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历山大·库利（Alexander Cooley）和丹尼尔·尼克森（Daniel H. Nexon）联合发布了《国际秩序的真正危机——反自由主义兴起》的文章，其中深度剖析了当今国际自由主义秩序发展受阻的原因，同时在美国如何应对反自由主义浪潮、威权主义问题上，提供可行性建议。
亚历山大和丹尼尔开篇即奠定了全文的总基调，为当今以美国为首的国际自由秩序受威胁表示担忧，将这一现象主要归因于两大点，一为美国内部的反自由势力抬头，其二则是外部非自由主义国家的干扰和威胁。为此，两位作者提出建议，美国需要积极主动适应这一趋势，从多方面入手以防反自由势力继续扩散。
亚历山大和丹尼尔首先建议为不稳定的秩序持开放态度。为论证这一观点，引用了对中美新型冷战持批判态度的学者的观点，说明当今世界不再是过去冷战时期美苏两级分化的状态，世界各国联系的紧密程度成为人们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此外还提到，美苏冷战之后，世界各国出现“自由民主”之潮，但这只是一种假象，因为民主成分非常稀薄。以中国为例，在经济上承认了自由开放的制度，但不采纳政治上的自由主义。两位作者同时批判了一些分析学者的错误观点，他们错以为市场扩张带动的中产阶级的暴增、网络的意识形态宣传能够反向推动人们追求民主与自由。
为进一步说明反自由主义的浪潮，亚历山大和丹尼尔还回顾了21世纪之初美国布什政府所做的一系列“非自由主义”做法，如2003年入侵伊拉克，颜色革命，阿拉伯之春等等。他们还发现，在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下，“威权政权”比自由民主国家更有效地遏制国际市民社会（international civil society）、跨国公司、经济流动，甚至互联网对其人口的影响。原因是“威权国家”反利用这些自由主义政策下的各种社会流动来提升自身的非自由影响力。
接下来，亚历山大和丹尼尔将矛头直指“威权国家”。他们强调，这些国家利用国际自由主义秩序在西方国家推进自身的媒体平台，但是反而对西方媒体进入自己的国家设置障碍。不仅如此，两位作者还提到这些“威权国家”利用西方公关服务塑造良好形象，还利用西方数字技术在安全部门加强监控、恐吓活动。此外，亚历山大和丹尼尔还提醒到，这些“威权国家”熟悉运用国际自由秩序的最终目的在于构建一个新的替代秩序，以便削弱自由主义国家的国际地位，阻碍自由价值观在世界的普及。
亚历山大和丹尼尔抨击了“要解决内部问题先解决美国与外部的贸易关系“之说法，实则为本末倒置。美国外交政策忽视美国国内的政治危机，然而最为基础和重要的是解决美国内部的问题。尽管解决存在困难性，但是作者给出意见，在政治上，有心维护自由秩序的美国官员不能因为自己的政治倾向而干扰联邦司法机构的规模和管辖权；在经济上，牺牲一定程度的开放度。
最后亚历山大和丹尼尔用法西斯战败和苏联解体的例子来说明历史终归只是历史，起参考性作用，不能完全照搬照抄。美国在应对自由国际秩序的问题上切不可试图击败“威权国家”中国，而应先承认无法稳定在国际秩序的领导地位，审视自身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