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

近日，我院邀请了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研究所西南边疆研究室主任、研究员孙宏年主讲“历史与现实——20世纪以来的西藏治理与学术思考”讲座。在讲座上，孙宏年研究员结合自己多年研究中国西南边疆史地、西藏近现代史的经验，与在场的师生们畅谈从历史的角度解读西藏问题的思路、立场与方法。现将要点内容整理如下，以飨读者。

西藏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13世纪中叶以来就成为中国中央政府直接管辖的一个行政区域。在历经元、明、清三代的有效管辖之后，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始出现所谓的“西藏问题”，成为干扰西藏治理的重要因素。1959年以降“西藏问题”又成为影响我国西南边疆治理的主要问题之一。20世纪以来，中国经历从清王朝、中华民国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演变，但历届中央政府始终要面对包括西藏在内的边疆治理问题，其中又包含一些共性的问题：既涉及到中央与地方关系、内政与外交的关系，又和行政管理体制、民族关系、宗教事务管理等问题关系密切。

一、变与不变：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的对话问题

20世纪以来，对于如何解决所谓的“西藏问题”，各方面提出了种种的办法，就解决渠道而言，总绕不开中央政府与原西藏地方政府及达赖喇嘛系统的接触、对话与商谈。回顾1912年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多次对话与商谈的情况，能够为我们明了这种对话的条件、意义和影响其成效的决定性因素提供可借鉴的经验。

二、管理范围：西藏与“大藏区”的问题

几十年来，“藏独”势力一再宣传所谓“大西藏”概念。历史上并不存在一个作为统一的政区的“大西藏”。从远古时期到7世纪初，无论是今天的西藏自治区，还是我国青海、甘肃、四川、云南各省的藏族居住区，抑或是今天的拉达克等藏族居住区，尽管有藏民族的祖先在各地活动，但从未建立国家，更谈不上行政区划，“大西藏”的概念也就无从提起。

所谓“大西藏”要求最早产生于1913年的西姆拉会议，是在帝国主义支持下分裂中国领土的阴谋。“大西藏”概念是20世纪初英国侵吞中国领土阴谋的组成部分，是西姆拉会议上秘密交易的一部分。在西姆拉会议上，英国代表指使西藏地方代表提出包含六项要求的条约草案，包括“西藏独立”，“西藏疆域包括青海、里塘、巴塘等处，并及打箭炉”。中国中央政府代表对此驳斥后，英国代表又进行 “调解”，抛出“内藏”、“外藏”概念。“内藏”、“外藏”实际上是英帝国主义仿效沙俄侵略中国蒙古地区的办法提出的，两者构成的所谓的“大西藏”概念实际上也就带有明显的分裂色彩。

三、行政管理：从建省到“自治”、民族区域自治

19世纪末20世纪初，面对不断加深的边疆危机，清朝中央政府开始改变“因俗而治”的传统治边政策，在边疆地区推行新政，在新疆、西藏、东北、内外蒙古等地筹设行省。这一政策在西藏和邻近地区实施时采取了不同的方式：在西藏不改行省、改革官制，“以治行省之道治之”，力图在稳定局势的基础“收回政权”，逐步实现建省目标；在川、滇、藏交界地区改土归流，筹备建省，1911年进而提出了西康建省计划。

中华民国成立后，西藏地方与民国政府恢复了关系，中国的宪法也一再明确规定西藏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民间舆论再度出现西藏改省的呼声与建议，但英帝国主义的干预使得袁世凯政府及其继任者顾虑重重，西藏建省难以实现。1920年前后还提出“以前藏、后藏为西藏自治区域，惟外交、国防、交通须归中央主持”的意见。1928至1949年间，以班禅系统为代表的西藏爱国力量则多次要求前藏、后藏在中国主权管理下的分别“自治”，国民政府也一再与西藏地方就此商谈，1946年又把“西藏自治制度，应予以保障”写入宪法，但西藏地方政府始终不予合作，西藏的自治问题则长期停留在筹划的阶段。

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1956年成立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在平定叛乱、民主改革的过程中，百万农奴翻身得解放，1965年9月西藏自治区宣告成立，开始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下的新篇章。西藏自治区的成立，标志着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西藏全面确立，实现了西藏社会制度从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度向人民民主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历史性跨越，西藏人民从此进入了当家作主的新时代。西藏自治区不仅享有省级国家机关制定地方性法规的权力，而且有权根据本地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特点，决定本地的事务，制定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上级国家机关的决议、决定、命令、指示，如有不适合西藏地方实际情况的，西藏自治机关可以报请批准变通执行或停止执行。在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下，西藏经济建设实现长足发展，社会面貌日新月异,人民生活得到很大改善。传统民族文化得到保护和弘扬，宗教信仰自由受到充分尊重。

四、内与外：内政与涉外事务的关系

20世纪以来，中华民族长期面对着反对外来侵略、干涉和遏制的艰巨任务，边疆治理方面尤为突出。而中国人民又始终蕴藏着有维护国家统一、促进边疆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大力量。

1949年以前，历届中央政府治理西藏时既要面对英、俄等国的侵略、干涉，又要面对“亲英派”、“亲俄派”等亲帝势力在内部的阻挠。西藏地区始终有拥护中央政府、维护国家统一的爱国力量，他们被称为“亲汉派”或“亲华派”，九世班禅、热振活佛等就是他们的代表。历届中央政府都重视和支持西藏爱国上层力量和僧俗爱国民众，极大地限制了“藏独”势力的分裂活动，并影响了以维护既得利益为主要目标的西藏上层“中间派”。

新中国成立后，如何处理内政与涉外斗争的问题仍然是西藏治理中的重大挑战。从1949到1959年，西藏治理过程中外有美国、印度等国的干预，内有“藏独”的破坏。中国共产党领导、依靠西藏各族人民，胜利地完成了平定叛乱、民主改革，书写了中国边疆治理史上的辉煌篇章，是中国治理边疆政策的历史性飞跃。

改革开放以来，境外仍有各种杂音——欧美某些政要把会见十四世达赖喇嘛看成牵制中国的“牌”，形形色色的“援藏”组织打着“人权”、“文化”、“宗教”、“环保”等旗号对中国横加指责，境内也有不稳定因素，西藏及邻近地区维护稳定、加快发展更为艰巨。面对当前西藏治理的种种挑战，我们要充分认识到西藏各族人民的力量，玉麦乡牧民卓嘎、央宗姐妹就是他们的代表。西藏隆子县玉麦乡地处喜马拉雅山脉南麓，山陡路险，交通闭塞，现有9户、32位乡民，是我国人口最少、人均面积最大的乡。20世纪七十年代到九十年代，玉麦乡仅有卓嘎、央宗姐妹与父亲桑杰曲巴一户人家，被称为“三人乡”。几十年来，父女三人接力坚守边疆，谱写了一曲爱国守边的动人故事。

（文字整理：万佳  编辑：付姗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