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2日，俄罗斯专家安德烈·阿列舍夫发表评论文章，认为俄白一体化已进入最后的收官阶段。专家表示，9月9日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对俄罗斯进行工作访问，虽然此前预测的在莫斯科签署关于两国一体化的文件被迅速否定，但普京强调两国领导人长达四小时的会谈“充实而富有建设性，完全符合两国关系的性质。”

专家指出，三年多来，两国政府制定了一揽子文件，包括28项联盟计划（9月10日俄白联盟部长明斯克会议上批准关于联盟一体化的28联盟计划，包括宏观经济政策；统一货币、金融信息系统；协调税务和海关立法；整合动植物检疫和航空、铁路及水上运输监管系统；形成统一的石油、天然气、电力和核能市场；促进通讯和信息一体化、会计法规和财务报表一体化；促进旅游立法统一和社会劳动政策协调等内容。——译者注），其目的是统一经济活动关键领域的立法，平衡企业的经济活动，形成联合工农业政策。然而虽然上述文件多次宣告达成一致，但两国各有戒备：俄方认为白俄罗斯几乎是在用模糊的“一体化”承诺换取单边特惠，白俄罗斯媒体则认为俄罗斯寡头正企图将最有前途的领域“据为己有”，颠覆白俄罗斯固有的经济模式。

专家认为，如果不是西方对明斯克发起的制裁，关于俄白一体化的争吵可能会持续很长时间，然而如今白俄在俄罗斯、美国、欧盟和中国直接寻找平衡的“全方位”外交政策已宣告失败。2020年总统选举之后爆发的亲西方反对派大规模抗议游行使明斯克与华盛顿、布鲁塞尔的关系急转直下，2021年6月对明斯克的第5次制裁迫使白俄罗斯再次加强同俄罗斯的联盟关系，加强同集安组织、上合组织尤其是与中国的关系，因而在8月中旬卢卡申科主持的会议上，白俄罗斯宣布俄白一体化的一揽子文件将很快达成一致，并指出在谈判中双方优先利益得以明确：“俄罗斯主要是税收和海关调节问题，而白俄罗斯主要是关于能源合作条件和进入俄罗斯市场。”

专家最后强调，共同的外部挑战使俄白两国联合起来，然而重要的是这一联合意向在具体事务领域得以落实。尽管俄白两国十分重视军事政治和社会经济领域的双边合作，但对文化和人文（包括教育、历史和语言政策）领域的重视度不够，可能导致对一体化进程不满的社会动向。

https://vpoanalytics.com/2021/09/12/rossiya-belorussiya-integratsionnye-protsessy-vyhodyat-na-finishnuyu-pryamuyu/

9月13日，卡内基莫斯科中心主任德米特里·特列宁发表文章指出，美国正在将更多资源用于解决内部问题，试图将西方集体团结在自己周围，并强调其主要对手是中国和俄罗斯。

专家认为，拜登总统在美军撤出阿富汗期间的讲话中，实质上提出了美国新的外交政策学说，通过他的行动，拜登正式确定并完成了美国外交政策十多年来的进程。尽管在最后阶段出现了延误和错误，但从阿富汗撤军是一个战略上正确的决定。专家强调，这完全不意味着美国已经失去了全球超级大国的地位，美国在世界上的影响力只是继续缓慢下降。

文章指出，美国的军事力量仍然是一个非常强大的工具，二十年的反恐战争使得美国实现了确保其安全的愿望。但与此同时，美国外交政策的地缘政治、地缘经济、意识形态和战略重点在此期间发生了变化。首先，中国已成为其主要的竞争对手，而俄罗斯则是国际规范的主要违反者，甚至包括伊朗、朝鲜和一些极端组织等；其次，气候变化和新冠疫情也被视为美国的首要安全问题。因此，文章指出，现在美国外交政策的主要任务是在美国的领导下团结西方集体。

在外交政策上，美国拒绝扮演善意的世界霸主角色，而是采取了准备保卫西方的领导者的战斗姿态。在集体西方内部，美国的统治没有受到威胁，西方的精英及其亲近者仍然与美国密切相关，在利益驱动下，美国也将保证尽最大努力支持乌克兰和台湾等高风险地区的合作伙伴。此外，自由民主意识形态也将继续成为美国外交政策的主要推动力，美国不会成为一个简单地遵循现实政治规则的国家。相反，美国将利用价值观作为团结盟友和打击对手的工具。

最后，专家总结认为，拜登主义意味着美国放弃其认为不再有希望甚至无法实现的任务，转而将更多资源用以解决内部问题。但拜登政府的成功和美国的未来都将取决于美国能否重建，而非阿富汗的重建。

https://carnegie.ru/commentary/85321

9月14日，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专家，圣彼得堡国立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康斯坦丁·胡多列伊针对阿富汗局势发表评论文章，认为虽然塔利班夺取了政权，但其有多强大仍然有待考量。阿富汗的局势和塔利班政权的地位至少受到以下四组矛盾的影响：首先，塔利班内部并非铁板一块，各种政治派别及头目都在相互竞争上位。其次，塔利班建立权力垄断的明确意图同国内其他政治力量继续开展活动的愿望之间存在紧张关系。第三，塔利班的强硬执政可能会激化同喀布尔当地精英阶层矛盾。最后，塔利班政权主要依靠农村人口夺取政权，如果没有合格的专家，容易与许多城市居民，尤其是受过教育的群体产生严重矛盾。在城市人口的长期积极反对下，他们是否能建立起有效的国家机器恢复正常生活是值得怀疑的。同时，专家认为，塔利班短期内并不会大肆向外扩张，为了巩固政权，任何向外扩张的尝试都可能使其付出高昂的代价。因为这会引起所有邻国的激烈反应，还将失去获得国际承认和外国援助的机会。

另外值得国际社会关注的是，塔利班的成功将对穆斯林世界的其他激进和极端主义运动起到重要推动作用。后者无疑会得到塔利班的宣传和可能的其它支持，以宗教为由的极端主义可能在中亚各国加剧。成千上万不想在塔利班统治下生活的人将继续逃亡，为极端主义势力向邻国渗透提供土壤。专家强调，塔利班的和解姿态不过是一种伪装。对俄罗斯来说，接受难民几乎是不可取的，最适宜的做法是与阿富汗及其周边地区发生的事情保持距离，仅限于履行集体安全条约组织和双边条约规定的义务，并与各方进行磋商。

https://ru.valdaiclub.com/a/highlights/tak-li-globalna-problema-afganistana/

9月15日，兰德公司（RAND）的研究助理耶伦·泽曼（Jalen Zeman）撰文指出，俄罗斯近年来在国际社会中的一系列行为引起挪威、瑞典、芬兰等邻近的北欧国家对俄政策强硬化，这一转变为美国加强在欧洲北极地区的安全合作提供机会。

专家表示，挪威、瑞典和芬兰在传统上一直与美国保持紧密联系，但同时与俄罗斯方面保持较为平和的外交关系，拒绝挑衅俄罗斯军方或者破坏对俄贸易。但在俄罗斯干预乌克兰事务、快速增加北极地区军事部署后，上述国家的对俄政策发生集体转变，均将俄罗斯视为对其本国及周边地区严重的安全威胁，并在其战略文件中一致转向积极支持美国领导的北极安全合作与伙伴关系，这为美国创造了一个机会，可以在该地区已经牢固的安全关系基础上进一步推进美国的国家安全目标。挪威2020年国家安全战略文件中将美国视为“挪威最亲密的盟友。”同样，非北约国家瑞典在《瑞典的北极战略》中认为“与美国的密切关系对瑞典的安全和繁荣至关重要”，并补充说这种关系“也适用于北极地区。”芬兰同样将加强与美国的关系和维护芬兰的安全联系起来，并在2020年《芬兰外交和安全政策的报告》中表示：“美国在2020年将与芬兰的安全联系起来。对欧洲防御的承诺对于整个欧洲的安全非常重要。” 

对于美国而言，加强与上述北欧国家的联系，不仅能在非军事领域，如气候变暖、环境保护、预防灾害等问题上推动政府与民间合作；也能在军事领域调动美国和其他北约部队的力量，对抗俄罗斯的军事威胁，维护欧洲及北极地区的安全。

专家总结认为，挪威，瑞典和芬兰已经大大改变了他们的计划和行动，以应对俄罗斯在欧洲北极的威胁。对美国来说，这一变化可能是进一步加强与其主要盟友和合作伙伴合作的机会，有助于加强该地区的安全，并更好地应对俄罗斯在欧洲最北端的挑战。

https://www.rand.org/blog/2021/09/no-need-to-read-between-the-lines.html

9月6日，挪威东南大学教授、《全球事务中的俄罗斯》杂志编辑格伦·迪森发表文章指出，喀布尔的沦陷，既给整个中亚和欧亚大陆带来挑战，也带来机遇。文章指出，北约在阿富汗的失败只是单极格局大规模崩溃的一部分。苏联解体后，美国奉行霸权安全战略，将权力最大化等同于安全最大化，2001年美国入侵阿富汗就暗示了其更广泛的地缘政治目标，阿富汗可能成为美国在能源丰富的中亚地区建立影响力的跳板，以美国为中心的民主阿富汗的发展促进其实现在欧亚大陆中心遏制俄罗斯和中国影响力的目标。然而，美国在阿富汗的失败使单极世界秩序失信，以狭隘的国家安全利益为美国占领阿富汗二十年作辩护与所谓的“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相矛盾。

专家认为，美国对阿富汗的言论暗示其放弃“永久战争”，实际是释放资源，专注于与中国和俄罗斯的直接对抗。理想情况下，美国从阿富汗撤军应该伴随着多边解决方案。然而，在从阿富汗灾难性的撤离期间，美国并没有与主要大国谈判合作框架，以实现互利的阿富汗稳定局势。相反，类似于北约对抗俄罗斯，美国正积极动员东亚战线对抗中国。此外，美国试图迫使俄罗斯和中国支持美国“追究塔利班责任”的政策意味着遏制和对抗，而不是互动，这可能导致俄罗斯和中国需要承担美国留下的混乱局面。

最后，专家强调，处理阿富汗问题需要基于适度期望的现实目标，并得到传统安全观念的支持。传统的国家安全不是彻底改变社会、文化和政治结构，也不是在未经人民同意的情况下进行国家建设，而是主要侧重于防止极端主义跨越阿富汗国界蔓延。文章指出，与阿富汗的合作应当鼓励其为自身利益行事，为其提供经济联系并使之在大欧亚伙伴关系中占有一席之地。

https://ru.valdaiclub.com/a/highlights/tsentralnaya-aziya-i-evraziya-posle-padeniya-kabula/

9月8日，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项目主任伊万·季莫菲耶夫发表评论，指出塔利班自1999年以来一直受到联合国安理会的制裁，美国、欧盟和许多其他司法管辖区的限制措施适用于该组织和其领导人，以及个别分支机构。在塔利班非法的情况下，现有的制裁制度是相当可行的。现在，其在该国夺取政权使这场运动成为阿富汗政治权力的基础，这意味着针对塔利班的限制性措施现在影响到整个国家，与塔利班统治的国家进行任何经济交易都受到各种限制措施的约束。这种情况只会使各方与阿富汗的官方经济联系陷入瘫痪，并将其推向非法领域，对该国人民的人道主义损害可能是巨大的。

联合国安理会在阿富汗问题上的立场由多项决议组成，关键之一是 2011年6月17日的第1988号决议。其中该决议要求各方毫不拖延地冻结这些个人、团体、企业和实体的资金和其他金融资产或经济资源，包括他们、代表人或按照其指示行事的人直接或间接拥有或控制的财产所衍生的资金，并确保本国国民或本国境内的人不直接或间接为这些人的利益提供此种或任何其他资金、金融资产或经济资源；历史表明，联合国安理会决议的执行因国而异。一些国家严格履行这些要求，而另一些国家则不那么谨慎。其中，在企业层面，美国财政部很可能对任何与塔利班有关机构合作，同时使用美国金融体系（即以美元进行交易）的组织处以罚款或者起诉。对于国际企业而言，与国家监管机构的行动相比，美国当局的二级制裁和强制性措施的威胁要严重得多，而国家监管机构在理论上必须遵守联合国安理会的决议。

作者认为，塔利班领导人肯定会试图改变该组织的形象，让国际社会相信它正在努力与恐怖主义的过去决裂，成为一个现代化的文明国家。如果转型成功，那么联合国安理会制裁制度的现代化也将被提上议事日程。某些类型的交易可能存在例外情况，或者制裁制度本身可能会发生变化。这主要取决于美国的态度，它或许会投出否决票，甚至美国自身也完全有能力维持严厉的单边制裁。一个折衷的解决方案可能是广泛豁免塔利班的制裁，即允许向该国运送基本的人道主义物资。这样的例外在美国已经出现了，问题是这些例外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影响阿富汗摆脱日益混乱的局面。

https://ru.valdaiclub.com/a/highlights/afganistan-v-tiskakh-sanktsiy/

9月8日，乔治城大学欧亚、俄罗斯和东欧研究中心主任安吉拉·斯坦特发表文章，分析了美俄反恐伙伴关系破裂的原因以及塔利班的胜利对美俄未来关系的影响。

首先，文章指出在2001年秋季，美俄关系似乎进入了一个新的合作时代。9.11事件发生在普京第一个任期中，恐怖袭击为与美国合作和提升俄罗斯的国际地位提供了机会。鉴于俄罗斯对阿富汗的详细了解以及与北方联盟合作的经验，俄罗斯在提供建议和援助方面处于独特的地位。普京试图通过与美国合作，利用对美国的恐怖袭击作为努力使俄罗斯恢复其作为主要全球参与者的应有地位。但9.11蜜月后的问题在于，美国和俄罗斯对新伙伴关系的期望严重不匹配。一个基于有限目标的联盟——击败塔利班，不久就开始分裂。布什政府对美俄伙伴关系的期望是有限的，而普京的期望要广泛得多，他本质上寻求所谓的“不平等的平等伙伴关系”，普京的长期目标是寻求美国承认俄罗斯是一个有权在后苏联地区建立势力范围的大国，以及美国承诺避免北约进一步东扩。因此，俄罗斯认为美国单方面退出《反导条约》、入侵伊拉克、布什的“自由议程”和美国支持欧亚大陆的“颜色革命”以及北约扩大到波罗的海国家等都是9.11以来两国关系恶化的根源，即美国没有尊重俄罗斯认为其合法的安全利益。

其次，专家指出俄罗斯对美国从阿富汗撤军采取了二元对立的态度：一方面，俄罗斯对美国失败的幸灾乐祸是显而易见的，宣称美国是不可靠的合作伙伴；另一方面，俄罗斯更希望美国留在阿富汗并以少量军事力量抵御恐怖分子并维持稳定。俄罗斯想利用美国在阿富汗的失败来增加其在中亚国家的影响力。然而，俄罗斯又担心一个不稳定的塔利班领导下的阿富汗可能对俄罗斯的安全构成直接威胁。美国撤军意味着阿富汗将成为一个地区性而非国际性问题，它标志着美国作为中亚主要存在的终结，以及表明了俄罗斯和中国以及巴基斯坦和伊朗是阿富汗关键外部参与者的现实。但目前无法断定俄罗斯是美国退出阿富汗的赢家，因为这将取决于塔利班能够建立怎样的政府以及俄罗斯愿意参与阿富汗事务的程度。

最后，专家总结认为，9.11后美俄伙伴关系的消亡表明，莫斯科和华盛顿在拥有涉及相似利益的明确和有限目标时能够进行很好的合作，但是一旦这些目标随着共同敌人的失败而得以实现，在缺乏更广泛的共同利益和价值观的情况下，进一步的伙伴关系就会因根本不同的世界观和相互猜疑而失败。

https://www.russiamatters.org/analysis/impact-september-11-us-russian-relations

8月30日，瓦尔代国际讨论俱乐部发展与支持基金会理事会主席安德烈·贝斯特里茨基在瓦尔代俱乐部与佐川和平基金会的联席会议上发表了讲话，指出

在国际政治中一直存在的美中竞争对亚太地区尤为重要，亚太地区作为中国的近邻，可能面临着对抗带来的政治、经济和军事领域的各种后果。

首先，文章分析了美中对抗对日本的影响，美国正在积极吸引盟友和合作伙伴加入其反华议程，而日本是其在亚洲最重要的盟友和合作伙伴。美国和日本通过加强安全和经济领域的合作，来应对中国对现有以美国为中心的国际秩序的挑战。在日本，美国对中国的收紧路线受到普遍欢迎，然而，由于中日互为邻国，两国直接对抗，特别是军事对抗被认为是非常不可取的。与此同时，美中对抗的一个组成部分是两国经济的“脱钩”，这将不可避免地影响其他国家，日本强调需要确保供应链的安全，这意味着减少对中国供应的依赖。总的来说，在不损害经济的情况下解决国家安全问题是东京现阶段面临的核心挑战。

其次，专家认为俄罗斯对美中对抗的收紧感到担忧，特别是对东亚形成区块系统的迹象。俄罗斯认为西方的任何反华举措最终都会针对俄罗斯，因为在美国战略文件中，中国和俄罗斯越来越多地被列为同一层次的威胁，同时，俄罗斯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任何一方在亚洲的霸权都不感兴趣。日本清楚地了解俄罗斯在该地区的长期战略利益，因此日本试图在该地区与各国之间形成合作网络，考虑将印度、越南和俄罗斯等国家作为其潜在的合作伙伴。然而，专家指出俄日伙伴关系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美国和俄罗斯之间的关系状况，如果俄美关系稳定，即使在“竞争稳定”的水平，也将为俄罗斯和日本提供更多的战略空间。与此同时，在日本部署美国中程导弹的可能性是俄日关系最重要的挑战，将对双边关系产生极其负面的后果。

此外，专家指出，欧洲不断在东亚地区加强存在。从2013年左右开始，法国和英国在南海变得更加活跃，其部分目标与美国的重合，但保持其在世界事务中的相关性是英法两国的自身议程。

https://ru.valdaiclub.com/a/highlights/vostochnaya-aziya-v-epokhu-protivostoyaniya/

8月30日，俄罗斯战略研究所首席专家德米特里·莱任发表评论文章，分析当前全球气候议程的主要趋势。专家指出，科学界和专家界多数观点认为，气候变化是我们这个时代最重大的环境风险之一。统计数据显示，极端天气和气候事件对全球造成的破坏越来越大。过去的2020年被气候学家认为是有记载以来最热的年份之一。

根据BP集团（英国石油公司）的分析数据，全球温室气体排放总量在2020年达328万亿吨，比过去10年已经有了近1.5％的增长。就各国而言，排名第一的是中国（30.7%），第二位是美国（13.8%）。同时可以看到，美国在整个工业时期的排放总量中保持领先地位，欧盟（7.9%）、印度（7.1%）、俄罗斯（4.6%）和日本（3.3%）的温室气体排放量也很大。

2020年温室气体排放量下降6.3%。这主要是由于新冠肺炎疫情导致全球经济崩溃，工业以及运输（主要是航空）能源消耗的减少。因此可以考虑到，温室气体排放的减少很可能是短期的，随着经济活动的恢复，温室气体排放量将再次开始上升。

IPCC（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专家强调，如果不迅速显著减少向大气中排放的温室气体，就不可能阻止气候变化。专家认为，国际社会的努力应集中在三个主要领域：改革世界经济以减少温室气体排放、适应持续的气候变化以及减轻其后果。根据国际专家的建议，世界一些主要国家开始修改其环境政策。近年来全球气候议程的一个主要趋势是世界主要参与者宣布分阶段向低碳过渡，并打算在本世纪中叶实现碳中和。与此同时，在国际层面上，不同国家之间气候政策的协调也存在一些悬而未决的问题，实现碳中和的路径也大不相同。

专家认为，《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巴黎协定》规范的最终确定将促进改善当前现状。该协议于2016年11月生效，然而各参与方远未开始全面实施。关于执行协定的谈判进程被推迟。目前，各国主要在讨论联合项目的融资来源，以及建立国际排放交易体系的可能性。

https://riss.ru/article/16616/

9月1日，欧亚与专家网就日俄关系问题采访了日本国际关系研究所研究员斯蒂芬·纳吉。专家表示，美国正试图说服G7的合作伙伴对俄罗斯采取新的制裁措施，但东京并不急于支持这些举措，同时正与俄罗斯发展包括投资能源领域在内的经济合作。而近期俄中两国之间的联盟更加牢固，俄日之间的关系却在恶化，这对东京来说情况不容乐观。

专家指出，日本目前最大的担忧是俄罗斯和中国确实正在建立一种可持续、深入和广泛的伙伴关系，这可能会使日本同广袤的欧亚大陆隔离开来。日本继续以务实的态度与俄罗斯沟通，试图建立基于共同开发边境领土的伙伴关系。同时对俄罗斯远东地区大量投资，以帮助发展其自然资源和经济，避免出现俄罗斯与中国结成地缘政治联盟的情况。

https://eurasia.expert/yaponiya-boitsya-evraziyskoy-izolyatsii-iz-za-sblizheniya-rossii-i-kitaya/

8月24日，俄罗斯国际事务委员会总干事安德烈·科尔图诺夫发表文章，对比了俄罗斯对叙利亚和美国对阿富汗的两种军事行动模式，分析了从中汲取的教训并指出俄罗斯在阿富汗方向上的任务。美国对阿富汗和俄罗斯在叙利亚的战役很难进行比较，它们在规模和设定的任务以及敌对行动的具体细节上都大不相同。但是，专家指出，俄罗斯在叙利亚的行动显著巩固了莫斯科在阿拉伯世界的地位，提升了俄罗斯在整个中东地区的威望，而美国作为战略伙伴和安全保障者的可靠性再次受到质疑。

首先，文章分析了两种军事行动模式下，美国失败而俄罗斯胜利的原因：第一，俄罗斯实际上是主张维护叙利亚的政治现状，但美国希望从根本上改变现状，建立新的政治体制和实施建设现代国家；第二，俄罗斯在叙利亚的合作伙伴是以伊朗和土耳其为代表的地区主要参与者，他们都曾经并且仍然在叙利亚拥有重要利益；而美国在阿富汗的合作伙伴中，大部分是现任和潜在的北约成员，大多数在阿富汗没有任何切身利益；第三，俄罗斯只是将叙利亚领土视为规划和开展行动的可能跳板之一，可以转移到世界上任何其他适合发展的地方，而塔利班是一个纯粹的阿富汗运动，他们只为自己的国家而战，并将继续为之而战。第四，从各方面来看，俄罗斯在叙利亚的行动比美国在阿富汗的行动准备得更加充分，包括对叙利亚及周边国家的局势的掌握、设定有限存在但可持续的预算并且为国内社会普遍接受。

其次，文章通过粗略比较21世纪初的两次国际干预措施，指出了从中汲取的教训：第一，在人民缺乏准备的情况下，试图将某种形式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制度强加给人民，失败是不可避免的；第二，国家的稳定性要求一个有效的中央政府、强大的政治和国家机构；第三，任何建立在民主价值观和对其领导人的忠诚基础上的国际联盟都无法取代与邻国的合作。

最后，文章指出了俄罗斯在阿富汗方向上的任务：第一，防止阿富汗的军事政治不稳定因素溢出俄罗斯在中亚盟国的边界，以避免难民和被迫移民的流动；第二，防止基地组织或伊斯兰国等国际恐怖组织将阿富汗变成其在中亚或俄罗斯规划行动的跳板；第三，最大限度地减少从阿富汗向俄罗斯和邻国境内的毒品流动。同时，专家提请注意，俄罗斯的任务在很大程度上还取决于美国和欧洲如何看待阿富汗的政治变化。

https://russiancouncil.ru/analytics-and-comments/analytics/uroki-dvukh-interventsiy-pochemu-rossiya-preuspela-v-sirii-a-ssha-provalilis-v-afganistane/

8月24日，莫斯科国立国际关系学院美国高级研究中心主任马克西姆·苏奇科夫发表分析文章，指出美国撤离阿富汗将给其自身和俄罗斯带来的影响。

美国长期遭受“阿富汗疲劳综合症”，专家认为，拜登从阿富汗撤军的决定是介于深思熟虑的策略和冒险之间。阿富汗危机暴露了美国政府内部的分歧，更激起了民主党精英内部的利益冲突，美国作为“负责任的超级大国”的形象也动摇了。对于国际关系而言，拜登的决定真正结束了从2001年9月11日恐怖袭击开始的整个时代。打击恐怖主义不再是美国安全和外交政策的定义范式，美国正在走向或回归与中国和俄罗斯的大国对抗。此外，美国撤出军事特遣队，但并不打算削弱其在该地区的情报能力。相反，美国在阿富汗相邻领土部署更多情报资源的需要正在激发。总体而言，撤军对美国全球主导地位的长期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使用武力”、“结盟”、“基于外交政策的价值观”等性质正在发生变化。

文章指出，对欧亚大陆来说，塔利班的上台意味着打击恐怖主义的话题重新回到当前议程，美国确信其不再将打击恐怖主义视为确保安全的主线，但打击恐怖主义的话题与俄罗斯始终息息相关。伊斯兰主义者的胜利和“伊斯兰国”的重建是一个危险的信号，专家预计俄罗斯某些地区、中亚、近东和中东的相应情绪会激增。俄罗斯自1990年代以来一直到特朗普上台，一直在努力与西方国家达成这一领域的合作，虽然看似是可取的，但不太可能。在打击恐怖主义的斗争中，除极少数例外，西方国家回避与俄罗斯的合作。但是，专家指出，塔利班上台给俄罗斯与中国、印度、伊朗以及集体安全条约组织的中亚伙伴展开合作带来了机会。专家强调，新形势将需要俄罗斯发挥更多的资源，并将注意力集中在“近邻”和国内政策上，但对外可以通过与盟国的“管理责任”和与塔利班关系的微妙外交来避免“过热”。 

https://ru.valdaiclub.com/a/highlights/ukhod-baydena-iz-afganistana-posledstviya/

8月26日，美国克里斯托弗纽波特大学政治学系助理教授孙太一接受《欧亚与专家》时发表评论，指出在23日，中国外交部批评华盛顿对莫斯科的新制裁，两天后，习近平主席强调，中俄要加强共同反对外部干涉内政的合作，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特别是，莫斯科和北京强调愿为解决阿富汗局势共同努力。

专家认为，此次“西部·联合-2021”演习是俄罗斯军队首次在中国领土上参与的一次军事演习。过去，俄罗斯和中国的联合军事演习主要侧重于发展两军之间的关系，但这次的目标是多方面的，联合的深度和广度也达到了此前未有的水准。在美国从阿富汗撤军、中俄与塔利班建立联系的背景下，联合军演对该地区产生了实实在在的影响，体现出中俄两国打击恐怖势力以及维护中亚局势稳定的决心。

此外，专家对当前中美关系提出相关看法：第一，美国的发展速度慢于包括中国在内的一些国家。中国自身也面临着严峻的国内外挑战，不解决本国问题，就不能保证赶超美国。第二，中美关系不一定是零和博弈。越来越明显的是，世界需要中美在应对气候变化、抗击疫情等全球性问题上携手合作。在此情况下中美包括俄罗斯在内的其他大国都可能受益。第三，不要陷入世界仅由主权国家组成的思维定式。中美俄人民有很多共同点，他们有真正的机会相互表达善意，共同改善每个人的生活。 

https://eurasia.expert/rossiya-i-kitay-proveli-pervoe-voennoe-uchenie-dlya-vliyaniya-na-afganistan/

8月17日，俄罗斯国际事务委员会主任安德烈·科尔图诺夫对阿富汗局势发表评论。专家认为，如今几乎没有人能够自信地预测阿富汗将会何去何从。专家和政治家对该国家在未来几年、几个月甚至几周内可能发生的事情的看法大相径庭。乐观主义者认为，在喀布尔迅速上台的新一代塔利班领导人与他们的“前辈”有着根本的不同，后者在二十年前被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驱逐出阿富汗首都。支持者保证，现任领导人是务实的民族主义者，在塔利班最近的进攻中，没有针对平民的大规模和示威性暴行，塔利班向所有主要邻国保证它们的利益将得到充分尊重。反对者则认为塔利班并不会摈弃其“恐怖”本性，阿富汗国内将会不可避免地发生大规模处决、教育道德体系的破坏、各种残酷迫害等事件，这些行为将对整个欧亚大陆中部地区构成安全挑战。

这些不同的观点也使得情况进一步复杂。例如西方国家可能担忧的是，他们曾合作的阿富汗势力将会被大规模镇压，仍然存在的亲西方民间社会机构会遭受攻击、过去二十年在阿富汗的努力将荡然无存等等。在伊朗，许多人担心哈扎拉什叶派少数民族的处境，他们与逊尼派塔利班的关系一直非常紧张。塔利班在喀布尔夺取政权可能会让人质疑伊朗在阿富汗西部的影响力是否能得以维持；在塔吉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他们大概在思考阿富汗的塔吉克人和乌兹别克人是否会在国家的政治生活中得到充分的权利；巴基斯坦应该关注塔利班与巴基斯坦境内的极端普什图分裂分子可能发生的接触，后者长久以来一直梦想建立一个“伟大的普什图斯坦”。对中国和俄罗斯来说，基地组织或伊斯兰国等恐怖势力在阿富汗境内复活的迹象显然是危险信号，它们可以借此在新疆和中亚计划实施恐怖活动。

专家认为，虽然国际行为对阿富汗国内政治动态的影响有限，但不应被低估。甚至联合国、一些大国和主要的地区参与者对新政府的外交承认也成为了对喀布尔施压的工具。从这个角度来看，近日英国首相鲍里斯·约翰逊呼吁国际社会不应过早承认阿富汗新政权以及在“承认”前喀布尔方面应承诺遵守国际法基本准则的倡议值得注意。此外，阿富汗此前一直依赖于各种国际援助计划、合作伙伴的软贷款以及各种慈善组织的捐款，这一状况短期内也将不会改变，诚然这也是影响阿富汗国内动态的一种工具。

专家强调，随着联合国军的撤出及西方国家在该地区影响力的削弱，阿富汗正日益成为新欧亚政策的对象，它的近邻将成为该国局势稳定和社会经济进步的主要受益者。而一旦其国内爆发新一轮内战，这些国家显然都会成为输家。因此，主要地区参与者——俄罗斯、中国、中亚国家、巴基斯坦、伊朗和印度在阿富汗问题上的密切互动似乎是一个绝对必要的外部框架，可能有助于该地区局势的正常化，这种互动可以在双边和多边层面进行，利用上合组织、集体安全条约组织、欧亚经济联盟等组织开展。但同时必须强调，阿富汗的命运必须而且将会由阿富汗人民自己以某种方式决定。

https://russiancouncil.ru/analytics-and-comments/analytics/postoyanno-s-granatoy/

8月17日，莫斯科国立国际关系学院国际研究所所长安德烈·苏申佐夫发表文章，分析美国决定现在结束阿富汗战争的原因。自21世纪初以来的二十年，美国在中东冲突中已经走过了漫长的道路并获得了相当多的经验。2001年，在国际支持的浪潮下，美国宣布了“反恐战争”并在几个月内推翻了阿富汗的塔利班政权，几乎同时美国决定利用国际信任推翻伊拉克的萨达姆政权。美国提出了改造大中东的口号，开始孵化入侵伊朗的计划，并将最佳管理实践传播到该地区的其他国家。但在2000年代后期，美国失去了主动权，陷入了伊拉克和阿富汗旷日持久的低强度冲突。到2010年代初，美国的精英们已经坚信应该从伊拉克和阿富汗撤军。奥巴马总统首次宣布撤军是其外交政策的目标，但由于美国军界认为撤军可能对美国国际地位产生不可接受的后果，奥巴马总统无法完全实现这一目标。由于总统性格的特殊性、政府的矛盾以及国会的破坏，特朗普总统从阿富汗撤军的计划也没有得到实施。

对于拜登总统来说，从阿富汗撤军是外交政策的第一步。专家分析了美国此时撤军的原因：首先，美国认为其在阿富汗已经创造了条件，至少能为喀布尔政府在美军撤离后保留数月的权力提供保障；其次，显而易见，美国在阿富汗的存在并不寻求重大的政治目标，但这与美国花费二十年时间和大约1.5万亿美元来实施一项政治僵持的外交政策计划相矛盾；第三，美国的评估回归现实主义，阿富汗在美国利益的等级制度中占据了应有的边缘地位。国家情报委员会的年度报告显示，打击恐怖主义位于美国威胁清单的最后；第四，美国意识到必须将资源集中在与中国对抗的关键领域。

最后，专家指出，二十年来，美国在中东经历了痛苦的经历，但在这个过程中整个世界都是以旁观者的身份，对美国的行动没有任何影响。美国在全球政治中保持主动权，在全球范围内积极地使用武力来促进其利益。很长一段时间，美国人并没有看到任何可比较的对手，其在世界上的财富和影响力是如此之大，以至于可以简单地负担起一场没有实际意义的二十年运动，但是从阿富汗撤军表明美国政府已经意识到这个时代的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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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8日，欧亚与专家网采访了中国与全球化中心高级研究员埃纳尔·唐恩关于立陶宛与中国冲突的风险与后果。专家指出，立陶宛与台湾互设代表处是对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严重损害，这不仅是政治上的损害，也是经济上的损害：中国将召回驻立陶宛大使、并要求立陶宛政府召回驻华大使，中国货运列车将停止前往立陶宛。

专家认为，中国不在立陶宛进出口的五个主要伙伴之列，而中国与俄罗斯日益增长的战略合作令立陶宛人感到担忧，想要通过表明对中国的敌视来寻求华盛顿方面的青睐。毫无疑问，美国国务院对立陶宛的行动感到高兴，但后者是否会获得具体的经济利益尚不清楚。短期来看，此次冲突对立陶宛经济直接影响很小，因为其与中国的贸易很少，如有必要它可以倒向欧盟；但从长远来看，随着时间的推移会影响其经济增长。

在当今国际社会，美国要求附庸国的忠诚，同样的，中国宪法明确规定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不会因为立陶宛而改变。另一方面，台湾在经济上对立陶宛几乎没有什么可提供的，并且由于希望成为中美关系的避雷针，它的立场始终不确定，那么显然这次对抗并不会对立陶宛有明显的好处。

https://eurasia.expert/kitayskiy-ekspert-o-riskakh-litvy-ot-konflikta-s-kitaem/

8月10日，俄罗斯国际事务委员会专家安德烈·卡赞采夫发表评论文章，指出阿富汗被称为“亚洲心脏”——是许多地区和全球性问题的节点所在。错综复杂的形势会给俄罗斯及中亚国家带来许多安全问题，莫斯科将在集体安全条约组织框架内（即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哈萨克斯坦）或依据密切的双边关系（乌兹别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来保证其安全。2021 年 7 月上旬，塔吉克斯坦当局正式向集体安全条约组织寻求帮助，以保卫与阿富汗的边界。

专家认为，即使我们相信塔利班的各种声称不会攻击中亚国家的声明，但这并不能消除来自后苏联空间的众多种族极端主义移民群体的威胁，这些群体现在位于阿富汗北部，靠近这些中亚国家的边界。塔利班最近发动的进攻及其向边界的推进只会加剧这一问题。而且目前塔利班强劲的势头离不开其与各种国际恐怖组织之间的联系：中东资金的流入、巴基斯坦北部ISIS组织的支持等。

俄罗斯可以并且应当采取什么措施应对阿富汗局势对中亚有关国家的影响？专家强调可以通过两种途径：一是俄罗斯外交部应努力解决围绕阿富汗的各种复杂的国际国内问题，使这些矛盾冲突不至于影响俄罗斯。这是一项极其艰巨的任务；二是通过俄罗斯国防部和集体安全条约组织的努力，加强中亚各国与阿接壤边界的防御，以应对局势急剧恶化的情况。

此外，俄罗斯在帮助中亚国家保障自身安全的同时，也为保障欧洲安全做出了贡献。阿富汗人已经是德国的三大难民群体之一（还有叙利亚和伊拉克人）。目前为止，来自阿富汗的难民并未影响俄罗斯，但如果阿富汗和中亚边界发生巨变，这种情况可能发生，塔吉克斯坦已经在为这一波新的难民潮做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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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9日，塔斯社专栏作家、土耳其专家基里尔·扎罗夫发表文章，分析伊斯坦布尔运河对黑海的力量平衡的影响。1936年通过了关于博斯普鲁斯海峡和达达尼尔海峡地位的《蒙特勒公约》，允许土耳其完全管制军用船只通过海峡，《公约》对非黑海国家通过海峡也进行了严格限制，包括停留时间、总吨位和船舶类型等。今年6月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宣布，与博斯普鲁斯海峡平行，并且连接马尔马拉海和黑海的伊斯坦布尔运河项目正式开工建设。新运河的出现造成了复杂的法律冲突，《蒙特勒公约》的限制不再适用于通过新运河的军用船只。专家指出，新运河的开放可能导致黑海的军事问题。土耳其的北约盟国的军舰更容易通过新运河，北约将能够通过增加在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的基地来扩大其在黑海的存在，这将不可避免地引起俄罗斯的敌对反应，从而警告性射击事件可能会在黑海变得普遍。

文章指出，到目前为止，美国尚未评价新运河将如何影响《蒙特勒公约》：一方面，新运河的建成意味着美国拥有了在黑海无限期逗留并派遣航空母舰和潜艇的潜在机会；另一方面，《蒙特勒公约》赋予了其北约盟友土耳其在战时控制海峡的专有权。专家预测，美国将坚持放宽军舰的通过，这不仅符合美国遏制俄罗斯的战略，也符合美国人的原则立场，即黑海应该不受限制地向所有人开放。对土耳其本身而言，《蒙特勒公约》仍然具有相关性，但埃尔多安总统指出《公约》与新运河无关，这可能意味着向土耳其支付服务费将是军舰进入黑海的唯一限制。但对俄罗斯来说，黑海和地中海之间军舰通行的自由化并不能带来任何特殊的好处，俄罗斯正在设法利用公约没有反映现代技术现实的事实来绕过《公约》的限制。

文章认为，新运河的地位可能成为俄美发生对抗的另一个基础，美国以要求航行自由而闻名，而俄罗斯当局已经在谈论保护《蒙特勒公约》的重要性。专家指出，国际社会可以向土耳其施压，要求提前明确所有法律问题，包括该海峡是否会被列入《蒙特勒公约》、是否属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管辖以及该运河是否为仅供民用船舶使用的纯商业航线。显然到目前为止，主要大国并不急于介入这个复杂而矛盾的话题。最后，文章指出伊斯坦布尔运河是总统埃尔多安给其支持者的礼物，对于土耳其领导人来说，这比《蒙特勒公约》、新的地缘政治危机和黑海军事平衡的变化更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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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0日，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国际研究所所长安德烈·苏申佐夫发表文章，分析乌克兰的外交政策。文章首先指出，外交政策战略主要由评估需求、国际环境、制定利益和目标、分析资源和制定行动方案六个部分组成。包括乌克兰在内的许多年轻的国家正在试验他们的外交政策，目前乌克兰试图通过绕过俄罗斯并与其对抗来满足其对安全和领土完整的需求，根据乌克兰精英的评估，国际环境中正在发生的事件清楚地表明俄罗斯的影响力正在下降，西方将不可避免地通过制裁和压力战胜俄罗斯。基于这种评估，乌克兰精英形成了他们的外交政策利益——吸引西方国家，把乌克兰变成对抗俄罗斯的堡垒。这使得乌克兰的利益过度依赖于外部环境，乌克兰不是专注于内部发展，而是不惜一切代价努力吸引外部对其的关注，以更好地获得西方的资源来对抗俄罗斯。

文章指出，乌克兰的现实战略应当是确保安全、经济发展和维护民族团结。乌克兰需要认识到其自身是一个年轻而脆弱的国家，主要邻国俄罗斯以及俄罗斯和西方之间的对抗也是地理和战略常态。乌克兰当局现在押注的美国不会为其解决问题，且乌克兰在美国优先事项清单上位置也在下降。这种对需求和环境的评估将使乌克兰有可能制定其他利益，包括巩固军事中立、避免卷入俄罗斯与西方的对抗、发展与俄罗斯的健康经济关系、加强乌克兰的经济自治和维护国内民族团结等。专家强调，基于这些利益，乌克兰精英可以制定一份外交政策目标清单：与俄罗斯和欧盟达成有利的贸易协定、确保国家在宪法中的中立地位、建设一支具有中等能力的武装力量、限制民族主义的影响等。但专家认为，当前乌克兰不太可能出现这样的战略。外交政策经验不能导入，国际环境也在变化，最终每个国家的精英都会为自己制定一个可行战略，但是必须在几代精英的经验基础上，才能制定有效的外交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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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5日，俄罗斯国际事务委员会主任安德烈·科尔图诺夫指出，在最近与美国情报首脑的一次会议上，约瑟夫·拜登总统敦促与会者加倍努力寻找新型冠状病毒的真正来源。专家认为，美国领导人深入了解真相的愿望会受到普遍欢迎——大家都希望对这个关键问题有更清晰的认识，在第一例 COVID-19 感染病例发生近两年后，有许多问题仍是一团迷雾。而我们对冠状病毒的起源了解得越多，对抗它就越容易。但是令人怀疑的是，拜登的真实目标是找到令人信服的证据，将冠状病毒的传播与中国政府的恶意行为或不可原谅的疏忽联系起来。换言之，其目标是在美中信息战前线发起果断反攻。

自新冠疫情爆发以来，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妄图将疫情归咎于北京在2019年底的作为或不作为，甚至暗示向中国收取应有的“冠状病毒赔偿”，以此转移美国公众的注意力，虽然其并未提出令人信服的证据来支持这一假设。拜登政府则希望重振“美国模式”，恢复美国在国际事务中的领导地位。然而，如果政府主要以加强与北京的信息战的形式来实现这些目标，那么它就是在追求一个错误而虚假的议程。这些行动不会带来任何好处——无论是对美国还是对世界其他地区。

专家强调，拜登政府不应该在国外寻找替罪羊，而是应该专注于恢复国内秩序。对中国的猛烈攻击无助于克服美国自身的社会问题，仔细和公正地研究中国在抗击新冠疫情和组织国家公共卫生系统方面的经验可能会更有帮助。专家认为，美国只有在全球范围内为抗击新冠疫情树立起践行多边主义的榜样，才有可能恢复在世界上的领导地位，而不应仅试图压制其地缘政治对手。领导力必须包括同理心以及向合作伙伴和竞争对手学习的能力，但显然，美国政府尚未向其同胞和世界其他地区表明其真正想要解决这场疫情的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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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3日，俄罗斯联邦政府立法与比较法研究所专家埃米尔·赛富林发表文章，分析新版国际空间法的产生过程会带来的风险以及俄罗斯应当如何应对。专家指出，2021年6月15日，巴西签署了《阿尔忒弥斯协定》，成为第一个签署该协定的拉丁美洲国家。迄今为止，已有美、澳、日加等在内的十二个成员国签署了《阿尔忒弥斯协定》。专家认为，以和平为目的对月球、火星、彗星和小行星进行民用探索和利用的合作原则成为美国制定新版国际空间法的主要工具。

随着2015年通过《美国商业太空发射竞争法案》，美国开始制定新版本的太空法，该法在美国的通过成为单方面重新制定空间法的起点。此前，在外层空间领域生效的主要国际法律是1967年《关于各国探索和利用包括月球和其他天体在内的外层空间活动的原则条约》，2015年美国法律与1967年《外层空间条约》禁止占用空间物体和资源的规定存在直接矛盾。但是，美国为国家利益而巧妙使用法律解释工具，2015年法案的通过没有遭到国际社会的实际抵制和抗议，卢森堡、阿联酋、日本也通过了内容相似的法律。2020年，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了一项“鼓励国际支持回收和利用太空资源”的行政命令，重申美国人有权参与商业探索、生产和使用太空资源。专家指出，美国的做法是为了防止任何国家向国际司法机构或联合国投诉其在太空采矿的行为。在建立了必要的国家法律基础之后，美国开始在国际层面实施其计划。2020年10月13日，多国共同签署了美国的新登月计划《阿尔忒弥斯协定》，但联合国和平利用外层空间委员会的报告草案证实了该协议不具有法律约束力。专家指出，《阿尔忒弥斯协议》的确并不是通常的包含法律规则的多边国际条约，而是国际关系中行之有效的工具，其日益增长的基础最终可能会创造出另一种版本的空间法，未来只会有更多的美国版“太空法新愿景”的支持者。

文章指出，在这种情况下，俄罗斯可以根据情况采取两种行动：首先是继续捍卫当前的国际空间法，防止替换概念的行为和进行改革的单方面倡议。此外，关于外层空间的讨论和任何文件都应返回联合国平台，避免碎片化和替代方案。其次，如果《阿尔忒弥斯协定》的实施成为客观现实，有必要与中国和感兴趣的国家一起创建自己的新项目或开发现有项目，尽管它可能导致另一个紧张领域的出现。最后，专家提醒，如果俄罗斯加入《阿尔忒弥斯协定》将会带来巨大的声誉损失，其不得不放弃半个世纪以来一直捍卫的尊重整个国际社会利益和人类遗产的所有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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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4日，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项目主任安德烈·苏申佐夫发表评论，指出三十年前冷战结束后，世界上释放了巨大的经济和社会资源，然而长期和平的红利却无人认领。全球政治本可以走非军事化和繁荣的道路，但世界再次回到意识形态上的不宽容和对抗，这并不能解决人类的根本问题。

在过去几十年里，导致全球增长和繁荣的共同经济空间正在瓦解。生态危机不断加深、气候变化的灾难性后果日益显现、全球不平等正在加剧、全球人口危机即将来临。可以说，人类已经习惯当今的世界，不再相信发生大战的可能性。虽然地区性冲突仍在继续，但国家间对抗已经转向经济和信息领域。但是冷战过后，军费削减幅度最大的也只是在 1990 年之后军事威胁下降的前十年。到 2001 年，美国实际上已将其国防预算恢复到冷战时期的顶峰。据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SIPRI）统计，2015年全球国防开支为16760亿美元，这些资金可以支持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全面实现。

现在，是时候翻开新的一页，为三十年后——到2050年，为人类创造一个新的社会和美好环境。为了充分利用当前和平带来的红利，我们要接纳各种发展模式，平等尊重地讨论分歧，缓和国际紧张局势；我们需要将军费开支恢复到 1992年的水平，就像我们努力减少二氧化碳排放；我们可以将预算投资从国防和安全转向人类发展部门；我们必须发起广泛的国际对话，以实现基于绿色技术的产业更新所需的原材料安全；我们需要克服国际贸易体制的危机，削减非市场限制，同时维持供应商和消费者之间的平衡。为了不重蹈覆辙，我们必须利用和平的红利——这种国家间相互核威慑的局面，让人类有史以来第一次从战备优先转向发展优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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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6日，印度观察家基金会主席萨米尔·萨兰发表文章，指出现代地缘政治的变化是一场由混乱走向稳定的竞赛。首先，文章分析了影响现代地缘政治的三个因素：第一，各国正在努力应对新的区域和全球参与者的影响而进行调整。美国时代即将结束，随着世界经济增长，亚洲的崛起如火如荼。随着“一带一路”倡议以及民用和军用技术的进步，中国的崛起是不可避免的，因此竞争也是不可避免的。在美国的《临时国家安全战略方针》中，中俄的崛起被视为对稳定开放的国际体系的挑战。第二，关于多边主义和全球化基础框架下的共识正在进行根本性的重构。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和新冠疫情都表明全球经济相互依存的脆弱性，崛起的超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将全球化和多边主义视为影响国家主权选择的机制，因此可能会产生“封闭式的全球化”，经济政策不再仅仅由经济原则决定，而受战略、政治信任、气候、健康和技术威胁等因素的驱动。英国、美国和印度等国家出台的贸易限制、投资核查机制、制裁和货币政策即反映了这一新趋势，这可能阻碍制定更广泛、更一致的国际战略以应对“全球灾难”。第三，在当前大变革的背景下，地缘政治正在重新定位，地缘经济学和地缘技术对现代地缘政治的影响越来越大。第四次工业革命的爆发带来了对人类兼具利弊的技术，过去美国一直处于技术领先地位，但近来中国大力投资于人工智能、量子计算和生物技术等领域，不断挑战美国的领先地位。

专家指出，虽然上述因素仍然是地缘政治变化的核心，但新的参与者和地理区域也在影响地缘政治的发展。国家不再是世界上的主要参与者，所有区域和全球大国都需要在印度-太平洋地区、欧亚大陆和北极等新地理区域中建立新的规范、制度和伙伴关系。虽然美国保留了在全球范围内投射力量的能力，但世界正在稳步走向政治、经济、技术和监管多极化。现代地缘政治的轮廓仍在变化，不稳定的时代已经到来，利用这一优势的国家可以在短期内取得成功，而投资于稳定的国家很可能会塑造全球化的未来，即新的世界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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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7日，亚太安全合作理事会俄罗斯国家委员会专家乔治·布里切夫发表文章，分析美中俄三角中的朝鲜问题。2021年7月27日是签订《朝鲜停战协定》68 周年，然而，今天的朝鲜半岛仍然是潜在的冲突地区之一。文章指出，如果朝鲜出现不稳定，东亚将成为军政对抗和军备竞赛的长期温床。所有相关大国都在更广泛的地缘政治背景下看待朝鲜问题，与此同时，随着中美对抗的加剧，朝鲜问题的意义越来越大。根据对局势发展前景的评估，俄罗斯迄今为止并未寻求在该领域超支其外交政策资源。

近年来，美国政府在朝鲜问题上的立场始终都被确定为其中国方向战略的一部分，美国对与中国就朝鲜问题展开对话很感兴趣，并且尝试加快对话进程。然而，专家指出，美国不应期望这样的对话会带来想要的结果，现在中国公开抵制美国向朝鲜施加压力的企图，且中国并不热衷于对朝鲜实施制裁。专家认为，对中国来说，朝鲜方向仍然是军事政治领域的优先事项之一，中国对朝鲜的核导弹野心和核扩散问题感到关切。但是，中国也反对孤立和破坏朝鲜的企图，中国的外交理念主张通过核裁军和为朝鲜提供安全保障两条轨道，以和平外交的方式解决朝鲜问题，中方不反对与美方就此进行对话，但是中国很难说服美国采取现实主义立场并迫使其做出“战略决定”——承认朝鲜并考虑到其关切。

文章认为，正如朝鲜在苏中对抗时期成功应用的模式一样，朝鲜如今想要在中国和美国之间寻求一个平衡点，以便成为双方需要的“跳板”，并在此基础上从两国获得政治和经济红利。鉴于朝鲜的核潜力，军事解决方案是不可接受的，美国将不得不找到共存的方式。美国实际上已经对实现朝鲜无核化失去了希望，下一步举措可能是军备控制以防止朝鲜核导弹潜力的增长。专家强调，应当达成一个关于限制和削减朝鲜半岛战略武器的谈判进程的可能倡议，且该进程可以在六方会谈的框架内恢复。在这种情况下，俄罗斯可以在其和中国的共同参与下承担朝鲜和美国之间谈判进程的组织者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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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8日，俄罗斯国际事务委员会专家尤里·库林采夫发表评论指出，俄罗斯将欧亚空间视为其地缘政治利益延伸的领土。为了保护自己的地位，加强在该地区的影响力，发起了“大欧亚伙伴关系”的构想。该计划使其与中国共同成为欧亚一体化进程的主要参与者之一，而中国正在丝绸之路经济带框架内实施自己的一体化进程。专家认为，“大欧亚伙伴关系”构想的核心理念之一是并非旨在反对或与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竞争。相反，它旨在对接已经实施和计划实施的欧亚一体化项目，特别是欧亚经济联盟和上海合作组织。

专家从辐射范围、主要合作领域等方面将大欧亚伙伴关系计划与中国的“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进行对比。同时，专家指出，在实践中，考虑到欧亚不正当竞争所带来的地缘政治风险，两国领导人提出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提倡不冲突、不对抗，而是以建设性合作和兼顾共同利益为重点来对接两个项目。在经济方面，这两个项目都优先发展欧亚大陆的交通基础设施，形成新的过境走廊并且振兴贸易；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来看，尽管两国存在冲突的可能性，但中期内不会对双边合作的实施产生重大负面影响。毕竟目前为改变以西方国家占主导地位的国际秩序、维护中亚国家的安全与稳定，两大计划的对接是符合两国共同利益的。

最后专家强调，首先，中俄两国未来仍是欧亚一体化的双核驱动力，两国提出的一体化倡议，在如何共同实施方面需要制定新的思路以提高效率。其次，通过扩大参与人数，将独联体国家、中东和东盟纳入项目，有利于大欧亚伙伴关系活动取得积极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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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9日，俄罗斯国际事务委员会项目主任、瓦尔代俱乐部项目主管伊万·季莫菲耶夫发表文章，指出拜登新政府对制裁政策的修订不能称为革命，其体制机制不会发生重大变化。制裁政策的修订正在美国如火如荼地进行，拜登谨慎但始终如一地放弃特朗普任期内出现的制裁范式。新政府寻求使制裁工具更有效地实现政治目标，同时降低由此产生的政治和经济成本，包括与盟友协调限制性措施。

文章指出，特朗普领导下的美国制裁政策有几个特点：首先，美国非常严厉地使用制裁措施，在所有关键领域都毫不犹豫地使用了经济和金融限制；其次，特朗普无视美国盟友的意见；第三，美国企业也出现了对制裁的担忧，金融界越来越担心过度使用制裁会引发全球金融体系不必要的政治化；最后，特朗普政府在人权等问题上前后不一。

文章概括了美国制裁政策的新指南：首先，制定有针对性的制裁，并更认真地分析美国企业以及盟国和合作伙伴的企业的经济成本；其次，加强与盟友的协调；第三，更密切地关注人权问题，人权将成为中美关系的刺激因素；第四，拜登政府正在努力推翻特朗普政府最具争议的决定；最后，作为美国主要制裁机构之一的美国财政部也将进行人事更新。

专家认为，新政府对制裁政策的修订不能称为革命，体制机制不会发生重大变化。因此，对于俄罗斯来说，修订制裁政策不太可能带来根本性的变化，制裁俄罗斯的法律机制将继续运作，强调人权将导致对俄罗斯国家结构的制裁增加。在此背景下，美俄关系可能经常出现政治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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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1日，俄罗斯秋明国立大学一体化前景研究中心专家弗拉基米尔·涅日丹诺夫发表文章，分析中俄之间持续性的密切关系对两国的意义。在二十一世纪，中俄关系在社会政治和经济方向发挥了特殊作用，不联盟、不对抗和不针对第三国的原则形成了中俄关系的基础。2004年，中俄发表联合声明，指出两国关系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2005年，中俄对21世纪的国际秩序提出了统一的立场，不仅展示了中俄两国的全球地位，而且强调了两国对现有世界秩序的承诺和捍卫的决心；2010年，中俄宣布全面深化伙伴关系和战略互动，表明两国之间的对话不仅限于政治议程；2014年，中俄发表了关于“全面伙伴关系和战略互动关系进入新阶段”的声明；2019年，两国宣布过渡到“全面伙伴关系和战略互动进入新时代”；2021年，中俄领导人将《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延长五年，两国发表的联合声明为未来发展对话提出了进一步的方向。

文章对过去二十年中俄关系发展的特点进行了总结：首先，中俄政治对话是一个自然过程，不依赖于与第三国（包括西方）的关系；其次，各方政治对话仍然是整个中俄关系体系的主要引擎；第三，中俄伙伴关系从区域性伙伴关系发展为全球性伙伴关系，将自己定位为现有世界秩序、联合国体系、国际法和维护全球战略稳定的保障者；第四，俄罗斯倾向采用中国的政治立场和词汇；第五，将中俄关系定性为“在水平上优于联盟”是双方之间的政治妥协。

专家指出，《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的延期意味着双方在2026年将再次做出决定：续签条约或通过一个全新的文件。目前中俄关系显示出双方在各领域合作的不断深化。展望到2026年的中俄关系：在政治领域，俄中美矛盾日益加剧的背景下，中国和俄罗斯对美国立场的通报和联系机制正在逐步形成，表明中俄在与美国和西方国家的交往问题上进行了高层和最高级别的积极互动；在军事领域，中俄使用相同的技术手段为国家导弹预警系统的整合开辟了机会，可能会促使军事政治合作得到前所未有的深化；在经贸领域，2021年上半年中俄经贸关系在新冠病毒危机后也呈现上升趋势和复苏态势；在科学领域，研究表明当今中国外来科学思想的主要来源是俄罗斯，俄罗斯成为中国技术发展的保证者。最后，专家总结认为，《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二十周年展示了中俄政治关系的真正进步。  

与此同时，进一步发展合作的关键任务仍然是将政治合作成功转移到所有关系领域，以便未来中俄之间的对话不会被历届政治精英及其中俄双边关系的愿景所束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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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1日，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项目主任季莫菲·博尔达切夫针对俄罗斯总统近期发表的关于乌克兰问题的文章进行评论。专家认为，从国际政治的角度来看，俄总统文章中最重要的观点是：如果乌克兰体现出其拥有真正独立的外交政策，俄罗斯将始终支持这个国家的主权。不难想象，不仅是对于乌克兰，俄罗斯同样期待其他前苏联邻国具备理性行事的能力，即既能根据自身情况采取行动，又能充分理解忽视俄罗斯安全利益的危险性，毕竟乌克兰和俄罗斯共享同一个地缘政治空间，其中莫斯科是最强大的参与者。

专家指出，苏联时期乌克兰的代表在精英阶层占据了重要地位，经济上也获得了许多发展机会，这种历史经历极大限制了乌克兰公民充分评估自己在世界以及在俄罗斯与周边势力博弈中所处位置的能力。而包括乌克兰在内的苏联解体后新独立的国家，无一例外都处于和俄罗斯的关系中，他们必须获得与真正的国家主权相对应的，能做出负责任行为的能力。确实，随着时代更替会有更多务实的年轻政治家取代曾经历过苏联时期的政治家，他们也经常会思考如何迎合国际形势的变化。但是他们也不能忘记，这些国家和公民曾有过共同经历。

同时，专家强调，俄罗斯对邻国的政策应该更加严格，以免像乌克兰局势一样恶化。目前已出现这样的迹象。但10-15年之后这一现象可能更加显著，当然这取决于它们所处地缘政治空间的国际环境有多混乱。总而言之，对于俄罗斯与邻国来说，必须要认真吸取乌克兰问题的教训，有必要认识到发生这一后果的必然性与其潜在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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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3日，俄罗斯国际事务会项目主管伊万·季莫菲耶夫针对俄罗斯总统签署颁布的《俄罗斯联邦国家安全战略》发表评论。该文件指出，俄传统精神道德和文化历史价值观正受到来自美国及其盟友、非法组织的侵蚀，这使得俄罗斯国内传统的思想道德价值观问题更加尖锐。与西方的对抗由物质层面向意识形态领域转变是俄罗斯战略思维的新阶段。由此，专家认为在新阶段俄罗斯面临的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关于战略中所宣扬的那些价值观，即用以反对“西化”的俄罗斯价值观要么源自西方，要么其实与西方那一套无异。例如生命、尊严、人权和自由、爱国主义、崇高的理想等等。第二个问题是西方社会本身就是混合体，它由许多制度和文化所组成，确实，如今在安全、经济、政治等领域都在逐步走向组织化、一体化。但是不同民族之间的多样性是无法趋同的。第三个问题是俄罗斯社会本身的特殊性，从17世纪以后，俄罗斯便受到西方强大的文化影响，此外，这种西化是上层阶级积极引入并推动的，他们试图借助西方经验来使国家的政治机构合理化。可以说前苏联和后苏联时代的俄罗斯都是个西方国家。

专家强调，这并非意味着在这样的社会中无法保存历史记忆、强化传统精神道德和文化历史价值观，防止文化“西化”。对西方“侵入”的抵制也应该是有条件的。政治矛盾和军事威胁将迫使我们至少考虑西方在经济、军事上的经验。最后，最重要的一点是价值观的趋同并不能阻止政治冲突的发生，例如俄罗斯与乌克兰。或许和三百年前一样，借鉴国外经验，结合自身愿景和战略目标，才是国家生存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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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4日，俄罗斯国际事务委员会专家塞费丁·朱拉耶夫发表评论文章，指出俄罗斯与乌兹别克斯坦的关系已经顺利通过了三个独立发展十年期的考验，目前仍处于上升期。当前，两国经济往来不断扩大，总统、政府和议会层面的联系不断加强，人文联系显著增强。双方有兴趣进一步发展合作。

专家认为，两国经济合作发展非常成功。对于乌兹别克斯坦来说，俄罗斯联邦是其仅次于中国的第二大投资国。近年来两国经济伙伴关系中，高科技等领域进行的产业合作发挥了重要作用。对俄罗斯而言，乌兹别克斯坦与其在经济上具有重要的互补性，不仅包括生产俄罗斯联邦需求的产品（纺织品、水果和蔬菜、塑料和橡胶、车辆等），而且还拥有大量劳动力资源。俄罗斯对乌兹别克斯坦来说同样重要，因为它是乌兹别克斯坦本国产品的销售市场，此外作为内陆国家，乌兹别克斯坦与俄罗斯在交通运输领域始终保持着良好关系。目前乌兹别克斯坦虽然也希望通过吉尔吉斯斯坦改善与中国的交通联系，但目前其大部分货运仍在向北进行——途经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

专家强调，议会外交成为俄罗斯和乌兹别克斯坦之间一个新的互动领域，塔什干目前对此相当重视。通过立法部门的互动可以将严重影响社会福利和公民生活的重大问题纳入讨论和相互协商的过程中，例如加强区域间经济和人道主义合作、性别平等、种族间和宗教间对话、移民地位和保护等问题。此外，两国在军事、人文等领域均开展着成功并富有成效的合作。

莫斯科和塔什干有许多相似的共同利益交汇点，这为两国持续密切互动提供了保障。当前形势为两国提供了进一步互动合作的良好基础，有助于更充分地释放双边关系的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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