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悉尼先驱晨报》10月12日刊载了彼得·哈彻（Peter Hartcher）名为《澳大利亚如何适应中国》的文章。文章指出，近期一些事态发展显示澳大利亚在与中国的紧张局势中并非完全处于被动地位，澳大利亚有自己的独特价值。首先，为了缓解国内用电紧张的局面，中国搁置了对澳大利亚煤炭的禁令。据伦敦金融时报上周报道称，上个月约有 400,000 至 500,000 吨澳大利亚货物已卸货。澳大利亚在遭到中国的经济制裁后，积极寻求其他替代市场，经济表现仍然保持强劲态势。第二，中国申请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全面进步协议 (CPTPP)，作为一个以共识为基础的组织，每个成员都必须同意接纳任何新成员。而澳大利亚作为成员国，对此进程能够发挥一定影响力。澳大利亚贸易部长丹特汉表示，在中国取消对澳大利亚的贸易制裁前不会同意中国的加入申请。第三，上个月澳美英签署的AUKUS协议加强了三国的防务安全合作。在该协议下，美英将帮助澳大利亚建造核动力潜艇，这将有利于保护进出澳大利亚的联合海上交通通道，并使澳大利亚军舰与美英的核潜艇和航母打击群实现无缝合作。第四，美国总统拜登将澳印日美四边安全对话提升至领导人级别，印太地区的地缘竞争态势日益激烈。第五，上周来自澳大利亚、美国、英国、日本等六个国家在太平洋进行了联合海军演习，并重申《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规定的航行自由，这也被视为针对中国在该地区的行为。最后，澳大利亚前总理托尼·阿博特在台湾承诺鼓励澳大利亚加深与台湾的接触。以上事件表明，澳大利亚在其与中国的交往中，不再处于被动地位，尤其在各国联合起来对抗中国崛起的威胁时，澳大利亚在塑造新的地缘政治关系中，逐渐占据主导地位，并发挥着不可替代的影响力。

澳大利亚前总理托尼·阿博特（Tony Abbott）10月8日在台湾的演讲中强烈批评中国，指责中国开展“网络监视行为”；在南海地区“胁迫”其他国家，并对台湾进行“军事威胁”。提及澳中关系时，阿博特指出，中国将贸易当成武器，对澳大利亚更是如此，他表示中国大使馆提出的多项要求企图使澳大利亚成为中国的“朝贡国”，这是任何有自尊心的国家都无法接受的。

《悉尼先驱晨报》指出，在阿博特担任总理期间主导了中澳自由贸易协定的谈判，而如今他的言论将使现任莫里森政府在处理中澳贸易争议，应对中国外交制裁时陷入困境。演讲结束后，阿博特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根据澳美英签署的AUKUS协议建造的核动力潜艇在台湾海峡有权进行巡逻，并重申南海地区和台湾海峡航行自由。

10月6日，新西兰海军发布声明，宣布其巡防舰“蒂卡哈号”（HMNZS Te Kaha）加入了英国伊丽莎白女王号航母打击群，已经与来自美国、荷兰、日本等国的军舰举行了联合军演，并将于近期穿行南海。声明并称，南海是世界的主要航道之一，经常有商用和海军舰船与飞机穿行，新西兰海军的此次行动“符合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是在行使国际法所规定的“航行与飞越自由”。报道还称，新西兰于今年8月递交给联合国秘书长的一份照会中表示，新西兰对南海争端不持立场，但新西兰认为各国没有对南海海域提出“历史性权利”的法律依据，这被认为是否认了中国的主张。

英国卫报10月7日发布一篇名为《核潜艇不会阻止中国与台湾发生冲突，但澳大利亚有替代武器库》的文章。文章指出，在美澳英宣布签署AUKUS协议后，中国正式提出申请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全面进步协定（CPTPP），在中国提交申请六天后，台湾当局也提交了自己的申请。此举需要得到包括澳大利亚在内的其他成员国的同意，而此前中国对澳大利亚实施的经济制裁和中断部长级联系让两国外交关系陷入僵局。尽管澳大利亚总理斯科特•莫里森刚刚宣布了购买核潜艇的计划，并表示正在认真应对美中局势演变成为战争的可能性，但中国需要得到澳大利亚的帮助与支持。

作者认为，中国申请加入该贸易协定的时机非常谨慎，现在申请加入使中国能够展示其承诺致力于实现全球贸易自由的努力，同时与退出该协定的美国形成鲜明对比。此外，中国申请加入还有阻止台湾加入的目的。中国正在两个不同的战场上“作战”。首先，中国正在扩张军队，并利用空军和海军来“威胁恐吓”台湾。其次，中国试图在世界舞台上孤立台湾，并确保台湾当局在国际外交和经济领域的地位下降。随着美中关系恶化，澳大利亚应当吸取教训，避免选错战场。随着中国军队与澳大利亚军队之间的差距扩大，澳大利亚即使拥有一支由其AUKUS合作伙伴提供的核潜艇舰队，也不太可能决定印太地区的军事力量平衡。尽管澳大利亚是世界第12大军费开支国，但澳大利亚的年度国防预算现在仅为中国的10%。澳大利亚的核动力潜艇和其他部队可以用于多种目的，但是在台湾僵局的可怕情况下，它们不会起决定性作用。在另一个战场上，即国际贸易和外交领域，澳大利亚作为世界第13大经济体，而且一直是许多国际组织的成员国和支持者，拥有真正的国际影响力。澳大利亚坚称在中国履行国际贸易自由义务并取消目前对澳大利亚牛肉、葡萄酒和大麦等出口的制裁之前，不应允许中国加入CPTPP。澳大利亚应该谨慎地在国际舞台上部署其影响力，虽然无法改变实际冲突的进程，但可以尝试鼓励缓和美中紧张局势，并在考虑是否允许台湾加入该协定时发挥更大的影响力，澳大利亚还可以与其他国家一道向中国发出强烈信息，说明企图以武力攻占台湾的潜在成本。

据台湾媒体报道，北京方面连续4天向其防空识别区派遣了近150架战斗机和轰炸机。澳大利亚政府4日晚间发表声明称希望建立“一个安全、繁荣、基于国际法秩序的印太地区”。澳大利亚外交和贸易部发言人在接受《卫报》记者访问时表示：“澳大利亚对中国在过去一周增加在台湾防空识别区的飞行感到担忧。在台湾和其他地区问题上的分歧必须通过对话和平解决，不应采取威胁、武力或胁迫行径。”

该报称，这是今年马来西亚第二次就中国船只驶入“马来西亚专属经济区”召见中国大使。马来西亚长期以来一直对中国海警船在“隶属于马来西亚砂拉越州的Lunonia（即我国琼台礁）”附近出现有所反应。

近期日本首相菅义伟与印度总理莫迪共同出访美国，以参加在华盛顿召开的“四方安全对话（Quad）领袖峰会”。9月24日，菅义伟与莫迪举行了首度面对面会谈。菅义伟表示印度是与日本共享基本价值的重要伙伴，而莫迪则表示日印关系对区域与世界的安定与繁荣相当重要。通过会谈，日印双方就“反对凭借经济施压与武力单方面尝试改变东海与南海现状”达成共识，并提出将合作实现“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为此日本与印度及四方安全对话成员国将紧密合作。此外，双方还就合作对抗新冠疫情达成共识，称将尽早举行外交与国防方面的部长级“2+2”会谈，并达成了数字领域合作意向。

7月9日，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Antony Blinken）在巴厘岛出席二十国集团外长会后，同中国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举行会晤。会晤前，布林肯国务卿表示中美关系复杂而重要，双方进行面对面的谈话是十分有必要的，期待双方进行有成效的、具有建设性意义的对话。王毅部长则指出，中国和美国是两个大国，保持正常交流是必要的。双方需要共同付出努力，确保中美关系将继续沿着正确的轨道向前发展。最重要的是要落实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原则——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该原则符合中美及中美人民的利益，同时也是国际社会的共同愿望。

中国和印度军队指挥官预计将在10月中旬就边界争端举行第13轮军长级会谈。但在对话之前，这两个拥有核武器的邻国在3488公里(印方声称)的边界上加大了军事部署力度。

据印度媒体报道，印度向喜马拉雅地区的实际控制线增派了5万名士兵。这些士兵不仅装备有法国制造的阵风战斗机，还配备了105毫米的野战火炮和M777超轻型榴弹炮。以上大部分装备都是从印巴边境转移而来。与此同时，中国军队也加强了夜间演习，并在喜马拉雅边境附近部署了更先进的军事装备，包括新型PHL11式122毫米轮式自行火箭炮。前军事指挥官和专家们指出，尽管印中都表示正在寻求进一步缓解边界西段的紧张局势，但以上部署标志着印度对华姿态正在从防御转向进攻。

此次印中会谈的焦点在于推动温泉地区军队脱离接触。退役中将、印度陆军北部战区前司令胡达(D.S.Hooda)认为：“对印度来说，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转变。”他表示，在2020年前，由于不需要考虑进攻行动，印度在印中边境只部署了一个作战师——包括大约1.5万名作战人员和8000名后勤人员，如工程师、医疗兵等。“但在去年中国单方面试图改变边境现状、并由此引发冲突之后，一切都改变了。”胡达指出，如今任何一方的姿态都被解读为攻击性措施。他补充道：“印度方面不愿冒任何风险，因为它担心被打个措手不及。”

印度外交官员将军队集结归咎于中国，并表示中国拒绝从边境摩擦点撤离是导致紧张局势加剧的原因。印度政策研究中心的高级研究员苏山特·辛格（Sushant Singh）表示，持续的中印紧张局势是中方将印度视为美国阵营一员的地缘政治背景的一部分。他指出，随着美国、澳大利亚、印度和日本四方安全对话的重启，中国和印度之间任何可能存在的信任都被“侵蚀”了。辛格辩称，印度的部署旨在阻止事态升级，而中国正通过“战略视角”来看待这些战术举措。他补充道：“2020年以防御手段进行威慑的举措显然已经失败了，如今采取的有限进攻措施才具有威慑意义。”

印度陆军北部战区前司令胡达表示，双方都不想发生冲突，但事态发展表明，印中显然需要一套新的建立信任措施。他表示，印度与中国的边界局势未来可能会变得更加“激烈”，尽管不会达到印巴边境定期交火的程度。“双方显然都需要在剩余的摩擦点脱离接触……避免武装冲突，并停止在争议地区巡逻，”他说，“我们的整体想法是保持实控线地区局势的平静，避免事态升级。”

日本共同社6月23日报道称，日本第11管区海上保安总部（那霸）表示，当地时间21日凌晨4点10分左右起在钓鱼岛海域内逗留的2艘中国海警局船只，到23日晚8点10分左右接连驶离。共同社称，中国公务船在钓鱼岛海域连续逗留了64个小时，创下2012年日本单方面宣布钓鱼岛所谓“国有化”以来的最久纪录。报道还称，中方公务船此次连续逗留时间，超过了此前的最久纪录——2020年10月的57小时39分。共同社称，这是中国公务船今年第14天驶入钓鱼岛海域。

据日本共同社21日报道，日本防卫省统合幕僚监部20日发布消息称，当地时间20日上午10时左右，2艘中国海军导弹驱逐舰和1艘补给舰在千叶县犬吠埼东南约220公里海域朝西南方向航行。报道称，中方3艘舰艇从对马海峡进入日本海，经北海道近海南下进入太平洋一侧。共同社称，当地时间19日下午2时左右，这3艘舰艇到达宫城县金华山以东约220公里海域。共同社在报道中宣称，中方舰艇似乎“采用绕行日本列岛一周的航线”，日方“实施了警戒”。

6月中旬，传统基金会发布题为《迎接中国的太空挑战》的报告。报告指出，自太空时代开始以来，中国成为美国最大的太空竞争对手。中国一直致力于使自己成为太空强国，最新的中国太空白皮书《2021中国的航天》（China’s Space Program: A 2021 Perspective）列出了中国未来五年的太空计划。为了确保美国在陆地和太空领域的利益，美国需要从政府和商业层面采取措施。

第一，支持空间能力的商业发展。过去十年，埃隆·马斯克（Elon Musk）和杰夫·贝佐斯（Jeff Bezos）等美国企业家帮助振兴了整个全球航天事业。如今航天事业的启动成本已经下降，并且新服务也可以获得使用。例如，俄罗斯与乌克兰冲突中，基于卫星的互联网具有的潜在战略影响已展示出来。但商业发展的前提是政府减少准入壁垒，例如减少过度监管和禁止性税收政策。

第二，提高计划和资金的稳定性。过去，美国一次又一次地进行了研究并启动了太空计划，但随后都被主管部门取消或修改。国会也没有为这些计划提供稳定的财政支持。如果美国要保持其在太空领域的领导地位，就必须在太空资金方面提供持续、持久的支持，而中国在这方面做得更好。

第三，深化美国太空部队（U.S. Space Force）的战略思想。《2023财年国防授权法》（The National Defense Authorization Act for Fiscal Year 2023）大幅增加了美国太空部队的资金，这是一个好消息，因为大部分资金将用于扩大研发职能。但美国太空部队仍然不确定如何从战略上思考太空问题。特别是，目前美国已经认识到对防御性和进攻性太空能力的需求，但美国太空部队的战略作用尚不清晰。国会应考虑保留额外的资金，以支持传统和非传统的思想家在太空领域中的研究。

3月下旬，兰德公司发布题为《理解和对抗中国灰色地带策略的新框架》的报告。报告提到，为了解美国如何更好地与中国的灰色地带策略（gray zone tactics）竞争和对抗，兰德公司的研究人员分析了开源材料，并与90多名美国跨机构和美国国防部参与者一起举办了一个研讨会，回答了四个相关的研究问题。

报告将中国的灰色地带策略定义为“中国政府的强制性的地缘政治、经济、军事以及网络和信息行动（cyber/IO）活动，活动这些超出常规外交和经济活动，但低于动能（kinetic）军事力量的使用”。报告认为，灰色地带策略在中国的国内政策、经济政策、外交政策以及安保政策中发挥的作用愈发显著，这一趋势在中国在印太地区的活动中尤为明显。灰色地带活动平衡了中国追求更有利的外部环境的目标，改变了有利于中国的地区现状，中国希望在美国或中国邻国的军事化反应门槛以下采取行动。

报告认为，鉴于中国在灰色地带的广泛策略以及美国印太地区盟友和伙伴的多样性，美国面临着确定优先应对哪些中国活动的问题。政策制定者可以考虑根据三个不同的标准进行汇总：（1）中国的策略在多大程度上破坏了美国在印太地区的目标和利益，（2）盟国和伙伴应对和反击策略的难度，以及（3）中国使用特定策略（针对一个或多个盟国和伙伴）的程度。虽然有很多方法可以将这三个指标结合起来，但最平衡的方法可能是赋予美国的目标和利益与盟国和伙伴国的关注点相等的权重（各占40%）。美国应该投入大量精力帮助美国的盟友和伙伴对抗中国的国际地缘政治和经济策略（特别是中国在目标地区或有争议地区的经济活动），并解决草根网络和信息活动。

报告建议，美国政府应与主要盟友和合作伙伴进行灰色地带情景讨论，以更好地了解彼此的关切、应对和需求。国家安全委员会或美国国务院应确定一套标准，以确定中国最有问题的灰色地带策略，以通过整个政府的努力来应对。美国可以优先考虑打击中国在有争议领土上的活动，并应对中国的地缘政治国际和经济策略。美国国防部应制定类似于现有行动计划的灰色地带计划，但应专注于应对一系列升级的中国灰色地带情景。美国空军应继续在印太地区建立情报、监视和侦察基础设施，提高区域网络防御能力，以提高对领域的认识，识别和划分中国的活动，并打击中国的网络和信息战术。

2月中旬，美国智库伍德罗·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简称威尔逊中心）转载《国家评论》杂志发布的题为《美国在与中国的全球竞争中必须优先考虑贸易政策》的文章。文章认为，美国没有利用贸易政策对抗中国在全球的影响，反倒袖手旁观。中国已与亚洲其他15个国家一起加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申请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提出与欧盟签署《中欧全面投资协议》（CAI），最近还接待了海湾合作委员会（GCC）成员，讨论自由贸易协定（FTA）的可能性。相比之下，美国《贸易促进权》（TPA）法案去年到期，该法案为国会谈判和审议自由贸易协定制定了适当的程序。美国花费大量精力试图说服其他国家不要与中国建立新的贸易关系或加强现有的关系，但并未提供替代方案。

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BRI）利用贸易和基础设施投资来增强影响力，而美国缺乏类似的方案。尽管建立安全可靠的供应链是美国的首要任务，但许多政策制定者错误地、消极地看待自由贸易协定，导致加强美国在海外的商业利益这一目标被剥夺优先次序，损害了美国公司，美国更难实现其地缘战略目标。有一种误解认为，为发展中国家投资提供资金的联邦机构美国国际开发金融公司（DFC）可以与“一带一路”倡议竞争，但是DFC本身不是一种战略，而是一个功能有限的工具。如果想在推进外交政策目标方面弥补这一巨大差异，我们就需要通过贸易来利用美国企业。

《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USMCA）是美国历史上最具两党性的贸易协定，它强化了供应链，加强了知识产权保护，促进了电子商务和数字经济，增进了对签署国的劳工和环境保护，并维持了反腐败标准。但USMCA缺乏允许非签署国加入的加入条款（accession clause），文章认为这是错误的，USMCA应当惠及美墨加以外的国家，这样可以吸引许多拉丁美洲国家签署，让它们能够进入北美市场。这种准入还可能有助于限制非法移民进入美国，促进整个地区的反腐败工作，促进西半球的经济增长，所有这些都符合美国的利益。

在中东，建立一项全面的《亚伯拉罕协议自由贸易协定》（Abraham Accords FTA）也可能进一步推动美国的外交政策目标。具有历史意义的2020年《亚伯拉罕协议》（Abraham Accords）实现以色列与三个阿拉伯邻国——巴林、阿联酋和摩洛哥——之间的外交关系正常化，创造了一个完美的开端。2021年，阿联酋和以色列的双边贸易额接近9亿美元，预计未来10年每年的双边贸易额将超过1万亿美元，目前两国正就一项单独的自由贸易协定谈判以深化贸易关系。美国应该加入这些谈判，或至少确保谈判成功，因为这种自由贸易协定将向其他国家证明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可以带来经济利益。

是时候在外交政策中优先考虑贸易了，因为它可以成为在国内外保护本国利益的最佳工具之一。

2月上旬，传统基金会发布题为《国会与中国竞争的努力无法挽救》的文章。文章提到，众议院正在考虑《美国竞争法案》（America COMPETES Act），这是众议院对参议院《美国创新和竞争法案》（United States Innovation and Competition Act）的回应和修订。这项耗资3180亿美元的法案表面上目的是解决中国对美国国土、经济、全球利益和价值观构成的挑战。但文章认为，该法案并没有使美国更具竞争力，更不用说应对中国的威胁了，而且它代价很高。要想出台一项切实促进国家利益的可行法案，唯一方法是重新开始。

文章认为《美国竞争法案》的糟糕之处在于：浪费能源支出。例如，要求美国政府到2030年建造30千兆瓦的海上风能，扩大原就庞大的联邦研发基础设施，建立一个新的海洋研究机构。要求非洲国家停止化石燃料的使用和开采，帮助非洲国家制定符合它们愿望和背景的能源解决方案，然而剥夺非洲的这种能力将激起它们的不满，并阻碍美国对非洲能源危机作出迅速有效的反应。对私人证券出售，包括D条例（Regulation D）下的出售，实施新的报告要求，然而D条例是筹集资金的最重要手段，也是保持美国经济活力和创新的核心。该法案还提出加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这在政策上是错误的，因为过去十年表明，公约丝毫没有限制在太平洋地区的侵略。

文章认为，虽然《美国竞争法案》不可挽救，但也有一条出路。首先，该法案中部分提议被规则委员会（Rules Committee）否决，将在众议院进行审议。其次，参议院《美国创新和竞争法案》的外交关系部分有几项积极的条款，众议院《美国竞争法案》的对应部分也有几项，两院正试图达成妥协，作为更大一揽子计划的基础。

2月上旬，兰德公司发表题为《竞争的十字路口：中国、俄罗斯和美国在中东》的报告。报告提到，2017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NSS）和2018年《美国国防战略报告》（NDS）的核心是“战略竞争”，NSS将其定义为“以‘加强的政治、经济和军事竞争’为特征的国家间竞争新时代”。NSS和NDS提出这一概念是基于中国和俄罗斯削弱美国领导的国际秩序，并取得对其他国家的经济、政治和军事影响力。这种战略竞争理论上是全球性的，但美国最近的竞争重点在亚洲和欧洲，因为美国资源有限，必须优先考虑自己的活动。然而报告认为，在这个新的竞争时代，外围国家也可以发挥重要作用。中东是三个大国都感兴趣的地区，它们在中东有不同程度的影响力。

报告研究了美国、中国和俄罗斯在中东这样一个外围地区的战略竞争。中国在中东以贸易和其他经济活动为主，俄罗斯倾向于出售武器和展示军事力量以取得影响力。两国在不同领域同时追求自身目标，削弱美国的影响力，形成双管齐下的互补方式，使两国的行动能够产生比任何一国本身的行动更大的效果。中国和俄罗斯未来在中东地区也可能出现竞争和摩擦。报告还提到，美国与中国、俄罗斯有合作的可能性，但必须确保不给两国带来不适当的优势。

报告认为，美国政策制定者在中东建立对中国和俄罗斯的优势地位时，可以考虑以下几种方法：

尽管美国需要在中东与中国和俄罗斯积极竞争，但无需让这种竞争成为美国一切战略和行动的驱动因素。不管中国和俄罗斯如何行动，美国在中东都可以做很多事情，例如，努力解决国际争端，帮助美国公司与中东建立贸易和投资关系并在必要时提供援助。

中国和俄罗斯的某些活动有益于中东，美国可以帮助中东利用这些活动。例如，各国可以从中国资助的基础设施中受益，但这类项目条款可能不公平，美国可以与这些国家合作，审查协议条款。同样，如果中国或俄罗斯提供核电站，美国可以与受援国合作进行能源评估并帮助谈判。

美国不应打击中国和俄罗斯在中东的所有活动，只有当美国在中东的核心利益处于危险之中时才有必要积极竞争。例如，中国在中东港口的准入协议可能会威胁到美国的航行自由，不利于保护商业航运和确保全球获取中东石油，因此美国可以调动资源，开出比中国更高的价格。

美国可能重点关注进行违背美国利益的活动的国家，例如巴林、埃及、卡塔尔、阿曼、沙特阿拉伯、叙利亚、土耳其和阿联酋，报告认为它们是未来竞争的重要舞台，对美国在中东的核心利益很重要。最近的证据表明，美国正优先考虑其中一些国家，比如促成签署以色列与阿联酋和巴林的正常化协议。

美国可以选择实施竞争战略为中国和俄罗斯制造更大成本，占用其资源和注意力，削弱其整体实力。例如制定对优质基础设施投资的地区标准，可以削弱中国和俄罗斯在该地区的优势。中东的这种竞争战略将补充已在亚洲和欧洲实施的战略。

美国与中国和俄罗斯可在有限领域进行合作。例如，美国与伊朗就《联合全面行动计划》（JCPOA）进行谈判时，中国可以起到帮助作用。因此今后在伊朗问题——如在核武器或核扩散问题——上可能会有进一步合作的余地。

1月中旬，传统基金会发布题为《如何应对伊朗与中国日益加强的联系》的报告。报告指出，伊朗的神权独裁陷入了与美国的对抗，并正滑向中国的轨道。去年3月在德黑兰签署《中伊25年全面合作协议》和9月伊朗加入上海合作组织，突显了两个政权间政治、经济和战略关系的扩大。这些不断发展的关系加强了伊朗抵抗制裁的能力，缓解了其孤立状态，并有助于其实现地区霸权。

但伊朗需要中国胜过中国需要伊朗。报告认为，华盛顿应该利用这种不对称性，增加中国与伊朗密切联系的成本，减少联系带来的经济利益，并削减对德黑兰的潜在好处。拜登政府应密切监视中伊关系并与盟友合作，增强美国对中国和伊朗的影响力。具体地，美国应该：

第一，升级对伊朗的制裁。拜登政府不明智地拒绝了特朗普政府的“最大压力”制裁策略，放松了制裁，削弱了美国对伊朗的外交影响力。恢复“最大压力”制裁政策不仅有助于与德黑兰达成满意的核协议，而且降低伊朗支付中国进口商品的能力，增加伊朗现政权被长期受苦受难人民推翻的风险，从而削弱中国与伊朗进行贸易带来的利益。加强制裁还将削弱德黑兰的军事资金能力以及资助代理民兵和恐怖组织的能力。

第二，对中国进口伊朗石油实施制裁。拜登当选总统后，中国加大了对伊朗石油的进口。华盛顿应该对促进这种石油贸易的中国公司实施新的制裁。

第三，向中国施压并与美国盟国合作，削弱中国对伊朗的支持。拜登政府应该增加北京与德黑兰合作的成本和风险，不仅在中美关系方面，而且在中国与其他国家关系方面，其中最主要的是海湾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中国目前与这些国家的经贸往来比与伊朗的联系更多，而且由于美国的制裁，这种不平衡可能会加剧。

1月中旬，兰德公司发布题为《美国能否在中国的“后院”发动进攻？》的报告。报告指出，拜登政府进入了执政的第二年，但它对印太地区和与中国的地缘政治竞争的关注仍然不平衡。到目前为止，有两个小而具有战略重要性的国家几乎被忽视——柬埔寨和老挝。这可能是一个重大的误判。如果美国要在柬埔寨和老挝取得进展，它将把战略竞争带入中国的“后院”，这有助于打破一种长久的说法，即面对中国的崛起，美国只是在印太地区做出反应并采取防御措施。加深美国与柬埔寨和老挝的接触，例如对抗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或加强美国进入柬埔寨云壤海军基地（Ream Naval Base）的渠道，也可能扭转似乎已定的局面，即中国将主导甚至征服东南亚。与柬埔寨和老挝的合作还可以加强与邻国泰国和美国战略伙伴越南的关系，这两个国家都对中国感到担忧，包括沿湄公河修建大坝一事。

但目前为止，拜登政府与柬埔寨的互动一直效率低下，而老挝则完全脱离其关注点。原因在于，这两个国家都不是民主国家，而拜登政府的外交政策视共同价值观优先于共同利益。政府的优先事项之一（民主、自由和人权）是否会破坏另一个优先事项（与中国的战略竞争）呢？报告认为，二者不一定是相互排斥的。有一个积极的范本表明拜登政府可以把目光投向国家利益，同时不完全放弃价值观。去年国防部长劳埃德·奥斯汀（Lloyd Austin）访问半专制的新加坡和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Antony Blinken）访问日渐缺乏自由的印度时，两人都淡化了关于民主价值观的言论。拜登政府可以向柬埔寨和老挝强调良好治理和反腐的重要性——这是价值观议题的一部分——而不是仅仅强调民主状态。

值得称道的是，拜登政府并没有完全忽视柬埔寨，去年派出两名国务院高级官员出访。去年6月副国务卿温迪·谢尔曼（Wendy Sherman）访问金边时，她讨论了美国自1991年以来向柬埔寨提供的30亿美元经济发展援助，还讨论了健康和教育伙伴关系、湄公河问题以及美国帮助清除越南战争中未爆炸的炸弹。

但这些双边关系中的积极因素被消极因素所掩盖。谢尔曼批评了金边的人权和治理记录，她还提到了中国在云壤建立海军基地的计划——柬埔寨首相洪森（Hun Sen）一直否认这一计划——并敦促洪森政府抑制中国在柬埔寨的影响力。由于谢尔曼强调了价值观的重要性，这次访问可能将柬埔寨进一步推向了中国的怀抱。美国国务院顾问德雷克·切莱特（Derek Chollet）去年12月访问柬埔寨时提出了同样的话题。华盛顿当时刚刚对两名柬埔寨高级军事领导人实施制裁，指控他们涉嫌腐败。切莱特离开后，华盛顿发布了武器禁运，并禁止柬埔寨购买军民两用技术。对比美柬互动与中柬互动，很容易理解为什么柬埔寨更喜欢与中国打交道。正如两个国家的外交声明表述的那样，它们的“兄弟情谊”仍然是“铁定的”，两国在各个方面的交流不断加深。柬埔寨是中国的坚定盟友，自COVID-19以来，洪森是唯一一位访问中国的外国领导人。

老挝更是一个盲点，拜登政府尚未派出任何高级官员。但与此同时，中国正在建设急需的基础设施，并向老挝经济中有望实现最大增长的部门进行投资。中老的客运和货运铁路线于上月完工。

显然，中国占据巨大的优势，首先是其巨大的经济影响力和邻国的优势。但这些并非不可逾越的障碍。拜登政府可以与澳大利亚、印度、日本和韩国等民主伙伴合作，共同推进柬埔寨和老挝的基础设施和投资项目，通过这些项目直接与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竞争。但华盛顿应首先避免双边关系进一步恶化，并积极寻求建立友好、富有成效的关系。任何制裁和其他惩罚性措施都会适得其反。拜登政府可以坚持其对价值观的关注，但不能通过说教和喋喋不休，而要通过重新构建和重新包装自己的言语。

无论哪种方式，无疑都会有让华盛顿畏缩的时刻，但加强与柬埔寨和老挝的接触最终只会对美中竞争产生积极影响。

12月下旬，美国企业研究所发布题为《中国正在向中美洲进军》的报告。报告认为，中国正在向中美洲进军。报告提到，12月9日，尼加拉瓜断绝了与台湾的关系，转而在外交上“效忠”北京。这一决定是在洪都拉斯左翼总统候选人希奥玛拉·卡斯特罗（Xiomara Castro）当选后做出的，她承诺与北京建立正式关系。除非华盛顿采取行动对抗中国影响力的进一步扩张，否则美国国家安全利益将受影响。此外报告提到，中国似乎在萨尔瓦多大力升级和扩建深水港口，并建立经济特区（special economic zones , SEZ），这将给予中国出口商、港口运营商、物流公司和建筑公司特权，美国的商业利益将处于不利地位。但中国海军可能会使用港口设施，引发美国更深的担忧——中国对港口的商业管理及其在萨尔瓦多的政治影响力很可能为中国海军在该国的常规性（就算不是永久性）存在敞开大门。美国军方可能不得不在一个长期不受阻碍、不被对手窥探的地区进行调整。

报告认为，通过让萨尔瓦多在中美洲北三角（即洪都拉斯、危地马拉和萨尔瓦多）扮演“破坏者”的角色，中国找到了一种鼓励洪都拉斯“抛弃”台湾的新方法。这种转变令华盛顿深感担忧，如果台湾的“外交伙伴”继续减少，台湾海峡的现状可能会变得面目全非，危机更有可能发生。美国现在需要说服卡斯特罗以与现任总统胡安·奥兰多·埃尔南德斯（Juan Orlando Hernández）同样坚定的态度对待中国。

北京在美国“后院”不断加深影响力，带来的最大风险是，它将在亚洲引发一场大火，将华盛顿和北京拖入直接对抗。美国最好是预防这场大火，而不是事后进行灭火。

12月上旬，兰德公司发布题为《与中国的“极端竞争”指南》的报告。报告提到，美国总统拜登（Joe Biden）在接受采访时说，他预计美国与中国之间的对抗将采取“极端竞争（extreme competition）”形式，而不是两个大国之间的“冲突（conflict）”。报告认为，目前，美国可能有能力对抗中国的影响力，但中国的迅速崛起意味着，关于何时以及如何应对竞争的决策将消耗巨大的成本。因此报告旨在提供现实的、具有操作性的、符合美国利益的政策选择，但同时注意美国影响力的局限性。

报告第一章分析了在定位与美国的竞争时，中国在国内和国际上寻求什么。第二、三、四、五章分别分析了中国的外交政策、中国如何构建世界传媒新秩序、中国的军事力量、中国经济实力的崛起及其影响。

第六章为美国与中国的“极端竞争”提出建议。报告首先将中国行为进行分类，作为考虑美国是否有必要做出回应以及应如何做出回应的起点。通过分析中国的外交、信息、军事和经济权力要素，报告将中国的行为分为良性活动（例如国际维和行动）、正常竞争（例如中国努力在国际机构中获得更大影响力）和“明显越轨”的活动。报告认为，在应对美中“极端竞争”中，美国应采取如下措施：第一，采取报复和威慑措施。第二，制定规范和规则。包括签署执行现有规范和标准的条约；在网络空间发挥领导作用，包括将其纳入国际武装冲突法，并鼓励采用优先考虑安全的技术标准；制定有利于市场经济而不是国家主导的国际规则等。第三，支持和建立全球联盟和伙伴关系。这些关系有助于促进对中国所构成威胁的共同认识，并为与中国的合作提供了替代方案。在这些关系中，美国应准备好做出妥协，甚至将领导权交给其他国家。第四，恢复美国体系的健康和活力。报告强调，应扩大组织基础设施，公开传播谴责信息，在国内和国际上诋毁中国的宣传和胁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