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赫尔辛基和斯德哥尔摩匆忙决定加入北约，也许是最近西方集体巩固趋势加强的最突出表现。同时，2022年2月24日之后，能证明西方国家再度团结起来的其他证据也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呈现。例如，以惊人速度达成的对莫斯科的空前集体制裁；以同样迅速批准的、也是史无前例的对乌克兰的军事和经济支持方案；在主要国际组织中对俄罗斯发起协调一致的攻势——从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亚太经合组织到欧洲委员会和北极理事会；以及共同联合，对巴西和印度等尚未就“乌克兰问题”做出明确表态的国家施加压力。
俄罗斯特别军事行动虽然是西方国家团结的强大催化剂，但仍然不能被认为是西方国家团结起来的主要来源。去年有许多标志性事件值得我们回顾，如美国、英国和澳大利亚建立的政治军事联盟AUKUS，将澳印美日四方安全对话提升到更高的机构级别；由华盛顿主办的“民主峰会”；更不用说传统的西方大国互动机制仍在发挥作用，如北约峰会和七国集团领导人会议。
美国第46任总统约瑟夫·拜登及其团队在正发生的西方凝聚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即使在竞选期间，这位民主党候选人也经常谈论“统一西方”的任务，将其作为未来外交政策的首要任务之一。同时，他一直承诺，新的美国领导层将尽可能考虑到美国盟友的立场、利益和优先事项，虽然在事后证明美国政府并未能彻底执行这一政策。
从这个意义上说，俄罗斯特别军事提供了一个好的机会，不仅可以确定西方国家的短期目标，又能明确西方集体长期合作的主要形式。毫无疑问，白宫将试图充分利用这一机会。
首先，在军政和军事技术协调方面，西方集体正通过恢复北约内部多边机制以及美国与其盟友缔结双边协议等形式凝聚共识，北约成员国军事预算和支出之和已经占到全球国防支出的一半以上，而且这一份额在不久的将来仍将增加。美国的军工综合体可以碾压其外国竞争对手；美国在世界军火市场上的主导地位将大大加强，而欧盟脱离北约的“战略自主”想法将不得不推迟到更好的时期。
在短期内，西方集体将积极努力解决或至少缓解其内部——主要是美国和欧盟之间的贸易和经济紧张关系。西方国家之间合作的优先方向将越来越多地转向研发领域。我们将看到在信息和通信技术、人工智能、空间和生物技术等关键领域形成巨大的多边财团（可能以公私合营的形式）。而这些领域也会将俄罗斯排除在外，并且准备与中国展开竞争。
一个重振旗鼓、充满自信的西方将积极尝试在全球发展的重大问题（气候变化、能源转型、互联网治理和全球数字化标准、粮食安全和预防新的疫情、跨境移民、性别和种族问题）上确立统一的立场。有可能欧盟，而非美国，将在许多全球发展问题上发挥主导作用。无论如何，西方政治家、意见领袖和专家将加倍努力，把他们在所有这些领域的观点和立场强加给世界其他地区。
西方阵营的巩固驱使着它们拓宽自己的“疆域”，将边界推到“历史上的西方”边界之外。我们将看到为争夺印度、印度尼西亚、尼日利亚、南非、巴西和墨西哥等国家而进行的艰苦斗争；与土耳其沟通，与委内瑞拉搭桥，试图与伊朗谈判等等，都将继续下去。如果西方正在出现的团结态势在未来几年继续下去，世界多极化成型的进程将不可避免的推迟，取而代之的将是一个基于世界核心（西方）与世界外围（非西方）相互作用的国际体系。就像本世纪初一样，这并不会形成经典的两极对抗，因为外围国家不会联合起来对抗西方，相反，非西方大国将不得不相互竞争以期进入世界核心。
在这幅新的世界图景中，俄罗斯的国际地位将重返30年前苏联解体时的初始位置，但是处境将更加艰难，因为在可预见的未来，莫斯科将更难取得西方的信任，俄方的“良好表现”所换来的政治和经济让步将更加有限。
但是目前西方团结的进程有其局限性。首先，美国、欧盟和东亚发达国家的经济利益并非在所有方面都趋同。例如：美国对欧洲的农产品出口问题不可能得到解决，欧洲汽车及其零部件出口到的问题也是如此，美元和欧元将继续在全球金融市场上竞争，这种竞争还将加剧。其次，美国和欧洲大陆的社会经济发展模式之间的差异并未被抹去，而且越来越显著。最后，西方集体内部的政治矛盾也没有消失，面对经济无足轻重的莫斯科，在严重的安全危机背景下团结起来抵抗对手是一回事，而准备与以中国为代表的经济大国进行长期竞争则是另一回事；在对印度的最佳战略问题上，西方内部没有完全统一，更不必说在解决中东和北非危机局势的具体问题上的立场；美国和欧洲在对发展中国家经济援助的问题上不太可能达成共识。
西方这种团结到分崩离析的转变只是时间问题，类似特朗普这种政治家在下届美国总统大选上获胜，或者像玛琳娜·勒庞这种右翼民粹主义在某个欧洲主要国家上台都可能引发这种变化。但无论如何，这种团结趋势不会在短期内转变，莫斯科需要准备与团结的西方进行长期对抗，西方现在有足够的政治能力和意愿来摆平阵营内的不同意见，这意味着任何与西方战线达成的协议都得同华盛顿方面协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