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19日，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项目主任安德烈·苏申佐夫发表评论文章，指出2022年的国际进程相对于过去的2021年而言，可预测性更强。尽管大部分趋势都指向现存的紧张局势升级，但这种负面的预测结果使政治分析家和战略家更容易为未来做好准备。专家具体介绍了2022年的三个主要国际趋势：

第一，在太平洋，中国与美国（可能还有俄罗斯）正在走向新的对抗。遏制中国政策已成为美国党际共识的主题和美国外交和国防政策的主要任务。这是过去十年中最大的一次国际关系转变。它甚至可能超过俄罗斯与西方在东欧的对抗规模。然而，很明显，东亚冷战不会出现字面上的重演：毕竟各方盟友之间没有以前的集团纪律，而且国家间深度相互依存限制了华盛顿和北京在政治和军事战略方面的选择。但中美对抗对世界政治的影响将会增加，这给太平洋及其他地区的一些国家带来了威胁和机遇。

其次，欧洲继续寻求新的平衡。欧洲国家保留了其巨大的经济潜力和令人羡慕的社会福利，源源不断流向欧洲的难民潮清楚地证明了这一点。然而，新时代使得欧洲国家不得不制定新外交政策战略，明确自己在美中对抗中的角色，并开辟一条深入欧亚大陆的新路线，因为这片大陆的国家长期以来一直不愿意充当欧洲规范和价值观的被动接受者。

然而，大多数旧世界国家的精英们难以从固有思维中解脱出来，让他们无法清醒地看待真实的事态。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发现很难制定出可以作为欧盟主要国家战略规划基础的新原则，这并不鼓励他们期望欧洲在2022年重新成为世界政治有影响力的中心之一。 

第三个关键过程将是中亚和南高加索空间的重组，它开始越来越受到中东的影响。第二次卡拉巴赫战争和美国军队从阿富汗撤军，使从黑海到中国西部边境的空间形成了新的力量配置。土耳其对南高加索地区的干预使该地区成为中东国际议程的一部分，而塔利班在阿富汗的崛起给中亚国家带来了新的安全挑战。这两个地区的局势将如何保持可控；最有影响力的外部行为体之间的矛盾是否会将此地变得更加危险，以至于再次发生公开冲突成为了2022年这一地区的核心问题。

除了俄罗斯之外，土耳其仍然是该地区最积极和活跃的参与者。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安不仅因其进攻路线使土耳其所在地区的局势更加紧张，而且还使其许多盟友（包括北约国家中的盟友）与土耳其疏远。在国内方面，埃尔多安也做得不好：国家货币的试验导致家庭收入下降，社会紧张局势加剧。为了重新获得主动权，土耳其领导人有可能再次宣布提前举行选举，这应该会证实民众对他的信任。然而，土耳其经济增速放缓和通货持续膨胀可能会阻止这种情况的发生。美国和欧盟在土耳其人权和民主问题上的立场强硬，也会给埃尔多安带来更多问题。最后，预期的能源价格上涨可能会加剧土耳其已经岌岌可危的经济状况。土耳其作为南高加索和中亚地区最有影响力的角色之一，其衰落可能会产生结构性的影响。

专家指出，上述国际发展的三个主要趋势将围绕它们自身展开重要的进程。尽管潜在的危机已经显现，但这也将让世界政治重新认识到和平的价值和维护和平的责任。从理论上讲，这应该会促使某些国家停止将自己的规范、价值观和政治实践强加于人，增加国际事务的主要参与者对国家传统、利益和国家精英思想的关注。

12月31日，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项目主任伊万·季莫菲耶夫发表评论文章总结了2021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推行的制裁政策。专家指出，在过去的一年，制裁政策出现了一些有趣的趋势，这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美国政府换届的影响。美国的制裁措施对于被制裁国而言是最危险的，美国政府的更迭也使针对俄罗斯、中国和伊朗的制裁政策进行了调整，欧盟的制裁措施已经逐渐演变，尽管没有根本性的改变。白俄罗斯可以被称为今年的“目标国家”，美国、欧盟、英国、加拿大和瑞士对明斯克实施的制裁水平大幅提高。同时，中国表明了对西方限制性措施作出严厉回应的决心。

通常情况下，政府更迭不会从根本上改变国家的优先事项，总统也不能任意废除美国法律中规定的制裁机制，然而特朗普政府的一些行政命令饱受争议。拜登上台后，废除了特朗普关于制裁国际刑事法院法官的行政命令，这一行政命令当时受到了美国律师和欧洲盟友的批评。拜登对特朗普最具争议性的对华行政命令也做了同样的处理。特别是，他推翻了其共和党前任在美国禁止微信和TikTok的行政命令。小米对五角大楼的诉讼也取得了成功，前者被移出了美国制裁清单，同时，美国司法部撤销了针对华为财务总监孟晚舟的刑事案件。显然拜登拒绝了对中国过度施压，但除此以外，以前建立的所有制裁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律机制仍然存在，遏制中国的路线没有改变，只是变得更加谨慎。

欧盟以及其他美国盟友都对中国实施了制裁。布鲁塞尔利用其关于人权的新法律机制。北京立即作出了严厉的回应。中国也正在逐步将其制裁政策正规化，使之与西方国家的措施更加相似。同时，北京也通过限制进入其市场或降低经济关系水平对一些干涉中国内政的国家作出制裁，例如立陶宛。

在伊朗方面，人们对恢复JCPOA（伊朗核协议）的谈判和至少部分放松制裁抱有很大希望。2018年，特朗普单方退出了该协议，并且在此之后加大了对伊朗的制裁力度。拜登上台后，虽然恢复了关于JCPOA的谈判，但至今仍没有取得任何成果，甚至也没有撤销任何制裁措施，对伊朗的制裁仍然在继续。

在俄罗斯方面，拜登签署了14024号行政命令。它将对俄罗斯的制裁系统化，并对俄罗斯技术部门实施制裁，一些与网络安全有关的俄罗斯公司也列入制裁清单内；同时，拜登扩大了对在一级市场上购买俄罗斯债务的禁令，该禁令现在扩展到了以卢布计价的债券；美国商务部和MEU实体清单上的俄罗斯人的数量已经扩大，它们受到出口限制；10名俄罗斯外交官被驱逐出美国（莫斯科以驱逐作为回应，并禁止美国外交使团雇用俄罗斯人员）。对“北溪2号”管道项目，美国虽然实施了严厉制裁，但并未阻止该项目的最终完工。

今年制裁的重点对象显然是白俄罗斯，西方对明斯克的制裁早在2020年总统选举和随后的公众抗议之后就开始了。在瑞安航空事件发生后，制裁的升级速度明显加快。一些白俄罗斯官员、与当局关系密切的商人、政府机构和对白俄罗斯出口具有战略意义的公司都受到美国、欧盟、加拿大、英国和瑞士的封锁制裁。明斯克的金融业、烟草业、炼油业和生产钾肥的部门都相继被制裁。所有这些限制都因波兰-白俄罗斯边境的“移民危机”而变得更加严重。

专家强调，在未来一年的关键事件是乌克兰的局势，目前，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发生公开军事冲突的情况是唯一能够导致对俄罗斯的制裁压力在数量和质量上都有大幅增加的真正因素。如果爆发真正军事冲突，西方可能会采用 "伊朗模式"：分阶段禁止购买俄罗斯的石油和天然气，封锁所有关键银行和企业。但到目前为止，这种情况不太可能发生。

11月17日，俄罗斯国立高等经济大学欧洲和国际综合研究中心副主任德米特里·苏斯洛夫发表评论文章，指出美国的外交政策正在经历一个重要转变。

专家表示，美国从阿富汗撤军，为其上一时期的外交政策划上了具有象征意义的句号。这个时期始于20世纪90年代初，统称为 "后冷战"时期。美国在这一时期没有遇到来自外部的阻力，开始按照其价值观改造世界其他地区，将以美国为中心的世界秩序扩展到世界各个地区。当时，美国对俄罗斯和中国的政策目标是根据西方模式对其进行自由民主改造，并把它们作为小角色融入以美国为中心的世界秩序，并对所谓的无赖国家（即那些坚持不愿意转向“历史的正确一面”的国家）进行政权更迭。

这一政策在进入21世纪的十年后开始停滞不前，从那时起，美国就陷入了深刻的外交政策危机，这包括世界“突然”不再按照美国的意识形态发展。俄罗斯和中国拒绝转型，伊拉克、阿富汗和整个中东地区民主化的尝试也失败了。以美国为中心的世界秩序显然不能扩展到整个国际体系，而这个秩序本身也逐渐开始出现裂缝。第一个放弃按照美国价值观改造世界其他地区的范式的美国总统是唐纳德·特朗普。在他的领导下，自冷战以来，美国首次没有进行新的军事干预，公开拒绝以军事力量传播民主，原则上决定通过与塔利班签署协议撤出阿富汗，并宣布其外交和国防政策将主要集中在与全球对手和敌手的竞争上，中国和俄罗斯被宣布为这些对手。然而，由于美国精英和大多数美国盟国的机构都错误地认为特朗普和他的政策是一种暂时的反常现象，随后会 "恢复正常"，因此在许多人看来，特朗普的转变并不是真实和确定的，是徒劳之举。

拜登上台以后，不仅没有放弃美国对外政策的转变，并且赋予其一个更加系统和完整的特性。与特朗普相比，拜登的外交政策主要变化在于，美国提高了防范跨国威胁（尤其是气候变化）的地位，并改变了对欧洲盟友的言辞，使之更加良性温和，当然，在很多基础问题上还保持着过去的风格。

因此，专家认为美国外交政策的新范式正在形成。它的决定性优先事项是同中国和俄罗斯这样的全球对手作斗争，并试图建立一个新的两极，其中一极是由美国领导的“民主国家的世界”，另一极是由中国和俄罗斯发挥主导作用的“威权主义世界”。美国已经从试图普及以美国为中心的世界秩序转向巩固和捍卫这一秩序，从“后冷战”时代转向新的全球对抗的时代。

专家指出，为了将最多的资源和注意力放在扼制中国发展，限制和削弱莫斯科和北京之间愈发密切的关系，拜登政府对俄罗斯的政策是使当前对抗稳定下来，防止其进一步升级。同时，尽管与同中国对抗相比，俄罗斯的优先级没那么高，但它仍然并将继续是一个重要的优先事项。美国既不愿意也没有能力以自己的让步为代价，克服或大大减少与俄罗斯的对抗。因此北约将努力维持俄美对抗，特别是在阿富汗的行动失败以后。

专家认为，美国缺乏改善与俄罗斯关系的意愿，主要是因为将俄罗斯视为弱国，在他们看来，大规模的内部危机，以及与中国的地缘政治冲突将在未来迫使俄罗斯转而寻求与西方的合作。因此，拜登政府的对俄政策本质上是继续对抗，等待俄罗斯重返西方轨道，同时尽量减少对抗带来的损害，即防止同俄罗斯过度冲突以对美国安全构成威胁，分散过多注意力。

11月9日，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国际信息安全与科技政策中心副主任专家叶莲娜·季诺维耶娃与国际信息安全与科技政策中心首席专家亚历山大·津琴科发表评论文章，指出第76届联合国大会第一委员会一致通过了俄美关于国际信息安全的决议草案，虽然该文件尚未在联合国大会上进行表决，但可以设想结果与相关委员会的表决结果不会有太大出入。

专家认为，俄罗斯和美国提出联合决议草案将成为推动国际信息安全领域双边合作向前迈出的重要一步。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拜登于2021年6月16日的会晤在联合决议的提名和对话的制度化方面达成一致。此外，俄罗斯大使指出，两国在打击黑客活动和信息通信技术犯罪活动方面取得了成果，并建立了计算机事故应急响应中心，但双方仍有疑虑，合作有发展和深化的空间。

决议草案肯定了联合国信息安全开放式工作组(OEWG)在2021年度的报告，并指出其2021-2025年度新的会议工作的重要性，同时，根据草案，开放式工作组的决定将在联合国大会进行表决并形成正式文件，对各签署方具有约束力。

专家认为，俄罗斯和美国似乎向国际社会发出了积极信号，即两国认识到国际信息安全存在危机，为各国在信息领域的相关行为制定规则十分重要。正如俄罗斯联邦驻日内瓦办事处副代表别洛乌索夫所说：“国际社会实践证明，当涉及国家原则和国际安全问题时，应通过谈判并制定出双方都能接受的解决方案。”

9月24日，俄罗斯国际事务委员会总干事安德烈·科尔图诺夫针对近期美、英、澳三方组成的“奥库斯”（AUKUS）联盟发表评论文章。专家认为，“奥库斯”的组建出乎所有人意料，甚至使欧洲震惊，这也证实了与中国的对抗是美国政府和拜登外交政策中最优先的事项——甚至不惜激怒法国。而为了“遏制”中国，堪培拉可能会处于极其困难的境遇，此前它已为自己的反华行动付出了代价，损失了大量对华出口。当然，由于美国单独在海军军备上与北京竞争越发困难，尤其是在东太平洋。因此，为了向最可靠的合作伙伴寻求帮助，也不得不忽略一些随之而来的成本。对俄罗斯而言，这意味着华盛顿今后将在美中对抗的背景下考虑其任何行动。例如，白宫很可能对莫斯科与德里、河内的军事技术合作视而不见，认为这是加强区域制衡北京的一种方式。另一方面，俄罗斯对中国海军现代化计划的持续援助反而会被放大看待，并可能成为对两国实施新制裁的基础。

一些西方专家认为“奥库斯”可能成为亚洲的另一个“北约”，加拿大和新西兰将加入这个三边伙伴关系，然后是韩国和日本，最后甚至是越南和印度。俄罗斯方面也预测了这种可能性。然而目前看来仍是一个不切实际的前景。除了招募新成员的困难，建立新联盟的本身就是美国间接承认从20世纪保留至今的僵化联盟模式不适合这个时代，北约仍是一个笨拙又官僚主义的机器；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北约对美国战略的作用逐渐减弱似乎是不可避免的。然而，如果北约被“奥库斯”此类联盟所取代，北约的全面削弱是否符合俄罗斯的长期利益并不完全清楚。至少北约有详细和明确的决策程序，成员间妥协的机制，北约的决定或许对莫斯科不利，但那往往是可预测的。但“奥库斯”这类轻型联盟的决策往往出人意料。

“奥库斯”的建立表明美国的首要任务仍然是控制海上运输。美国无法对欧亚大陆的陆路运输走廊建立可靠的控制，也没有必要这样做——在可预见的未来，世界主要的货物流仍将通过海上进行。因此，美国和中国之间的主战场是广阔海洋，而不是欧亚大陆。而这对于主要陆上大国俄罗斯来说，短期内并不会直接影响其利益。

       1月25日，卡内基莫斯科中心负责人德米特里·特列宁接受俄罗斯《生意人报》记者伊琳娜·契尔年科采访，指出俄乌冲突短期内不会升级为战争，并分析俄罗斯与西方国家关系的发展的两种可能性，得出新的国际秩序正在形成的结论。

       首先，专家表示，短期内俄乌冲突显然不会升级为战争，而长远来看仍有争议。美国及其他国家实力对乌克兰政府仍然保持强大的影响力，并未必要挑衅俄罗斯，而俄罗斯近期的外交与军事行动仍然不足以判断其未来的战略动向。

       其次，专家针对俄罗斯未来的对外方针提出两种构想。第一，延续戈尔巴乔夫时期融入西方的外交路线。俄罗斯可能通过2021年12月向美国及北约提交的协议草案，迫使美国开启双边谈判，最终达成构建欧洲安全新秩序的目标。第二，启动新型外交路线，直接与西方国家决裂。俄罗斯将放弃与西方国家的交流，同时与中国、伊朗、古巴等非西方国家加强合作，在世界范围内构建自身势力范围，这一过程可能涉及到武力的使用。

       再次，专家对两种发展模式的效果、可能性进行分析。第一，俄罗斯现有的军事实力、能源储备等优势可以实现两种发展模式。第二，俄罗斯在第一种模式下承担的成本较小。第一种模式虽然有损俄罗斯作为大国的声誉，但尚不能动摇俄罗斯政府在统治地位及在国际社会的影响力。第二种模式不但必然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及财产损失，威胁俄罗斯国内民众态度及俄罗斯现有的外交关系，还会严重割裂俄罗斯内部亲西方与反西方政治精英。第三，专家承认，评价何种发展模式较好受到利益阶层、个人偏好的影响，第二种模式不必然劣于第一种模式。

       专家最后总结道，上述问题产生的背景是，俄罗斯在经历苏联解体后三十年的艰难发展，已经具备实力要求重新调整不利于俄罗斯的国际秩序。在此之前，赢得冷战的美国及其盟友并未重视俄罗斯的利益诉求，而现在则不得不将俄罗斯视为强大的对手。不论俄罗斯与美国及其盟友的矛盾是否可以通过和平方式解决，未知的新型国际秩序必然代替现有秩序。

       1 月 17 日，德国外交关系理事会国际秩序与民主项目负责人斯蒂芬· 迈斯特撰文指出，欧洲国家必须争取解决欧洲安全问题的话语权，避免在美俄谈判中沦为未来欧洲安全秩序的消极承受方。
       专家指出，俄罗斯期望重新构建以俄罗斯为主导的欧洲安全秩序，并将美国视为唯一的谈判对象，排斥欧洲国家的参与。一方面，俄罗斯近几年的行为明确表达在欧洲扩大影响力的诉求。第一，乌克兰对俄罗斯的安全利益具有极大影响。然而正如前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所言，乌克兰虽有重要的地缘位置，却只被俄罗斯视为美国的附庸。因此 2014 年以来俄乌矛盾激化为长期的对峙，俄罗斯要求直接与美国而非乌克兰协商解决冲突。第二，俄罗斯在 2021 年 12 月向美国和北约分别提交的协议草案中，提出北约停止东扩的要求，并间接禁止北约在俄罗斯周边的波兰及
波罗的海三国部署武器。第三，除了前苏联国家，俄罗斯也质疑与俄罗斯邻近的瑞典和芬兰加入北约的正当性。另一方面，俄罗斯不断向美国施压，要求在美俄双边框架中重建欧洲安全秩序。双边框架排斥过去由德国、法国等共同参与的争端解决模式（如诺曼底模式），不仅使美国成为俄罗斯解决欧洲安全问题的唯一谈判对象，也威胁美欧关系。
       专家认为，尽管俄罗斯的诉求在短期内不可能实现，欧洲国家仍应团结力量争取将欧洲安全问题置于多边框架中解决。上世纪九十年代及更早以前的公约、裁军协定已经不足以处理美国、欧洲与俄罗斯目前的对抗。对此，欧洲国家首先需要综合运用经济制裁和军事遏制手段，向俄罗斯传达多边解决争端的红线。其次，欧洲国家应与美国共同搭建有效的多边合作机制，从俄罗斯手中争夺主动权。在这一过程中，德国作为主要欧洲国家，可以通过更积极的行动展示美欧联合的决心和能力。

       1 月 20 日，兰德公司华盛顿办公室高级政策研究员斯蒂芬· 瓦茨等同撰写报告，分析美国在非军事对抗领域，即采取经济胁迫、政治颠覆及军事威胁手段对抗俄罗斯的可行性，并就军事威胁手段的应用和完善提出相关建议。
       专家表示，美国采取非军事对抗措施时仍然可以延续武装冲突时的逻辑，但要深化对非军事对抗措施的理解。首先，评估手段成效的三个维度分别是相关性、持续性、强度。美国目前对俄罗斯采取的措施可以大致分为军事对抗、非对抗的军事活动（如联合军演）及军事协定三类。军事对抗虽然可以直接体现美国对峙意图，符合相关性和强度的需求，但是易使东道国沦为美俄局部武装冲突的战场。非对抗的军事活动的强度和相关性较军事对抗弱，但是更容易被俄罗斯视为挑衅而加剧矛盾，除非美国将军事活动的地点设置在远离俄罗斯势力的地区，或者减少军事活动的不稳定性。军事协定的遏制强度最弱，需要与其他手段配合使用。其次，非对抗军事活动措施并非是美俄竞争中的唯一要素，其效应需要在长期、综合的语境下进行评估。从积极意义来看，非对抗军事活动可以向美国的盟友与合作伙伴彰显美国的诚意，缓解盟友与合作伙伴受到俄罗斯政治颠覆、经济制裁等威胁的压力。最后，非对抗军事活动的实施具有一定滞后性，决策时需要考虑俄罗斯方面误解美国意图的可能性。
       专家指出，美国采取非对抗军事活动措施需要审慎决策，避免激化美俄矛盾。第一，美国需要提高非对抗军事活动的战略地位，将其视为对俄政策的重要环节。第二，美国应当提高风险评估能力，并对俄罗斯在欧洲、中亚等不同地区的力量灵活采取不同遏制方案。第三，为应对紧急情况，美国必须坚持保留一定数量的机动部队作为遏制俄罗斯的补充力量。

12月31日，卡内基莫斯科中心亚太项目高级研究员亚历山大·加布耶夫撰文指出，中俄关系在近三十年中稳步发展，但是双边关系的不对称性将阻碍两国进一步加强合作。

专家首先分析中俄关系的特点与四项驱动力。中俄两国在经济、政治和军事等领域的合作中充分尊重对方内政，避免发展成类似北约的结盟关系。两国关系在苏联解体后的三十年内得到大幅提升，主要基于两国在维护边界和平、实现经济互补、尊重双方内政以及共同抵抗美国制裁等四项领域的共识。

其次，中俄在政治与经济领域的矛盾阻碍双方进一步合作。在政治领域，中俄尊重对方内政的特点，同时意味着两国缺乏动机为对方的全球战略提供实际支持。在经济领域，美国对中俄的经济制裁和俄罗斯国内情况限制两国投资活动。一方面，美国对俄罗斯的经济制裁削弱中国对俄罗斯的投资预期，除了极少数以政治为主导的投资项目如亚马尔液化天然气项目外，中国商业银行对向俄罗斯公民和法人放贷持审慎态度；而俄罗斯也难以全力支持与华为等受美国制裁的中国企业开展合作。另一方面，俄罗斯国内法律法规与投资政策的不确定性、有待提高的政府不透明度，以及俄罗斯对特定经济部门的绝对主导使中国企业在俄投资发展面临巨大挑战，而现有的双边合作协议无法解决上述问题。

再次，中俄关系的不对称性可能导致两国在未来产生矛盾。专家指出，中国的经济优势以及逐渐提升的军事能力可能影响俄罗斯的战略自主，并激化双方潜在矛盾。第一，中国可能使用经济杠杆强迫俄罗斯接受在经济合作的不利地位。数据表明，俄罗斯对中国的经济依赖程度远远超过中国对俄罗斯的经济依赖，且依赖程度随着欧美国家制裁日益提高。另外，能源出口是俄罗斯的经济支柱之一，部分大型企业将中国作为主要甚至唯一的进口国。如果中国通过停止进口等方式争取更多对中国有利的经济合作条件，俄罗斯将不得不接受中国的要求。第二，中国力图弥补与俄罗斯的军事实力差距，将对俄罗斯的外交政策形成压力。随着中国与印度、越南等国的冲突加剧，中国可能利用军事实力以及愈发明显的经济优势，迫使俄罗斯调整原先与印度和越南开展军事合作的印太战略，加强中国在印太地区的地缘优势。第三，中俄两国在中亚与北极地区存在共同利益，但是两国将在长期合作的同时开展竞争。在中亚地区，中俄分别着力于经济和军事两个领域，维持和平稳定的中亚秩序，然而，中国与中亚国家的安全合作影响俄罗斯的军事利益。在北极地区，中国作为北极理事会观察员国，期望通过加深与成员国俄罗斯的经济合作，扩大对北极地区的科研、开发工作。而俄罗斯长期坚持北极地区的非开放性，拒绝北极理事会成员国以外的国家干涉北极事务。

  最后，专家总结道，虽然存在诸多限制因素，中俄的共同利益使两国关系在过去三十年来得到极大发展。在未来，两国需要关注不对称性对双边关系的风险，而中国的外交政策与俄罗斯的对美态度、国内政治改革是影响不对称性的关键因素。

12月21日，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俄罗斯与欧亚项目高级咨询专家基尔·贾尔斯撰文指出，对俄罗斯而言，通过谈判解决俄乌冲突及俄罗斯与北约的对峙是俄罗斯的最佳选择。

专家认为，俄罗斯迫切要求启动谈判工作，提出以停止北约东扩为核心的多项要求，且强调将谈判结果以双边协议得以确认的一系列行为，可以对北约国家构成非谈即战的压力，使俄罗斯可通过极小成本达成战略目标。同时，俄罗斯军事入侵乌克兰的可能性仍然存在，但只能作为最后手段。毕竟俄罗斯可以通过许多途径，例如网络攻击、政治操纵等方法对乌克兰施压。俄罗斯在近几个月向俄乌边界调动大量军队的行动，从成本-收益角度看更宜被解释为向北约塑造即将开战的假象，从而增加与北约谈判的筹码。只有在美国及英国军队真正进入乌克兰抗击俄罗斯军队，俄罗斯才会采取战争手段。

  专家表示，北约应当避免与俄罗斯达成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谈判结果，防止对乌克兰及整个欧洲的安全造成巨大威胁。即使俄罗斯最终只可能实现部分谈判主张，但考虑到俄罗斯在经济、政治及能源领域与欧洲紧密协作的现实情况，北约如依照协议削减在东欧的军事存在，将使欧洲东部地区完全暴露在俄罗斯的军事威胁之下。

1月3日，前北约公共外交副助理、长期战略小组秘书长史蒂芬妮·巴布斯特撰文指出，北约必须对俄罗斯的威胁采取强硬态度，并在必要时联合美国在亚太地区的盟友。

专家表示，俄罗斯在2021年12月向美国提交的两份协议草案，证明俄罗斯存在以俄乌冲突为筹码，进一步扩大地缘影响力的目标。一方面，协议草案中要求北约拒绝在前苏联加盟国境内部署军事力量，为俄罗斯构建与西方国家之间的战略缓冲区、向西方国家继续扩大势力埋下隐患。另一方面，俄罗斯目前的国内外情况至少不会使其在与北约的谈判处于完全下风。俄罗斯总统普京的政治地位相对稳固，军事力量不断提升，且中俄关系提升减轻俄罗斯的安全与经济压力。相比之下，美国总统拜登面临较大的国内压力，2021年美国从阿富汗仓促撤军损害美国的国际声誉，中美竞争又遏制美国投入欧洲事务的能力。

专家认为，北约对俄罗斯的经济制裁和警告不能根本动摇俄罗斯的对外政策，必须采取更加强硬的态度进行回应。第一，欧盟和七国集团（G7）应当加大对俄罗斯的经济制裁力度，例如关停“北溪2号”工程。第二，北约应当坚定拒绝俄罗斯在两份协议草案中的核心内容，包括对前苏联加盟国成员国的非军事化措施、停止北约在东欧地区的扩张等。否则，北约各个成员国的主权独立性以及组织的自主性将会受到严重破坏，难以维护欧洲东部安全。第三，在必要情况下，北约可以寻求美国在亚太地区的盟友及其他国家支持，以军事或非军事方式维护欧洲的安全秩序。

  最后，专家强调，北约与俄罗斯的冲突前线在乌克兰地区，而俄罗斯意在通过涉及乌克兰的两份协议草案观察北约的能力及行动。因此，北约必须强调乌克兰的战略价值，因此必须在加强乌克兰军事防御力量的同时，保障欧洲能源安全。

12月16日，兰德公司国防研究部副部长特伦斯·凯利、高级研究员蒂莫西·邦德与国防研究分析员迈克尔·约翰逊共同撰文，指出北约有必要，且有能力通过实施双轨战略遏制俄罗斯对东欧地区的威胁。

专家表示，北约在欧洲的军备力量尚不足以对俄罗斯产生威胁，如果俄罗斯在乌克兰东部建立亲俄政府，将对欧美国家产生极大的安全威胁。从克里米亚事件开始，俄罗斯在东欧地区建立的势力范围，包括目前坚定支持俄罗斯的白俄罗斯与乌克兰东部，将对西部邻国波兰及地缘位置孤立的波罗的海三国产生直接威胁，进而改变欧洲地区的战略平衡状态；甚至预示着新一轮冷战的开端，削弱美国在亚太地区与中国竞争的能力。

北约双轨战略的两个目标，是维护乌克兰的独立地位，并防止在欧洲爆发新的战争。第一，为使乌克兰免受俄罗斯进攻，一方面，北约需要向俄罗斯表示，将在必要情况下为乌克兰长期抗击俄罗斯军队提供支援，而欧盟应当逐步将减少对俄罗斯油气资源的依赖；另一方面，美国也必须拒绝乌克兰加入北约的请求。第二，为抵御俄罗斯对波罗的海三国甚至其他欧盟成员国的攻击，北约需要完善现有的防御措施。具体而言，北约必须增加防御开支，并在“4个30”计划（即北约在进入戒备状态后的30天内准备好部署30个陆地营、30个空中战斗机中队和30艘舰艇）的基础上，使美国能够调动一支联合特遣部队和一个装甲师前往波兰，同时提供火力和后勤支持，使英国、法国和德国动员更多军队。

  专家认为，俄罗斯在东欧建立势力范围的目标并非与北约组织直接对抗，更不是发动冷战削弱本就脆弱的国内经济。北约对俄罗斯的遏制的最终目标是警告俄罗斯，对峙可能引发的最坏结果除了战争外即是壮大北约力量，使美国军队能够长期在俄罗斯边境地区施加威慑。

      12月9日，美国海军学院国家安全事务研究专家、外交政策研究所非常驻研究员尼古拉·格沃斯迪夫撰文指出，美国总统拜登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在12月7日举办的线上会谈，未能在解决乌克兰东部冲突议题上达成一致，但因此提高了俄罗斯在美国全球战略中的优先地位。

       在视频会议上，美国重申，美国将坚决遏制俄罗斯在未来将对乌克兰采取的侵略行动。不同于美国国会及欧洲盟友的诉求，拜登表示美国将对俄罗斯采取经济制裁（deterrence by punishment）而非军事干预（deterrence by denial），即美国短期内不会向乌东地区调动北约部队，或向乌克兰输送大量武器。专家认为，美国在无法阻止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情况下，利用经济手段，如禁止俄罗斯国有企业、私有企业从美国市场直接或通过SWIFT国际银行清算系统取得资金，可以有效打击俄罗斯依赖能源出口的经济体系。而欧洲国家即使在客观上依赖俄罗斯能源、主观上希望摆脱美国以实现“战略自主”的情况下，仍会尽力配合美国对俄罗斯的制裁措施。

        对此，俄罗斯在会议中强调，解决乌克兰问题的关键，不在乌克兰或者其他欧洲国家，而是美国是否愿意对乌克兰政府施压。在美国将战略重心从欧洲转移到亚太地区后，俄罗斯一直期望恢复前苏联时期与美国势均力敌的外交地位——由美国与俄罗斯作为处理国际事务的唯二主导者，其他西方国家只作为次要的美国盟友。在会谈中，俄罗斯的发言也有意模仿1972年美苏在莫斯科峰会上的声明，暗示美俄两国在处理乌克兰事务中的重要地位。

       另一方面，俄罗斯在会上的两个目标同样明确。第一，俄罗斯要求美国取代德国与法国，敦促乌克兰履行《明斯克协议》。目前，美国正在考虑并向欧洲盟友传达俄罗斯的这一提议；结合《明斯克协议》，要求乌克兰最高拉达修宪，下放乌克兰东部顿涅茨克及卢甘斯克两州地方自治权的要求，乌克兰在未来几年内必然无法加入北约。第二，使美国承认北溪2号工程。德国受制于美国，暂缓北溪2号工程的审批程序，而俄罗斯可以通过乌东问题这一砝码与美国开展协商。

       专家总结道，尽管“拜普会”没有产生实质性进展，但是俄乌冲突愈演愈烈的现实情况下，美国必须重新关切欧洲事务。

1月6日，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名誉教授罗伯特·莱格沃尔德撰文指出，美国和俄罗斯实现各自国家安全利益的最佳途径是通过采取互利共惠的国际战略，逐步重建政治互信。

2021年12月中旬，俄罗斯向美国提交《美俄安保条约》及《关于确保俄罗斯与北约成员国安全保障措施协定》草案，并催促美国及北约成员国尽快启动协商程序。1月3日，美国总统拜登承诺将于近日围绕乌克兰问题与俄罗斯开展三次高层沟通。

专家表示，虽然双方在短期内难以解决俄乌冲突，但是可以针对俄乌冲突的特点规划争议解决路径：第一，俄乌冲突的本质，是以美国为首的北约与俄罗斯在俄乌边境的安全权利冲突，而非利益冲突。俄罗斯坚持在本国境内部署军事力量的权利，而北约则坚持包括乌克兰在内的俄罗斯邻国的主权独立性，即外交不受俄罗斯干涉。因此双方行使权利如不考虑到对方的相关权利，则必然妨害对方的权利。第二，美俄互动的负反馈多于正反馈，即双方均缺乏动力和平解决俄乌冲突。目前，俄罗斯与北约仍陷于单边的、消极的恶性循环，而现有国际法体系缺乏超国家的权力机关，只有国家之间形成良性互动的机制，才能切实解决争端。第三，美俄两国缺乏政治互信是造成乌克兰问题长期陷入僵局的根本原因。

专家认为，美俄两国需要减少各自对外政策中恶化双方互动的因素，增加促进双方良性互动的因素。根据这一思路，则双方均应逐步采取措施降低武力使用或以武力相威胁的可能性，在这一缓慢的合作过程中重建信任，最终实现对双方安全权利的保障。

  专家总结道，美俄两国的国家安全是相辅相成的，尽管两国关系仍在进一步恶化，在互信的共同安全框架中解决两国矛盾仍然是必要路径。在苏联解体后的一段时间内，美国、欧洲和俄罗斯的领导人曾构想过“从温哥华到海参崴”的欧洲-大西洋安全共同体，其内涵对未来处理美俄关系仍有启发意义。

12月8日，前美国驻哈萨克斯坦、格鲁吉亚大使威廉·考特尼与兰德公司国际防御事务研究员皮特·威尔森共同撰文指出，面对俄罗斯继续进攻乌克兰的态势，美国及其北约盟友将在未来几年内大幅增加防御开支。

2021年下半年，俄罗斯不仅在俄乌边境及克里米亚地区部署大量军队，还发表宣言质疑乌克兰国家独立的法理基础。同年11月，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威廉·伯恩斯在访俄期间表示，美国及其北约盟友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担忧，并重申美国已对乌克兰的安全作出“铁一般的坚定承诺”。自2014年起，乌克兰虽然一直依赖西方国家提供的军备资源抗击俄罗斯，但是从未请求西方国家直接增派军队共同作战。

专家表示，2021年的情况可能比过去七年更加糟糕。如果俄罗斯决定入侵乌克兰，那么北约除了对俄罗斯实施比2014年更严格的经济制裁措施、扩大对乌克兰的军备支持外，北约成员国可能直接调动本国军队赴乌克兰进行军事干预，以弥补乌克兰军事力量，尤其是空军的短板。然而，为避免俄乌局部战争扩大到整个欧洲，甚至会引发俄罗斯以核武器相威胁的局面，美国及其盟友目前均未同意采取军事干预。对乌克兰而言，如果能够利用广阔的领土尽力拖延俄罗斯在前期的进攻速度，削弱俄罗斯后勤补给力量，那么俄罗斯的地面作战成本将大大增加，为乌克兰在北约的协助下进行长期防御提供可能。

专家总结道，不论是乌克兰还是美国为首的北约成员国，都必须尽快调动一切力量增加军事防御开支，做好与俄罗斯继续进行长期对峙的准备。

1月13日，卡内基欧洲中心非常驻高级研究员朱迪·邓普西就欧盟采取外交手段保障欧洲安全的前景采访了十三位专家并总结道，欧盟仍有期望与俄罗斯展开和平对话，但是缺少硬实力支撑的外交恐难以取得成效。

首先，欧盟采取外交手段存在以下障碍：第一，欧盟并非是解决欧洲问题的主导力量。卡内基欧洲访问学者拉卢卡·塞纳托尼承认，即使在极为敏感的乌克兰问题上，谈判的主导者仍然是俄罗斯和美国，欧盟及乌克兰实际上处于次要地位。第二，俄罗斯缺乏足够动机采取和平手段解决纠纷。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员欧洲项目执行主任丹尼尔·贝尔表示，俄罗斯的战略目标不同于前苏联，需要提高综合国力而非维持现状，使用武力的动机便多于外交。

其次，欧盟的外交手段无法产生足够的效果。第一，欧盟与俄罗斯的安全利益冲突难以切实解决。正如欧洲理事会对外关系华沙办事处负责人彼得·布拉斯所言，北约无法接受俄罗斯针对自身安全利益提出的要求，而俄罗斯短期内无法放弃强硬的对外战略。第二，欧盟缺乏足够军事实力，在与俄罗斯的对话中难以占据优势。

  最后，为更有效地解决欧洲安全问题，欧盟应当通过下列途径加强谈判优势：第一，明确俄罗斯的核心利益在于周边国家的中立性。前美国驻德国大使约翰·科恩布鲁姆认为，欧盟必须认识到当前欧洲安全问题的根源并非北约，而在于北约东扩影响前苏联地区的中立性，进而对俄罗斯国家安全和政治制度产生威胁。对此，欧盟不能顺应俄罗斯的意图，而应坚持1975年《赫尔辛基协定》的精神维护欧洲安全秩序。第二，团结西方国家力量，综合采取多种手段保障外交。正如都柏林大学国际关系专家本·托拉指出，外交只是安全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如果俄罗斯认为欧盟和北约只能采取外交手段，则会采取更强势的外交政策，反而严重威胁欧洲安全。另外，东欧研究中心俄罗斯部门高级研究员维托德·罗德基维茨认为，欧盟目前的外交工作必须紧密联结北约的军事力量。第三，坚持在俄罗斯从乌克兰撤军后才开展谈判的立场。大西洋理事会北欧主任安娜·威斯兰德认为，欧盟一直以来均期望同俄罗斯和平解决乌克兰危机，而俄罗斯在俄乌边境部署军队、开展导弹试验、向欧洲断供天然气等行为才是主动破坏双方互信基石。因此，欧盟也应当持强硬态度，要求在俄罗斯撤军后再开展谈判。

1月10日，兰德公司高级政策研究院塞缪尔·查拉普撰文指出，北约可以且应当公开拒绝乌克兰在短期内加入北约的诉求，以此缓解俄乌僵局。

专家认为，北约一直没有明确乌克兰的北约成员国资格问题，是乌克兰问题陷入僵局的重要因素。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到美俄日内瓦会谈，乌克兰是否可以加入北约一直是俄罗斯与西方国家之间难以调和的冲突，并陷入恶性循环：俄罗斯越反对乌克兰加入北约，北约为表明不服从俄罗斯的意愿，则越不愿明确拒绝乌克兰加入北约。

北约明确拒绝乌克兰加入北约，不仅不违反《北大西洋公约》第十条的开放原则，还能通过较低成本缓和乌克兰危机。第一，开放原则并不反对北约拒绝乌克兰的请求。一方面，北约有权审议一国是否可以成为北约会员国。乌克兰基于“一国有权自由选择加入何种安全协定”的原则（PDF）请求加入北约，不影响北约因未准备好而作出拒绝接纳的决议。另一方面，北约也有作出否定性声明的先例。1996年12月，北约就发表“三不声明”，即北约无意愿、无计划且无事由在新加入的成员国境内部署核武器。第二，北约本身并未计划接纳乌克兰作为会员国。北约否决乌克兰提交的成员国行动方案（MAPs），仅使用模糊词汇表示乌克兰在未来可能加入北约。而法国、德国等北约主要成员国反对乌克兰的请求。第三，北约的拒绝可以削减俄罗斯的敌对态度，避免战争爆发。北约在与俄罗斯的恶性互动中模糊对乌克兰成为北约成员国的态度，这样非但未能给乌克兰提供足够的安全保障，还会使俄罗斯误认为北约将接纳乌克兰，加剧北约与俄罗斯的冲突。

  专家总结道，如果北约可以通过作出短期内拒绝乌克兰加入北约的声明，缩小俄罗斯在乌东地区的军队规模，那么这不失为一种低成本的外交手段。

11月30日，法国国防部历史研究处研究员、法国外交部政策规划处俄罗斯与欧亚问题常设顾问席琳·马兰热，德国国际安全事务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苏珊·斯图尔特共同撰写报告，指出法国与德国在对俄政策上逐渐趋同，加剧了欧盟内部分裂。

法国与德国在对俄政策上的优先事项不同，但是在安全与经济议题上的共同关切为两国逐步协调对俄政策奠定基础。法国对俄政策的重心在安全领域，强调通过法俄关系冲抵对美国的依赖，力求实现欧盟的“战略自主”；而德国基于历史原因，对俄罗斯的油气资源依赖较重，因此将德俄经贸与能源合作作为优先事项。然而，两国在俄乌顿巴斯冲突中进行斡旋、开创诺曼底模式，标志着共同处理对俄问题的初步尝试。随后，德法两国有意识地对对方的对俄政策进行适当妥协，并为共同促进对俄贸易的商业环境，开展与俄罗斯的对话，反对欧盟与北约近期东扩。

  专家表示，法德作为欧盟建立及发展的主导力量，协调两国对俄政策固然重要，但需要处理欧盟内部，尤其是邻近俄罗斯的中东欧成员国的反对意见。欧盟一直以来，尤其是在2014年克里米亚事件发生之后，难以形成稳定、统一的对俄政策。例如，欧盟于2016年宣布的对俄政策框架意见“五项指导原则”（Five Guiding Principles），在2021年进行完善后仍然缺少一致性。2021年2月，欧盟对外事务委员会针对日益恶化的俄欧关系，提出三步对俄政策，即“反击俄罗斯侵犯人权的国际不法行为，遏制俄罗斯的虚假信息与网络攻击，参与有利于欧盟的俄欧事务”。而这与德法两国坚持合作与制裁并重的对俄政策相冲突。随着俄罗斯对欧盟安全的影响力逐渐提高，包括军事威胁及政治颠覆风险，法德经过多年协调形成的对俄政策及其成果，可能随着中东欧成员国的阻挠而付之一炬。

10月6日，俄罗斯事务转引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的文章指出，基于长期以来的不信任关系，美国在与俄罗斯加强网络稳定的合作中，可以综合运用设定限制、威慑对方或友好协商的方法，尽量减少损失。这种混合方法可以类比为“醉酒派对”（“Drunken Party”Approach）——无法忍受邻居派对的噪音而报警，并非为了结束派对（这是不可能的），而是为了将噪音降低到可以容忍的水平。

专家指出，在国际关系中，规范能够增强威慑力，双方在谋求规范的谈判中也能寻找到共同利益。尽管美国以难以区分网络武器与无害性网络程序为由，抵制俄罗斯近二十年来倡导缔结的网络稳定条约，两国仍然会探索通过条约或其他形式限制单方或双方行为的规范。在冷战时期，双方就曾对遣返间谍、防止海上冲突升级为军事对抗等事项达成一致，并且在双方意识形态冲突尖锐的情况下建立较为粗糙的协商机制。

另一方面，建立威慑也是促进双方遵守规范、引导友好协商的必要手段。2021年6月的日内瓦峰会上，美国总统拜登向俄罗斯总统普京提交涉及能源、金融服务、通信等16个基础设施领域的清单，并表示俄罗斯不得通过网络攻击上述领域，否则美国将做出反击。拜登在交涉中语焉不详地表明美国尚未对俄罗斯形成足够的威慑力，但是一旦俄罗斯触犯了美国的红线，美国必然针对俄罗斯国家或个人实施制裁，例如冻结银行账户。

  专家总结道，美国和俄罗斯的合作永远难以达成完美而具体的条约规范，但是可以在对彼此的警告和威慑中缓慢开展，以逐渐接近网络稳定的目标。

10月7日，威尔逊中心基辛格中美关系研究所研究员布拉德利·贾丁与布什政府与公共服务学院研究助理爱德华·莱蒙合作撰文指出，随着美国军队撤离阿富汗，中国与俄罗斯正在加强对中亚地区的安全援助，以遏制该地区成为恐怖主义势力的根源，并削弱美国在该地区的影响力。目前，中俄两国并未在中亚地区开展大国竞争。

俄罗斯担忧塔吉克斯坦与阿富汗日益紧张的关系，计划由其领导的集体安全条约组织于本月在塔吉克斯坦与阿富汗边境进行四次军事演习。随后，与阿富汗及塔吉克斯坦均直接接壤的中国也与塔吉克斯坦开展反恐演习。

专家指出，美国在“9·11”事件后进入阿富汗开展军事行动，将其作为中亚地区的后勤枢纽，并在邻国乌兹别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建设军事基地，修筑塔吉克斯坦与阿富汗边界设施。但是从2014年后，美国在中亚地区的经费资助、军事演习及设施建设急剧减少。因此2021年美国从阿富汗撤军后，中亚各国对美国再次入驻均持消极态度。

俄罗斯在中亚长期具有强大的军事影响力。俄罗斯在哈萨克斯坦、塔吉克斯坦与吉尔吉斯斯坦设有军事设施，具备独联体和集体安全条约组织等安全保障机制，并在美国撤军后的中亚地区军火市场占有近半份额。与中国重视发展中亚国家的公安与国家安全部门以作为本土安全屏障不同，俄罗斯倾向于开展军事合作，俄罗斯不仅开展与平均规模达到中国两倍的军事演习，还具备叙利亚战争及对阿富汗的直接武装干预等丰富的战斗经验。

中国在中亚地区的影响力在近年来快速扩大。中国在俄罗斯技术较为落后的领域，如无人机领域成为中亚国家的重要合作伙伴，并通过双边或者上合组织开展多次军事演习。

  专家认为，中国与俄罗斯目前在中亚地区尚未开展大国竞争。中国对俄罗斯在中亚的地位仍然保持尊重态度。中国在中亚领域开展的演习以安全为重点，并且在与俄罗斯的联合军演中暗示中俄深化合作的可能性。然而，随着中国在中亚地区安全与经济利益的增长，中国可能展现出更加进取、主导的态度。例如，中国在2014年就在没有俄罗斯参与的情况下主持上合组织演习，在2016年建设“阿中巴塔”四国军队反恐合作协调机制，在2020年启动“中国+中亚五国”外长会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