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演习期间，中俄海军编队进行了解救被劫持船只和完善海上联合搜救行动的训练，并进行了联合战术和通信演习。两国舰艇在反潜机的支持下，共同搜寻一艘模拟敌方的潜艇，使用深水炸弹完成了齐射攻潜，还对模拟水面战舰的目标进行了炮击，并使用防空导弹和火炮打击空中目标。在演习期间，两军共联合进行了10多次战斗演习。

杜特尔特政府当政以来，在南海问题上一直保持谨慎、低调姿态。它一方面搁置“南海仲裁案”，抵制美、日、澳等国对南海事务的干涉。另一方面，积极恢复并发展与中国的对话机制，将南海问题放在双边、多边谈判的框架内，如共同建立中菲南海问题双边磋商机制，签署政府间《关于油气开发合作的谅解备忘录》，积极推动《南海各方行为准则》的磋商、谈判。

但从2021年起，菲政府主动在南海议题上频生事端：第一，显著加大外交抗议的频度、力度和范围，如大肆炒作、攻击中方船只在牛轭礁“聚集”、菲补给船在仁爱礁遭中国海警“阻拦”。第二，重提并试图固化“南海仲裁案”成果，为《南海行为准则》谈判设置障碍，将2016年“裁决”描述为最终、有拘束力、不可逆转的“国际法的一部分”，拉拢呼吁其他国家给予支持，寻求将“裁决”与《南海行为准则》相捆绑，并宣扬将域外国家拉入《准则》谈判。第三，协调菲武装部队、海警、渔业和水产资源局、能源部等各方力量，将菲南海主张付诸实施。第四，迅速强化与美、日、澳等国安全合作，并在南海开展联合行动。2021年7月底，美菲宣布“全面恢复”《访问部队协议》。9月，菲成为唯一声明支持美英澳同盟的东南亚国家。菲还加强了与日、澳、法等美国盟友的安全联系。

从短期来看，显而易见，杜特尔特南海政策的调整有迎合选情的考虑。杜特尔特需要表现出对华强硬姿态，以迎合国内民族主义情绪，应对对手攻击。从外交战术的角度而言，杜特尔特在任期最后一年大幅回调南海政策，既有利于巩固和伸展菲国家利益，保持菲外交立场的灵活性，为自己留下政治遗产，又可为继任者上台后改善对华关系创造空间和筹码。

然而，我们也需要警惕促使菲在政策选择上倒向美国的长期性因素的发展：

第一，菲律宾对中美战略博弈及印太地区格局认知的变化。南海争端早已不是单纯的中国与其他声索国之间的领土海洋争端，菲律宾等国南海政策也不完全关乎南海，反而更多是小国在中美之间如何选择和自处的策略问题。近年来，中美关系出现了可能诱使菲向美接近的几点变化：首先，中美战略相持长期化的趋势日渐明朗。菲律宾对中美妥协和解的顾忌大幅降低。其次，总体上形成了美攻中守的局面。这使得菲律宾在短期内更有恃无恐。其三，在美“印太战略”驱动下，中美战略博弈的区域不断扩大，早已溢出南海，如今台海问题成为重中之重，南海争端反而退居相对次要的地位，“三海联动”加大了中国在南海采取反制手段的风险和成本。最后，中国周边安全环境的恶化已严重威胁地区和平稳定，菲怀疑自己难以置身事外。

第二，美菲同盟关系调整取得重要进展。《访问部队协议》恢复后，菲律宾向美方提出了升级、更新美菲同盟的要求。要点有三：（1）重申并进一步澄清美国根据《菲美共同防御条约》和2016年“裁决”对菲承诺的确切范围；（2）修订和增补《菲美共同防御条约》和其他相关的菲美防务协议，以确保美菲“有最大可能的合作和协同性”，应对“灰色地带”威胁；（3）要求美增加对菲军援的规模和水平，帮助菲实现军事现代化，建立一支“现代化、专业和有能力的武装部队”，“能够在我们广阔的海上领域解决当前和未来的安全问题”。菲诉求得到美国积极回应。2021年11月17日，美菲发布《21世纪美菲伙伴关系联合愿景声明》，美菲主要关切在该文件中都有所体现，标志着美菲协调取得初步而重要的进展。

第三，受“南海仲裁案”余毒及美国反华宣传的影响，南海问题在菲国内被简化抽象为法治与武力、正义与邪恶、强者与弱者、主权与金钱之间的二元对立，菲政界及民间在南海问题上的立场日趋僵化。菲反对派言必谈2016年“裁决”。菲部分议员野心不断膨胀，甚至超出菲原有所谓“卡拉延群岛”主张，进一步提出扩大菲南海“领土主权”的新法案。菲普通民众也受到“南海仲裁案”的明显影响。

尽管出现了中菲、美菲关系出现了上述变化，但菲律宾在中美之间的角色定位并未改变。马科斯决心延续杜特尔特“独立自主”的外交路线，在中美或中美俄三个“超级大国”之间“保持一条非常非常微妙的界线”。这并非严守中立，不是谨小慎微的“等距离外交”，而是根据菲国家利益不断调整其“中立”姿态的具体形式、偏向和尺度。

马科斯政府的南海政策正是上述外交路线的体现和重要组成部分：第一，以绕过南海争端为杠杆，积极改善对华关系，争取中方在政治、经贸、投资、基建等方面给予更多支持，并扩大合作领域。第二，坚持杜特尔特政府后期既定立场，寻求继续扩大在南海的实际存在，如支持菲参议院一项将所谓“西菲律宾海”制度化的议案。第三，继续发展与美、日等国的安全联系，着重强化美对菲安全义务，借助美援推进菲军事现代化。马科斯政府不仅再次提出升级美菲同盟、美国亚太安全联盟多边化的主张，还公开确认了与美国在南海开展联合巡航的可能性。第四，继续在地区和全球层面积极倡导“多边主义”，以借重国际平台实现自身利益。

由此看来，马科斯试图在中美大国博弈的夹缝中寻找到一条以最小成本风险、实现菲国家利益最大化的道路。他设想利用中美矛盾和两国争取菲律宾的心理，一面以在南海没有实质让步的有限克制为筹码，换取中国在经贸、能源、技术、文教、卫生等领域的实际好处，另一面又以中菲关系和美菲合作为杠杆，敦促美、日等国给予菲更明确的安全保证和军事、经济援助，以实现菲律宾国防现代化。在这一过程中，菲律宾待价而沽，不断积累政治、经济、军事实力和外交筹码，以待来时。从头至尾，菲只需保持低调，即可借力打力，两面下注，对冲风险，保留未来参与分红，还将国家发展与蚕食南海的双重目标统一起来。

尽管如此，马科斯的政策构想建立在对中菲关系、美菲关系的精巧平衡和对菲国家利益的精细估算的基础之上，实施起来本身难度不小，不确定性因素也很多。

首先，中美关系的实时态势及其对菲国家安全的意义。菲律宾虽企图利用中美矛盾，但也还要避免为美国火中取栗，尤其不愿卷入与己无关的台湾问题的议程。在错综复杂、瞬息多变的国际环境中，菲只有被动接受而缺乏主动塑造整体形势的能力。

其次，菲律宾与美国及其盟友之间安全同盟关系的协调程度及未来走向。美、菲从同盟关系中所获收益与风险大不相符，双方仍需就每一项主张的具体细节讨价还价。

再次，中菲经贸合作与美国“印太经济构想”的落地情况。中国在菲对外经济关系中的地位仍举足轻重。美虽一直在设法弥补其“印太战略”中的经济短板，但其能否给菲带来多大实际利益，是否真正能与“一带一路”倡议相抗衡，也有待观察。

最后，中国与东盟其他国家对南海形势的管控形势。菲既然高举“多边主义”大旗，将自身利益隐藏于集体主张之下，在南海政策上的立场也就要受到东盟及其他东盟国家的影响和牵制。

2022年1月，美国国务院海洋及国际环境与科学事务局发布了题为《海洋界限第150号报告——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南海的海洋主张》。针对中国的南海海洋主张，美国政府此前已发布了两份报告，分别是2014年12月发布的《海洋界限第143号报告——中国在南海的海洋主张》和1996年7月发布的《海洋界限第117号报告——直线基线主张：中国》。纵观美国历次发布类似报告的时间节点，可看出其明显的政治目的。

2022年1月，美国国务院海洋及国际环境与科学事务局发布了题为《海洋界限第150号报告——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南海的海洋主张》（以下简称《报告》），声称根据国际法尤其是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以下简称《公约》）对中国在南海的海洋主张进行了全面审查。针对中国的南海海洋主张，美国政府此前已发布了两份报告，分别是2014年12月发布的《海洋界限第143号报告——中国在南海的海洋主张》和1996年7月发布的《海洋界限第117号报告——直线基线主张：中国》，前者声称根据国际法审查了中国的南海断续线主张；后者针对中国公布的西沙群岛直线基线，声称《公约》不允许中国这样的沿海国家采用直线基线连接一个位于远海的群岛内各岛。纵观美国历次发布类似报告的时间节点，可看出其明显的政治目的

一、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必须坚定不移全面深化改革开放

《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十九届中央委员会报告的决议》指出，在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长期探索和实践基础上，经过党的十八大以来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创新突破，我们党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高质量发展，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

中国式现代化与西方国家以资本为中心的现代化、两极分化的现代化、物质主义膨胀的现代化、对外扩张掠夺的现代化有着本质区别。中国式现代化作为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已经积累了丰富经验，形成了规律性认识，但仍有大量改革难题、发展课题、矛盾问题需要破解，任务极其艰巨，难度世所罕见。从国际看，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全球经济复苏乏力，世纪疫情影响深远，各种传统和非传统安全问题相互交织，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霸权主义等威胁加剧，敌对势力处心积虑阻滞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从国内看，形势环境变化之快、矛盾风险挑战之多、治国理政考验之大前所未有。

形势的复杂性要求全面深化改革开放。《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十九届中央委员会报告的决议》强调，必须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坚持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坚定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愿同世界各国一道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共同应对各种全球性挑战。未来五年主要目标任务之一是：改革开放迈出新步伐，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深入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更加完善，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基本形成；中国国际地位和影响进一步提高，在全球治理中发挥更大作用。必须牢牢把握以下重大原则：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坚持发扬斗争精神。

只有不断结合形势任务发展变化提出改革开放的新要求，才能不断开创改革开放的新局面。只要我们党能够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把前进目标转化为广大人民的奋斗实践，团结带领人民跨过一道又一道难关，就能取得一次又一次胜利，创造一个又一个辉煌。只有在党的领导下把14亿多中国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充分激发出来、凝聚起来，中国式现代化的宏伟蓝图才会变成美好现实。只有凝聚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智慧和力量，准确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用深化改革开放筑起防范化解各种风险挑战的铜墙铁壁，才能打赢各类遭遇战、攻坚战、持久战。

四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史，就是一部党领导人民深化改革开放、赢得伟大胜利的历史。10月2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同中外记者见面时宣布，经过改革开放40多年不懈努力，我们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来越大。我们将坚定不移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以自身发展为世界创造更多机遇。在第五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的致辞中，习近平主席不仅阐述了中国将推动各国各方共享的三大机遇——中国大市场机遇、制度型开放机遇、深化国际合作机遇，而且再次向世界宣示中国扩大高水平开放的决心——中国愿同各国一道，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凝聚更多开放共识，共同克服全球经济发展面临的困难和挑战，让开放为全球发展带来新的光明前程！习近平主席上述对开放态度的坚定表态，向世界传达了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中国扩大开放不变的决心。

二、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根本在于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统一意志和行动

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必须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统一意志和行动、指引深化改革开放的正确方向。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回答了新时代举什么旗、走什么路的根本性问题，提出了一系列富有时代性、创造性、战略性的重大论断，在坚持什么、反对什么上旗帜鲜明、正本清源，集中体现了我们党的政治意志、政治立场、政治主张，充分彰显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力量。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深化改革开放的思想根基，并为改革开放提供了根本遵循和正确方向。要深刻领会这一重要思想的核心要义、丰富内涵、实践要求，用以武装头脑、教育人民，牢固树立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共产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对中国式现代化的信心，进而巩固深化改革开放的共同思想基础。在涉及旗帜、道路、方向等重大原则问题上，眼睛要特别明亮，头脑要特别清醒，立场要特别坚定，绝不能有丝毫含糊、犹疑、动摇。

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激发深化改革开放的精神动力。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闪耀着真理和人格的光芒，集中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品格、价值追求、精神风范。要深刻感悟这一重要思想所蕴含的坚定理想信念、真挚为民情怀、高度历史自信、无畏担当精神，筑牢信仰之基、补足精神之钙，为深化改革开放注入强大精神动力。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解决深化改革开放的各种难题。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持理论和实践相结合、战略和战术相贯通、世界观和方法论相统一，既讲怎么看又讲怎么干，为党领导人民深化改革开放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也提供了科学的工作指导。只要我们学深悟透这一重要思想，既知其言又知其义、既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认识上的困惑就能及时消除，工作中的难题就能得到破解。要坚持把这一重要思想作为想问题、办事情、抓工作的根本遵循，深刻把握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提高战略思维、历史思维、辩证思维、系统思维、创新思维、法治思维、底线思维能力，更好破解改革发展稳定的重大问题、人民群众高度关注的利益问题、党的建设的突出问题，真正把理论成果转化为实实在在的中国式现代化成效。

三、在敢于斗争、善于斗争中激发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磅礴力量

斗争是矛盾运动规律的集中体现，斗争内嵌于深化改革开放之中。我们要发扬斗争精神，从思想上行动上把敢于斗争、善于斗争融入深化改革开放全过程。大力彰显敢于斗争的鲜明品格。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面临的各种斗争不是短期的而是长期的，将伴随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全过程。新征程上，为了肩负的历史重任，为了党和人民的事业，无论敌人如何强大、道路如何艰险、挑战如何严峻，我们都必须毫不畏惧、绝不退缩，敢于斗争、敢于胜利。对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各种困难矛盾要敢于啃硬骨头，对事关政治原则的错误言行要敢于发声亮剑，对党内各种不正之风和消极腐败现象要敢于刮骨疗毒，对敌对势力抹黑党和国家的形象、损害国家和人民的利益的行径要毫不手软、敢战能胜。摒弃一切畏首畏尾、一切消极懈怠、一切瞻前顾后的思想和行为，始终保持狭路相逢勇者胜、越是艰险越向前的大无畏气概。同时科学把握善于斗争的方式方法。斗争是一门艺术，讲究策略和方法。

要善于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把握大局大势，分清轻重缓急，合理选择斗争的手段、方式和工具，精准把握斗争的时、度、效。要坚持有理有利有节，在原则问题上寸步不让，在策略问题上灵活机动，在斗争中促团结、谋合作、求共赢，在斗争中练胆魄、磨意志、长才干、促团结，以过硬的斗争本领不断创造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新业绩。

从治理的角度而言，海洋酸化、珊瑚白化、海洋微塑料污染及滨海生态系统退化等全球海洋生态问题突显了全球海洋治理机制的不足；而全球海洋治理研究的一个中心问题就是如何发现和剖析现有治理机制的不足，以加强国际协作、共同应对挑战。全球60%的海洋并不在各国管辖范围之内，这意味着各国负有共同的国际责任。公平与主权平等无疑应是全球海洋治理的基本要义，然而全球海洋治理仍带有大国政治博弈的色彩，美英等传统海洋强国在议题设置、资源分配、制度设计等方面占据相对优势地位。尽管《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作为海洋治理领域最重要的一部综合性国际条约，提供了在全球范围内规范和管理海上活动的基本框架，但既有国际海洋法规则既无法全面有效管理全球海洋事务，在跨国性海洋事务管理机制方面存在明显短板，更不能反映海洋权利结构的变化。

尽管拜登政府上台后，一再声明美国将重回“多边”，部分修正了前任政府政策，并重返《巴黎协定》以谋求气候治理的全球合作，但在美国将中方视作最大竞争对手，并纠集其盟友试图对中国进行战略“围堵”之时，国际多边合作的氛围已大不如前，美西方个别人士更是叫嚣所谓“中美新冷战”，这无疑严重限制了联合国、国际海事组织、世界贸易组织等多边国际组织在海洋问题等的全球治理领域发挥积极作用。美欧等传统海洋强国采取单边主义立场、弱化全球主义，纷纷将注意力转向“大国竞争”与地缘战略博弈，是对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及多边治理全球性海洋问题挑战的国际趋势的根本性违背。

正如习近平主席所指出的：“我们人类居住的这个蓝色星球，不是被海洋分割成了各个孤岛，而是被海洋连结成了命运共同体，各国人民安危与共。”通过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寻求与全球主要海洋国家的合作，不断拓展“蓝色朋友圈”，打造互利共赢的蓝色伙伴关系、深化优势互补的蓝色产业合作、搭建互信互惠的蓝色交流和海洋治理平台，有助于塑造一种包容互鉴的新型海洋安全观，并逐步形成彼此间安全牢靠的海洋安全关系，最终促进世界的持久和平、繁荣与安全。这无疑是一条较为可行的提升国际海洋治理能力、推进国际海洋秩序重塑的现实路径；而蓝色伙伴倡议可为相关主体间的合作提供有效平台，以灵活开放的合作形式，有效推进全球、区域、国家和地方层面的联系，以及政府与非政府实体之间的良性互动，从而促进海洋多元化治理模式的最终形成。

“蓝色伙伴关系”作为“伙伴关系”理念在海洋领域的扩展与引申，与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相关目标高度契合，是一个含义丰富、层次分明的集合性概念，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与时代特征。在2022年联合国海洋大会期间，中国自然资源部于6月29日发布了《蓝色伙伴关系原则》，该文件的正式发布标志着蓝色伙伴倡议的体系化和理论化，为重振全球海洋治理提供了新时代的中国话语、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

蓝色伙伴倡议的理论基础是我国20世纪80年代初期确立的“不结盟”原则。打造更加紧密的全球伙伴关系网是我国奉行的“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在思想理念上的继承与创新，也是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的核心要素和必然要求。蓝色伙伴关系的构建旨在创造一种新型的国际海洋合作模式，在已有合作基础上增强各国海洋战略对接和优势互补；蓝色伙伴关系网络的稳步推进，将进一步拓宽践行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向海路径，对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也为“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理念注入了全新的蓝色活力。

蓝色经济与海洋战略性新兴产业合作已成为打造蓝色伙伴关系、践行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的的关键环节。当前，我国已先后决定在广东深圳、上海浦东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引领区，在海南建设“自由贸易港”。天津、青岛、大连、宁波等也有意参与“全球海洋中心城市”的竞争，这为沿海发达地区发挥先行优势，从而在新发展格局中争做世界经济与中国发展的战略链接枢纽提供了难得的机遇。在这一战略大背景下，粤港澳大湾区、海南自由贸易港以及长三角一体化国家发展战略的顺利实施对于我国新发展格局的最终形成具有指标性意义。可以预期，未来我国海洋工程装备制造、海洋电子信息、海洋生物制药、海洋可再生能源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必将在核心技术上取得关键突破，海洋产业的高质量、集群化发展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持久推动力也将日益显现。

自2017年以来，中国先后与葡萄牙、欧盟、塞舌尔、莫桑比克就建立蓝色伙伴关系签署了政府间文件，“蓝色伙伴关系论坛”和中欧海洋综合管理高级别对话机制推动中欧海洋合作取得丰硕成果；《平潭宣言》显示了中国与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并肩应对气候变化和海平面上升等重大挑战的决心和承诺。这些双边和多边行动显示了中国通过发展蓝色伙伴关系在全球海洋治理领域推进可持续发展目标的不懈努力。

2019年10月在深圳举行的首届中国海洋经济博览会（海博会）期间，中国海洋发展基金会与太平洋岛国发展论坛举行了关于蓝色经济和海洋空间规划合作的谅解备忘录签字仪式；由此，蓝色伙伴关系拓展至南太平洋岛国区域。中国还高度重视与印尼、马来西亚、越南、泰国等东盟周边国家开展双、多边区域海洋治理合作。近十年来，中国—东盟国家海洋科技联合研发中心建设加快推进，中国与东盟国家在蓝色经济、海洋产业技术等领域的合作逐步深化。2018年召开的第 21 次中国—东盟领导人会议鼓励建设中国—东盟蓝色经济伙伴关系；2019年，中国—东盟蓝色经济伙伴关系对话会在中国湛江召开。中国和东盟国家在蓝色经济领域加强对话与合作，有助于挖掘新的合作领域，释放更多合作红利，促进海洋资源可持续管理和发展，推动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及本地区的韧性复苏。

蓝色伙伴关系所涉海洋领域的合作项目初始阶段多从港口经济、蓝色产业发展、海洋科技创新以及海洋生态保护与气候变化应对等低敏感度领域着手，取得较好成效后再向教育文化卫生等社会领域的合作进行拓展；合作形式则灵活多样，既可签署正式书面文件，如专门宣言或谅解备忘录等，也可以联合举办相关活动的形式展开，如联合举行海洋博览会、海洋发展论坛，召开“二轨”层面专题研讨会，开展联合项目研究、联合科学考察等。

客观而言，蓝色伙伴关系从倡议到行动、从合作理念到外交实践满打满算也就短短5年时间，虽然已取得较为显著的进展，但相关领域的合作成果还存在不均衡、不充分的问题，其合作成效也有待未来实践的持续检验。“蓝色伙伴关系”要想行稳致远，必须针对不同的合作对象谋划具有针对性的合作策略和具体合作项目，要重视与“一带一路”，尤其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相关项目合作的适配性和互补性，并增强规划目标的感召力和隐蔽性，造福伙伴国当地百姓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从而实现真正的双赢。

在当前新冠疫情和俄乌冲突持续延宕、国际形势日趋竞争与动荡的背景下，考虑到国际政治与大国关系的发展趋势，我国所倡导的“蓝色伙伴关系”在近中期层面至少在欧盟、东盟、南太、泛北极、非洲、拉美等六大战略方向上较为可行。蓝色经济与科技合作、海洋气候变化与生态保护、海洋塑料垃圾和海洋酸化治理，以及南北极事务合作等应是中国与上述相关伙伴方打造蓝色伙伴关系的优先重点合作领域。涉北极事务，尤其是北方海航道利用及俄属北极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则应是新时代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重要涵盖事项；在南极事务合作上，则可将其纳入与智利、阿根廷、新西兰等南半球国家的蓝色伙伴关系架构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