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正处于一场“沉浸式的全方位”战争中，不仅是作战方，而且整个世界都将遭受严重的后果。这与世界末日般的冷战场景非常接近，这也是一场意识形态、政治制度、领导人意志完全对立的战争，体现了各国重塑世界秩序的愿望。这场战争是“沉浸式”的，因为全世界数百万人直接或间接地参与了这场战争；它是“全方位”的，因为从街头战斗到远程导弹，从网络攻击到经济打击，从核生化武器（NBC）威胁到策略性叙事，每一种战争工具都在同时发挥作用。

这场战争只有三种可能的结果。

首先，俄罗斯利用军事霸权迫使乌克兰屈服，并在鲜血中为北约划出红线。第二个可能是，乌克兰的抵抗成为西方集团对抗专制领导人霸权主义野心的堡垒，并将普京赶出乌克兰，甚至可能也赶出莫斯科。第三种可能性是，在可预见的未来，乌克兰成为东欧和西欧动荡的中心。在这三种情况下，只有受害者，而无胜利者，因为所有利益相关者都会遭受痛苦，只是有些人的痛苦更甚。

除了敷衍的声明外，印度在这场冲突中几乎没有什么影响力，因为印度处于在全球舞台中占据道德制高点和放弃一个值得信赖的盟友的两难境地。尤其是在目前与中国的边境对峙中，印度在联合国大会上对俄罗斯提供支持十分必要。尽管印度宣称要“自力更生”，但在外部或经济安全问题上，印度距离真正的独立还有几十年的时间。

这场战争给我们带来了重要的教训和后果。首先是现代战争失控的速度之快。就在几天前，军事专家们还将俄罗斯的动员视为普京的边缘政策。印度需要反思本国的战争机制是否能够应对急速爆发的战争，因为在过去，即使面临规模较小的冲突，印度也需要在最后时刻迫切地从俄罗斯进口弹药和军械。

第二个教训是，尽管有大量的意识形态、道德和物质支持，但战斗必须由各国独立完成。各国领导人，无论战争正义与否，都将优先凭借自身实力而非依靠外来援助。

第三个教训是，虽然陷入两个集团的斗争很危险，但被两个集团冷落可能同样危险。无论战争的结果如何，一个被削弱的俄罗斯在经济和意识形态上都会向中国倾斜。西方已经开始呼吁印度采取对冲策略，并将迫使我们做出选择，旗帜鲜明地选择支持或反对。当被敌对和霸权主义国家包围时，保持不结盟是很难的，其中两个国家已经“占领”了我们的领土，而我们永远可靠的盟友自己却步履蹒跚。

在印度国内发展面临困境的背景下，这场战争对印度国内社会也将造成严重后果。在全球供应链支离破碎的情况下，几乎每一种商品的价格都会在失业率达到历史最高水平的同时飙升通胀，为滞胀创造了条件。在金融界等待战争的废墟平息之际，主要投资将保持谨慎。距离全国大选仅有两年时间，国内竞选将更加关注政治思想和金融政策，而非过去几个月那样聚焦不断变化的世界秩序。

当世界分神于战争之际，中国将放纵其“扩张主义”野心。从中国的角度来看，这是一个进入印度东侧领土的好时机。印度经济疲软，物资短缺耗尽了本国的战略储备。俄乌冲突证明没有一个国家（或联合国）想要在物质或政治上援助我们。印度如今的优先级实在太低了，只得跟着西方向中国施压迫使其遏制普京。在北约门口超级大国之间的战争中，“拉达克”或“阿鲁纳恰尔邦（我国藏南地区）”是遥远的边角戏。

迫在眉睫的大决战带来的唯一一线希望是，它可能会迫使我们的政治领导层跨越意识形态，关注现实问题，即抛开狭隘、分裂和短视的目标，加强民族团结，尤其是如果我们要应对一个更强大的对手。这也许是印度能从乌克兰学到的最好的教训。

印度海军于3月4日结束了在维沙卡帕特南举行的“米兰2022”多边海军演习。演习自 1995 年开始举行，今年分两个阶段进行——海港阶段和海上阶段。这次演习不仅使各国海军发展了专业联系，而且成为展示印度军事软实力的重要工具。

米兰演习参与规模不断扩大，复杂程度不断提升，体现出印度国防外交足迹已从西亚扩大到东南亚。这种外交包括更先进的海军接触、更大规模的军事演习以及加强国防出口。国防外交改善了印度军队与伙伴军队的互操作性，并提升了印度的外交影响力。印度防务外交的一个关键驱动力是中国在该地区的持续“侵略”，特别是在南海。近年来，印度加强了与东南亚国家的合作。他们热衷于加强与印度的安全联系，以平衡中国并保障其海上安全。大多数东南亚国家都参加了今年的米兰演习，印度正在利用这种合作方式来刺激国防出口并对抗中国，正如中国利用其国防供应巩固其区域地位一样。最近与菲律宾达成的“布拉莫斯”导弹交易，是该导弹的首个出口订单，为印度国防工业注入了一剂强心针。

除了扩大国内国防工业基础和促进出口的措施外，政府还扩大了驻外使馆武官的职权。政府为他们分配了高达 5万美元的年度预算，用于在驻地国市场推广印度国防装备。  除了出口，印度还通过捐赠和转让设备帮助其近邻提升海军能力，包括送往毛里求斯、斯里兰卡、马尔代夫和塞舌尔的海上巡逻舰，以及两架送往塞舌尔的多尼尔飞机。

如2004 年印度洋海啸、2015 年尼泊尔地震和 2020 年马达加斯加洪水期间所见，印度一直在HADR（人道主义援助和救灾行动）方面处于领先地位。由于该地区的极端天气事件增加了自然灾害发生的可能，尤其是在孟加拉湾地区，人道主义援助和救灾行动仍然是四方安全对话中的一个重要重点领域。同时，印度还与环孟加拉湾多领域经济技术合作倡议（BIMSTEC）国家开展了 PANEX-21 演习。

印度现已与西亚君主制国家建立了独特的伙伴关系，国防外交成为这种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亚伯拉罕协议》的签订和中国形象的日益提升，该地区正在见证划时代的转变。印度通过专注于海军接触来推进其安全合作。例如，2021 年 8 月，印度与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巴林和沙特阿拉伯举行了“背靠背”（back-to-back）联合海军演习。

自 2021 年 8 月塔利班政权回归以来，印度一直与其盟友合作以遏制阿富汗不稳定安全局势的不利影响。2022 年 1 月的首届印度-中亚峰会和 2021 年 11 月的区域安全对话体现出印度应对阿富汗挑战的重点在于防止恐怖主义和毒品贩运的蔓延。为此，印度正在尝试与感兴趣的中亚国家举行联合反恐演习。印度专注于遏制阿富汗安全局势的不利影响，同时应对中国在印太地区日益增长的海上威胁。印度越来越多地利用其国防力量来塑造地区外交，防务外交正在帮助印度在整个地区建立伙伴关系网络。维持这些伙伴关系需要印度对本国本国海军、远征和后勤能力加强投资。

俄乌冲突爆发以来，印度在联合国就俄乌问题的三次投票中选择弃权。俄罗斯对印度的 "独立和平衡 "立场表示欢迎，但是，在所谓的全球民主国家和反对非自由主义轴心的西方选民中，印度的选择却不太受欢迎。

印度有充足的理由在乌克兰问题上保持沉默。俄罗斯是印度最大的武器供应商。尽管对俄罗斯依赖程度较前几十年有所下降，但印度武装力量70%的军备产品仍来自俄罗斯。除了国防合作外，作为仅次于中美的第三大石油进口国，印寄希望于进口俄罗斯的石油和天然气来促进其经济发展。

俄罗斯始终在印度需要时向其提供重要的军事支持，甚至在1971年印度与巴基斯坦战争期间冒着与美开战的风险，派遣海军前往印度洋，驱逐尼克松派来恐吓印度的军舰。历史传统使得俄罗斯不仅是印度政府久经考验的盟友，还成为了印度公众眼中靠谱的伙伴国家。仅凭民意对俄罗斯的良好印象，就会使任何印度领导人无法在政治上疏远俄罗斯。印度并非初次拒绝加入全球的对俄谴责。在上一届国大党政府领导下，印度同样在西方对俄罗斯2014年吞并克里米亚的谴责浪潮中选择缺席。多年来，随着印中国力愈发不对称，以及中国越来越自信地展示其崛起，印度的不安全感也在增加。印度完全颠覆了其早先的不结盟政策，逐步拉近对美距离，以实现远交近攻，而中国则将印度视为美国对其围堵计划的一部分。

在俄罗斯与中国的友好关系中，印度也看到了对中国缓和的可能，以及与中国处理分歧的桥梁。此时此刻，印度最不想做的事情就是抛弃俄罗斯，以防进一步加强的中俄协约给印度带来更多困难。因此，对莫迪来说，这次“坐视不理”是完全站得住脚的。与加入反对普京的大合唱的风险相比，不作为的代价很小。美国将倾向于忽视印度这一对冲行为，原因与它忽视印度国内汹涌的人权问题一样——印度是美国不可替代的盟友。毕竟对美国来说，莫迪是一位前所未有的，不仅有意愿也有能力进一步推进美印战略和经济伙伴关系的领导人。美印需要彼此，以对抗美国全球主导地位的最终挑战者——中国。

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引发的恐慌似乎将被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持续入侵”所取代。它有可能加深美国及其盟友与中俄联合之间的全球地缘政治对抗。虽然目前的影响主要局限于经济制裁，但“入侵”所带来的后续反应必将进一步产生全球效应，印度不可能独善其身。

考虑到俄罗斯的“入侵”行为公然违反国际法，印度的中立也可能被视为对俄罗斯的偏袒。在投票前，俄罗斯总统普京曾与印度总理莫迪交谈，美国官员也曾向印度递出橄榄枝。印度应该关注到美俄双方均寻求其支持这一现象背后所蕴藏的机遇和挑战，这将可能有助于塑造印度未来应对地缘政治动荡的外交政策姿态。

可以预见的是，俄罗斯和美国都会利用印度在加强军事装备方面对他们的依赖，在俄美双方有争议的问题上向印施压。建立基于共同利益的合作关系将继续为印度战略制定提供动力。在一个日益走向建立联盟模式的世界中，伴随着无节制的军备竞赛，印度必须处理好交叉关系和由此产生的矛盾。

就宏观战略而言，如果印度不卷入本质上是不同国家之间的争斗，将更加符合其自身利益。印度不应将当代的全球动荡视为自由主义和威权主义之间的意识形态对抗。相反，在威斯特伐利亚主权的基础上，任何寻求统治地位以破坏印度主权的企图都必须成为核心关切。美俄关系的恶化和中俄关系的日益亲密，对印度的对外战略产生了重大影响。虽然加入美国领导的集团或向其靠拢的呼声在印度的外交政策论述中可能越来越多，但要走这条路还需要更加谨慎。

这种谨慎来自于国际关系的首要原则，即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如果接受这一原则，就会认同对印度来说战略伙伴关系比加入任何联盟关系都更合适的观点。乌克兰局势仍在发展，俄罗斯出人意料地将其核力量置于警戒状态，对印度的启示是，在战争中，来自友国形式上的援助难以对抗敌国的坚船利炮。因此，塑造和加强印度的军事力量必须独立于避免暴力的政治呼吁和维护和平的外交努力。对印度来说，当务之急是打造一支有效的军队作为政治领导层的利剑，朋友可以帮助磨剑，但期望他们为我们战斗并不现实。

在2月1日公布的2022年印度联邦预算中，财政部长尼尔马拉·西塔拉曼（Nirmala Sitharaman）对国防预算做出了适度调整。国防部获得了5.25万亿卢比的拨款，较上一财年增长了10%，新预算案强调促进国防制造业的自力更生。虽然资源供应方面挑战仍存，但国防预算仍在中央政府的支出中独占鳌头。

该预算案中的两个关键措施体现了印度政府对“中国威胁”的长期看法：扩大预算以支持印度海军现代化和加强边境基础设施建设。在与中国边境持续对峙的背景下，印度的威胁认知与日俱增。

中国海军拥有大约 355 艘舰艇和潜艇，现已成为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海军。作为回应，印度加强了包括印度洋巡逻在内的海军活动。此外，印度日益增长的印太野心促使其不断扩大印太的海军存在并加强与该地区的接触。然而，印度海军规模仅有中国的三分之一，要实现上述目标，压力巨大。造船延误和入役延迟极大地影响着印度海军现代化的步伐。为解决一问题，政府在预算中将海军现代化的资本分配从上一财年的 3320亿卢比增加到 4759亿卢比。除增加海军存在外，该预算案将有助于印度造船厂扩张。目前，印度的国有造船厂正在制造 48 艘舰艇和潜艇，使印度海军成为三个军种中本土化程度最高的军种。预计今年将有两艘由柯钦造船厂建造的国产航空母舰“维克兰特”号（INS Vikrant）和来自马札岗船坞的 “瓦吉尔”号（INS Vagir）入役，可能在 2022 年下半年投入使用。

中国挑战的另一个关键方面来自边境基础设施建设。过去二十年中，中国通过坚定的基础设施建设，维持着解放军在实控线上的持续存在。印度虽然在这场比赛中迟到了，但正在迎头赶上。印度政府正在有序推进边境公路、战略铁路线和先进着陆场（靠近实控线地区的机场）建设。边境道路组织 (BRO) 作为沿实控线建设边境公路的主要机构，预算连年攀升。据悉，今年边境道路组织获批350 亿卢比的预算，比 2021至2022财年的250亿卢比高出 40%。持续增加的预算分配确保该组织完成了许多悬而未决的项目。此外，西塔拉曼还公布了“活力乡村计划（Vibrant Villages Programme）”，该计划的重点在于促进实控线上偏远村庄的发展。内政部统一管理该计划内的发展活动，包括基础设施建设、住房保障、发展旅游、道路连通项目、提供可再生能源、扩大卫星电视的使用范围以及支持人民生计。由于印中实控线两侧村庄的生活水平存在明显差异，该计划至关重要。

只有在所需预算支持下，这些举措时才会产生预期结果。虽然政府必须承担海军现代化的成本，但它可以通过企业社会责任体系让私营部门分担边境开发成本。

1月28日，俄罗斯国际事务委员会主席，俄罗斯前外交部长伊戈尔·伊万诺夫发表评论文章。他指出，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网络上充斥着各种世界末日的预测和乌克兰局势演变的信息。评论员、专家和政界人士都严肃讨论关于俄乌战争不可避免、基辅政变，甚至是即将到来的全球核战争等话题。上述这些骇人听闻的网络信息攻击的目的是什么？谁可能是幕后黑手？谁将从中受益？在不久的将来，乌克兰周围到底可能发生什么？

专家指出，任何稍微熟悉俄罗斯权力结构的人都明白，俄罗斯当局的真正计划或意图只有极少数人能获悉，通常情况下，这些人在信息领域不会进行任何宣传。网络上声音很大的人通常是那些被上级责成发出声音的人，或者是那些为了得到高层官员的注意和赞赏而不顾自身危险行事的人。当然，这些“发声者”都不了解克里姆林宫的任何计划。专家认为这些相关人士围绕所谓的乌克兰战争而发动的舆论浪潮没有任何依据和实际意义，反而不可避免地煽动了国内的公众情绪，造成恐慌，或者相反的军国主义情绪。再加上新冠疫情本身使得国家元气大伤，这些好战舆论会严重打击俄罗斯社会的士气。如果有人希望通过这些言论增强民族的团结和爱国情怀，那无疑是南辕北辙了。

如果从乌克兰的角度来看待此问题。有必要承认，在乌克兰有相当多的势力出于各种原因，有意围绕与俄罗斯的关系煽动舆论。他们的出发点是，将自己塑造成“凶狠的俄罗斯熊”爪下的受害者，从而获取同情。首先，在他们看来，这样更容易获得国家认同感，从而推行新政。其次，在这样的条件下，西方可能对乌克兰国家的内部政治丑闻、腐败和其他问题视而不见。第三，通过扮演受害者，他们可以指望外部增加经济和军事援助。第四，加强乌克兰本身的反俄情绪。可想而知，基辅将继续努力尽其所能，为信息空间的紧张局势火上浇油。

对华盛顿及其欧洲-大西洋盟国来说，围绕俄罗斯在乌克兰“即将发生的”侵略而开展的行动也正中他们下怀——这使它们能够转移对自己内部问题的注意力、使陈旧的北大西洋集团增强凝聚力，它转移了人们对西方军队从阿富汗撤出的耻辱行为的注意力。通过关注乌克兰周边事态的发展，白宫正试图打击在欧洲普遍存在的一种观念，即美国外交政策中的大西洋层面让位于对华盛顿更重要的印度-太平洋层面。

简而言之，每方势力都在各司其职，围绕着乌克兰打一场宣传战。

事实证明，没有人需要一场使用现代武器的真正战争，这会产生无数的受害者和巨大的破坏力。各方都会遭受损失，可能在未来几十年内都不易恢复。在欧洲中心发生的一场重大战争的后果将不亚于切尔诺贝利事故的后果，这些后果已经在我们的生活中存在了近四十年之久没有国家愿意承担这样的风险。

专家强调，对各方而言，摆脱当前局势的唯一体面方式是毫不拖延地坐到谈判桌上各抒己见，用安全的方式表达各方立场，从而达成协议。

1月19日，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项目主任安德烈·苏申佐夫发表评论文章，指出2022年的国际进程相对于过去的2021年而言，可预测性更强。尽管大部分趋势都指向现存的紧张局势升级，但这种负面的预测结果使政治分析家和战略家更容易为未来做好准备。专家具体介绍了2022年的三个主要国际趋势：

第一，在太平洋，中国与美国（可能还有俄罗斯）正在走向新的对抗。遏制中国政策已成为美国党际共识的主题和美国外交和国防政策的主要任务。这是过去十年中最大的一次国际关系转变。它甚至可能超过俄罗斯与西方在东欧的对抗规模。然而，很明显，东亚冷战不会出现字面上的重演：毕竟各方盟友之间没有以前的集团纪律，而且国家间深度相互依存限制了华盛顿和北京在政治和军事战略方面的选择。但中美对抗对世界政治的影响将会增加，这给太平洋及其他地区的一些国家带来了威胁和机遇。

其次，欧洲继续寻求新的平衡。欧洲国家保留了其巨大的经济潜力和令人羡慕的社会福利，源源不断流向欧洲的难民潮清楚地证明了这一点。然而，新时代使得欧洲国家不得不制定新外交政策战略，明确自己在美中对抗中的角色，并开辟一条深入欧亚大陆的新路线，因为这片大陆的国家长期以来一直不愿意充当欧洲规范和价值观的被动接受者。

然而，大多数旧世界国家的精英们难以从固有思维中解脱出来，让他们无法清醒地看待真实的事态。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发现很难制定出可以作为欧盟主要国家战略规划基础的新原则，这并不鼓励他们期望欧洲在2022年重新成为世界政治有影响力的中心之一。 

第三个关键过程将是中亚和南高加索空间的重组，它开始越来越受到中东的影响。第二次卡拉巴赫战争和美国军队从阿富汗撤军，使从黑海到中国西部边境的空间形成了新的力量配置。土耳其对南高加索地区的干预使该地区成为中东国际议程的一部分，而塔利班在阿富汗的崛起给中亚国家带来了新的安全挑战。这两个地区的局势将如何保持可控；最有影响力的外部行为体之间的矛盾是否会将此地变得更加危险，以至于再次发生公开冲突成为了2022年这一地区的核心问题。

除了俄罗斯之外，土耳其仍然是该地区最积极和活跃的参与者。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安不仅因其进攻路线使土耳其所在地区的局势更加紧张，而且还使其许多盟友（包括北约国家中的盟友）与土耳其疏远。在国内方面，埃尔多安也做得不好：国家货币的试验导致家庭收入下降，社会紧张局势加剧。为了重新获得主动权，土耳其领导人有可能再次宣布提前举行选举，这应该会证实民众对他的信任。然而，土耳其经济增速放缓和通货持续膨胀可能会阻止这种情况的发生。美国和欧盟在土耳其人权和民主问题上的立场强硬，也会给埃尔多安带来更多问题。最后，预期的能源价格上涨可能会加剧土耳其已经岌岌可危的经济状况。土耳其作为南高加索和中亚地区最有影响力的角色之一，其衰落可能会产生结构性的影响。

专家指出，上述国际发展的三个主要趋势将围绕它们自身展开重要的进程。尽管潜在的危机已经显现，但这也将让世界政治重新认识到和平的价值和维护和平的责任。从理论上讲，这应该会促使某些国家停止将自己的规范、价值观和政治实践强加于人，增加国际事务的主要参与者对国家传统、利益和国家精英思想的关注。

12月15日，俄罗斯国际事务委员会专家、Al-Monitor专栏作者基里尔·谢苗诺夫发表评论文章认为，过去的一年对叙利亚来说，在很多方面都可能是决定性的一年：在此期间出现的趋势或将决定该国在短期甚至中期的发展。自2021年内战开始以来，叙利亚首次避免了要动用大型地面和空中部队的全面敌对行动。在俄罗斯和土耳其总统于2020年3月签署伊德利卜备忘录的附加议定书后，叙利亚总体上没有发生军队级别的军事行动，期间只进行了小规模的军事行动，目的是在不改变双方接触线的情况下，通过空中压制和炮火针对性摧毁伊德利卜省的恐怖主义势力。

专家指出，在叙利亚东北部的一些地区仍然存在紧张局势，来自叙利亚国民军的亲土反对派势力与隶属于以库尔德人为主的叙利亚东北部自治政府的亲美库尔德-阿拉伯民主势力之间定期会发生冲突。同时，所有这些敌对行动并没有打破现状，也没有改变各方领土。一方面，这无疑是一个积极的发展；另一方面，叙利亚的军事局势在2021年终于稳定下来，这完全是因为来自外部的军事存在，这可能会使国家在未来几年内长期被划分为不同的势力范围。双方充分评估对方的能力，避免一切可能将导致不可预测后果的冒险军事行动。因此，敌对行动一般仅限于侦察交战以及空中和炮火打击。如果预设的地面战役计划被搁置，并为规定了无限期的撤出期限，当前的交火也会逐渐停息——那么也可以预想更长的完全停火期。

然而，也存在一些可能引发新一轮暴力的负面因素在阻碍和平进程。首先，目前缺乏一个明晰的政治解决途径（很明显，第2254号决议的规定已经实际上不可行）；其次，对立双方——政府和反对派都不愿意作出妥协，宪法委员会的工作无法取得任何进展，而该委员会基本上是各方形成共同立场的唯一途径。这只能证明，叙利亚目前由于外部军事势力干预而划分的多个势力范围将继续存在，如果俄土美三角关系失衡或者一方离开导致平衡被打破，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就有可能恢复。只有叙利亚人自己重启和平进程，才能摆脱目前随时可能崩溃的停滞状态。

12月9日，俄罗斯国际事务委员会主任安德烈·科尔图诺夫发表评论文章指出，美俄领导人的视频通话气氛十分紧张，因为谈话的核心主题关于乌克兰，而乌克兰局势目前已进入白热化。

专家指出，弗拉基米尔·普京充分意识到，俄罗斯在乌克兰的任何军事行动，甚至改变顿巴斯政治现状的行为（例如，莫斯科在外交上承认顿涅茨克共和国和卢甘斯克共和国），都将遭到西方对俄罗斯经济毁灭性的制裁；而就拜登而言，他不可能不明白，如果俄乌发生大规模军事冲突，美国根本没有能力保卫基辅。就像华盛顿无法保护阿富汗总统阿什拉夫·加尼的政权一样。

因此双方都在试图缓和乌克兰问题的气氛，试探对方的“红线”。而最大的问题是，俄罗斯和美国是否能在乌克兰问题上更多着眼于对方关切而行事？能否就乌克兰局势做足功课，使局势进一步缓和？

专家表示，对于克里姆林宫而言，需要做的功课是减少俄乌边境的军事活动，其次，以诺曼底模式恢复关于顿巴斯的四方会谈，美国也可能参与其中。这样的发展可能让拜登将此次峰会作为其主要外交成就——消除了欧洲中心爆发全面战争甚至核战争的危机，并证明美国仍有能力应对法国和德国领导人未能应对的国际挑战。

反过来，对于白宫而言需要做的功课是向基辅发出明确信号，即美国政府不会支持任何以武力解决顿巴斯问题的举动，而在这种做法也将使泽伦斯基认识到自己可能高估了美国和北约想要帮助乌克兰对抗俄罗斯的决心。

专家认为，即使两位总统在峰会后秉持最大的诚意对待他们的功课，这也不会解决围绕乌克兰的根本问题。但彼此承担相应责任至少会有助于避免威胁世界的最消极情况发生，使其产生最黑暗的后果。

12月3日，俄罗斯国际事务委员会主任安德烈·科尔图诺夫发表评论文章，论述了俄罗斯在苏联解体后在世界舞台上最重要的五项成就和仍需努力解决的五个问题。

专家认为，在苏联解体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几乎没有人认真考虑过俄罗斯外交政策的远景。一方面，1991年底苏联解体所造成的最终结果及其不可逆转性似乎还并未明确，而在苏联的残骸上重新建立一个统一国家的可能性似乎还并不是一个完全乌托邦式的想法。另一方面，在当时，许多人预计苏联的解体和冷战的结束将导致整个国际关系的彻底转变，世界将进入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其规律在当时是无法预测的。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越来越明晰地发现，苏联已无可挽回地消失在历史中，而世界其它地区并没有发生太大变化。新兴的俄罗斯不得不在世界中主要按照旧的规则行事，国际关系仍然是几个主要大国的游戏，军事力量在全球政治中并未失去其核心作用。在可预见的未来，超国家政府并不会出现。

专家从维持核均势、军事实力、国际地位、同中国的关系以及在世界市场中的地位等五个方面列举了俄罗斯在三十年中的主要成就，批驳了在苏联解体后认为新兴俄罗斯被迫掉入核俱乐部的“第二梯队”并效仿英法采取“最低威慑”战略的说法。同时，指出俄罗斯依然具备将俄罗斯的军事力量投放到世界各地的能力，着重强调了俄罗斯在世界舞台的独特地位以及同中国建立起的根本性的全新关系。他认为俄罗斯在世界市场的许多方面占据了突出地位，积极参与确定游戏规则，并影响相关市场的定价。

在俄罗斯依然保持强大实力的同时，一些问题同样存在于这个传统大国中，专家认为在苏联解体后，一方面，俄罗斯目前同一些邻国的关系逐渐僵化，包括波罗的海国家、乌克兰、格鲁吉亚以及在某种程度上与摩尔多瓦的关系都显得困难重重，有时甚至相互冲突。另一方面，在经过短暂的“蜜月期”后，俄罗斯与西方伙伴的关系开始不可逆转地恶化。因此，俄罗斯和北约之间的互动实际上已经停止，俄罗斯与欧盟的大部分合作计划也被削减。俄罗斯越来越被认为是一个对西方持有敌意，具有侵略性的独裁国家，政策上也不可预测，这也使得它成为西方众多制裁的目标。此外，在经济和文化方面俄罗斯也显得有些脱节，虽然已经在一些重要的商品市场上站稳了脚跟，但其在世界贸易中的总份额仍然很小，仍然被排除在最重要的全球生产和技术链之外，在侨民的动员和软实力方面也亟待进一步的开发。

11月29日，卡内基莫斯科中心主任德米特里·特列宁针对乌克兰边境附近的紧张局势发表评论文章。专家认为，如果克里姆林宫的目标是阻止对手采取不必要的行动，那么俄罗斯遏制政策的成功取决于人们对威胁的可信度。他指出，普京经常谈到同美国及其北约盟友和乌克兰的关系。普京曾说：“我们最近已经做出了警告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那里出现了一些紧张局势。——我们需要确保这种状态持续尽可能长的时间，这样他们就不会在我们西部边界制造一些不必要的冲突，而我们不希望有任何冲突。”

实际上，在乌克兰问题上，外交程序基本已经瘫痪，俄罗斯明确地不再将弗拉基米尔·泽连斯基作为谈判伙伴，而同美国和欧盟的沟通也基本切断。上面提到的“警告”可能是指俄罗斯军队的行动。今年年初，俄罗斯国防部举行了一次大规模演习，其中一部分就是沿整个俄罗斯-乌克兰边境集中大量部队摆开阵型。俄罗斯明确表示，如果有必要，它可以做的不仅仅是演习。

正因此，美国人随后认真对待俄罗斯的行动：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马克·米利将军开始与俄罗斯总参谋长瓦列里·格拉西莫夫直接会谈，拜登随后也邀请普京在日内瓦会面，双方恢复了美俄战略稳定会谈。然而，在乌克兰、黑海和整个东欧，冲突并未降级。

专家指出，双方都采取了相关行动来预示乌克兰战争似乎一触即发，现在似乎所有人都等着乌克兰战争的爆发，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警告克林姆林宫不要试图重蹈2014年的覆辙。事实上情况有所不同，2014年俄罗斯军队仅在克里米亚范围内采取行动，而从近期俄罗斯的声明来看，俄罗斯军队行动的地域范围可能要大得多，所造成的影响也不能保证会控制在有限的范围内。

专家表示，普京是否会采取关键行动？乌克兰近期局势是虚张声势还是已然做好准备？这些问题尚无答案，但是可以明确的是，无论乌克兰是否将加入北约，都成了俄罗斯边境上一艘“不沉的美国航空母舰”，这对于克林姆林宫是无法接受的，任何一任俄罗斯领导人都会不惜一切代价防止这种情况发生。

11月22日，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专家、英国莱斯特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系副教授安德鲁·法特发表评论文章，指出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协议（AUKUS）于今年9月公布，引起了很多猜测和争论。该联盟的一些规定需要数年时间来执行，例如建立新的核潜艇舰队。然而，仅宣布伙伴关系结成这一事实本身便产生了重大影响，并引发了相关方对核武器扩散、“双重标准”和亚太地区局势恶化的担忧。同时，各方对于该联盟未来几年如何维持关系，开展行动以及美、英“向澳大利亚提供核潜艇舰队”的承诺如何落实都知之甚少。

尽管所有观察者的注意力都集中在潜艇上，但AUKUS的伙伴关系实际上还包括其它许多领域的合作，从量子技术、网络安全、人工智能和水下行动，到购买“战斧”巡航导弹并在未来的高精度远程打击武器上进行合作。但主要焦点是帮助澳大利亚建造核潜艇的决定，这将使其成为第七个拥有核潜艇的国家，尽管它没有核武器。英国和美国似乎正计划向澳大利亚提供有关核潜艇设计、核反应堆和核材料的机密信息。澳大利亚海军计划建造至少八艘核潜艇，但由于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它们将至少需要十年才能投入使用。AUKUS协议显然取代了澳大利亚政府此前将从法国购买常规柴油潜艇的500亿英镑交易，法国政府也对此提出了异议。但从表面看，寻求美国的庇护显然比与法国的盟国关系更为重要。

澳大利亚没有核武器，也没有铀浓缩设施，甚至没有核电站。但澳大利亚拥有大型铀矿床、几个活跃的铀矿、一个核反应堆和一套先进的激光浓缩技术。澳大利亚此前曾考虑建造核武器，此后澳大利亚作为无核国家签署了《核不扩散条约》，目前它也是《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的缔约国。

专家指出，美英两国对澳大利亚的核潜艇援助包括将核燃料（通常是铀）转移到澳大利亚并用于潜艇的反应堆。此时就会出现两个问题：首先，美国和英国目前的核潜艇使用93%的高浓缩铀作为燃料——事实上，这与用于制造核武器的材料相同。其次，这种高浓缩铀将不受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等机构的国际监管和控制。根据IAEA的《全面保障监督协定》中的一项规定，如果核材料用于海军发电厂，则允许对该核材料免除检查。因此，澳大利亚是否有能力建造和维护核反应堆，或者是否会“保密”建造和交付是非常重要的。问题并不在于澳大利亚会利用该漏洞发展核武器（也不排除这种可能），而要考虑到这些高浓铀是否能得到严密保护而不泄露给相关急切想发展核武器的国家，比如伊朗。

AUKUS协议旨在加强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实力，向地区盟友保证华盛顿将“保卫”该地区，并同日益强大的中国对抗。事实上，该协议是在得知中国可能在为洲际导弹大规模建设发射井的消息后达成的，有人猜测和担忧会发生新的冷战。同时，AUKUS被许多人视为是美国“双重标准”的体现，甚至可能是核扩散方面的新殖民主义手段，此举将削弱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全球核安全监测制度，使未来控制核扩散变得困难。

9月22日，俄罗斯国际事务委员会专家安德烈·卡赞采夫针对阿富汗局势发表评论文章，指出了俄罗斯和中国在阿富汗及周边国家的如下共同利益：一是确保阿富汗的中立及其领土上没有外国军队，二是确保中亚国家的安全，三是打击跨境恐怖主义威胁，四是确保中亚经济稳定发展，化解非传统安全威胁。五是保障移民和人际流动安全。

专家对俄罗斯和中国可能采取的联合行动的建议有：协调与塔利班和阿富汗邻国之间的立场。一般要求可能包括将国际恐怖组织驱逐出该国、维护阿富汗边境的和平稳定，创建包容性政府等等；在阿富汗境内的冲突群体（例如普什图人和塔吉克人）之间和不同国家间为了维护地区和平而进行调解；统筹协调在阿富汗存在利益的地区大国间的活动——包括通过上合组织和其他地区组织加以协调；加强俄中两国特种部队以不同形式开展的联合军事合作与互动；在双边层面和国际组织层面共同向阿富汗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加强俄罗斯和中国在中亚问题上的专家合作等等。

9月28日，俄罗斯联邦政府专家委员会成员、俄罗斯战略与技术分析中心主任鲁斯兰·普霍夫发表文章，指出俄罗斯在第二次卡拉巴赫战争中在战术层面上相对成功的机动性以及未来在该地区的战略手段。

2020 年 9 月 27 日爆发的第二次卡拉巴赫战争不仅是参与其中的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的转折点，它也改变了南高加索地区的政治和军事力量对比，推动了土耳其作为地区大国的进一步崛起，勾勒出俄罗斯在外高加索地区影响力的真正界限以及确定了美国和欧盟国家的真正利益。

专家指出，该地区目前的现状本质上是不稳定的，但从理性的角度来看，积累起来的积极因素原则上可以改变局势的动态。迄今为止，俄罗斯领导层在战术层面上的机动相对成功：第一，莫斯科在第二次卡拉巴赫战争中保持了对手之间的平衡，保持了亚美尼亚的盟友地位和阿塞拜疆的伙伴地位；第二，俄罗斯认识到土耳其在高加索地区存在的现实，部分保留了其作为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之间唯一调解人的地位；第三，俄罗斯表示出与任何忠于俄罗斯利益的亚美尼亚领导人合作的意愿；第四，俄罗斯巧妙地回避讨论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地位问题；第五，在战略上，俄罗斯制定了促进交战各方之间的经济合作项目的路线，增加了自苏联解体以来分裂的地区的内部凝聚力，发展了南北和东西线沿线的交通和其他通讯。

文章认为，随着后苏联空间不可逆转的解体趋势加深，土耳其、伊朗和以色列正在越来越多地影响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在这种情况下，俄罗斯的政策应以更广泛的中东地区为背景，转向寻求更适合其外高加索邻国的方法以保护和促进俄罗斯国家利益。俄罗斯未来五年在亚美尼亚-阿塞拜疆方向上的战略目标可能不是在双方都能接受的和平条约的基础上实现卡拉巴赫的持久和平，而是防止该地区的第三次战争。因此，专家指出了未来俄罗斯在该地区可以采取的战略手段：首先有必要重新思考和重启俄罗斯与亚美尼亚的关系，在基于双方利益的务实基础维护与亚美尼亚的盟友和伙伴关系；其次，重新评估和调整与阿塞拜疆的关系，保持两国的友好伙伴关系和经济、文化、科学联系，避免阿塞拜疆转变为土耳其的卫星国；此外，俄罗斯的战略必须考虑到北约成员国和雄心勃勃的地区大国土耳其在外高加索的政治和军事存在，与土耳其的直接冲突不符合俄罗斯的利益，应当采取伙伴关系和对抗辩证结合的特殊战略；最后，俄罗斯必须在军事层面吸取重要的教训，纠正和改变军事战略。

10月1日，政治学家、俄日关系专家詹姆斯·布朗发表文章指出，尽管日本新首相在领土争端上的立场要强硬得多，但莫斯科和东京之间将会保持一定程度的对话。

专家指出，作为外交部的负责人，岸田文雄曾负责实施安倍首相与莫斯科的和解政策，但这并不意味着其在成为首相后会延续安倍的政策。岸田文雄与美国有着密切的个人联系，并且和以在日俄领土争端问题上的不妥协立场而著称的日本外交使团关系密切。文章强调，这很可能将导致岸田文雄重新考虑安倍在领土争端问题上的立场，计划回到日本主张四个岛屿所有权的传统路线，并强调不解决领土争端就不可能缔结和平条约。此外，岸田还是日美印澳四国安全对话以及“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概念的支持者。

文章认为，以上这些都表明岸田文雄治下的俄罗斯和日本之间的友好关系是不可预期的，但是俄日关系也存在着积极的方面：第一，岸田已宣布希望继续与所有国家进行对话，意味着以谨慎著称的新首相将会尽量避免采取尖锐的对抗措施；第二，岸田有兴趣在有争议的千岛群岛进行联合经济活动，作为氢能和核能利用的倡导者，其可以促进俄日在这些领域的进一步合作；第三，岸田在安全问题上更为保守，他拒绝评论部署美国导弹的可能性并强烈反对核武器。最后，专家总结指出，在新首相的领导下，日本将不会回到安倍所追求的与俄罗斯的和解之路。但另一方面，日本也不会对俄罗斯采取极端敌对的立场。

       1 月 20 日，兰德公司华盛顿办公室高级政策研究员斯蒂芬· 瓦茨等同撰写报告，分析美国在非军事对抗领域，即采取经济胁迫、政治颠覆及军事威胁手段对抗俄罗斯的可行性，并就军事威胁手段的应用和完善提出相关建议。
       专家表示，美国采取非军事对抗措施时仍然可以延续武装冲突时的逻辑，但要深化对非军事对抗措施的理解。首先，评估手段成效的三个维度分别是相关性、持续性、强度。美国目前对俄罗斯采取的措施可以大致分为军事对抗、非对抗的军事活动（如联合军演）及军事协定三类。军事对抗虽然可以直接体现美国对峙意图，符合相关性和强度的需求，但是易使东道国沦为美俄局部武装冲突的战场。非对抗的军事活动的强度和相关性较军事对抗弱，但是更容易被俄罗斯视为挑衅而加剧矛盾，除非美国将军事活动的地点设置在远离俄罗斯势力的地区，或者减少军事活动的不稳定性。军事协定的遏制强度最弱，需要与其他手段配合使用。其次，非对抗军事活动措施并非是美俄竞争中的唯一要素，其效应需要在长期、综合的语境下进行评估。从积极意义来看，非对抗军事活动可以向美国的盟友与合作伙伴彰显美国的诚意，缓解盟友与合作伙伴受到俄罗斯政治颠覆、经济制裁等威胁的压力。最后，非对抗军事活动的实施具有一定滞后性，决策时需要考虑俄罗斯方面误解美国意图的可能性。
       专家指出，美国采取非对抗军事活动措施需要审慎决策，避免激化美俄矛盾。第一，美国需要提高非对抗军事活动的战略地位，将其视为对俄政策的重要环节。第二，美国应当提高风险评估能力，并对俄罗斯在欧洲、中亚等不同地区的力量灵活采取不同遏制方案。第三，为应对紧急情况，美国必须坚持保留一定数量的机动部队作为遏制俄罗斯的补充力量。

1月6日，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名誉教授罗伯特·莱格沃尔德撰文指出，美国和俄罗斯实现各自国家安全利益的最佳途径是通过采取互利共惠的国际战略，逐步重建政治互信。

2021年12月中旬，俄罗斯向美国提交《美俄安保条约》及《关于确保俄罗斯与北约成员国安全保障措施协定》草案，并催促美国及北约成员国尽快启动协商程序。1月3日，美国总统拜登承诺将于近日围绕乌克兰问题与俄罗斯开展三次高层沟通。

专家表示，虽然双方在短期内难以解决俄乌冲突，但是可以针对俄乌冲突的特点规划争议解决路径：第一，俄乌冲突的本质，是以美国为首的北约与俄罗斯在俄乌边境的安全权利冲突，而非利益冲突。俄罗斯坚持在本国境内部署军事力量的权利，而北约则坚持包括乌克兰在内的俄罗斯邻国的主权独立性，即外交不受俄罗斯干涉。因此双方行使权利如不考虑到对方的相关权利，则必然妨害对方的权利。第二，美俄互动的负反馈多于正反馈，即双方均缺乏动力和平解决俄乌冲突。目前，俄罗斯与北约仍陷于单边的、消极的恶性循环，而现有国际法体系缺乏超国家的权力机关，只有国家之间形成良性互动的机制，才能切实解决争端。第三，美俄两国缺乏政治互信是造成乌克兰问题长期陷入僵局的根本原因。

专家认为，美俄两国需要减少各自对外政策中恶化双方互动的因素，增加促进双方良性互动的因素。根据这一思路，则双方均应逐步采取措施降低武力使用或以武力相威胁的可能性，在这一缓慢的合作过程中重建信任，最终实现对双方安全权利的保障。

  专家总结道，美俄两国的国家安全是相辅相成的，尽管两国关系仍在进一步恶化，在互信的共同安全框架中解决两国矛盾仍然是必要路径。在苏联解体后的一段时间内，美国、欧洲和俄罗斯的领导人曾构想过“从温哥华到海参崴”的欧洲-大西洋安全共同体，其内涵对未来处理美俄关系仍有启发意义。

12月8日，前美国驻哈萨克斯坦、格鲁吉亚大使威廉·考特尼与兰德公司国际防御事务研究员皮特·威尔森共同撰文指出，面对俄罗斯继续进攻乌克兰的态势，美国及其北约盟友将在未来几年内大幅增加防御开支。

2021年下半年，俄罗斯不仅在俄乌边境及克里米亚地区部署大量军队，还发表宣言质疑乌克兰国家独立的法理基础。同年11月，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威廉·伯恩斯在访俄期间表示，美国及其北约盟友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担忧，并重申美国已对乌克兰的安全作出“铁一般的坚定承诺”。自2014年起，乌克兰虽然一直依赖西方国家提供的军备资源抗击俄罗斯，但是从未请求西方国家直接增派军队共同作战。

专家表示，2021年的情况可能比过去七年更加糟糕。如果俄罗斯决定入侵乌克兰，那么北约除了对俄罗斯实施比2014年更严格的经济制裁措施、扩大对乌克兰的军备支持外，北约成员国可能直接调动本国军队赴乌克兰进行军事干预，以弥补乌克兰军事力量，尤其是空军的短板。然而，为避免俄乌局部战争扩大到整个欧洲，甚至会引发俄罗斯以核武器相威胁的局面，美国及其盟友目前均未同意采取军事干预。对乌克兰而言，如果能够利用广阔的领土尽力拖延俄罗斯在前期的进攻速度，削弱俄罗斯后勤补给力量，那么俄罗斯的地面作战成本将大大增加，为乌克兰在北约的协助下进行长期防御提供可能。

专家总结道，不论是乌克兰还是美国为首的北约成员国，都必须尽快调动一切力量增加军事防御开支，做好与俄罗斯继续进行长期对峙的准备。

1月13日，卡内基欧洲中心非常驻高级研究员朱迪·邓普西就欧盟采取外交手段保障欧洲安全的前景采访了十三位专家并总结道，欧盟仍有期望与俄罗斯展开和平对话，但是缺少硬实力支撑的外交恐难以取得成效。

首先，欧盟采取外交手段存在以下障碍：第一，欧盟并非是解决欧洲问题的主导力量。卡内基欧洲访问学者拉卢卡·塞纳托尼承认，即使在极为敏感的乌克兰问题上，谈判的主导者仍然是俄罗斯和美国，欧盟及乌克兰实际上处于次要地位。第二，俄罗斯缺乏足够动机采取和平手段解决纠纷。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员欧洲项目执行主任丹尼尔·贝尔表示，俄罗斯的战略目标不同于前苏联，需要提高综合国力而非维持现状，使用武力的动机便多于外交。

其次，欧盟的外交手段无法产生足够的效果。第一，欧盟与俄罗斯的安全利益冲突难以切实解决。正如欧洲理事会对外关系华沙办事处负责人彼得·布拉斯所言，北约无法接受俄罗斯针对自身安全利益提出的要求，而俄罗斯短期内无法放弃强硬的对外战略。第二，欧盟缺乏足够军事实力，在与俄罗斯的对话中难以占据优势。

  最后，为更有效地解决欧洲安全问题，欧盟应当通过下列途径加强谈判优势：第一，明确俄罗斯的核心利益在于周边国家的中立性。前美国驻德国大使约翰·科恩布鲁姆认为，欧盟必须认识到当前欧洲安全问题的根源并非北约，而在于北约东扩影响前苏联地区的中立性，进而对俄罗斯国家安全和政治制度产生威胁。对此，欧盟不能顺应俄罗斯的意图，而应坚持1975年《赫尔辛基协定》的精神维护欧洲安全秩序。第二，团结西方国家力量，综合采取多种手段保障外交。正如都柏林大学国际关系专家本·托拉指出，外交只是安全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如果俄罗斯认为欧盟和北约只能采取外交手段，则会采取更强势的外交政策，反而严重威胁欧洲安全。另外，东欧研究中心俄罗斯部门高级研究员维托德·罗德基维茨认为，欧盟目前的外交工作必须紧密联结北约的军事力量。第三，坚持在俄罗斯从乌克兰撤军后才开展谈判的立场。大西洋理事会北欧主任安娜·威斯兰德认为，欧盟一直以来均期望同俄罗斯和平解决乌克兰危机，而俄罗斯在俄乌边境部署军队、开展导弹试验、向欧洲断供天然气等行为才是主动破坏双方互信基石。因此，欧盟也应当持强硬态度，要求在俄罗斯撤军后再开展谈判。

10月7日，威尔逊中心基辛格中美关系研究所研究员布拉德利·贾丁与布什政府与公共服务学院研究助理爱德华·莱蒙合作撰文指出，随着美国军队撤离阿富汗，中国与俄罗斯正在加强对中亚地区的安全援助，以遏制该地区成为恐怖主义势力的根源，并削弱美国在该地区的影响力。目前，中俄两国并未在中亚地区开展大国竞争。

俄罗斯担忧塔吉克斯坦与阿富汗日益紧张的关系，计划由其领导的集体安全条约组织于本月在塔吉克斯坦与阿富汗边境进行四次军事演习。随后，与阿富汗及塔吉克斯坦均直接接壤的中国也与塔吉克斯坦开展反恐演习。

专家指出，美国在“9·11”事件后进入阿富汗开展军事行动，将其作为中亚地区的后勤枢纽，并在邻国乌兹别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建设军事基地，修筑塔吉克斯坦与阿富汗边界设施。但是从2014年后，美国在中亚地区的经费资助、军事演习及设施建设急剧减少。因此2021年美国从阿富汗撤军后，中亚各国对美国再次入驻均持消极态度。

俄罗斯在中亚长期具有强大的军事影响力。俄罗斯在哈萨克斯坦、塔吉克斯坦与吉尔吉斯斯坦设有军事设施，具备独联体和集体安全条约组织等安全保障机制，并在美国撤军后的中亚地区军火市场占有近半份额。与中国重视发展中亚国家的公安与国家安全部门以作为本土安全屏障不同，俄罗斯倾向于开展军事合作，俄罗斯不仅开展与平均规模达到中国两倍的军事演习，还具备叙利亚战争及对阿富汗的直接武装干预等丰富的战斗经验。

中国在中亚地区的影响力在近年来快速扩大。中国在俄罗斯技术较为落后的领域，如无人机领域成为中亚国家的重要合作伙伴，并通过双边或者上合组织开展多次军事演习。

  专家认为，中国与俄罗斯目前在中亚地区尚未开展大国竞争。中国对俄罗斯在中亚的地位仍然保持尊重态度。中国在中亚领域开展的演习以安全为重点，并且在与俄罗斯的联合军演中暗示中俄深化合作的可能性。然而，随着中国在中亚地区安全与经济利益的增长，中国可能展现出更加进取、主导的态度。例如，中国在2014年就在没有俄罗斯参与的情况下主持上合组织演习，在2016年建设“阿中巴塔”四国军队反恐合作协调机制，在2020年启动“中国+中亚五国”外长会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