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18日声称，“澳方一直非常期待能够开启中澳对话。只要中国政府愿意与澳大利亚展开高层会晤，澳方就欢迎。”鉴于澳中之间的紧张关系持续已久，莫里森的话语让外界直呼“惊讶”。

两年来，莫里森政府做了不少伤害澳中关系之事。就在15日，莫里森还在为自由党参议员帕特森打气，支持其所谓“中国政府试图分裂民主国家”之言，主张“应与志同道合的民主政府合作，抵抗来自中国的干预”。那么，此次莫里森话锋转向，真的是迷途知返吗？ 

数年来，澳大利亚忙着站队，以得到美国的支持。自美国特朗普和拜登两届政府将美中关系定性为竞争关系之后，美国政府十分强调借助盟友的力量，维持有利于美国的权力平衡。美国特朗普政府公布的2018年《国防战略》报告明确指出，盟友为帮助美国“威慑侵略”和维护全球有利的力量平衡提供了“不对称优势”。美国拜登政府延续了这一思路，并于今年9月与澳大利亚、英国确立了三边安全伙伴关系，对华意涵自是不言而喻，澳大利亚也从美国那得到了获取核潜艇技术的承诺。

正是由于澳大利亚对国家利益的自我设定，使得2020年5月以来澳中高层对话大门一直处在关闭状态。无怪乎莫里森说道，“我们将始终坚持利益，在这方面永远不会有任何妥协。”

但是，国家利益是多方面的，当澳大利亚为了其眼中的安全利益而伤及其经济利益时，澳方其实也难以接受。

因此，当莫里森公开驳斥了“尽管中国是澳大利亚最大的贸易伙伴，但政府已放弃与中国进行深度沟通” 的说法时，意味着澳大利亚不得不承认一个基本事实，即澳大利亚与中国的经贸关系很难撼动。于是，澳大利亚总理向外界呼吁澳中高层对话，再次释放对华合作信号，既是顺拜登之势而为，也是出于对自身利益的判断。

在澳中关系紧张的情况下，澳已充分认识到，澳大利亚经济对中国的依赖性不容忽视。2010年以来，中国不但是澳大利亚最大贸易伙伴，如今也是澳大利亚最大的国际游客来源国。根据澳大利亚旅游局的数据， 2018年11月至2019 年 11 月，共有 144 万中国游客前往澳大利亚。在此期间，中国游客为澳大利亚经济贡献了大约 120 亿澳元（约合87亿美元）。具体而言，中国游客对澳大利亚经济的贡献更大，占所有在澳游客消费总额的 27%，中国游客在澳人均消费为 9235 澳元（约合6673美元），远高于美国人、日本人和新西兰人。

对于地广人稀的澳大利亚而言，数十亿美元的损失足以可能让澳大利亚失去一个行业。在疫情对世界经济的冲击仍在继续的背景下，维护澳大利亚与中国紧密的经济贸易关系，也是澳大利亚的国家安全利益。

澳大利亚四面环海，被称为一座孤岛。在过去的十二年中，澳大利亚已经五次更换国家领导人。当澳前总理基廷等人都出面指出澳方制造了一个原本不存在的“敌人”后，莫里森更应当从几位前任那汲取经验，在与中国打交道的过程中采取理性态度，推动澳中关系重回正常轨道。

在《南极条约》签订前的1816年至1946年，阿根廷以激发国内反殖民为核心的民族主义、构建南极地缘政治想象、组建阿智双边合作关系、援引传统国际法准则等方式参与以领土主权声索为目的的南极权力政治博弈。1946年至1961年，阿根廷开始适应南极政治制度化趋势，跟随议题转变，加大科研力度，定下和平开发南极的基调，反对将南极交由联合国托管，确保自身在南极政治中的特殊地位，并最终顺利成为《南极条约》的原始缔约国。2021年是《南极条约》正式生效的60周年，阿根廷始终没有放松在主权声索方面的实践与铺垫。

作为南极政治议题的领土主权声索、资源养护和环境保护之间并非历时性的替代关系，而是以共时性为基础并存，这一复杂局面既导致国家政治资源投入分散化，又促使国家南极政治实践目的呈复合态势，故须深入考察南极政策制定的多义性。

首先，尽管《南极条约》已生效，主权声索国仍然使用“条约内主权”（treaty sovereignty）进一步巩固各国主权主张，特别是在公共文化领域。伴随国际格局变迁，主权被创造出更广泛的子类，以便涵盖在原语境中无法被明确言说的实践和意象。在《南极条约》生效后，“主权”在三个层面被巩固：其一是借由媒体、学术界和政治明星反复重申“主权”；其二是通过为科考站等基础设施及地点命名的方式，将法律和行政架构延伸到“南极领土”上；其三是构建碎片化的“管辖”事实加以象征性地巩固。

其次，原主权声索国在没有领土或领土存在未决争议的情况下行使围绕科考站和科学人口的“准管辖权”，是对既成国际制度事实的适应，也便于转化为国际法中领土主权获得和变更所必须的“有效占领”依据。科学人才通过三种方式在南极治理中发挥作用：其一是负责国家内部南极意识构建和科学知识传播；其二是为国际组织输送技术官僚和提供咨询服务；其三是为南极科考基地提供运营和管理配套工作人员。当本国籍人力资源有效渗透到南极的自然及人造实体物或管理机构时，属人管辖可以带动“准属地”管辖能力。

第三，建构“荒野价值”和“保护区理念”。人类的学术介入是赋予南极荒野价值的必要步骤，这使南极治理存在荒野与荒野价值难以并存的悖论。气候变暖导致夏季延长，恶劣环境赋予的非宜居状态被冲击，南极荒野价值依托人为框定的旅游观光区和环境保护区。南极荒野价值的叙事和保护区理念还是对“人类共同继承遗产”概念的抗衡，具有排他属性。《马德里议定书》将南极定义为“自然保留地”。“保护区”是一个具有权力属性的概念，区域被指涉为客体。以科研成果为依据的海洋保护措施，可能使掌握科研特权的国家以研究之名，行垄断生物监测信息和养护话语权之实，自利地诠释可捕捞的生物种群以及禁捕时间和空间。

自1961年以来，南极治理日益依托于南极条约体系，其机制化进程为阿根廷以国际制度合作为明线、以主权声索为暗线的南极政策提供了缓冲空间。

第一，南极治理机构文职化。首先，自《南极条约》签署以来，阿根廷的南极活动从国防问题转变为外交关切。原隶属于国防部的国家南极理事会（DNA）和南极研究所（IAA）并入外交部。南极政策渗透进阿根廷各大机构的日常关切中，以高曝光度活跃于各类跨专业合作中，以天然的地缘优势塑造共商合作南极事务的平台角色。

 第二，科学活动的仪式化。阿根廷的南极科研活动出于多重考虑。后主权声索时代，国际法依据主要起建构作用，调节国家对南极议题的认知，指导国家科研方向，作证主权声索正当性。阿根廷以兴建教育的形式完善“管辖”措施，通过学术渠道宣传相关贡献。

第三，设施完善和人才培养。阿根廷建有各类功能的站点30个，特别管理区1处，特别保护区4处。围绕巩固南极政治地位的初衷，阿根廷更加注重人力资源培训，包括学术论文指导、专业授课、发布招聘启事、举办青年知识竞赛、规范工作人员南极活动规范等。

第四，提议建立海洋保护区。阿根廷计划联合智利在斯科舍岛弧共建海洋保护区，提议将斯科舍岛弧67万平方公里的保护区分为严格保护生物多样性、禁止磷虾捕捞的一般保护区（GPZ）和兼顾各国商业利益的磷虾捕捞区（KFZ）。从地图上看，一般保护区的划分与其说是为了保护磷虾，毋宁说是在其陆地主权声索区域的近海所实施的“反商业介入”举措。

第五，与拉美国家合作互助。在阿根廷带动下，《南极条约》54个成员国中有10个拉美国家，其中6个是协商国。阿根廷积极寻求双边合作或“共享主权”模式，将准盟友关系嵌套进南极制度中，与合作伙伴加强两用船只的海上互操作性。阿根廷、巴西、西班牙、智利、乌拉圭携手参与了2021年南极洲青年知识竞赛。阿智两国形成了“大会之前开小会”的双边政策协调默契，在年度协商会议召开前，先行接洽并评估双方在气候变化、古生物学、微生物学、地球科学和地震学等领域的合作潜力。

阿根廷南极政策的目标聚焦于两点：其一是保障国家在未来南极主权声索问题上的优势，其二是确保在南极条约体系这一国际制度中的话语权，两者互为表里。

阿根廷南极政策对其国内政治和国际制度有效性皆有影响。就对阿根廷国内政治的影响而言，南极政策成功塑造了南极国家意识，结合媒体宣传、学术活动和官方辞令灌输，阿根廷政府将民族意识和集体认同嵌入南极，从官方层面下沉到民间。但同时也加重阿国内政治经济负担，阿根廷在南极科考站众多，军事力量的落后，或将导致后勤保障工作难以维系。就对南极制度有效性的影响而言，阿根廷以消极保护为主，积极治理和开发为辅，对旅游和生物资源养护议题的话语贡献颇为有限。阿军事力量和资源开发技术的不足，客观上迎合了《南极条约》非军事化和环境保护的内涵，弱化了对军事实力的要求。阿智两国的联合巡逻可能提高他国安全焦虑，但客观上对南极非军事化原则的落实起到监督作用。阿根廷南极政策中各种复杂化的“准管辖权”演绎，促使各国效仿，并就“条约内主权”“有限主权”和“共同主权”等博弈方式达成新的默契。

中国是南极制度的后来参与者，也是构建南极命运共同体的积极呼吁者和可靠实践者。中国可在中阿双边互惠合作、国内南极政策法规完善和国际制度博弈三个层次获得启示。

第一是双边互惠合作启示。南极半岛是旅游最热门区域，阿根廷以提供中转服务为主，但在持有旅游资产和运营中高端旅游项目方面能力平平，未来中国可与阿根廷国际旅行社开展船基旅游业合作。中国可将科考与外交有机结合，开展联合海上巡逻，将“冰上丝绸之路”延伸至南极和南美洲，共享环境危机预警信息，提升事故预防和处理能力。

第二是南极政策法规制定启示。中国政策制定应不拘泥于政府层面，也应对非政府组织及个人进行规制。中国南极立法应兼顾《南极条约》协商国身份和联合国常任理事国身份，通过立法促进国际制度良性横向互动，促进政策制定、立法与实践相适应。

第三是国际制度博弈启示。在南极国际制度多层次成员准入体系中，中国是协商国而非主权声索国，因此须警惕原主权声索国不顾其他成员利益的“跑马圈地”行径。基于国际舆论近期对中国设立南极洲第五个研究基地却未完成环境影响评估等不实指摘，中国须警惕中美战略竞争外溢至南极。加强与以拉美地区为单位的整体合作协商，避免霸权国利用南极“领土”争议离间阿智，考虑与阿根廷、智利、巴西和乌拉圭各国开展小多边合作。

无论是前制度阶段还是后主权时代，阿根廷南极主权声索实践一以贯之。成为《南极条约》原始缔约国之后，阿根廷的南极政策以国际制度合作为明线、主权声索为暗线开展。阿根廷在南极事务中之所以能保持特殊地位，成为虽小尤重的参与者，在于美国这一《南极条约》及相关国际制度主导者转换了获取世界霸权的方式，更加注重将权力解读为吸引他国共同遵守规则的能力。阿根廷则能积极适应这一转变，成为国际制度的拥护者。随着阿根廷经济危机、国内民粹主义引发选举政治波动，国家在南极的活动，或将越来越依赖国际制度的庇护，也将越来越难以承受未来国际制度变动带来的损失，未来阿根廷在南极政治中保持特殊地位的可持续性有待进一步考察。

20世纪70年代初，印度在“英迪拉主义”的指引下开始加快吞并锡金的步伐。在印度吞并锡金的策动、实施和完成过程中，中美苏等大国反应及政策选择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事态发展进程。

（一）从“王国”到“邦”的转化

锡金在清朝时称哲孟雄，为西藏的属地。1890年，清政府与英印当局签订《中英藏印条约》，锡金沦为英王最高权力下的土邦。1947年，英国退出南亚次大陆后，独立的印度与锡金签订《维持现状协定》，继承了英印政府特权，以填补此地的权力真空。而对于印度来说，这一行为是违反国际法的，根据国际法，一个国家的个体权利和义务不能转移给继承国，除非条约对此有明确规定。1950年12月，印度强迫锡金签订《印度-锡金和平条约》，从法理上将锡金置为印度的保护国。1965年第二次印巴战争爆发后，印度进一步强化了对锡金的军事侵略。1966年，英迪拉·甘地上台后，开始着手为吞并锡金创造条件。直到1973年4月，印度政府开始对锡金实行军事管制。同年5月，印度强迫锡金签订《锡金协定》，该协定使印度完全控制了锡金的内政外交。1974年6月20日，印度当局操纵锡金议会，强行通过印度一手炮制的“宪法”草案，据此锡金将完全沦为印度的殖民地。1975年4月14日，印度就“锡金并入印度”在锡金举行全民公投。在97000名选民中，61133 人参加了公投，其中 59637 人投赞同票，1496 人投了反对票，这意味着 97% 的投票者同意将锡金王国并入印度。1975年5月16日，印度签署了宪法修正案，使锡金成为印度的第22个邦，结束了这个古老但鲜为人知的山地王国的独立存在。

（二）印度为何要吞并锡金？

锡金位于喜马拉雅山脉的心脏位置，与不丹和尼泊尔一起构成了中国和印度之间的战略夹心地带。印度认为，尼泊尔、不丹和锡金在战略位置上都属于印度北部边境，很容易受到来自中国的压力，这种脆弱性直接危及其自身安全。锡金在中印边界的地理位置赋予了其相当大的政治意义。同时，锡金处于印度和东印度之间的西里古里走廊的“卡脖子”位置，是连接印度东西的关键节点。印度要想对印度东部和藏南地区实施有效管辖，就必须保证西里古里走廊的安全，也就是要控制乃至吞并锡金。

（一）中国对印度的强烈谴责

20世纪70年代，印度政府公然吞并锡金。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表声明称：“扩张主义者永远不会有好下场，印度政府也不例外。”同时，在1975年4月29日发表的一份政府声明中，中国强烈谴责印度最近对锡金的“合法吞并”，保证中国“坚定支持”“锡金人民”反对印度“扩张主义”的“正义斗争”。这是近几年来北京第一次通过政府声明表达自己的观点，也是自1971年印巴战争以来对印度最高级别的批评。

（二）中国为何要谴责印度？

1.法理依据

印度吞并锡金是循序渐进的，而且还制定了法理依据。印度占领锡金的所谓依据是伪“麦克马洪线”，但中方坚持“麦线”是不具有任何约束力的“非法条约线”。“麦线”虽然在《西姆拉条约》中以纸质文件形式出现，但从未合法生效。中方认为，所谓麦克马洪线是英帝国主义对中国西藏地方执行侵略政策的产物，是非法的，没有任何一个中国中央政府承认过。

2.道义责任

锡金人民对中国具有一定的认同感，锡金统治者的家族渊源实际上是西藏人。锡金土王曾承诺“无论好坏，我们都不会离开中国西藏的庇护”，并指出锡金在政治、社会和宗教方面与西藏的联系更为密切，锡金人民认可达赖喇嘛为其精神领袖。锡金国内部分民众对中国也存在着民族文化认同，所以中国在一定程度上有维护锡金独立自主的道义责任。

3.现实处境

20世纪70年代上半叶的中国正处于文革内乱时期，再加上中苏交恶，苏联支持印度吞并锡金，因此，中国无力援助锡金。所以除了发表声明表示“绝不承认印度对锡金的非法吞并”之外，中国并未向锡金提供实质性的政治军事援助。谴责成为当时中国与印度战略竞争的战略性“话语武器”，成为打击印度、建构印度行动非法性、分化印苏同盟与赢得国际支持的主要方式。言语揭露印度政府的本质是当时中国政府基于现实处境的选择。

20世纪70年代初，“苏印特殊关系”进一步发展。1973年，印度挟第三次印巴战争胜利的余威对锡金实行占领，并于1974年在取得苏联“外交默认”及背后支持的情况下加紧了吞并锡金的步伐。

（一）苏联对印度吞并锡金的支持

 1.加强军事同盟关系是苏联的介入方式

 1971年8月9日印度同苏联签署了为期20年具有军事性质的《苏印和平友好合作条约》。勃列日涅夫定义此条约为“第一个取得社会主义胜利的国家和亚洲最大的爱好和平国家之间的条约，对发展苏印双边关系的影响是怎么估计也不会过高的”，并称这个条约“具有国际意义”。据此条约，苏联会公开在外交、宣传和物质上支持印度，苏联的实力和政策会有效地服务其盟友。军事同盟成为苏联介入南亚的途径，印度业已成为苏联扩张主义和苏联领导反华包围的工具。同时，苏联对印度吞并锡金的支持，在一定程度上也唤起了人们对苏印条约重要性的重新审视。

2.苏联对印度吞并锡金的舆论支持    

为了帮助印度与国际上的谴责对抗，“莫斯科社会帝国主义者毫不知耻的把印度吞并锡金说成是‘民主力量’的胜利”。苏联塔斯社的报道中，把世界人民对印吞并锡金的正义声讨说成是“干涉印度的内政”。莫斯科《真理报》指出“中国在奉行大国沙文主义的政策下，中国领导人正在亚洲大小国家尤其是在印度及其邻国间播下敌意和不信任的种子”。在莫斯科的语境里，锡金被认为是中国反印运动中的一个主要目标，还污名化中国“恶意反苏”。同时，莫斯科还对北京在亚洲的所谓“制图侵略”进行指控。莫斯科对中国的言语攻击及对印度的舆论支持，都服务于其在南亚的政治利益。

（二）苏联为何要支持印度？

中苏关系恶化后，无论是基于美苏在南亚次大陆的争夺，还是在苏联对中国实行的遏制战略中，印度都成了苏联重点拉拢的对象。苏联在“打开印度洋走廊的梦想”激励下，充当了“印度扩张主义幕后的老板”，以求印度服务于其在喜马拉雅地区的博弈和角逐。同时，印度也积极寻求苏联的帮助，由于印度与中国、巴基斯坦等邻国之间存在边界问题，为了寻找“靠山”和支持，印度一直视苏联为其战略上的亲密盟友。因此，苏联积极支持印度吞并锡金。

（一）美国的政策选择

1975年4月16日，美国国务院在给驻印大使馆的电报中总结道：“我们业已完成了对锡金局势的审查，并决定继续坚持基本的‘不干涉政策’。”美方认为，自锡金问题开始以来，其采取的“不予置评”的做法是正确的。虽然美国政府公开批评印度或者支持锡金要求联合国调查，可能会受到尼泊尔、巴基斯坦或中国的欢迎，但他们认为这不会是一个有效的方法，唯一的结果将是与印度产生新的且严重的双边问题，并有可能加剧喜马拉雅地区的紧张局势。

（二）美国不干涉政策出台的战略考量

1.对中国反应的研判

1973年4月10日，美驻印大使馆给国务院的电报中写道：“在印度政府接管锡金并任命印度官员为锡金首席行政官后，锡金似乎正在平静下来，没有任何证据表明中国会对锡金的发展态势作出反应。”印度外交部东亚事务联合秘书帕兰杰佩（Paranjpe）认为，“在中国似乎有意逐步改善与印度关系之际，中国不太可能在锡金问题上小题大做”。美国中情局还预测道：“在不久的将来，北京不太可能采取直接的军事行动援助包括巴基斯坦在内的任何南亚国家以抵御印度的攻击。中国可能会继续按照原则行事，就像在印巴冲突时那样，在不直接关乎中国国家利益的情况下避免与印度产生直接的军事接触。”

2.对印锡形势的研判

对于印度与锡金的发展态势，美驻印大使莫伊尼汉（Moynihan）研判道：“我认为，现在将会发生的是，印度政府将像以前一样由一名印度行政长官掌管锡金。……根据1950年与锡金签订的条约，印度控制着锡金的防御、外交、商贸以及对外通信。印度人可能更愿意保持现有的条约关系，而不是进一步将锡金完全纳入印度宪法框架。”但后期事态发展表明莫伊尼汉的研判出现偏差，印度并不满足于“现有条约关系”的制度约束，而是要完全吞并锡金。偏差的出现是有情可原的，因为时任副总理的邓小平同志也疑惑道：“印度的政策非常奇特。例如，他们已经很好地控制了锡金这个小王国，为什么还要吞并它？”

3.对美国利益的研判

简报备忘录《印度与锡金的合并》中表明：“印度吞并锡金并不直接关涉美国利益。我们从未质疑过印度对锡金的保护权力，印度赋予锡金的新地位也没有提出美国对一个现有主权国家负有直接法律责任的问题。尽管如此，美国公众还是对锡金问题感兴趣，因为乔格亚尔迎娶了美国社会名流霍普·库克（Hope Cooke）。”（可能会有一些领事利益，但没有其他利益。）

由上可见，在中印“锡金问题”中，美国基于自身利益对问题发展的态势及南亚地区的战略形势进行了研判和评估，最终选择了“不干涉政策”，充分体现了美国对于非战略要地采取“维持均势”的基本方针。美国对锡金问题的反应及政策选择是基于对自身利益考量后而采取的博“势”取“实”的“平衡术”，以保证卷入南亚的主要域外大国的“活动”获得某种平衡。

1975年印度吞并锡金，是侵犯国家主权的严重不法行为，以此取得的领土是缺乏法理依据的。虽然目前中国已默认了印度对锡金的主权，但中国与锡金接壤的地理位置仍具地缘敏感性，2017年中印“洞朗危机”的起因就是中印边界锡金段的划分问题。由此可见，锡金的地缘位置决定了印度仍将长期将其视作中印边界的极端敏感与重要区域。同时，印度吞并锡金是继1971年南亚危机后发生在南亚次大陆的又一次地区性危机，也是中美苏“战略大三角”的又一次“均势演习”，锡金的事件表明大博弈在喜马拉雅地区仍然存在，如何在博弈中维护自身利益是中国需要考量的问题。

我国海警机构成功实现了南海岛礁维权、渔业执法、海上巡航维权专业化和常态化。相较其他海上执法机构，我国海警机构是目前海上维权与执法最为重要的前线力量。7月22日，海警机构正式挂牌成立并命名为中国海警局，这在我国经略海洋的历史上是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日子。因此，确立海警机构挂牌日为我国“海警日”，有利于动员海警乃至全党全社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有利于汇聚强大的社会基础对海洋权益保障予以支持；有利于唤起人民居安思危的海洋维权意识，提升公民的海洋维权思想。

  一、我国增设“海警日”的重要意义

（一）提升全民关心、认识和经略海洋意识

 设立国家“海警日”使得全民对海洋强国战略产生一个新的认识。有利于民众在对海警工作有一个普遍认知的基础上，广泛学习海洋文化发展知识、增强全民海洋文化自信。

（二）有利于我国大力弘扬海洋强国精神

海警机构改革建设发展，关乎国家经略海洋、维护海权和建设海洋强国的战略权衡。设立“国家海警日”，使“海警日”具有广泛的社会覆盖性，一方面能够宣扬海警机构的正确发展道路，即以海洋强国战略为基础，弘扬在统一思想，强化认识，夯实基础的前提下，形成立足长远、统筹谋划和创新发展的理论精神。另一方面，可以营造浓厚的社会参与氛围，有助于社会各界在关心支持海警机构建设发展的同时，培养民众的海洋精神 。

（三）有利于厚积中华民族的海洋福祉

 海洋的和平安宁关乎世界各国安危和利益，需要共同维护，倍加珍惜。在全球海洋事业大发展、大繁荣的背景下，增设国家“海警日”有利于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推动蓝色经济可持续发展。

二、我国增设“海警日”的重要价值

（一）有利于海警机构的专业人才培养

从海警人才培养角度看，“海警日”的订立有利于凸显海警职业及人才培养的重要性。现已有教师节、护士节和海军日，如果国民了解到法定的“海警日”，那么会对海警职业有更为直观的认识，进而吸引更多优秀人才主动参加相关职业教育并培训就业。

（二）加强海警机构的国际化建设

海警执法具有涉外性，在执法过程中应当坚持共商、综合、合作和安全等可持续发展理念。海警文化具有特殊性，海警机构在履行职责过中必然走向国际化。设立海警日有利于弘扬海警机构文化，提高海警人展示中国海警的国际形象，体现了我国的文化自信。 

（三）落实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

中国崛起所面临国际及周边安全环境趋向复杂、海上维权趋于频繁严峻，海警机构转隶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是一项重大战略举措。海警日的设立标志着海警机构新的历史起点，有利于在打造一支过硬的海警机构同时，落实党对武装力量的绝对领导，进而更好地维护领海主权和海洋权益。

（四）为海警机构建设提供发展新思路

促使海警机构协同其他海洋执法机构积极履行海上维权与执法职责，更好地完成海洋生态环境保护、海洋渔业管理和海上缉私等方面的执法任务，进而有利于全面提升全民海洋意识、维护我国海洋权益、促进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为我国海警机构在“十四五”时期的建设发展提供了新思路。

三、我国增设“海警日”的历史思考

（一）我国设立行业性节日有立法先例

1.通过立法形式确立我国“教师节”    

2.  其他行业性节日的设立情况 除教师节通过立法形式设立外，我国行业性节日还设有记者节、医师节等。

3.  军队亦设有“海军节”“空军节”。

据此，依据历史我国军队方面的各种节日情况，设立“海警日”亦是有章可循。

（二）我国增设“海警日”与其他节日不冲突

1. 与我国“人民警察日”具有本质区别，因此，增设“海警日”与公安部提议的“人民警察日”并不冲突。

2“武警日”与增设“海警日”不冲突，我国“武警日”设立与增设“海警日”相得益彰，鉴于各自职责的特殊性考虑，增设“海警日”是对“武警日”拓展和丰富，其具有可行性和增益性。

（三）借鉴周边国家设立“海警日”“海洋日”的做法

1.韩国设立“海洋警察日” 2020年2月21日正式施行的《韩国海洋警察法》第四条规定，每年9月10日为韩国海洋警察日，并举行许多纪念活动。 

2.越南、日本确立相关纪念日 2019年7月1日越南实施《越南海警法》，同时该海警法第二十七条规定“8月28日是越南海警的传统纪念日”；2001年6月，日本《关于修改法定节假日的相关法律的部分内容》出台，从2002年1月1日起每年7月的第三个礼拜一为“海洋日”。

四、我国增设“海警日”的主要建议

（一）建议将7月22日设立为我国“海警日”

建议将我国海警机构挂牌日 7月 22日设立为“海警日”。海警机构全称为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海警总队，是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下辖的总队，与中国渔政、中国海事局和中国海监共同作为海上执法机构，履行海上维权与执法职责。因此，出台相应法律法规将作为海警机构全面改革时间节点的7月22日设立为我国“海警日”。

（二）在国家相关法律中明确“海警日”条款

为使得我国海警机构能够更加充分的行使海上维权与执法权力，打击海上走私等违法、犯罪活动，维护海上生态开发、利用秩序和保护海洋生态环境，建议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海警法》未来的修订过程中，以附则形式明确：“每年 7月 22日为国家海警日”。

（三）“海警日”期间应举行各种纪念活动

1.通过传统媒体和新媒体宣传教育 社会各界和海警机构可以利用“海警日”这一时间节点，每年确定一个主题，开展主题鲜明、形式多样的宣传教育活动，实现教育活动的经常化、制度化和规范化。 

2.开展参观海警舰船等爱国主题活动 “海警日”与爱国主义教育密不可分，应当以纪念日为载体，激发人民群众主人翁意识与爱国主义情怀。

3.海警机构内部举办趣味活动 激发海警人员的工作主动性和积极性，明确海警机构在海上执法机构中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是设立“海警日”的关键目的之一。

总之，我国增设“海警日”是海警机构提升执法水平、民众增强海洋意识的重要制度保障，有利于更好地打击海上违法犯罪活动、行使海上侦查权，进而维护海上治安，保障海洋资源开发利用秩序，保护海洋生态环境。确定海警机构挂牌日为海警日，是由于海警机构正式成立的7月22日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一方面，7月22日在海警机构发展历史中意义巨大，自此海警机构改革发展迈入正轨；另一方面，我国有过通过立法形式及依据行业传统设立行业性节日的先例，周边国家关于设立“海警日”“海洋日”的积极做法值得中国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