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5日，我院荣幸邀请到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武汉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崔立如教授到我院举办题为“新时期的中国外交”的学术讲座。 下午4点30分，讲座在我院报告厅如期举行，胡德坤院长担任本次讲座的主持，边海院、国问院师生以及来自学校其他院系的同学们共同聆听了本次讲座。

    胡德坤院长首先对崔立如教授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并对崔教授及其所在的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进行了简单介绍。崔立如教授是国际问题、外交问题等方面的专家，也是我院兼职教授，其所在的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是当前中国外交的著名智库，在世界上也享有极高声誉。

    接下来，崔教授就其对新时期中国外交问题的研究成果作了细致的汇报和解读。讲座内容主要分为两个层次，第一层次是从历史角度梳理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外交的三个不同时期；第二层次则通过分析当前典型中国外事活动解析我国新时期外交所需的顶层设计理念。

    崔教授将中国外交划分为三个重要时期，并就每个时期的外交特点作了详细的阐述：第一是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之前的历史时期（1949-1978）， 中国的外交政策具有“外部性”特征，主题是保证新中国生存安全、独立自主地位、重点应对外部威胁。纵观新中国成立后的外交政策——50年代的“一边倒”、60年代的“两个拳头打人”、70年代的“一条线一大片”，无不体现了中国外交政策的防御功能；第二是改革后的历史时期（1979-2011），中国的外交特征由“外部性”转变成“内部性”，主题是为中国的内部发展服务。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吸取了“文革”惨痛的教训，将党和国家的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中国内部开始进行激烈的自我革新，同时外部世界也进入到一个相对较长的和平时期。中国外交主张与各国求同存异，从而韬光养晦、独善其身，为国内经济建设提供良好外部环境；第三是2012年之后的新发展时期，中国的外交政策由“内部性”向“外部性突出”转变。随着中国在国际上综合实力的提高，中国日渐成为新兴核心集团的主角，对外强调“大国外交”，致力于实现中国的“和平崛起”。然而在面对美国主导话语权，国家力量失衡、变乱的外部世界，我国需要从哲学意义上构建新的外交理念，寻找新的大国关系的平衡点。

接下来，崔教授通过列举今年召开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发表60周年纪念大会”、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蒙古提出的“互尊互信、合作共赢、平等互利”理念、中国在上海合作组织会议中关于建立“伙伴关系”的提法以及习近平主席访问印度时关于“发展伙伴关系”的提法等实例，指出中国外交理念的核心思想是理想主义的“国际关系平等”。他进而充满思辨地指出：当今世界乃是“现实主义当道”的时代，我国新时期外交的顶层设计理念需要将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二者结合，一方面要在诸如南海争端等现实问题上维护必要的利益，另一方面要用创造性的理念引导解决实际问题——如继续推进新型伙伴关系外交理念的发展，中国则有望建立新的强有力的外交秩序。崔教授进而指出，外交的顶层设计理念最终要以中国自身发展为核心，外交与内政相比是第二位的，如果偏离内政发展理念，外交则难以为继。中国只有兼顾内政和外交才能做到真正的强大，从而在国际世界中倡导新理念，建立新秩序。

    最后，胡德坤院长对崔教授精彩的演讲给予了高度评价，并热烈欢迎崔教授继续将其最新成果与两院师生分享。在场师生则以热烈的掌声对崔教授所作的辛勤劳动致以了真挚的感谢和敬意。

（刘梦  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