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确定性”俨然成为时下人们谈论世界变化脱口而出的词语。英国“脱欧”、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等重大国际事件，多数人都难以预料。此外，世界地区热点经年不息，传统与非传统挑战依然严峻，全球治理日益延伸到海洋、极地、太空、网络等领域。在这样一个形势变动复杂、充满“不确定性”和国际秩序面临深刻调整的时代，应如何看待今天的世界，以及如何面对世界的变化、动荡、失序与重组？
世界的“变”与“不变”
毫无疑问，当前世界进入一个变化频繁、复杂分化甚至有些失序的时代，难以确定的变化与动荡成为常态，它由金融危机及效应延宕所催生，对其演变与结局的预判仍可能难有定数。
在一个不太确定的时代，尽管既往的一些现象的发展可能出现阶段性回调，但变化可能并不意味着现存的一切都将被反转或颠覆。金融危机以来，特别是2016年以来世界开启的变化之端与转型调整，是否真的已经打破长期影响、塑造世界发展方向的基本趋势了呢？答案显然要比简单地概括表象复杂得多。
首先，有着内倾性诉求（“美国优先”）的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影响欧盟整体性建设的英国“脱欧”等事件，确实折射出美英等发达国家对全球化的态度有所调整，但当今世界相互依存加深的基本态势并未也难以因此而彻底改变。
其次，大国战略竞争重新升温并未打破冷战后大国持续的互动方式，“你中有我”“斗而不破”仍会是今后较长时期内大国关系的重要特征。不少西方战略学者与政府官员认为大国战略竞争已重回“国际舞台中心”。在海洋问题上，大国海权博弈更趋升级，各方就海洋规则与海洋秩序的构建、海上通道维护、海洋热点问题的解决等激烈竞逐。虽然大国竞合博弈激烈，但存在“山穷水复”之后迎来“柳暗花明”的基本诉求与愿望。
再次，世界多极化仍在曲折发展，“东升西降”“南升北降”基本趋势未变。按购买力平价计算，新兴与发展中国家占全球GDP的总量已超越发达国家。尽管在金融危机冲击下，新兴大国遭遇“成长的烦恼”，群体性崛起势头有所放缓，个别金砖成员甚至有“失色”之虞，但总体上仍能利用自身禀赋和优势，保持住中高速增长态势。
最后，非传统安全挑战错综复杂，整个世界难以独善其身，出现问题更不可能单独应对。“地球村”“环球同此凉热”正是其必然体现。气候变化、恐怖主义、跨国犯罪、传染病爆发等问题频出，对现实世界、政治、经济与社会治理产生巨大影响，挑战着单一传统主权国家政府的权威与能力，人类社会仍需要携手并肩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
不确定性酝酿着变化与风险
机遇与挑战、确定性与不确定性总是相伴相生。尽管不确定性和变化会带来风险，但毫无疑问，不确定性也将带来机遇和发展。特别是随着当前国际秩序的深刻调整，如果新兴大国能够妥善应对、善加引导，将有望推动建立起更为合理的新秩序。
首先，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国际社会正面临着一系列超越传统主权国家界限和地区边界、牵动整个人类安全与发展的新型重大议题。它们不仅改变着当代国际关系的内容与基本形式，也在重新塑造着国际关系的新规则与新机制。然而，在实践上，作为现行国际秩序中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却对国际秩序的调整采取了实用主义的态度，严重削弱了联合国等现有全球多边治理机制的权威。
第二，世界力量格局的变化催生世界政治、经济权力的再分配，围绕权力再分配的博弈也将影响未来世界秩序的形成甚至再生。尽管特朗普等美国政治家一再强调要使美国重新强大、乃至打造新的美国世纪，然而随着新兴大国群体性崛起态势愈加清晰，既有的主要是形成于二战后的权力架构显然已不能适应世界的现实变化。如在气候变化问题上，曾被认为是三架马车的美欧日，已然让位于“基础四国”与美国、欧盟的三足鼎立。
其三，信息化全面推进了人类社会的互联互通，也与各国已有的社会政治问题相互渗透，各种势力、意见纷涌，主流、精英与民粹主义力量对峙争斗，种种利益集团诉求越来越多而且更难以平衡，各国在转型发展过程中受到的牵制愈加突出，甚至面临新的治理困境。以2016年美国大选为例，如果根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纽约时报》等主流媒体的调查，民主党候选人希拉里明显领先。然而在推特和脸书等新兴网络平台上，特朗普却占有优势。这种传统媒体与新兴网络平台的对立，恰好同美国社会中早已存在的精英与普通大众的对立相互强化，最终深刻影响了美国大选的进程。
第四，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挑战交织联动，地区与国际安全的不确定性与风险增大。大国力量对比的变化势必导致传统地缘博弈的升温。金融危机以来，在内外各种矛盾的催化下，亚太、中东、东欧三大传统地缘热点不断升温，使整个欧亚大陆从东缘向西南形成全球最大的地缘风险带。
世界与国际秩序的未来
目前要系统描述未来世界与国际秩序的总体轮廓尚有难度，但随着世界大转型、大调整的深化，一些重要趋势或许将愈加清晰。
一是美国治内谋外出现阶段性调整，先内后外、重内轻外可能导致国际治理效率的缺失。面对内外挑战，奥巴马执政8年中力图通过结束两场战争、与大国合作解决问题，力避在中东与阿富汗等地区热点陷入泥潭。在对外关系上，特朗普可能继续要求盟友伙伴承担“更多责任”，以将主要精力放在国内。
二是联合国等全球多边治理机制改革将继续艰难推进，功能性领域将成为联合国未来改革的重要突破口。在发展领域、人权领域、安全领域，联合国的作用在加强。可以预见，随着各种全球性挑战的凸显，强化在具体功能领域的作用将成为联合国未来改革的重点。
三是全球社会政治转型加快，各国将加紧依据自身定位，探索更适合自己发展的道路，在不断磨合、交融发展中力图形成新的共识与主流。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虽极力掌控世界未来发展方向，却始终提不出能引领世界摆脱困境的方案。以中印等为代表的新兴大国若能顺应时代潮流，提供引领世界发展的理念和模式，未来就有望发挥更大国际影响力。
四是全球化可能经历短暂的退潮，但其影响可能是阶段性的，经过深入盘整后有望迎来新的发展阶段。反全球化、去全球化、逆全球化均是这种调整的表现。全球化是当代科技与世界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也是各国资源优化配置的客观需要。作为一个历史进程，全球化并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
五是中国嵌入全球化的深度与广度史无前例，其引领作用将更显突出。目前，中国已成为拉动世界经济增长最重要的力量。中国自身的变化将深刻塑造未来世界与国际秩序的演变。中国将逐步从现有国际机制规则的被动接受者转变为国际机制规则变革的重要引领者。
最后，变化的世界、不确定的时代也推动酝酿国际秩序治理理念的纷起与更新。在学术上，一些世界著名学者纷纷提出各种方案，如理查德·哈斯（Richard Haass）提出的世界秩序“新概念”、约瑟·奈（Joseph Nye）提出的“更明智的领导权”论、麦艾文（Evan Feigenbaum）的“以更好方式拉住中国”论等不一而足。这可能是一种酝酿变化的先声诉求。当然，随着西方主导世界秩序的时代渐渐远去，全球共治的世界秩序或早或晚终将到来。
原文刊载于《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7年第7期，本文为原文节选内容
作者：傅梦孜 武汉大学国家领土主权与海洋权益协同创新中心研究员、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院长
付宇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世界政治研究所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