲锋陷阵”，甘当部分西方反华势力的帮凶和附庸；一些政客和媒体别有用心地把新冠病毒与中国相联系，甚至公然借疫情妖魔化、污名化中国的“战疫”努力，恶意攻击中国人民戮力同心、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所做的大量工作以及展现出的复产复工勇气。澳大利亚出于什么原因要引发两国关系紧张，中国又应该采取怎样的政策措施和应对方针，本文将就此展开研究和探讨。
一、澳大利亚对华认知
是造成中澳关系降温的主要症结
应该说，当前中澳关系确实存在一些问题，有的是正常交往中自然产生，有的则完全是人为因素造成的。总体来讲，这些问题产生的主要根源在于，澳大利亚不断在南海、涉疆、涉港等内政外交事务上挑战中国重大和核心利益，主动采取消极行为。
第一，尚未适应中国崛起带来国际格局和地区形势的变化。随着中国综合实力和国际地位的显著提高，澳大利亚对华惯性认知中的优越感和骄傲感受到剧烈的冲击震撼，从而在整个社会中诱发愈发浓烈的焦躁失落情绪，导致国内不安全感急剧上升，希望通过引入其他大国的力量来平衡中国持续增强的地区影响，以及通过对华强硬“说不”的方式彰显自身的存在价值，以此来寻求心理安慰。一方面澳大利亚对中国的期待上升，希望中国能够对外分享更多的发展红利、承担更大的国际责任；另一方面澳大利亚又对中国的担忧加剧，害怕中国将综合影响伸展到南太平洋地区，挤占澳大利亚传统战略空间。澳大利亚认为防止中国“独霸亚太”、“损害别国发展利益”，需要引入域外大国来平衡中国持续发展、不断增强的地区影响力和统治力。澳大利亚在内政和外交上做出一些有违传统价值导向的活动和行为背后，反映出澳大利亚对于崛起的中国感到困惑、不知如何自处，是焦虑情绪堆积逐渐滋生的“恐华症”作祟。
第二，还没找到妥善协调地缘政治和经济发展关系的有效方法。虽然中国是澳最大贸易伙伴国和旅游市场输出地，澳大利亚对中国经济的依赖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但美、日同样是仅次于中国的澳方主要经济合作对象，并且美国向澳大利亚提供诸如防务、安保之类的公共产品还具有不可替代性。美澳同盟已经历60多年的发展，在亚太地区安全秩序和战略格局中扮演着不可替代的角色，对澳大利亚安全战略的形成至关重要。澳大利亚也深知选择强化美澳同盟，势必会引发中国的反感和敌意，加剧亚太地区的紧张局势，进而危及与中国之间的经济合作。但此种国际关系的不对称性决定作为中等强国的澳大利亚，对美国安全合作的依赖大于对中国经贸关系的需求，也让澳大利亚在历史上第一次面对最重要的经贸伙伴与安全战略盟友不重合的问题。澳大利亚这种复杂纠结的心态，导致其既想体现中等强国战略自主的立场，在中美地缘博弈的问题上与美国保持一定距离，以确保中国对澳大利亚矿产、能源和农畜产品的旺盛需求，又无法放弃追随美国脚步遏制中国的做法。
第三，澳大利亚对中美博弈、权力转移和地区秩序的理解判读存在结构性错位和方向性偏差。澳中关系出现波折与同期中美关系的动态变化有着不可分割的铰接性关联，中澳双方都把相当一部分精力放在处理与美国的关系上，中澳关系被嵌在中美关系以及澳美关系的格局之中。随着中美实力差距加速缩小、两国博弈呈现升级态势，澳大利亚与中、美互动中的结构性错位和方向性偏差，进一步激化和放大其处理中澳关系模式的原有缺陷。澳大利亚同时面对中美两国时，既希望按照正常主权国家交往方式，与中美两大战略力量平行发展友好合作关系，又无法摆脱定式思维里以澳美关系为外交战略的基轴和坐标，将中澳放置于配属澳美关系矩阵中的传统束缚，并根据中美关系变化情况有选择的调整中澳关系，结果导致中、美、澳三国之间结构关系与互动关系的不平衡性、不适配性被逆向推升和反向强化，迫使澳大利亚既自愿、又无奈地在中美之间做出“站队”选择。
二、加强两国合作
促进中澳关系回暖的政策选择
近期的“反华逆流”是由澳方一手挑起事端造成，责任完全不在中方，澳大利亚社会各界应该摘下“有色眼镜”从自身查找原因，应该反躬自省并采取补救措施尽快让双边关系回归正轨。但另一方面，中国也需要加强对双边关系和地区形势的分析研判，采取一些有利于扩大机遇、化解挑战的“止损”措施，以预防和避免出现因两国关系恶化导致中国利益受害的情况。
第一，通过开展“第三方市场合作”联合推进南太平洋地区的经济开发，形成中澳与地区国家互利合作、多方共赢的良性循环。澳大利亚是南太平洋地区最大的国家，习惯于将南太平洋岛国视为利益禁区和势力范围，长期垄断这里的经援项目和工程建设。虽然中国反对澳大利亚从地缘政治博弈和抢夺政治地盘的角度审视、解读中国同地区国家的各项合作，但中国也需要理解澳大利亚在南太平洋地区具有传统影响的历史情结，在同南太岛国开展合作时也需要适当考虑澳大利亚的诉求和感受。中国可以同澳大利亚探索协调处理南太平洋国家关系的“2+1”模式，发挥澳大利亚在南太岛国合作中的传统影响和固有优势，共同联合开展“第三方市场合作”。“第三方市场”合作的提出有助于推动“2+1”三者之间的深度融合、优势互补、资源共享，这样既有助于澳大利亚尊重和接受中国区域影响力上升这一趋势，也有利于中国理解澳大利亚在南太地区承担特殊角色和地位的客观事实，还能够起到让东道国或“第三方”充分受益、获得实惠的作用，那么来自澳大利亚国内的一些非议之声自然就会逐渐销声匿迹。
第二，以“一带一路”平台促进中澳双方的发展战略对接。澳大利亚对“一带一路”的认知经历了一个从陌生、排斥到了解接受的过程，由一开始怀有疑虑地将之视为“地缘政治的工具”，甚至涌现大量抹黑、诬陷“一带一路”的评论文章，再到后来能够客观公正地解读“一带一路”为共商发展、同谋合作的有益平台。2017年11月，澳大利亚政府发表的外交政策白皮书，明确认同“一带一路”倡议的积极作用，并实质探索在“一带一路”机制中寻求两国合作的最佳契合点和最大公约数。综合对比可以发现，中国和澳大利亚经济发展各具优势和特色，双方宏观上处在同一产业链条的不同位置，这种特点不仅为两国释放合作潜力和活力、实施错位对接和融合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市场空间，还能使两国合作产生大于加法的乘积效应和倍数功能。
第三，尝试探索两国在非传统安全领域合作的有效方法和可行路径。由于非传统安全问题始终存在，特别是在反恐怖主义融资、公共卫生、网络安全等领域尤其需要国际合作。例如，随着“伊斯兰国”崛起成为大规模恐怖袭击的主要发起者，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意识形态的传播者，由极端组织引领的伊斯兰激进思潮和“圣战”恐怖意识形态萌芽，开始在全球范围内挥发扩散，导致世界范围出现恐怖主义活动泛滥猖獗的状况，澳大利亚也面临日益严峻的“反恐防暴”和抑制极端主义外溢等非传统安全威胁上升的难题。同时，中国一直以来也是国际恐怖主义势力和极端主义思想的受害者，也是全球反恐斗争和去极端化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世界反恐阵营的核心成员。中国在借鉴吸收国际社会反恐经验的基础上，结合自身反恐和去极端化斗争中积累的有益探索和成功经验，形成具有本国特色的预防、打击恐怖主义的实践模式和理论体系。因此，中国可以加强与澳大利亚在反恐领域的安全执法、情报、经验交流合作，共同促进情报交换和提升恐袭预警能力。
三、余论
综合来看，中澳两国在历史上没有战争纠葛，在现实中也没有根本矛盾冲突，双边关系持续低迷不符合各自利益。因此，只要澳大利亚深刻反思过去的消极行为和不当言论，客观理性看待中国发展崛起对亚太的积极意义，抛弃对华因循守旧的傲慢思维，不再一味挑衅中国的合理关切和重要利益，中澳关系就存在触底反弹的可能和转圜回暖的余地。同时，中国也可以抓住澳大利亚寻求扮演中等强国角色，本质上不希望完全成为美国附庸，更不会任由美国摆布，而是寻求较强外交独立性的心理，找准合作方向、用好合作方式。
END
编辑 | 付姗姗
排版 | 李 阳
“武大边海”是边界与海洋问题最专业的信息平台
推送最新边海资讯、边海观察，发布边海问题专家观点
面向公众普及宣传边海知识
微信投稿邮箱：cictsmr@whu.edu.cn
“武大边海”独家授权转载《边界与海洋研究》期刊论文
期刊投稿邮箱：bjyhyyj@whu.edu.cn
编辑部联系电话：027-68753503
《边界与海洋研究》国内邮发代号：38-455
国际邮发代号：C9291
更多资讯请关注武汉大学中国边界与海洋研究院官网：
http://www.cibos.whu.edu.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