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罗·希尔（Paul Heer）在《国家利益》杂志上发表了《为什么美国会惧怕中国崛起》（Why Americans Fear China’s Rise）一文，他强调美国自身的脆弱性促使美国人过度担忧来自中国的挑战，夸大了中国挑战的性质和范围，并提供五大论据作相应阐释。
希尔开篇就拜登政府所持的“激烈的竞争”观点做回应，他认为，所谓竞争的事态并非完全由中国自身崛起、资源禀赋等因素所致，同样要归咎于美国国内存在的问题，挥霍自身的竞争优势，导致经济、政治、军事、技术优势有所弱化，并强化了美国人的“中国威胁论”观念。
希尔还从中国威胁的具体方面展开讨论，他表示，中国确实通过“搭便车”方式实现自身的崛起和壮大，在贸易方面强化自身竞争优势。然而，希尔借用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亚洲项目的非常驻高级研究员方艾文（Evan Feigenbaum）的观点表明，“抱怨不是竞争”，除了在美国人看来中国的“非正规”手段外，美国自身酿造了这一场结局，由于中国天然的劳动力成本优势，美国自身给中国创造了机会实现发展。
就新型冠状病毒这一问题，希尔也提到尽管该病毒发源于中国，且由于中国发布信息的不及时，导致病毒呈现世界性的传播，然而美国政府自身未能及时应对公共卫生事件，这一失职只能归咎于美国自身，而非中国之过。
关于中国在美国的“影响行动”（influence operation），美国国内将其定性为“秘密、胁迫、腐败”，且认为中国的影响行动势必会颠覆美国的民主政权，然而，希尔反驳到，中国相应的影响行动是否能取得民心关键在于美国人自身如何看待这一问题，如若接受，则反映出美国又一“脆弱性”。希尔还引用克林顿政府时期国务卿助理谢淑丽（Susan Shirk）的观点强调，这一切可谓美国人的过度反应，重蹈“红色恐怖”，这一影响反而比中国的影响行动带来的危害更大。
最后，希尔分析了中美博弈是否可定性为零和博弈或者“赢者通吃”效应（winner-take-all contest）。他指出，中国在军事、科技、网络方面的发展并不意味着想削弱美国单极格局的想法，反之，中国追求的是在国际上的大国地位，形成多极化局面。从另一方面而言，美国在政权、经济模式上出现的问题使美国人产生了恐惧心理，这才是问题根源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