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0日，《南华早报》官网刊载一篇题为《尽管明显解冻，澳大利亚的核心对华政策仍然强硬》的评论文章，作者是悉尼科技大学澳中关系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埃琳娜·科林森（Elena Collinson），文章主要内容如下：
近几个月来，中澳高层官员之间的会晤被视为中澳关系解冻的迹象，双方还重新使用“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来描述双边关系。还有传言称，在下个月即将举行的G20峰会上，澳大利亚总理与中国国家主席可能会举行会晤，阿尔巴尼斯对此可能性表示欢迎。这种“解冻”很大程度上归功于澳大利亚政府重新调整的言论和外交政策，而中国也意识到它自2020年以来采取的措施并没有带来任何实际成果。澳大利亚外交部长黄英贤在此前的公开发言中概述了她的目标，即让之前被边缘化的外交和贸易部重新回到制定和实施外交政策的最前沿，国防部长理查德·马勒斯也强调，政府致力于改变对中国的态度，放弃挑衅，转向温和和克制。澳大利亚领导人和高级官员的演讲和发言不再像以前那样强硬，但是他们并没有克服对中国实力的恐惧，因此澳大利亚对华政策的强硬核心还是没有改变。本届政府的真正目的在于强调其对美国同盟的忠诚，履行对三边安全伙伴关系（AUKUS）和四方安全对话（QUAD）的承诺。政府还认为澳中关系将在一段时间内出现问题，因此新任政府的政策没有偏离其前任政府的路线。上个月，阿尔巴尼斯将与中国的战略竞争列为其上任后面临的三大挑战之一。黄英贤在与中国外长王毅的会晤中指出，澳大利亚政府已经改变，但澳大利亚维护国家利益和主权的决心没有改变。国际发展和太平洋部长帕特康罗伊证实，阿尔巴尼亚政府对中国的看法与莫里森政府的“基本相同”。马勒斯将中国称为澳大利亚“最大的安全焦虑”，并将采购核潜艇描述为国防部的首要任务。在台湾问题上，澳大利亚坚持保持现状。在经济方面，尽管贸易部长唐·法雷尔（Don Farrell）表示，优先考虑重振澳大利亚与中国的经济关系，但他同样承认，澳大利亚放了太多的鸡蛋在中国的篮子里。
这并不是要否认澳大利亚转变策略的重要性及其所产生的效果，但这不会从根本上改变澳大利亚政治文化中对中国根深蒂固的怀疑。澳大利亚正在重复一个新周期，即谨慎地稳定与中国的关系。早在1980年，澳大利亚政府一份关于中国时任副总理李先念即将访问的内阁会议纪要中提到，澳大利亚欢迎进一步同中国发展“密切合作的双边关系”，但澳大利亚“担心中国的长期意图”和“担心与中国建立更密切的关系可能会损害我们与其他国家的关系和我们的战略利益”。这一模式在1980年代末、1990年中期以及2008年都经历了一定的调整，但是总体上一直延续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