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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和中国在军事战略领域相互协作，彼此信任，制定并顺利落实全球和区域安全议程中的几个关键问题——促进全球对和平发展与安全共同负责、建立大欧亚大陆等。双方军事技术合作不断深化，陆军、空军和海军举行联合演习。俄中两国军事技术合作的特征是联合生产军事和军民两用产品，在谈判阶段和项目实施阶段增强互信。双方定期交换军事代表团并就战略问题举行磋商。无论是中国还是俄罗斯，与其他大国都没有建立这种高层次的合作。中俄在军事和军事技术领域的合作，为两国进一步深化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奠定了基础，而这种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对于维护地区和全球稳定与安全至关重要。这不是要建立俄罗斯和中国之间的军事联盟。从理论上讲，正式联盟可能导致亚太地区和欧洲亲美联盟的扩大和加强，从而使俄罗斯和中国在这些地区受到排挤。这不仅会影响外交政策的实施，带来安全问题，而且会造成负面经济影响。因此，军事联盟只有在美国实际侵略威胁急剧增加的情况下才能实现。

俄罗斯和中国的国家利益在根本上是一致的，双方均坚持多极化的世界秩序、尊重国际法律框架，这使双方能够建设性地解决全球和地区最复杂的问题。双方构建了一个具有灵活性的战略协作体系，表现为以下四个方面：（1）可自主决定与第三方国家的关系; （2）保持在政治、经济和人道主义方面交流的强度和多样性; （3）作为一个自给自足有影响力的且不针对第三国的地缘政治权力中心，在世界舞台上活动; （4）两国能快速调整伙伴关系以实际解决任何全球或区域任务。 

中俄两国在贸易投资方面建立了成熟的政府间合作机制，拥有五个中俄政府间委员会，涵盖了经贸关系全部议程。2019年，举行了俄罗斯远东和贝加尔地区与中国东北地区合作与发展委员会会议。两国经贸合作模式的主要特点是国有企业参与、大型项目为主，中小企业的巨大潜力还待挖掘。为提高中俄合作质量，还需要中国公司和俄罗斯公司联合进入第三国市场，共同发展工业合作。俄罗斯和中国可以分别利用自己在独联体国家和东南亚国家的市场领域。在相互了解和相互交流信息的过程中，两国的咨询公司和分析中心可以发挥积极作用。俄罗斯媒体、中国媒体，以及有前景的联合媒体会使两国关系变得更加亲密。中俄两国应加强市场机制在促进双边经贸合作和区域合作中的作用。两国政府应积极推进贸易投资管理制度建设。特别是，俄罗斯和中国应保证遵守相互鼓励和保护投资以及避免双重征税的协议。有必要加强对双边贸易和投资的保护，建立公司间信息交流的互联网平台。此外，须探讨建立投资风险防范机制。以下措施也有助于推动投资：出台区域投资指南，促进金融合作创新，利用公私合作伙伴关系等融资模式，推动各类直接投资，包括跨境兼并和收购。

俄罗斯和中国作为欧亚大国，是欧亚大陆走向“一体化”进程中的天然盟友。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和俄罗斯的“转向东方”战略，增强了地缘经济的利益契合度。中俄双边关系及其战略稳定，对欧亚经济联盟（EAEU）与“一带一路”的对接以及未来大欧亚伙伴关系的形成具有决定性的影响。美国并不是欧亚大陆的一部分，但出于地缘政治和经济利益，其试图进入欧亚大陆某些地区，提供所谓的“金融服务”或“安全服务”。正如近年来实践所表明的那样，这些服务的质量和政治取向违背了俄罗斯和中国的利益，导致美国干预地区的不稳定和冲突激化。特朗普上台后，实施贸易保护主义和发展美国国内优先事项的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对欧亚大陆事务的介入，但并没有完全消除美国与俄罗斯及中国在欧亚大陆的潜在竞争。

俄罗斯力图通过其主导的欧亚经济联盟推动欧亚大陆一体化进程。中国完全支持“欧亚经济联盟”倡议，并与该组织在两个方向上推动合作：一是中国与欧亚经济联盟及其成员国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与欧亚经济联盟经贸合作协定》，该协定内容涵盖海关合作和贸易便利化、知识产权、部门合作以及政府采购等。不过，经贸合作协定是非优惠性质的协定，没有规定取消关税或自动减少非关税壁垒。二是中国“一带一路”倡议与欧亚经济联盟对接，包括“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新开发银行”“丝路基金”“上合组织银行间联合体”等各类金融机构之间的合作。欧亚经济联盟已与越南达成自由贸易区（FTA）协定，与印度、新加坡、韩国、蒙古、柬埔寨等国启动自由贸易区问题谈判。中国与欧亚经济联盟的深化合作，扩大开放，有助于为构建开放型全球经济提供新的动力，成为推进全球自由贸易的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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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对政府和国家的承认及旧约处理，开启两国关系新阶段

新中国成立伊始，毛泽东主席就在致各国政府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公告》中宣告：“本政府为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凡愿遵守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等原则的任何外国政府，本政府均愿与之建立外交关系。”次日，苏联即宣布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并决定与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互派大使，并将前驻华代办从广州调达香港，以外交行动表达了与国民党彻底断绝关系的决心。

随后，中苏国际法实践最重要的领域就是处理旧约，缔结新约。对于如何处理国民党政府已缔结的条约、如何继承国民政府在国际社会所享有的权益以及同苏联开展新的外交关系等问题，新中国提出了“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的外交政策。一是不承认国民党政府签署的不平等条约；二是要在新的外交关系基础上订立新约。苏联解体之际，中俄之间也存在国家承认和处理旧约的问题。1991年12月25日，承认俄罗斯联邦并将中国驻原苏联大使改任为驻俄罗斯大使，完成了外交关系的更替。同年12月29日，中俄通过《会议纪要》，决定履行中苏原来签订的各项条约所规定的义务，妥善处理了条约继承问题。

      （二）践行政治条约，指引两国关系发展

中苏正式建立外交关系后，两国关系面临严峻的国际国内局势。新中国做出“一边倒”的政策选择，1950年与苏联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规定双方在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等领域展开全面合作，将两国关系定位为“同盟”。20世纪60年代初期，中苏关系开始降温，双方从互相批判到边境对抗，同盟关系出现裂痕。1979年，《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30年期满后并未续约，中国以此为契机提出对两国关系问题进行谈判，从而开启了中苏关系缓和的序幕。1989年5月，戈尔巴乔夫访华并与邓小平进行最高级会晤。两国宣布“结束过去，开辟未来”，中苏关系实现正常化。

苏联解体后，在中苏关系发展史的经验和教训指导下，中俄两国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其他国际法规则的基础上逐步形成了政治上的高度互信、战略上的高度契合的新型大国关系典范。1992年至2001年，在中苏关系缓和的起点上，两国开始探索建立不同于中苏同盟、对抗的新型大国关系。两国先后从“互为友好国家”发展为“新型的建设性伙伴关系”，再升级为“面向二十一世纪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2002年至2012年的10年间，中俄的战略互信不断增强，高层交往频繁，并在实践中将两国关系推动到前所未有的高度。2019年6月，中俄关系再度提升到“新时代中俄全面战略协作关系”新的历史高度，刷新了中俄关系新的定位并丰富了中俄关系的内涵。

      （三）定边、稳边、兴边，推动两国关系巩固

两国在中苏时期和中俄时期分别有着7000多公里、4300多公里的陆地边界。20世纪60年代初，中苏关系出现裂痕，两国边界冲突时有发生。为解决边界冲突，1964年，两国启动边界谈判，但收效甚微。1969年3月，中苏两国边防部队在珍宝岛爆发激烈的武装冲突，标志着中苏关系彻底决裂。同年10月20日，边界谈判仍未取得任何进展，苏联向中苏边界增兵，中苏关系进入近10年的对抗期。1979年，两国就《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存废问题的谈判为边界谈判提供了政治基础，并促成两国取得了一定成果，即1991年双方达成《关于中苏国界东段的协定》，但该协定尚未批准生效，苏联便解体。

苏联解体后，1992年中俄两国批准了1991年《关于中苏国界东段的协定》，确定了已达成一致地段的中苏国界东段边界线走向。此后经过10余年的共同努力，中俄通过《中俄边界西段协定》明确了中俄西段边界线走向，并在此基础上推动中俄蒙、中俄朝、中俄哈三国交界点的确认，签订了有关三国边界三接点条约。直到2008年10月14日，中俄国界东段界桩揭幕仪式在黑瞎子岛举行，标志着中俄两国边界问题得到了基本解决。

      （四）经济人文合作，助力两国关系提升

经济合作不仅是中俄双边合作的重要领域，也是中俄关系提升与发展的推动力。合作过程中两国对双边经济条约的实践，也是两国的国际法实践。20世纪50年代初期，在“发展和巩固中苏两国之间的经济和文化联系，彼此给予一切可能的经济援助，并进行必要的经济合作”同盟关系的指导下，苏联不仅放弃依《雅尔塔协定》在中国获得的一些权益，还在经济技术上援助中国。中俄关系恶化以后，这些项目的停办及技术人员的撤回导致中国许多重要的工矿企业的瘫痪，给中国的国民经济造成了巨大的损失，但中苏仍然维持着基本贸易关系。

苏联解体后，随着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建立和纵深发展，边界安定繁荣，双边经济合作与互信不断增强，贸易结构不断优化升级，经济发展都面临向“高效率、高产出、高附加”新型模式的转变，两国经贸实践的任务之一就是将政治成果转化成经济等方面的务实合作。这在国际法实践方面主要体现为双边经济条约的签署与落实实践。1992年至2018年，两国签署了约50项双边经济条约，约占中俄双边条约总数的20％。这些条约数量大，涉及面广，搭建起两国贸易、投资、能源和科技等领域合作的法律条约基础框架，其实践与落实也为不断扩展新的合作领域、提升两国经济合作水平、发展两国关系夯实了物质基础，也为中俄关系的提升提供了动力。

      （一）协同应对国际政治事务

新中国成立初期面临着严峻的国际环境，受美国等国的唆使，以联合国为主的国际组织和国际机制仍接纳国民党伪政权为成员。为此，新中国据理力争，要求恢复中国在各国际组织内的合法席位，苏联方面也希望通过将中国拉入到多边平台中以充实社会主义力量，在各种场合为中国发声。中俄协调一致处理国际事务在实践中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在推动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和平解决方面，中俄两国协调一致。第二，在反恐方面，中俄均反对美国违背国际法准则绕过联合国，以先发制人的军事手段推行反恐战争的行为，主张联合国在反恐合作中的主导地位，共同致力于落实联合国的重要反恐文件。第三，在军控和裁军方面，中俄两国不仅各自宣布单方面裁军、签署了一系列裁减边境地区的军事力量的双边条约和协定。最后，在联合国改革方面，中俄均持支持态度。

      （二）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体制

在国际贸易机制方面，中俄积极融入现有国际贸易机制并推动改革。在国际金融机制方面，中俄以世界银行和IMF作为两国就重大国际金融货币问题表明立场的重要场所和推动国际金融机制改革完善的途径之一。在实践中，中俄不仅共同推动了世行和IMF份额和投票权改革，还加入了新兴国际金融合作和监督机构。此外，作为G20的创始成员国，中俄两国积极合作，积极推动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之间就实质性问题进行讨论和研究，共同参与并推动世界银行和IMF的投票权及份额改革，促进机制的发展完善，提升这一新兴机制的包容性、全面性和主导性。

      （三）融入现有区域合作机制

加入APEC后，中俄两国高度重视并出席历次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提出了许多积极、合理的政策和倡议。在参与APEC进程中，中俄两国在改善市场准入条件方面做出了多项承诺，同时也享受到削减关税和消除非关税壁垒，相互扩大开放市场，促进商品出口、提高产品竞争力的利益和机会。同时，中国和俄罗斯均为亚信会议的创始成员国，中国于2014-2018年接任主席国，得到了俄罗斯的支持。双方认为，亚欧会议是亚欧国家间开展政治对话、经贸合作、社会文化及其他领域交流的重要平台，主张提高亚欧会议工作效率，制定关于其未来发展的内容丰富的概念文件。此外，博鳌亚洲论坛、太平洋经济合作理事会等一些非官方的国际会议组织也成为中俄与其他国家协调国际地区事务的重要途径，为两国的国际法实践提供了更多的机会。

      （四）积极搭建新兴合作平台

首先，中俄积极倡导并推动上合组织的建立、运行与完善，并在组织内一致协调、倾力合作。同时，两国还和上合组织其他成员国在强化组织法律基础、完善合作机制、加强能力建设、开展联合行动方面开展了大量工作，取得了积极成果。其次，中俄共同推动金砖国家机制发展，积极搭建新开发银行框架。一方面，中俄在金砖国家机制内彼此支持，开展合作。另一方面，俄罗斯提议并积极推动新开发银行成立。再次，俄罗斯积极响应中国提出的筹建亚投行倡议，共同推动建立公平正义的国际金融秩序，参与国际金融治理。这不仅给中俄双边层面的合作提供了更加更广阔的空间，也给双方多边框架内的合作创造了新的平台与机遇。此外，“一带一盟”对接是搭建区域合作新平台的“中俄方案”。自“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后，中俄双方曾多次在声明中表示支持“一带一路”与在欧亚经济联盟框架内推动一体化进程。可以说，“一带一盟”及普京总统倡议的构建“大欧亚伙伴关系”不仅是推动欧亚区域经济合作、实现共同可持续发展的创新尝试，可以促进区域组织、双多边一体化进程，造福欧亚大陆人民，更是对完善全球经济治理提供的“中俄方案”，将为欧亚地区合作共赢的可持续发展注入正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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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际法实践与两国关系相互影响又具有独立性

作为中俄关系的载体之一，两国国际法实践反映了两国关系发展动态，又与两国关系发展相互影响。一方面，中俄关系的亲疏远近对两国国际法实践情况具有重要影响。另一方面，两国国际法实践反映并推动双边关系发展。同时，两国国际法实践也具有一定独立性。这种独立性体现在两国国际法实践虽然深受双边或多边国际关系影响，但条约所确定的权利义务、双边和多边机制的建设、运行本身一旦以法律形式确立就具有一定的拘束力，就能为双方提供联系和沟通的平台。例如，《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在中苏同盟关系破裂的情况下虽名存实亡，但条约条款并不会因此失效，其中时效条款更是为中苏关系的缓和提供了契机。此外，一些组织机构可以自我发展，从而扩展两国关系，作为下任上合组织轮值主席国，俄罗斯总统普京确定上合组织2019-2020年优先发展方向和主要工作任务之一是在组织内建立上合组织成员国地区长官论坛新的合作机制。这不仅完善了上合组织的运行机制，扩展了两国在上合组织平台进行国际法实践的广度，也为提升了中俄关系与合作水平提供机遇。可见，中俄关系和国际法实践既紧密联系又相互独立运行。

（二）两国国际法实践角色有所转变

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受国际环境的限制，中国在联合国及其他国际组织中的合法席位或被非法占据或被剥夺，参与多边框架下的国际法实践较少，中苏之间也主要以双边实践为主。在此情况下，苏联不仅屡屡帮助中国发声，希望恢复中国在各机构的合法席位，同时也邀请中国参加其他重要多边框架活动。恢复联合国席位以后，中国独立自主地参与多边框架下国际组织事务与实践，放弃了“一边倒”的战略方针，通过联合国舞台在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协助解决地区矛盾和冲突、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问题上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一时期两国关系比较疏远，在双边和多边实践上也缺乏沟通协调。苏联解体以后，中俄两国重新开始协调国际问题立场，但两国国际法实践已与中国跟随苏联的情况截然不同，随着平等互利伙伴关系的形成与发展，双方在许多事务上增强互信，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以“平等互利”的姿态开展多领域合作。

新世纪以来，中国在联合国、WTO、世界卫生组织、APEC、日内瓦裁军会议等重要国际组织和众多专门性国际组织中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建设性作用，而受国际环境和国内政策影响，俄罗斯在多边组织的参与上本来就侧重于安全方面，随着经济上走弱，更是在国际经济合作上参与感较弱，主动性不强，反应也比较迟缓，在一些重要的经济合作平台中俄罗斯的份额和投票权早已被中国超过，在立场上也追求与中国协调。这与冷战初期苏联邀请、帮助中国参与多边平台的国际法实践的情况发生了显著的角色反转。

（三）两国国际法实践兼具务实性与创新性

务实性是指中俄双边国际法实践着眼于发展两国关系及国家发展，多边框架下的国际法实践还扩展到维护地区稳定，推动区域发展，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方面。一方面，虽然中俄在国家战略上存在些许差异，但两国均面临着国际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宗教主义的威胁，在加强非传统安全领域方面两国有着共同的利益。另一方面，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俄正是从自身对世界和平与发展肩负的特殊责任出发，通过签署《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弘扬了和平、合作与发展的时代精神。此外，两国还在关系到国际安全、全人类共同利益的其他方面展开了有效协作。

创新性一方面体现在两国国际法实践对国际法发展的推动作用。例如，在苏联的支持下，中俄两国共同参与日内瓦会议，中国在会上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被广泛接受并成为现代国际法的重要内容之一，两国从实践中推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成为国际法基本原则，丰富了国际法的内容。另一方面，中俄两国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所支撑的国际法实践也是创新性的体现。中俄在双边平台及多边框架下的国际法实践，尤其是两国共同或分别主导建立的新兴多边合作都越来越注重公平、合理、合作、共赢。这大大改善了国际法制定初期，发展中国家缺乏话语权，正当诉求没有得到充分反映的情况。

（四）两国国际法实践互补但仍不平衡

两国国际法实践显现出很强互补性。中国在资金、市场方面较有优势，俄罗斯则在能源、军事等方面有突出作用，这不仅体现在两国经贸能源等领域的实践中，也体现在二者共同引领、支撑组织或机制的运转中。此外，俄罗斯国土辽阔但人力资源较少，中国的劳动力资源十分丰富，两国在劳务合作方面也具有很强的互补性，还签订了一些引领两国劳务合作的双边条约。同时，两国的国际法实践也存在一定不平衡性，这种不平衡性是多方面的。第一，相较于政治条约，双边经济条约实践相对不足。第二，中俄经济合作结构也不平衡。目前，中国对俄出口以机电产品为主，自俄进口主要集中在原油、煤、锯材等能源资源类产品，农产品等方面合作较为薄弱。此外，多边框架下国际法实践对两国的影响也有不平衡性。例如，数据显示，加入APEC对中俄双边的进出口贸易额的影响是不同的，对中国出口到俄罗斯的贸易额的影响程度大于对中国和俄罗斯进出口贸易总额以及中国从俄罗斯进口的贸易额的影响程度。

（一）两国关系与国际法实践的展望

一方面，进入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阶段，两国在互信基础上奠定两国关系，在互补基础上提升两国关系。两国将在政治、安全、务实、人文、国际协作等方面开展更为广泛而深入的合作，具体而言：政治方面，不断完善高层定期会晤交流机制，充分发挥元首的战略引领作用；文化方面，搭建民间沟通交流的多架桥梁，加强两国人民对彼此文化的认识与理解；经济方面，将深层次整合双方资源，统筹双方经济结构和区域发展优势，继续推进经贸、能源等传统领域合作，开展电子商务、跨境基础设施等新领域合作，丰富合作路径，充实合作内涵，形成中俄经济合作新常态与新模式，进一步实现互惠共赢。同时2019年《中俄关于加强当代全球战略稳定的联合声明》也重申两国在维护全球和地区战略稳定方面的重要作用，进一步加强两国维护防扩散和军控、裁军领域战略互信与立场协调。

另一方面，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这种更深层次的、稳固的大国关系将给两国国际法实践创造更好的条件，搭建更高的平台。未来，中俄将站在以前国际法实践成果之上，继续巩固双边国际法实践，拓展多边框架下的国际法实践。巩固双边国际法实践，首先是通过双边政治条约对目前已呈现出的不断深化和提高的高层对话机制、逐步完善的地方和各领域对话机制。其次是要推动双边经济等务实合作，落实实践中签订的一系列保障和推动经济合作的双边条约与项目。最后，在文化社会等其他方面，双边国际法实践也将主要以各领域双边条约的签署和实践为主要形式，但条约内容与实践质量将在既有基础上不断巩固提升。

（二）两国关系与国际法实践的启示

中俄关系从同盟发展到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并在近年来不断提升至新的高度，期间两国国际法实践的历程与特征对中俄关系和国际法实践也具有一定启示。第一，发展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协调符合两国利益的战略定位。中俄两国在国际法实践中扮演的角色既是战略协作伙伴，是地区安全稳定的维护者，同时也是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推动者。第二，坚持双多边共同实践，寻求经济合作发展新路径。一方面，中俄应高度重视双边合作与实践，寻求两国共同利益，改善内部合作实践的不平衡性。另一方面，应推动双、多边经济合作的对接，尤其是多边框架下的双边经济合作。第三，协调国际法实践中的立场，推动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在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抬头、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遭遇挑战的背景下，中俄合作的战略价值、两国国际法实践的意义尤为突出。第四，依托两国国际法实践，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中俄之间高度互信的政治关系，不断提升的经济关系，多元并存的文化关系，协调相似的国际立场注定了俄罗斯是中国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最重要的伙伴，中俄国际法实践历程也很好地体现了两国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目前中俄在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方面已有一定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