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3月10日，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HHS）下属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CDC）撤销了要求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前往美国的航空旅客登机前需出示新冠病毒阴性检测结果或新冠康复证明的命令。
此项撤销令自美国东部时间2023年3月10日下午三点（格林威治标准时间晚上八点）起生效，适用于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包括香港地区和澳门地区）和其他指定机场飞往美国的航班。该项决定同时发布于《联邦纪事》。
这意味着自美国东部时间2023年3月10日下午三点起，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包括香港和澳门）以及经指定机场前往美国的航空旅客不再需要在登机前进行新冠病毒检测并出示阴性结果或出示新冠康复证明。
2023年3月2日，五角大楼新闻秘书帕特·莱德（Patrick Ryder）出席新闻发布会，回应中国航空器问题。
莱德表示，中国飞机的飞行路径已经让诸多国家受到干扰，甚至存在飞行时距离正在国际领空飞行的美国军用飞机不到20英尺的情况。中国广泛自由的飞行模式，不仅代表着不专业的行为，而且还代表侵犯、胁迫和国家行动缺乏透明度。
保持国际海上航线和空中航线开放符合各国利益，确保地区的安全、稳定与和平与地区间的协作息息相关。莱德强调，美国并不期望与中国发生任何形式的冲突，出发点仅为保护各国的边界权利。
媒体问到，蔡英文在洛杉矶会晤美国众议院议长麦卡锡（Kevin McCarthy），引起世界各国关注，是否是“过境外交”、台美关系的突破。蔡英文说，是不是突破，不同人有不同解读。
蔡英文在美国时间5日上午与美国众议院议长麦卡锡（Kevin McCarthy）会谈，会后两人在空军一号馆同台发表谈话。
中国“呛声不断”，蔡英文表示，规划行程时最主要是以这趟行程要达到的目标做规划，过境行之有年，利用过境跟美国朋友见面是常有的事情，跟美方有面对面沟通机会，对两岸关系平稳跟区域和平都有帮助，希望中国方面自我克制、不用过度反应。
中国启动“台湾海峡中北部联合巡航巡查专项行动”，企图将台海内海化，政府如何应对？蔡英文说，她出访期间，台湾地区安全团队都保持关切、密切关注情势，所做的一切务必要确保海上船只安全航行，防止中国“干扰领海”。
媒体也关切，蔡英文此时与麦卡锡在加州见面，是否是双方沟通、建议后的情况。
蔡英文说，能见面都是好事，这次要过境美国，对方认为能够早一点见面交换意见，因为现在在美国国会里面好几个关于台湾法案在讨论，有机会跟国会议员讨论交换意见，都是蛮好的，所以在加州、在这个时候见面蛮好的。
另外，对于外媒提问，外界认为蔡英文此行出访对中国的风险管控做得不错，相关风险管控是否考虑台湾地区内选举。对此，蔡英文表示，规划任何地区领导人出访行程都会做全面性的评估，但选举和政治不是主要考虑，“毕竟地区领导人出访，着眼的还是地区重要目标的达成”。
蔡英文表示，此行团队做了详尽的地区安全议题检查，也预判整体情势，希望出访顺利之余，也对地区安全情势全盘掌握。
4月4日，美国企业研究所发布题为《美国盟友终究还是加入了控制中国芯片技术的行列》的报告。报告指出，芯片控制联盟目前看起来出人意料的持久，是因为加入的成本已经降到了最低，并且在联盟成员之间公平分担。尽管商界对这些控制措施并不满意，但相关关键国家的安全机构都表示了支持。在一些重要方面，新的管制措施符合美国盟友的利益。与此同时，通过让华盛顿在公开场合发挥主导作用，美国盟友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自己免受中国的反击。
以台湾最大的芯片制造商台积电(TSMC)为例，该公司现在被禁止生产大陆客户设计的用于人工智能培训的部分芯片，而此类芯片只占台积电业务的一小部分。在日本，对技术出口限制的讨论是悄然进行的，这与美国辩论的公开性形成鲜明对比。但是，日本最近决定将国防开支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提高一倍，并购买可以深入打击中国的导弹，这证明了日本的观念发生了巨大转变。另外，韩国公司现在只有得到华盛顿的许可，才能将某种类型的工具转移到他们在中国的芯片制造厂。在荷兰，华盛顿要求他们照搬美国和日本的管制措施，且荷兰国防部目前已经对某些类型的芯片制造设备进行了限制。
目前，美国正在为新的管制措施付出最大的代价，芯片设计公司、芯片设备公司和设计软件供应商的销售额大幅减少。其他芯片控制联盟成员的公司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但成本被广泛分摊到整个行业的事实将使其在政治上更容易被接受。报告认为，自去年10月的管制措施实施以来，已过去了近6个月，北京方面尚未采取反制措施。这是因为所有经常被讨论的反制措施会让中国对美国的损害付出同等的代价。此外，反制措施会使外国公司感到害怕，并加速与中国的技术脱钩。因此，不仅美国的盟友签署了有关芯片技术的协议，就连中国也得出结论，最好的策略是配合。
4月4日发布
日本在22日公布了外务省汇总的2023年版外交蓝皮书草案。针对中国的对外姿态和军事动向，草案写明是“日本和国际社会的严重关切事项”，并称这是强化“基于法治的国际秩序”所面临的“前所未有的最大战略挑战”。相比2022年版的“安保上的强烈关切”，此份草案的措辞有所加强。上述内容与2022年12月修改的国家安全保障战略表述保持一致。
草案称台湾海峡的“和平与稳定十分重要”，并对中俄加强军事合作表示了“重大关切”。针对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持续进攻，草案强调“日本作为唯一在战争中遭受过原子弹攻击的国家，坚决不能接受核威胁，更不允许使用核武器”。草案称将与七国集团（G7）等携手合作，继续对俄实施制裁并不断支援乌克兰。草案提及日俄关系面临严峻状况，并写入日本坚持缔结包含“北方四岛”（俄称“南千岛群岛”）领土问题在内的和平条约这一方针，同时，草案将重启“北方四岛”交流项目列为外交“最优先事项之一”。草案载明了韩国政府3月份公布的被征劳工诉讼问题解决措施等内容，认为必须使日韩关系重回健康状态并实现进一步发展。在朝鲜绑架日本人问题上，草案强调了日本政府将会竭尽全力早日解决的态度。外交蓝皮书预计在4月前后的内阁会议上进行报告。
美军参谋首长联席会议主席米利今天表示，若国防预算缩减而迫使美军减少穿越台湾海峡与自由航行、情报监测等行动，将增加风险并传递错误讯息，可能导致中国或其他国家越发“挑衅”。
米利（Mark Milley）今天出席联邦众议院拨款委员会国防小组听证会时表示，中国是美国现今面临的最严峻地缘战略对手，但美国不想与中国发生大国战争，美国始终第一有助于维持和平，一旦落后将变得十分危险。但他也强调，与中国的战争既非不可避免，也不是迫在眉睫。
在被问及若国防预算减少，对美军提供可靠威吓能力，特别是对中国在印太区域活动的可能影响时，米利指出，这将迫使美军减缓行动节奏、减少穿越台湾海峡、减少航行自由、减少空中巡逻、减少“情报、监测与侦察”（Intelligence, Surveillance & Reconnaissance, ISR），“一切都会减少”，这将增加风险与危险，并传达错误讯息，可能的结果将是中国或其他国家在未来加速采取某种“挑衅”行动。
美国前印太司令部司令戴维森（Philip Davidson）今天出席美国智库“国家亚洲研究局”（NBR）一场讨论台湾地区防务安全研讨会，被问及中国中央政府对台湾当局领导人蔡英文即将出访中美洲并过境美国的可能反应，以及中国解放军是否可能举行军演。
戴维森未正面响应，但他谈到时任美国联邦众议院议长佩洛西（Nancy Pelosi）去年8月访问台湾，导致中国大规模演习事件时指出，任何国家的日常政治作为，被拿来当作为所欲为的借口。
3月27日，美国企业研究所发布题为《支持乌克兰有助于美国对抗中国》的报告。报告指出，在最近的一次演讲中，参议员乔希·霍利(Josh Hawley)建议，美国应给乌克兰松绑，而把重点放在中国上。对此，报告认为美国的退出将导致德国和法国不能承担更大的自卫和支持乌克兰的重担，俄罗斯对东欧的威胁也就不会消失。此外，美国的退出还会成为美国采取更少行动的借口，使莫斯科和北京进一步获得权力。更重要的是，放弃乌克兰将扼杀让欧洲加入美国以对抗和遏制中国的机会。
因此，报告认为美国应确保将更多资源用于扩大国防工业基础，并将其恢复到冷战时期的规模。另一方面，放弃支持乌克兰将破坏美国与波兰艰难建立的深厚关系，而波兰目前在与中国有关的问题上持观望态度，这不利于建立欧洲反北京联盟。放弃支持乌克兰就像从阿富汗撤军一样，这将是一个美国缺乏严肃性的信号，并将给任何想要与美国联手对抗中国的欧洲领导人树立一个巨大的靶子。美国放弃乌克兰并不是“现实主义”的表现，恰恰相反，这表明美国对与中国的战略竞争缺乏认真态度。
3月27日发布
3月1日，美国企业研究所发布题为《解开中国结》的报告。报告指出，目前美国政治家和政策制定中的专家们有一种显著的两党合作精神，即美国正在且应该进入一个与中国对抗的新时代。虽然几乎所有参与者都说需要认真对待中国的威胁，但他们对“中国威胁”的理解却大相径庭。这是因为“中国威胁”是为各种预先存在的议程和意识形态承诺提供的一种万能的理由。对于倡导绿色技术的民主党人来说，与中国脱钩是实施大规模国内补贴的一个借口；对于急于使美国共和党成为“工人党”的共和党人来说，中国的竞争是“离岸”、“购买美国货”的保护主义和产业政策的绝佳谈资；国防鹰派认为中国的崛起，以及中国对台湾态度是增加国防开支理由之一；而对一些右翼民族主义者来说，由于伊斯兰主义不再被视为敌人，因此他们急于把中国定为美国的决定性敌人。由于这些观点过于杂乱，因此这也是政策制定者普遍需要解开中国结的原因。
报告认为，来自中国的经济威胁被夸大了，这里面有许多来自美国国内的问题，例如不良的经济政策。此外，报告还认为，人民币不会取代美元成为世界储备货币，且中国的人口老龄化是一颗定时炸弹。另外，报告认为，如果中国像日本一样，那么中国的富裕将符合美国的利益。因此，对中国采取强硬立场，应该为中国成为一个友好的经济竞争者，而不是一个不可战胜的战略敌人提供道路。
3月1日发布
乔治城大学教授马克-L-布什（Marc L. Busch）在《国家利益》上发表了一篇名为《反对禁止美国向中国出口液化天然气的理由》（The Case Against Banning U.S. Exports of Liquified Natural Gas to China）的文章。
文章称，第118届国会正在热火朝天地寻找对中国进行经济惩罚的方法，诸如《对华公平贸易实施法》（Fair Trade with China Enforcement Act）、《结束中国发展中国家地位法》（Ending China’s Developing Nation Status Act）等标题抢眼的法案在众议院和参议院中层出不穷。有的法案是朝着正确方向迈出的一步，但很多法案只是政治戏剧。虽然抨击中国无疑是一种时尚，但这些法案的成本和收益需要认真审查，这些法案对美国的伤害可能比对中国的更大。
文章称，以《2023年中国石油出口禁止法》（the China Oil Export Prohibition Act of 2023，以下简称“鲁比奥法案”）为例，该法案由参议员马可-鲁比奥（Marco Rubio）撰写，要求禁止美国向中国出口石油产品。卢比奥法案的重要之处在于，它不包括天然气和液化天然气。但这一立场可能会被改变，例如，禁止向中国出口液化天然气可以补充民主党人推动的天然气转移。尽管如此，禁止向中国出口液化天然气将是一个错误。如果液化天然气被纳入随后的草案或相关法案中，鲁比奥法案对美国的危害远大于好处。
文章称，鲁比奥法案表明，出口禁令和“我们的国家安全”一样，不能在真空中看待。全球经济中充满了贸易伙伴，如果美国禁止向中国出口液化天然气，俄罗斯将补足差额，巩固一个对美国国家安全日益构成威胁的联盟。禁止美国液化天然气出口只会危及美国的就业和投资，并深化中国与俄罗斯的联盟。
3月26日发表
https://nationalinterest.org/blog/case-against-banning-us-exports-liquified-natural-gas-china-206350
德克萨斯州立大学政治学助理教授约努特-波佩斯库博士（Ionut Popescu）等人在《国家利益》上发表了一篇名为《稀土供应链和与中国的对抗》（Rare Earths Supply Chains and Confrontation with China）的文章。文章指出，中国的产业政策基本上将西方公司挤出了稀土开采和加工业务，现在到了反击的时候。
文章称，中国只拥有世界已知稀土储量的36%左右，但通过战略布局，世界70%以上的稀土开采由中国进行控制。更重要的是，世界上近90%稀土由中国进行加工。中国的产业政策基本上将西方公司挤出了中国的稀土开采和加工业务，这不仅仅是为了利润，也是一种战略安排。在2010年钓鱼岛危机期间，中国大幅减少了对日本的稀土供应。西方国家担心中国会再次采用同样的策略。
文章称，美国等西方国家通过高标准的环境法规和繁琐的许可要求，使采矿和加工变得异常困难，从而束缚了他们的竞争能力。这个问题已经成为一个全球问题，其后果之严重不容忽视。毫无疑问，稀土元素的紧缺将影响国家安全，现代武器的制造、修理、维护和使用都离不开稀土。
文章称，美国应该采取更加积极的政策来解决这一问题。国会应采取行动放宽联邦采矿条例，联邦和各州的监管政策应该更新，以便在不影响空气和水质量标准的情况下允许增加采矿生产。在外交方面，美国应该与盟友合作，共同实现加工的多样化，并为盟国企业在勘探、采矿和冶金技术方面的国际合作创造激励机制。
3月21日发表
https://nationalinterest.org/feature/rare-earths-supply-chains-and-confrontation-china-206331
3月15日，俄新社援引中国国防部消息表示，中、俄、伊等国海军于3月15日至19日在阿曼湾举行“海上安全纽带-2023”联合海军演习。此前中国、俄罗斯和南非的联合海军在印度洋举行了演习。演习期间，武装部队对海上目标进行了炮击，举行了解救人质以及协助海上救援的训练。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提及台海冲突非中国内政。学者今天表示，台湾在半导体芯片供应链等方面，重要性不可言喻，布林肯的言论彰显民主自由的价值、给予中国大陆最直接的反驳，代表美国的台海战略已走向建设性的战略清晰。
俄乌战争一周年，布林肯表示，全球之所以如此担心台海爆发危机，是因为这不是中国内政，而是攸关全世界，中国大陆“侵台”将为全球经济带来灾难性后果。
台湾地区防务部门地区防务战略与资源研究所所长苏紫云告诉“中央社”记者，布林肯的言论彰显民主自由的价值，由于印太区域航运占全球6成，且在半导体芯片供应链上，超过9成的美国军规芯片都由台湾供应，甚至台湾附近的飞航情报区（FIR）每天有超过万架飞机经过，台湾重要性不可言喻，因此布林肯此举是给予中国大陆最直接的反驳，代表已走向建设性的战略清晰。
苏紫云解释，若要谈美国的台海战略是否转向，模糊或清晰的二分法可能不合适，因此可称“建设性的战略清晰”或“政策清晰、战略模糊”，也就是维持现状的目标清楚，但是手段更为弹性。
台湾地区防务部门智库、地区防务安全研究院地区安全所所长沈明室说，布林肯说法是表明过去既定的事实，因为台湾不论是在地缘战略价值，或是于半导体及全球供应链中扮演的角色日趋重要，若台海发生冲突或遭占领，对全世界影响巨大。
沈明室指出，虽然布林肯是在宣示台湾关系法的立场，但同时也反驳中共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中重述“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言论，并藉此再度表明美国的立场。
台大政治系教授陈世民指出，今天是俄乌战争一周年，布林肯的言论会让外界去思考台湾问题，同时关注在亚洲是否会出现另一场战事。
陈世民表示，中国主张的“一中原则”与美方的“一中政策”有所差异，因此美方对中国的一中原则是“认知”，意即认知中国的态度，但不承认中国的立场，其方式并未违反美国一贯政策；另外，布林肯以国务卿高度去阐述此言论有其重要政治意涵，某种程度是响应慕尼黑安全会议中对王毅的不满。
日本外务省事务次官森健良当地时间14日访问美国华盛顿，与美国常务副国务卿舍曼举行会谈，确认了将合作应对飞至美国上空等的中国侦察气球。舍曼就美军击落气球称：“中国侵犯了美国主权，为保护国民安全而做出了应对。”森健良对美方立场表示支持，认为围绕气球飞至美国的问题，中国履行充分的说明责任很重要。
日本政府介绍称，2019年至2021年在日本上空发现的3个飞行物很可能是中国的侦察气球。外务省未透露森健良与舍曼的会谈上是否谈及此事。
2月18日，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Antony J. Blinken）与中国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在慕尼黑安全会议期间会晤。会晤中，布林肯首先提及中国在美国的“高空监视气球”“侵犯美国主权和国际法”。关于俄乌冲突，他对于如果中国向俄罗斯提供物质支持或协助其逃避系统性制裁的影响和后果发出了警告。另外，他还谴责，朝鲜当日进行的弹道导弹试验是破坏稳定的行动，而负责任的大国需要应对这一国际挑战。他重申，美国长期以来的一个中国政策没有改变，并强调了维护台湾海峡和平与稳定的重要性。此外，他还重申了美国总统拜登的声明，即美国将与中国进行竞争，并捍卫美国价值观和利益，但美国不希望与中国发生冲突，也不希望爆发新冷战。最后，布林肯强调了始终保持外交对话和开放沟通渠道的重要性。
2023年2月15日，美国常务副国务卿温迪·谢尔曼(Wendy R. Sherman)在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 Institution）组织的讨论上表示中华人民共和国为美国带来了挑战，提出了全球规范和价值观的利害关系，中美关系是美国进行战略和政策选择时的重要考量。
美方表示，中华人民共和国是美国立于当代的地缘政治步调挑战（pacing geopolitical challenge），一个在美国人民记忆中罕见的，考验美国外交的挑战。
美方深刻认识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唯一一个有意图和能力改变国际秩序规则的竞争对手。在中美博弈中，美国重新确定了政府的核心要务，即果断地采取行动保护美国人民的安全。美国将以坚定的决心回应中华人民共和国带来的挑战，捍卫美国的利益和理念，促进普世人权，并维护当代国际秩序。
同时，美国不愿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生武装冲突。美国政府相信外交的力量能够减少冲突的可能。
韩国国防部6日研判称，美国近日击落的中国“侦察气球”（中方称“无人飞艇”）不曾飞越韩国领空。
国防部发言人全河奎当天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考虑到美方评估的其飞行高度和韩军的防空能力，研判中国的“侦察气球”未飞越韩国领空。韩军防空雷达有能力探测到领空范围内的此类飞行器，但雷达当时并未捕捉到有关航迹信息。
美国气象学家丹·萨特菲尔德此前基于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NOAA）的气流流动模型演算的该飞行器运动轨迹显示，若其沿着高14千米的气流飞行，则有可能飞越韩半岛西南部末端的领空。但这仅仅是基于气流模型模拟出的情境，并非实际飞行路径。
【国家利益】拜登的国情咨文如何正确对待中国
新泽西州拉马波学院政治学副教授迪安-P-陈（Dean P. Chen）在国家利益上发表了一篇名为《拜登的国情咨文如何正确对待中国》（How Biden’s State of the Union Got China Right）的文章。
文章指出，在一架美国战斗机击落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高空侦察气球仅三天后，拜登总统的国情咨文听起来对北京非常友好。拜登总统既没有明确提到气球，也没有提到美国的军事反应。在另一个场合，拜登总统告诉记者，击落中国气球不会削弱美中关系。“我们已经向中国表明了我们要做什么，他们理解我们的立场，我们不打算退缩，我们做了正确的事情。而且不存在削弱或加强的问题，这只是现实。”
文章指出，很难说拜登政府是否改变了美国对华政策。拜登并没有从美中两国的关键战场上退缩，美国仍然掌握尖端技术和半导体供应链的主导权。在去年8月通过的CHIPS法案的基础上，拜登断言，“中国政府有意主导这些行业，但我们将确保美国的供应链从美国开始。”
文章指出，淡化中国气球事件似乎是一种有分寸的做法。正如大卫-桑格在《纽约时报》上所观察到的，拜登政府正在争论哪个中国会更难对付。“一个自信的、正在崛起的大国，还是近几个月来经济增长压力越来越大的大国”。拜登政府担心中国会采取冒险的外交政策，这很容易使紧张局势升级为更大的对抗。
文章指出，对拜登来说，在收到和评估更多信息和事实之前，避免过度夸大与北京的紧张关系可能是谨慎的做法，然而，华盛顿必须更加警觉地做好准备，不仅要对付一个咄咄逼人的中国，更要对付一个反复无常的中国。
2月15日发表
https://nationalinterest.org/feature/how-biden%E2%80%99s-state-union-got-china-right-206213
学者布鲁斯-W-麦克唐纳（Bruce W. MacDonald）、卡拉-弗里曼博士（Carla P. Freeman）与艾莉森-麦克法兰（Alison McFarland）在《美国和平研究所》上发表了一篇名为《中国与太空的战略不稳定性：中美战略竞争时代的和平之路》（China and Strategic Instability in Space: Pathways to Peace in an Era of US-China Strategic Competition）的报告。报告研究了中美在太空中不断加剧的竞争，强调了三个关键的不稳定因素，并建议采取措施改善太空治理，保障太空领域的可持续和安全使用。
报告指出，中国政府最近发表的国防白皮书将外太空称为国际战略竞争中的“指挥高地”，而美国已明确将太空确定为一个作战领域。虽然目前美中关系的紧张使管理太空中的潜在冲突变得困难，但也不是不可能。报告指出，美国和中国作为世界上三个最强大的空间大国中的两个，迫切需要改善沟通和管理领域的分歧。
报告的摘要如下：
在技术快速发展、中国致力于发展其已经强大的太空能力以及美中关系日益对抗的背景下，美中在太空的竞争正在加剧。
太空空间环境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破坏稳定的挑战。不稳定的驱动因素包括常规和核空间传感器系统的缠结、动能直接升空反卫星武器的测试以及数万甚至数十万商业卫星的急剧增长。
中国是所有这三个问题中的一个关键因素，每一个问题都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即空间治理的基础设施没有跟上技术变革和空间行为体数量激增的步伐。
如果美国和中国一起工作，他们很可能能够促进一项国际承诺就“大型”"和“超大型”星座对空间安全的影响进行研究，并创建一个卫星轨道的协调机制。
2月9日发表
https://www.usip.org/publications/2023/02/china-and-strategic-instability-space-pathways-peace-era-us-china-strategic
《陆地国界法》是我国第一部统筹规定边界管理的法律，该法涉及边境环境保护的相关法律规定，体现了重视边境地区环境保护的导向、也标志着边境环境法治建设将迎来新机遇。当前，边境环境法治建设应充分结合边境地区的安全与发展需求进行设计，总体国家安全观作为国家安全治理的重要指导思想，应在指引边境环境法治建设的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
以总体国家安全观指引边境环境法治建设，一方面要硬化法制约束，在保障边境地区传统安全的同时保障环境安全、生态安全等非传统安全；另一方面要加强治理体系的优化设计，综合运用多种手段加快推进边境环境治理体系现代化，以国内国际法治双线并举的方式，实现涵盖“界-区-空间”的有序渐进的边境环境法治建设目标。未来，还应立足于边境地区环境保护的实践经验，探索国内与国际环境法治的新发展、新动力。
一、“总体国家安全观”视角下的边境环境法治建设
在“后疫情时代”，边境环境法治建设存在现实障碍。新冠疫情暴发后，边境管控措施使边界作为国与国之间“分隔线”的意义更被强调，边境地区间环境保护的合作受到挑战。同时，新冠疫情加剧了各国间发展的不平等性，各国在环境保护方面的科研水平与资金投入水平愈发参差不齐，也将限制跨境环境保护合作的顺利开展。
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引入，可为梳理边境环境法治建设的重点、明确边境环境法治的内容提供指引。首先，总体国家安全观并重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使偏重保障传统安全的边境地区将目光逐步转向生态安全、环境安全等非传统安全；其次，总体国家安全观充分立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背景、统筹自身安全和共同安全，能够指引我国在防控疫情的同时维护当前跨境环境保护合作的成果，助力边境地区在“后疫情时代”实现更绿色、智能的疫后重建。
因此，在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指引下，边境环境法治应在安全与发展两大主题双线并行的战略背景下呈现出以安全为基础、以发展为重点的具体导向。而边境环境法治建设本身的制度设计，则既要以“安全”为中心硬化法制约束、以“良法”筑牢环境安全之基，也要以“发展”为中心优化治理体系、通过“善治”实现长效发展。
二、边境环境法治建设的基础：依托“硬边界”硬化法制约束
我国边境环境法治建设虽有法理基础与法律依据，但缺乏专门针对边境地区环境问题的系统性法律规范，与边境地区的重大战略意义以及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在边境地区有效开展的实际需求不相匹配、还将影响边境地区环境治理的切实推进。因此，如欲切实推进边境环境法治建设，必须加强针对边境环境问题系统性立法。
边境地区环境问题的系统性立法，首先应以《陆地国界法》中关于边境环境保护的框架性、总括性规定为基础，有序地就边境地区环境安全、跨境污染防治、合作共享跨境生态资源等问题进行全面规定。其次，应充分梳理、整合环境保护领域立法中涉及边境地区环境保护的现有规定，明确系统性立法需涵盖的内容与涉及的责任主体。
在以独立的《边境环境保护法》制定出台为目标的同时，还应结合当前我国环境法治建设的发展现状，在相关的环境保护法律中增添与边境地区环境保护相关的元素，编织起多部门协同合作的法律制度网络。在环境法典编纂的过程当中，可在各分编内适当增加与边境地区环境问题有关的条款；而在单行法当中，可结合边境地区的自然环境条件和发展现状做出细化规定；同时还应注重完善边境环境刑事、民事法律责任的相关立法。
三、边境环境法治的关键：构建“界-区-空间”的治理体系
在国内环境法治建设层面，通过国内立法提供法律上的硬保障之后，还需进一步思考如何构建良好的边境环境治理体系。结合边境地区在地理、政治意义上的特殊性，边境环境法治建设更需依托独立的统筹协调机构开展，依托统筹协调机构明确生态环境部、自然资源部、边境地区各级地方人民政府、沿边沿海各级党委、国家边海防委员会等多个主体的具体责任和工作内容，并明确专管边境环境问题的主管部门。同时，基于边境地区生态保护跨境多层级合作且重视基层法治建设的趋向，还应稳步推进边境环境行政执法改革，有序推进边境地区乡镇机关执法队伍建设、助力我国边境地区人民政府与接壤邻国地区人民政府长效合作。
而在国际环境法治层面，则应以“安全-发展”为脉络构建“界-区-空间”的治理体系。在边境安全保障方面，我国应当依据与边境环境保护相关的国际环境公约履行国际义务，充分运用公约的遵约履约机制、并落实双边边界管理协定中关于边境环境保护的规定。在边境地区共治方面，边境地区政府应当与陆地邻国相应行政区域的地方政府共同完善治理体系，注重发挥边境地区相邻城市群之间的协作效应、容纳多方主体参与边境共建。在边境空间保护与开发层面，自然地理条件与人文地理因素趋同较高的邻国间边境地区之间更应立足于空间资源保护、开发及利用的背景，注重陆、海、空、地多维自然要素的协同增效，加强对区域保护和空间规划工具的使用。
四、边境环境法治的深化：区域实践反哺国内外环境法治
在正视现存立法缺陷、执法现状的同时，要立足于区域的法治建设实践经验，对国内外环境法治的未来发展进行更为合理的编排布局，继续深化边境环境法治的发展。
在探索国内环境法治新发展的过程中，可结合法律立改废释篆的实际需要、探究是否需要重视边境地区的独特地位。待边境地区法治建设发展趋于成熟后，或可参考《立法法》中涉及民族自治地方人民代表大会及经济特区所在地的省、市人民代表大会地方立法权限的有关规定，在一定程度上允许边境地区省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根据全国人大的授权制定在“边境地区范围”内实施的涉及边境环境安全等重要事项的法规。
当前，国际环境法的立法模式逐渐从“自上而下”向“上下融通”而演进，“上下融通”的模式使次区域的协作发展在构建国际环境法治的过程中起着更为重要的作用。从全球范畴来看，区位接近的国家、地区之间根据区域特色形成相应的环境保护组织；从国家范畴来看，边界两侧的边境地区政府在遵循双边协定的基础上根据城市环境治理的实际需要形成合作关系。因此，在挖掘国际环境法治发展的新动力的过程中，则可结合边境地区环境保护的区域实践经验，发挥次区域环境治理在国际环境法治当中起到的重要作用。
五、结论
在总体国家安全观视角下，边境环境法治的建设不仅要推动国内环境法治建设与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更要求我国将自身环境法治建设置身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大环境中。在保障环境安全的视角下，双边、多边合作的前提是强化国内法制约束，打造具有中国特色的“安全－发展－共建”边境环境法治脉络，以环境安全之基促环境保护合作。而在实现边境环境保护合作发展的视角下，则需要在国内、国际法治框架下通过多种手段与途径深化边境环境治理体系变革。以总体国家安全观指引边境环境法治建设，既有利于国内法充分衔接国际环境法发展最新趋势、也有助于以区域实践反哺国内国际环境法治革新。
2017年，美国出台了“印太战略”，企图通过“印太战略”全方位遏制中国的崛起。美国这一战略得到了印度和越南的积极响应。印度莫迪政府开始更加广泛地运用“印太”概念，并主动融入美国的“印太”合作框架。而越南一直忌惮于中国崛起，因而也有意在“印太战略”框架下加强与美国、印度、日本等国的多领域合作，从而推动国家的发展，并借助域外大国的力量来制衡中国。在“印太战略”背景下，印越两国都有意加强双边关系，进一步构建全方位、多领域的合作框架。本文聚焦“印太战略”背景下的印越合作，探究“印太”视域下印越两国对彼此的认知和定位，分析两国合作的发展态势，并从地缘政治视角探析印越关系面临的制约因素和未来发展趋势，分析印越关系发展对中国的影响。
一、印度和越南的“印太”战略观及其相互认知
“印太战略”自2017年被提出以来受到了印度、越南等“印太”区域内国家的高度关注。为了能够借助美国的“印太战略”来谋取地缘政治和经济利益，印越两国在结合自身的国情和战略诉求的基础之上，形成了各自独特的“印太”战略观。
就印度而言，印度希望融入美国的“印太战略”框架来强化自身在印太地区的战略存在。“印太战略”可以满足印度在亚太地区扩展地缘战略利益的需求，有利于印度加强与美国、日本及东南亚国家的海上合作，进一步将其政治、军事影响力由印度洋延伸拓展至太平洋。
就越南而言，越南在一定程度上吸纳了美国的“印太”概念，但又避免“选边站”，而是对此作出越南式的解释。越南的“印太战略”理念是在一定程度上借助美国的“印太战略”来强化同美国、日本等大国的合作，同时采取不针对中国的政策取向，并突出越南、印度和东盟的重要作用。
印越双方在印太地区有着共同的地缘政治诉求。对印度而言，越南可以作为印度强化与东盟关系和融入亚太的重要抓手。越南不仅是印度“东向行动”政策的战略支柱，同时也是东盟与印度之间的协调国。此外，越南作为重要海上安全通道，对印度实现其“两洋战略”具有重要的地缘战略价值。
在越南看来，印度是越南在印太地区保持大国战略平衡的重要力量。越南可以借助印度的力量在一定程度上对冲中国的影响力，也可以借助发展与印度的战略合作，推动本国在经贸、军事等领域的进步。
二、“印太”视域下印越关系的新进展
在印太地区逐渐成为全球新的战略重心的背景下，印度与越南都希望在中美战略竞争的形势下谋取更广泛的战略利益。为此，印越两国将双边关系升级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积极推动两国在政治、经贸、防务等领域的合作。
第一，政治上，构建全方位、多层次的高层战略对话。为增进两国战略互信，印越双方积极推动两国高层战略对话。两国还建立多领域常态化合作交流机制。印越两国政府高层通过多层次、多领域的外交活动，不仅使双边关系提质升级，而且推进并实现了两国关系的顶层设计，使两国的战略行动导向更加清晰，从而增进了两国之间的战略互信。
第二，经济上，推动贸易投资合作，深化两国经济联系。经贸合作是推动印越关系发展的重要依托。在两国的印太战略布局中，发展经济是双方对外战略的重心。此外，印度和越南都想在一定程度上消减对中国的经济依赖，尤其是印度，一直希望通过强化同东南亚国家的经济合作来对冲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影响。因此，印越两国寻求进一步推动贸易投资合作，深化两国之间的经贸联系。
第三，安全上，加强安全防务合作，深化军事合作关系。在印越两国的“印太”战略理念中，地缘政治安全是两国所关注的关键领域。印度希望能借助同东盟国家的合作将其影响力拓展至太平洋，从而保证其“两洋战略”的实现。而越南则希望借助域内大国的力量来对冲中国的影响力，并且寻求在南海海域获得更多的战略支持。因此，印越都寻求强化两国安全防务合作，从而为自身安全战略目标的实现提供更多的政治筹码。
三、印越关系发展面临的挑战
由于两国印太战略理念的差异，以及地缘政治及地缘经济因素影响，印越关系深入发展仍面临诸多挑战。
第一，印越两国的印太战略理念存在差异。一是两国的“印太”战略目标存在分歧。印度和越南的“印太战略”目标和诉求存在明显的差异，其政策取向也呈现出相背离的趋势。二是印越两国的对华战略取向并不一致。印越两国的对华战略取向已呈现出明显的差异化趋势，而越南的对华软性制衡和印度的对华战略强硬使得两国在对华政策上很难保持步调一致。
第二，印越在经贸层面对中国的依赖限制两国制衡中国的战略目标。印越关系的发展受地缘经济因素影响。对华经贸依赖限制了两国制衡中国的战略目标的实施。印越两国对中国都有着较大的经济依赖性，这也使得印越两国在处理对华问题时保持谨慎，不会触及中国的红线，更不会因此影响两国各自与中国的关系。
第三，印越双边关系发展受制于美国的战略影响。印越关系发展同样面临着美国的战略制约。为遏制中国，美国试图把印度和越南等国纳入其“印太战略”。印度和越南对美国都具有较大的战略安全需要。因而，印越两国对美国的安全依赖使得两国必须迎合美国的对外战略，因而印越关系的发展很难脱离美国的战略轨道。
四、印越关系的发展趋势
未来，印越两国为了实现各自的国家战略目标，一方面将进一步加强双边合作，另一方面也将寻求自身的战略自主性。
第一，经贸和安全防务合作仍是双边关系发展的重要支柱。由于印越两国的“印太战略”在经济层面存在较多共识，未来两国双边及多边经济合作将继续深化。而在安全防务领域，印度和越南都将着重加强自身的国防安全建设，以追求国家战略安全。
第二，印越双边关系会更加趋于平衡和全面。自印越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以来，两国除了在政治、经贸和安全防务等领域进行高频互动外，也在积极推动其他领域的交流合作。印度和越南作为亚洲两个崛起中的国家，不仅有较大的经济发展潜力，而且在一些新兴领域还有很大的合作空间。因此，未来两国的双边关系将会更加全面、均衡。
第三，印度和越南会寻求自身战略自主性，避免卷入大国战略斗争的漩涡。未来，印越两国的合作将更加基于自身的战略利益考量，坚持对外战略的自主性，不会过分捆绑在某一国家的战略轨道上，从而避免卷入大国权力斗争的政治漩涡之中。
五、印越关系发展对中国的影响
印越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发展将对我国的地缘安全造成一定的负面影响，尤其是对我国南海主权权益和周边安全稳定构成威胁。
第一，加剧中国周边安全局势的复杂性。对于同中国存在领土争端且欲谋求地区主导地位的印越两国而言, 通过积极强化双边关系来制衡中国的战略意图比较明显。印越防务合作，尤其是印度借助越南介入南海问题，将给中越、中印关系造成负面影响。
第二，一定程度上影响中国与印越两国的双边贸易合作。中国是印越两国的重要贸易伙伴，但印度却担忧对中国过度依赖将导致产业链安全问题，因此莫迪政府试图寻求经济自主性，并试图通过强化与东南亚国家的商品贸易来消减对中国商品的过度依赖。未来，印度会更加的重视同越南的商品贸易。从长远看，印越贸易关系的深化将一定程度挤压中国同印度的商品贸易空间。
第三，影响中国在南海的合法权益。越南一直借助美国、日本、印度等域外大国的干涉来获取同中国斗争的战略筹码。而印度将越南视作介入南海问题的重要媒介，公开支持越南在南海领土争端中的立场。因此在“印太战略”框架下，印度与越南从各自的国家利益出发，寻求在南海问题上强化军事和经济合作，这将给中国南海权益的维护带来一定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