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海研究】刘江永：立足于日本令和时代的历史回眸与前瞻
推文时间：2019-1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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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克强与安倍简短交谈:中日关系改善要看日方是否守承诺，图片来源：新华网
原文首发于《边界与海洋研究》2019年第4期，本文在原文的基础上有所删减，请点击文末【阅读原文】获取官网链接。
2019年是意义非凡的一年，既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也是日本的令和元年。中日两国政府宣布，今年为中日青少年交流促进年。日本首次使用年号是公元645年6月的“大化改新”。“大化”取自《易经》的“大化流衍，生生不息”。此后1364年90代日本天皇的247个年号都取自中国古代典籍。 日本新年号“令和”是第一次选自非中国典籍的年号，出自《万叶集》中的《梅花歌卅二首并序》中的诗句“初春令月，气淑风和”, 但这仍有中国古代文化的深刻印记，可见中日文化渊源是难以割裂的。东汉天文学家张衡（78年—139年）所写《归田赋》云：“仲春令月，时和气清”。东晋书法家王羲之（303—361年，一作321—379年）所写《兰亭序》道：“天朗气清，惠风和畅”。伴随中日两国世代交替和教育内容的差异化，要顺利推进两国关系，“知的交流”与“知的外交”非常必要。在日本令和元年之际，要构建新时代的中日关系，就有必要了解日本天皇制的历史变迁及其同中日关系之间的相互影响。2016年8月8日，明仁天皇在发表生前退位愿望的电视讲话中8次提到“象征”一词，两次提及宪法。他强调：“根据宪法，天皇没有参与国政之权能。此次在重新回顾我国漫长的天皇历史的同时，衷心祈愿今后无论何时，皇室都能与国民同在，携手共筑这个国家的未来，以及象征天皇的公务永远不会中断，稳定持续下去。恳切希望能够得到国民的理解。”为理解明仁讲话的真意，确有必要回顾和了解这一漫长的历史。日本古代史的记载主要源于中国的古籍。例如，汉代《史记》中记载秦朝的徐福东渡日本求仙而未归，被视为中日交往的历史发端。据《后汉书》记载，公元57年，地处日本九州的倭奴国曾遣使至中国洛阳，请求册封。光武帝刘秀曾赐以印绶。1784年在九州北部博多湾附近的志贺岛，刻有“汉委奴国王”篆体字样的蛇钮金印被发现。经鉴定，这便是光武帝所赐印绶。据《三国志》记载，日本的邪马台国（公元239—248年）曾4次遣使到中国。魏明帝赐邪马台国女王卑弥呼“亲魏倭王”印绶。由此可见，迄今中日交往2000多年，可谓历史悠久。郭沫若曾把中日关系概括为“岁月两千玉帛 ，春秋八十干戈”并无不可，但若笼统地说中日两国有2000多年的友好交往史则不太恰当。因为即便中日两国处于和平时期，人民之间以友好相处为主，但也有国家之间相互对立及关系疏离的时期，出现过各种复杂的局面，故中日关系很难称之为2000多年友好。据成书于7世纪的日本最早古籍《古事记》《日本书纪》记载，日本第一代天皇——神武天皇于公元前660年建国即位，而实际上这是神话传说。包括传说在内的日本第33代天皇推古天皇（554—628年）迄今1500年，日本天皇制的变迁与中日关系大体经历了八个时期：发轫期、繁荣期、疏离期、对立期、海禁锁国到勘合贸易期、交恶到恢复期、战乱期和战后和平期。
（一） 中日正式交往与日本古代天皇制形成的发轫期（公元607—710年）这一时期大约100年，总体友好，但曾一度发生战争。当时日本的飞鸟时代（593—710年）正值中国隋唐时期。日本第一位女皇推古天皇（554—628年）在位，圣德太子摄政，公元607、608年两次派特使小野妹子访华，在第二次给隋炀帝的国书中写道“东天皇敬白西皇帝”，这是日本首次正式对外使用天皇称呼。日本通过 645年“大化改新”，建立起古代天皇制和以天皇为中心的封建中央集权制国家，国名从倭国改称日本。日本与中国谋求对等地位的原因之一是，早在4世纪日本统一后便于公元369年应百济王邀请出兵朝鲜半岛，征讨新罗，确立了百济向日本朝贡的藩属地位。为巩固日本对百济的宗主权，391年日本再度发兵朝鲜。404年，日本为对抗高句丽而又发兵攻朝。公元663年，参与推动日本“大化改新”的天智天皇（当时是中大兄皇子）为支援百济而同中国围绕朝鲜半岛爆发了白村江海战。这是中日首次交战，唐朝和新罗联军获胜，此后900多年日本未敢入侵朝鲜半岛。
（二） 日本古代天皇制的兴盛与中日友好交流繁荣期（公元710—794年）这一时期大约80多年，是历史上中日最为友好的时期，贯穿日本的奈良时代（710—794年）。日本以中国唐朝集权国家为典范，巩固了以天皇为中心的中央集权。这一时期是中国的盛唐时期，也是日本输入唐代文化的鼎盛时期。日本皇室特别是圣武天皇（701—756年）、光明皇后酷爱佛教、儒学等中国文化。奈良时代，日本派出遣唐使20次（到达15次）。日本遣唐留学生26人、留学僧90人，共计116人。中日友好交往达到历史最高水平，阿倍仲麻吕、吉备真备、鉴真、空海等历史人物的友好佳话传颂至今。古罗马、波斯文物也通过中国的长安及日本的遣唐使、留学人员等传入日本，形成古代通向日本的丝绸之路。
（三）日本古代天皇制的衰落与中日交往疏离期（公元794—1185年）这一时期大概390年，双方和平相处，不即不离。日本进入平安时代(794—1185年)后，在前150年桓武天皇至醍醐天皇当政期间，日本开始把佛教与政治分开，实行律令制度，并延续了奈良时代同中国唐朝建立的关系，曾派出两次遣唐使。公元887年天皇实权旁落到身边重臣藤原家族手中。藤原家族通过联姻和设立并独揽“摄政”“关白”两大要职，主掌朝政，迁都平安（京都）。906年中国的唐朝灭亡，唐朝末年和南北宋朝都曾出现兵荒马乱。日本不仅未派遣宋使，还对中日民间往来有所限制，禁止日本商船出海到中国。尽管如此，北宋范仲淹、南宋朱熹的思想仍传入日本。日本皇室及藤原家族对唐朝盛世依然推崇。
（四）日本古代天皇让位于镰仓幕府掌权与中日对立期（1271—1392年）这一时期大约120年，曾一度发生战争。日本镰仓时代（1183—1333年），源赖朝在镰仓建立起幕府的武家统治，其后16代天皇被架空。中国元朝（1271—1368年）建立后，1274年元朝始祖忽必烈发兵2.5万人攻日失败；1281年忽必烈又派14万元军入侵日本，又惨遭失败。日本史称“蒙古来袭”。其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元军在海上两次均遭遇台风，日本称之为“神风”。1954年周恩来总理曾在会见日本来宾时说：我们两千多年来是和平共处的。如果说历史上中国有一个民族侵略过日本，那就是元朝的蒙古上层。但是，他们打了败仗回来了。六十年来中日关系是不好的，但这已经过去。我们应该让它过去。历史不要再重演。我想这能够做到，因为中日两国人民中存在着友谊。
（五）日本皇室衰落的“战国时代”与中日从海禁到开启贸易（1333—1547年） 这一时期大约210年，中日彼此不睦、互不往来约70年，两国勘合贸易交往约140年。镰仓幕府灭亡后，日本分裂为南北朝时代（1333—1392年），与中国交往仍不正常。其后，日本进入室町幕府时代（1392—1573年），皇室衰败，南北朝对立，内战不断，日本史称“战国时代”。这一时期，倭寇不断骚扰中国沿海，王直等中国海盗加入其中，明政府严厉实施海禁政策。足利义满统一日本后，与明朝修好，送还被倭寇劫掠的明朝人。明成祖开始同意中日开展“勘合贸易”，允许日本十年一贡。1404年至1547年，日本派共出17次勘合船队。
（六）天皇让位于德川幕府与中日从交恶到恢复交往期（1592—1868年） 这一时期大约270年，曾一度发生战争，交恶约50年，恢复交往约220年。世界进入“大航海时代”。日本经历了安土桃山时代（1573—1603年），即后阳成天皇时期，进入江户时代（1603—1868年）。丰臣秀吉（原姓木下）1590年统一全日本，结束“战国时代”的内战后，立即于1592、1597年两度率军侵朝，兵败病故。其后，德川家康1603年迁都江户（东京），建立了德川幕府统治，天皇成为摆设。1609年萨摩藩入侵琉球国，拉开了日本向南武力扩张的帷幕，埋下了中日对立的隐患。德川幕府统一日本后，为稳定政权统治，排斥基督教而开始重视利用中国的佛教，中日重开交往。1654年中国福清黄檗山万福寺隐元和尚（原名林隆琦）赴日传授的黄檗文化，在思想、文学、语言、绘画、书法、篆刻、建筑、雕塑、印刷、音乐、医学、饮食等方面，都对日本产生了深远影响。
（七）日本近代天皇制与军国主义统治与中日战乱期（1868—1945年） 这一时期大约70年，战乱不断，是历史上中日关系最坏的时期。世界进入殖民主义、帝国主义时代。日本明治维新后（1868—1912年），推翻幕府，建立起以天皇为中心的君主立宪制，走上脱亚入欧的帝国道路。此时的中国从1840年起饱受西方列强欺侮，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在日本帝国看来，大清帝国早已不是当年的盛唐中国，而是一只待宰的羔羊，日本则可以实现丰臣秀吉遗愿而成为东亚盟主。 1871年中日签署《中日修好规条》，翌年日本便侵吞琉球，要求清政府修约。1874年日本首次派兵入侵台湾。1879年彻底吞并琉球，改称冲绳县。始建于1869年的东京招魂社1879年改称靖国神社，成为祭祀皇军的灵堂。日本1898年颁布的明治《大日本帝国宪法》规定：大日本帝国由万世一系的天皇统治。天皇统帅陆海军。其后，日本又通过《军人敕谕》《教育敕语》等从体制、军队到全体国民建立起一整套天皇集权统治。从1895年甲午战争到1904年日俄战争，日本迅速成为好战的帝国主义国家，平均每10年发动或参与一场战争。在昭和时代，日本迅速走上军国主义道路，1937年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直至1945年战败投降。
（八）二战后日本象征性天皇制与中日和平期（1945年至今） 这一时期迄今已有74年，两国和平共处，但也时有摩擦。这些摩擦大多与日本明治维新以来，即上述第七个时期中日关系不幸的历史有关。二战后日本天皇制的性质发生了根本变化，天皇作为虚位元首不掌实权。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战败投降。1947年5月3日生效的《日本国宪法》规定，天皇是日本国和日本国民整体的象征。天皇有关国事的一切行为，必须有内阁的建议和承认，由内阁负其责任。战后的《日本国宪法》不仅在客观上挽救了因侵略战争惨败而濒临崩溃的天皇制，而且使日本极右势力企图再度利用天皇制复活军国主义成为幻想和泡影。（一）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原点之一是日本战后在《日本国宪法》下走和平发展道路裕仁天皇在位的昭和时代（1926—1989年），其地位和性质经历了明治宪法和战后和平宪法两次根本不同的法律规定。与此同时，日本民族既经历了黑暗的军国主义统治时期，也创造了战后的复兴与繁荣。事实证明，什么是害人害己的历史绝路，什么是利国利民的正确选择。二战后昭和天皇对战争责任心存忏悔。1978年10月23日，邓小平访日时说：中日条约可能具有超出我们想象的重要意义。过去的事情就让他过去，我们今后要积极向前看，从各方面建立和发展两国的友好关系。裕仁天皇表示，在日中两国悠久的历史中，虽然期间发生过不幸的事情，但正如您所说的，那已成为过去。今后两国要永远友好下去。
（二）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1978年缔结中日和约，1992年首次实现天皇访华，意义重大中日两国化干戈为玉帛最初的国际法基础就是《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可以说，如果没有《波茨坦公告》，就没有《中日联合声明》和《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中日两国严格遵守《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就必须始终遵循《波茨坦公告》的各项规定。只有这样，才能确保中日和平友好的可持续性。1992年10月23日，明仁天皇和美智子皇后实现了有史以来第一次日本天皇首次访问中国。明仁天皇在欢迎晚宴上致辞表示：“在两国关系悠久的历史上，曾经有过一段我国给中国国民带来深重灾难的不幸时期。我对此深感痛心。战争结束后，我国国民基于不再重演这种战争的深刻反省，下定决心，一定要走和平国家的道路。希望中日两国的良好关系进一步发展为不可动摇的关系。”日本天皇是国家的象征而非国家元首，其涉及战争责任问题的发言还不能代表日本的国家意志，而代表日本国家意志的与其说是首相讲话，不如说是日本国会决议和同中国签署的国际文件。尽管如此，当时明仁天皇的这段讲话很大程度上体现了他本人的意向并得到中方认可。 2018年5月10日，李克强总理在访日期间与明仁天皇会面。这是明仁天皇最后一次接待到访的中国领导人。明仁天皇表示，我时常回想起20多年前访华时受到中国人民热情欢迎的情景，至今仍然印象深刻。那次访问让我深刻感受到日中两国是民心相通的。真诚希望通过两国民众的交往，构筑两国关系更好的未来。
（三）德仁天皇生于战后，坚持宪法规定的象征地位，正视历史，对华友好德仁天皇坚持宪法关于天皇的象征性质。在这方面，德仁天皇继承了明仁上皇的立场与信念。明仁天皇1989年即位时宣誓，将与日本国民共同维护《日本国宪法》。2019年5月1日即位的德仁天皇也宣誓：“要经常想到国民，贴近国民，根据宪法尽到作为日本国及日本国民整体的象征之责。”德仁天皇主张正确认识历史。2015年2月23日，德仁皇太子表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70周年之际，应向没有亲身经历战争的下一代正确传递历史，传承和平信念。虽然自己没有经历过战争，但是，在战争记忆逐渐淡去的今天，谦逊地回顾过去，向对战争没有直接认识的下一代正确传递悲惨经历和日本走过的历史道路，十分重要。” 德仁天皇喜欢音乐，对中国古代文化艺术很感兴趣，对发展中日两国的友谊和文化交流也颇为关心。2009年11月应日本皇家交响乐团邀请，中国歌剧《木兰诗篇》赴日本演出。中国著名歌唱家彭丽媛女士作为该剧的艺术总监一同赴日。当时的德仁皇太子也应邀观看了演出，并称赞演出很精彩。2019年5月，德仁天皇及雅子皇后会见即将离任的中国驻日本大使程永华夫妇，期待日中关系继续改善。这是德仁天皇即位后首次会见外宾。2019年4月30日，年逾85岁的明仁天皇退位，日本的平成时代就此落幕。同年5月1日，德仁即位，成为包括神话传说在内的第126代天皇，日本进入令和时代。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日本新天皇德仁，对其即位表示祝贺，并表示中日两国一衣带水，友好交往历史源远流长，双方应该携手努力，共促和平发展，共创两国关系美好未来。同年6月27日，习近平主席在出席在日本大阪举行的20国集团峰会前夕，与安倍晋三首相会晤，努力促进两国关系继续改善和稳定发展。这是时隔11年中国国家主席到访日本，对于进入令和元年的日本和中日关系都具有重要意义。
新时代中日关系的背景是两种社会制度并存与多种国家模式竞争与合作，中日可以和平共处；新时代中日两国的共同利益是通过开放的世界经济体系确保可持续发展，通过和平的多边主义谋求可持续安全，中日可以协调合作；新时代中日关系的特点将是和平、对等、规范、竞争、合作，中日可以平等相待。未来三年，中日关系改善将迎来新机遇。2020年日本将主办东京奥运会，2022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也是明仁天皇访华30周年。届时，北京市将主办冬季奥运会，杭州市将主办亚洲运动会。中日两国要排除各种干扰，通过多样化的纪念活动和友好交流，促进两国关系健康发展。中国民众对德仁天皇、雅子皇后及爱子内亲王充满好感，欢迎在方便和适当的时候访问中国。当然，这还要看届时的日本首相及政府（外务省、宫内厅）持何种态度。
所谓结构性矛盾，是指中日之间存在着一些彼此相关、相互影响、有时甚至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矛盾和问题。其中既包括历史观、战争观、战后国际秩序观、安全观、地缘战略观的对立，也包括涉及台湾等中国内政问题和钓鱼岛领土主权归属认知争议等。这些矛盾如何通过深入的对话、沟通得到缓解和解决，真正建立政治互信，是中日之间的长期课题；防止这些结构性矛盾引发不测事态或激起民族情绪的对立，是中日危机管控的当务之急；跨越结构性矛盾的干扰，就生态环境、防灾减灾、医疗养老、经贸合作等进行务实合作，是中日两国的明智选择；努力扭转中日两国民间感情改善的不对称性和两国人员往来的不平衡性，是难以回避的新的现实问题。近9年来，日本民众对华感情恶化及改善幅度较小的最大原因是，对中方在钓鱼岛问题上的立场和做法不满。如果日本民众面对中国公务船在钓鱼岛领海执法巡航的新现状而又不了解钓鱼岛属于中国的真相，便更容易受到“中国威胁论”影响，甚至会感情用事而投票支持右翼强硬派，从而加深中日之间的结构性矛盾。因而，搁置争议不等于搁置研究，放弃说明；消极回避不如主动应对，解疑释惑。就钓鱼岛归属认知争议进行理性、深入的交流对话，正本清源，应成为未来中日人文交流中“知的交流”与公共外交中“知的外交”的一项任务。
经验告诉我们，越是在中日关系迎来改善发展机遇期的时候，日本右翼势力和各种别有用心的人就越会跳出来制造麻烦，干扰中日关系的稳定发展。战后70多年来的历史反复证明，中日关系倒退的根源是日本政治右倾化。日本政治右倾化是指日本右翼势力及其主张在日本政界占据上风并影响政府决策的一种政治倾向。它以右翼政客入阁当政、政府政策右摆、国会力量对比向右翼保守势力倾斜等为主要特征。其主要表现是，日本政界和社会上的右翼势力，总是企图恢复靖国神社的历史传统地位，美化日本侵略历史，通过修改教科书和战后宪法等来实现其政治目的。日本国内政治右倾化与抵制政治右倾化的斗争，实质上是历史上军国主义与反军国主义斗争在21世纪和平环境下的延续。战后70多年来，只要是日本政治右倾化抬头、泛滥的时候，都是中日关系受到损害或倒退的时候。与此相反，只要日本政治右倾化受到抑制，出现“逆右倾化”或“脱右倾化”，中日关系就会很快趋于改善。2017年以来中日关系趋于改善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同年8月安倍内阁改组清除了右翼政客稻田朋美，吸收了自民党内对华友好议员的第二代，如林芳正、河野太郎等人入阁。这便是一种“逆右倾化”的政治安排，预示着中日关系将进入改善的轨道。就日本政治走向而言，安倍晋三将在2019年7月日本参议院选举后再度改组内阁，继续谋求修改日本宪法。一旦安倍实现其2020年实行新宪法的政治夙愿，届时就要对中日关系重新做出全面评估。“武大边海”是边界与海洋问题最专业的信息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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