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海军战争学院中国海事研究所（CMSI）副教授莱尔·戈尔茨坦（Lyle J.Goldstein）发表了一篇名为《中国认为美国无法发展水雷技术》(China Thinks the United States Can't Handle Sea Mines)的文章。首先介绍了美军在历史上利用布雷取胜和深受水雷其害的例子，其次通过对比中美两国军事上对于水雷技术的重视程度，阐明水雷在现代军事作战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作者还进一步说明中国在现如今水雷方面的科研实力和进步，得出中国水雷发展不容小觑的结论。他表明，美军在应对中国水雷实力的同时需要保持“大棒政策”——“说话温和，手持大棒”以维持亚太地区的平衡。

作者首先回顾了在太平洋战争的最后阶段，美国军事战略家巧妙地运用B-29远程轰炸机及水雷降落伞与磁性爆炸装置结合技术，加速了日本的投降。然而，美国海军也深受“水雷战”的迫害。波斯湾战争期间，两艘美国海军军舰“的黎波里”号(Tripoli)和“普林斯顿”号(Princeton)都受到伊拉克水雷的严重破坏。

在此文中，莱尔·戈尔茨坦(Lyle J.Goldstein)进一步介绍了目前中国军界对水雷布署的见解及在军事上运用水雷对外形成震慑力、对内与“台独”势力斗争的作用。他引用了中国《兵工科技》杂志对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潜艇学院一位教授的采访，该教授通过列举美国海军军舰“塞缪尔·B·罗伯茨”号护卫舰(the frigate Samuel B)在1988年被伊朗的一枚水雷炸毁的真实案件，解释了水雷的军事地位，同时坚持潜艇是布设水雷的最理想方法，提到专门的外挂装置可达到将潜艇的水雷有效载荷增加1-2倍的效果。作者针对该教授的论述对美军的战略安全进行了简要评估，他表明，如果像青岛受访教授所说的那样，中国部署超过50个杀伤性武器，美国许多重要的军事基地和港口将面临关闭风险，该局面令人堪忧。在评估了中国对外形成的水雷威胁力之后，作者转向中国在军事上提出用水雷封锁台湾岛的例子，同样说明中国水雷的威力之大。最后，介绍了中国在水雷方面关于激光指导技术在出水攻击水雷上使用的可行性探讨的最新报道，并说明中国经验丰富的军事家认为中国水雷作战发展已到了最前沿阶段。

作者在分析了中国水雷发展态势之后，回到了美国的相关现状。在近些年的战争中，美国水雷战机不佳，无法鼓舞人心。美国海军在波斯湾战争中的一份官方历史表明，扫雷问题是美军在这场冲突中的主要缺点。当濒海战斗舰（LCS）舰型为取代老化且昂贵的专业扫雷部队时，在初期遇到的问题也不容乐观，这引起了众多水雷密切关注者的怀疑。

在文章的结尾，作者提出自己对于中美水雷实力较量的看法。他举出了美军在应对中国水雷战术实力渐长情况下升级研发进攻性水雷这一事实，以目前完成亚太地区部署水雷能力的演习支撑上述事实。他还提到，中国商贸主要以海路为主，这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水雷的威胁，最后，他表明，要维持亚太地区的平衡，美军应执行“说话温柔，手持大棒”军事政策。

乔治梅森大学莫卡特斯中心(George Mason University's Mercatus Center)高级研究院阿尔登·阿伯特（Alden Abbott）和钟伟峰（Weifeng Zhong）共同发表了一篇名为《中国和欧盟不是美国科技创新的榜样》的文章（China and the EU Are No Examples for U.S. Tech Innovation）。他们认为中国、欧盟对科技巨头高度监管的反垄断举措是在自食其果，不利于其科技领域的进一步创新和经济增长，美国效仿前两者毫无意义。

首先，两位作者指出，美国近期“反科技巨头” (rein in Big Tech)运动正在如火如荼，支持者援引中国和欧盟的例子佐证自己的观点，认为这样做的目的在于反对科技巨头垄断，从而促进初创企业的发展和市场竞争力。而反对者表明，客观上，初创企业由于科技巨头的力量强大不敢对其发出挑战，本身助风险投资一臂之力，而收购这类企业又反过来在一定程度上帮助其发展。作者在列举了正反两者观点，同时也分析到收购初创企业可以带来三方面的好处，一有利于公司科技创新，二有利于消费者，再者根据“市场激励人“经济学原理，原先致力于科技的小规模企业也会开始建立专门的科技部门。

作者接着将目光转向中国和欧盟。对于中国而言，中国政府为鼓励创新执行宽松的反垄断政策，兼顾宽容与严谨，以至于中国很多科技巨头，譬如滴滴和阿里巴巴，这些公司利用监管漏洞在美国证券公司筹集资金。但是在最近打击科技巨头之前，中国才开始谈及反垄断法条例的修改，比起通过反科技巨头刺激创新，更多的目的在于维护国家安全。再者，中国逐渐将部分经济从美国撤出，压制与美国有相关利益的巨头以便于建立新红线，这一举措也有可能降低中国平台创新的速度。

除了中国之外，作者还谈及了欧盟在反科技巨头方面的动态。与中国一大不同的是，欧盟始终对“占主导地位”的科技巨头保持严格的反垄断监管措施。近年来，最直接的应证就是美国的四大赢家谷歌、亚马逊、Facebook、高通公司在欧盟被处以高额罚款。尽管该举措未能提升欧洲本土平台的影响力，但是欧盟仍在想方设法设置“预防性措施“加以监管科技巨头。

最后，作者再次强调，美国的科技发展切记不可模仿中国和欧盟反垄断法的措施，因为美国强大的创造力正是在“无允诺即可创新” (permissionless innovation)的环境下茁壮成长。同时还指出了模仿中国和欧盟模式——高强度监管科技巨头和预防措施的后果，最终只会导致美国创新能力的止步不前和经济倒退。

澳大利亚洛伊国际政策研究所(Lowy Institute)执行主任迈克尔·富里洛夫和研究主任埃尔维·勒马修联名发表了关于中美在印太地区发展态势及美国发展的威胁根源的文章。富里洛夫和勒马修肯定了美国在印太的发展前景，并指出这一切发展的根基在于美国国内的良性运转，同时强调美国较中国存在的薄弱点在于其在该地区与他国的经贸关系，并揭露美国政治两极分化严重才是发展的威胁根源，真正的威胁并非来源中国。

首先，富里洛夫和勒马修抨击 “时与势在我们的一边”这句话是与中国发展不相吻合的评价，他们进一步通过所在研究所进行的2021年亚洲实力指数(Asian Power Index 2021)调查数据证明中美双方的相关指数差距，前者落后后者。

接着，富里洛夫和勒马修肯定了2021年美国拜登政府在应对疫情方面的各项工作，也支持拜登总统提出的“外交政策的成功始于国内”的说法。此外，富里洛夫和勒马修还强调联盟外交在为美国在印太地区的发展中做出了巨大贡献，其中包括全面恢复与菲律宾军队互访协议，美日澳印“四方安全对话”（Quadrilateral Security Dialogue）和美英澳三边联盟安保协定（AUKUS）等。 

除了外交进展，富里洛夫和勒马修还赞赏美国拜登政府在疫情中对印度-太平洋地区捐赠疫苗措施，进而从拜登被评为最有影响力的印太领导人侧面反应这一举措的成效。

在中国方面，富里洛夫和勒马修则预测中国面临经济发展放缓、适龄劳动力人口数量下降的问题，同时还指出虽然中国正在加紧军事实力发展，在印太无法成为像美国一样的“安全保护者“（regional security guarantor）。

再者，富里洛夫和勒马修表明美国注意其在亚洲地位下滑的趋势，源于中国在亚太地区与其他国家积极开展经贸合作，同时还提出美国弥补该薄弱点的紧迫性，这是由于《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即将生效，中国也是其中的缔约国。

富里洛夫和勒马修还回顾了奥巴马政府为应对这一弱点所做出的《跨太平洋伙伴协议》（TPP）努力，同时预测随着美国在TPP的退出，《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并不会达到之前所预期的区域贸易体系的目标，并且意识到美国政府由于新贸易保护主义高涨所面临的困境。

最后，富里洛夫和勒马修否认美国真正威胁源于中国，而是源于国内政治两极分化严重，亟需保持美国民主制度的稳定。

1. 【印度政策研究中心】封禁APP还不够，印度应加大力度对抗中国

面对印中长达19个月的边境对峙，印度始终拒绝屈服。印度在边境地区部署的军事力量已经超越了中国，并表示在双方脱离接触以及边境局势降级之前，印中双边关系不可能恢复正常。然而，印度一直不愿意实施严格的贸易与外交制裁，以解决印中贸易不平衡问题并遏制中国影响力。

印度去年封禁中国APP以及限制中国企业投资的行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安抚国内民众的情绪，但对中国影响甚微。在边境对峙期间，中国对印出口贸易仍在蓬勃发展。印度为避免扩大损失而在边境地区进行军事对抗的行为实际上降低了中国的战略风险。印度面临的多重僵局使其失去平衡、捉襟见肘，迫使它将更多的资源用于边防。与此同时，印度撤离具有战略意义的凯拉什高地（Kailash Heights）以及接受拉达克为“缓冲区”的举措，使中方态度更加强硬。

印度是时候摆脱避险情绪，建立对中国的影响力了。中国长期以来一直“通过产品倾销对印度发动经济战”，以“扼杀印度制造业”。印度必须开始实施关税和非关税贸易限制，以遏制从中国的非必要进口。的确，中国的“重商主义”使得印度贸易多元化和寻求进口替代的需求变得更加迫切。此外，印度还应该秘密转变对待中国核心问题的态度，以在地缘政治和领土完整层面对抗中国。

中国正试图让印度筋疲力尽，从而把领土和军事上的既成事实强加给印度。印度实施的外交与经济报复可以让国际社会聚焦于中国在与印度较量时的战略失误。

【作者：Brahma Chellaney 布拉马•切拉尼，印度国内著名的战略思想家和分析家。印度政策研究中心战略研究教授，德国罗伯特•博世学院研究员，地缘政治家。其代表作有《水：亚洲新战场（Water: Asia's New Battleground）》、《亚洲主宰：中国，印度和日本的崛起（Asian Juggernaut: The Rise of China, India and Japan）》等。】

11月13日报道

https://timesofindia.indiatimes.com/blogs/toi-edit-page/app-bans-not-enough-india-must-start-imposing-calibrated-costs-on-china/

1. 【印度教徒报】澳英美联盟可能撼动中国在印太地区的地位 

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26次缔约方大会（COP26）上，澳英美联盟（AUKUS）再次成为了各方关注的焦点。美国总统拜登在会议期间试图平息法国的愤怒。由于跨大西洋伙伴关系对美法而言都很重要，法国迟早会平息自身情绪。但对澳大利亚而言，这场被取消的混乱交易仍困扰着澳法关系。

除此以外，东盟国家在对澳英美联盟的态度上也出现了分歧。此前，东南亚国家一直无法在缅甸政局发展以及“中国威胁”等问题上达成一致。虽然澳英美联盟是美国旨在加强地区安全、保障澳大利亚海上贸易的一种尝试，但澳大利亚海军实力的增强必然会引发该地区国家的不安情绪。就算澳大利亚公开否认澳英美联盟的防务性质，东南亚国家在美中竞争日益加剧的情况下仍毫无选择的余地。

澳英美最近都与中国产生了争执，尤其是澳大利亚。多年来，在澳中关系中，经济利益的重要性始终高于澳大利亚对华的战略评估。而中国针对澳大利亚的经济政策促使它从根本上转变了对华态度。此外，中国海军力量的发展也让澳大利亚重新审视其国防与安全政策。1942年日本对澳大利亚的军事攻击让它认识到，遥远的地理位置无法保证本国不会受到直接的海上威胁。

澳英美联盟的目标是进一步加强联合能力和互操作性，“进一步”是其中的关键。三国间的防务关系已建立了数十年，因此新的联盟还包括网络、人工智能、量子技术与海底区域的合作。更加广泛的议程设置为三国提供了与印太国家接触的机会。

澳英美联盟与四方安全对话是各不相同又相互补充的，二者都不会削弱对方的作用。面对中国强大的军事实力，各国必须“严阵以待”。作为“第一军事强国”的美国也许会尽力寻找有效的军事手段来对抗中国，但四方安全对话缺乏实现这一目标的权限与能力。此时，澳英美联盟就为美国提供了一个部署代理潜艇的机会。

【作者：Sujan R.Chinoy 齐湛，印度国防分析研究所所长，曾任印度驻日大使。】

11月8日报道

https://www.thehindu.com/opinion/op-ed/aukus-could-rock-chinas-boat-in-the-indo-pacific/article37372664.ece

当地时间26日晚，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于德国出席七国集团峰会（G7），并在会上对中国在东海持续进行单方面油气开发的行为进行了谴责。岸田文雄在会上介绍了中国近期在“尖阁诸岛”（中国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附近海域的“侵入”和油气开发活动，强调日本不承认这种凭借力量单方面变更现状的行为。对此相关人员评论道：“这是日本第一次在G7峰会上提出中国的油气田开发问题。这次发言也能让各国理解日本的主张。” 

日本外务省认为，未来中国将继续在东海中间线的西侧进行单方面的开发活动。两国政府在2008年曾就共同开发东海天然气田达成协议，但谈判已于2010年中断。日本方面要求中国早日恢复谈判。20日，日本外务省宣布，中国已完成更多油气田开发钻探设备的安装。日本将继续对此提出抗议。

另外，对于台海局势，岸田表示：“台湾海峡的和平与稳定至关重要。我们必须避免另一场乌克兰战争的出现。” 

此外，岸田也宣布了对俄追加制裁的相关举措：①禁止从俄罗斯进口黄金；②禁止对俄提供信托和咨询等服务；③追加对约70个个人和团体进行资产冻结；④扩大对俄罗斯军事相关团体禁止出口清单。

日本防卫省统合幕僚监部26日宣布，1艘中国海军情报收集舰自东向西通过伊豆诸岛的御藏岛与八丈岛之间海域。这艘收集舰从对马海峡北上进入日本海，并于16日穿过津轻海峡进入太平洋。这是中国舰艇首次通过御藏岛和八丈岛之间海域。防卫省表示，在分析中方意图的同时，也将持续保持警惕。

据防卫省称，本次的情报收集舰与本月环绕日本列岛航行的中国海军导弹驱逐舰和补给舰一同北上日本海后，包括收集舰在内的其中2艘从津轻海峡向太平洋方向，其余 2艘从宗谷海峡向太平洋方向移动。21日，收集舰以外的3艘舰船通过伊豆诸岛的须美寿岛和鸟岛之间海域。收集舰则单独驶向另一个方向，于26日凌晨1点左右，在八丈岛东北90公里处航行，并通过八丈岛与御藏岛之间海域向西移动。

印度防长辛格于6月17日结束了对越南河内为期三天的访问。印度尼赫鲁大学国际研究院教授斯瓦兰·辛格对此发表了题为《新型的印度-越南轴心在印太地区出现》的评论文章。文章指出，辛格此次访问不仅强化了印越关系，而且表明，除澳大利亚、日本、印度和美国的四边安全框架外，越南已经成为印度“印太战略”最有力的支柱。这种迅速加强的双边伙伴关系预示着将对更大的印太区域产生深远影响。

文章首先指出，辛格的访越之行是印度强硬外交政策的又一例证。在莫迪执政的八年期间，印度政府在推行自己的路线方面变得越来越坚定，并承受住了来自朋友和敌人的压力，而这种变化在越南得到了最恰当的赞赏，巩固了两国长期战略合作的基础。在过去的八年里，印越双边贸易增长了一倍多。但让印越走得更近的还是其对中国在南中国海不断扩大影响力感到日益增长的担忧。由于两国在该地区都拥有重要的商业和战略利益，因而，印越两国发现了它们更大的愿景，如通过东盟的“印太展望”和印度的“东向政策”或“印太海洋倡议”，协同他们迅速转变以防务为中心的伙伴关系，这有望使这个新型的印越轴心成为印太机制中的一个强有力的因素。

文章重点论述了印越伙伴关系“以防务为中心”的“轴心”定位。作者认为，印越关系已经从几千年的文明、文化联系以及20世纪反殖民斗争的同志关系（Camaraderie)，转变为21世纪地缘政治视域下一系列以防务为中心的强大伙伴关系。今天，这种伙伴关系已包括定期高层互访、军事训练和交流、联合海军演习、国防物资和联合生产、情报共享以及联合国和平行动合作。事实上，近年来印越伙伴关系开始转向更大范围的海上多边友好关系，这使得它们的合作成为预测印太地区格局不断变化的有趣因素。文章详细列举了辛格此次访问的成就：如向越南边防军移交了12艘高速舰，这是从国防出口转向联合国防生产的重要标志；双方还签署了一系列协议，这表明双方未来合作的性质正在发生改变。

文章接着概述了印越轴心的未来发展路线图。作者将印越共同面临的“中国挑战”视为该新型轴心未来发展轨迹的主要动因，认为此次访问所达成的首份后勤支援合作谅解备忘录充分体现了这一点。该备忘录不仅允许两国军队使用彼此的基地进行维修和补给，而且便利和简化了两国的行政程序。发布《关于印度—越南面向2030年的防务伙伴关系的联合愿景声明》是印度防长此次访问的第二个突破性进展，该文件旨在“显著加强”双方防务伙伴关系的范围和规模。对此，印度防长也解释道，更广泛的“利益趋同和共同利益”以及由此产生的“密切防务和安全合作”是维持印太地区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

文章最后强调印越“以防务为中心的轴心”的战略伙伴关系正在不断深化发展。作者分析了该伙伴关系的深厚历史渊源和坚实政治基础。他认为越南政府明了无论是在河内与法国的长期战争中，还是在与美国的战争中，亦或是在后来与柬埔寨的冲突中，印度在国防问题上是唯一支持它的非共产主义国家。当然，东盟的扩大以及印度在90年代推出的“东向”政策等结构性因素也为印越双边合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2016年，两国关系在莫迪访问越南期间升级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两国在定期的双边和区域论坛上保持联系。多年来，印度已成为越南在石油勘探、农业和制造业领域的主要合作伙伴，不过目前重点显然已经转向军需供给与共同生产、情报共享和联合军演、其他海上和多边合作等。

值得一提的是，不同于部分西方学者过分渲染“中国威胁论”，斯瓦兰·辛格教授在文中以相对温和及模糊的用语如“不断崛起的中国”“中国挑战”等来描绘印越新型轴心发展轨迹的主要驱动力，主张新型印越轴心在印太地区已经出现，并有望成为该地区格局变化的新的火车头。与此同时他也明确强调，与一些西方大国不同，印越两国始终保持与中国接触，而非对抗或完全疏远中国，两国都相信能够通过以接触的方式来实现对中国行为的约束。不可否认，辛格教授在文中所解读的印越轴心模式是值得关注的，因为越南历来不愿意让外国军队如此自由地进入其军事设施,该轴心的建立使印度成为第一个实现这一壮举的国家（原文如此）。但在笔者看来，鉴于作者在文中提到印越两国对中国在南海地区扩大影响力的日益担忧，因此，印越这种以防务为中心、以应对中国崛起为主要目标的战略伙伴关系，仍然是美国印太战略的一种折射，对于维持印太地区正常秩序和格局难以产生深远影响。

近日，新美国安全中心智库印太项目负责人，丽莎·柯蒂斯（Lisa Curtis）在美国《外交事务》杂志上发表了《最后且最佳的机会——选择西方才会让印度成为一个大国》一文。作者在文中表示，印度在俄乌冲突中保持中立态度，暴露了其在多领域依赖于俄罗斯的脆弱性。因此，印度应该利用俄乌冲突这一机会，脱离俄罗斯的控制，并且大胆投向西方的怀抱。因为与俄罗斯相比，美国及其盟友能够在外交、财政和军事上向印度提供更多帮助，与美欧并肩作战并不会给印度带来任何损失。

文章指出，与世界上绝大多数民主国家不同，印度在此次俄乌冲突中始终保持中立态度，甚至在某些问题上选择支持俄罗斯。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印度积极地加强了与俄罗斯的经济联系，尤其是加大了对俄罗斯原油的购买。尽管印度的购买量仍远低于欧洲国家，但欧洲国家正努力大幅降低对俄罗斯的依赖。相比之下，印度给予了俄罗斯一条可能的生命线。对印度决策者而言，尽管令美国不快将会对印度的前景造成负面影响，但他们预计，印度对于美国制衡中国至关重要，因此印度可能不会遭到强烈反对。到目前为止，他们做出的判断是正确的，拜登政府对印度的中立表态只发表了温和的批评。

作者又将矛头指向中印边境冲突，她认为印度拒绝谴责俄罗斯的入侵行为，原因不仅仅是对于俄罗斯的军事依赖，而更多的是着眼于俄政府长期以来向其提供的外交支持，包括在克什米尔问题上的支持，因此印度不愿与伙伴国家发生冲突。在2020年6月中印爆发边境冲突后，印度立即向俄罗斯寻求外交援助，希望俄罗斯能缓和紧张局势，防止全面冲突的爆发。印度官员估计，俄罗斯对中国的影响力比其他任何国家都要大，因此它或许能够使得中国退让。而俄罗斯确实在中印边境冲突缓和后，牵头了一次线上的俄中印三边外长会议，以调解中印间紧张氛围。

作者接着指出，在某种程度上讲，印度的担忧是可以理解的，但从更广泛的角度来看，印度政府的做法是十分短视且极具危险的。虽然谴责入侵可能会恶化印度与俄罗斯的关系，但拒绝表明立场可能会疏远一个更强大的国家——美国。尽管拜登政府对于莫迪政府中立的态度表示不满，但也理解印度不可能在一夕之间便摆脱对俄罗斯的依赖。值得注意的是，拜登政府的耐心是有限度的。随着俄乌冲突持续的时间越来越长，如果印度始终不改变自身立场，美国越有可能将印度视为一个不可靠的伙伴国家。因此，尽管印度自身不愿意在西方与俄罗斯之间选边站队，最终莫迪政府依旧需要在两者之中做出选择。

作者明确表示，中立和支持是有区别的。随着俄乌冲突的加剧，印度继续进口大量的俄罗斯原油和天然气，美国可能会将印度视为一个纵容者。为了保持美国与印度不断深化的关系，美国的决策者们希望确保印度不会为俄罗斯的入侵提供便利，还希望印度摆脱对于俄罗斯的军事依赖。同时作者指出，如果美国想让印度进一步融入自己的阵营，远离俄罗斯，那就应该采取额外的措施，比如，可以让印度获得更多美国的敏感技术，以增强印度的防务能力；还可以激励美国私营公司在印度共同开发与生产更多的高科技军事装备，以使印度拥有大规模采购的能力。

作者在文章中表现出明显的美国中心主义，通过鼓吹美国优势，借机贬低中俄，蓄意挑拨印度与中俄关系。一方面，作者强调，对印度而言，拥抱西方可能会令其不安，因为印度有着引以为傲的战略自主的传统，它更倾向于一个不必在主要地缘政治集团之间做出选择的多极世界；另一方面，作者又针对中国说事，认为中国乐于利用印度的担忧，并在很大程度上享受当前的局势，甚至声称中国将这场冲突视为一个机会，通过承诺建立一个多极世界以拉拢印度，同时在莫迪政府与拜登政府之间制造隔阂。文章最后十分露骨地表示，印度不应该参与中国所建立的体系之中；印度保护自己的最佳方式就是不被中俄两国所利用；同时印度还应该展示自身实力，包括公开反对俄罗斯的侵略，而不是被普京政府吓倒。这就意味着印度应该深化与美国的伙伴关系，只有美国才是帮助印度实现其大国雄心的最佳选项。然而，印度战略自主的传统决定其并不会如作者在文中所描述那般，追随美国以实现大国雄心，相反，印度依然会在各方势力之间摇摆，因为只有保持中立才是最符合印度国家利益的战略方针。

近期，美日印澳在日本举行的四方安全对话领导人峰会备受世界关注。5月17日，观察家研究基金会美国分支执行董事德鲁瓦·苏杰生（印度外长苏杰生之子）与布鲁金斯学会外交政策项目高级研究员坦维·马丹合作撰文造势，指出此次的峰会将涉及从印太经济框架这类多边经济项目到斯里兰卡的国内经济政治危机，再到中国近期与所罗门群岛达成的协议等区域发展事态。本次峰会也将是该集团加快安全合作的一次重要机遇。现在是时候让四方安全对话发挥其潜力了。

文章首先指出，四方安全对话并非一个边缘组织，白宫将其描述为“一个关于印太事务的……首要区域小集团。”四方安全对话必须就印太地区的共同安全关切开展更多合作，以确保其能够适应快速变化的危机如地区军事冲突和自然灾害，并管理其可能实现目标的期望值。作者认为，虽然四方安全对话取得了有意义的进展，但目前中国日益增长的自信，要求该集团必须采取更为紧迫的行动。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无端攻击”只会使四方安全对话变得更有意义。文章甚至渲染“亚洲在中短期内也有发生此类侵略的可能性，以及遏制或应对这种侵略的必要性”，四国集团确保该地区集体和平与稳定的使命变得更加关键。

文章从三个方面总结了四方安全对话近年来所取得的进展。第一，四方安全对话已经具有更为机制化的身份，涵盖四方成员多个级别的会议，包括领导人会议、部长会议、高级官员会议和次级事务专家会议，并定期发布联合声明，概述共同立场。第二，四国政府扩大了对话的范围，就越来越多的问题建立了正式合作，并为该地区普遍存在的一系列政策问题提供解决方案，还基于四国的互补优势建立区域性倡议，例如，结合美国技术、日本融资、印度生产能力和澳大利亚物流，向印太地区运送新冠病毒疫苗的公共卫生倡议。第三，四方安全对话在安全议程上也取得了一些进展，双边安全关系同样得到了加强。该集团就中国构成的战略风险进行了最高级别的磋商，并讨论了更广泛的印太地区的安全问题。如今，四方安全对话成员一方面通过更为频繁的联合军演，为安全合作与发展做出了真诚的努力，另一方面推出了一系列令人眼花缭乱的双边安全安排和协定，强化了其内部关系。

针对四方安全对话面临的阻力，作者重点强调应当发挥其在安全方面的潜力。虽然四国在俄乌冲突问题上暴露出内部分歧，但这并没有使其内部关系变得紧张。四方安全对话反而为其成员共同应对该地区新出现的资源和能力限制带来的挑战，­­提供了一个平台。尽管美国在其关键战略文件中概述了一个声势浩大的区域性议程，但美国政府只批准了有限增长的国防预算。正因为美国无法独自承担印太区域的安全，这些限制进一步加强了美日印澳分担更多责任的必要性。因此，提高四方安全对话克服这些限制的能力是至关重要的，其部分原因在于该集团的持久性取决于其兑现承诺的能力。四方安全对话必须证明它可以成为一个有效的集团，既要向其成员展示其效用，又要向区域社会表明它有能力解决区域问题。四方安全对话确实体现了一种不同的分担责任的方法，即基于更松散的联盟和更好的协调来实现印太区域安全与稳定。

文章最后对四方安全对话的未来发展路径进行了分析。首先，四方安全对话必须专注于落实与巩固其现有的倡议，并使其与其他志同道合的伙伴和组织的接触多样化。其次，四方安全对话成员也必须具备灵活性，通过他们之间的无缝协作，为应对快速变化的全球发展做好准备。再次，四方安全对话还应专注于深化其安全接触，以解除印太地区的其他国家对四方安全合作抱有的担忧。鉴于其面临的挑战的紧迫性，四方安全对话自身需要做好准备，尤其是在中国问题上。最后，四方安全对话还应加快现有双边合作活动，并扩大其安全合作领域。

综上，文章借由俄乌冲突，引申出四方安全对话重视印太区域共同安全关切的必要性，尤其是通过渲染“中国威胁”以及“台海问题”等，提出此次四方安全对话应当优先考虑集团安全议程的建议。尽管作者一再声明四方安全对话不是一个安全联盟，也不会成为一个安全联盟，但文章最后仍毫不掩饰地强调，随着四国在日益严重的全球危机面前寻求合作与协调，以及中国在整个印太地区不断增加的军事存在和自信，四方安全对话必须制定更强有力的安全议程，才能够在未来几年内维持自身和该地区的稳定与发展。

《欧亚时报》编辑委员会主席普拉卡什·南达在其文章中指出，尽管美国与欧洲的北约国家对新德里在俄乌战争问题上保持中立态度持强烈的保留意见,但美国与欧洲北约国家正日益清楚的意识到，不能疏远或对抗印度这个“全球摇摆国家（global swing state）”，因为印度将在维持世界地缘政治秩序的稳定方面发挥越来越重要作用。

文章首先指出，乌克兰战争本质上是一场欧洲战争，它并没有改变世界地缘政治已发生结构性变化的事实。文章引用印度前国家安全顾问梅农的话说，冷战时期，全球秩序的中心断层线是美苏在欧洲的对抗，现如今，欧洲只是地缘政治大戏中的一个插曲，而亚洲才是真正的主角。当今世界经济的重心已经从大西洋转移到乌拉尔山脉以东，可能影响全球秩序的地缘政治争端和安全困境集中于亚洲沿海地区，世界正在寻求一种新的平衡来应对中国的崛起。

在南达看来，亚洲复杂的政治动态不易自发地生成如在乌克兰发生的那样激烈对抗。乌克兰战争不会改变亚洲的基本地缘政治格局，除非美国从其印太战略上分心。在这里，无论是在意识形态领域还是国家利益方面，西方主张的主要竞争对手是中国，而不是俄罗斯。在这场竞争中，印度是西方的天然盟友。像印度这样的摇摆力量给西方国家在与中国的地缘政治竞争中带来了优势。但如果印度向中国倾斜，情况将会不同。正是意识到这种基本的地缘政治因素，现在西方国家才改变了其早先对印度在乌克兰战争中保持中立立场的严厉语气。如今，西方国家对印度的“战略自主”和国家利益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和理解。

文章对“全球摇摆国家”作为一个地缘政治词汇的来源和意涵进行了分析，并根据方丹（Fontaine）和丹尼尔·M·克里曼（Daniel M. Kliman）在《全球摇摆国家:巴西、印度、印度尼西亚、土耳其和国际秩序的未来》中的理论逻辑，认同印度是“典型的全球摇摆国家”，即拥有庞大且不断增长的经济体，居于一个地区的中心地位或成为多个地区的枢纽，并在国内拥有民主政府的国家。因此，就美国的外交政策而言，关注印度这样的摇摆力量可以带来巨大的地缘政治回报，因为它们对待国际秩序的态度比起中国或俄罗斯等老牌大国来更加灵活和开放。此外，它们对于是否承担新的全球责任或者使关键挑战的解决复杂化等问题所作做的选择，可能会对国际事务的进程产生决定性影响。文章还指出，从过去两个月各国政要对印度的高调访问可以看出，印度作为“全球摇摆国家”的国际形象正在日益提升。现在印度希望扮演一个重要的全球角色。印度近年来不断寻求扩大后的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席位就是明证。

文章对于印度的平衡外交政策进行了评论，认为印度一直在外交政策实践和选择中淡化军事冒险主义或武力主义，尊重所有国家的领土主权，倡导以规则为基础的治理以及印太地区“所有国家的安全和增长”，也被视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作者借用波兰国际事务研究所高级分析师帕特里克 · 库吉尔(Patryk Kugiel)的话说，尽管印度不是欧洲的正式盟友，但它在许多关键问题上仍是不可或缺的合作伙伴。在对待印度的方式上，欧盟应当考虑印度作为“全球摇摆国家”的角色以及日益增强的经济实力将会如何影响国际体系。加强与印度的合作对于应对全球挑战、建立新的规则和机构将至关重要。与此同时，作者也毫不忌讳地论及西方尤其是美国希望印度站在自己这一边，以应对中国的挑战，并指出中国学者也已经认识到了这一点。例如上海大学的连波认为，与其说印度是一个“摇摆国家”，倒不如说是美国“楔入战略”的“目标国家”。就实质而言，美国的楔入战略就是要通过阻止亚洲出现战略联盟或战略合作，以孤立中国，其目的是为了修正国际秩序，减少中国的崛起对美国主导的印太秩序带来的冲击，而印度则是美国“楔入战略”的目标国家。

综上，俄乌冲突及美欧对俄制裁的持续升级使一向摇摆的印度在外交事务中面临巨大压力。虽然新德里保持中立态度受到美欧国家的严厉指责，但同时也使印度成为各方势力争取和关注的焦点。南达从乌克兰战争的本质、全球摇摆国家的作用以及美国“楔入战略”的目标等方面进行分析，旨在为印度的平衡外交政策进行辩护，主张将印度这样的“摇摆力量”稳定在自己一方，对美国或任何欧洲大国来说都意义非凡。文章最后指出，在这种情形下，任何针对印度在俄乌战争问题上保持沉默而进行的不当批评，都会反过来影响西方的长期利益；把印度这样的摇摆力量推向中国或者俄中阵营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6月8日，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在努尔苏丹出席“中国+中亚五国”外长第三次会晤。哈萨克斯坦副总理兼外长特列乌别尔季主持，土库曼斯坦副总理兼外长梅列多夫、吉尔吉斯斯坦外长库鲁巴耶夫、塔吉克斯坦交通部长伊布罗希姆、乌兹别克斯坦代外长诺罗夫出席。

      王毅表示，两年前，“中国+中亚五国”外长会晤机制应运而生。两年来，我们携手抗击疫情，聚焦经济复苏，共促地区稳定，取得了实实在在的成果。今年年初六国元首共同宣布打造中国—中亚命运共同体，为六国合作指明了方向，引领中国同中亚五国关系迈入新时代。

      王毅说，当前，百年变局、世纪疫情和乌克兰危机持续冲击国际政治、经济、安全体系，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面对乱变交织的世界，建设一个什么样的中亚，如何推进中国同中亚国家关系，是我们必须解决好的重大课题。

      王毅表示，中国和中亚唇齿相依，安危与共，已成为并肩前行的命运共同体。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中方都将始终坚定支持中亚国家维护主权独立、走符合国情的发展道路，建设一个自主的中亚；坚定支持中亚国家保持政治安全和社会稳定，建设一个和平的中亚；坚定支持中亚国家加快经济发展、增进人民福祉，建设一个繁荣的中亚；坚定支持中亚国家联合自强、互利共赢，建设一个合作的中亚。中方愿秉持相互尊重、睦邻友好、同舟共济、互利共赢原则，加强同中亚国家团结协作，携手构建更紧密的中国—中亚命运共同体。

      王毅提出五点建议：一是完善六国合作的四梁八柱，二是打造疫后复苏的强劲引擎，三是构筑地区和平的坚实堡垒，四是开辟人文交流的多元路径，五是凝聚全球治理的积极力量。

      王毅强调，中国发展振兴的步伐不会停止，对外合作的决心不会动摇，将继续是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贡献者、国际公平正义的坚定维护者。一个发展繁荣的中国不仅是世界之福，也会给中亚国家发展带来新的机遇。

      各方高度评价“中国+中亚五国”合作机制，表示中国是中亚五国的好邻居、好伙伴，也是最大的贸易和投资伙伴，双方互信牢固，合作卓有成效。感谢中方为中亚国家基础设施建设、民生改善、互联互通提供有力支持，并率先驰援中亚国家抗疫。中亚国家同中国关系有着坚实基础和广阔前景，深化双方传统友谊、巩固战略协作、拓展互利合作的决心从未改变，愿共同落实好六国元首重要共识，挖掘“中国+中亚五国”合作机制潜力，打造和平、友谊、互助、和谐的中亚。中亚国家完全支持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打造绿色、数字丝绸之路，期待借鉴中国成功发展经验，助力中亚国家探索减贫之路、发展之路，实现创新、可持续发展。

      各方表示，面对当前动荡国际局势带来的新挑战，愿密切双多边协作，维护主权、安全、民族价值观，捍卫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共同打击“三股势力”，保障粮食安全，维护本地区和亚洲和平稳定发展。各方高度评价中方为防止阿富汗人道危机发挥的建设性作用，将共同致力于促进阿和平重建。

      各方一致同意建立“中国+中亚五国”元首会晤机制，并通过了《“中国+中亚五国”外长会晤联合声明》《落实中国同中亚五国视频峰会共识路线图》《关于深化“中国+中亚五国”互联互通合作的倡议》和《“中国+中亚五国”数据安全合作倡议》四份成果文件。

加拿大政府6月14日与丹麦政府在渥太华签署一项协议，解决双方长期未决的边界争议。该协议解决了北极圈内汉斯岛的划界问题。因纽特人称之为塔尔图帕卢(Tartupaluk)。该岛处于加拿大努纳武特地区与丹麦自治领格陵兰之间的肯尼迪海峡的中间位置，面积仅约1.2平方公里，无人居住，亦无植被或野生动物。双方就该岛的主权之争持续了约半个世纪。根据协议，双方沿岛上的天然沟壑划定了该岛的陆地边界线，大致以居中且纵贯南北的方式将该岛一分为二。加官方表示，协议谈判过程中，生活在努纳武特和格陵兰的因纽特人的意见也得到了听取，以确保他们可继续进入该岛并在岛上自由行动。协议还更新了1973年以来包括林肯海在内的200海里内大陆架的海洋边界，并确定了拉布拉多海200海里外大陆架的海洋边界，从而划定了林肯海至拉布拉多海之间约3000公里的边界线。格陵兰自治领政府亦参与了这一划界协议的签署。

记者：据本社报道，过去数月，中国军方官员在会晤美军官员时，多次声称台湾海峡不是国际水域。外交部对此有何评论？

汪文斌：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台湾海峡最窄处约70海里，最宽处约220海里。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和中国国内法，台湾海峡水域由两岸的海岸向海峡中心线延伸，依次为中国的内水、领海、毗连区和专属经济区。中国对台湾海峡享有主权、主权权利和管辖权，同时也尊重其他国家在相关海域的合法权利。此外，国际海洋法上根本没有“国际水域”一说。有关国家声称台湾海峡是“国际水域”，意在为其操弄涉台问题、威胁中国主权安全制造借口。中方对此坚决反对。

韩联社援引韩国中部地方海洋警察厅西海五岛特别警备团12日消息声称，韩国海警日前根据相关法律，扣押了1艘5吨级中国快艇。报道声称，这艘快艇涉嫌于当地时间11日下午8时许在仁川市瓮津郡小青岛西侧35公里的海域“企图非法捕捞”。报道还称，快艇上当时有中国籍船长A某等两人，以及多件捕鱼装备。该快艇已被押送至仁川海警港口，海警将开展相关调查。有关中韩渔业纠纷问题，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此前曾表示，中方历来高度重视涉外渔业管理工作，积极采取有效措施维护相关海域渔业生产秩序。希望韩方妥善处理相关问题，在执法过程中切实保障中方渔民的安全与合法权益，并与中方加强沟通，共同维护有关海域渔业生产秩序。

据俄罗斯国防部网站消息，俄国防部长绍伊古7日通报在乌“特别军事行动”的进展情况时说，俄军已控制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沿北顿涅茨河左岸的大部分地区，包括红利曼和斯维亚托戈尔斯克以及其他15个居民点。俄军已完全控制北顿涅茨克居民区，目前正在继续争夺其工业区和附近居民点控制权，并向波帕斯纳亚方向展开攻势。卢甘斯克97%土地已被控制。

12日上午，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魏凤和在香格里拉对话会上发表主旨演讲，在提问环节中，有记者提问，2年前中国军队在中印边境改变现状，造成局势升级。魏凤和对此明确回应，是非曲直非常清楚，责任不在中方。魏凤和表示，中印是邻居，保持中印良好关系，符合中印两国人民的利益，这也是我们积极去努力的。中印因边境冲突问题发生了矛盾，这个是非曲直是非常清楚的。魏凤和说，他和印度国防部长沟通过，明确表示责任不在中方。

3月30日，来华出席第三次阿富汗邻国外长会的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同中国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在安徽屯溪举行会谈。

两国外长高度赞扬当前中俄关系，指出双边关系将在紧张的外交环境下继续发展。拉夫罗夫表示，在国际形势发展的关键时刻，俄中两国元首保持战略沟通，为推动俄中关系稳步发展和促进全球多极化发挥重要作用。俄方愿同中方一道，将两国元首重要共识落到实处，持续加强高水平战略协作，深化双方各领域互利合作。同时在国际和多边舞台上，积极推进多极化进程，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原则。拉夫罗夫通报了俄乌谈判情况，表示俄方致力于紧张局势降温，将继续同乌进行和谈，并同国际社会保持沟通。双方指出，美国及其盟国对俄罗斯实施非法单边制裁将适得其反。

王毅表示，中俄关系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新的考验，保持正确前进方向，展现坚韧发展势头。双方发展双边关系的意愿更为坚定，推进各领域合作的信心更为牢固。中方愿同俄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推动新时代中俄关系不断向更高水平迈进。

会议同意双方将进一步加强外交政策协调，扩大双边和多边形式合作。双方还就亚太局势、朝鲜半岛、金砖机制、上海合作组织、亚信等多边事务交换了意见，协调了立场。

 4月4日，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应约同乌克兰外长库列巴通电话。双方重点就乌克兰局势交换了意见。

库列巴介绍了俄乌局势，表示中国是伟大的国家，倡导并践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维护和平的关键积极力量。乌方重视中方的国际影响和威望，愿同中方保持沟通，希望中方继续为停火止战发挥重要作用。

王毅首先感谢乌政府和各界为协助中国在乌公民安全撤离所作努力，强调中国领导人和中国政府高度重视每一位海外公民的安危，希望乌方继续采取积极有效措施，确保自愿留乌的少量中国公民安全。库列巴表示，乌方将为此作出最大努力。

王毅说，中国在乌克兰问题上的基本态度就是劝和促谈。习近平主席多次全面阐述中国的立场主张，是我们应对当前挑战的重要遵循。维护和平、反对战争，是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也是我们一贯的外交政策。在乌克兰问题上，中国不谋求地缘政治私利，没有隔岸观火心态，更不会做火上浇油的事情。我们真诚期待的目标只有一个，就是和平。中方欢迎俄乌和谈，困难再大、分歧再多，也要坚持和平谈判大方向，直到谈出停火、谈出和平。王毅表示，战事总会结束，关键是如何痛定思痛，维护好欧洲的持久安全。中方认为应本着安全不可分割原则，通过平等对话，真正建立均衡、有效、可持续的欧洲安全机制。中方愿秉持客观公正立场，继续以自己的方式，为此发挥建设性作用。相信乌方有足够智慧自主作出符合本国人民根本利益的选择。

库列巴赞同中方看法，感谢中方给予乌方人道主义援助，表示乌方仍致力于同俄方进行和谈，找到持久解决办法，乌克兰愿成为欧洲的大门。王毅说，希望这扇门能通向欧洲的和平，通向乌克兰的发展，通向中欧之间的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