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海研究】夏帆：论民国知识阶层的海权认知与宣传
推文时间：2019-08-21
国别类型：
期数：
中国海军169与171舰执行护航任务，资料来源：中国军网
夏帆
博士，武汉大学中国边界与海洋研究院讲师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
“中外地图所见中国疆界意识演变及比较研究（1708—1948）”（18BZS167）阶段性成果。
原文首发于《边界与海洋研究》2019年第3期，本文在原文的基础上有所删减，请点击文末【阅读原文】获取官网链接。
民国成立以后，晚清以来持续的海权危机并未得到缓解。本文拟从民国期刊中有关海权问题的报道出发，对其中所反映出的海权认知及表达予以考察。总结分析这些文章，除相关新闻报道外，海权理论的译介与探索、主要海洋大国间的海权博弈、中国海权回顾与建言以及海权宣传与爱国教育等都是受到关注的重点议题。（一） 海权要素研究
海洋航运是海权要素的核心。马汉的海权理论的基本出发点，是以海洋为核心看待周遭世界。在这种视角下，海洋是连接陆地的道路。海权，“即能控制，最少能利用，世界上最大最广最便利的交通线” 的权利。为保障海洋航运的畅通，产品贸易的顺利进行，无论平时战时，海上根据地均至关重要。海上根据地，类似于陆地上的交通枢纽，交通枢纽越多代表可以通往的目的地越多，则更能保障海上运输和货物交换越畅通。战争时期，海上根据地则能对于舰艇的救援与补给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二）海权理论背景下的海军研究
根据马汉的海权思想，海权即对海洋的控制权。而这种控制既指和平时期一国在海洋商贸中的优势地位，又包括国家能在特定海域实施军事上的控制，即制海权。在海权理论背景下的海军研究，也是当时海权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内容主要包括海军的职责阐明，海军的规模及强弱辨析等。海军职责之根本在于取得制海权，维护本国航道。而有关海军的规模及强弱，则应以能够完成海军取得制海权的职责为判断原则。并且，对于海军发展而言，上述自然条件的比例配合，如海岸线的长短、良港的多少、以及海岸港口与人口的比例等，较条件的绝对数量，如领土面积，要更为重要。
（三）海权与国家盛衰关系探讨
在马汉的《海权对历史的影响（1660-1783）》一书中，除第一章撰写了海权主要因素外，其余各章节均用史实，讨论自第二次英荷战争起到1778-1783年美国革命海战过程中英国、法国、西班牙、荷兰、美国等主要海洋国家的兴衰之路。海权与国家盛衰间的关联，正如《美国独立战争与海权》一文末尾所总结的那样，“‘为自身而爱海，为祖国而爱海’，吾人应引申其义曰，‘为后世子孙而爱海。’盖由海可增强权力也”。
（四） 海权理论的时代适应性研究
海权理论的时代适应性，是当时人们研究海权理论时关注的另一重要议题。有人通过观察二战战事认为，添加了空中维度后，世界形态发生根本变化，从海权时代进入了空权时代。但当时更普遍的观点则认为，新式武器的加入对世界形势的改变只在战术上，而不在战略上。因此，海权理论在新时代仍然适用。虽然“海上的武器，自从拉法加（Trafalgar）一役以来，已经逐渐在转变了。不过海战的基本原理，大部分仍然是不易的定律”。报道关注各国的海军动态。民国时期海权讨论较为集中时为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并一直持续到二战结束后。各海洋大国一方面为谋求海洋霸权考虑，竞相扩充海军规模；另一方面又担心过度竞争再次引发战争，不得不回到谈判桌前，共同商议控制海军规模。此外，1934年在新加坡召开的英国海军会议，虽然只是单一国家的海军会议，但由于讨论议题涉及太平洋事务，与中国关系密切，且会后未发表公报，也同样引其期刊杂志的高度关注。报道关注海洋大国的太平洋海权争夺。现代海权争夺起源于地中海，后重心转至大西洋，20世纪后又转至太平洋。我国毗邻太平洋。太平洋的海权问题与我国家命运休戚相关，自然也引起当时知识阶层的高度关注。当时期刊文章的观察普遍认为，太平洋上以美日矛盾为甚。除美日矛盾外，英国的态度是太平洋海权争夺中最值得注意的不确定因素。报道关注新兴海域的海权博弈。在20世纪30—40年代时，南、北极海域尚属于当时的新兴海域，相对少为人重视。但已经有作者意识到了北极水域的海权战略价值。有刊文指出，属于北极水域的斯毕茨堡，“到伦敦只须用七小时，它到纽约只费十二小时，附近水域终年也不结冰”，属于马汉海权理论中的理想根据地所在。中国海权的历史回顾。在历史维度，由于我国传统上有“重陆轻海”观念，国人对海权一直未加重视。于事，有人错误认为中国历史上没有海权思想。民国学者张其昀对此予以旗帜鲜明的反驳，明确指出“外人以中国为一大陆国，鲜至海权之价值者，此系误解”。张其昀先生还曾于民国33年（1944）9月18日在美国哈佛大学地学研究所演讲过，并将演讲稿在杂志中刊发，为中国历史上的海权进行持续宣传。不同于马汉的海权理论强调对海洋的控制，缪凤林通过梳理历史文献，认为中国历史上的海权更注重对海洋的使用和影响。具体表现形式可总结为三点，即“权力及于海外者”、“权力及于海疆者”以及“能通行海上者”。中国海权现状建言。在现实维度，当时知识阶层撰文时普遍认可两个大前提。首先，传统上中国并非一个海洋国家。其次，中国如欲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则必须依赖海洋，而欲依赖海洋，则需转换视角，主动参与海洋活动。在此基础上，程璐、邓静中根据马汉海权论海权主要影响因素地理、自然配置、领土、人口、人民性质和政府制度中的前四点，分析了《我国海权建设之地理基础》。综上分析，虽然我国海权建设地理基础优良，但受限于传统的大陆思维，近百年来海权旁落，受制于人，对此，有识之士纷纷建言献策希望能帮助中国的海权建设。其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尽管表述不同、具体包含岛屿不同，数位作者不约而同地提出了颇具民国特色的中国“岛链”建言，即以中国海岸线主要海港，如秦皇岛、连云港、厦门等为核心向外扩散，到刘公岛、舟山群岛、台湾等等近岸岛屿，直至琉球、西沙群岛、南沙群岛等远离大陆的岛屿，建立2至3条“岛链”或称海防线，层层拱卫，以为缓冲区守卫国家安全的同时，保障中国通往远洋的航道通畅。
如果说上述几点有关民国期刊载文中对于海权认知的总结，其目标受众更倾向于政府官员或者研究人员的话。民国时期报纸期刊上刊登的另一类文章目的则明显在于对普通民众宣传教育。与前几类文章相比，这一类文章语言或生动活泼，或铿锵有力，以便于为人接受。同时，文章形式更为多样，包括小品文、诗歌、漫画等多种形式。《新诗》、《中国海军》等杂志都曾以“海之歌”为主题开设不定期专栏，专门刊载与海洋有关的诗歌。有关海权的漫画作品多翻译自国外期刊，内容通常为主要海洋国家的海权竞争与海军扩张等。总结而言，从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起，民国期刊开始密集宣传海权，直至新中国成立前，引起了民国知识阶层在海权认知上的三方面变化：看待海洋的视角发生变化。历史上，我国有“重陆轻海”的传统。但待到20世纪40年代中后期，经过了海权密集宣传后，知识阶层看待海洋的视角发生了完全的变化，不但重视海洋，并且除传统渔业价值外，更着重强调其航道与军事价值。海权斗争范围和范畴扩大。在海洋疆域方面，20世纪30年代初及40年代末都曾发生日本人侵犯我渔权的案例。而到1948年，由于当时日本战后经济困难，部分日本渔民铤而走险，侵我渔权，中国海军予以缉获。在海洋权利范畴方面，传统国人认为的海洋权利一般局限在渔权、海岛资源等少数几种，而忽视了与利用海洋、控制海洋相关的航运、贸易、防卫及因之需要而派生出的管理、导航、测量等权利。20世纪30年代以后，民国政府逐步收回了航道引水权、海道测量权以及扬子码头等海洋权利。进步的海权思维也反映于海道测量权的收回与维护过程中。为战后积极收回南海诸岛主权创造了思想基础和舆论氛围。到二战结束后的20世纪40年代，经过海权宣传高峰后，知识阶层对于海权的重要意义已经有较为统一、深刻的认识。首先，中国欲发展必须面向海洋。其次，体会过战争中由于缺乏制海权而处处受制之苦的国人，断无可能在战胜后又轻而易举地将其放弃，而定会选择更加积极进取的海洋策略。最后，在东沙岛案、九小岛事件以及日常海权的介绍与报道中，都一再向读者普及南海诸岛的历史渊源、地理环境、经济及战略价值。“武大边海”是边界与海洋问题最专业的信息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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