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吉尼亚大学政治系国际关系教授戴尔·科普兰（DALE C. COPELAND）发表文章指出，如果华盛顿和北京的领导人能够提高彼此对贸易和未来行为的期望，那么东亚未来几十年的和平应该是可以实现的。
作者指出，贸易可能对战争起诱导而非威慑作用，并且使用军事力量甚至敌对性对抗并不总是与经济关系破裂相关。正如在现实主义理论中，经济实力是长期军事实力的基础，国际贸易对于建立经济实力基础至关重要。贸易可以产生两个主要影响。首先，通过提供廉价原材料和有利可图的市场，贸易可以提高一个国家的总体经济实力和技术水平，从而增强其资助常备军的能力。其次，对于一个依赖进口资源和出口贸易的大国而言，贸易使其更容易受到贸易制裁和禁运的影响。这种脆弱性可能促使国家领导人建立海军以保护贸易路线，甚至发动战争以确保获得重要商品和市场。然而，如果对未来贸易的预期下降并且领导人开始相信其他国家的贸易限制将开始减少他们获得关键资源和市场的机会，那么他们将预计长期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会下降。他们可能会开始相信，为了保护贸易路线、确保原材料供应和市场准入，需要采取更加果断和进取的政策。今天，中国领导人明白他们面临着类似的困境——现代历史上几乎所有新兴国家的领导人也面临同样的困境。他们知道他们的外交政策需要足够温和，以维持支持贸易关系继续下去的基本信任。但他们也需要投入足够的军事力量来阻止其他国家切断这种贸易关系。商业如何影响外交政策的现实主义观点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中国领导人在过去一年中对某些事态发展特别是台湾问题上态度如此尖锐。
作者认为，消除中国在半导体问题上的疑虑可以降低中美战争的可能性。中国经济是由制成品出口驱动的，中国极度依赖原材料进口来维持经济发展——包括来自中东和俄罗斯的石油和天然气。作为世界工厂，中国提供了世界上很大比例的笔记本电脑、智能手机和 5G 通信系统。如果中国面临目前俄罗斯面临的全面制裁，其经济将被彻底摧毁。毫不夸张地说，中国是否能在贸易上赶超美国取决于其是否能继续获得台湾的芯片，如果中国官员怀疑美国可能会采取措施切断中国获得台湾芯片的渠道，他们可能会确定有必要夺取台湾。因此，美国的政策直接影响了北京对未来商业环境的看法。通过向北京保证中国能够从台湾获得半导体，拜登政府可以缓和北京对未来贸易的担忧，并降低危机和战争的可能性。
最后，作者指出，当大国寻求利用经济相互依存来帮助维持和平时，它们面临着发展贸易使他国实力赶超自身和维护和平之间艰难的平衡。因此，更好的方法是推动中国等新兴大国通过终止汇率操纵、补贴和非法盗用外国技术等做法来创造公平竞争环境，同时向这些国家保证，如果它们在外交政策中采取温和行动，他们将继续享受经济增长和国内稳定所需的资源和市场。大国领导人必须努力建立贸易关系使国家能够实现绝对增长，同时确保任何一方都不担心未来相对经济实力会大幅下降，从而使其容易受到外部威胁或内乱的影响。鉴于当前台湾问题的紧张局势，再加上习近平与普京的持续结盟，建立这样的贸易关系可能会很困难。但随着大国外交回归平稳，华盛顿可以努力提醒中国，它需要美国和西方伙伴来实现自己的经济目标——华盛顿不会利用中国的依赖来破坏这些目标。拜登有能力向习近平保证，美国方面已经吸取了 1941 年的教训——摧毁一个国家对未来贸易的期望可能导致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