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印首脑会晤为两国关系作出顶层设计

洞朗对峙的发生是中印两国彼此战略失信与相互认知落差的结果，对峙结束后携手重建互信成为双方共同努力的方向。一年间，中印两国首脑会晤次数多达四次。中印两国领导人通过高层会晤，建立了工作友谊和相互信任的基础，也为整体氛围的稳定和改善提供了可能。

 2017年9月5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厦门会见来华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九次会晤和新兴市场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对话会的印度总理莫迪。

2017年九月在中国厦门举行的金砖峰会，是两国领导人在洞朗对峙结束之后的首次会晤。会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印度总理莫迪达成重要共识——妥善管控分歧，聚焦发展合作，推动中印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实现两国友好合作和互利共赢。尽管当时中印两国关系因正面军事对峙带来的“后遗症”仍处于冰点状态，两国领导人在金砖峰会中从大局出发而达成的共识实际为2017年下半年各级工作机制照常运行奠定了重要基础。

2018年4月27日和28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武汉东湖宾馆同印度总理莫迪举行非正式会晤。

进入2018年，中印关系回暖信号明显。四月于武汉东湖之滨举行的习莫非正式会晤更被视为中印关系中的里程碑之一。4月27日至28日，习近平主席与印度总理莫迪于在湖北武汉举行非正式会晤，并达成了重要的“武汉共识”。这是进入2018年以来，中印双方持续释放积极信号的关键性事件。中印两国媒体对此次会晤予以高度关注，均在头版位置对“习莫会”进行了大篇幅报道。印度媒体称“这是一场心贴心的交谈”。

此次非正式会晤后，两国领导人一致同意，要发挥中印两个亚洲大国的政治影响力和经济驱动力，带动地区经济发展、共同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提高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的代表性和发言权。中国驻印大使罗照辉用“友谊、合作、发展、协调和管控”五个词语对习莫会晤取得的多项成果进行解读。武汉会晤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洞朗对峙后中印关系的“再出发”。中印双方都在努力寻求和扩大合作，避免再次发生直接的严重对抗。

通过非正式会晤，两国领导人认为，中印是邻居、是朋友、是伙伴。中印两国作为彼此“搬不走的邻国”，各自都面临着促进本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任务，中印睦邻友好关系的发展是两国共同的需要。会晤结束后，中印边界举行边境人员特别会晤、中印重启乃堆拉山口边境贸易、印度官方淡化两国在印度洋区域的竞争等一系列事件均是会晤精神的反应。

2018年6月10日，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在青岛国际会议中心举行。习近平在迎宾厅迎接印度总理莫迪。

武汉会晤后不到两个月的时间，中印两国领导人再次聚首在上合青岛峰会的舞台上。今年也是印度首次作为成员国参会。上合青岛峰会延续了武汉会晤的良好氛围，并签署了一系列合作协议。双方就共享雅鲁藏布江（印度境内称布拉马普特拉河）的水文数据及印度大米输华的卫生要求议定书的修订，分别签署了谅解备忘录。中印两国领导人在青岛峰会上强调了武汉会晤达成的共识，决定加强两国军队之间的沟通，向军方发出“战略指导”以避免重演类似洞朗对峙的情况。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还在峰会期间接受莫迪邀请，预备于2019年访问印度并举行非正式会晤。

2018年7月19-28日，习近平访问中东非洲五国并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7月26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南非约翰内斯堡会见印度总理莫迪。

青岛峰会后，中印两国领导人在南非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上再次举行会面。两国领导人均表示三个月内的三次见面充分体现中印关系的高水平，两国领导愿意一道将武汉会晤开启的中印关系新气象不断向前推进，巩固和发展中印更加紧密的发展伙伴关系。

两国原有工作机制稳定运行，高层互动频频

洞朗对峙一度使得中印关系滑至冰点，对峙期间两国国内民族情绪高涨， “中印边界战争再次爆发”的舆论一度甚嚣尘上。中印两国高层互动和机制化沟通是双边关系稳定发展的重要保障。在双方互信不足的情况下，高层会晤和工作层面沟通显得尤为重要。洞朗对峙结束之后，中印之间的双边交往固然受到边界对峙带来的负面影响，但两国原有的工作机制总体上仍照常运行。尤其进入2018年，两国关系回暖信号明显，双方互动频繁。

2017年底，中印边界问题特别代表第二十次会晤在印度新德里举行。中国国务委员杨洁篪同印度国家安全顾问多瓦尔就中印关系、中印边界问题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这次会晤也是对峙结束之后，中印两国首次就边界问题举行的高层谈判。特别代表会晤作为常规性的年度高层磋商，其正常举行为2018年开年之后中印政府层面的交流合作埋下了伏笔。

进入2018年，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印关系逐渐恢复良性互动的基本态势。自二月下旬开始，莫迪政府持续释放出改善对华关系的积极信号。首先是印度外交部秘书顾凯杰访华，此后数月印度国家安全顾问多瓦尔、印度外交部长斯瓦拉吉、印度国防部长西塔拉曼接连访华。四月底的武汉会晤之前，中印边境事务磋商和协调工作机制第十一次会议、中印跨境河流专家级机制第十一次会议、中印经贸联合小组第十一次会议、中印两国军控磋商、第五次中印战略经济对话等原有工作机制有序进行。这些政府部门层面的接触与合作不仅与马上举行的习莫会晤相得益彰，更是通过实际行动缓和了两国自洞朗对峙以来的紧张气氛，为两国走出军事对峙走向互利友好关系提供了契机。

武汉非正式会晤被视为洞朗对峙后中印关系重要的分水岭。会晤达成的“武汉共识”成为未来较长一段时间内中印两国政府工作部门接洽的指南针。会晤后，中印两国在边界事务、高层访问、政府部门合作、舆论导向和人文交流等方面的合作更加密切。

在边界事务方面，中印双方于5月1日在拉达克地区举行了边境人员会议，双方同意采取包括共同“协调巡逻”、推动建立军方最高指挥官热线等在内的一系列措施缓解中印边境地区紧张局势，维护边界地区的和平与安宁。

在高层访问方面，6月5日，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孔铉佑在新德里同印度外秘顾凯杰举行磋商。双方同意以落实两国领导人非正式会晤重要共识为主线，保持高层互动。

在政府部门合作方面，7月13日中国-印度第二轮海上合作对话在北京举行，两国就海洋发展战略、海上安全形势和中印海上合作深入交换意见，同意以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为指引，加强政策沟通，拓展海军交流、海洋科技、海上搜救等领域的务实合作。

在舆论导向方面，印度总理莫迪在香格里拉峰会的开场演讲中称中国是关键伙伴，他指出印中贸易在迅速增长，两国在管控分歧、确保边境和平秩序上展现出了成熟和睿智。他相信“印度和中国以互信求合作，亚洲和世界的未来将更加光明”。

在人文交流方面，印度的电影在中国大受欢迎，六月的国际瑜伽日在中国为期一周的系列活动更是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股“瑜伽热”的风潮。

中印关系逐渐升温背后的外交逻辑

无论是洞朗对峙时期剑拔弩张的“龙象之争”，亦或是今年中印双方密切升温的“龙象共舞”，两国关系的变动表明中印两国作为彼此“搬不走的邻国”，睦邻友好关系的发展是中印共同的需要。值得注意的是，在对中印关系保持乐观的前提下，要充分认识到两国关系的竞合性。

一方面，洞朗对峙结束一年来中印关系的回暖趋势，是两国基于对目前国内国际环境的考量所共同作出的选择。在国内环境层面，中印两国都有稳定本国政治经济环境的需要。

对于中国而言，在改革开放四十年后，我国改革逐渐进入了攻坚期和深水区。周边稳定有利于中国政府集中力量进行内部建设。印度是中国周边唯一尚未划定陆地边界的亚洲大国，是中国稳定周边的重要一环。印度作为南亚经济体量最大的国家，其直接影响中国“一带一路”倡议西南线的推进。

对印度而言，改善对华关系有利于莫迪集中精力应对2019年印度国内大选，与华友好带来的外交成果也将成为其竞选连任的助力。作为目前亚投行的最大受益者，莫迪政府所倡导的“数字印度”、“印度制造”等更需要加深与中国的经济合作。

国际环境层面，全球范围内的保守主义思潮、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对中印两国均构成了冲击。在此态势之下中印有携手合作，共同应对的强烈需要。双方在积极参与国际多边机制并发挥建设性作用的同时，越来越重视在国际多边机制内开展合作，就涉及两国利益以及广泛关心的国际问题统一立场，加强沟通与合作。两国在政治交往、经贸往来和文化合作等领域都有着广阔的合作空间，中印合作将直接促进“亚洲世纪”的到来。

另一方面，中印两国深层次、结构性的矛盾始终突出。2011年中国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预计2018年印度或将超越英国成为全球第五大经济体。随着两国快速、几乎同时段的崛起，中印两个新兴大国在毗邻地区的秩序之争始终难以避免。洞朗对峙结束之后，两国在附近地区均加快基建速度，边界问题的悬而未决始终为中印关系的友好发展投下阴霾。莫迪政府对华外交实用主义色彩明显，在对华转向友好的大势之下，仍小动作不断。今年上半年，印度与越南、新加坡、缅甸、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等东南亚国家加强了海上军事防务合作，意图“围堵”中国在印度洋的势力；印美两国敲定年内实现两国外长防长2+2对话；印度议会近期的一份报告意在鼓励不丹在边界敏感地区部署更多的士兵。鉴于此，对于未来中印关系可能会持续向好，同时深层次的结构性矛盾将使两国关系充满不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