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作为典型的“海洋国家”，海洋战略关系其立国之基。中国海洋力量的崛起使亚洲海洋力量格局从以日美同盟为绝对主导逐渐向“势均力敌”的两强格局演进，日本对华战略中有关海洋的战略规划迅速受到重视。分析一国的对外战略，除对权力逻辑的理性权衡外，还需要充分探讨具有相对稳定性与倾向性的认知观念与思维模式。在此视角下，“战略文化”论为分析日本海洋战略提供了思路。
一、日本海洋战略文化内涵探析
一国战略文化深受该国地理环境与社会历史的影响。海洋作为自然属性的场域，塑造了海洋国家独特的国家观、民族属性和集体记忆。海洋的连通性使国家间的竞争与合作超越原有的地理限制，在更广泛的范围内围绕国家利益进行战略部署，做出战略选择。在漫长历史进程中，国家围绕海洋进行的战略实践经历与互动中逐渐建构的海洋国家身份使得战略文化在海洋场域的展开具有丰富的意蕴内涵。
日本对其周边的海洋战略环境一直怀有强烈的危机感，认为威胁始终存在，主观刻意地以设定“假想敌”为基础完成海洋战略环境的建构，进而进行战略选择以缓解这种危机感。在战略行为的偏好选择上，领土狭小的日本将对外进取性的行为视作拓宽战略空间的直接手段，通过扩大战略空间，逐步积累一直以来匮乏的战略纵深，缓解“感知威胁”所带来的情感焦虑。同时，日本主要以“海洋国家”的身份观念作为支撑，采用多元进取性方式积累战略资源。基于此，本文认为日本海洋战略文化的具体内涵是一种由“兼顾实力和身份的战略资源积累”“主动进取式的战略资源使用”“对环境敏感，不断自我构建危机感”而构成的谋强性文化。
日本对华海洋战略既是日本海洋战略体系受到实力格局变动这一不安因素刺激后产生的系统性反应，亦是日本在“谋强性”战略文化调节下，以中国崛起为结构性变量，主动把握国际秩序调整中的机遇，回归增进海权的大国道路，缔造主导性海洋秩序，建设“海洋强国”的主动选择。
二、战略环境的感知与战略目标的形成
（一）新世纪日本对华海洋战略的生成背景
自21世纪以来，日本国内对建构“海洋国家”的身份呼声日高。日本于2007年通过了《海洋基本法》，并建立国家海洋战略指挥的中心部门“综合海洋政策总部”，为日本的“新海洋立国”战略确立了法律与制度保障。自此，日本又制定三次《海洋基本计划》与配套落实的法令、政策文件，海洋战略体系也逐步成型。
近代以来，中国一直是日本海上战略互动重要的“他者”，中日间持续的海洋互动使得中日战略关系的变动与中日在海洋权益上的竞争与合作息息相关。近年来，中国力量的迅速崛起使得日本所处的海洋战略环境正在发生快速且深刻的转变。同时，日本的海洋安全形势也因朝鲜半岛的紧张形势、韩日主权领土纷争以及海上恐怖主义而愈发复杂，多方位、多维度的安全挑战无疑进一步加深了日本的海上战略焦虑。
（二）战略环境感知与目标设定
自2010年钓鱼岛撞船事件以来，日本开始大肆宣传中国海洋威胁，开始在海洋事务上不断对中国的能力与意图进行单方面解读，在中国《海警法》出台后，日本政界与媒体的炒作更上一个台阶。
面对中国的海上崛起，日本认为，对华海洋关系的核心问题不是开展“全面军事冲突”，而是“和平时期的较量、试探与反复博弈”。日本需要增强其海洋“综合防卫力量”与战略投射能力，在增强日美同盟承诺可信度的同时，建立与美国以及地区利益攸关国家密切相关的“战斗姿态”，为卷入“有事”时做好准备。
三、战略布局的层次
总体来看，日本将当下战略形势视作中国既希望谋求区域内的“控制力与状态主导”，又试图在更大范围内拓宽战略存在。面对这种形势，日本在能力、场域和合作三个层面设置外向性战略布局，获得物质性收益与战略边疆的延展以缓解战略焦虑。
（一）能力层面
对日本而言，“海洋国家”身份塑造的海权文化深刻于其战略文化中，海上力量作为实力政治的客观载体，在日本的战略决策中占据极其重要的位置。
在导弹防御方面，日本战略界已经充分认识到，利用弹道导弹防御系统应对来自中国陆海的导弹袭击是必须解决的课题。在海上保安能力方面，日本强调加强对海洋状况的把握能力，提出要在钓鱼岛领海强化警备体制，并大幅提高海上保安厅的预算以引进先进的海上装备。在岛屿防卫方面，日本强调西南诸岛的重要性，必须建设“应对先发制人打击的能力”“阻止中国通航的能力”以及“受打击后反击的能力”。
（二）场域层面
日本的地缘境况缺乏天然屏障，且严重限制了国家资源的攫取。因此，日本的战略文化高度重视在局部地区内向外扩张，延伸势力范围，强调对空间场域的探索、掌控与有效利用。2018年《防卫计划大纲》将日本的防卫理念升级为“多维联合防卫力量”，推动陆海空天网等不同空间的军事力量协同行动以增强安全保障效果。
在情报收集方面，日本利用人造卫星等技术建立海洋监视体制（MDA），在和平时期监控中国海洋活动与海洋开发，收集情报；同时大力发展水下无人潜航器，建立一个全场域的情报监视网络。在海上作战思想方面，日本许多战略学者积极引入美国的“全球公域介入与机动联合”（JAM-GC）概念，主张在海上力量与空中力量协调配合的基础上，主动发挥日本在反潜战上的优势，对中国施加威慑。
（三）合作层面
日本历史中充斥着毁灭性的自然灾害与来自海上且不可抗拒的外部干涉，这使日本认识到其处境的脆弱性，单凭自身力量无法避免受到摆布，从而确立了其战略文化中与外部强者结盟的集团主义偏好。在日本看来，东亚的大陆性强国崛起，将在亚欧大陆侧翼使其陷入战略包围。因此，必须积极运筹对外关系，联合外部世界的力量，对陆地一端的威胁施加有效的遏制，规避压迫性的体系压力带来的战略风险。
为了实现维护自身安全环境，保护其海上通道安全的战略意图，日本不断扩大合作范围，试图将越来越多的本地区国家拉入其对华海洋战略的框架，确立以日美同盟为战略基石，以美日澳印“四方安全对话”(QUAD)为战略支柱，以东盟与欧洲力量为重要补充的海上合作网络。
四、战略资源的积累手段
随着东亚地区力量格局的变动，日本自近代以来对华形成的“强者心态”不复存在，民族精神中的实用性开始迅速苏醒。
（一）力图构建日本主导的地区海洋秩序
日本“谋强”性战略文化的突出特点便是追求对外关系的主动性，特别是近代以来，日本的主动性意识在极大程度上被唤醒，确立了“先发制人”的指导思想。日本十分担心体量庞大的中国主导地区秩序异质化演进，使其可能陷入冲突或被支配的境地，倾向于主动塑造与地区国家的互动模式，推动建构彼此的角色身份，以谋求自主转圜的战略空间与理想的实力地位。自安倍政府第二次上台以来，日本积极通过“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战略擎画“印太”秩序，寻求安全合作对象的多元化与体系化，建设一张贯穿两洋的海权合作网络。
（二）突出“海洋国家”的身份与价值观叙事
作为大陆边缘的海上小国，日本的战略文化要求其战略思维以实用、多元为底色。在战略文化的作用下，日本主动调试其对外战略大框架，将其海洋国家身份与“自由、民主、法治、开放”的价值观叙事捆绑，突显对海洋文化与国家身份的深度认同，以及中国陆上大国身份的异质性，从而使其战略逻辑并不局限于实力对抗的“硬制衡”，而是通过价值观共识与身份属性搭建合作纽带，在最大程度上团结战略境况相似、价值取向相同的国家，塑造起具有共有价值的战略联盟，并主导联盟机制的强化与延展。
（三）通过多边平台与国际媒体争夺话语权与合法性
日本战略文化中的敏感与危机意识并不仅局限于现实力量的物理空间，还广泛地扎根于话语与观念层面。在国际关系中，话语可以引导受众理解，在社会性互动中构建意义。通过话语实践，国家可以在国际社会推广其倡导的规范并使之内化，在国家间塑造战略文化上的趋近与认同，从而在战略决策中树立共同的外部威胁。因此，日本在海洋战略中重视话语权的争夺亦具有战略文化的深层逻辑。日本战略研究人员与学者十分重视向世界传播、推广有关海洋问题的主张与立场、提供证据以证实行动的合法性，主张“要避免出现中国发出的片面信息向世界传播，得到国际社会同情与肯定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