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俄罗斯表示已开始向印度交付S-400防空导弹系统部件。在2018年10月印度与俄罗斯签订此项价值50亿美元的合同时，特朗普政府便警告称，推进该合同可能会招致美国制裁，但如今拜登政府尚未明确是否会根据《以制裁反制美国敌人法》（CAATSA）对印度实施制裁。对此，印度外交部发言人阿林丹·巴奇（Arindam Bagchi）在新闻发布会上回应称，印度和美国建立了全面全球战略伙伴关系，同时也与俄罗斯建立了特殊特权战略伙伴关系。印度仍然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这适用于我们以国家安全利益为导向的国防采购和供应”。
在印俄中外长第十八次会晤中，三国外长一致认为，实施超出联合国安理会通过范围的单边制裁和“长臂管辖”不符合国际法准则，降低了联合国安理会制裁制度的有效性和合法性，将对第三国和国际经贸关系造成负面影响。
印度外交秘书斯林格拉表示，贸易和技术等领域的正常双边关系需要建立在边境地区和平与安宁的基础之上，但自印中边境冲突爆发以来，双方一直无法“维持正常关系”。他表示，印中双方的贸易和投资仍在继续，中国依旧是印度的经济伙伴之一。随着印度经济发展，双方的经贸互动也有所增加。但印度政府需仔细评估中方在供应链、投资合作以及技术获取等方面是否存在过度扩张的情况，以避免印度在与中国的贸易和投资关系中处于劣势，这符合印度自身的战略和安全利益。
斯林格拉指出，印度将在搁置边境问题的前提下，保持与中国的贸易、商业、科技联系以及民间接触。他补充道，印度已经在数轮军长级会谈中解决了一些问题，但仍存在一些悬而未决的遗留问题，在两国达成一致之前，双边关系无法恢复常态。
几十年来，印度一直在与中国对话，并希望与中国建立友好关系。如今印度似乎已经明白边境不稳定的邻国永远不会成为朋友。印度需要在脆弱的国际环境中，在各个领域制定出应对中国挑战的方案，避免冲突，维护其主权和领土完整，同时不断努力成为全球秩序中强有力的一极。印度还必须在接触战和非接触战层面采取应对措施，化被动为主动，加强自身进攻能力以“惩戒”中国。
首先，印度需要制定国家安全战略，确定各部门的优先次序，以避免不同部门各自为政。此外，印度还应该以某种形式通过类似《边境防御法》的法律，加强边境战略基础设施建设并赋予地方、地区和中央当局不同层次的权力，从而避免再出现像环境部过去阻碍此类建设的事件。
其次，为了应对中国在边境地区的村庄建设，建议印度沿实际控制线的将各邦土地分配给准备在该地区定居的家庭。这不但可以证明印度在边境的主张，还能够促进包容性增长和一体化。
再者，在经济和数字领域，印度必须增加负面进口清单中的中国产品，禁止进口已经可以由印度制造的产品，以提高自身国防生产能力。对利润微薄的进口商来说，这听起来可能令人不快。但在对峙期间，印度对中国的贸易顺差增长甚至超过其国防预算，因此从长远来看，这将在很大程度上减少印度对经济胁迫的依赖和担忧。
最后，与志同道合的民主国家进行联合海军军演能够在印太地区创造针对中国的多线钳制，对于遏制中国“挑战全球秩序、威胁全球的扩张主义”至关重要。印度需要建立一个独立于中国的替代性供应链、贸易和技术生态系统，为此印度应与四方安全对话成员国共同采取一些初步措施。
由于外交对话迄今为止还没有奏效，印度当局需要与战略家们一同制定战略，并保证总体战略方针在所有领域中都具备主动性。
【作者：S B Asthana 阿斯特哈纳，印军前步兵将领，印度联合军种学会（United Services Institute，USI）首席研究员。】
11月23日报道
https://www.wionews.com/opinions-blogs/opinion-multidimensional-concirclement-of-india-by-china-how-is-new-delhi-preparing-431365
尽管不久前中东、西亚地区领导人还在相互争执，但最近几个月，他们的外交活动日益频繁。中东地区领导人探索新的外交路线可能有以下几个驱动因素。
首先且最重要的是，后疫情时期世界经济形势出现了剧烈变化。在2020年和2021年的大部分时间里，中东地区的经济受到严重影响。疫情后经济复苏仍然面临着多重挑战，其主要特点是“脆弱和不均衡”。其次，这一变化可能与美国拜登政府的政策有关。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影响力尤为突出，尤其体现在影响该地区国家的外交政策重点方面。美国对环境问题、跨大西洋合作、人权议题以及对外交和稳定的重视，正迫使拜登政府对其地区伙伴关系做出相应调整。第三，国内和地缘政治因素的结合迫使地区领导人改变了外交路线，中东各国之间的相互接触不一定是为了解决分歧，但肯定是为了更好地管控分歧。
尽管这些举措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区域外交的新势头是否为印度提供了机会之窗？在莫迪的领导下，印度大幅调整了其中东政策，积极开展以增加贸易、商业合作和投资活动为重点的双边接触，加强了国防和军事伙伴关系。自2014年以来，印度与以色列、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的伙伴关系变得更加紧密。双边关系的改善以及更多的外交接触使印度得以更有效地应对来自该地区的挑战。日益密集的外交接触也使得印度在处理地区问题上变得更加自信。此前，当面临地区冲突局势时，印度更希望平衡地区事务。但随着与中东地区外交活动的增加，印度已经能够游刃有余地应对冲突，可以在利益需求下选边站队。
中东国家的新外交举措为印度提供了一个与中东国家加强外交和经济接触的契机。该地区为印度提供了巨大的经济机会，尤其是在医疗保健、旅游、教育、体育和娱乐等非常规领域，这也为印度与当地企业建立合作伙伴关系铺平了道路。
毫无疑问，中东国家新外交举措的主要目标是缓解区域紧张局势，推动区域内经济活动，以克服疫情带来的挑战，这无疑为印度提供了更新、更多和更大的机会之窗。
【作者：Md. Muddassir Quamar马德西·夸马尔，国防分析研究所副研究员。】
11月22日报道
https://idsa.in/idsacomments/indias-opportunity-in-the-middle-east-mmquamar-221121
近日，印度打算将引进的第二套S-400防空导弹系统进行部署，地点就选在与中国接壤的印度北部边境地区，而印媒借此炒作称，此举的背景是中国战机正频繁在“实控线”附近活动，部署后则将有效应对来自中国的空中压力。对此，《印度时报》日前援引所谓军方知情人士的说法炒作称，部署这套S-400的当下，中国频繁出动战机在“实际控制线”沿线活动。他说，自今年6月中旬以来，“尤其是在‘拉达克’和藏南地区，多的时候一天内甚至会有2-3架次中国战机出动。”
7月25日，新当选的印度总统德劳帕迪·穆尔穆在议会大厦宣誓就职，成为印度首位来自部落地区的总统和印度历史上第二位女总统。穆尔穆成为总统的意义何在？印度联邦院印人党议员、德里大学莫提拉尔·尼赫鲁学院教授拉克什·辛哈（Rakesh Sinha）认为这个问题的答案更多与社会民主主义和共和精神等重要问题有关，而不能仅从意识形态或政治分歧层面来解读。
作者认为，这一变化突显了尼赫鲁和莫迪时代的根本区别。尼赫鲁创立了印度民主共和国，为保留与欧洲价值观的联系，面对强烈的民族主义反对浪潮，仍保留了具有英联邦色彩的一部分政治架构。而“平民出身”的莫迪抛弃了强加于印度政治进程的欧洲价值观，对他而言，政治是人民的政治。
首先，作为一名女性和部落领袖，穆尔穆具有理解和深入体验基层民主机构的特殊优势。她从一个社会等级与经济阶层存在种种不公的体制中破茧成蝶。她来自占印度人口8.6%、遍布全国的部落居民群体。自殖民时代以来，这部分社会成员一直是最被边缘化的。在1911年的人口普查前，殖民政权将部落社群轻蔑地称为“泛灵论者”（Animists）。如今，人均收入、识字率和健康指数表明这种边缘化趋势并未根本好转。除了提高社会经济地位外，部落社群在国家生活中的作用亟待被承认并得到尊重。同莫迪政府宣布最受尊敬的民族主义部落领袖比尔萨·蒙达的诞辰纪念日为部落骄傲日（Janjatiya Gaurav Divas）一样，穆尔穆当选总统有助于部落社群民众社会地位的提升。
其次，穆尔穆的当选挑战了印度政治文化的精英统治。莫迪的领导在解构精英民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穆尔穆的当选与这一民主化进程有着内在联系。以帕德玛奖（Padma Shri award）的平民化为例，这一奖项此前是不同领域知名杰出人士的专属。自2014年以来，该奖表彰了许多成就非凡的普通人。如哈拉基（Halakki）部落的Tulsi Gowda、梅加拉亚邦的Trinity Saioo和阿萨姆邦的贾达夫·帕扬，这是对普通人为国家服务的认可。印度共和国是文明遗产和宪法义务的自愿结合。几十年来，印度一直受制于欧洲模式，并试图渐进式发展。但是，每个国家都应根据其自身人口和文化特点行事。纳尔逊·曼德拉改变了南非的政治文化，而美国花了几个世纪才选出第一位黑人总统。这是欧洲亦或说西方模式局限性的体现。自吠陀时代以来，印度丰富的民主遗产一直停留在教科书中被人遗忘的角落里。除了宪法义务之外，如果印度不能保护自己的文明遗产，共和国将是“不完整的”。
最后，作者再次表示，一名部落社群女性当选国家元首并非象征性的姿态，而是印度集体良知的体现，即部落社群应该从印度政府那里获得更多支持。推选总统一事超越了党争权谋，穆尔穆的当选显示了人民的集体意志。作为总统，她现在不可辜负这种信任。选举还表明，民主的发展，克服了偏见，摧毁了特权，这种民主思维和进程的转变将产生深远的影响，应利用总统选举产生的机会来实现社会民主的目标。
然而印人党议员辛哈的赞歌并非事实的全部，穆尔穆当选的背后蕴含着复杂的政治利益考量。《种姓攸关（Caste Matters）》的作者苏杰拉·延格德就指出，印人党或许正试图通过给“在册种姓”（达利特人的官方名称）和“在册部落”象征性的代表权来扩大自身影响力。推动这些最差境遇族群代表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功，是印度执政党凝聚社会共识、打造印度梦的低成本手段。穆尔穆的前任科温德总统被誉为印度的达利特总统，但他在任期内却羞于谈及达利特人的有关事项，印度边缘群体的状况仍在恶化。穆尔穆当选究竟能否有效改变印度女性群体和土著部落居民的处境仍有待观察。
拉贾·莫汉就拟定于7月14日举行的I2U2首次峰会发表署名文章称，较之以往，印度在西亚的新策略更具自信，这是一种可喜的突破。I2U2是2021年10月美国、以色列、阿联酋和印度外交部长在苏杰生访问以色列时共同发起的，本周的线上峰会将从四国首脑层面为该论坛注入更多活力。
文章开篇，拉贾·莫汉指出，出席I2U2峰会并非美国总统中东之行的主要目的。拜登此次对以色列和沙特阿拉伯的访问具有几个富有挑战性的目标。其一，在乌克兰战争后争取沙特方面的支持，以减轻全球油价压力；其二，改善美国与沙特的关系；其三，推动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之间的关系正常化；其四，说服以色列寻求与巴勒斯坦的和解，恢复美国与巴勒斯坦权力机构的接触等。莫汉认为，在此次“任重道远”的访问中加入I2U2峰会这一日程安排，体现出美国对印度能够为该地区的和平与繁荣做出重大贡献的坚定信念，而印度政府想要打破在西亚事务中的一贯做法之意愿在莫迪执政期间也日趋强烈。
彰往考来，拉贾·莫汉回顾印度与各国交往的历史，比较分析了莫迪政府在中东政策的新趋势。传统上，印度与此次峰会涉及的其他三个国家一直保持着安全的政治距离。首先，就以色列而言，印度是1950年第一批承认以色列的国家之一，然而尼赫鲁政府一直没有与其建立全面外交关系。拉奥政府在1992年改变了这一政策，但保守的国大党仍对印以关系发展瞻前顾后、犹豫不决。继任者瓦杰帕伊对以色列认识更为积极，他于2003年接待了以色列总理阿里埃勒·沙龙。随后，在团结进步联盟（UPA）长达十年的统治中，双方总理互访再次停滞。尽管两国关系稳步发展，但政府出于意识形态考量不愿赋予这种伙伴关系以政治特征。与之相对的是，莫迪上台时决心为印以关系注入政治色彩。如果说国大党的谨慎源于担心与以色列的公开接触可能会使印度与阿拉伯伙伴的关系复杂化，而莫迪则认识到该地区正在经历彻底的政治变革，印度对该地区的外交方针也亟需摆脱过去的陈规旧习。他的高瞻远瞩得到了回报。印度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推动与以色列的关系，这一点竟未引起来自阿拉伯国家乃至整个伊斯兰世界的任何负面反应。莫汉分析指出，症结所在不是中东，而是意识形态的偏见扭曲了印度对该地区的看法，印度一度坚信以色列和穆斯林世界之间的矛盾是持久和不可调和的。然而现实往往更为复杂，土耳其现在是政治伊斯兰主义的拥护者，但自1949年以来就与以色列建立了外交关系。埃及也于1980年与以色列实现了关系正常化。根据特朗普政府的亚伯拉罕协议，阿联酋、巴林、苏丹和摩洛哥在2020年都与以色列达成了关系正常化协议。
莫迪在与以色列接触方面的果断与其深化印度与阿拉伯世界关系的努力并驾齐驱。2018年出访以色列后他还访问了巴勒斯坦，由此他成为了第一位访问巴勒斯坦的印度总理。更重要的是，印度与海湾国家，尤其是阿联酋和沙特阿拉伯的关系发生了转变。过去，印度在阿拉伯世界的传统偏好是与共和政体国家接触。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作为印度劳动力出口的主要目的地和石油、硬通货汇款的主要来源，印度与君主政体的阿拉伯国家间的交往日益重要。然而，印度仍对与君主制国家的接触保持警惕，视其为亲巴基斯坦势力。没有印度总理在1982年至2010年间访问过沙特阿拉伯或是在1981年至2015年间访问过阿联酋。但莫迪找到了一种与沙特和阿联酋统治者建立个人友好关系的方式，在不提及巴基斯坦的情况下与这些政府建立了牢固的联系。过去，印度在意识形态问题上故作姿态，曼莫汉·辛格在长达十年的任期内，只到访过该地区四次，其中两次是为了参加不结盟峰会。阿联酋的经济意义越来越大，但它并未列于辛格的行程中。相比之下，莫迪总理仅对阿联酋就进行了四次访问，并与之谈判达成了自由贸易协定，还制定了推动双边关系的宏伟计划。另外，阿联酋对印度2019年在克什米尔的宪法改革表示支持，并准备增加对印投资。
美国和西方在该地区的政策牵动着印度政府的决策。独立后，尼赫鲁政府积极反对美国以促进“和平地区”的名义在该地区采取行动，但由于许多地区国家寻求与美国和西方开展积极的经济、政治和安全合作，印度的努力未见成效便早早夭折。而今，I2U2标志着印度在对待该地区问题上突破了过去的反西方传统。莫汉观察到，即使是那些近年来支持印度通过四方安全对话在印太地区与美国接触的人，也仍对双方在中东的合作缺乏信心，但莫迪政府却押注于此，信心满满地准备就各项合作条款展开谈判。莫汉认为，印度过去出于意识形态排斥与该地区建立合作伙伴关系是反常的怪象。如今印度对西亚四方的参与，使其与包括欧洲、中国和俄罗斯在内的其他大国在该地区的节奏达到了一致。I2U2为印度与中东的关系进入一个充满活力的新阶段奠定了基础。
俄乌冲突背景下，中东能源中心的地位再次凸显。美国意欲“重返中东”，并大张旗鼓地引进印度这样的域外大国来平衡地区关系，一改往日审慎之态。但地区国家有各自的利益考量和核心关切，而印度长期以来的意识形态仍桎梏着其外交政策。因此，I2U2的凯歌能否奏响仍有待观察。
上合组织成员国外长会议将于7月28日至29日在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举行，印度外长苏杰生将出席，并将与中国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巴基斯坦外长比拉瓦尔·布托等国外长会面。这将是谢里夫上台后，印巴两国外长的首次会面。布托上任后曾表示希望与印度重新接触。
苏杰生还可能会与王毅进行双边会谈，以审查最近举行的印中第十六次军长级会谈的成果，以解决印中边界西段的对峙情况。如果此次会谈得以实现，将为印中两国元首的可能会面铺平道路。
7月24日，印度参加了由乌兹别克斯坦在其首都塔什干主办的为期两天的会议。印度外交部负责巴基斯坦、阿富汗和伊朗事务的联合秘书J.P.辛格代表印度出席了此次会议。乌兹别克斯坦政府曾表示，本次会议旨在制定系列措施和建议，促进阿富汗稳定、安全、冲突后重建和融入地区一体化合作进程。
7月26日，印度国防部发表声明称，国防采购委员会批准了价值2873.2亿卢比的军事装备和武器的采购，其中包括蜂群无人机、卡宾枪和防弹夹克。国防部表示，批准采购40万支近距离作战卡宾枪是为了应对“当前复杂的常规和混合战争模式”，并将可能在印中边境投入使用。据悉，这批武器将只从印度本土公司采购，并需要满足本土化的严格要求，这将极大地提升印度轻型武器制造业自力更生的能力。
7月24日，印度防长辛格在查谟举办的“卡吉尔战争胜利纪念日”活动中表示，印度已经成为一个强大而自信的国家，它有能力保护其人民免受任何伤害。辛格向自独立以来为国家服务而献身的自由战士和武装部队人员致以崇高的敬意，并表示正是他们价值观中核心的民族自豪感精神保护了印度的统一和完整。他强调道，莫迪政府的唯一目标是维护国家的利益，已经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发展一个自力更生的国防生态系统，为武装部队提供本土最先进的武器装备，以应对未来的各种战争。
7月24日报道
7月10日，印度空军副参谋长桑迪普·辛格在位于新德里的拉约克里（Rajokri）空军基地主持了印度空军人工智能卓越中心（AI COE）落成及投入运行仪式。该卓越中心由印度空军数字化、自动化、人工智能和应用联网部门（UDAAN）领导。
印度空军人工智能中心现有一个大数据分析和人工智能平台，具备处理分析、机器学习、自然语言处理、神经网络和深度学习算法等功能。高端计算需求将由最新的图形处理单元驱动的服务器承担。桑迪普·辛格在致辞中表示，印度空军已经采取积极措施，将基于工业4.0和人工智能技术嵌入其作战过程中。他重申，拥有高端计算和大数据存储能力的人工智能卓越中心，再加上全方位的人工智能软件套件，将大大提高印度空军的作战能力。他补充道，印度空军正在与各公共事业单位、中小微企业和人工智能领域的领先学术机构合作开发基于人工智能的应用程序。
7月10日，印度国产航母维克兰特号完成第四阶段海试，本次海试对包括关键航空装备在内的主要装备和系统进行了综合测试，以便进一步完善航母性能。这艘航母计划于7月22日交付，并预计将在庆祝8月15日印度独立日之际入列海军。
7月8日，印度外长苏杰生与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Antony Blinken）和俄罗斯外交部长谢尔盖·拉夫罗夫（Sergey Lavrov）举行了会晤。俄乌冲突在此次会谈中占有重要地位，三位外长讨论了如何应对危机所造成的国际影响。
苏杰生在推特上表示，他与布林肯讨论了全球和区域问题，并补充：“当下的印美关系使我们能够以更加理解和开放的态度应对一系列挑战”。苏杰生在另一条推文中表示，他与拉夫罗夫讨论了双边事务，并就“当代地区和国际问题，包括乌克兰冲突和阿富汗问题”交换了意见。
苏杰生还与新任法国外长凯瑟琳·科隆纳（Catherine Colonna）举行了双边会谈，并讨论了如何充分促进双边关系以及如何解决世界面临的挑战。科隆纳表示，两国拥有特殊的战略伙伴关系，并将继续加强包括印太合作在内两国关系。
此外，苏杰生还会见了新加坡外长、荷兰外长及韩国外长。
7月11日，印度防长辛格宣布推出75种新开发的人工智能军用产品。辛格在首届“国防中的人工智能”（AIDef）研讨展览会上发言时，谈到了使印度成为全球人工智能中心的问题，并希望这些具有双重用途的产品能够开辟新的商业机会。他表示，虽然印度奉行“天下一家”（Vasudhaiva Kutumbakam）的原则，并且无意统治世界，但印度必须发展自己的人工智能技术，从而确保印度不会受到他国的觊觎。
6月25日，印度防长辛格表示，印度不会向中国“割让”任何一寸土地，并希望通过对话解决两国在“拉达克东部”边境对峙的剩余问题。他还表示，印度将对任何威胁其国家统一、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人给予适当的回应，因为它不再是一个“软弱”的国家。
尽管印中双方在去年完成了班公湖南北两岸和戈格拉地区的脱离接触进程，但双方在某些摩擦点上的对峙仍在继续。辛格表示，两国军队之间的摩擦主要是因为中国对实际控制线的看法“有误”。印度一直坚持要恢复“拉达克东部”对峙之前的现状，并始终认为印中边境地区的和平与安宁是双边关系全面发展的关键。
6月23日，中国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与印度驻华大使罗国栋举行会谈，双方就边境局势以及更广泛的双边关系交换了意见。王毅表示，“中印之间的共同利益远远大于分歧”，并呼吁双方“朝着同一个方向努力，保持中印关系升温的势头，使两国关系早日回到稳定健康发展的轨道上来”
王毅就中印关系提出四个“坚持”：一是坚持两国领导人“中印不是竞争对手、而是合作伙伴，互不构成威胁、互为发展机遇”的重要战略共识；二是坚持将边界问题放在双边关系适当位置，通过对话协商寻求解决；三是坚持为两国关系持续注入正能量，发挥好人文交流的传统优势，不断扩大互利合作；四是坚持拓展多边合作，携手振兴东方文明，共同应对纷繁复杂世界，为人类开创更美好未来。
罗国栋援引王毅外长的话表示，印方希望中方重视印度留学生返华问题，这些印度学生为恢复在中国的学业已经等待两年。双方还讨论了恢复直飞的问题，但截至目前还未向学生提供他们明确返华的时间。
印度将从2022年12月1日起担任G20主席国，并将于2023年在查谟和克什米尔地区召开G20领导人峰会。克什米尔观察家表示，印度希望通过在查谟和克什米尔地区举行2023年G20相关活动，向外界传递当地局势向好的信息。但鉴于查谟和克什米尔存在领土争议，巴基斯坦很可能会反对在此举行此类国际峰会活动。
6月27日，印度防长辛格与马来西亚防长希沙姆丁·侯赛因举行了视频会晤。会议就双边、区域和国防工业合作等问题展开讨论。两位防长均表示有意进一步深化具有坚实基础的印度-马来西亚国防合作。双方谈论了现有的防务合作活动与框架，以及如何在现有的印马防务合作会议（MIDCOM）框架下进一步加强此类合作。双方重点讨论了“光辉（Tejas）”轻型战斗机的报价以及马来西亚空军俄产“苏-30 MKM”机群的维护与保养。下一次印马防务合作会议定于今年7月举行，双方决定利用这一平台在防务方面展开更深入的接触。
7月18日，印度总理莫迪在新德里举行的印度海军创新与国产化组织（NIIO）研讨会上公布了“冲刺挑战”（SPRINT Challenges）计划，旨在推动印度海军使用本土技术，在国防领域实现自力更生的愿景。
莫迪表示，印度国防实现自力更生愿景对21世纪的印度尤为重要，因此必须努力发展本土技术，到印度庆祝独立100周年时，印度海军实力应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莫迪指出，在过去4至5年中，印度国防进口下降了约21%，去年完成了价值13亿卢比的国防出口，印度正迅速从国防进口国转变为国防出口国。此外，莫迪还强调当前国家安全面临的威胁更为普遍，战争手段也发生改变，因此，加快实现自力更生有助于印度应对未来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