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击上方“武大边海”直接订阅
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四国互通”计划
图片来源：百度百科
本文作者
胡杰
武汉大学中国边界与海洋研究院讲师
国家领土主权与海洋权益协同创新中心副研究员
原文首发于《边界与海洋研究》2021年第3期，本文在原文的基础上有所删减，
请点击文末【阅读原文】获取原文下载链接。
“英加澳新共同体”的主旨是在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四个盎格鲁-萨克逊民族国家间建立更为密切的政治和经济联系，特别是促成商品、服务和人员的自由流动，甚至是实现四个国家的深度融合，构建一个跨洲际的联邦实体。“脱欧”赋予了长期被冷遇的“英加澳新共同体”倡议获得持续关注的契机。
一、“英加澳新共同体”的历史与基础
（一）“英加澳新共同体”倡议的由来
“英加澳新共同体”倡议可以追溯到20世纪60年代，但长期鲜为人知，直到2016年英国举行“脱欧”公投，这一倡议才逐步进入公众视野。2016年6月24日，美国企业家和作家詹姆斯·贝内特在《今日美国》专栏文章中率先提到“英加澳新共同体”，这是这一概念首次出现在主流媒体上。2016年6月和8月，英国经济学家安德鲁·利里科也分别在英国《泰晤士报》和加拿大《金融邮报》上撰文，提出英加澳新四个文化和价值观相近的国家应组成一个“紧密的地缘政治联盟”，以增强它们在国际舞台上的竞争力。
目前，在“英加澳新共同体”的倡导者和支持者中，形成了三个最有代表性的组织，即“英加澳新共同体国际”（CANZUK International）、“英加澳新共同体运动”（CANZUK Campaign）、“英加澳新共同体联合阵线”（CANZUK Uniting）。其中，“英加澳新共同体国际”主张四国缔结全面的多边自由贸易协定，并建立更为紧密的情报、防务和外交合作关系，扩大四国公民在“英加澳新共同体”国家内的权利。“英加澳新共同体运动”主张英加澳新四国在贸易、人员流动、信托、外交、安全、科研和主权等七个领域加强合作。
（二）构建“英加澳新共同体”的基础
1.历史和文化基础
“英加澳新共同体”的倡议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它同历史上的帝国联邦运动有着异曲同工之妙。19世纪下半叶，面对外部强国的竞争和大英帝国内部的政治不稳定因素，建立“更大的不列颠”（Greater Britain）的构想应运而生，迪尔克、弗鲁德和西利是其中最有代表的三位思想家。
从19世纪80年代开始，英国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帝国联邦运动，代表性方案主要有三种，即议会制的帝国联邦、以“咨询议会”为中心的帝国联邦和以“联邦议会”为中心的帝国联邦。构建“更大的不列颠”也面临诸多反对声音，特别是以曼彻斯特学派为代表的自由主义者强烈反对建立统一的帝国，他们高举自由贸易和道德的大旗，强调英国与殖民地“自由和自愿”的联系。19世纪80年代以后，在列强竞争日趋白热化、殖民扩张浪潮盛行的年代，自由党和保守党都开始追求“有形帝国”。在布尔战争和两次世界大战中，英国都得到其帝国成员的鼎力相助，这一方面增进了各自治领与英国的凝聚力，另一方面也促成了各自治领民族主义的发展，助长了它们的独立倾向。
2.政治和安全基础
构建“英加澳新共同体”的政治与安全基础，主要来源于“脱欧”后的英国希望借助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地理优势和安全网络资源，提升自己的全球影响力，特别是增强在欧洲以外的地区，尤其是印太地区的政治和安全影响力的动机，以及“盎格鲁文化圈”现有的双边和多边防务与安全合作机制。
首先，英加澳新有着悠久的开展防务与安全合作的历史。其次，在“脱欧”背景下，英国致力于以印太为重点推进防务外交，更需要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鼎力支持。第三，“英加澳新共同体”倡议带有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契合英国日益重视价值观外交的政策取向。
3.经济和贸易基础
相较于历史和文化基础、政治和安全基础，“英加澳新共同体”倡议的经济和贸易基础是比较薄弱的，这源于无论是加拿大、澳大利亚还是新西兰，在英国的外贸总额中的比重太低。单纯的“英加澳新贸易集团”不足以弥补英国因为“脱欧”而遭到的经济损失。同样地，英国也不是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最为重要的贸易伙伴。不过，对“脱欧”后的英国而言，构建一个更为机制化的英加澳新自贸区仍然是颇有吸引力的。美国在特朗普政府时期的反全球化倾向，特别是种种“退群”行为，使得英加澳新与美国的贸易面临显著的不确定性，这也成为了四国结成更为稳定的贸易集团的动力。
二、“英加澳新共同体”获得的机遇
（一）“脱欧”导致英国民族主义情绪高涨
“英加澳新共同体”倡议契合了“脱欧”背景下英国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这一倡议提供了英国加强与英联邦各国的经贸联系，甚至将英联邦重建成历史上的经济和政治集团的可能性。
（二）加澳新需在美国之外寻找更多选择
二战后，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在对外关系上“疏英亲美”的倾向日趋明显。澳新美同盟（ANZUS）既是美国“岛链战略”的重要一环，更是澳新对外关系的基石。同样地，作为美国最重要的邻国，加拿大在经济、防务等领域也格外倚重美国。不过，随着英国“脱欧”和特朗普政府任内中美冲突的加剧，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也有意在对外关系上减少对美国的依赖，将“重启”同英国的传统关系作为新的选择。
（三）可借力“全球英国”获得政策支持
要推进“全球英国”（Global Britain）构想，英国就必须充分利用大英帝国留下的丰厚殖民遗产，特别是要借助“盎格鲁-萨克逊兄弟”的支持。因此，构建“英加澳新共同体”符合落实“全球英国”构想的目标，它被一些学者认为是推进“全球英国”构想的五大战略优先选项之一。反过来，“英加澳新共同体”倡议也有望获得“全球英国”的政策支持。
构建“英加澳新共同体”有助于扩大英国在外交事务、国际条约和规则制定中的话语权，巩固英国在国际法的解释和运用上的优势地位，充分发挥英语媒体强大的国际传播力和影响力，顺应了英国决心通过重振英联邦来实现“全球英国”的思路。
三、“英加澳新共同体”面临的阻力
首先，“英加澳新共同体”的保守性、封闭性和排他性特点与“全球英国”的开放性和包容性原则存在矛盾，其浓厚的意识形态和种族主义色彩一定程度上会损害英国的国际形象。“英加澳新共同体”倡议强调盎格鲁-撒克逊民族的优越性，在意识形态上偏向保守，特别是这一概念从一开始就表现出明显的种族优越感，其本质上是“五眼联盟”的继续，而且会以同西方价值观迥异的中俄为假想敌，采取更为直接的意识形态话语表述和政策取向，助推英国的价值观外交。
其次，英国与加澳新不同的利益诉求，特别是加澳新不愿削弱与欧盟的经贸关系，让建立“英加澳新共同体”缺乏足够的共同利益基础。“英加澳新共同体”更多是以血缘、情感、历史和文化等为纽带，而非以现实的利益为最坚实的基础，这一方面给“英加澳新共同体”贴上了理想主义标签，另一方面也使得其在凝聚力和组织性上面临较大的困难。
第三，英国尚未厘清“后脱欧时代”对外关系的思路，突出表现就是迄今仍未对“全球英国”构想的具体内容予以明确阐释，这决定了“英加澳新共同体”的发展前景存在诸多变数。伴随着“脱欧”，英国建立由盎格鲁-萨克逊白人组成的自由经济区的政策取向符合英联邦中少数经济发达国家的利益，但此举很难取悦英联邦中的诸多欠发达国家，影响英联邦的团结。“英加澳新共同体”倡议本身也还需进一步凝练方向、细化方案。
四、总论
目前看来，“英加澳新共同体”倡议还是一个抽象、理想化的构想，它受制于各种障碍、阻挠和挑战，距离实现憧憬中的目标还有相当距离，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一倡议是遥不可及的幻想。尽管在短期内，英加澳新的合作是松散、碎片化和框架性的，合作的方向、领域和程度未来究竟如何发展也有待观察，我们更不能就此断言英加澳新已踏上了建立联邦制国家的道路，但无可置疑的是，在前景不明的“后脱欧时代”，“英加澳新共同体”倡议为英国巩固全球性大国地位提供了一种可行性思路，它在未来很长时间都会是对英国颇具吸引力的选项。
END
编辑 | 付姗姗
排版 | 李 阳
“武大边海”是边界与海洋问题最专业的信息平台
推送最新边海资讯、边海观察，发布边海问题专家观点
面向公众普及宣传边海知识
微信投稿邮箱：cictsmr@whu.edu.cn
“武大边海”独家授权转载《边界与海洋研究》期刊论文
期刊投稿邮箱：bjyhyyj@whu.edu.cn
编辑部联系电话：027-68753503
《边界与海洋研究》国内邮发代号：38-455
国际邮发代号：C9291
更多资讯请关注武汉大学中国边界与海洋研究院官网：
http://www.cibos.whu.edu.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