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乌冲突爆发以来，印度在联合国就俄乌问题的三次投票中选择弃权。俄罗斯对印度的 "独立和平衡 "立场表示欢迎，但是，在所谓的全球民主国家和反对非自由主义轴心的西方选民中，印度的选择却不太受欢迎。

印度有充足的理由在乌克兰问题上保持沉默。俄罗斯是印度最大的武器供应商。尽管对俄罗斯依赖程度较前几十年有所下降，但印度武装力量70%的军备产品仍来自俄罗斯。除了国防合作外，作为仅次于中美的第三大石油进口国，印寄希望于进口俄罗斯的石油和天然气来促进其经济发展。

俄罗斯始终在印度需要时向其提供重要的军事支持，甚至在1971年印度与巴基斯坦战争期间冒着与美开战的风险，派遣海军前往印度洋，驱逐尼克松派来恐吓印度的军舰。历史传统使得俄罗斯不仅是印度政府久经考验的盟友，还成为了印度公众眼中靠谱的伙伴国家。仅凭民意对俄罗斯的良好印象，就会使任何印度领导人无法在政治上疏远俄罗斯。印度并非初次拒绝加入全球的对俄谴责。在上一届国大党政府领导下，印度同样在西方对俄罗斯2014年吞并克里米亚的谴责浪潮中选择缺席。多年来，随着印中国力愈发不对称，以及中国越来越自信地展示其崛起，印度的不安全感也在增加。印度完全颠覆了其早先的不结盟政策，逐步拉近对美距离，以实现远交近攻，而中国则将印度视为美国对其围堵计划的一部分。

在俄罗斯与中国的友好关系中，印度也看到了对中国缓和的可能，以及与中国处理分歧的桥梁。此时此刻，印度最不想做的事情就是抛弃俄罗斯，以防进一步加强的中俄协约给印度带来更多困难。因此，对莫迪来说，这次“坐视不理”是完全站得住脚的。与加入反对普京的大合唱的风险相比，不作为的代价很小。美国将倾向于忽视印度这一对冲行为，原因与它忽视印度国内汹涌的人权问题一样——印度是美国不可替代的盟友。毕竟对美国来说，莫迪是一位前所未有的，不仅有意愿也有能力进一步推进美印战略和经济伙伴关系的领导人。美印需要彼此，以对抗美国全球主导地位的最终挑战者——中国。

1月19日，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项目主任安德烈·苏申佐夫发表评论文章，指出2022年的国际进程相对于过去的2021年而言，可预测性更强。尽管大部分趋势都指向现存的紧张局势升级，但这种负面的预测结果使政治分析家和战略家更容易为未来做好准备。专家具体介绍了2022年的三个主要国际趋势：

第一，在太平洋，中国与美国（可能还有俄罗斯）正在走向新的对抗。遏制中国政策已成为美国党际共识的主题和美国外交和国防政策的主要任务。这是过去十年中最大的一次国际关系转变。它甚至可能超过俄罗斯与西方在东欧的对抗规模。然而，很明显，东亚冷战不会出现字面上的重演：毕竟各方盟友之间没有以前的集团纪律，而且国家间深度相互依存限制了华盛顿和北京在政治和军事战略方面的选择。但中美对抗对世界政治的影响将会增加，这给太平洋及其他地区的一些国家带来了威胁和机遇。

其次，欧洲继续寻求新的平衡。欧洲国家保留了其巨大的经济潜力和令人羡慕的社会福利，源源不断流向欧洲的难民潮清楚地证明了这一点。然而，新时代使得欧洲国家不得不制定新外交政策战略，明确自己在美中对抗中的角色，并开辟一条深入欧亚大陆的新路线，因为这片大陆的国家长期以来一直不愿意充当欧洲规范和价值观的被动接受者。

然而，大多数旧世界国家的精英们难以从固有思维中解脱出来，让他们无法清醒地看待真实的事态。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发现很难制定出可以作为欧盟主要国家战略规划基础的新原则，这并不鼓励他们期望欧洲在2022年重新成为世界政治有影响力的中心之一。 

第三个关键过程将是中亚和南高加索空间的重组，它开始越来越受到中东的影响。第二次卡拉巴赫战争和美国军队从阿富汗撤军，使从黑海到中国西部边境的空间形成了新的力量配置。土耳其对南高加索地区的干预使该地区成为中东国际议程的一部分，而塔利班在阿富汗的崛起给中亚国家带来了新的安全挑战。这两个地区的局势将如何保持可控；最有影响力的外部行为体之间的矛盾是否会将此地变得更加危险，以至于再次发生公开冲突成为了2022年这一地区的核心问题。

除了俄罗斯之外，土耳其仍然是该地区最积极和活跃的参与者。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安不仅因其进攻路线使土耳其所在地区的局势更加紧张，而且还使其许多盟友（包括北约国家中的盟友）与土耳其疏远。在国内方面，埃尔多安也做得不好：国家货币的试验导致家庭收入下降，社会紧张局势加剧。为了重新获得主动权，土耳其领导人有可能再次宣布提前举行选举，这应该会证实民众对他的信任。然而，土耳其经济增速放缓和通货持续膨胀可能会阻止这种情况的发生。美国和欧盟在土耳其人权和民主问题上的立场强硬，也会给埃尔多安带来更多问题。最后，预期的能源价格上涨可能会加剧土耳其已经岌岌可危的经济状况。土耳其作为南高加索和中亚地区最有影响力的角色之一，其衰落可能会产生结构性的影响。

专家指出，上述国际发展的三个主要趋势将围绕它们自身展开重要的进程。尽管潜在的危机已经显现，但这也将让世界政治重新认识到和平的价值和维护和平的责任。从理论上讲，这应该会促使某些国家停止将自己的规范、价值观和政治实践强加于人，增加国际事务的主要参与者对国家传统、利益和国家精英思想的关注。

1月13日，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项目主任季莫菲·博尔达切夫发表评论文章指出，俄罗斯应更加关注周边邻国动态，维护地区局势稳定。专家指出，俄罗斯周边的独联体国家仅靠自己的力量无法确保国家安全，也无法保证稳定发展，需要依靠同核超级大国的联系来维持生存。近期哈萨克斯坦发生的事件也证明了，危机不仅来自于外部，内部环境也面临着威胁。国际恐怖主义和俄罗斯的地缘政治对手的外部干预更加加剧了局势的恶化。西方国家的一系列行为迫使俄罗斯关注邻国的各种动态，并抉择采取何种形式参与邻国的发展。这也表明了，在新的历史和地缘政治环境下，建立欧洲型的主权国家并不太现实。

专家指出，俄罗斯需要保持其周围国家的完整独立，并将致力于使这些国家成为稳定繁荣的大国。同时要避免对这些国家进行过度的控制，避免重蹈历史的覆辙。目前俄罗斯面临的挑战是，即使它在资源和技术上有能力确保这些邻国的领土安全，但其边界周围“灰色地带”的蔓延将不可避免地为这些国家带来自身无法解决的问题。

目前对于俄罗斯而言，最主要的是未来战略都尚未确定，因为具体的举措都随着情况在不断变化。毋庸置疑地是要摸清周围的地域空间，保证对边界邻国的动态足够了解。哈萨克斯坦的危机足以证明俄罗斯的周边并不安宁，其它国家可能会效仿乌克兰和哈萨克斯坦，即使它们现在看起来相当稳定。但一切难以预料，对俄罗斯而言，平稳地发展似乎是奢望。

鉴于俄罗斯将不可避免地面临这样的选择：是准备好与周边巨大的“灰色地带”打数十年交道，还是做出更多努力来防止隐患的出现，莫斯科很难对周边地区发生的事件置身事外。真正的挑战可能是，在未来的几十年间，俄罗斯将不得不承担更多的责任，致力于周边地区的和平与安宁，保护该区域国家的生存和发展。

1月4日，俄罗斯一体化前景研究中心专家弗拉基米尔·涅日丹诺夫在欧亚与专家网站发表评论文章，分析了中乌关系的未来走向以及两国间贸易的发展趋势。1月4日是中乌建交30周年，在建交初期，双方关系积极发展，经济合作稳步提升。2013年乌克兰危机使得基辅重新靠向欧盟与北约，但中乌关系并未因此断绝，虽然不再活跃，但仍然保持中立和友好。

然而，出于某些政治考虑，基辅在2021年初对收购了马达西奇公司的4家中国企业和3名中国公民实施制裁。与此同时，乌克兰跟随西方国家怀疑中国人权问题。中乌关系因此出现危机，中方也对上述行为表示坚决反对。

然而，北京和基辅之间的相互指责和制裁措施已被新的投资协议所取代，两国在2021年6月30日签署了一项协议，根据该协议，两国的公司和金融机构将开始合作建设新的交通基础设施。北京将2022年庆祝中乌建交30周年视为加强双方合作的契机。与此同时，基辅宣布愿意成为中国企业进入欧盟国家市场的“桥梁”。

在2019年，中国就成为乌克兰的主要贸易伙伴。2020年，基辅对北京的商品出口比2019年翻了一番，达到71亿美元，而中国对乌克兰的进口额为83亿美元。2020年，中国占基辅贸易额的14.9%，两国合作的主要领域在农业和军事方面。中国将乌克兰视为武器和军事技术的重要来源。自 1992 年以来，乌克兰和中国一直在军事、技术和科学领域开展合作，基辅在苏联解体后继承了这些领域的很多技术。

专家强调，北京与基辅关系的未来走向取决于三个关键因素：中国在克里米亚问题上的立场、美乌关系的进一步发展以及俄乌矛盾的激化。目前中美关系的恶化以及乌克兰在敏感问题上的行动都使得中乌关系下行，而中俄两国加强友好合作也将影响中国在克里米亚问题上的立场。事实上，乌克兰已受制于本国的政策，本来乌克兰可以加强与中国的互动，获得东西方“桥梁”的地位，不仅可以使政治稳定，还将使得经济繁荣。而目前来看，中乌能否成为真正的战略伙伴还只是一个美好的梦想。

12月22日，俄罗斯国际事务委员会和英国皇家联合国防研究所举行了两国专家会议，讨论如何确保俄罗斯、英国和北约之间的“战略稳定”。弗拉基米尔·普京总统和约瑟夫·拜登总统之间目前进行的高级别对话以及持续的俄罗斯-乌克兰危机，使得这一讨论特别有意义。俄罗斯国际事务委员会主任安德烈·科尔图诺夫与英国皇家联合国防研究所副所长马尔科姆·查尔默斯就主要问题交流了看法。

首先是对于军控协议问题，马尔科姆·查尔默斯认为，历史经验表明，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军备控制协议只有在大国之间的紧张关系不再尖锐时才会缔结。并且在签订协议前都应达成一份“渐进和互惠的降级倡议”。安德烈·科尔图诺夫表示赞同并指出，莫斯科一直坚持在军备控制和其他安全问题上达成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协议，但即使达成这样的协议也不一定能提供完全的安全保障，各国可以通过适当的程序退出这些协议，如美国单方面退出反弹道导弹和中程导弹条约。专家认为应通过一套多样化的小型、渐进、互惠的增信措施来为之后达成有意义的协议铺平道路。

其次双方谈论要达成上述“增强互信的倡议”，双方应在敏感问题上作出怎样的让步。安德烈·科尔图诺夫指出，问题的关键点在于“双方”。他强调俄罗斯将始终坚持对等原则，因为单方面的让步被认为是软弱的表现。因此，无论是乌克兰问题抑或是网络攻击问题，俄罗斯如果作出让步，西方国家应相应的作出对等举措，否则情况将变得更为复杂。查尔默斯指出，如果俄罗斯愿将乌克兰边境上的军事力量撤回，那么就有机会讨论乌克兰与西方的回应问题，同时俄罗斯应向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的分离主义盟友施压，让他们停止对脱离接触线的不断炮击，这将是一个良好的开端。在网络攻击问题上，他指出在政治互谅的同时，双方应派出专家在小范围内坦诚地交换意见，这将有助于问题的解决。

最后，在乌克兰问题上，查尔默斯提出疑问：俄罗斯领导人的声明中似乎并不认为乌克兰是一个合法的独立国家，如果俄罗斯以其他方式得到安全保障，是否真的愿意在当前的边界状态下与一个独立的乌克兰达成和解，战争真的能避免吗？科尔图诺夫认为，苏联解体这三十年来对于俄乌两国及人民都是痛苦的调整过程，俄罗斯和乌克兰都仍在形成其新的国家身份，许多俄罗斯人仍然觉得很难将乌克兰视为像罗马尼亚或波兰那样的另一个外国国家。许多政治、社会、文化甚至心理因素都在两国人民之间建立了纽带，绝大多数俄罗斯民众不会支持针对乌克兰的大规模军事行动。

鉴于此，专家强调，首先双方必须不惜一切代价避免事态进一步升级。第二，双方必须更积极达成停火协议并进行军事方面的磋商。第三，双方应该在北约与俄罗斯关系的大背景下看待乌克兰问题，包括重新建立莫斯科和布鲁塞尔之间的沟通渠道，这将需要所有各方的巨大政治意愿、承诺和韧性。

12月9日，俄罗斯国际事务委员会主任安德烈·科尔图诺夫发表评论文章指出，美俄领导人的视频通话气氛十分紧张，因为谈话的核心主题关于乌克兰，而乌克兰局势目前已进入白热化。

专家指出，弗拉基米尔·普京充分意识到，俄罗斯在乌克兰的任何军事行动，甚至改变顿巴斯政治现状的行为（例如，莫斯科在外交上承认顿涅茨克共和国和卢甘斯克共和国），都将遭到西方对俄罗斯经济毁灭性的制裁；而就拜登而言，他不可能不明白，如果俄乌发生大规模军事冲突，美国根本没有能力保卫基辅。就像华盛顿无法保护阿富汗总统阿什拉夫·加尼的政权一样。

因此双方都在试图缓和乌克兰问题的气氛，试探对方的“红线”。而最大的问题是，俄罗斯和美国是否能在乌克兰问题上更多着眼于对方关切而行事？能否就乌克兰局势做足功课，使局势进一步缓和？

专家表示，对于克里姆林宫而言，需要做的功课是减少俄乌边境的军事活动，其次，以诺曼底模式恢复关于顿巴斯的四方会谈，美国也可能参与其中。这样的发展可能让拜登将此次峰会作为其主要外交成就——消除了欧洲中心爆发全面战争甚至核战争的危机，并证明美国仍有能力应对法国和德国领导人未能应对的国际挑战。

反过来，对于白宫而言需要做的功课是向基辅发出明确信号，即美国政府不会支持任何以武力解决顿巴斯问题的举动，而在这种做法也将使泽伦斯基认识到自己可能高估了美国和北约想要帮助乌克兰对抗俄罗斯的决心。

专家认为，即使两位总统在峰会后秉持最大的诚意对待他们的功课，这也不会解决围绕乌克兰的根本问题。但彼此承担相应责任至少会有助于避免威胁世界的最消极情况发生，使其产生最黑暗的后果。

12月3日，俄罗斯国际事务委员会主任安德烈·科尔图诺夫发表评论文章，论述了俄罗斯在苏联解体后在世界舞台上最重要的五项成就和仍需努力解决的五个问题。

专家认为，在苏联解体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几乎没有人认真考虑过俄罗斯外交政策的远景。一方面，1991年底苏联解体所造成的最终结果及其不可逆转性似乎还并未明确，而在苏联的残骸上重新建立一个统一国家的可能性似乎还并不是一个完全乌托邦式的想法。另一方面，在当时，许多人预计苏联的解体和冷战的结束将导致整个国际关系的彻底转变，世界将进入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其规律在当时是无法预测的。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越来越明晰地发现，苏联已无可挽回地消失在历史中，而世界其它地区并没有发生太大变化。新兴的俄罗斯不得不在世界中主要按照旧的规则行事，国际关系仍然是几个主要大国的游戏，军事力量在全球政治中并未失去其核心作用。在可预见的未来，超国家政府并不会出现。

专家从维持核均势、军事实力、国际地位、同中国的关系以及在世界市场中的地位等五个方面列举了俄罗斯在三十年中的主要成就，批驳了在苏联解体后认为新兴俄罗斯被迫掉入核俱乐部的“第二梯队”并效仿英法采取“最低威慑”战略的说法。同时，指出俄罗斯依然具备将俄罗斯的军事力量投放到世界各地的能力，着重强调了俄罗斯在世界舞台的独特地位以及同中国建立起的根本性的全新关系。他认为俄罗斯在世界市场的许多方面占据了突出地位，积极参与确定游戏规则，并影响相关市场的定价。

在俄罗斯依然保持强大实力的同时，一些问题同样存在于这个传统大国中，专家认为在苏联解体后，一方面，俄罗斯目前同一些邻国的关系逐渐僵化，包括波罗的海国家、乌克兰、格鲁吉亚以及在某种程度上与摩尔多瓦的关系都显得困难重重，有时甚至相互冲突。另一方面，在经过短暂的“蜜月期”后，俄罗斯与西方伙伴的关系开始不可逆转地恶化。因此，俄罗斯和北约之间的互动实际上已经停止，俄罗斯与欧盟的大部分合作计划也被削减。俄罗斯越来越被认为是一个对西方持有敌意，具有侵略性的独裁国家，政策上也不可预测，这也使得它成为西方众多制裁的目标。此外，在经济和文化方面俄罗斯也显得有些脱节，虽然已经在一些重要的商品市场上站稳了脚跟，但其在世界贸易中的总份额仍然很小，仍然被排除在最重要的全球生产和技术链之外，在侨民的动员和软实力方面也亟待进一步的开发。

11月17日，俄罗斯国立高等经济大学欧洲和国际综合研究中心副主任德米特里·苏斯洛夫发表评论文章，指出美国的外交政策正在经历一个重要转变。

专家表示，美国从阿富汗撤军，为其上一时期的外交政策划上了具有象征意义的句号。这个时期始于20世纪90年代初，统称为 "后冷战"时期。美国在这一时期没有遇到来自外部的阻力，开始按照其价值观改造世界其他地区，将以美国为中心的世界秩序扩展到世界各个地区。当时，美国对俄罗斯和中国的政策目标是根据西方模式对其进行自由民主改造，并把它们作为小角色融入以美国为中心的世界秩序，并对所谓的无赖国家（即那些坚持不愿意转向“历史的正确一面”的国家）进行政权更迭。

这一政策在进入21世纪的十年后开始停滞不前，从那时起，美国就陷入了深刻的外交政策危机，这包括世界“突然”不再按照美国的意识形态发展。俄罗斯和中国拒绝转型，伊拉克、阿富汗和整个中东地区民主化的尝试也失败了。以美国为中心的世界秩序显然不能扩展到整个国际体系，而这个秩序本身也逐渐开始出现裂缝。第一个放弃按照美国价值观改造世界其他地区的范式的美国总统是唐纳德·特朗普。在他的领导下，自冷战以来，美国首次没有进行新的军事干预，公开拒绝以军事力量传播民主，原则上决定通过与塔利班签署协议撤出阿富汗，并宣布其外交和国防政策将主要集中在与全球对手和敌手的竞争上，中国和俄罗斯被宣布为这些对手。然而，由于美国精英和大多数美国盟国的机构都错误地认为特朗普和他的政策是一种暂时的反常现象，随后会 "恢复正常"，因此在许多人看来，特朗普的转变并不是真实和确定的，是徒劳之举。

拜登上台以后，不仅没有放弃美国对外政策的转变，并且赋予其一个更加系统和完整的特性。与特朗普相比，拜登的外交政策主要变化在于，美国提高了防范跨国威胁（尤其是气候变化）的地位，并改变了对欧洲盟友的言辞，使之更加良性温和，当然，在很多基础问题上还保持着过去的风格。

因此，专家认为美国外交政策的新范式正在形成。它的决定性优先事项是同中国和俄罗斯这样的全球对手作斗争，并试图建立一个新的两极，其中一极是由美国领导的“民主国家的世界”，另一极是由中国和俄罗斯发挥主导作用的“威权主义世界”。美国已经从试图普及以美国为中心的世界秩序转向巩固和捍卫这一秩序，从“后冷战”时代转向新的全球对抗的时代。

专家指出，为了将最多的资源和注意力放在扼制中国发展，限制和削弱莫斯科和北京之间愈发密切的关系，拜登政府对俄罗斯的政策是使当前对抗稳定下来，防止其进一步升级。同时，尽管与同中国对抗相比，俄罗斯的优先级没那么高，但它仍然并将继续是一个重要的优先事项。美国既不愿意也没有能力以自己的让步为代价，克服或大大减少与俄罗斯的对抗。因此北约将努力维持俄美对抗，特别是在阿富汗的行动失败以后。

专家认为，美国缺乏改善与俄罗斯关系的意愿，主要是因为将俄罗斯视为弱国，在他们看来，大规模的内部危机，以及与中国的地缘政治冲突将在未来迫使俄罗斯转而寻求与西方的合作。因此，拜登政府的对俄政策本质上是继续对抗，等待俄罗斯重返西方轨道，同时尽量减少对抗带来的损害，即防止同俄罗斯过度冲突以对美国安全构成威胁，分散过多注意力。

11月3日，卡耐基莫斯科中心主任德米特里·特列宁针对中美俄三国关系发表评论文章，指出美利坚合众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当今主要的地缘政治参与者和军事强国处于复杂的三角关系之中。美国与中国和俄罗斯处于对抗状态，中俄是战略伙伴。然而，虽然美国正在加强与北约国家的同盟关系以抗衡俄罗斯，同时扩大和加强与印太国家的关系以制衡中国，中俄两国却并没有建立一个正式的联盟来共同对抗美国及其盟友。这种不对称的配置会持续下去，还是有着冷战突出特征的集团政治将重新出现？

专家指出，在一个日益以美国和中国的竞争为特征的世界中，美国显然有意防止中俄变得过于亲密；中国赞赏与俄的密切伙伴关系，但作为一个独立行为者，其既不准备也不愿意与俄罗斯结成军事联盟；而俄罗斯作为一个主要的独立国家行为体，努力寻求在与中国、美国及他们的竞争中保持平衡，尽管不是等距离。地缘政治和军事三角中的这种状态可能会持续下去，直到中美关系出现重大危机——例如，在台湾问题上——这将使两国处于军事碰撞的边缘，并使它们为各自的联盟和伙伴关系注入活力。

特列宁从2021年的几个重要的事态发展方面论述了中美对抗对俄罗斯的影响：美国领导的指向中国的新联盟AUKUS成立；包括印度在内的四国集团的复兴；美国突然从阿富汗撤军。

专家认为，即使将AUKUS、四国集团和阿富汗局势放在一边，俄罗斯和中国也仍在继续扩大和发展他们的双边关系。当然，这两个大国之间的关系并不是双方各自同美国对抗的结果。相反，它的进展主要是基于共同的利益、领导人世界观的共同性、两个经济体的互补性，以及地缘政治方面的考虑——首先是两国漫长的共同边界。但从长远来看，中俄关系仍面临一些挑战。中国在经济上使俄罗斯相形见绌，为西方技术和金融资源提供了可行的替代方案，而这些技术和金融资源在俄罗斯越来越少，或者越来越被认为不可靠和不安全。国内经济发展，包括气候变化带来的能源转型以及技术转型已经成为克里姆林宫的议程，甚至超过了普京时代的主要成就——军事力量和政治凝聚力，成为塑造俄罗斯21世纪国际地位的关键因素。在未来的几十年里，俄罗斯提升其在世界事务中的地位和作用中，将大大减少对军事和外交官的依赖，而更多地取决于其国内转型是否成功。

11月1日，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专家，乌兹别克斯坦世界经济与外交大学教授乌鲁别克·哈萨诺夫发表评论文章，指出在国际体系稳定机制失效的背景下，许多国家都寻求以自身利益为主的务实政策，首要条件是对于本国在世界和本地区的地位有建设性的理解。近年来，乌兹别克斯坦实施了新的外交战略，主要目的是在中亚营造互信、睦邻、合作的氛围。中亚各国也都肩负着转型时期的共同任务，即改革政治和经济结构。这也使得一个新的地缘政治态势正在形成：中亚各国之间正加强合作，增进政治互信，使其成为一个更加独立、可预测和稳定的地区。

专家认为，中亚全新关系模式的出现，实际上导致了该地区国家利益的转变。各国对新态势的实际适应和应对只有在两个或多个国家采取联合行动的基础上才能实现。而正是得益于乌兹别克斯坦与哈萨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等国双边关系的新水平，本地区开始形成密切的区域互动。新态势使中亚各国之间的经贸联系显着加强。因此，到2017年底，乌兹别克斯坦与该地区国家的贸易额增长了20%，超过30亿美元。正如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在阿斯塔纳举行的中亚国家元首峰会上所指出的那样，未来几年内双边贸易额将达到50亿美元。同时，中亚国家与俄罗斯之间的贸易在过去四年中增加了50亿美元，到 2020年将超过280亿美元，俄罗斯在中亚累计投资超过200亿美元。这一切都表明，目前中亚市场对俄方的吸引力越来越大。

专家同样指出，在2016年9月至2021年7月期间，随着周边国家元首在双边工作会议和国际组织框架内对话中达成共识，本地区国家边界划定谈判趋于密集和持续，各方在划定边界线方面已经达成妥协，包括边界线中复杂且颇有争议的部分。

同时，中亚国家的可持续发展直接取决于邻国阿富汗如何全面融入该地区经济进程，不考虑阿富汗因素就不可能确定共同的区域议程。将当今的阿富汗融入区域经济进程的全方位援助被确认为优先事项之一，而乌兹别克斯坦在加强阿富汗和平进程的国际努力中发挥着积极作用。

最后，专家强调，中亚国家在国际舞台上的协调配合，不仅会显著增强该地区的国际主体性，也有利于有效支持和保护其利益。地区新政治态势的形成证明中亚各国睦邻友好合作有助于保持健康友好的氛围，为整个地区的可持续发展奠定基础，并得到世界许多国家的支持。

10月15日，卡耐基莫斯科中心主任德米特里·特列宁发表评论文章指出，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辞职仅一年时间，日本的政府首脑已经两度变化。目前日本首相由岸田文雄继任，他在2012年至2017年期间在安倍内阁担任外相近五年。

在外交政策方面，日本新政府面临的主要挑战将是其最重要的邻国中国与其主要盟友美国之间日益加剧的对抗。拜登政府已经采取了一些措施，除了美国和日本之外，澳大利亚和印度也参与其中。华盛顿最近与堪培拉和伦敦达成协议，向澳大利亚提供核潜艇——未来或将在中国沿海的西太平洋巡逻。印太地区的地缘政治对抗正在迅速升温。在此情况下，是否有可能至少保留一些安倍在俄罗斯方向上的外交政策遗产？事实上，在其长达八年的首相任期内，安倍通过经济合作为改善同俄罗斯的关系付出了很多努力。

专家表示，目前来看俄日关系并不太乐观，令日本担忧的俄罗斯和中国之间的合作将继续深化，包括在军事领域。去年通过的俄罗斯宪法修正案禁止将领土转让给其他国家。俄罗斯官员和官方媒体经常提醒日本注意其在二战期间的行为，而这之前很少讨论。至于南千岛群岛，莫斯科已邀请东京参与这些岛屿上的经济项目，但并未授予其排他性地位。

专家强调，同俄罗斯的领土争端对日本来说非常重要，但该事项的象征意义远大于实际。安倍政府与俄罗斯和解的主要实际成果是——两国就安全和外交政策问题的最高层次双边磋商达成一致。在印太地区安全问题日益突出的时候，保持与邻国直接接触的渠道非常重要。“2+2”模式提供了这样一个机会，即俄日在外长和国防部长层面进行磋商。这种形式成为安倍外交政策的一张名片，他从未动摇日本与美国的同盟关系，但同时也积极捍卫日本的利益，而不是被动地只为其他大国考虑。岸田新首相拥有丰富的外交政策经验，无疑会尝试将他自己的一些理念带入日本的外交政策。但他也不能忽视前任的成就，其中之一就是与俄罗斯的独特磋商机制。它可以用来讨论整个印太地区（从朝鲜到阿富汗）的各种地缘政治和安全问题。

专家认为，在可预见的未来，日本仍将是美国的坚定盟友。也可以肯定地说，至少在中期——甚至可能是长期——俄罗斯和中国之间的伙伴关系将会加深。然而，这并不意味着莫斯科和东京必须不可避免地将对方视为对手。莫斯科和东京需要加强仍然很不稳定的互信基础，并在一些问题和主张可能发生冲突之前进行讨论。两国只有避免发生意外，发展互利的经济合作，才能从中受益。

10月6日，俄罗斯国际事务委员会专家尼基塔·斯马金发文评论伊朗加入上合组织的影响及意义。专家指出，9月17日，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签署的数十份文件中最重要的一份是决定启动接纳伊朗加入该组织的程序。从形式上看，这一决定尚未使德黑兰成为上合组织的正式成员，而只是启动了加入该组织的进程，但事实上根本性的决定已经做出，伊朗已经可以被视为该组织的正式成员。

专家认为，伊朗前总统哈桑·鲁哈尼多次主张要扩大与上合组织的合作，但在职期间未能加入该组织。原因之一是他的团队集中于处理同西方国家的关系，但后来诸如核协议和欧洲大规模投资都由于美国外交政策的不一致导致计划失败。而伊朗加入上合组织则为现任总统易卜拉欣·莱希任期内的外交政策提供了良好的开端。在恢复核协议的谈判明显陷入停滞的背景下，这一点尤为重要。尽管伊朗方面没有违反协议条款，但唐纳德·特朗普仍果断地退出了伊核协议。这一事件成为伊朗“转向东方”的关键点。伊朗政治精英们再次看到，美方签署协议和保证毫无意义。虽然这并不意味着西方永远失去了伊朗，但在可预见的未来仍不会有较大可能性好转。

专家表示，伊朗加入上合组织的背景是组织内部日益需要在成员国之间建立新的国际互动机制。最显著的例子是阿富汗。美军撤出阿富汗后，上合组织成员国在解决来自阿富汗的恐怖主义和毒品等安全威胁方面只得亲自上阵，而伊朗对于阿富汗问题的有效解决将起到关键作用。另外，在西方制裁越来越严峻的时代背景下，中国、俄罗斯等国家可能也将面临伊朗类似的问题，而德黑兰在这一方向上充当了探索新方法的先锋。

专家强调，上海合作组织的转型方向是要成为不同观点国家之间开展对话和制定新型国际秩序的平台。在这种情况下，伊朗对整个上合组织来说是一次独特的考验，一个有着完全不同世界观和特定目标的国家将需要定期与区域大国们进行对话和谈判。可以说，伊朗加入上合组织是上合组织形成更加成熟的国际机构的重要阶段。

1月3日，前北约公共外交副助理、长期战略小组秘书长史蒂芬妮·巴布斯特撰文指出，北约必须对俄罗斯的威胁采取强硬态度，并在必要时联合美国在亚太地区的盟友。

专家表示，俄罗斯在2021年12月向美国提交的两份协议草案，证明俄罗斯存在以俄乌冲突为筹码，进一步扩大地缘影响力的目标。一方面，协议草案中要求北约拒绝在前苏联加盟国境内部署军事力量，为俄罗斯构建与西方国家之间的战略缓冲区、向西方国家继续扩大势力埋下隐患。另一方面，俄罗斯目前的国内外情况至少不会使其在与北约的谈判处于完全下风。俄罗斯总统普京的政治地位相对稳固，军事力量不断提升，且中俄关系提升减轻俄罗斯的安全与经济压力。相比之下，美国总统拜登面临较大的国内压力，2021年美国从阿富汗仓促撤军损害美国的国际声誉，中美竞争又遏制美国投入欧洲事务的能力。

专家认为，北约对俄罗斯的经济制裁和警告不能根本动摇俄罗斯的对外政策，必须采取更加强硬的态度进行回应。第一，欧盟和七国集团（G7）应当加大对俄罗斯的经济制裁力度，例如关停“北溪2号”工程。第二，北约应当坚定拒绝俄罗斯在两份协议草案中的核心内容，包括对前苏联加盟国成员国的非军事化措施、停止北约在东欧地区的扩张等。否则，北约各个成员国的主权独立性以及组织的自主性将会受到严重破坏，难以维护欧洲东部安全。第三，在必要情况下，北约可以寻求美国在亚太地区的盟友及其他国家支持，以军事或非军事方式维护欧洲的安全秩序。

  最后，专家强调，北约与俄罗斯的冲突前线在乌克兰地区，而俄罗斯意在通过涉及乌克兰的两份协议草案观察北约的能力及行动。因此，北约必须强调乌克兰的战略价值，因此必须在加强乌克兰军事防御力量的同时，保障欧洲能源安全。

12月8日，卡内基莫斯科中心的非常驻学者阿尔乔姆·施莱布曼撰文指出，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于11月30日承认克里米亚地区在事实和法律上均属于俄罗斯领土，表明白俄罗斯从中立转向亲俄罗斯立场，尽管这一转变并不能为白俄罗斯带来足够的长短期利益。

白俄罗斯改变七年以来对克里米亚归属的模糊立场，是多种因素共同促成的结果。2014年克里米亚事件爆发后，白俄罗斯为避免在关系急剧恶化的俄罗斯或西方国家之间站队，曾参与斡旋调停俄乌冲突（两次明斯克协议都在白俄罗斯首都明斯克签订），并积极开展与欧盟邻国的外交工作。然而，2020年白俄罗斯因总统竞选争议爆发的国内政治危机、欧盟对白俄罗斯实施的经济制裁使白俄罗斯近六年来与西方国家的外交努力收效甚微，而俄罗斯控制的欧亚发展银行为白俄罗斯提供的三十亿美元贷款，更加深了白俄罗斯对俄罗斯的经济与政治依赖。因此，白俄罗斯既需要向俄罗斯作出政治承诺以示友好，还需要成为俄罗斯与西方国家地缘政治对峙中的忠实堡垒。

白俄罗斯承认克里米亚属于俄罗斯，并不能使白俄罗斯本国取得足够的短期利益，反而会对白俄罗斯周边安全带来长期隐患。第一，白俄罗斯的邻国乌克兰、波兰和立陶宛，长期将卢卡申科政府视为俄罗斯控制的傀儡政权，因此白俄罗斯亲俄的立场声明并未超越它们的预期。其中，即使乌克兰对克里米亚问题高度敏感，乌白关系因两国之间广泛且难以替代的石化贸易，也不会真正走向破裂。第二，对欧盟其他成员国与美国而言，白俄罗斯的声明对东欧地区稳定的破坏性相对波白、立白边境日益严重的难民问题极其微小，并不足以加大欧美国家对白俄罗斯的制裁力度。第三，白俄罗斯的声明不能使俄白关系产生实质性突破。俄罗斯并不信任白俄罗斯在多方面压力下作出的政治承认，因为卢卡申科的承认可能被下一届白俄罗斯政府推翻。尽管如此，白俄罗斯声明产生的一系列后果，即与包括乌克兰在内的邻国关系疏远，增加对俄罗斯的依赖等，仍然符合俄罗斯的利益。另外，俄罗斯面对白俄罗斯难以偿还近四十万美元贷款的现实情况，仍然继续为其提供新一批贷款，但是白俄罗斯也必须不断向俄罗斯妥协。

  专家总结道，除了在克里米亚问题上表明立场，白俄罗斯为了长期得到俄罗斯的帮助，只有两个选择：要么牺牲部分国家主权或财产维持与俄罗斯的紧密联系；要么进一步加剧与邻国的冲突，使俄罗斯不得不投入精力维护白俄罗斯安全。目前，绝不接受让渡国家主权的卢卡申科政府选择后者，即使这种选择为白俄罗斯西部乃至东欧地区的安全问题带来极大风险。

      12月9日，美国海军学院国家安全事务研究专家、外交政策研究所非常驻研究员尼古拉·格沃斯迪夫撰文指出，美国总统拜登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在12月7日举办的线上会谈，未能在解决乌克兰东部冲突议题上达成一致，但因此提高了俄罗斯在美国全球战略中的优先地位。

       在视频会议上，美国重申，美国将坚决遏制俄罗斯在未来将对乌克兰采取的侵略行动。不同于美国国会及欧洲盟友的诉求，拜登表示美国将对俄罗斯采取经济制裁（deterrence by punishment）而非军事干预（deterrence by denial），即美国短期内不会向乌东地区调动北约部队，或向乌克兰输送大量武器。专家认为，美国在无法阻止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情况下，利用经济手段，如禁止俄罗斯国有企业、私有企业从美国市场直接或通过SWIFT国际银行清算系统取得资金，可以有效打击俄罗斯依赖能源出口的经济体系。而欧洲国家即使在客观上依赖俄罗斯能源、主观上希望摆脱美国以实现“战略自主”的情况下，仍会尽力配合美国对俄罗斯的制裁措施。

        对此，俄罗斯在会议中强调，解决乌克兰问题的关键，不在乌克兰或者其他欧洲国家，而是美国是否愿意对乌克兰政府施压。在美国将战略重心从欧洲转移到亚太地区后，俄罗斯一直期望恢复前苏联时期与美国势均力敌的外交地位——由美国与俄罗斯作为处理国际事务的唯二主导者，其他西方国家只作为次要的美国盟友。在会谈中，俄罗斯的发言也有意模仿1972年美苏在莫斯科峰会上的声明，暗示美俄两国在处理乌克兰事务中的重要地位。

       另一方面，俄罗斯在会上的两个目标同样明确。第一，俄罗斯要求美国取代德国与法国，敦促乌克兰履行《明斯克协议》。目前，美国正在考虑并向欧洲盟友传达俄罗斯的这一提议；结合《明斯克协议》，要求乌克兰最高拉达修宪，下放乌克兰东部顿涅茨克及卢甘斯克两州地方自治权的要求，乌克兰在未来几年内必然无法加入北约。第二，使美国承认北溪2号工程。德国受制于美国，暂缓北溪2号工程的审批程序，而俄罗斯可以通过乌东问题这一砝码与美国开展协商。

       专家总结道，尽管“拜普会”没有产生实质性进展，但是俄乌冲突愈演愈烈的现实情况下，美国必须重新关切欧洲事务。

9月15日，兰德公司（RAND）的研究助理耶伦·泽曼（Jalen Zeman）撰文指出，俄罗斯近年来在国际社会中的一系列行为引起挪威、瑞典、芬兰等邻近的北欧国家对俄政策强硬化，这一转变为美国加强在欧洲北极地区的安全合作提供机会。

专家表示，挪威、瑞典和芬兰在传统上一直与美国保持紧密联系，但同时与俄罗斯方面保持较为平和的外交关系，拒绝挑衅俄罗斯军方或者破坏对俄贸易。但在俄罗斯干预乌克兰事务、快速增加北极地区军事部署后，上述国家的对俄政策发生集体转变，均将俄罗斯视为对其本国及周边地区严重的安全威胁，并在其战略文件中一致转向积极支持美国领导的北极安全合作与伙伴关系，这为美国创造了一个机会，可以在该地区已经牢固的安全关系基础上进一步推进美国的国家安全目标。挪威2020年国家安全战略文件中将美国视为“挪威最亲密的盟友。”同样，非北约国家瑞典在《瑞典的北极战略》中认为“与美国的密切关系对瑞典的安全和繁荣至关重要”，并补充说这种关系“也适用于北极地区。”芬兰同样将加强与美国的关系和维护芬兰的安全联系起来，并在2020年《芬兰外交和安全政策的报告》中表示：“美国在2020年将与芬兰的安全联系起来。对欧洲防御的承诺对于整个欧洲的安全非常重要。”

对于美国而言，加强与上述北欧国家的联系，不仅能在非军事领域，如气候变暖、环境保护、预防灾害等问题上推动政府与民间合作；也能在军事领域调动美国和其他北约部队的力量，对抗俄罗斯的军事威胁，维护欧洲及北极地区的安全。

  专家总结认为，挪威，瑞典和芬兰已经大大改变了他们的计划和行动，以应对俄罗斯在欧洲北极的威胁。对美国来说，这一变化可能是进一步加强与其主要盟友和合作伙伴合作的机会，有助于加强该地区的安全，并更好地应对俄罗斯在欧洲最北端的挑战。

9月16日，俄罗斯国际事务委员会主席，前俄罗斯联邦外交部部长伊戈尔·伊万诺夫撰文分析新冠疫情下国际关系呈现的几点特征。专家指出，新冠疫情不同于过去区域性、暂时性的危机，而将长期、广泛地影响所有国家，不论其政治体制、意识形态或经济状况。如果不能正视当今国际关系秩序中日益显著的矛盾，国际社会恐将陷入螺旋式衰退的局面。

第一，全球化的趋势没有发生变化。新冠疫情的传播突破了国家边界，从反面揭示各国互相依存的程度在不可逆转地加强。边界的意义和作用将局限在行政管理上，因为没有任何国家能阻挡疫情的传播，也不可能阻挡国民之间的物质、文化交流。

第二，国际治理结构改革的问题亟待解决。在新冠疫情爆发初期，国际秩序经历了一段混乱时期。虽然联合国、世贸组织、世卫组织、G20等国际组织已经在积极抗击疫情，但是仍暴露出部分国际组织如联合国动员能力弱、效率低下的缺陷。

第三，国际组织在全球事务上的弱化，一并削弱了各国的向心力。围绕新冠疫苗的信息战就证明了各国在以自身利益优先，枉顾国际社会共同利益的情况下，只会让国际关系倒退到冷战时期的以意识形态划分敌我的二元格局，不利于共同对抗严峻的新冠疫情。

第四，民主的国际治理思路受到挑战。某些国家领导人借抗疫为由，以牺牲基本的民主原则与国际法义务，加强自己在本国的政治权力。这些领导人很可能会在未来以其他新危机为由，继续扩大权力，并将非民主的治理思路延伸到国际事务上，可能不利于与其他国家合作处理全球安全与发展。

  第五，大国之间需要尽快加强合作。合作并领导国际社会摆脱新冠疫情的不利影响，是世界主要大国不可推卸的责任。俄罗斯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一员，正积极倡议与其他常任理事国国家元首共同协商解决国际事务。

10月18日，卡内基莫斯科中心主任德米特里·特列宁撰文指出，俄罗斯近日与北约断交并未具有外界预测的巨大负面影响。

十月上旬，北约驱逐莫斯科驻北约代表团的部分外交代表，并将代表团人数削减一半。作为回应，俄罗斯召回在布鲁塞尔的常驻代表团，驱逐在莫斯科的北约军事联络处工作人员，并要求关闭北约的信息办公室。

专家表示，俄罗斯和北约的关系并非在近期才急剧恶化，双方之前已经持续多年仅维持较为表层的关系。早在2014年乌克兰危机发生时，北约与俄罗斯的关系就开始在事实上破裂。同时，俄罗斯和北约的外交官一直没有足够权限与对方高级官员沟通，且双方从未达成高层次的正式合作。

专家指出，断交事件虽然加剧了两种军事力量的对抗，但是没有实质性地降低双方共同避免“热战”的能力。第一，俄罗斯和北约各成员国的关系没有受到过大影响，双方的使领馆仍正常办公。第二，俄罗斯与北约的沟通并未停止。一方面，规范俄罗斯与北约双边条约的协定仍然有效；另一方面，双边在必要时仍然会开展对话，甚至军事对话。例如，北约的欧洲盟军最高司令（SACEUR）与俄罗斯的总参谋长（CGS）就曾有几次会面。

  另外，对俄罗斯而言，断交事件表明，随着俄美关系的恶化，以及美国加强与欧洲盟友的联系，俄罗斯对北约的态度已经回归传统。俄罗斯曾对北约持有较为开放的态度，认为北约也包含一些可以与俄罗斯形成合作伙伴关系的欧洲国家。如今俄罗斯认为，北约仅仅是美国单方面在欧洲展示军事力量的平台，其他北约成员国只是美国在欧洲的代理人。因此，俄罗斯已经在外交政策上放弃与北约谈判，而选择直接与美国正面对抗。

10月20日，国际记者安德烈·伊萨耶夫在《现代外交》撰文指出，俄罗斯与土耳其尽管在政治问题上存在较大分歧，但是对抗西方国家势力东扩的共同战略目标，为两国的合作提供了发展空间。

9月29日，俄罗斯与土耳其两国总统在索契召开的峰会并未取得签订协议等实质性成果，但双方对未来的对话均持乐观态度，并承认在西方国家削弱叙利亚地区军事存在的情况下，双方有必要在未来合作对抗恐怖主义。

专家表示，双方总统尽力在立场冲突的叙利亚局势中寻求合作的空间。俄罗斯承认巴沙尔·阿萨德为经过合法选举产生的叙利亚总统，并指责土耳其（与美国）未经联合国批准或叙利亚政府邀请即在伊德利卜等地区部署军队，且未对武装反对派与恐怖分子进行区分的行为违反国际法规则。而土耳其方面则认为俄罗斯违反2020年3月5日双方达成的伊德利卜停火协议。对此，俄罗斯联邦外交部长谢尔盖·拉夫罗夫表示，伊德利卜（叙利亚西北部省份，叙利亚反政府军集结地之一）的恐怖主义对叙利亚政府的威胁持续存在，仍旧需要俄土双方达成并彻底执行关于伊德利卜冲突降级的协议。

  专家指出，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事实上开始在伊德利卜问题中作出让步，例如不再声明要求罢免阿萨德（但仍不承认阿萨德政权合法性）。伊德利卜不仅是土耳其在叙利亚建立军事缓冲区的要地，还是土耳其构建国家意识形态的要素。土耳其共和国议会于1920年公布的共和国誓言，就规定了与土耳其接壤的叙利亚与伊拉克领土均属于土耳其共和国范围。然而，土耳其与西方盟友关系的恶化使其不得不开展与俄罗斯的协商。

10月29日，卡内基莫斯科中心亚历山大·加布耶夫主持专家访谈会，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高级政策研究员卡德里·利里克、卡内基莫斯科中心主任德米特里·特列宁受邀谈论新冠疫情如何成为俄罗斯与西方国家对抗的“前沿阵地”。

一方面，新冠疫情使俄罗斯与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关系进一步恶化。特列宁认为，关系较为疏远的国家没有为共同的抗疫目标开展合作是正常现象，正如二十一世纪初期世界各国也未能成功开展打击恐怖主义的合作。公众对国际合作的期待是不切实际的，反法西斯同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通力合作是极其罕见的现象。特列宁分析称，新冠疫情只是导致俄罗斯与西方国家关系进一步恶化的因素，因为新冠疫情突出国家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在各国封锁边境、限制贸易与信息交流的情况下，依赖国家间合作运行的国际组织及其机制被大幅削弱。此时的国家决策的重心也完全转向处理境内疫情——甚至在国家内部，不同地方政府的防疫决策也体现出了封闭、排他的特点。利里克则认为，国际组织仍然在发挥作用。欧盟成员国虽然在疫情爆发初期也推行封锁边界等措施，但是很快开放边界，并且联合开展疫苗工作。

另一方面，新冠疫情也成为俄罗斯与西方国家开展竞争的新领域。例如，欧洲委员会制止摩尔多瓦接受由俄罗斯军队飞机运送的中国疫苗，欧洲的药品监管机构至今未能批准俄罗斯的新冠疫苗。利里克认为，尽管欧盟对俄罗斯持有负面态度，但是欧盟无意与俄罗斯开展排他的疫苗竞争，且许多欧盟成员国也对俄罗斯疫苗持有开放态度。例如，爱沙尼亚主张疫苗去政治化，部分欧盟成员国承诺在俄罗斯疫苗通过许可后将认可其接种效力。

  新冠疫情，以及其他全球性问题如全球变暖等都应当由各国合作解决。特列宁指出，新冠疫情的全球性传播，宣告各个国家孤立的抗疫工作必然无法取得成效。然而，抗疫并非仅仅是救治患者、研发药品的公共卫生工作，还涉及医药产业、经济政策、就业保障与行政管理等多方面事务。国家间的抗疫合作因为各种复杂的利益关系而产生矛盾和竞争。利里克补充道，新冠疫情使公共知识分子之间的跨国交流急剧减少，难以发挥连接公众与决策者的纽带作用。信息交流的匮乏，加深了俄罗斯与西方国家民众间的不信任感，最终也影响政府间合作抗疫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