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27日，伊斯坦布尔信息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名誉教授伊利杰尔·图兰发表评论文章指出，自苏联解体后，土耳其便立即承认亚美尼亚独立，本预计两国关系将朝着开放边界和建交方向发展，但由于阿塞拜疆对亚美利亚持续的敌对行动，两国关系始终冷淡。
专家指出，阿塞拜疆最近恢复了对其领土的控制，这从两个方面改变了土耳其-亚美尼亚关系的背景。首先，土耳其和阿塞拜疆对冲突结果感到满意，并将致力于维持该领土内的持久和平和稳定。其次，同样重要的是，亚美尼亚正在改变其激进且带有民族主义色彩的对外政策，转向通过发展和平关系实现经济繁荣的外交路线。后来其国内的选举结果也证实了：亚美尼亚的选民们选择的是和平与繁荣，而非种族隔离主义的外交政策。
从历史上看，亚美尼亚既奉行过扩张主义，也秉持过睦邻友好。外交政策的波动似乎是由亚美尼亚作为一个国家与其侨民团体的复杂关系造成的，他们中大部分在政治上和物质上支持他们的祖国，并期望政府执行符合他们意愿的政策，从而报复民族的历史仇怨。但是亚美尼亚政府越是推行由侨民主张的种族隔离政策，国家就越穷，就越是依赖侨民的支持。只有在发生历史性事件，如战败后，才会认真分析和重新考虑这些政策。
许多观察家还指出，亚美尼亚的种族隔离主义有时会受到第三方的鼓励，他们认为亚美尼亚与邻国的关系混乱会带来好处。以俄罗斯为例，正是俄罗斯在亚美尼亚与阿塞拜疆的战争中向前者提供了大量的军事支持。与邻国的紧张关系又为国家带来安全问题，因此俄罗斯可以顺理成章的在其境内部署大批军事力量，这很符合俄罗斯的利益，因为它想保持并扩大其在高加索地区的影响力。
专家强调，土耳其和亚美尼亚似乎都表示出改善两国关系的意愿。亚美尼亚已经解除了对土耳其商品的禁令，双方同意从2月2日起在两国间开通航班，更重要的是，已经任命特别代表进行定期会谈，以进一步实现关系正常化。必须指出的是，双边关系的改善将与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之间的关系发展轨迹有关。指望土耳其同意与亚美尼亚关系正常化而牺牲其与阿塞拜疆的密切联系是不现实的。土耳其希望短期内的关系改善能够使僵化的长期问题在一个更积极互谅的环境中得到解决。
到目前为止，国际社会一直支持亚美尼亚与土耳其关系正常化。这一进程的展开也为俄罗斯和土耳其在扩大影响力的同时加强合作，互利共赢提供了条件。
1月19日，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项目主任安德烈·苏申佐夫发表评论文章，指出2022年的国际进程相对于过去的2021年而言，可预测性更强。尽管大部分趋势都指向现存的紧张局势升级，但这种负面的预测结果使政治分析家和战略家更容易为未来做好准备。专家具体介绍了2022年的三个主要国际趋势：
第一，在太平洋，中国与美国（可能还有俄罗斯）正在走向新的对抗。遏制中国政策已成为美国党际共识的主题和美国外交和国防政策的主要任务。这是过去十年中最大的一次国际关系转变。它甚至可能超过俄罗斯与西方在东欧的对抗规模。然而，很明显，东亚冷战不会出现字面上的重演：毕竟各方盟友之间没有以前的集团纪律，而且国家间深度相互依存限制了华盛顿和北京在政治和军事战略方面的选择。但中美对抗对世界政治的影响将会增加，这给太平洋及其他地区的一些国家带来了威胁和机遇。
其次，欧洲继续寻求新的平衡。欧洲国家保留了其巨大的经济潜力和令人羡慕的社会福利，源源不断流向欧洲的难民潮清楚地证明了这一点。然而，新时代使得欧洲国家不得不制定新外交政策战略，明确自己在美中对抗中的角色，并开辟一条深入欧亚大陆的新路线，因为这片大陆的国家长期以来一直不愿意充当欧洲规范和价值观的被动接受者。
然而，大多数旧世界国家的精英们难以从固有思维中解脱出来，让他们无法清醒地看待真实的事态。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发现很难制定出可以作为欧盟主要国家战略规划基础的新原则，这并不鼓励他们期望欧洲在2022年重新成为世界政治有影响力的中心之一。
第三个关键过程将是中亚和南高加索空间的重组，它开始越来越受到中东的影响。第二次卡拉巴赫战争和美国军队从阿富汗撤军，使从黑海到中国西部边境的空间形成了新的力量配置。土耳其对南高加索地区的干预使该地区成为中东国际议程的一部分，而塔利班在阿富汗的崛起给中亚国家带来了新的安全挑战。这两个地区的局势将如何保持可控；最有影响力的外部行为体之间的矛盾是否会将此地变得更加危险，以至于再次发生公开冲突成为了2022年这一地区的核心问题。
除了俄罗斯之外，土耳其仍然是该地区最积极和活跃的参与者。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安不仅因其进攻路线使土耳其所在地区的局势更加紧张，而且还使其许多盟友（包括北约国家中的盟友）与土耳其疏远。在国内方面，埃尔多安也做得不好：国家货币的试验导致家庭收入下降，社会紧张局势加剧。为了重新获得主动权，土耳其领导人有可能再次宣布提前举行选举，这应该会证实民众对他的信任。然而，土耳其经济增速放缓和通货持续膨胀可能会阻止这种情况的发生。美国和欧盟在土耳其人权和民主问题上的立场强硬，也会给埃尔多安带来更多问题。最后，预期的能源价格上涨可能会加剧土耳其已经岌岌可危的经济状况。土耳其作为南高加索和中亚地区最有影响力的角色之一，其衰落可能会产生结构性的影响。
专家指出，上述国际发展的三个主要趋势将围绕它们自身展开重要的进程。尽管潜在的危机已经显现，但这也将让世界政治重新认识到和平的价值和维护和平的责任。从理论上讲，这应该会促使某些国家停止将自己的规范、价值观和政治实践强加于人，增加国际事务的主要参与者对国家传统、利益和国家精英思想的关注。
1月18日，俄罗斯国际事务委员会主任安德烈·科尔图诺夫发表评论文章，通过对比两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因素，将2021年底的哈萨克斯坦动乱与一年前的白俄罗斯抗议运动进行比较，提出一系列问题：为什么明斯克和白俄罗斯其他城市持续数月的大规模街头行动总体上保持和平，而哈萨克斯坦城市的示威活动在短短几天内就变成了骚乱和暴力？为什么莫斯科和集体安全条约组织不愿以军事手段干预白俄罗斯的局势，而迅速决定向哈萨克斯坦派遣多边维和部队？为什么“西方集体”对白俄罗斯事件的反应清晰明确，对哈萨克斯坦事件的反应模糊甚至矛盾？
虽然两国都在上世纪90年代选择了相似的个人主义政治体系，但专家仍然分析了两国的几点不同的因素：
首先是两国的民族构成并不相同，尽管苏联时期各个民族都能在白俄罗斯内找到，但白俄罗斯族人占总人口的85%左右，该国的绝大多数居民都认为自己是东正教基督徒，但宗教因素也并未在国家社会生活中发挥过重要作用。相反，广袤的哈萨克斯坦始终是后苏联时期最多样化的国家之一，存在着巨大的民族、教派甚至地区差异，三者的复杂交织使得任何社会事件都容易发酵升级。
其次，在白俄罗斯，三十年来没有能够挑战国家政治领导权的有影响力的寡头集团，至今国家仍能继续完全控制经济的“制高点”；而在哈萨克斯坦，有影响力的资本集团在25年前就出现了，该国仍在为控制资金流动和财产的再分配而展开激烈斗争。
再次，两国地缘政治地位存在着根本差异，白俄罗斯是欧洲的中心，是欧盟最近的东部邻国。哈萨克斯坦位于欧亚大陆的中心，毗邻阿富汗和其他现存或潜在的不稳定地区。相对而言，哈萨克斯坦的区位导致其易受外部势力的侵入，左右社会局势，从而造成社会动荡。
最后，白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现在处于其政治周期的不同阶段。在明斯克，只有2020年夏季和秋季的公众抗议活动才迫使领导人开始思考政治过渡的可能前景。相反，在哈萨克斯坦，早在2019年夏天开始的政治过渡进程，就成为引发2022年1月动乱的因素之一。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哈萨克斯坦的动乱事实上成为哈萨克斯坦第一任总统向第二任总统的权力过渡的结束，而并非是政治转型的开始。
然而，尽管两个国家存在诸多差异，但俄罗斯在应对两国风险时通过坚定地站在现任领导人一边，能够更牢固地将两国的统治阶级精英与自身联系的更紧密。但这也可能成为未来政治反对派的把柄。同时，莫斯科应该明确自身定位，避免成为“吃力不讨好”的角色，要利用其影响力来促进整个后苏联空间的社会政治经济转型过程。
1月8日，俄罗斯国际事务委员会主任安德烈·科尔图诺夫发表评论文章，指出哈萨克斯坦目前的局势仍然不明朗，关于最近事件的报告似乎并不完整，而且往往相互矛盾，关于危机的许多基本问题仍然没有得到清楚和明确的答复。对于哈萨克斯坦的领导层来说，最近的抗议活动似乎让他们措手不及，关键是要充分认识到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即使正在进行的街头活动以某种方式被压制，任何拖延早该进行的社会和经济转型的行为都会给既定的国家制度带来日益增长的政治风险和挑战。
2019年6月，当总统努尔苏丹·纳扎尔巴耶夫被卡西姆若马尔特·克梅列维奇·托卡耶夫取代时，哈萨克斯坦的许多人都希望他们的生活现在会开始改善。然而，政治领导层的变化并没有带来政治实践上的任何重大变化。此外，在过去两年中，新冠疫情在许多方面使普通人的处境恶化：实际收入急剧下降、社会晋升渠道受阻，就业机会继续缩减。天然气价格突然提高只是压倒公众耐心的最后一根稻草。
反过来，哈萨克斯坦街头和广场上的抗议者应该意识到，任何和平和善意的街头活动都很容易变成暴力和武装叛乱，后果难以预料。目前已经有数十人，甚至数百人在街头冲突中死亡，而且死亡人数还在继续上升，公私财产都受到严重损坏。事实再次证明，自发暴力抗议活动的第一受益者不是思想自由的公民组织领导人，而是政治极端分子和从事掠夺、抢劫和破坏活动的有组织犯罪团伙。就国际社会而言，应尽量避免对哈萨克斯坦最近发生的事情进行简单的黑白评估。但是在国际社会积极进行信息战的环境中，想要了解当地的真实情况显然不容易。
显然哈萨克斯坦的所有邻国都希望它保持稳定，并尽可能保持繁荣，一个位于欧亚大陆中心的“混乱国度”不符合任何邻国的战略利益，这在美军撤离阿富汗后变得更为重要。俄罗斯及其集体安全条约组织盟国决定同意哈萨克当局的要求并向其提供军事援助，表达了政治支持和团结的重要姿态。如果危机被证明至少在某种程度上与国外极端主义和恐怖组织的渗透有关，那么在镇压这些组织方面的国际合作就可能变得至关重要。
同时，专家强调，哈萨克斯坦的未来应该由该国人民决定，而不是由任何外部行为者决定，无论他们表现得多么仁慈和富有建设性。为了恢复政治稳定和积极的经济动力，哈萨克斯坦需要一个新的社会契约。而这样的契约只有在国内所有社会和政治力量之间进行直接和积极的对话中才能产生，希望这样的对话可以早日到来。
12月15日，俄罗斯国际事务委员会专家、Al-Monitor专栏作者基里尔·谢苗诺夫发表评论文章认为，过去的一年对叙利亚来说，在很多方面都可能是决定性的一年：在此期间出现的趋势或将决定该国在短期甚至中期的发展。自2021年内战开始以来，叙利亚首次避免了要动用大型地面和空中部队的全面敌对行动。在俄罗斯和土耳其总统于2020年3月签署伊德利卜备忘录的附加议定书后，叙利亚总体上没有发生军队级别的军事行动，期间只进行了小规模的军事行动，目的是在不改变双方接触线的情况下，通过空中压制和炮火针对性摧毁伊德利卜省的恐怖主义势力。
专家指出，在叙利亚东北部的一些地区仍然存在紧张局势，来自叙利亚国民军的亲土反对派势力与隶属于以库尔德人为主的叙利亚东北部自治政府的亲美库尔德-阿拉伯民主势力之间定期会发生冲突。同时，所有这些敌对行动并没有打破现状，也没有改变各方领土。一方面，这无疑是一个积极的发展；另一方面，叙利亚的军事局势在2021年终于稳定下来，这完全是因为来自外部的军事存在，这可能会使国家在未来几年内长期被划分为不同的势力范围。双方充分评估对方的能力，避免一切可能将导致不可预测后果的冒险军事行动。因此，敌对行动一般仅限于侦察交战以及空中和炮火打击。如果预设的地面战役计划被搁置，并为规定了无限期的撤出期限，当前的交火也会逐渐停息——那么也可以预想更长的完全停火期。
然而，也存在一些可能引发新一轮暴力的负面因素在阻碍和平进程。首先，目前缺乏一个明晰的政治解决途径（很明显，第2254号决议的规定已经实际上不可行）；其次，对立双方——政府和反对派都不愿意作出妥协，宪法委员会的工作无法取得任何进展，而该委员会基本上是各方形成共同立场的唯一途径。这只能证明，叙利亚目前由于外部军事势力干预而划分的多个势力范围将继续存在，如果俄土美三角关系失衡或者一方离开导致平衡被打破，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就有可能恢复。只有叙利亚人自己重启和平进程，才能摆脱目前随时可能崩溃的停滞状态。
11月25日，《欧亚大陆》主编、俄罗斯国际事务委员会主任维亚切斯拉夫·苏迪林发表评论文章指出，波兰和白俄罗斯边境的移民危机是欧盟和白俄罗斯之间政治冲突的一部分。与此同时，波兰和白俄罗斯一样，在这场危机中扮演着相对独立的角色。
专家指出，欧盟与白俄罗斯的关系是钟摆式的，对抗期与解冻期交替出现，通常与白俄罗斯的选举周期有关。而新一轮的对抗则是由于欧盟不承认白俄罗斯2020年总统选举结果，波兰和立陶宛为多名抗议的带头者提供庇护，支持众多针对亚历山大·卢卡申科政府的媒体和非政府组织。2021年，欧盟对白俄罗斯实施了两国关系史上最严厉的制裁，指责后者当局侵犯人权，骚扰反对派并故意让一架瑞安航空公司的客机在明斯克迫降，明斯克拒绝这些指责。对此，卢卡申科表示，白俄罗斯不会在外部压力下保护欧洲免受非法移民、毒品贩运和走私的影响。结果是移民纷纷从白俄罗斯过境进入欧盟，使欧盟承受了巨大的移民压力。
欧盟指责明斯克当局“厚颜无耻地利用移民”，但专家认为，这场危机的责任是集体的，必须通过共同努力来解决。普遍观点认为，白俄罗斯政府正在寻求欧盟的正式承认，而目前的接触显然极不稳定。而移民威胁是对欧盟施压以及遏制制裁的潜在工具，同时，白俄罗斯正试图同俄罗斯进行和解以遏制西方压力和国内紧张的政治局势，保证其独立的地位。与俄罗斯的一体化对于白俄罗斯的社会经济稳定至关重要，显然莫斯科经济支持与一体化挂钩的政策将持续下去，明斯克不得不在经济、政治和军事领域对俄罗斯采取真正的行动。
而对于波兰而言，边境危机的发生“恰逢其时”。2021年波兰执政党法律与公正党的地位正在减弱，而8-9月的移民危机使得其评级首次开始上升。在2015年到2016年的危机期间，法律与公正党因对于移民问题的强硬态度而上台执政，在此问题上软弱不仅意味着损失声誉，而且有可能失去权力。而目前僵持的立场有助于巩固政权。同时，在英国脱欧以后，欧盟的法律基础受到了内部侵蚀，正如前些日子欧盟法院首次对波兰宪法法院否认欧盟法律在该国优先地位的裁决进行了罚款，因为这一行为与欧盟条约相抵触，开了危险的先例。但波兰显然不愿脱欧，这种情况下，边境危机为其提供了与欧盟讨价还价的条件。
专家认为，对于欧盟而言，东部边界的移民危机是难以接受的，对明斯克的任何让步都被欧盟解读为软弱，委员会领导层希望内部团结一致，拒绝白俄罗斯以移民危机造成的压力，继续保持“实力地位”同白俄罗斯对话。莫斯科不是波兰-白俄罗斯边界危机的一方，为响应欧盟要求干预局势的呼吁，它建议欧盟与明斯克进行谈判。俄罗斯在该地区的战略利益是确保西部的长期安全稳定，以防止北约基础设施东移。此外，莫斯科希望保持与欧洲国家的经济关系和稳定的过境运输环境。
专家认为，尽管不排除华沙和明斯克的对抗升级，但是事态发展正在向着温和的情况发展，所有各方（除了波兰）都向前迈进了一步，默克尔在克林姆林宫的调解下同卢卡申科直接谈判，明斯克开始为移民提供住宿、食物和返程航班。在危机逐步解决的背景下，联合国、相关组织也可能参与移民安顿工作，抵达白俄罗斯领土，并将后者逐步送回家。当然，危机的解决显然会惯性拖延，部分难民依旧会滞留在边境附近，但是旷日持久的对峙对于明斯克几乎没有任何好处，因为不受控制的移民流动会给内部安全带来风险，并可能导致俄罗斯收紧边境管制。
11月17日，俄罗斯国立高等经济大学欧洲和国际综合研究中心副主任德米特里·苏斯洛夫发表评论文章，指出美国的外交政策正在经历一个重要转变。
专家表示，美国从阿富汗撤军，为其上一时期的外交政策划上了具有象征意义的句号。这个时期始于20世纪90年代初，统称为 "后冷战"时期。美国在这一时期没有遇到来自外部的阻力，开始按照其价值观改造世界其他地区，将以美国为中心的世界秩序扩展到世界各个地区。当时，美国对俄罗斯和中国的政策目标是根据西方模式对其进行自由民主改造，并把它们作为小角色融入以美国为中心的世界秩序，并对所谓的无赖国家（即那些坚持不愿意转向“历史的正确一面”的国家）进行政权更迭。
这一政策在进入21世纪的十年后开始停滞不前，从那时起，美国就陷入了深刻的外交政策危机，这包括世界“突然”不再按照美国的意识形态发展。俄罗斯和中国拒绝转型，伊拉克、阿富汗和整个中东地区民主化的尝试也失败了。以美国为中心的世界秩序显然不能扩展到整个国际体系，而这个秩序本身也逐渐开始出现裂缝。第一个放弃按照美国价值观改造世界其他地区的范式的美国总统是唐纳德·特朗普。在他的领导下，自冷战以来，美国首次没有进行新的军事干预，公开拒绝以军事力量传播民主，原则上决定通过与塔利班签署协议撤出阿富汗，并宣布其外交和国防政策将主要集中在与全球对手和敌手的竞争上，中国和俄罗斯被宣布为这些对手。然而，由于美国精英和大多数美国盟国的机构都错误地认为特朗普和他的政策是一种暂时的反常现象，随后会 "恢复正常"，因此在许多人看来，特朗普的转变并不是真实和确定的，是徒劳之举。
拜登上台以后，不仅没有放弃美国对外政策的转变，并且赋予其一个更加系统和完整的特性。与特朗普相比，拜登的外交政策主要变化在于，美国提高了防范跨国威胁（尤其是气候变化）的地位，并改变了对欧洲盟友的言辞，使之更加良性温和，当然，在很多基础问题上还保持着过去的风格。
因此，专家认为美国外交政策的新范式正在形成。它的决定性优先事项是同中国和俄罗斯这样的全球对手作斗争，并试图建立一个新的两极，其中一极是由美国领导的“民主国家的世界”，另一极是由中国和俄罗斯发挥主导作用的“威权主义世界”。美国已经从试图普及以美国为中心的世界秩序转向巩固和捍卫这一秩序，从“后冷战”时代转向新的全球对抗的时代。
专家指出，为了将最多的资源和注意力放在扼制中国发展，限制和削弱莫斯科和北京之间愈发密切的关系，拜登政府对俄罗斯的政策是使当前对抗稳定下来，防止其进一步升级。同时，尽管与同中国对抗相比，俄罗斯的优先级没那么高，但它仍然并将继续是一个重要的优先事项。美国既不愿意也没有能力以自己的让步为代价，克服或大大减少与俄罗斯的对抗。因此北约将努力维持俄美对抗，特别是在阿富汗的行动失败以后。
专家认为，美国缺乏改善与俄罗斯关系的意愿，主要是因为将俄罗斯视为弱国，在他们看来，大规模的内部危机，以及与中国的地缘政治冲突将在未来迫使俄罗斯转而寻求与西方的合作。因此，拜登政府的对俄政策本质上是继续对抗，等待俄罗斯重返西方轨道，同时尽量减少对抗带来的损害，即防止同俄罗斯过度冲突以对美国安全构成威胁，分散过多注意力。
10月6日，俄罗斯国际事务委员会专家尼基塔·斯马金发文评论伊朗加入上合组织的影响及意义。专家指出，9月17日，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签署的数十份文件中最重要的一份是决定启动接纳伊朗加入该组织的程序。从形式上看，这一决定尚未使德黑兰成为上合组织的正式成员，而只是启动了加入该组织的进程，但事实上根本性的决定已经做出，伊朗已经可以被视为该组织的正式成员。
专家认为，伊朗前总统哈桑·鲁哈尼多次主张要扩大与上合组织的合作，但在职期间未能加入该组织。原因之一是他的团队集中于处理同西方国家的关系，但后来诸如核协议和欧洲大规模投资都由于美国外交政策的不一致导致计划失败。而伊朗加入上合组织则为现任总统易卜拉欣·莱希任期内的外交政策提供了良好的开端。在恢复核协议的谈判明显陷入停滞的背景下，这一点尤为重要。尽管伊朗方面没有违反协议条款，但唐纳德·特朗普仍果断地退出了伊核协议。这一事件成为伊朗“转向东方”的关键点。伊朗政治精英们再次看到，美方签署协议和保证毫无意义。虽然这并不意味着西方永远失去了伊朗，但在可预见的未来仍不会有较大可能性好转。
专家表示，伊朗加入上合组织的背景是组织内部日益需要在成员国之间建立新的国际互动机制。最显著的例子是阿富汗。美军撤出阿富汗后，上合组织成员国在解决来自阿富汗的恐怖主义和毒品等安全威胁方面只得亲自上阵，而伊朗对于阿富汗问题的有效解决将起到关键作用。另外，在西方制裁越来越严峻的时代背景下，中国、俄罗斯等国家可能也将面临伊朗类似的问题，而德黑兰在这一方向上充当了探索新方法的先锋。
专家强调，上海合作组织的转型方向是要成为不同观点国家之间开展对话和制定新型国际秩序的平台。在这种情况下，伊朗对整个上合组织来说是一次独特的考验，一个有着完全不同世界观和特定目标的国家将需要定期与区域大国们进行对话和谈判。可以说，伊朗加入上合组织是上合组织形成更加成熟的国际机构的重要阶段。
10月4日，俄罗斯国际事务委员会专家，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日本研究中心研究员弗拉基米尔·涅利多夫针对日本首相换届发表评论文章。专家指出，9月29日日本举行了自民党主席选举，曾任安倍晋三政府外相的岸田文雄依靠党内高层的支持胜出。自民党是执政党，因此，10月4日岸田文雄成为日本下一任首相。从此次竞选可以看出，在日本的政治生活中，执政党高层的权力平衡继续发挥着主导作用，普通选民的支持反倒是次要的。
专家表示，与新任首相上台相比，俄罗斯和其他国家更加关注日本的外交政策将如何发展。然而似乎选择并不多——无论岸田文雄能否巩固自己的位置长期执政，目前看来，所有执政的自民党成员在其政策中都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支持日本跟随美国的步伐。例如，日本政府经常谈到“强大而稳定的日美同盟”的关键作用。不管怎样，东京仍将是华盛顿在太平洋地区的主要合作伙伴，而北京将越来越多地被日方视为主要的潜在威胁。为了应对这一威胁，日本将不断增加与美国的互动程度，同时发展自身的军事潜力。
专家认为，目前还有两点并不确定：首先，限制日本武装力量积极参与境外军事活动的宪法第九条会在何时修改或删去；其次，新冷战是否会冻结俄日关系也还有待考察。俄罗斯与西方关系的进一步恶化，以及莫斯科和北京在安全领域的更密切合作，可能导致会俄罗斯和日本最终发现自己站在了新的对立面上。
11月23日，哈佛大学贝尔弗科学与国际事务中心俄罗斯事务项目西蒙·萨拉赞撰文指出，尽管俄罗斯向俄乌边境增派军队加剧了两国冲突，但是短期内俄罗斯并不希望发动对乌战争甚至将第聂伯河以东的乌东地区纳入俄罗斯的实际管辖中。
首先，不同于其他学者的意见，专家坚持俄罗斯总统普京作出的军事决策是理性的而非情绪化的。专家认为，俄罗斯是否采取军事行动取决于三个要素：俄罗斯的重要国家利益是否受到明确威胁，军事干预是否可以有效阻止威胁，以及俄罗斯是否已经穷尽低成本的非军事措施或非军事措施无法应对过于紧迫的威胁。据此分析，在俄乌冲突中，（1）与西方军事力量联系紧密的乌克兰，即使不考虑加入北约的问题，也已经偏离对俄罗斯的中立立场，构成对俄罗斯周边安全的明确威胁；（2）俄罗斯的军事实力虽然可以攻占乌东地区，但是无法在乌克兰及北约军队的压力下向基辅以西推进；（3）俄罗斯仍计划在今年及明年初与美国开展解决乌克兰问题的对话，因此除非两国谈判破裂，否则不能认定俄罗斯已经穷尽非军事手段。
其次，俄罗斯对乌东地区进行实际管辖弊大于利。专家从军事力量、经济支持、社会稳定及对外关系等方面逐一排除俄罗斯在短期内吞并乌克兰东部的可能性：（1）军事层面上，实现对乌东地区的军事占领需要俄罗斯在顿巴斯的基础上调动大量军队，并且长期镇压克里米亚北部地区及顿巴斯西部地区的抗俄起义行动。而在维系统治的过程中产生的人员伤亡可能影响俄罗斯政府的国内外声誉。另外，吞并乌东地区后，俄罗斯将失去战略缓冲区，与敌对的北约势力直接接壤。（2）政治层面上，俄罗斯在吞并乌东地区将失去向基辅施加压力、远离西方国家的筹码，而西方国家对乌西地区的渗透会进一步巩固当地的反俄情绪。（3）经济层面上，俄罗斯难以承受在乌东地区建立有效统治的经济压力，即为保障该地区最低生活水平与维系政府运转的年度财政支付力度，参考俄罗斯经济学家谢尔盖·亚列克萨申科的估算，在除去克里米亚地区后将高达243亿美元。即使俄罗斯可以克服财政压力，也难以承受西方国家必然对其施加的经济与技术制裁。制裁措施将一方面沉重打击俄罗斯急需高新技术改善产业结构的脆弱经济体系，又加深俄罗斯对中国经济力量的依赖性。
最后，专家强调，作为世界上领土最大的国家，俄罗斯已经不需要更多领土，且吞并乌克兰东部地区在短期内不能为俄罗斯提供足够的收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