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登政府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印太事务协调员库尔特·坎贝尔（Kurt Campbell）最近宣称：“（中美关系）被广泛描述为接触的时期已经结束了。”这种从与中国打交道的 “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responsible stakeholder）战略向两党共识的转变，支持对中国采取更加对抗性的立场，现在已得到公认。例如，特朗普政府的批评者将过去与中国接触的努力描述为天真和类似于绥靖主义。但历史告诉我们，绥靖和对抗之间的错误二分法既不准确也不利于美国的战略利益。从丘吉尔到里根的历史证明了目光敏锐的鹰派人士经常利用接触战略来对付对手，并取得了巨大的效果。
虽然对中国的“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方法显然已经过去，但到目前为止，还不完全清楚什么会取代它。美国对中国的外交政策态度在特朗普执政期间急转直下，现在华盛顿两党有一个共识，即美国必须对这个共产主义国家采取更坚定的立场。然而，对中国采取更清晰、更现实的态度——与塑造这个崛起中的大国的天真理想主义企图形成对比——并不意味着完全放弃接触。
例如，在奥巴马政府时期，美国和中国从2009年至2016年每年举行一次战略和经济对话。特朗普政府起初似乎倾向于通过在2017年进行全面经济对话来继续类似的进程，但随着政府在经济问题上寻求与中国采取更多的对抗性方法，高级别对话很快就分崩离析。
传统观点似乎认为，与中国的这种结构化对话过程充其量只是浪费时间。在最坏的情况下对美国的利益适得其反。因此，这种对话进程的停止似乎是一个无关紧要的，甚至是积极的发展。然而，在美国外交政策全国委员会最新发布的题为“重新审视接触：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S&ED）取得的进展和经验教训”的报告中，我们发现，与这种传统观念相反，通过对话进程，在安全合作、宏观经济稳定、公共卫生管理、气候变化和清洁能源多个领域实际上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总的来说，数据根本不支持许多人对美中对话失败的看法，S&ED证明了这两个大国可以将合作、竞争和冲突的领域分割开来。
虽然特朗普政府对中国的态度显然比奥巴马政府的态度要对抗得多，但几乎没有证据表明拜登政府试图将时间倒退到2016年。相反，上任八个月以来的大量证据表明，在对华政策方面，与上届政府的延续性远远大于差异性。例如，拜登政府的高层中国顾问认为，“中国已经不再等待时机”，而且中国正在进行一场 “长期游戏”，以取代美国在世界事务中的地位。因此，拜登政府似乎已经做出了战略计算，在可预见的未来与中国采取更具竞争力的立场。但是，永久放弃试图塑造中国的 “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 ”战略不应意味着永久放弃高层对话。鹰派和会谈并不相互排斥，如果结合在一起，实际上相当有效。
美国政府应该通过一个经常性的结构来建立一个有效的美中接触战略，在这两个系统内持续地授予权限。接触不是安抚，而是美国既定政策目标的一个必要机制，即同时管理世界上两个最大的大国之间的合作、竞争和对抗。当然，它也应该管理对通过双边外交可以实现的期望。通过外部压力将中国的制度塑造成美国的模式，这一点几乎不可能做到。相反，关键的目标应该是为这两种模式找到一种方法来管理它们的差异，同时建立在共同目标之上。削减双边关系并不能改变中国相当大的全球政治、经济和军事力量，而只是将这种力量从美国的优势领域中移除，在这些领域中利用这种力量将是有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