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首相岸田文雄访印之时恰逢印度与日本建交70周年。在俄乌冲突背景下，这是亚洲最重要的民主国家间就冲突可能产生的后果与影响进行坦诚对话的宝贵机会。中国的民族主义情绪挑战着印太地区的安全。美国的全球领导力正开始捉襟见肘，从阿富汗到朝鲜都可见一斑。同时，中俄结盟对包括印度和日本在内的许多国家都具有重要战略意义。

在此关键时刻，印度和日本拥有通过更紧密的合作来提升自身在新兴世界秩序中地位的战略机遇。岸田的此次访问为提高“印日展望2025 ”战略的成熟度创造了契机。尽管方向有异——日美签订了数十条结盟条约，印度则追求多极化秩序和战略自主——但前首相安倍晋三提出的“两洋交汇”愿景为双方建立互信乃至深化合作都奠定了基础。印日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俄乌冲突中以及G7对话中都存在微妙差异，但双方战略趋同远大于分歧。

在印太议程、各种双边多边论坛上，印日协同合作、密切配合。面对疫情，双方启动四方安全对话疫苗合作伙伴关系，与澳大利亚合作制定弹性供应链倡议（RSCI），加入印度太平洋倡议 (IPOI)。经济安全也是后疫情时代的重要主题，印日在数字、网络、空间、5G和半导体等新技术领域的合作前景大好，双方需要在技术转让和适应问题上进行更深入的讨论。高科技和知识经济的互补优势为双方带来机遇。印度的软件实力及其人口优势充分匹配了日本“5.0 社会”的需要。日本一直是印度经济现代化的“增压器”。岸田承诺在五年内对印投资约420亿美元，突显了日本在建设一个强大的印度方面的决心。过去十年，日本成为印度重要的防务和战略伙伴。两国致力于通过与四方安全对话和欧洲主要海军的联合演习、后勤、信息以及情报共享来建立基于规则的海上秩序，双方正在进一步加强数字基础设施和国防技术方面的合作。

由于印度的海洋地理位置和海军实力，日本首次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NSS）优先考虑对印合作。日本正在修改关键的国防和安全文件，印度将继续成为与美国、澳大利亚、欧洲和东盟并列的重要一极。

展望未来，印度在日本外交大战略中的重要地位将固若金汤。眼下正值全球秩序变革的关键时期，印日不能成为旁观者，双方愿共同领导并设计战略解决方案，以恢复后疫情时代世界的平衡。

我们正处于一场“沉浸式的全方位”战争中，不仅是作战方，而且整个世界都将遭受严重的后果。这与世界末日般的冷战场景非常接近，这也是一场意识形态、政治制度、领导人意志完全对立的战争，体现了各国重塑世界秩序的愿望。这场战争是“沉浸式”的，因为全世界数百万人直接或间接地参与了这场战争；它是“全方位”的，因为从街头战斗到远程导弹，从网络攻击到经济打击，从核生化武器（NBC）威胁到策略性叙事，每一种战争工具都在同时发挥作用。

这场战争只有三种可能的结果。

首先，俄罗斯利用军事霸权迫使乌克兰屈服，并在鲜血中为北约划出红线。第二个可能是，乌克兰的抵抗成为西方集团对抗专制领导人霸权主义野心的堡垒，并将普京赶出乌克兰，甚至可能也赶出莫斯科。第三种可能性是，在可预见的未来，乌克兰成为东欧和西欧动荡的中心。在这三种情况下，只有受害者，而无胜利者，因为所有利益相关者都会遭受痛苦，只是有些人的痛苦更甚。

除了敷衍的声明外，印度在这场冲突中几乎没有什么影响力，因为印度处于在全球舞台中占据道德制高点和放弃一个值得信赖的盟友的两难境地。尤其是在目前与中国的边境对峙中，印度在联合国大会上对俄罗斯提供支持十分必要。尽管印度宣称要“自力更生”，但在外部或经济安全问题上，印度距离真正的独立还有几十年的时间。

这场战争给我们带来了重要的教训和后果。首先是现代战争失控的速度之快。就在几天前，军事专家们还将俄罗斯的动员视为普京的边缘政策。印度需要反思本国的战争机制是否能够应对急速爆发的战争，因为在过去，即使面临规模较小的冲突，印度也需要在最后时刻迫切地从俄罗斯进口弹药和军械。

第二个教训是，尽管有大量的意识形态、道德和物质支持，但战斗必须由各国独立完成。各国领导人，无论战争正义与否，都将优先凭借自身实力而非依靠外来援助。

第三个教训是，虽然陷入两个集团的斗争很危险，但被两个集团冷落可能同样危险。无论战争的结果如何，一个被削弱的俄罗斯在经济和意识形态上都会向中国倾斜。西方已经开始呼吁印度采取对冲策略，并将迫使我们做出选择，旗帜鲜明地选择支持或反对。当被敌对和霸权主义国家包围时，保持不结盟是很难的，其中两个国家已经“占领”了我们的领土，而我们永远可靠的盟友自己却步履蹒跚。

在印度国内发展面临困境的背景下，这场战争对印度国内社会也将造成严重后果。在全球供应链支离破碎的情况下，几乎每一种商品的价格都会在失业率达到历史最高水平的同时飙升通胀，为滞胀创造了条件。在金融界等待战争的废墟平息之际，主要投资将保持谨慎。距离全国大选仅有两年时间，国内竞选将更加关注政治思想和金融政策，而非过去几个月那样聚焦不断变化的世界秩序。

当世界分神于战争之际，中国将放纵其“扩张主义”野心。从中国的角度来看，这是一个进入印度东侧领土的好时机。印度经济疲软，物资短缺耗尽了本国的战略储备。俄乌冲突证明没有一个国家（或联合国）想要在物质或政治上援助我们。印度如今的优先级实在太低了，只得跟着西方向中国施压迫使其遏制普京。在北约门口超级大国之间的战争中，“拉达克”或“阿鲁纳恰尔邦（我国藏南地区）”是遥远的边角戏。

迫在眉睫的大决战带来的唯一一线希望是，它可能会迫使我们的政治领导层跨越意识形态，关注现实问题，即抛开狭隘、分裂和短视的目标，加强民族团结，尤其是如果我们要应对一个更强大的对手。这也许是印度能从乌克兰学到的最好的教训。

俄乌冲突爆发以来，印度在联合国就俄乌问题的三次投票中选择弃权。俄罗斯对印度的 "独立和平衡 "立场表示欢迎，但是，在所谓的全球民主国家和反对非自由主义轴心的西方选民中，印度的选择却不太受欢迎。

印度有充足的理由在乌克兰问题上保持沉默。俄罗斯是印度最大的武器供应商。尽管对俄罗斯依赖程度较前几十年有所下降，但印度武装力量70%的军备产品仍来自俄罗斯。除了国防合作外，作为仅次于中美的第三大石油进口国，印寄希望于进口俄罗斯的石油和天然气来促进其经济发展。

俄罗斯始终在印度需要时向其提供重要的军事支持，甚至在1971年印度与巴基斯坦战争期间冒着与美开战的风险，派遣海军前往印度洋，驱逐尼克松派来恐吓印度的军舰。历史传统使得俄罗斯不仅是印度政府久经考验的盟友，还成为了印度公众眼中靠谱的伙伴国家。仅凭民意对俄罗斯的良好印象，就会使任何印度领导人无法在政治上疏远俄罗斯。印度并非初次拒绝加入全球的对俄谴责。在上一届国大党政府领导下，印度同样在西方对俄罗斯2014年吞并克里米亚的谴责浪潮中选择缺席。多年来，随着印中国力愈发不对称，以及中国越来越自信地展示其崛起，印度的不安全感也在增加。印度完全颠覆了其早先的不结盟政策，逐步拉近对美距离，以实现远交近攻，而中国则将印度视为美国对其围堵计划的一部分。

在俄罗斯与中国的友好关系中，印度也看到了对中国缓和的可能，以及与中国处理分歧的桥梁。此时此刻，印度最不想做的事情就是抛弃俄罗斯，以防进一步加强的中俄协约给印度带来更多困难。因此，对莫迪来说，这次“坐视不理”是完全站得住脚的。与加入反对普京的大合唱的风险相比，不作为的代价很小。美国将倾向于忽视印度这一对冲行为，原因与它忽视印度国内汹涌的人权问题一样——印度是美国不可替代的盟友。毕竟对美国来说，莫迪是一位前所未有的，不仅有意愿也有能力进一步推进美印战略和经济伙伴关系的领导人。美印需要彼此，以对抗美国全球主导地位的最终挑战者——中国。

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引发的恐慌似乎将被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持续入侵”所取代。它有可能加深美国及其盟友与中俄联合之间的全球地缘政治对抗。虽然目前的影响主要局限于经济制裁，但“入侵”所带来的后续反应必将进一步产生全球效应，印度不可能独善其身。

考虑到俄罗斯的“入侵”行为公然违反国际法，印度的中立也可能被视为对俄罗斯的偏袒。在投票前，俄罗斯总统普京曾与印度总理莫迪交谈，美国官员也曾向印度递出橄榄枝。印度应该关注到美俄双方均寻求其支持这一现象背后所蕴藏的机遇和挑战，这将可能有助于塑造印度未来应对地缘政治动荡的外交政策姿态。

可以预见的是，俄罗斯和美国都会利用印度在加强军事装备方面对他们的依赖，在俄美双方有争议的问题上向印施压。建立基于共同利益的合作关系将继续为印度战略制定提供动力。在一个日益走向建立联盟模式的世界中，伴随着无节制的军备竞赛，印度必须处理好交叉关系和由此产生的矛盾。

就宏观战略而言，如果印度不卷入本质上是不同国家之间的争斗，将更加符合其自身利益。印度不应将当代的全球动荡视为自由主义和威权主义之间的意识形态对抗。相反，在威斯特伐利亚主权的基础上，任何寻求统治地位以破坏印度主权的企图都必须成为核心关切。美俄关系的恶化和中俄关系的日益亲密，对印度的对外战略产生了重大影响。虽然加入美国领导的集团或向其靠拢的呼声在印度的外交政策论述中可能越来越多，但要走这条路还需要更加谨慎。

这种谨慎来自于国际关系的首要原则，即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如果接受这一原则，就会认同对印度来说战略伙伴关系比加入任何联盟关系都更合适的观点。乌克兰局势仍在发展，俄罗斯出人意料地将其核力量置于警戒状态，对印度的启示是，在战争中，来自友国形式上的援助难以对抗敌国的坚船利炮。因此，塑造和加强印度的军事力量必须独立于避免暴力的政治呼吁和维护和平的外交努力。对印度来说，当务之急是打造一支有效的军队作为政治领导层的利剑，朋友可以帮助磨剑，但期望他们为我们战斗并不现实。

在2月1日公布的2022年印度联邦预算中，财政部长尼尔马拉·西塔拉曼（Nirmala Sitharaman）对国防预算做出了适度调整。国防部获得了5.25万亿卢比的拨款，较上一财年增长了10%，新预算案强调促进国防制造业的自力更生。虽然资源供应方面挑战仍存，但国防预算仍在中央政府的支出中独占鳌头。

该预算案中的两个关键措施体现了印度政府对“中国威胁”的长期看法：扩大预算以支持印度海军现代化和加强边境基础设施建设。在与中国边境持续对峙的背景下，印度的威胁认知与日俱增。

中国海军拥有大约 355 艘舰艇和潜艇，现已成为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海军。作为回应，印度加强了包括印度洋巡逻在内的海军活动。此外，印度日益增长的印太野心促使其不断扩大印太的海军存在并加强与该地区的接触。然而，印度海军规模仅有中国的三分之一，要实现上述目标，压力巨大。造船延误和入役延迟极大地影响着印度海军现代化的步伐。为解决一问题，政府在预算中将海军现代化的资本分配从上一财年的 3320亿卢比增加到 4759亿卢比。除增加海军存在外，该预算案将有助于印度造船厂扩张。目前，印度的国有造船厂正在制造 48 艘舰艇和潜艇，使印度海军成为三个军种中本土化程度最高的军种。预计今年将有两艘由柯钦造船厂建造的国产航空母舰“维克兰特”号（INS Vikrant）和来自马札岗船坞的 “瓦吉尔”号（INS Vagir）入役，可能在 2022 年下半年投入使用。

中国挑战的另一个关键方面来自边境基础设施建设。过去二十年中，中国通过坚定的基础设施建设，维持着解放军在实控线上的持续存在。印度虽然在这场比赛中迟到了，但正在迎头赶上。印度政府正在有序推进边境公路、战略铁路线和先进着陆场（靠近实控线地区的机场）建设。边境道路组织 (BRO) 作为沿实控线建设边境公路的主要机构，预算连年攀升。据悉，今年边境道路组织获批350 亿卢比的预算，比 2021至2022财年的250亿卢比高出 40%。持续增加的预算分配确保该组织完成了许多悬而未决的项目。此外，西塔拉曼还公布了“活力乡村计划（Vibrant Villages Programme）”，该计划的重点在于促进实控线上偏远村庄的发展。内政部统一管理该计划内的发展活动，包括基础设施建设、住房保障、发展旅游、道路连通项目、提供可再生能源、扩大卫星电视的使用范围以及支持人民生计。由于印中实控线两侧村庄的生活水平存在明显差异，该计划至关重要。

只有在所需预算支持下，这些举措时才会产生预期结果。虽然政府必须承担海军现代化的成本，但它可以通过企业社会责任体系让私营部门分担边境开发成本。

虽然印度的“东进政策”与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看似毫无关联，但这场战争对印度东进政策确有影响，印度的“东进政策”将面临关键考验。

印度在俄美关系恶化的情况下越发难以实现平衡。中俄日益步调一致使情况更加复杂。尽管中印（连同阿联酋）在联合国安理会谴责俄罗斯在乌克兰的行动的决议中投了弃权票，但这不应被视为中印之间的暂时一致。虽然印中俄都倾向于多极化的世界秩序，但如果被迫做出选择，印度更倾向于美国领导的世界秩序而非中国领导的世界秩序。在印美关系加深，中印关系恶化，以及俄罗斯国际地位不断下降的情况下，印度将越来越被视为俄中印三边关系中的异类。

印度试图与俄罗斯保持接触，鉴于印度对俄罗斯武器装备的过度依赖，且考虑到印俄传统友谊，以及阻止俄罗斯与印度的主要对手中国和巴基斯坦加深关系的战略考量，印度不愿与俄罗斯完全脱钩，但来自西方的压力与日俱增。

印度的“东进政策”何去何从？印度一直倾向于开放和包容的地区秩序，正如其对东盟主导的区域一体化进程的支持。然而，印度也在增加其在更具排他性的小型区域集团中的成员资格，如四方安全对话和印日美三边对话。虽然印度保持着对地区秩序中 “以东盟为中心”原则的正式承诺，但当前国际体系的分化可能削弱这一原则。东盟在关键的地区发展中的行动（或不行动）已面临批评。东盟对于乌克兰局势发展的冷漠态度，使其目前正面临着国际社会的进一步审视。此外，由东盟主导的一些倡议，包括东盟地区论坛、东亚峰会和东盟防长扩大会，美、俄、中都是其重要成员。鉴于这些国家之间的交恶，东盟平台的重要性在减弱。尽管印度越来越多地参与到如四国集团的“小多边”机制中，但仍然保持着它无法或不愿跨越的界限。由于印度倾向于不结盟和战略自主，考虑到对航行自由等关键原则的解释存在分歧，印度更多参与美国主导的地区倡议的意愿仍将受到一定限制。印度对俄罗斯武器装备的过度依赖也会推迟印度对东南亚日益增加的国防出口（例如，布拉莫斯是与俄罗斯合资开发的）。这意味着，除非印中关系因全面战争而严重恶化，否则印度不太可能加入由美国主导的、诸如“五眼联盟”或澳英美同盟这样的安全机制。

这使得印度在地区秩序中面临艰难困境，可能成为东盟、美国、中国主导下的区域集团“若即若离的支持者”。俄美之间的紧张关系对印度“东进政策”似乎影响不大，毕竟印太地区的主要竞争者是美中两国，但明显的溢出效应不容忽视。印度在地区秩序中可能被边缘化。长期以来印度倾向于在长袖善舞中谋得战略自主，并努力维持与俄、美之间强有力的联系（印度并非唯一采取这种立场的国家）。这些都将是“东进政策”迈入下一阶段的关键考量。

1月27日，伊斯坦布尔信息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名誉教授伊利杰尔·图兰发表评论文章指出，自苏联解体后，土耳其便立即承认亚美尼亚独立，本预计两国关系将朝着开放边界和建交方向发展，但由于阿塞拜疆对亚美利亚持续的敌对行动，两国关系始终冷淡。

专家指出，阿塞拜疆最近恢复了对其领土的控制，这从两个方面改变了土耳其-亚美尼亚关系的背景。首先，土耳其和阿塞拜疆对冲突结果感到满意，并将致力于维持该领土内的持久和平和稳定。其次，同样重要的是，亚美尼亚正在改变其激进且带有民族主义色彩的对外政策，转向通过发展和平关系实现经济繁荣的外交路线。后来其国内的选举结果也证实了：亚美尼亚的选民们选择的是和平与繁荣，而非种族隔离主义的外交政策。

从历史上看，亚美尼亚既奉行过扩张主义，也秉持过睦邻友好。外交政策的波动似乎是由亚美尼亚作为一个国家与其侨民团体的复杂关系造成的，他们中大部分在政治上和物质上支持他们的祖国，并期望政府执行符合他们意愿的政策，从而报复民族的历史仇怨。但是亚美尼亚政府越是推行由侨民主张的种族隔离政策，国家就越穷，就越是依赖侨民的支持。只有在发生历史性事件，如战败后，才会认真分析和重新考虑这些政策。

许多观察家还指出，亚美尼亚的种族隔离主义有时会受到第三方的鼓励，他们认为亚美尼亚与邻国的关系混乱会带来好处。以俄罗斯为例，正是俄罗斯在亚美尼亚与阿塞拜疆的战争中向前者提供了大量的军事支持。与邻国的紧张关系又为国家带来安全问题，因此俄罗斯可以顺理成章的在其境内部署大批军事力量，这很符合俄罗斯的利益，因为它想保持并扩大其在高加索地区的影响力。

专家强调，土耳其和亚美尼亚似乎都表示出改善两国关系的意愿。亚美尼亚已经解除了对土耳其商品的禁令，双方同意从2月2日起在两国间开通航班，更重要的是，已经任命特别代表进行定期会谈，以进一步实现关系正常化。必须指出的是，双边关系的改善将与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之间的关系发展轨迹有关。指望土耳其同意与亚美尼亚关系正常化而牺牲其与阿塞拜疆的密切联系是不现实的。土耳其希望短期内的关系改善能够使僵化的长期问题在一个更积极互谅的环境中得到解决。

到目前为止，国际社会一直支持亚美尼亚与土耳其关系正常化。这一进程的展开也为俄罗斯和土耳其在扩大影响力的同时加强合作，互利共赢提供了条件。

1月28日，俄罗斯国际事务委员会主席，俄罗斯前外交部长伊戈尔·伊万诺夫发表评论文章。他指出，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网络上充斥着各种世界末日的预测和乌克兰局势演变的信息。评论员、专家和政界人士都严肃讨论关于俄乌战争不可避免、基辅政变，甚至是即将到来的全球核战争等话题。上述这些骇人听闻的网络信息攻击的目的是什么？谁可能是幕后黑手？谁将从中受益？在不久的将来，乌克兰周围到底可能发生什么？

专家指出，任何稍微熟悉俄罗斯权力结构的人都明白，俄罗斯当局的真正计划或意图只有极少数人能获悉，通常情况下，这些人在信息领域不会进行任何宣传。网络上声音很大的人通常是那些被上级责成发出声音的人，或者是那些为了得到高层官员的注意和赞赏而不顾自身危险行事的人。当然，这些“发声者”都不了解克里姆林宫的任何计划。专家认为这些相关人士围绕所谓的乌克兰战争而发动的舆论浪潮没有任何依据和实际意义，反而不可避免地煽动了国内的公众情绪，造成恐慌，或者相反的军国主义情绪。再加上新冠疫情本身使得国家元气大伤，这些好战舆论会严重打击俄罗斯社会的士气。如果有人希望通过这些言论增强民族的团结和爱国情怀，那无疑是南辕北辙了。

如果从乌克兰的角度来看待此问题。有必要承认，在乌克兰有相当多的势力出于各种原因，有意围绕与俄罗斯的关系煽动舆论。他们的出发点是，将自己塑造成“凶狠的俄罗斯熊”爪下的受害者，从而获取同情。首先，在他们看来，这样更容易获得国家认同感，从而推行新政。其次，在这样的条件下，西方可能对乌克兰国家的内部政治丑闻、腐败和其他问题视而不见。第三，通过扮演受害者，他们可以指望外部增加经济和军事援助。第四，加强乌克兰本身的反俄情绪。可想而知，基辅将继续努力尽其所能，为信息空间的紧张局势火上浇油。

对华盛顿及其欧洲-大西洋盟国来说，围绕俄罗斯在乌克兰“即将发生的”侵略而开展的行动也正中他们下怀——这使它们能够转移对自己内部问题的注意力、使陈旧的北大西洋集团增强凝聚力，它转移了人们对西方军队从阿富汗撤出的耻辱行为的注意力。通过关注乌克兰周边事态的发展，白宫正试图打击在欧洲普遍存在的一种观念，即美国外交政策中的大西洋层面让位于对华盛顿更重要的印度-太平洋层面。

简而言之，每方势力都在各司其职，围绕着乌克兰打一场宣传战。

事实证明，没有人需要一场使用现代武器的真正战争，这会产生无数的受害者和巨大的破坏力。各方都会遭受损失，可能在未来几十年内都不易恢复。在欧洲中心发生的一场重大战争的后果将不亚于切尔诺贝利事故的后果，这些后果已经在我们的生活中存在了近四十年之久没有国家愿意承担这样的风险。

专家强调，对各方而言，摆脱当前局势的唯一体面方式是毫不拖延地坐到谈判桌上各抒己见，用安全的方式表达各方立场，从而达成协议。

1月14日，俄罗斯国际事务委员会项目主任伊万·季莫菲耶夫发表评论文章，指出美国参议院近日对俄罗斯实施新制裁的法案引起了巨大的政治反响，几乎破坏了俄美两国就欧洲-大西洋安全问题进行对话的气氛。拟议的制裁措施一旦实施，将严重影响俄罗斯经济。然而到目前为止，市场并未过度反应，不恐慌是正确的选择，专家认为除非军事层面的冲突升级，否则该法案通过的可能性似乎很小。

该法案反映了美国对欧洲-大西洋安全建议的强硬立场，它要求美国加强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并以一切可能的方式威慑俄罗斯。包括对俄罗斯主要银行的制裁、限制与俄罗斯一切债券的交易、对提供金融信息服务的公司进行二级制裁、甚至对俄罗斯领导人普京进行二级制裁等等。

与美国政府将严厉制裁与俄乌之间的军事冲突联系在一起不同，参议员们在文件中没有明确说明应该在什么条件下实施这些制裁。该法案设想由美国总统定期报告莫斯科和基辅之间的紧张程度，如果莫斯科的压力与2021年12月相比有所增加，而且在华盛顿看来，俄罗斯的行动威胁到了乌克兰的国家地位，美国总统将不得不实施制裁。也就是说，事实上，它们可以在任何时候实施，因为标准非常模糊。

唯一令人欣慰的是，该法案以目前形式通过的机会似乎很渺茫。首先，现有措施会导致俄美冲突升级，虽然美国不太可能作出让步，但显然不想刺激俄罗斯。因此美国更倾向于“慢热型”对峙，即加强乌克兰实力，逐步收紧制裁。该法案不太可能通过的另一个原因是它对美国政府施加了过多的义务。国会定期试图给白宫施加实施制裁的程序性义务，这让官员们感到恼火。

俄罗斯国际事务委员会的数据显示，在2019-2021年间，各种领域的所有制裁法案共368项，其中只有29项成为法律，即7%的转化率。但美国依然可以从这种法案中受益，它们起码表明美国有更强硬和激进的手段。这些手段或许只有在军事冲突升级的情况下才可能通过，届时美国政府便拥有了更多的王牌。

1月8日，俄罗斯国际事务委员会主任安德烈·科尔图诺夫发表评论文章，指出哈萨克斯坦目前的局势仍然不明朗，关于最近事件的报告似乎并不完整，而且往往相互矛盾，关于危机的许多基本问题仍然没有得到清楚和明确的答复。对于哈萨克斯坦的领导层来说，最近的抗议活动似乎让他们措手不及，关键是要充分认识到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即使正在进行的街头活动以某种方式被压制，任何拖延早该进行的社会和经济转型的行为都会给既定的国家制度带来日益增长的政治风险和挑战。

2019年6月，当总统努尔苏丹·纳扎尔巴耶夫被卡西姆若马尔特·克梅列维奇·托卡耶夫取代时，哈萨克斯坦的许多人都希望他们的生活现在会开始改善。然而，政治领导层的变化并没有带来政治实践上的任何重大变化。此外，在过去两年中，新冠疫情在许多方面使普通人的处境恶化：实际收入急剧下降、社会晋升渠道受阻，就业机会继续缩减。天然气价格突然提高只是压倒公众耐心的最后一根稻草。

反过来，哈萨克斯坦街头和广场上的抗议者应该意识到，任何和平和善意的街头活动都很容易变成暴力和武装叛乱，后果难以预料。目前已经有数十人，甚至数百人在街头冲突中死亡，而且死亡人数还在继续上升，公私财产都受到严重损坏。事实再次证明，自发暴力抗议活动的第一受益者不是思想自由的公民组织领导人，而是政治极端分子和从事掠夺、抢劫和破坏活动的有组织犯罪团伙。就国际社会而言，应尽量避免对哈萨克斯坦最近发生的事情进行简单的黑白评估。但是在国际社会积极进行信息战的环境中，想要了解当地的真实情况显然不容易。

显然哈萨克斯坦的所有邻国都希望它保持稳定，并尽可能保持繁荣，一个位于欧亚大陆中心的“混乱国度”不符合任何邻国的战略利益，这在美军撤离阿富汗后变得更为重要。俄罗斯及其集体安全条约组织盟国决定同意哈萨克当局的要求并向其提供军事援助，表达了政治支持和团结的重要姿态。如果危机被证明至少在某种程度上与国外极端主义和恐怖组织的渗透有关，那么在镇压这些组织方面的国际合作就可能变得至关重要。

同时，专家强调，哈萨克斯坦的未来应该由该国人民决定，而不是由任何外部行为者决定，无论他们表现得多么仁慈和富有建设性。为了恢复政治稳定和积极的经济动力，哈萨克斯坦需要一个新的社会契约。而这样的契约只有在国内所有社会和政治力量之间进行直接和积极的对话中才能产生，希望这样的对话可以早日到来。

11月22日，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专家、英国莱斯特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系副教授安德鲁·法特发表评论文章，指出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协议（AUKUS）于今年9月公布，引起了很多猜测和争论。该联盟的一些规定需要数年时间来执行，例如建立新的核潜艇舰队。然而，仅宣布伙伴关系结成这一事实本身便产生了重大影响，并引发了相关方对核武器扩散、“双重标准”和亚太地区局势恶化的担忧。同时，各方对于该联盟未来几年如何维持关系，开展行动以及美、英“向澳大利亚提供核潜艇舰队”的承诺如何落实都知之甚少。

尽管所有观察者的注意力都集中在潜艇上，但AUKUS的伙伴关系实际上还包括其它许多领域的合作，从量子技术、网络安全、人工智能和水下行动，到购买“战斧”巡航导弹并在未来的高精度远程打击武器上进行合作。但主要焦点是帮助澳大利亚建造核潜艇的决定，这将使其成为第七个拥有核潜艇的国家，尽管它没有核武器。英国和美国似乎正计划向澳大利亚提供有关核潜艇设计、核反应堆和核材料的机密信息。澳大利亚海军计划建造至少八艘核潜艇，但由于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它们将至少需要十年才能投入使用。AUKUS协议显然取代了澳大利亚政府此前将从法国购买常规柴油潜艇的500亿英镑交易，法国政府也对此提出了异议。但从表面看，寻求美国的庇护显然比与法国的盟国关系更为重要。

澳大利亚没有核武器，也没有铀浓缩设施，甚至没有核电站。但澳大利亚拥有大型铀矿床、几个活跃的铀矿、一个核反应堆和一套先进的激光浓缩技术。澳大利亚此前曾考虑建造核武器，此后澳大利亚作为无核国家签署了《核不扩散条约》，目前它也是《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的缔约国。

专家指出，美英两国对澳大利亚的核潜艇援助包括将核燃料（通常是铀）转移到澳大利亚并用于潜艇的反应堆。此时就会出现两个问题：首先，美国和英国目前的核潜艇使用93%的高浓缩铀作为燃料——事实上，这与用于制造核武器的材料相同。其次，这种高浓缩铀将不受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等机构的国际监管和控制。根据IAEA的《全面保障监督协定》中的一项规定，如果核材料用于海军发电厂，则允许对该核材料免除检查。因此，澳大利亚是否有能力建造和维护核反应堆，或者是否会“保密”建造和交付是非常重要的。问题并不在于澳大利亚会利用该漏洞发展核武器（也不排除这种可能），而要考虑到这些高浓铀是否能得到严密保护而不泄露给相关急切想发展核武器的国家，比如伊朗。

AUKUS协议旨在加强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实力，向地区盟友保证华盛顿将“保卫”该地区，并同日益强大的中国对抗。事实上，该协议是在得知中国可能在为洲际导弹大规模建设发射井的消息后达成的，有人猜测和担忧会发生新的冷战。同时，AUKUS被许多人视为是美国“双重标准”的体现，甚至可能是核扩散方面的新殖民主义手段，此举将削弱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全球核安全监测制度，使未来控制核扩散变得困难。

11月17日，俄罗斯国立高等经济大学欧洲和国际综合研究中心副主任德米特里·苏斯洛夫发表评论文章，指出美国的外交政策正在经历一个重要转变。

专家表示，美国从阿富汗撤军，为其上一时期的外交政策划上了具有象征意义的句号。这个时期始于20世纪90年代初，统称为 "后冷战"时期。美国在这一时期没有遇到来自外部的阻力，开始按照其价值观改造世界其他地区，将以美国为中心的世界秩序扩展到世界各个地区。当时，美国对俄罗斯和中国的政策目标是根据西方模式对其进行自由民主改造，并把它们作为小角色融入以美国为中心的世界秩序，并对所谓的无赖国家（即那些坚持不愿意转向“历史的正确一面”的国家）进行政权更迭。

这一政策在进入21世纪的十年后开始停滞不前，从那时起，美国就陷入了深刻的外交政策危机，这包括世界“突然”不再按照美国的意识形态发展。俄罗斯和中国拒绝转型，伊拉克、阿富汗和整个中东地区民主化的尝试也失败了。以美国为中心的世界秩序显然不能扩展到整个国际体系，而这个秩序本身也逐渐开始出现裂缝。第一个放弃按照美国价值观改造世界其他地区的范式的美国总统是唐纳德·特朗普。在他的领导下，自冷战以来，美国首次没有进行新的军事干预，公开拒绝以军事力量传播民主，原则上决定通过与塔利班签署协议撤出阿富汗，并宣布其外交和国防政策将主要集中在与全球对手和敌手的竞争上，中国和俄罗斯被宣布为这些对手。然而，由于美国精英和大多数美国盟国的机构都错误地认为特朗普和他的政策是一种暂时的反常现象，随后会 "恢复正常"，因此在许多人看来，特朗普的转变并不是真实和确定的，是徒劳之举。

拜登上台以后，不仅没有放弃美国对外政策的转变，并且赋予其一个更加系统和完整的特性。与特朗普相比，拜登的外交政策主要变化在于，美国提高了防范跨国威胁（尤其是气候变化）的地位，并改变了对欧洲盟友的言辞，使之更加良性温和，当然，在很多基础问题上还保持着过去的风格。

因此，专家认为美国外交政策的新范式正在形成。它的决定性优先事项是同中国和俄罗斯这样的全球对手作斗争，并试图建立一个新的两极，其中一极是由美国领导的“民主国家的世界”，另一极是由中国和俄罗斯发挥主导作用的“威权主义世界”。美国已经从试图普及以美国为中心的世界秩序转向巩固和捍卫这一秩序，从“后冷战”时代转向新的全球对抗的时代。

专家指出，为了将最多的资源和注意力放在扼制中国发展，限制和削弱莫斯科和北京之间愈发密切的关系，拜登政府对俄罗斯的政策是使当前对抗稳定下来，防止其进一步升级。同时，尽管与同中国对抗相比，俄罗斯的优先级没那么高，但它仍然并将继续是一个重要的优先事项。美国既不愿意也没有能力以自己的让步为代价，克服或大大减少与俄罗斯的对抗。因此北约将努力维持俄美对抗，特别是在阿富汗的行动失败以后。

专家认为，美国缺乏改善与俄罗斯关系的意愿，主要是因为将俄罗斯视为弱国，在他们看来，大规模的内部危机，以及与中国的地缘政治冲突将在未来迫使俄罗斯转而寻求与西方的合作。因此，拜登政府的对俄政策本质上是继续对抗，等待俄罗斯重返西方轨道，同时尽量减少对抗带来的损害，即防止同俄罗斯过度冲突以对美国安全构成威胁，分散过多注意力。

11月9日，俄罗斯创新发展研究所地缘政治研究中心负责人德米特里·罗迪奥诺夫在军事政治分析网站发表评论文章，指出俄罗斯此前在北极的政策侧重于化石燃料的开采，同时军事化程度也不断提高，这也迫使北欧国家、美国及北约加强在该地区的军事力量。专家表示，此前德国科学与政治基金会（SWP）发表了一篇题为《俄罗斯在北极：发展计划、军事实力及冲突控制》的文章提出，随着北极的气候变化，一方面引起俄罗斯当局加快对北方海航道的开发，另一方面俄罗斯出于对北冰洋沿岸安全因素的担忧会加强该区域的军事存在，这同样让北约感到危机。

专家指出，越来越多的非北极国家将目光投向北极，包括德国、中国等。欧盟长期以来都表现出对该地极大的兴趣，近年来提出了欧盟的北极战略。显然欧盟认为自己是该地区的密切参与者，并希望积极参与北极规则的制定。特别是欧洲人反对将北极军事化并且主张禁止在北极及邻近区域开采化石能源。此外，布鲁塞尔一直努力获得在北极理事会中的观察员地位，而新加坡、印度和韩国也早已成为了该组织的观察员国。

专家认为，俄罗斯长期依靠着广袤的北极地区，在悠长历史中对北方海航道建设投入了难以估量的心血，无论是基础设施还是其它领域的开发，因此俄罗斯自然认为这是其本国的水道，应由俄罗斯管理，甚至在美国、加拿大或芬兰出现在世界地图之前，俄罗斯在北极地区的贸易、捕鱼等专有权是通过国内法确立的，从未受到质疑。而2018年美国国防部提出了北极学说，旨在封锁北方海航道，理由很简单：北极直接关系美国国家安全。

专家指出，这些年来各国始终努力扩大在北极的影响力。无论是美国要买下格陵兰岛、欧盟对北极环境的关注亦或是挪威对北方海航道环境和经济状况表示担忧，呼吁检查路线是否符合欧洲标准等主张，都基于政治利益。显然对于欧盟来说，北方海航道是苏伊士运河的最佳替代方案，通过该航线到达太平洋，航行时间缩短了近一个月且不用担心海盗，只需要同俄罗斯进行谈判。

专家表示，德国科学与政治基金会此前发表的文章中指出俄罗斯的北极战略“不切实际”，并认为俄罗斯很难与中国达成协议，但显然中俄两国并不存在发生冲突的前提，并且在同西方的关系上双方患难与共。

11月3日，卡耐基莫斯科中心主任德米特里·特列宁针对中美俄三国关系发表评论文章，指出美利坚合众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当今主要的地缘政治参与者和军事强国处于复杂的三角关系之中。美国与中国和俄罗斯处于对抗状态，中俄是战略伙伴。然而，虽然美国正在加强与北约国家的同盟关系以抗衡俄罗斯，同时扩大和加强与印太国家的关系以制衡中国，中俄两国却并没有建立一个正式的联盟来共同对抗美国及其盟友。这种不对称的配置会持续下去，还是有着冷战突出特征的集团政治将重新出现？

专家指出，在一个日益以美国和中国的竞争为特征的世界中，美国显然有意防止中俄变得过于亲密；中国赞赏与俄的密切伙伴关系，但作为一个独立行为者，其既不准备也不愿意与俄罗斯结成军事联盟；而俄罗斯作为一个主要的独立国家行为体，努力寻求在与中国、美国及他们的竞争中保持平衡，尽管不是等距离。地缘政治和军事三角中的这种状态可能会持续下去，直到中美关系出现重大危机——例如，在台湾问题上——这将使两国处于军事碰撞的边缘，并使它们为各自的联盟和伙伴关系注入活力。

特列宁从2021年的几个重要的事态发展方面论述了中美对抗对俄罗斯的影响：美国领导的指向中国的新联盟AUKUS成立；包括印度在内的四国集团的复兴；美国突然从阿富汗撤军。

专家认为，即使将AUKUS、四国集团和阿富汗局势放在一边，俄罗斯和中国也仍在继续扩大和发展他们的双边关系。当然，这两个大国之间的关系并不是双方各自同美国对抗的结果。相反，它的进展主要是基于共同的利益、领导人世界观的共同性、两个经济体的互补性，以及地缘政治方面的考虑——首先是两国漫长的共同边界。但从长远来看，中俄关系仍面临一些挑战。中国在经济上使俄罗斯相形见绌，为西方技术和金融资源提供了可行的替代方案，而这些技术和金融资源在俄罗斯越来越少，或者越来越被认为不可靠和不安全。国内经济发展，包括气候变化带来的能源转型以及技术转型已经成为克里姆林宫的议程，甚至超过了普京时代的主要成就——军事力量和政治凝聚力，成为塑造俄罗斯21世纪国际地位的关键因素。在未来的几十年里，俄罗斯提升其在世界事务中的地位和作用中，将大大减少对军事和外交官的依赖，而更多地取决于其国内转型是否成功。

10月29日，卡耐基莫斯科中心访问学者马克·皮里尼发表研究文章，指出在过去十年中，俄罗斯加强了其在整个地中海和邻近地区的影响力。从俄罗斯的最新行动来看，其优先事项主要围绕四个中心展开：（1）俄罗斯在能源领域的影响力扩大，但受制于其财政能力的限制；(2)俄罗斯联邦在叙利亚的永久军事存在显示出莫斯科在国外部署部队和资产的能力已显著增强，也表达了其打击伊斯兰极端主义的决心；(3)俄罗斯将继续同土耳其合作以实现进一步的战略目标，但在叙利亚问题上，俄土关系发展相对困难，两国政治目标相反。莫斯科寻求重新控制阿萨德政权对整个领土的控制，而安卡拉则支持将阿萨德赶下台；(4) 通过部署小型基地和将军事力量在地中海地区的各基地间转移，提高俄罗斯在该地区军事存在的效率。

专家认为，俄罗斯在这些领土上的行为正迫使北约和欧盟应对新的挑战，特别是考虑到俄罗斯在叙利亚、利比亚和苏丹的军事力量正逐步整合，甚至参与了土耳其导弹防御。此事影响不仅限于地中海盆地，还影响到黑海、东欧和非洲。如果基于俄罗斯视角，认为北约打算包围俄罗斯的立场来评估局势，那么莫斯科在地中海地区的活动是由其防御战略和保持大国地位的愿望所共同决定的。北约和联盟成员应利用跨大西洋关系的复苏，在多个领域对俄罗斯的政策做出更果断的反应。

对此，专家提出了三点建议：（1）积极支持多边冲突的预防政策，叙利亚危机的深重影响以及利比亚稳定进程的脆弱性，要求西方国家认真对待能够为两国带来和平与稳定的多边进程。但如果西方与俄罗斯没有最低限度的协议就不可能解决这个问题，这也将成为整个地区政治和军事稳定的试金石；（2）北约及其成员国可以通过多种方式加强其在地中海和黑海地区的军事实力。首先，可以增加该地区海军部队的轮换频率，其次，北约盟国必须提高其空军和海军力量的战备水平和各国的参与度，以提高整体效率并分配成本。第三，盟国必须积极开展联合海上行动；（3）重新评估土俄关系。俄罗斯向土耳其出售S-400导弹防御系统对北约的防御架构形成了重大挑战，北约及其成员国应非常仔细地评估局势，并尽量避免出现由现状转变为俄美关系新危机的情况。

10月29日，俄罗斯军事政治分析网站专家德米特里·涅费多夫发表评论文章，分析了当前伊朗与俄罗斯在双边和区域合作方面的趋势。10月，伊朗军队总参谋长穆罕默德·巴盖里对俄罗斯进行工作访问并与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总参谋长瓦列里·格拉西莫夫举行会谈。俄罗斯军方负责人指出，莫斯科和德黑兰正在叙利亚和阿富汗问题上积极开展合作。会谈中两国计划达成协议，涉及广泛的军事技术合作领域，包括武器购买和专家培训，在西亚进行打击恐怖主义的演习等。

专家表示，伊朗外长侯赛因·阿米尔·阿卜杜拉希安在总结最近对俄罗斯、黎巴嫩和叙利亚的访问成果时指出，德黑兰致力于加强与莫斯科和北京的关系，并不意味着要减少与西方国家的对话，特别是关于在维也纳恢复谈判以重启“伊朗核协议”以及准备与法国、英国和德国的代表谈判恢复联合全面行动计划（JCPOA）。与此同时，伊朗正试图“推动”与莫斯科签署“战略”协议的想法，在某种程度上类似于4月份与北京达成的协议。

专家提到关于伊朗、中国、俄罗斯三方军事政治合作的可能性，特别是在应对海上交通威胁方面，同时，阿富汗问题也需要三国更密切协作。对于中国而言，在“一带一路”项目框架内，波斯湾和里海沿岸的港口使伊朗成为中国向中东地区和黑海盆地国家运输货物的最佳中转通道，与此同时，人们担心中国投资后伊朗国内市场可能会受到中国商品的冲击。至于俄罗斯，尽管进行了多年对话，双边贸易和经济关系与公开的政治互动水平并不匹配，也许在10月26日两国签署谅解备忘录后情况会好转。

专家强调，深化俄伊经济关系是化解美国单边制裁的有效途径。西方国家正在努力遏制俄罗斯与伊朗的合作。与此同时，危险依然存在，随着俄罗斯和伊朗可能发生的权力更迭，当前所有这些军事、安全和地区互动领域的关系与合作都可能受到影响。

10月18日，俄罗斯军事政治分析网站专家弗拉基米尔·库德里亚夫采夫发表评论文章，指出目前围绕阿富汗的地缘政治竞争仍在继续，这些竞争异常激烈，可能造成局势不稳。日前俄罗斯总统普京曾发表声明指出，在叙利亚和伊拉克苟延残喘的“伊斯兰国”及其他激进组织的武装分子正以伪装、渗透等多种形式进入阿富汗。有理由认为他们的异动得到了美国特定力量的帮助，华盛顿旨在造成俄罗斯（通过中亚）、中国、伊朗和阿富汗局势不稳。美国其它通过这种方式更加高效地控制阿富汗。

据政治新闻网报道，美国讨论了在乌兹别克斯坦部署反恐力量的可能性。美国同巴基斯坦关系恶化、乌兹别克斯坦并不在集体安全组织成员国之列且地理优势显著等因素显示出美国选择这一国家绝非偶然。但美军重返乌兹别克斯坦的阴谋似乎并不能得逞。一方面，乌外长宣称：“不存在这一问题，从未讨论过”。乌国防部也做出了同样的表态。此外，俄外长拉夫罗夫也对此予以否认。

专家指出，8月份乌兹别克斯坦、俄罗斯和塔吉克斯坦举行了大规模联合军事演习，表明乌兹别克斯坦实际上处于总体安全体系之中，更不要说在独联体和上合组织框架内的合作。其次，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在总结与美国副国务卿纽兰会晤结果时宣称，俄罗斯不接受美国在中亚的军事存在，这一表态表达了非常清晰的信号。再次，俄罗斯采取了胡萝卜加大棒的政策：不久前允许之前遭禁的15.8万名乌兹别克斯坦公民入境（必要时完全可以采取反向措施）。最后，近三年来，中国一直是乌兹别克斯坦的头号对外贸易国，一旦乌兹别克斯坦作出不利于地区稳定的决定，中国也将采取严厉的经济措施。

专家认为，“对乌兹别克来说，与美国进行紧密的军政合作，对外政策的不利和经济风险远远大于收益。其次，结合近期中亚国家反俄民粹主义活动甚嚣尘上，我们应该思考的是：是不是有人故意发动信息战，挑拨俄罗斯与中亚盟友的关系？如果不能精诚团结，应对阿富汗威胁将难上加难。”

10月15日，卡耐基莫斯科中心主任德米特里·特列宁发表评论文章指出，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辞职仅一年时间，日本的政府首脑已经两度变化。目前日本首相由岸田文雄继任，他在2012年至2017年期间在安倍内阁担任外相近五年。

在外交政策方面，日本新政府面临的主要挑战将是其最重要的邻国中国与其主要盟友美国之间日益加剧的对抗。拜登政府已经采取了一些措施，除了美国和日本之外，澳大利亚和印度也参与其中。华盛顿最近与堪培拉和伦敦达成协议，向澳大利亚提供核潜艇——未来或将在中国沿海的西太平洋巡逻。印太地区的地缘政治对抗正在迅速升温。在此情况下，是否有可能至少保留一些安倍在俄罗斯方向上的外交政策遗产？事实上，在其长达八年的首相任期内，安倍通过经济合作为改善同俄罗斯的关系付出了很多努力。

专家表示，目前来看俄日关系并不太乐观，令日本担忧的俄罗斯和中国之间的合作将继续深化，包括在军事领域。去年通过的俄罗斯宪法修正案禁止将领土转让给其他国家。俄罗斯官员和官方媒体经常提醒日本注意其在二战期间的行为，而这之前很少讨论。至于南千岛群岛，莫斯科已邀请东京参与这些岛屿上的经济项目，但并未授予其排他性地位。

专家强调，同俄罗斯的领土争端对日本来说非常重要，但该事项的象征意义远大于实际。安倍政府与俄罗斯和解的主要实际成果是——两国就安全和外交政策问题的最高层次双边磋商达成一致。在印太地区安全问题日益突出的时候，保持与邻国直接接触的渠道非常重要。“2+2”模式提供了这样一个机会，即俄日在外长和国防部长层面进行磋商。这种形式成为安倍外交政策的一张名片，他从未动摇日本与美国的同盟关系，但同时也积极捍卫日本的利益，而不是被动地只为其他大国考虑。岸田新首相拥有丰富的外交政策经验，无疑会尝试将他自己的一些理念带入日本的外交政策。但他也不能忽视前任的成就，其中之一就是与俄罗斯的独特磋商机制。它可以用来讨论整个印太地区（从朝鲜到阿富汗）的各种地缘政治和安全问题。

专家认为，在可预见的未来，日本仍将是美国的坚定盟友。也可以肯定地说，至少在中期——甚至可能是长期——俄罗斯和中国之间的伙伴关系将会加深。然而，这并不意味着莫斯科和东京必须不可避免地将对方视为对手。莫斯科和东京需要加强仍然很不稳定的互信基础，并在一些问题和主张可能发生冲突之前进行讨论。两国只有避免发生意外，发展互利的经济合作，才能从中受益。

9月24日，俄罗斯国际事务委员会总干事安德烈·科尔图诺夫针对近期美、英、澳三方组成的“奥库斯”（AUKUS）联盟发表评论文章。专家认为，“奥库斯”的组建出乎所有人意料，甚至使欧洲震惊，这也证实了与中国的对抗是美国政府和拜登外交政策中最优先的事项——甚至不惜激怒法国。而为了“遏制”中国，堪培拉可能会处于极其困难的境遇，此前它已为自己的反华行动付出了代价，损失了大量对华出口。当然，由于美国单独在海军军备上与北京竞争越发困难，尤其是在东太平洋。因此，为了向最可靠的合作伙伴寻求帮助，也不得不忽略一些随之而来的成本。对俄罗斯而言，这意味着华盛顿今后将在美中对抗的背景下考虑其任何行动。例如，白宫很可能对莫斯科与德里、河内的军事技术合作视而不见，认为这是加强区域制衡北京的一种方式。另一方面，俄罗斯对中国海军现代化计划的持续援助反而会被放大看待，并可能成为对两国实施新制裁的基础。

一些西方专家认为“奥库斯”可能成为亚洲的另一个“北约”，加拿大和新西兰将加入这个三边伙伴关系，然后是韩国和日本，最后甚至是越南和印度。俄罗斯方面也预测了这种可能性。然而目前看来仍是一个不切实际的前景。除了招募新成员的困难，建立新联盟的本身就是美国间接承认从20世纪保留至今的僵化联盟模式不适合这个时代，北约仍是一个笨拙又官僚主义的机器；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北约对美国战略的作用逐渐减弱似乎是不可避免的。然而，如果北约被“奥库斯”此类联盟所取代，北约的全面削弱是否符合俄罗斯的长期利益并不完全清楚。至少北约有详细和明确的决策程序，成员间妥协的机制，北约的决定或许对莫斯科不利，但那往往是可预测的。但“奥库斯”这类轻型联盟的决策往往出人意料。

“奥库斯”的建立表明美国的首要任务仍然是控制海上运输。美国无法对欧亚大陆的陆路运输走廊建立可靠的控制，也没有必要这样做——在可预见的未来，世界主要的货物流仍将通过海上进行。因此，美国和中国之间的主战场是广阔海洋，而不是欧亚大陆。而这对于主要陆上大国俄罗斯来说，短期内并不会直接影响其利益。

       1 月 17 日，德国外交关系理事会国际秩序与民主项目负责人斯蒂芬· 迈斯特撰文指出，欧洲国家必须争取解决欧洲安全问题的话语权，避免在美俄谈判中沦为未来欧洲安全秩序的消极承受方。
       专家指出，俄罗斯期望重新构建以俄罗斯为主导的欧洲安全秩序，并将美国视为唯一的谈判对象，排斥欧洲国家的参与。一方面，俄罗斯近几年的行为明确表达在欧洲扩大影响力的诉求。第一，乌克兰对俄罗斯的安全利益具有极大影响。然而正如前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所言，乌克兰虽有重要的地缘位置，却只被俄罗斯视为美国的附庸。因此 2014 年以来俄乌矛盾激化为长期的对峙，俄罗斯要求直接与美国而非乌克兰协商解决冲突。第二，俄罗斯在 2021 年 12 月向美国和北约分别提交的协议草案中，提出北约停止东扩的要求，并间接禁止北约在俄罗斯周边的波兰及
波罗的海三国部署武器。第三，除了前苏联国家，俄罗斯也质疑与俄罗斯邻近的瑞典和芬兰加入北约的正当性。另一方面，俄罗斯不断向美国施压，要求在美俄双边框架中重建欧洲安全秩序。双边框架排斥过去由德国、法国等共同参与的争端解决模式（如诺曼底模式），不仅使美国成为俄罗斯解决欧洲安全问题的唯一谈判对象，也威胁美欧关系。
       专家认为，尽管俄罗斯的诉求在短期内不可能实现，欧洲国家仍应团结力量争取将欧洲安全问题置于多边框架中解决。上世纪九十年代及更早以前的公约、裁军协定已经不足以处理美国、欧洲与俄罗斯目前的对抗。对此，欧洲国家首先需要综合运用经济制裁和军事遏制手段，向俄罗斯传达多边解决争端的红线。其次，欧洲国家应与美国共同搭建有效的多边合作机制，从俄罗斯手中争夺主动权。在这一过程中，德国作为主要欧洲国家，可以通过更积极的行动展示美欧联合的决心和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