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海研究】段彬：印度对中国藏南地区的同化政策探析（1951-1959）

本文作者

段彬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博士生

原文首发于《边界与海洋研究》2020年第2期，本文在原文的基础上有所删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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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印边界和领土争端至今悬而未决，最大的阻碍因素是印度对争议地区的非法占领和非法实施行政管辖，即非法的“东北边境特区”问题。1951年，印度阿萨姆步枪队少校卡辛（Khathing）率队占领中国藏南地区的达旺，标志着尼赫鲁政府开始向“麦克马洪线”以南地区大规模推行“新前进政策”。到1953年，印度基本控制了“麦克马洪线”以南广大的争议地区，使这段非法虚拟的边界线成为实际控制线。至1956年底，印度政府占领完最后一片地区里米金（Limeking），在非法“麦克马洪线”以南占领区建立起一整套行政管理体制，由此制造了“东北边境特区”问题。尼赫鲁政府在占领区制定了一系列特殊的社会、文化、宗教方面的同化政策，以便将其事实上同化进印度社会。在此过程中，尼赫鲁政府非常重视利用文化和心理手段，通过与阿萨姆邦地方政府协调，制定了非常“复杂”的政策，以达到尼赫鲁所相信的“这片边境地区不一定是印度的，但是可以将其塑造成印度的领土” 的政治宣传效果。

这样，与1951年印度侵占达旺为标志开始的“新前进政策”紧密配合，经过1952-1953年内部的反复考虑，尼赫鲁政府在藏南地区推行的社会文化政策的总体方针是灵活审慎，稳步同化。首先是实际占领，消除西藏地方行政管辖的痕迹，限制和西藏地方的经济交往和宗教联系。其次是心理和文化上施加影响，让这些地区民众认识到自己属于印度，拒绝了阿萨姆政府的强制同化的主张，在一定程度上保护当地部落民的土地、森林等经济权益，保护当地的部落文化；最后是在占领区宗教层面断绝对西藏的依赖的同时，尊崇藏传佛教，利用十四世达赖喇嘛在占领区人民心中的地位，稳定占领区的人心，达到的目标是“让他们感到不仅在政治上而且在情感上都是印度的一部分”。在具体政策层面，尼赫鲁政府将道路和通信建设被摆在了首位，其次是中小学校和医疗卫生等福利性措施，最后是推广“国家社区和集体安置项目”。这些同化政策灵活运用心理和经济手段来推进政策实施，充分考虑到占领区藏文化和长期处于原始社会的客观现实，并且政策设计中始终有着和中国竞争民心的目的。

为了贯彻执行这种比较灵活的政策方针，印度政府特意设立了“印度边疆文官体制”，选拔“边疆文官”作为占领区各行政单位的基层干部。这些“边疆文官”负责执行“巡视”、收税、扩展教育和医疗等各项同化政策。尼赫鲁政府对占领区采取了一些象征性的举措，以为面向国内外的宣传造势。例如，1952年10月27日，尼赫鲁前往阿萨姆和东北边疆部落区“视察”，并且乘飞机到达达旺上空。这是印度非法占领达旺后，印度总理首次前往达旺。这种“视察”是印度总理尼赫鲁曾经作为学习法律并且获得执业资格的律师，精心设计地向国内外宣称占领区属于印度领土的重要手段，也是当今印度政府进行政治宣传惯用的伎俩。此外，尼赫鲁政策还非常重视通过《新政治家》、《经济学家》、《评论家》等英美的知名报纸和期刊以及印度驻海外各使馆，多渠道向国际上解释印度的边界政策，进而博取国际舆论的支持和同情。

尼赫鲁政府对占领区社会文化政策总体方针突出体现在印度政府对占领地区中小学校 的语言政策上，尤其体现在占领区中小学校教材上选用何种书面语言的教科书和相应的教学语言的政策考虑中。尼赫鲁狡猾地利用占领区部落语言本身就缺乏书写字母的问题，“建议”推行用天城体字母书写部落语言，这样迂回的做法一方面可以避免占领地区门巴和洛巴部落人当时产生反感，另一方面也可以为今后在这些地区推行印地语打下基础。印度学者索尼娅·舒克拉（Sonia Shukla）也认为“印度政府将印地语引进东北边境特区，大大加速了同化的过程。这是一种非常有策略性的渗透方式，但是又不会引起当地人的抗议。”尼赫鲁在指示中允许使用藏语，事实上基层官员并没有按照严格执行他的指示，而是大规模地强制推行印地语，因而从根本上将占领区与中国西藏地方的语言、文化隔绝开来。在1962年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达旺时，当地年轻人已经不懂藏语了。时至今日，这种占领区的语言文化同化政策造成深远的影响，对于解决中印边界问题，尤其是达旺问题，成为严重的障碍。

尼赫鲁政府对占领区社会文化政策总体方针也集中体现在尼赫鲁政府对占领区宗教政策上的“双面政策”。这种“双面政策”指的是：一方面，尼赫鲁政府在1951年占领达旺之后，开始考虑断绝达旺寺、瓦弄地区寺庙与拉萨的宗教联系，并且在拉达克和锡金地区分别建立寺庙学校和“西藏文化研究中心”，断绝这些地区僧侣向西藏寺庙学习佛教经典的传统与拉萨的宗教联系。其中1959年西藏叛乱后，跟随十四世达赖喇嘛出走的上层喇嘛成为尼赫鲁在拉达克和锡金地区的宗教学校中的重要教员，而这恰好满足了尼赫鲁削弱拉萨和这些地区的宗教联系，进而稳定了占领区的宗教界和普通信众的民心；另一方面，尼赫鲁政府允许占领区寺庙学校存在，并且积极拉拢当地寺庙僧侣，修复寺庙建筑，从而利用寺庙稳定占领区民心。这种尊崇十四世达赖喇嘛地位，积极拉拢十四世达赖喇嘛稳定占领区的做法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十四世达赖喇嘛叛逃事件的发生。1959年印度给予十四世达赖喇嘛所谓的“政治避难”，除了其议会中宣称的所谓的“政治正当性”外，最重要的动因是印度的国家安全利益，即利用十四世达赖喇嘛在占领区宗教界和普通信众的地位，稳定占领区的民心，巩固印度在占领区的地位。正如，印度情报局长穆利克分析的那样，“印度如果拒绝十四世达赖及其追随者，那么将会使我们的佛教徒非常失望，印度政府也会失去他们的拥戴；反之，如果十四世达赖喇嘛出现在印度，那么这就给边境地区的佛教徒一个焦点，这样他们的眼睛就不再转向西藏寻求启示和指导，而是安心呆在印度的边界之内。”

印度这种宗教政策上看似矛盾实际却非常现实的考虑完全服务于印度的国家利益。1959年西藏叛乱发生后，印度对待十四世达赖喇嘛的“双面政策”随着1959年十四世达赖喇嘛外逃而趋合流，尼赫鲁政府乘机支持和扶植十四世达赖喇嘛，利用十四世达赖喇嘛在佛教界的影响力，稳定被占领地区的僧俗信众的民心，帮助其强化和控制这些地区。1962年中印边界战争之后，印度一方面在利用逃往印度的“藏独”分裂势力十四世达赖喇嘛集团，在印度内政部情报局和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帮助下，正式组建了“印藏特种边境部队”，由十四世达赖喇嘛集团负责兵员来源，美国负责提供武器装备和部分经费并协助训练，印度负责组编、后勤供应和直接指挥。“印藏特种边境部队”的成立成为威胁中国西南边疆安全的隐患，并且使中印边界问题解决复杂化。另一方面，印度利用十四世达赖喇嘛在佛教界的权威，直接安排和确认占领区各大寺院的活佛转世系统，如达旺寺和瓦弄地区寺庙，控制占领区僧俗民众，从而成为其间接强化占领区地位的有力工具。除此之外，印度利用十四世达赖喇嘛为首的所谓的“西藏流亡政府”，在联合国舞台上和西方世界中炒作所谓的西藏问题，造谣诽谤，混淆视听，成为冷战时期印度和西方国家在战略上牵掣中国的工具。

综上所述，印度对藏南地区的占领和实施的同化政策是印度对华边界政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1951-1956年印度推行“新前进政策”，占领中国的藏南地区并且扩展所谓的行政管辖，制造了“东北边境特区”，为了将占领区的社会、经济文化同化进印度本土的经济和社会，尼赫鲁政府为占领区制定了特殊的社会、文化和宗教政策。通过阿萨姆邦长和新设立的“印度边疆文官”具体执行修建道路、设立学校和医院、尊崇藏传佛教等一系列特殊的同化政策，企图将非法的“麦克马洪线”由一条“战略边界”变为具有文化认同的“文化边界”和拥有行政管理的“行政边界”。值得注意的是，尼赫鲁政府这一系列潜意识中和中国竞争当地人心的措施中，尊崇藏传佛教，进而利用十四世达赖喇嘛稳定“东北边境特区”的民心进而强化其控制的政策，不仅在一定程度上导致1959年十四世达赖喇嘛外逃事件的发生，而且成为1962年后历届印度政府扶持十四世达赖喇嘛为首的“西藏流亡政府”的最重要的考虑。

通过这些同化手段，印度在藏南地区的占领地位稳固之后，尼赫鲁政府于是强硬拒绝1960年谈判中中方提出的“一揽子”边界解决方案，并且在“西段”争议地区加紧推行“蚕食政策”，最终直接导致1962年中印边界战争。因此，“东北边境特区问题”是当今中印边界争端迟迟悬而未决的重要障碍，而不是印度某些学者和政客声称的“中印边界东段边界已经划定”，双方只是需要讨论“拉达克地区的边界争端”即可。时至今日，中印边界争端的解决，需要正视边界客观历史，尊重历史，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双方开展友好协商，互谅互让，进而解决分歧，而不是利用所谓的西藏问题干涉中国内政，向中国施压而谋取边界利益，更不是利用拖延和炒作边界争端，为政党竞选利益和散播“中国威胁论”而寻求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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