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海研究】王新生：中日交流史的双向特征
推文时间：2019-10-12
国别类型：
期数：
原文首发于《边界与海洋研究》2019年第4期，本文在原文的基础上有所删减，请点击文末【阅读原文】获取官网链接。
中日两国一衣带水，相互交流2000年，但直到今天双边关系依然磕磕绊绊，其主要原因是相互认识不足或存在认识误区。例如古代日本大力学习中国，但形成了截然不同的历史与文化。正因如此，日本在传统社会遭遇西方挑战时很快转向学习西方并迅速走向富国强兵的道路，而近代中国向日本学习或者通过日本学习西方，却没有获得较好的效果，古代的遣唐使与近代留日学生传播马克思主义典型地体现了这种双向特征。尽管如此，在这些方面仍然存在深入研究的必要。从表面上看，在日本古代律令体制的建设过程中，隋唐的影响很大，即日本赴大陆的留学生和留学僧们将唐帝国的文物典章制度带回日本并加以移植。例如在经济制度方面，模仿隋唐的均田制和租庸调制实施“公地公民制”“班田收授制”“租庸调制”；在行政体制方面，按照隋唐三省六部制在中央设置两官八省制，地方设国、郡、里等机构；在法律制度方面，隋唐有五刑、八议、十恶诸刑律，输入日本后变成五等、六议、八虐等；另外在官僚制度方面，日本学习隋唐的科举制度，京都设大学，地方设国学，按照考试成绩录用为政府官吏，等等。但是，上述制度性文化并没有在日本扎下根来。例如公地公民制和班田收授制实施了不到半个世纪就发生动摇，很快被具有“不输不入权（庄园不向政府纳税，政府官员不能进入庄园）”的庄园制所取代；以天皇为中心的中央行政机构也逐渐演变为藤原家族专权的“摄（政）关（白）政治”、上皇掌权的“院政政治”、武家统治的“幕府政治”，地方行政机构也逐渐演变成世袭的家族领地；公法制度也转化为武家“家训”“家法”“分国法”等私法制度；即使被看作中国政治制度核心的科举制度，一开始日本人就没有加以认真对待。尽管在中央设置了“大学”、地方设置“国学”作为培养各级官僚的学校，但只有三位以上贵族子孙以及五位以上贵族之子才能进入“大学”，即使他们不进入“大学”或者不能从“大学”毕业，仍然可以获得相应的官职，即所谓的“荫位制”。地方“国学”的学生也主要是地方贵族子弟，从而使贵族阶层完整地保留下来。由此可以看出，氏族贵族势力的强大是阻碍包括科举制度在内的各种中国大陆制度性文化在日本落地的主要原因。剩下的只有技术性文化了。日本在建筑、绘画、音乐、雕刻、诗歌、文学甚至史学方面都受到唐朝的极大影响。例如平城京（今奈良）、平安京（今京都）均仿造唐长安城而建；八世纪奈良时代留下的代表性建筑物有东大寺法华堂、正仓院、唐招提寺等，代表性雕塑有东大寺法华堂执金刚神像等，代表性绘画有鸟毛立女屏风——树下美人图等均具有盛唐文化影响的痕迹；唐朝书法深受贵族喜爱并加以摹仿，嵯峨天皇、空海、橘逸势作为最有名的书法家，被称为“三笔”。唐朝宫廷礼仪也受到朝廷重视，嵯峨天皇时甚至编纂了以唐朝为标准的礼仪书《内里式》。政府官员多为擅长唐文化的文人、学者，宫廷时常举行咏汉诗的宴会，因而出现许多优秀的汉诗集，如《凌云集》《文华秀丽集》《经国集》等。世界最早的长篇小说《源氏物语》明显受到唐朝诗人白居易的影响；《古事记》等史书不仅体裁上模仿中国《史记》，甚至不少段落显然来自后者。尽管如此，这些技术性文化在制度性文化约束下迅速发生变化，即从短暂的“唐风文化”转向“国风文化”。实际上，在奈良时代的遣唐使带有浓厚的文化使节色彩，简单地说，就是留学生或留学僧到中国寻求日本没有的经典与汉书，回国后首先将自己带回的书籍编写目录报告朝廷。说到底，所谓的“遣唐使”不过是带有国营执照的书贩子，也就是尽可能地将更多国典籍带回日本。书多抄袭起来方便，史学、文学、宗教学自然而然地发展起来。但有充分理由认为，即使在盛唐时期，日本的“拿来主义”仍然是“日学为体，唐学为用”，不能简单地结论为“从日本减除中国，还剩下什么”。近代日本明治维新后迅速富国强兵，中国开始向日本学习。特别是甲午战争后，中国年轻一代纷纷去日本留学，寻求强国的途径，甚至出现了美国学者任达所说的中日关系黄金十年。这些留学生带回中国的也有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思想，尽管早期社会主义思想在中国的传播主要经由俄国、西欧和日本三条渠道，但从时间和内容上看，日本渠道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最初传入中国的社会主义文献“几乎全部来自日语，或是欧洲语言原著的日文翻译，或是日语的社会主义著作”。留日学生们则是传递这些知识的主要群体，蔡元培在为李季所译《社会主义史》作序时写到：“西洋的社会主义，二十年前才输入中国。一方面是留日学生从日本间接输入的，译有《近世社会主义》等书。一方面是留法学生从法国直接输入的，载在新世纪日刊上。”甚至在中国共产党的创建过程中，八个早期共产主义小组不仅包含东京的旅日小组，而且上海、北京、武汉三个小组也主要由留日学生组成，即使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十三名代表中有四名是留日学生。但这些留日学生并没有发挥更大的作用，而且大多在建党后不久离开了组织，其原因首先与中日两国传统文化差异具有密切关系，致使留日学生在“民族国家”和“国民国家”之间产生纠结。在应对近代西方工业文明的挑战时，日本传统社会文化比中国传统社会文化显然具有较为明显的优势。简单地讲，日本的传统社会文化和社会组织原理比较容易组成西方式近代“国民国家”，而中国却在“民族”与“国家”之间徘徊。在中国学术界，有关“国民国家”和“民族国家”的概念存在争议，尽管英文Nationg-state 兼有两者的含义，但也有区别，如果说国民国家是以个人为单位的政治共同体，那么民族国家则是血缘意义上的文化共同体。欧美等先发型现代化国家更多强调的是前一个侧面，亚洲等后发型现代化国家则重视后一个侧面。具体地说，日本在开国仅15年后出现明治维新政治变革，建立了有志于通过学习西方进行现代化的中央集权制政权，随即爆发查尔斯·蒂利所言近代国民国家形成时期的抗争政治——自由民权运动，很快建立了明治宪法体制，并通过甲午战争最终形成近代国家。也就是说，日本明治初期确立起一种“国民”与“国家”力量平衡的“国民国家”形态，即地方政治权力集中到国家政府，同时激发国民的归属意识与自主权利意识。反观中国，则进入另外一条道路。尽管鸦片战争的失败刺激了满清的统治阶级，但最初只是简单地模仿西方进行国家主导的工业化——洋务运动，甲午战争失败后不仅允许民间资本进入近代工业领域，而且也意识到政治变革的重要性，于是出现“戊戌变法”，但很快以失败告终。虽然最终通过暴力性的“辛亥革命”解决了政权过渡问题，但其后软弱的国家政权既无力凝集与团结“国民”力量，也无法满足“国民”对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的双重欲求，更没有出现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权，反而不断陷入对外危机之中，即始终处在“救亡”超过“启蒙”的状态。从这个意义上讲，张之洞所说“西书甚繁，凡西学不切要者，东人已删节而酌改之，中、东情势风俗相近，易仿行，事半功倍，无过于此”，即所谓“透过东洋学西洋”的说法是难以走通的快捷方式。其次，中日两国经济社会发展阶段的不同，遂造成留日学生在“社会革命”和“政治革命”问题上产生困惑。即使最早的留日学生到达日本时，日本已经形成了近代国民国家，尽管“大逆事件”使社会主义学说及其运动陷入低潮，但社会进入军部桂太郎及政党西园寺公望轮流执政的“权力分散”政治发展阶段，即所谓的“大正民主时代”。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日本经济、社会获得迅速发展，不仅工业经济超过农业经济，而且城市化也得到急剧发展，市民阶层逐渐形成，产生了包括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在内的各种各样体制内改革运动，由此也奠定了得以实现“普选权”的社会基础。另外在城市化、市民化的过程中，诸如劳资纠纷、失业救济、交通、住宅等社会问题逐渐显露出来。为此，日本政府在内务省设置社会局、城市计划局等部门，并陆续制订了《职业介绍法》《健康保险法》《租借土地住宅法》等法律。正是在上述背景下，即使因“十月革命”刺激重现高潮的马克思主义思潮也是寻求体制内的变革。换句话说，日本社会主义者选择性地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例如“河上肇虽然对于马克思主义关于历史发展动力的理论有所认同，但是他几乎完全忽略了历史发展中社会关系的作用，而主要聚焦于生产力（他将其等同于技术）的起因性的作用。即使在他明白地讨论生产关系时，也仅仅是抽象地提及‘社会组织’，他仔细地论及生产关系是否包括讯息（Communication）、交换和分配，只字未提阶级。”也就是说，“在日本特定的语境下，日本社会主义者优先选择并传播了马克思学说中的科学社会主义和政治经济学的内容，而对历史唯物主义、特别是阶级斗争学说则关注较少，这直接影响到中国留日学生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进而影响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因此，留日学生从现实日本感受到的是如何建立一个近代国家，其内容不仅包括如何唤起民众对国家的认同乃至效忠，更重要的是在体制内改善社会各个阶层的地位与生活，可以说是一种“社会革命”，但他们回国以后面临的仍然是不断通过暴力手段更换政权的“政治革命”。于是，这些“学究派”的留日学生多在建党后不久便离开组织回归大学校园，从事理论研究与教学工作，其行为基本源自日本流行的风气，例如当时在日本影响力较大的三位马克思主义者——山川均、福本和夫、河上肇等均重“知”轻“行”。另外，世界发展趋势也在发生急剧变化。也就是到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中国政治与思想界发生重要变化。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和资本主义的普遍危机使20世纪初年进行“思想战”的知识精英集体意识到，辛亥革命之前以欧美为典范而构建的现代国家模式，难以满足中国新的政治主体的文化运动及其对新政治形态的召唤，俄国革命却为选择新型政治体制提供了可能。实际上，共产国际在指导中国共产党建立及其活动的同时，与国民党的合作十分密切。在共产国际的军事援助下，孙中山的“党国模式”及其“党派利益”在广东获得胜出并为其批判北京政府获得政治资源，但在“北伐”过程中，国民党与主张阶级斗争、土地革命的共产国际逐渐分裂，中国共产党却从“阶级认同”的立场成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追求“国家认同”的留日学生难以适应这种“阶级认同”。正因如此，毛泽东强调指出：“中国人找到马克思主义，是经过俄国人介绍的。在十月革命以前，中国人不但不知道列宁、斯大林，也不知道马克思、恩格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由此可见，在中日两国的交流过程中，认识双方的差异十分重要。尽管经常强调“求同存异”，但只有充分认识对方的不同之处，才能更好地进行对话，以便达到相互理解和信赖的程度，推动两国关系顺利发展，在谈及新时代中日关系时更需要认识到这一点。“武大边海”是边界与海洋问题最专业的信息平台
推送最新边海资讯、边海观察，发布边海问题专家观点
面向公众普及宣传边海知识
微信投稿邮箱：cictsmr@whu.edu.cn
“武大边海”独家授权转载《边界与海洋研究》期刊论文
期刊投稿邮箱：bjyhyyj@whu.edu.cn
编辑部联系电话：027-68753503
《边界与海洋研究》国内邮发代号：38-455
国际邮发代号：C9291
更多资讯请关注武汉大学中国边界与海洋研究院官网：
http://www.cibos.whu.edu.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