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观察家研究基金会】中国、美国和印度之间的相互影响
中美贸易战现在已经逐渐演变为了科技战，这不足为奇。中国的经济实力日益增长，军事现代化进程稳步推进，这些都使其更加自信。作为回应，美国提出了“重返亚洲”战略，决定减少在大西洋地区的驻军，将60%的海军力量部署到太平洋地区，并开启了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rans-Pacific Partnership，简称TPP）的谈判。中国政府认为奥巴马时期的美国政府意图遏制中国的发展，这让人回想起冷战时期的苏美对峙。
近一个世纪以来，美国一直在各个行业扮演领导者的角色，并以此成为全球主要的标准和规则制定者。如今，美国正见证着中国在许多新兴技术上开始处于领先地位——基因工程、超音速、5G、基于人工智能的人脸识别技术和量子计算领域等。印度总理莫迪在其首届任期内明确表达了要将印度建设为“有领导力的大国”，这与中国崛起“不期而遇”。印度向美国靠拢并加强了与美国的外交接触，证明了印度奉行“实用主义”的理念，而且愿意承担更多的地区和国际责任。但是，这些很快导致了中印关系日趋紧张。在2017年的洞朗对峙之前，中国举办了首届“一带一路”论坛，而印度的缺席引发了舆论对许多“一带一路”倡议项目经济可行性和透明度的质疑。中国在“中巴经济走廊”项目上对印度的忽视及其在印度洋地区不断增强的影响力，都预示着印度政府未来将遇到的困难。
印度政府面临的挑战在于“在中国单方面构建亚洲安全和政治架构的情况下，成功驾驭同中国的关系”。其解决之道是印度需要积极参与全球治理，支持基于规则的经济秩序，建设具有包容性的多边平台。这些构想是否足以对抗“中国主导下的和平”，还要取决于印度自身的经济和国防实力。只有在硬实力的加持下，印度自称“有领导力的大国”时才会更有底气。
【作者：Rakesh Sood 拉凯什·苏德大使，印度观察家研究基金会杰出研究员、印度前外交官、外交事务专家、专栏作家。曾担任印度驻阿富汗和尼泊尔大使。】
12月19日报道
https://www.orfonline.org/research/the-interplay-between-china-the-united-states-and-india-59385/
【政治家报】应中国要求，安理会将就克什米尔局势再次举行闭门会议
据报道，应中国要求，联合国安理会将于周二举行闭门会议，讨论克什米尔问题。路透社援引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写给安理会的照会称：“鉴于局势的严重性和进一步升级的风险，中国愿回应巴基斯坦的请求，并要求安理会通报查谟和克什米尔局势。”这将是自8月份印度废除宪法第370条以来，安理会第二次就克什米尔局势举行闭门会议。
8月5日，印度废除了宪法第370条，撤销查谟和克什米尔邦的特殊地位，并决定将这两个联邦属地变为两个“直辖区”——“查谟和克什米尔直辖区”以及“拉达克直辖区”。随后，巴基斯坦要求安理会召开紧急会议，讨论印度取消查谟和克什米尔特殊地位的举动。安理会并未举行包括巴基斯坦在内的克什米尔问题正式会议，而是应中国的要求安排了一次闭门磋商。然而，联合国安理会承认印度促进了克什米尔地区的正常化和发展，并希望所有国家都能借鉴这一举动。这是印度取得的一个重大外交胜利。印度对巴基斯坦的外交包围是成功的，因为目前除了中国，其他国家都接受了印度在克什米尔问题上的立场，包括以前支持巴基斯坦的阿拉伯国家。五常中的其他四个国家——英国、法国、俄罗斯和美国尽管支持印度的行动，但也主张印度和巴基斯坦必须在双边框架内解决克什米尔争端。与此同时，联合国安理会表示不会就克什米尔问题采取任何行动、甚至发布联合声明。
12月17日报道
https://www.thestatesman.com/world/unsc-hold-closed-door-meet-kashmir-today-chinas-request-report-1502834416.html
【德干先驱报】印度积极参与“四方安全对话”以对抗中国
印度不久将与“四方安全对话”(Quad)的另外三个合作伙伴——美国、日本和澳大利亚分别签署共享军事后勤资源协议。印、日、美、澳四国于几年前重新启动的“四方安全对话”，目的是在印太地区建立一个抵御中国的堡垒。
印度和澳大利亚于12月9日举行了第三次“2+2对话”，并讨论了“中国在印太地区的军事动向所引发的安全问题”。12月8日，印日举行了首次“2+2”部长级对话。12月18日，印度和美国将在华盛顿举行印美“2+2”部长级对话。印度和澳大利亚官员还讨论了签署双边协议的可能性，该协议将为印澳两国的陆海空三军共享军事后勤资源构建基本框架。而两国总理拟于下月举行的会晤，可能也会推动双方签署协议。
印度总理莫迪将于12月14日至17日在东北地区接待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印日将签署一份类似的协议——正式名称为《物品劳务相互提供协议》(ACSA)。而此前，印度已经在2016年8月与美国签署了《后勤交换协议备忘录》(LEMOA)。中国近来一直在支持巴基斯坦反对印度废除查谟和克什米尔“特殊地位”的决定，印度此时扩大对“四方安全对话”的军事参与度显然是为了向中国传达某种信息，表明自己的立场。
12月10日报道
https://www.deccanherald.com/national/india-quietly-adds-military-heft-to-anti-china-quad-784139.html
【政治家报】中国或将在中印边界特代会上提出克什米尔问题
中国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将于12月21日访问印度，与印度国家安全顾问多瓦尔举行中印边界问题特别代表会晤。消息人士透露，王毅可能会提出查谟和克什米尔问题，因为“印度将中国部分领土划入联邦属地的决定，挑战了中国的领土主权。”
此次特代会原定于9月举行，但由于日程安排问题不得不推迟。王毅此前的巴基斯坦之行大大降低了印度方面的热情。此外，由于印度决定废除查谟和克什米尔特殊地位，两国关系也受到了影响。这将是印度总理莫迪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年10月在马哈巴利普兰举行第二次非正式会晤后，印中高层之间的首次接触。消息人士称，多瓦尔和王毅都希望在两国最高领导人的指导下进一步发展两国伙伴关系。莫迪和习主席都强调了特代会对于维护中印边境和平与安宁的重要性。悬而未决的边界争端是两国之间互不信任的主要原因，双方必须加速解决这一问题。在此之前，两国应该确保双方分歧不会演变成争端。
12月9日报道
https://www.thestatesman.com/india/china-likely-raise-j-k-bifurcation-issue-talks-india-21-december-1502831742.html
【印度时报】印军声称“中国军舰”进入印专属经济区遭驱离
印度海军参谋长卡兰比·辛格（Karambir Singh）12月3日声称，近期有一艘“中国军舰”进入印度位于安达曼海的专属经济区，并遭到印度海军驱离。印度军方人士透露，该船为中国“实验1号”科考船，早在九月份就曾进入印度海域，后因其涉嫌“间谍活动” 遭到驱离。卡兰比·辛格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我们的立场是，外国船只如果在我们的地区采取任何行动，都必须通知我们或征得我们的同意。”印度表示，自2008年以来，中国海军长期在印度洋地区出没，且通常是以反海盗护航编队的形式出现。
12月3日报道
https://timesofindia.indiatimes.com/india/indian-navy-forces-chinese-naval-ship-to-retreat-from-andaman/articleshow/72352285.cms
【印度经济时报】印度海军参谋长回应印度未邀请中国参加“米兰”军事演习
当被问及为何中国未受邀参加米兰2020军事演习时，印度海军参谋长卡兰比·辛格(Karambir Singh)表示，“我们只邀请了那些与印度志趣相投的国家参加此次演习……与其他国家相比，我们彼此之间有更好的默契”。据悉现已有41个国家已被邀请参加明年3月在印度维萨卡帕特南举行的“米兰”军事演习。莫迪总理和习近平主席已经签定关于中印军事合作的联合声明，那么印度是否会与中国开展海军演习？辛格对此表示并不知情。
虽然本月中印将在印度的梅加拉亚邦举行“手拉手”演习，但两国在海事领域的合作却有所不同。中国在印度洋日益增强的军事实力使得印度对让中国参加海军联合军演持谨慎态度。
12月3日报道
https://economictimes.indiatimes.com/news/defence/china-not-invited-to-major-naval-exercise-milan-not-like-minded-indian-navy/articleshow/72353692.cms
【印度斯坦报】印度未接受中国的早期收获建议
中印边界问题特别代表第22次会晤预计将于今年年底或2020年1月左右举行。今年8月，中国向印度递交了“早期收获”提案，该提案只涉及印度军队控制下的中印边境锡金段。中方认为这些提案有助于早日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然而印度并未接受。一位印度官员表示，虽然印度国家安全顾问多瓦尔和中国国务委员王毅将为此次特代会的召开进行会晤，但要彻底解决边界争端还为时尚早，第22次特代会取得实质性进展的希望比较渺茫。印方认为造成这种局面的主要原因是，中国一直利用悬而未决的边界问题作为施压点，破坏印度的稳定。
中国提出的早期解决方案只涉及中印边境锡金段，在那里，印度军队控制着春丕河谷，而此地另一侧为不丹军队控制。印度官员称，中国人民解放军在锡金北部“手指区”和巴塘拉附近的“印中不交界地区”与印度军队展开了竞争。中国主张中、印、不三国的交界点在巴塘拉以南的吉姆马珍山。但在这两个地方，印度军队都占据了制高点。
10月30日报道
https://www.hindustantimes.com/india-news/india-china-sr-talks-likely-to-be-held-in-next-3-months/story-4F8RpuP0bHVlfz05OI8egP.html
【边海研究】陈霁巍：中国跨界河流合作回顾与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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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河流水系图，图片来源：国家测绘局
本文作者
陈霁巍
水利部国际经济技术合作交流中心总工程师、教授级高工
国家领土主权与海洋权益协同创新中心副主任
原文首发于《边界与海洋研究》2019年第5期
本文在原文的基础上有所删减
请点击文末【阅读原文】获取原文下载链接
全球跨界河流水资源占世界可用淡水资源的60%，影响全球148个国家和90%以上人口的可持续发展。跨界河流的合作非常复杂，并没有固定的合作模式。中国的跨界河流合作遵循了睦邻友好、以人为本、公平合理的原则。总体来看，中国签署的跨界河流合作协定分为三类：一是为防灾减灾而开展的应急处置合作，二是跨界河流专门领域合作，三是跨界河流利用与保护的全面合作。中国跨界河流合作和中国与周边国家间关系以及边界问题密不可分，是中国周边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中国跨界河流概况
中国跨界河流众多，主要跨界河流80多条，是世界上跨界河流最多的国家之一，境内跨界河流流域面积约占全国国土总面积的1/5，涉及周边17个流域国。中国跨界河流水量约占全国水资源总量的1/4，在跨界流域内大多位居上游，出境水量远远大于入境水量，水资源与水能资源开发利用程度均较低。中国是世界上沿河流湖泊而行的国界线最长的国家之一，水界长度约7300km，约占中国陆地边界的1/3。以河流为国界的河段，非通航河流国界线沿水流或主流中心线而行，通航河流国界线沿主航道中心线而行。中国是跨界河流大国，跨界河流问题直接关系到边疆稳定、经济发展和国家安全。
二、中国与周边国家跨界河流合作历史回顾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周边国家如苏联、朝鲜、蒙古、越南、印度、缅甸、巴基斯坦等国率先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了外交关系，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开始，中国跨界河流早期合作主要围绕这些周边关系友好的国家开展，合作的主要领域是跨界河流水文信息交换以及报汛合作，同时中国与苏联、朝鲜等国家也开展了流域综合利用规划以及水力发电、航运、漂运木材、渔业养殖等专门领域的合作。与苏联、印度、越南的跨界河流合作在上世纪六十、七十年代曾因国家关系的变化而中断，后来又随国家关系的恢复而恢复。
中国与湄公河流域国家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商船通航合作，1995年新的湄公河委员会（柬埔寨、老挝、泰国、越南为成员国）成立后，从 1996年起中国作为对话国每年与湄公河委员会举行对话会，2002年起中国与湄公河委员会开展了报汛合作。2016年中国与湄公河流域5个国家共同正式建立了澜湄合作机制。1991年12月苏联解体后，中国与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等国于1992年1月建交，中国与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成为邻国，此后陆续签订了国界协定和国界议定书，完成了国界的勘定工作，跨界河流合作也随之展开。
随着双边合作的不断发展以及对环境保护的不断重视，中国与周边国家跨界河流合作的范围逐步扩大到河流利用和保护整个领域。1994年中国政府与蒙古国政府签署了关于保护和利用边界水的协定，这是中国与周边国家签署的第一个关于跨界河流的全面合作性质的协定，此后中国与哈萨克斯坦（2001年）、俄罗斯（2008年）也签署了这种全面合作性质的协定。同时，中国与哈萨克斯坦、俄罗斯还签署了跨界河流的水质保护协定，共同开展了水质监测和保护工作。
中国与周边国家划界勘界工作主要集中在二十世纪五十、六十年代以及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至2009年，中国与周边国家签署了边界条约和边界议定书，与部分国家开展了多次边界联检。中国与周边国家签署的边（国）界管理制度协定中，专门设置了跨界（边界）水的章节，内容主要涉及维护界河河势稳定、禁止违规捕捞以及边界水的利用和保护。
中国在1997年联合国大会上对《国际水道非航行使用法公约》投了反对票，并声明公约文本未能体现多数国家的一致意见、未能确认“水道国对流经本国领土的国际水道部分享有无可争议的主权”这一原则、未能妥善平衡上游国和下游国的权利和义务，以及无法接受任何强制性的争端解决程序。但中国认同该公约中的公平合理利用、不造成重大损害等基本原则，并将这些原则在中国与周边国家的跨界河流合作实践中予以了应用。
三、中国与周边国家跨界河流合作形势与展望
（一）中国与周边国家跨界河流合作形势
中国跨界河流分布在东北、西北、西南地区，跨界河流合作涉及到东北亚、中亚、南亚和东南亚区域合作，中国与周边国家跨界河流合作将对亚洲乃至世界产生重要影响。
创新的理念对跨界河流合作提出了新要求。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站在全人类整体利益的高度，顺应时代发展潮流和各国人民共同期待，超越社会制度和发展阶段差异，为人类社会实现共同发展、持续繁荣和长治久安指明了方向，已成为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核心理念和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追求的崇高目标。澜湄合作机制六国将共同推动构建澜湄国家命运共同体，并将其打造成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先行先试样板，对周边跨界河流合作将产生示范效应。
变化的水情对跨界河流合作提出了新挑战。随着各国经济社会发展和人口增长，对水的需求加大，同时因全球气候变化造成极端天气引起的洪旱灾害加剧，跨界河流领域的冲突和矛盾必将加大和增多，同时，原有的跨界河流管理方式、合作模式也会产生不适应新情势之处，需要创新管理方式、建立健全合作机制以相适应。
国际水法的发展带来了对跨界河流合作的新期待。联合国《国际水道非航行使用法公约》已经生效，联合国欧经委《跨界水道和国际湖泊保护和利用公约》已向全球开放，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设立了跨界水合作的目标，相关国家、国际社会对跨界河流问题愈发重视和关注，普遍希望加强、扩大跨界河流领域的合作与交流以减少冲突，通过签署法律文件、建立联合合作机制的方式来开展跨界河流合作是大势所趋。
（二）中国与周边国家跨界河流合作展望
目前世界上跨界河流合作形式多样，内容丰富，跨界水资源综合管理成为主要发展趋势。中国与周边国家跨界河流合作中需要进一步考虑以下因素。
更加重视全球气候变化情境下跨界河流的管理。全球气候变化条件下，跨界河流水量变化以及极端事件的频发，要求跨界河流流域国家更加关注跨境水安全特别是防洪安全和供水安全，加强洪旱水情信息共享，加大防灾减灾合作力度。
更加关注跨界河流水-能源-粮食-生态纽带关系。为应对水短缺危机，跨界河流流域国家均需最大限度地提高用水效率，限制和减少高耗水的能源项目，减少灌溉用水量，保障最小生态水量。需要统筹考虑流域内区域产业布局与当地生产要素之间的关系，特别是能源生产、粮食生产、生态保护与水资源之间的均衡关系。
更加注重探索跨界河流水利益共享机制。由河流水系连接的流域生态系统具有整体性和相互关联性，为流域各国开展防洪、灌溉、供水、发电、航运、渔业和旅游等跨境水资源的互利互惠合作和利益共享提供了天然纽带，也为区域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极为重要的支撑。因此，可按“水量、水能、水质”综合权衡跨境流域水资源多目标服务价值与多边利益分配的耦合关系、关键阈值与分配模式，探索建立多目标利用与利益共享机制。
加强跨界河流领域国际交流与合作、公平合理利用跨界水资源，是实现水资源可持续利用与地区和平、繁荣发展的重要保障。中国将按照亲诚惠容的理念和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周边外交方针，遵循公平合理利用、不造成重大损害等国际水法基本原则，充分利用与周边国家建立的跨界河流合作机制，深化同周边国家的关系；中国将加强跨界河流领域合作与交流，尊重相关国家的合理关切，妥善解决跨界河流有关问题，使跨界河流成为“和平之河、合作之河、友谊之河”，让跨界河流水资源成为滋养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不竭源泉。
END
编辑 | 韩茜
排版 | 李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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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海研究】廖心文：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解决陆地边界问题的历史回顾与成功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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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边界，图片来源：百度百科
本文作者
廖心文
原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研究员
原文首发于《边界与海洋研究》2019年第5期
本文在原文的基础上有所删减
一、新中国成立之初边界的基本情况
我国陆地边界线长约21，535公里。与中国陆地接壤的12个国家按逆时针方向依次是朝鲜、苏联 （现在被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所取代）、蒙古、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尼泊尔、锡金、不丹、缅甸、老挝、越南。
中苏边界线是12个与我国陆地接壤的国家中最长的一条边界线，全长6，470公里（历 史上曾达到 8，500 公里），其中未定界420公里。中蒙边界全长4，350公里，有争议的地方在以下几处：新疆的西岔河、红山嘴地区；清河、北塔山地区；哈密以北地区。中朝边界主要以图们江和鸭绿江两条河流为界，全长1，390公里，其中未定界50公里。存在的主要问题是：（1）天池问题。（2）因河流改道等原因，双方对一些小岛屿的归属问题有不同意见。中越边界全长2，280公里，全部为已定界。中国与巴基斯坦的边界长500公里，全部是未定界，但当时两国间事实上是按我国出版的地图所划界限为界，双方没有大的纠纷。与尼泊尔之间也全部为未定界，长1，050公里，关键问题是对珠穆朗玛峰的认识。与阿富汗未定边界只有 75 公里，没有大的争议，但需要进一步明确。与不丹有400 公里边界，全部为未定界，当时实际接壤地区没有大的纠纷。中锡、中老之间的边界全部为已定界，没有大的纠纷。
其中最为复杂的是中缅、中印未定界问题。新中国成立时，中缅边界的大部分已划定，有三段还存在问题。第一段是南段佧佤山区段。第二段是南畹河和瑞丽江汇合处的猛卯三角地。第三段是尖高山以北的一段。中印之间全部是未定界，而我国和印度地图上都画成已定定界，彼此出入很大。尤其是所谓“麦克马洪线”西段地区（指中印边界东段），两国地图上所画边界线面积相差甚大。
二、中央提出解决边界问题的简要经过
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央对解决边界问题采取了两条方针：一是“暂维现状”， 对我国旧政府同外国签订的有关边界问题的各种条约和协定“既不承认，也不否认”。二是积极准备，要求有关部门抓紧时间研究问题，积极做好解决边界问题的准备。整个过程分为三个阶段：
（一）1954 年：中央开始酝酿解决边界问题，但认为还需要一些时间
1954 年日内瓦会议结束后，为了打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我国的封锁禁运，我国在外交上采取了“走出去”的方针。尽管我们同印度、缅甸共同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消除了一些国家的疑虑，但有的东南亚国家对我国仍然心存疑虑。缅甸是最早提出这个问题的，由于当时我们尚不了解边界情况，没有立即提出恰当的解决方案。我们与缅方约定“在适当时机内，通过正常的外交途径，解决此项问题”。
（二）1955年：中央认为解决边界问题应该加快步伐
1955年，随着日内瓦会议后国际形势的好转，我国同周边民族主义国家的关系有了进一步发展。为了巩固这种关系，我国开始着手解决国际关系中有切身利害的两个问题：一个是华侨问题，一个是边界问题。此外，1955年底，在中缅边界由于误会发生武装冲突，边境局势变得十分紧张。在这种情况下，中央认为解决边界问题应该加快步伐了。
（三）1956 年：中央认为边界问题应该提上议事日程
1956年，国际上发生两件大事：第一，英法联合以色列共同发动了侵略埃及的战争；第二，苏联出兵匈牙利。尽管中国政府很快对英国、法国和苏联的侵略行径进行了谴责，但一些周边国家依然担心新中国强大以后会对外侵略。
同时， 1956 年中央提出解决边界问题也符合我国国内形势的需要。大规模经济建设的蓬勃开展，需要有一个安定的周边环境。因此，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党中央在外交方面做出了两方面努力：一方面是支持苏联促成 1954 年日内瓦会议的召开，通过和平协商缓和了亚洲两个热点地区——朝鲜半岛和印度支那半岛的紧张局势，创造了以和平协商方式解决国际争端的范例；另一方面是同印度和缅甸等国共同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提出通过友好协商方式解决相互之间的历史遗留问题。
中央在这两方面的努力，在全世界树立了维护和平、睦邻友好的良好形象，有利于处理与邻国的边界问题。
三、中央解决边界问题的重要原则
中央解决边界问题的基本原则可以分为两个层次：
第一，总的原则和办法，即按照建国以来我国一直积极倡导和推广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精神，通过和平谈判的方式解决边界问题。
第二，在这个总原则下，中央根据边界问题的特殊性确定了一些具体原则。
首先，关于怎样对待旧条约。中央认为我国和外国的边界，已由旧条约确定了的，应该按照国际法的一般原则处理。其次，关于怎样看待历史资料。中央认为应该遵守三个原则：第一，承认历史事实，还原本来面貌。第二，既不能割断历史，也要看到历史的发展。第三，要根据今天的情况和国家的政策来看待历史。再次，关于谈判的基本方针和原则。中央提出，根据我国的和平外交政策，边界问题要通过和平谈判来解决，而不能用武力改变现状。在和平外交的总方针下，中央确定了三条谈判方针（安定四邻、和平共处、维护民族利益）和三项谈判原则（固守阵地、以史为据、注重策略）。
四、中央解决中缅、中印边界问题的基本思路
中缅边界问题由来已久，问题本身又十分复杂，中央由此采取了十分慎重的态度，分两步走来寻求解决办法。
第一步，先不讨论具体问题，而是确定一个解决问题的原则，统一彼此的见解，为总的解决开拓道路。根据和平睦邻政策，以及对边界问题调查研究的结果，中方向缅方提出一揽子解决中缅边界问题的原则性建议，共三条：
一是关于南段未定界，按照国际惯例，承认缅甸有权用纯法律的理由来提出这个问题，因为缅甸承继了英国的统治。二是猛卯三角地区应该由中国收回，但究竟如何收回可以商量。三是关于北段未定界，缅甸政府定出时限，把缅军从片马、岗房、古浪三处各寨撤出，中国军队保证不进入该地区，以待划定界限。
第二步，讨论具体方案。双方对此存在明显的意见分歧：关于片马等三处各寨，原则上已确定归还中国，但在具体归还的面积上有分歧；关于猛卯三角地，双方都同意取消“永租”关系，但缅方要求无条件给予，中国要求同“1941 年线”做些调整。
对于中印边界问题，这一时期中央虽然没有急于解决，但对如何解决这一问题还是有所考虑的。其基本原则和办法，主要体现在周恩来同印度高层互访的谈话和书信来往中。
1954年，两国领导人互访，周恩来总理提出：“有必要对‘麦克马洪线’采取比较现实的态度，另一方面也不能不审慎从事，并且需要一定时间来处理这个问题。”
1959年9月8日，周恩来总理第一次比较全面地阐述了中国对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的立场：“根据五项原则，有准备有步骤地通过友好协商，全面解决两国边界问题。对于一部分争执，还可以通过谈判达成局部性和临时性的协议，以保证边界的安宁，维护两国的友谊。”
此后，由于1959年和1962年两次中印边界武装冲突的发生，在处理1959年的第一次武装冲突时，中央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打政治仗，第二阶段打军事加政治仗，第三阶段打外交加政治仗。针对1962年的第二次武装冲突，中央作出了一系列决策，包括果断决定对印军的进攻予以反击、在对印军进行必要的反击后主动提出解决边界问题的积极建议、主动采取重大的和解步骤等。
五、中央解决边界问题的成功经验
中央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解决中国同周边国家的边界问题取得的成功经验，可以概括为五点：一是边界问题涉及对外关系和国家安全，应该放在国际战略的框架下来考量，注意稳定四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二是边界问题涉及与邻国的关系，应该与和平外交方针相联系，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本精神。三是边界问题涉及当事双方的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要从有利于创造国内建设和平环境的角度决策问题。四是边界问题涉及政治、军事、外交、民族等方方面面的问题，应该努力通过和平谈判、友好协商的方式解决。五是边界问题产生的背景十分复杂，在谈判依据上，既要考虑历史情况，遵守国际法的基本原则，又要考虑国家关系的变化和现实情况，坚持从实际出发。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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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海研究】刘楠来：第三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与中国对海洋权益的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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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历史上的11月16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开始生效。（图片来源：新华网）
本文作者
刘楠来
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法研究所研究员、教授、博士生导师
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
国家领土主权与海洋权益协同创新中心学术委员会副主任
原文首发于《边界与海洋研究》2019年第5期
本文在原文的基础上有所删减
第三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召开的背景，可以追溯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国际海洋秩序的调整。20世纪六七十年代，发展中国家开展反对海洋霸权的斗争。1967年，马耳他常驻联合国代表帕多（Pardo)提出，应当宣布国家管辖范围以外的海床和洋底是“人类共同继承财产”并为此制订一项条约。马耳他提出此项议案，是认识到国际海底蕴藏着极其丰富的矿物资源，如果不及时提出国际海底区域及其资源是人类的共同继承财产、其开发应当为全人类谋福利，发达国家会凭借其雄厚资金和先进技术将其开采殆尽，损害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权益。这反映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反对海洋霸权、维护沿岸国权利、制定国际海洋问题新公约、构建公平合理的国际海洋新秩序成为发展中国家的普遍需求。
在马耳他建议的影响下，联合国大会第25届会议于1970年12月通过《国家管辖范围以外海床洋底及其底土的原则宣言》，将国家管辖范围以外的国际海底区域及其资源作为全人类共同继承的财产，任何国家或个人不得以任何方式将这些区域的任何部分据为己有，或对它行使主权权利，所有关于勘探和开发该区域资源的活动均将受国际海底区域开发制度的管制。1969年2月，海底委员会成立，负责筹备第三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起初任务为讨论因开发国际海底资源而产生的法律、经济、机构等问题。不过，海底委员会后来在讨论中发现，海底问题和其他海洋法问题休戚相关，必须一篮子解决，否则很难建立国际海底管理制度。比如，什么是“国家管辖范围”？这个概念确定了，才能分清“国家管辖范围以外”和“国家管辖范围以内”之间的界限。因此，1970年，联大通过决议，规定海底委员会的职权扩大到讨论领海、公海、大陆架、海洋渔业、海洋污染、科学调查等与海洋法有关的各种问题，并提出召开第三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次年，联大通过决议接纳中国参加“海底委员会”。1972年，中国开始参加“海底委员会”的工作。在“海底委员会”的讨论工作中，中国提交了至少3份工作文件，阐述了在海洋法问题上的基本立场：一份是关于国家管辖海域的工作文件，一份是关于海洋科学研究的工作文件，还有一份是关于国际海底区域一般原则的工作文件。
1973年12月3日，经过海底委员会的准备工作之后，第三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在美国纽约拉开序幕。由于会议的议事内容多，又直接关系到各国的切身利益和一些基本权利问题，所以为世界各国所关注，先后参加会议的就有167个国家的代表团，此外还有包括国际组织、民族解放组织、未独立领土在内的50多个实体的代表作为观察员出席了会议。我国代表团自始至终参加了第三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的各期会议。第三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是我国恢复联合国席位以后参加的第一个国际立法会议，因此受到特别重视。整个会议从1973年12月3日到1982年12月10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以下简称《公约》）签字，持续了9年的时间，先后召开了11期16次会议，创造了以往国际关系史上参加国最多、规模最大、时间最长的3个之“最”，也是国际法编纂史上所拟公约条文最多的一次。1982年《公约》包括序言、17个部分，共320条，另外，还有9个附件。客观地说，这部公约是人类历史上迄今为止最为全面、最为完整的海洋法典。
中国代表团的组成人员主要来自外交部和国家海洋局的实务工作者，中国政府参加第三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主要目的是弄清国际海洋制度的发展趋向和各国的主张，并在此基础上思考我国应当提出什么样的主张维护国家权利。可以说，第三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的召开，推动中国国际海洋法研究步入了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黄金发展期。海洋法会议召开后，中国从事海洋法研究的人越来越多。
尽管20世纪七八十年代我国的海洋法研究力量非常薄弱，但我国政府的大部分立场主张在第三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上还是得到了实现，这说明外交部和国家海洋局对国际海洋问题的总体形势了解得比较深入，考虑得比较成熟。
第三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主要有三个争议焦点。
第一，领海范围的界限。此问题在前两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上均未能得以解决，发展中国家提出12海里甚至200海里海洋管辖权，但遭到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强烈反对。传统海洋法主要强调海洋自由，把沿岸国的海洋管辖权压缩在3海里范围内，3海里以外就是公海，任何国家均可利用。我国立场是支持发展中国家提出的拓宽海洋管辖海域，尊重大多数国家意愿，主张12海里领海范围，并且早在1958年发表领海声明时就确定了12海里领海宽度。当时，台海问题严峻，美国经常派飞机进入我国沿海领空侦察骚扰，为了限制其活动，毛主席、周总理在北戴河召开会议，专门讨论了领海范围确定问题。1958年领海声明发表后，美国飞机进入我国沿海领空的次数明显减少。
第二，200海里专属经济区的法律地位问题。200海里专属经济区到底是国际水域还是沿岸国家管辖内海域？美国等西方国家认为200海里专属经济区是国际水域，一些发展中国家则强调它是国家管辖海域，外国船只和飞机航行飞越须受沿岸国管制。在海洋法会议上，关于该问题的争论很大，最后没有得出非常明确的结论。后来出台的《公约》对专属经济区法律地位有个含糊的解释：它既不属于领海，也不属于公海，而是享有一种独立的特定的法律地位。现在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可以通过公海的定义（即“国家管辖外海域”）推断出专属经济区属于“国家管辖内海域”。
第三，“强制争端解决”程序。新中国成立后，一贯坚持国际争端的解决应建立在尊重国家主权和国家同意的基础之上，所以对强制争端解决程序问题一直持保留态度。
在第三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上，我国清晰地将自己定位为“发展中大国”，一方面坚定地站在发展中国家一边，支持它们的海洋主张，如12海里领海宽度、200海里海洋权等；另一方面，也坚守自己是一个独立国家的地位，所以在名义上没有加入发展中国家集团，而作为单独一方参加会议的讨论。为了中国的长远利益，对于美国提出的平行开发制没有出面积极地表示反对。
当然，现在回头看，我国在第三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上的主张也存在一些问题，比如，在领海航行制度问题上，我们反对美国的航行自由原则，坚持军舰通过领海须得到沿岸国批准，提出的口径是“保证正常航行”，但这不是一个标准法律用语。再比如，我国和部分发展中国家一起反对“协商一致”程序，现在看来也是一种不够成熟的表现。
总的来说，《公约》的出台使国际海洋秩序发生了革命性变化。在传统上，沿岸国管辖权被限制在狭窄的范围内，98%以上海域都处于“公海”状态。二战后，形势发生巨变，各国出于发展需求，越来越重视对海洋资源的获取。在第三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上，中国的主张通过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努力大多在《公约》中得以体现。第三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的召开具有时代进步性，但也存在一些问题，有些地方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并不相符，值得深入研究推动其发展完善。比如，专属经济区的军事利用问题曾在海洋法会议上提出，但迄今没有解决。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关于人类社会朝着哪个方向发展的问题，它超越了国家的利益范围，其实现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在此过程中，人类社会仍是以主权国家为主要单位，因此国际法必须尊重国家主权。我个人认为，国际海洋法发展趋势是：从海洋霸权主义向沿岸国和国际组织加强管理的方向发展，这有利于建立良好的国际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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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 | 屠 酥
校对 | 黄 伟
编辑 | 韩 茜
排版 | 李欣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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