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首相岸田文雄访印之时恰逢印度与日本建交70周年。在俄乌冲突背景下，这是亚洲最重要的民主国家间就冲突可能产生的后果与影响进行坦诚对话的宝贵机会。中国的民族主义情绪挑战着印太地区的安全。美国的全球领导力正开始捉襟见肘，从阿富汗到朝鲜都可见一斑。同时，中俄结盟对包括印度和日本在内的许多国家都具有重要战略意义。
在此关键时刻，印度和日本拥有通过更紧密的合作来提升自身在新兴世界秩序中地位的战略机遇。岸田的此次访问为提高“印日展望2025 ”战略的成熟度创造了契机。尽管方向有异——日美签订了数十条结盟条约，印度则追求多极化秩序和战略自主——但前首相安倍晋三提出的“两洋交汇”愿景为双方建立互信乃至深化合作都奠定了基础。印日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俄乌冲突中以及G7对话中都存在微妙差异，但双方战略趋同远大于分歧。
在印太议程、各种双边多边论坛上，印日协同合作、密切配合。面对疫情，双方启动四方安全对话疫苗合作伙伴关系，与澳大利亚合作制定弹性供应链倡议（RSCI），加入印度太平洋倡议 (IPOI)。经济安全也是后疫情时代的重要主题，印日在数字、网络、空间、5G和半导体等新技术领域的合作前景大好，双方需要在技术转让和适应问题上进行更深入的讨论。高科技和知识经济的互补优势为双方带来机遇。印度的软件实力及其人口优势充分匹配了日本“5.0 社会”的需要。日本一直是印度经济现代化的“增压器”。岸田承诺在五年内对印投资约420亿美元，突显了日本在建设一个强大的印度方面的决心。过去十年，日本成为印度重要的防务和战略伙伴。两国致力于通过与四方安全对话和欧洲主要海军的联合演习、后勤、信息以及情报共享来建立基于规则的海上秩序，双方正在进一步加强数字基础设施和国防技术方面的合作。
由于印度的海洋地理位置和海军实力，日本首次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NSS）优先考虑对印合作。日本正在修改关键的国防和安全文件，印度将继续成为与美国、澳大利亚、欧洲和东盟并列的重要一极。
展望未来，印度在日本外交大战略中的重要地位将固若金汤。眼下正值全球秩序变革的关键时期，印日不能成为旁观者，双方愿共同领导并设计战略解决方案，以恢复后疫情时代世界的平衡。
在科伦坡安全会议机制建立以前，鉴于地区关系的复杂性，印度作为印度洋地区的定海神针，一直同区域各国保持着密切的战略安全互动。南亚区域合作联盟（SAARC）未能按宪章的承诺排除双边问题的影响，这使印度对以南亚为中心的多边协议特别警惕。印度早前确有承诺将成为该地区的“净安全提供者”，但它只会通过协商一致的方式履约，恰如科伦坡安全会议所示。
即便如此，科伦坡安全会议并非印度一厢情愿。若说有变，那就是印度与斯里兰卡的双边共识变成了两国及其共同邻国马尔代夫的三边共识。2004年马尔代夫和斯里兰卡发生海啸后，印度及时介入并提供援助，并以最快的速度撤出驻扎两地的印度军队，这一举动建立了两国对印度的信任，也消除了对其试图建立永久军事基地的怀疑。人们对科摩罗和马达加斯加加入科伦坡安全会议反响平平。然而，这两侧是印度在安达曼海和拉克沙群岛海的陆地领土延伸，中间是与印友好的美国迪戈加西亚基地，更不必说留尼汪岛是法国领土，无论队友或对手承认与否，一个“护塘”的安全网正在形成。然而，该愿景有其局限性，因为域外势力的介入可能会与科伦坡安全会议的理念本身产生冲突。
与美国领导的“四方安全对话”，甚至是“澳英美同盟”不同，科伦坡安全会议仍将是一个促进区域利益的区域性倡议，其范围和目标有限，将由共同商定的宪章和路线图来确定。如果需要扩大成员数量或议程范围，只能通过主权国家的共识来实现。成员国，包括集团中最大的国家——印度，都很清楚这些限制，也知道如果其中任何一个或多个国家超出固定议程的范围，就有可能造成该协议的完全崩溃。
然而，作为该集团不言自明的领导者，印度有必要保持开放的心态，以免科伦坡安全会议这一“实验”在未来的某一天失败，就像三国国家安全顾问会议在亚明担任马尔代夫总统期间（2013-2018年）的大部分时候都被搁置一样。这将是科伦坡安全会议安排中最具考验和最棘手的部分，通过双边和独立机制克服这种周期性的国内变化将决定目前该计划能走多远和成功与否，只有克服这些障碍才能使各国对未来有信心并不断推动合作，才能在没有域外大国干预的情况下共同开发利用这片海域。
虽然印度的“东进政策”与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看似毫无关联，但这场战争对印度东进政策确有影响，印度的“东进政策”将面临关键考验。
印度在俄美关系恶化的情况下越发难以实现平衡。中俄日益步调一致使情况更加复杂。尽管中印（连同阿联酋）在联合国安理会谴责俄罗斯在乌克兰的行动的决议中投了弃权票，但这不应被视为中印之间的暂时一致。虽然印中俄都倾向于多极化的世界秩序，但如果被迫做出选择，印度更倾向于美国领导的世界秩序而非中国领导的世界秩序。在印美关系加深，中印关系恶化，以及俄罗斯国际地位不断下降的情况下，印度将越来越被视为俄中印三边关系中的异类。
印度试图与俄罗斯保持接触，鉴于印度对俄罗斯武器装备的过度依赖，且考虑到印俄传统友谊，以及阻止俄罗斯与印度的主要对手中国和巴基斯坦加深关系的战略考量，印度不愿与俄罗斯完全脱钩，但来自西方的压力与日俱增。
印度的“东进政策”何去何从？印度一直倾向于开放和包容的地区秩序，正如其对东盟主导的区域一体化进程的支持。然而，印度也在增加其在更具排他性的小型区域集团中的成员资格，如四方安全对话和印日美三边对话。虽然印度保持着对地区秩序中 “以东盟为中心”原则的正式承诺，但当前国际体系的分化可能削弱这一原则。东盟在关键的地区发展中的行动（或不行动）已面临批评。东盟对于乌克兰局势发展的冷漠态度，使其目前正面临着国际社会的进一步审视。此外，由东盟主导的一些倡议，包括东盟地区论坛、东亚峰会和东盟防长扩大会，美、俄、中都是其重要成员。鉴于这些国家之间的交恶，东盟平台的重要性在减弱。尽管印度越来越多地参与到如四国集团的“小多边”机制中，但仍然保持着它无法或不愿跨越的界限。由于印度倾向于不结盟和战略自主，考虑到对航行自由等关键原则的解释存在分歧，印度更多参与美国主导的地区倡议的意愿仍将受到一定限制。印度对俄罗斯武器装备的过度依赖也会推迟印度对东南亚日益增加的国防出口（例如，布拉莫斯是与俄罗斯合资开发的）。这意味着，除非印中关系因全面战争而严重恶化，否则印度不太可能加入由美国主导的、诸如“五眼联盟”或澳英美同盟这样的安全机制。
这使得印度在地区秩序中面临艰难困境，可能成为东盟、美国、中国主导下的区域集团“若即若离的支持者”。俄美之间的紧张关系对印度“东进政策”似乎影响不大，毕竟印太地区的主要竞争者是美中两国，但明显的溢出效应不容忽视。印度在地区秩序中可能被边缘化。长期以来印度倾向于在长袖善舞中谋得战略自主，并努力维持与俄、美之间强有力的联系（印度并非唯一采取这种立场的国家）。这些都将是“东进政策”迈入下一阶段的关键考量。
10月12日，兰德公司研究员安德鲁·拉丁、安德鲁·斯科贝、艾莉娜·崔格、J·D·威廉姆斯、洛根·马、霍沃德·J·沙茨、辛·M·齐格勒、厄艮纽·韩和克林特·瑞曲发布报告称，2014年以来，俄罗斯与中国的关系日益紧密，两国的军事、经济和技术力量可能在2022年后超越美国。
报告分析了中俄关系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缓慢发展，到2014年后明显升温的过程，指出影响中俄关系的两个主要因素：第一，大国之间的力量平衡。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提高，俄罗斯与中国合作与美国形成较为抗衡的局势。第二，美国对中俄施加的威胁，尤其是美国对俄罗斯的威胁。美国在2014年克里米亚事件中支持乌克兰，并对俄罗斯施加制裁，促使俄罗斯加强与中国的合作。
报告对中俄关系的前景作出三种预测，并认为中俄关系在近十年内极有可能在不结盟的情况下加强军事、政治、经济等多领域合作。报告强调，尽管基于中美之间的经贸往来、俄罗斯与东南亚国家的合作等现实考量，中俄不会结成军事同盟，但如果面临严重且紧迫的安全威胁，例如美国发动的军事袭击，仍有可能会形成同盟。
报告指出，美国暂时无法扭转短期内中俄关系加强的趋势，但是可以提高对中俄关系的了解，并在此基础上作出应对。第一，美国应当加快升级武器系统，并提高应急事件处理能力。中俄两国在近几年来的军事联合演习、在朝核危机下的联合行动，表明两国的军事合作力量。美国需要在武器和战略上寻求提升，否则将面临行动受限的被动局面。第二，美国应当调整境外军事计划，探索非对抗性手段处理美国与中俄军事力量可能产生的潜在矛盾。中俄通过彼此利用有限的境外资源，增强了在军事等领域的全球影响力，因此美国军队在境外行动时与中俄任何一方军事力量接触的可能性大幅提高。为避免武装对抗，美国可以诉诸增加外务官员等措施解决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