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国际事务、军事安全专题记者塞巴斯蒂安·罗布林（Sebastien Roblin）发表评论认为，2021年中国核力量的大幅度扩张激发了人们对中国核力量的猜测和焦虑。

作者指出，中国和扩张速度正在加快。2021年末美国国防部发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军事和安全发展》和马特·科尔达和汉斯·克里斯滕森在《原子科学家公报》中《2021年中国核力量》对中国的核理论和能力进行了调查。国防部的报告中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核扩张速度加快，可能使中华人民共和国在2027年之前拥有多达700枚可交付的核弹头”。“中华人民共和国可能打算在2030年之前拥有至少1000枚弹头，超过国防部在2020年预测的速度和规模。”同时《公报》列举了中国可能在寻求扩大其核力量的多种原因，包括“保护针对第一次打击的报复能力”，“克服对手导弹防御系统的潜在影响”，以及“在移动导弹和发射井导弹之间更好地平衡洲际弹道导弹（ICBM）力量”。此外，中国希望提高其“核准备和整体核打击能力，以应对俄罗斯、印度和美国核武库的改进；并加强国家威望感” 

作者强调，与美国一样，中国已经签署但没有批准《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并进一步声称遵守该条约。然而，在中国罗布泊核试验场观察到的高层活动表明正在进行“零当量”试验。

这引发了对中国的“不首先使用”的核政策的怀疑，因为这种承诺当然可以被投机取巧地打破。对此，作者认为尽管目前中国的核力量在扩大，但“不首先使用”仍然指导着中国核力量的训练和组织方式：导弹和弹头分开储存，使得在短时间内（或意外）大规模发射核武器变得困难。

最后，作者总结，中国的核力量似乎将在未来十年内大大扩展。数量和质量上的增长反过来又会扩大中国在使用核威慑方面的选择，但不是每一种核威慑政策的选择都会在理论上被接受。

国际共和政体研究所（International Republic Institute）全球影响中心的项目助理的吉布斯·麦金利（Gibbs McKinley）在国家利益杂志发表文章，指出美国和欧盟应当加强跨大西洋合作关系，并为以与中国竞争为目标的进一步合作进行更多投资。

作者指出，近日立陶宛展示了中国对和其有分歧的国家的“经济胁迫”。5月，立陶宛退出中国中东欧“17+1”合作。之后，立陶宛又寻求加强与台湾的外交关系，最终导致北京停止进口立陶宛的商品。中国坚持，台湾是其领土的一部分，无权获得外交承认。立陶宛打破外交惯例，允许其台湾办事处使用台湾而不是中国台北的名称，这激怒了中国政府。中国政府随后要求跨国公司切断与立陶宛的关系，否则就有可能失去进入中国市场的机会。它还阻止了从欧盟进口使用立陶宛零部件的产品。作为欧盟的成员，立陶宛比它的一些邻国，特别是乌克兰和白俄罗斯更有机会抵制中国的胁迫性经济政策。然而，就其本身而言，欧盟对抗中国和俄罗斯的恶性影响的能力是有限的，特别是在涉及经济工具时。欧盟通常依靠保障措施和反倾销措施作为贸易防御手段，但这些措施 "不包括中国针对立陶宛的灰色经济区"。欧盟也缺乏与中国的双边贸易协定，并且在如何最好地与中国市场打交道方面面临着内部紧张。

对此，作者认为跨大西洋共同体必须利用手头的工具共同面对这些挑战。美国和欧洲应该首先利用现有的渠道，支持立陶宛作为北约的正式盟友和一个抵制专制行为者的胁迫性政策的民主伙伴。这可以通过美国-欧盟贸易和技术委员会（TTC）来实现。该委员会成立于2021年9月，旨在“促进美国和欧盟的竞争力和繁荣以及民主、市场导向价值观的传播”。

美国已经表示愿意这样做。在美国贸易代表1月7日发布的一份声明中，戴琪（Katherine Tai）大使“强调了与欧盟及其成员国合作的重要性，通过各种途径，包括美国-欧盟贸易和技术委员会，解决胁迫性外交和经济行为”。然而，欧盟要对下一步负责，因为它有时会抵制将TTC作为对抗中国经济胁迫的工具的想法。中国对自己的一个成员国采取的行动应该激励欧盟撤销其早先的断言，即“《贸易协定》不是关于中国的对话”，并承认《贸易协定》是跨大西洋联盟与中国竞争的一个有效和现成的工具。

企业高管国家安全竞争力委员会（BENS）罗伯特·斯波尔丁（Robert Spalding）、约瑟夫·沃特尔（Joseph Votel）、拉蒙·马克斯（Ramon Marks）发布评论指出，企业必须停止向中国投资以防止中国控制商业大数据。

列宁曾说过：“资本家会把吊死他们的绳子卖给我们。” 无论他是否真的说过这句话，这句话都恰好符合中国的情况。据报道，自2016年以来，仅苹果公司就在中国投资了2750亿美元。世界上所有的苹果手机都是中国制造的。除了1万名直接员工外，苹果公司制造产品的延伸供应链还聘用了100多万名中国工人。

作者指出，中国已经从热门投资目的地变成了危险的对手，中国对数据的控制极大威胁了西方企业。苹果和其他外国公司必须将产生于中国的数据保存在中国境内的中心，同时这些数据被禁止转移出中国。中国政府同时保留了强制将这些数据转移到国家控制的实体的法律权利。这意味着西方投资者在中国创造和汇总的数据随时可能落入中国控制之下。数据对于人工智能创造新的尖端技术至关重要。与民族国家边界内的自然资源和人口不同，数据不容易受到传统军队的保护。数据在本质上是无国界和无形的，它存储在云端和设备中，有可能从世界的任何地方被访问和操纵。通过信息的自由交流，获取数据对民主国家和市场的繁荣至关重要。中国对大数据的控制不仅能使意识形态主导技术创新，而且最终能主导人们的阅读、思考和信仰。

对此，作者进一步指出，在大数据的武装下，中国将有可能操纵、歪曲和控制互联网上任何地方的事实和现实。网络的出现加速了民主和市场的问题。区分构成现实的东西和发明的网络数据空间的能力将变得越来越复杂和混乱。中国可以影响和操纵互联网上的公众舆论，破坏民主价值和合法性。对西方的最终考验将是信息战争，而不是传统的甚至是网络战争。这种较量不能用战斗机、战斗舰和步兵来进行。民主可能在一枪不发的情况下受到损害。美国宪法第四条第4款要求联邦政府保护民主。在《联邦党人文集》中，詹姆斯·麦迪逊强调，联邦政府的核心责任是保证五十个州的共和政体。正如在外国干涉美国选举等争议中看到的那样，对数据的控制和操纵会对民主进程构成生存威胁。为了保护民主，联邦政府将不得不建立远远超出传统军事的新型防御。保护美国免受他国基于数据的颠覆，必须是整个政府的努力。

最后作者指出，为了保护自由市场价值和治理，西方企业仅仅遵守本国可能不时实施的限制与中国做生意的法律是不够的。企业高管国家安全竞争力委员会（BENS）呼吁西方企业采取一系列措施，包括：如果在中国投资，要提高对知识产权风险的认识；只接受来自可信来源的资本，以避免知识产权资本和技术的风险；建立不依赖中国的弹性供应链；优先考虑与中国以外的合作伙伴进行贸易；以及认识到在中国这样的专制社会投资对品牌声誉的风险。

托马斯·麦肯（Thomas G. Mahnken）在美国海军研究所(US Naval Institute)网站发表文章指出，美国应当利用中国周边的海洋地理环境并结合使用内部和外部力量的战略来应对中国的崛起对美国的威胁。

作者开篇指出，今天的美国在对当今时代最重要的挑战是美国对于中国的崛起及其对美国在西太平洋和其他地区的利益构成的威胁进行战略思考存在严重不足。战略是为了实现自己的战略目标，而对于有限的资源在空间和时间上的合理安排。制定战略是为了对付一个特定的对手。因此，战略的基本要素是理性和与持有不同战略目标的竞争对手的互动。根据战略的定义，任何在西太平洋和其他地区与中国竞争的战略都将是一种海洋战略，在海上采取的行动将发挥核心作用。

作者进一步指出，根据布拉德福德·李（Bradford A. Lee）四类战略理论，如果中国接受现状，对外战略的制定侧重维护中国国内和亚洲大陆的稳定，那么中国就不会威胁到美国的利益或国际秩序。因此，美国战略家应当思考美国的军事力量如何影响中国处理对外事务的方法、中国地缘政治取向、中国对于国际现状的态度、中国国内政治制度四个方面以达到改变中国对外战略的目标。

具体来说，美国海上战略应寻求将地理因素转化为美国的优势，利用西太平洋的地理因素来限制中国进入公海。一旦发生战争，美国的内部力量，即西太平洋部署的美军陆军和远征军部队，将利用西太平洋的海洋地理环境形成一个可以立即挑战中国军事行动的初始防御屏障。这些部队将与中国的空中优势、海上控制权和信息主导权相抗衡；延迟和拒绝中国力量投射部队实现其目标的能力，如夺取美国盟友或合作伙伴的领土，同时阻止中国将力量投射到第一岛链之外。

与此同时，美国还将动用外部力量，即空军和海军水上部队，来支持第一岛链上的内部力量。美国战斗力的压倒性优势将体现在这些外部力量中。空军和海军部队将可以自由地利用他们最大的战略属性之一—机动性，在他们选择的时间和地点挑战中国军队，以最大限度地发挥他们的效力。在和平时期，外部力量可以通过在西太平洋的额外存在来增强内部力量。在发生冲突的情况下，空军和海军部队将带来增援内部部队所需的持续火力。他们也将拥有从多个方面威胁中国的能力。例如，他们将支持内部部队建立的防御屏障，并在第二岛链提供纵深防御。

此外，成功的战略必须针对中国领导人的信念。具体而言，海上施压战略将试图剥夺中国领导人认为对军事胜利至关重要的条件，包括制海权、空中优势和信息主导权。不仅如此，海上施压战略还将通过降低中国政府对其控制冲突进程和结果的能力的信心来攻击中国的战略，从而增强威慑力。海上施压战略将剥夺解放军领导人几十年来所计划的战争类型，迫使他们要么加倍投资于反介入能力，要么寻求另一种方法，如规避地面上的美国部队和武器，这将需要更多的时间，需要更远的平台，并导致一路的损失。无论哪种方式，改变解放军的理论将使中国付出金钱和时间，并使美国在与中国的持续竞争中获得动力。

灯塔全球战略公司（Beacon Global Strategies）副总裁，前美国太平洋司令部指挥官特别助理埃里克·赛尔斯（Eric Sayers）和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中国、台湾和蒙古事务主任和亚洲事务副高级主任伊万·卡纳帕斯（Ivan Kanapathy）发表分析文章指出，美国一系列的新措施正在从根本上改变经济关系。

近年来，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迅速扩展到电信、半导体、数据安全和金融服务等技术领域。美国政府对北京经济上行动和其意图日益增长的担忧推动了对华政策的扩展，特朗普和拜登政府之间、白宫和国会之间几乎没有分歧。

对华政策扩展的结果是美国对中国施加的一系列新的限制，包括对出口、进口、直接投资和金融证券的限制。这些限制从根本上重塑了美中经济关系。过去两年，美国和中国之间的跨境商务旅行因COVID-19大流行病而基本停止。由于中美两国都更加谨慎和怀疑，跨境商务旅行不太可能完全恢复到过去的水平。

在这种对与中国的经济和技术竞争采取更多防御性方法的同时，美国国会也开始进攻。体现在美国开始向对保持美国在技术、制造和国防方面的竞争优势至关重要的领域拨出新的资金。美国对华的限制与对优势领域的拨款行动的深度和广度在几年前是难以想象的。企业部门除了在与中国做生意方面面临越来越多的政府行动外，还必须应对不断变化的公众舆论和越来越多的投资者审查。例如，公司在中国的供应线上的人权问题。展望未来，2022年有望延续这些趋势，这将对多个商业领域产生深远的影响。

斯坦福大学网络政策中心、全球数字政策孵化器的访问学者查尔斯·莫克（Charles Mok）发表文章，他认为中国和俄罗斯的监控和审查模式威胁着自由、开放和安全的未来互联网。

作者在文章中指出，随着冬奥会在北京拉开帷幕，中国和俄罗斯总统习近平和普京团结一致，相互支持，挑战美国和欧洲的主导地位。在他们重新建立的密切伙伴关系中，有比北约扩张和乌克兰危机，或从俄罗斯向中国供应天然气更重要的利益。两国在北京发表的联合声明宣布，他们支持“互联网治理的国际化”和“各国在监管全球网络方面的平等权利”。他们承诺“深化国际信息安全方面的双边合作”，宣布支持“打击为犯罪目的使用信息技术的国际公约”，并主张更多地参与国际电信联盟（联合国信息和电信技术的专门机构），以解决这些问题。

在北京冬奥会上，运动员和记者不得不利用官方在指定酒店和场馆提供的Wi-Fi，以访问Twitter、YouTube或Facebook等服务，这些服务在中国都被禁止。在俄罗斯，俄罗斯当局成功地要求从苹果和谷歌的应用程序商店中删除由知名持不同政见者阿列克谢·纳瓦尔尼创建的投票应用程序，称其包含“非法内容”。该国还进一步加强了审查工作，在2021年阻止通过Tor浏览器和其他一些虚拟私人网络服务使用加密技术，这一年被人权观察组织称为 “互联网审查制度加倍的一年”。

作者指出，这些审查和监视行为清楚地说明了中国和俄罗斯心中的互联网治理愿景更侧重于他们政权的安全，而不是他们国家内部或外部用户的安全和隐私。在过去几十年里，中国已经投入巨资参与和影响全球技术标准机构。2021年11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布了《国家标准化发展纲要》，阐明了“中国标准2035”的目标和行动。这些“中国标准”无论如何都是要成为全球标准的。同时，欧盟对中国的雄心一直保持高度警惕，最近概述了制定全球标准的“更积极的方法”，以确保其在互联网技术、人工智能和绿色技术等发展领域的领先地位。对欧洲人来说，很明显，中国在国际层面的标准制定工作是为了给中国及其公司提供竞争优势。

作者认为，国际技术标准制定和互联网治理框架是复杂而多样的。同样重要的是要记住，传统上的标准制定是由私营部门和研究界主导的，而不是由国家行为者主导的。

为了应对中国与俄罗斯的合作，欧盟已经透露，他们将寻求与美国当局合作，监测新出现的标准，并通过贸易和技术委员会的定期会议统一大西洋两岸的立场。显然，专制竞争的紧迫性意味着双方必须在更高的行政层面进行协调。然而，目前西方“大科技”公司与其政府之间的敌意，可能会威胁到西方政府的注意力，使其忽视在全球标准和治理舞台上私营和公共部门之间，以及在各国之间合作的必要性

最后，作者认为，仅仅把欧洲和美国聚集在一起可能还不够，因为来自亚洲、非洲和世界其他地区的参与者以及私营部门和民间社会必须参与制定标准和治理，这将塑造未来的互联网及其下一代使能技术。只有这样，世界才能筑起一道堤坝，抵御来自新兴专制国家联盟的审查和监控的浪潮。西方世界必须这样做，以捍卫和确保一个自由、开放、安全和可信的未来互联网，通过更加开放和包容来支持民主和人权的原则，并将这一愿景与中国和俄罗斯提倡的治理模式区别开来，这种模式旨在以安全为幌子进行审查和监控。

美国南方司令部作战司令劳拉·理查德森将军的特别助理利兰·拉扎勒斯（Leland Lazarus）和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美洲项目的高级研究员瑞安·伯格（Ryan C. Berg）发表文章指出，美国应当妥善处理中国在拉丁美洲的军事存在。

在当下这个关键时刻，哥伦比亚被指定为美国的非北约主要盟友。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后果继续在世界各地回荡，包括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在上周与哥伦比亚总统伊万·杜克的会晤中，美国总统拜登赞扬了哥伦比亚谴责俄罗斯总统普京的行动，并宣布美国将指定哥伦比亚为主要的非北约盟友。这意味着在对抗俄罗斯全球影响力的斗争中又多了一个拉美伙伴。

对此，作者指出，中国在拉美地区越来越多的活动构成对于美国和其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伙伴的长期的战略威胁。拉美专家经常讨论中国在该拉美的贸易和投资，特别是在其标志性的“一带一路”倡议（BRI）下运行的项目。根据美国国会研究服务部的数据，目前已有21个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加入了“一带一路”倡议，其中包括最近签署加入，也是该集团中最大的经济体的阿根廷。

作者认为，中国在拉丁美洲地区的经济和贸易关系是利用看似无害的商业利益达到军事目的。近几十年来，中国人民解放军一直在加强其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军方关系。自21世纪初以来，解放军高级领导人已对该地区进行了200多次访问，与他们的同行会面。中国与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共同体（CELAC）建立了高级别防务论坛，并向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的军事人员提供专业军事教育。中国人民解放军还派遣自己的军事人员到该地区接受丛林战的特殊训练。中国向包括委内瑞拉、阿根廷和玻利维亚在内的几个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出售武器、飞机、坦克和其他军事装备，并帮助那里的合作伙伴开发太空卫星和地面控制架构。

美国南方司令部作战司令劳拉·理查德森将军的特别助理利兰·拉扎勒斯（Leland Lazarus）和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美洲项目的高级研究员瑞安·伯格（Ryan C. Berg）发表文章指出，美国应当妥善处理中国在拉丁美洲的军事存在。

在当下这个关键时刻，哥伦比亚被指定为美国的非北约主要盟友。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后果继续在世界各地回荡，包括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在上周与哥伦比亚总统伊万·杜克的会晤中，美国总统拜登赞扬了哥伦比亚谴责俄罗斯总统普京的行动，并宣布美国将指定哥伦比亚为主要的非北约盟友。这意味着在对抗俄罗斯全球影响力的斗争中又多了一个拉美伙伴。

对此，作者指出，中国在拉美地区越来越多的活动构成对于美国和其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伙伴的长期的战略威胁。拉美专家经常讨论中国在该拉美的贸易和投资，特别是在其标志性的“一带一路”倡议（BRI）下运行的项目。根据美国国会研究服务部的数据，目前已有21个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加入了“一带一路”倡议，其中包括最近签署加入，也是该集团中最大的经济体的阿根廷。

作者认为，中国在拉丁美洲地区的经济和贸易关系是利用看似无害的商业利益达到军事目的。近几十年来，中国人民解放军一直在加强其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军方关系。自21世纪初以来，解放军高级领导人已对该地区进行了200多次访问，与他们的同行会面。中国与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共同体（CELAC）建立了高级别防务论坛，并向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的军事人员提供专业军事教育。中国人民解放军还派遣自己的军事人员到该地区接受丛林战的特殊训练。中国向包括委内瑞拉、阿根廷和玻利维亚在内的几个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出售武器、飞机、坦克和其他军事装备，并帮助那里的合作伙伴开发太空卫星和地面控制架构。

《危险中的共和国：美国帝国和自由主义传统》的作者大卫·亨德里克森（David C. Hendrickson）发表评论认为，中国会以另一项制裁回应美国对其实施的每一项制裁，因此美国政府应当谨慎对待对中国采取制裁的问题。

3月13日星期日，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出现在谈话节目中，明确表示“我们正在直接、私下地与北京沟通关于大规模逃避制裁的努力或支持俄罗斯回填制裁的行为的后果，”沙利文说“我们将不允许这种情况继续下去，不允许世界上任何国家、任何地方的人从这些经济制裁中为俄罗斯提供帮助。”

沙利文与中国高级特使杨洁篪会面七小时后的行动的报告称，谈话堪称“激烈”。在中方宣读的 3 月 18 日电话中，拜登总统和中国领导人习近平走上正轨，重申共同原则，否认双方存在敌对意图，但交流的重要部分不和谐。拜登强调了“如果中国向俄罗斯提供物质支持的影响和后果”，并警告，他不想遭受与普京一样的制裁。习近平用一句中国古话回答说：“解铃还须系铃人。” 美国的计划是让全世界参与对俄罗斯的全面经济战争（TEWAR），不参加的人将受到制裁。这使得中国不得不假设中国会受制裁，因为中国最有能力向俄罗斯提供援助。

二十年来，华盛顿一直被“现实主义者和克制者”警告，俄罗斯和中国重新签订契约对美国的地缘政治地位不利。在地缘政治学中的主要观点是是防止你的对手联合起来反对你。但是美国官方拒绝了这一建议，推行了针对俄罗斯和中国的政策，使双方都相信美国将它们视为永远的敌人。由于未能阻止他们成为永久盟友，现在美国试图将他们分开。

作者认为对于美国分离中俄的政策，让中国在俄罗斯遭遇困境时无动于衷这是最不可能的结果。中国不希望在俄乌冲突中选边站队。其官方政策是中立。作为调停者，它会承认俄罗斯的一些主张，但不一定是全部。但是中国不太可能很大程度发挥作为调停者的作用，因为它根本不受西方的信任。如果美国实施大规模制裁，中国将如何应对是无法预测的。但作者认为中国会按照自己的理解做出相应的反应，尽管不一定是美国人认为相称的方式。在经济战的舞台上，没有确定的 “红线”。对一个人来说是适度的、相称的，对另一个人来说可能是残酷的、不寻常的

此外，在即将到来的关于制裁的“拳击比赛”中，一个角落里站着中国，世界制造业的中心，三十多年来，中国建造了一台强大的生产机器。它在亚洲及其他地区拥有与其供应链相关的商业卫星。它使美国不能没有的东西。另一个角落是美国，它拥有强大的金融实力，在过去的十年里，它在世界金融领域的一直处于主导地位。而俄罗斯一直是大宗商品贸易多个领域的重要参与者，特别是在能源、金属和粮食领域。仅针对俄罗斯的全面经济战争（TEWAR）造成的破坏就足以使世界经济陷入混乱。然而，在即将到来的比赛中，俄罗斯是次要参与者，中国是主要参与者。它在这方面的优势比俄罗斯强大得多。它不一定会把所有的牌都摆在桌面上。它的一些旨在成为制裁的行动可能不会被这样描述，例如一家生产重要部件的工厂出于预期的强制效果以外的原因而突然关闭。然而，可以公平地打赌，对于美国实施的每一项制裁，中国都会反过来实施另一项制裁。

作者指出全面经济战争（TEWAR）的一个关键特征是它本质上不能仅限于一个国家和一个部门。它的本性是贪婪的，就像新冠疫情一样，它将扩展到所有国家和所有部门。这是美国既定政策的必然结果。没有更多的中立国，每个国家都必须选择，你要么支持我们，要么反对我们。目前的态势也不会因为乌克兰危机的解决而停止。西方不会接受任何可以被视为认同普京使用武力的解决方案，普京也不会接受比战前现状更糟糕的结果。在新冷战的这个火热阶段，模糊不清的只是未来对抗的路线，而不是它的存在。这意味着，就所有实际目的而言，制裁都是永久性的。

作者进一步指出，拜登政府的政治顾问必须非常担心与俄罗斯和西方之间的战争有关的与中国的贸易战。目前尚不清楚美国对乌克兰的承诺有哪些限制（如果有的话）。拜登政府既希望避免与俄罗斯发生战争，又希望对战争的结果产生决定性影响。拜登政府会前进还是后退？很难说，因为它想做这两件事。在选举方面，拜登的团队必须对与中国全面制裁战争的后果感到不寒而栗。在外交上，它致力于做到这一点。由于目的如此混乱，可能是局势发展而不是人决定在其政策下一步走向。

莫斯科国立国际关系大学东亚与上海合作组织研究中心主任亚历山大·卢金 ( Alexander Lukin)发表文章指出，美国无法通过反华制裁来恐吓中国改变对俄罗斯的立场。

作者认为中国当局在当前的俄乌局势中正面临一些问题。一方面，北京与莫斯科的关系密切程度达到多年来的最高水平。就北京而言，俄罗斯的重要性源于其作为原材料供应商的角色，以及在特朗普担任总统期间，在与美国对抗的关系中，它作为地缘政治盟友的价值。王毅外长在2021年1月用著名公式表达了形势，他说中俄战略合作没有限制、没有禁区、没有上限。一年后，中国和俄罗斯在联合声明中强调了这一政治路线。普京总统访问中国期间，北京首次明确表示支持俄罗斯要求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ATO）停止扩张的主张，并呼吁该组织与莫斯科一道，“摒弃意识形态化的冷战方式，尊重其他国家的主权、安全和利益，尊重其文明、文化和历史背景的多样性，对其他国家的和平发展采取公正客观的态度。”

关于这场冲突如何结束以及中国应该采取的立场，专家们的意见千差万别。

从中国外交部、外交官，当然还有国家领导层的官方声明中的阐述中，中国的官方立场可以表述如下：1）中国反对军事冲突，不希望发生军事冲突，主张早日和平解决，维护乌克兰的领土完整；2）中国认为俄罗斯的军事行动是由美国的挑衅政策引发的，首先是北约的扩张；3）莫斯科的反应过度，中国不应该走这样的路；4）俄罗斯仍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伙伴，任何解决问题的手段路线都应该考虑到俄罗斯与乌克兰双方的合理关切。总体而言，北京似乎还没有形成最终立场，可能会在整个冲突过程中发生变化；然而，它的主要特征是明确的。一方面，中国维护各国领土完整的原则性做法没有改变。这主要是由于中国自身的分裂问题，也因为中国将自己定位为全球南方国家的领导者，对于其中许多国家来说，维护其领土完整问题也是他们最紧迫的问题之一。北京经常表示乌克兰和台湾的局势没有相似之处并非巧合因为前者是一个主权国家，而后者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另一方面，俄罗斯是中国在与美国对抗中非常重要的伙伴，近年来美国做了很多工作，让北京明白这场对抗是严重的，而且会持续很长时间。

与美国之外的对象进行对话时，中国官员发表的言论中对于华盛顿的批评色彩则要浓厚得多。例如，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3月17日表示，美国政府决定将北约东扩，与当前乌克兰危机直接相关，解决局势的关键掌握在美国和北约手中。两天前，他曾致电要求美国审视其在乌克兰危机发展中的影响，并为缓和局势作出切实努力。3月19日，外交部副部长乐玉成发表类似言论，严厉批评苏联解体后北约的集团心态和存在，以及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对俄罗斯实施单边制裁，他将其描述为“利用全球化作为武器”的尝试。3月14日，中国代表张军在联合国安理会会议上发言，实际上同意俄罗斯的说法，强调安全不可分割原则的重要性，并呼吁在乌克兰危机中摒弃冷战思维.

因此，目前美国呼吁中国协助扼杀莫斯科的企图在北京并没有得到积极的回应，他们很清楚，一旦美国和北约对付完俄罗斯，他们将变本加厉地遏制孤立无援的中国。美国无法通过反华制裁来恐吓北京改变对俄罗斯的立场，因为中国认为采取反俄政策会弄巧成拙。或许，当前美国提议的精髓最好由中国著名电视节目主持人刘欣在推特上所写的那样：“你能帮我打你的朋友吗，这样我以后就可以专心对付你？”

中国不会从俄罗斯的式微中获益。北京更有可能向俄提供一切可能的援助，同时努力避免美国制裁的次要影响，为此它可以在银行业等更敏感的领域做出某些让步，同时说服俄罗斯尽快解决问题。然而，未来与俄罗斯的密切合作将更多地取决于纯粹的地缘政治利益，而不是对世界秩序的共同愿景。

卡托研究所研究员克拉克·帕卡德（Clark Packard）发表评论指出，一个地区经济的崩溃将提高其他地区经济崩溃的概率，因此西方不应当对中国的经济问题幸灾乐祸。

作者指出，目前中国的经济正面临着巨大的阻力。动态清零的防疫政策严重打击了消费者支出，并削减了工厂的产量。同时，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入侵正在推高中国进口的粮食、能源和其他商品的全球价格。由于所有这些原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近将其对中国今年经济增长的预测下调至4.4%。彭博经济社预测，中国的经济增长率将低至2%，并预计美国经济增速将自1976年以来首次超过中国。

将最近的趋势与生产力增长放缓、人口减少以及技术工人和企业家的持续人才流失等长期不利因素结合起来，就会发现中国并不是许多西方人认为的经济强国。在地缘政治竞争加剧的背景下，这导致了西方国家大量的幸灾乐祸、欢呼和公然的胜利主义。

尽管如此，作者认为希望中国经济崩溃将是非常不明智的。

首先，经济衰退会伤害很多普通人。有超过13亿的中国人将首当其冲得受到中国经济动荡的影响，低收入的美国人和世界各地不富裕的人也将受其影响。当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衰败时，他们都将被卷入这场危机中。

自1970年代末北京开始实行经济自由化以来，据估计约有8亿中国人摆脱了极度贫困。中国的大规模减贫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人道主义成功故事之一。经济衰退会伤害普通中国公民。为了减轻打击，中国已经计划在今年通过财政和货币措施向其经济注入5.3万亿美元--约为其整体经济规模的三分之一。这些措施包括增加对小企业的贷款，削减税收和行政费用，以及补贴消费者的购买。

此外，鉴于中美两国经济的高度融合，普通美国人也将面临着风险。尽管由于中美贸易战来自中国的商品征收了更高的关税，但美国人继续以创纪录的速度消费来自中国的商品。随着美国通胀率的飙升，中国在美国公司的供应链中继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北京的防疫政策导致的中国制造业的放缓将给美国产品的价格带来更大的上升压力，打击已经在努力应对通胀重现的美国消费者和公司。同时，美国经济在2022年第一季度出现萎缩，经济学家越来越多地预测，即使没有中国内爆的额外打击，美国的经济将在未来一年左右时间内出现衰退。中国也是美国商品和服务的一个重要外国市场，仅次于加拿大和墨西哥。中国经济放缓意味着对美国产品--包括汽车、电气机械、医疗设备和燃料--的需求下降，使依赖向中国出口的美国企业和工人受到伤害。

最后，中国共产党的合法性主要来自于继续发展经济和提高国家的生活水平。如果经济大幅下滑从而威胁到该党对权力的掌控，一个可能的结果是更加激进的民族主义外交政策。是的，一个经济上较弱的中国将在军事开支和其他目标之间面临更艰难的权衡。但是，不能保证中国政府不会加倍强调其咄咄逼人的对外姿态，而是在其他方面进行收紧。

作者提醒到，中国与以市场为导向的西方经济体的不公平竞争，和中国对基于规则的贸易体系的系统破坏构成了西方必须解决的重大挑战。但是，处理这些挑战的方法是迫使中国在全球经济中发挥更具建设性作用，而不是希望其经济崩溃。中国经济的大幅下滑可能会给世界其他国家带来严重和不可预见的后果。

美国海军战争学院海洋战略系主任詹姆斯.霍姆斯(James Holmes)发表了名为《美国如何在与中国的战争中取得胜利？》的文章，他分析了专业海军人员在舰队设计中根深蒂固的执念，强调美军不可过分注重高端作战平台的建设，需将目光着眼于后勤供给、普通但效用大的硬件、能力的补充以及自我反省中。

针对 “舰队设计”存在的刻板印象，詹姆斯开篇提到，专业海军人员认为作战需要将重心放在航空母舰、驱逐舰等核心硬件上，否则美国将无法在海上获得控制，从而阻碍了海上作战计划。相应地，平凡无奇的常规潜艇就需要作出牺牲，以免对主力舰产生干扰，抢走有限的造船资源。

然而，詹姆斯表明军舰的设计目的在于服务作战策略。他进一步给出建议，首先，要理清“platforms”和“capabilities”的含义，参照《美国国防部军事和相关术语字典》，得出结论：“capabilities”非指具体的武器，而指“做一件事情的能力”，且准确的释义可以消除舰队设计中的争论。

依照上述逻辑，作战的重心应该放在能力而非武器的选择上面，因为选择华而不实的武器反而会浪费资源、增加成本，詹姆斯还强调在零和博弈的环境下，海军设备的最终目的在于“促使美国海军和海军陆战队获得控制，最终向陆地投送力量”。他类推到，某些循环使用的普通作战平台反而能够为高级的作战平台提供支撑，促使其发挥潜能。

在作战计划上，除了对能力的重视，詹姆斯还肯定了海上补给的根本性作用。后勤保障，包括武器补给、食品供应、前期的维修和保养必不可少，切记未雨绸缪而不是亡羊补牢。

此外，詹姆斯还呼吁美国海军领导人和政府监督员对于舰队在远洋区保持作战能力进行反思和改进，尤其在干船坞、工坊和补给船上需要下功夫。 

为抵消潜在敌人对美军缺乏韧性和持久力的怀疑、应对潜在拖延战术，詹姆斯建议美军可以启动远东地区群岛防御能力，具体而言，“向敌对舰船和飞机关闭狭窄海域和天空的能力”。他进一步提到这是“有效”牵制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入西太平洋和印度洋的策略。

在这一问题上，詹姆斯又结合了上述所提及的高端作战舰队和普通舰队作用的描述，他强调，便宜、耐用的小型导弹舰形成核心作战工具，而高端战斗舰队应为岛链防御提供后盾，担负哨兵职责。

詹姆斯在总结时提醒到，美军切不可以因过于痴迷高端作战平台，而沦为战略大师卡尔·冯·克劳塞维茨(Carl von Clausewitz)口中所说的“博洛尼亚烧瓶”(bologna flasks)。

美国海军战争学院海洋战略主任詹姆斯·霍姆斯(James Holmes)发表了名为《中国对台战略不符合西方期望》(China's Taiwan Strategy Defies Western Expectations)的文章，深度解析了“系统中的系统”(systems-of-systems)之体系作战思维，强调美军在中国对此概念进行借鉴的过程中，需要自我反省、加强自身作战体系，从而更好地应对潜在的危险和战争。

霍姆斯开篇点评了兰德公司杰弗里·恩斯特洛姆所写的《体系对抗和体系破击战——中国人民解放军如何进行现代作战》报告，他认为，体系作战思维在美国已经拥有较长的历史并付诸实践，而中国军事战略家却擅长从美国引进战略思想并声称是自己的专利。霍姆斯还提到美国国防部在2004年发布的《体系工程指南》(DOD Systems Engineering Guide)中所强调的体系作战的重要性，没有联合统一的作战部队将会不堪一击。

接着，霍姆斯对恩斯特洛姆(Jeffrey Engstrom)的兰德报告作了批判，他表明要分清作战思维新颖性和有价值的比重，有些历经数年的概念往往更有价值，易被接受，比起新颖的概念更有研究意义。由此，霍姆斯建议从一些针对体系工程的文章中寻找答案。

他进一步引用了奥多明尼昂大学(Old Dominion University)研究团队的文章，其中主要包含了三点：其一，以老式蒸汽装置为例，指明了设计独立而又复杂的系统的难处；其二，关于体系工程理论的抽象性，解释了理论无法落实到实际操作的原因；其三，体系工程属于跨学科范畴，不仅仅涉及科学的领域，另外，体系工程追求环境的稳定性和持久性，但在多边环境中重新改造武器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霍姆斯从奥多明尼昂大学的研究成果中揭露了战争的残酷性和不确定性，认为仅仅将体系作战视为工程学范畴具有危险性，而应将环境、人文、政治、政策等因素纳入考虑范围。

他还指出，包括军事理论家克劳塞维茨(Clausewitz)在内的研究者，他们批判将体系作战简单地视为“线性模式”(linear pattern)以达到最佳性能的做法，奥多明尼昂大学研究也强调体系作战适应环境多样性的重要意义。

落实到中美潜在的战争范畴，霍姆斯呼吁美国需要灵活运用“体系作战”，同时还赞赏美军信息技术、电磁辐射、GPS定位数据等内容全部交织在一起的做法。霍姆斯还预测中国解放军战略家潜在应对措施——一种通过破坏网络系统逐一击破，另一种则通过长期麻痹敌方作战系统。霍姆斯以此映射到美国对台作战策略上，与其发动大规模战争，还不如通过延长时间，依靠美国太平洋舰队和联合部队“征服”台湾。他还列举了1940年德国与法国在默兹河的“闪电战”以及美国科幻大片《太空堡垒卡拉狄加》的做法，强调体系作战被破坏成零散小部队的脆弱性。

最后，霍姆斯审视了中国借鉴“体系作战”的行为，提醒美军应以此为契机，强化自身系统，增强作战优势，以便打击潜在敌人的元系统。

保卫民主基金会的伊朗分析师卡西米内贾德(Saeed Ghasseminejad)发表了一篇名为《未来的波斯湾会是中国的吗?》的文章，文中从经济、政体等方面分析波斯湾国家与中国、美国的联系程度，预测美国在中东的战略撤退将有利于中国在该区域的发展。

卡西米内贾德对中国和美国在波斯湾进出口石油进行数据对比。他表示，目前中国仍依赖于化石燃料，积极地从中东地区进口石油，为中东国家的经济做出贡献。相反，美国从过去依赖中东的石油输出到如今石油自给自足，从生产和消费两个环节管控美国对石油的使用量。从上述现象可以发现，中国与中东波斯湾地区国家的经济联系日益紧密，而美国有逐渐退出与中东国家合作的趋势。

在政体和外交策略上，卡西米内贾德分析了中国、美国及中东一些国家的态度。他强调，中国在中东地区存在感的增强不仅出于经济目的，而且出于帮助中东发展核武器的目的。美国在中东地区的逐渐撤退则出于国家利益，在过去，以支持阿拉伯君主立宪制而保证中东石油对美国的稳定输出，然而现在美国摆脱对中东石油的依赖也间接影响美国在该地区的政策转变。对于中东的一些国家而言，中国与其政体的相似性，加上美国特朗普执政时期主张对德黑兰采取“极限施压”的方式，这些因素的影响促进中东诸如沙特阿拉伯、科威特、阿曼、巴林和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等国开始寻求多样化的盟友，与中国积极开展合作，发展“盟友”关系。

卡西米内贾德由上述分析得出结论，预测美国在波斯湾的政策撤退反而有利于中国在世界上扩大其影响力，促进其壮大和发展。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研究学院乔·鲍尔（Joe Bauer）发表了《美国正在忽视拉丁美洲，而中国则不然》（The United States Is Ignoring Latin America. China Isn’t）的文章，其中指出美国外交呈现与拉美逐渐失去联系的现象，并提醒美国政府如果想要保持世界领先地位，切记不可忽视“拉美后院”。

鲍尔分析了中国在拉丁美洲地区存在感提升的表现，列举阿根廷总统阿尔韦托·费尔南德斯宣布正式加入中国“一带一路”倡议、中国与乌拉圭及厄瓜多尔洽谈自由贸易协定的例子，证明中国在该地区的“扩张”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除了经济上的日益密切，鲍尔还关注到政治上，存在拉丁美洲尚未与中国建交国家外交转变的趋势，正如尼加拉瓜与台湾宣布“断交”即可表明。

相比之下，鲍尔也分析了美国与拉美的关系。他用“次要地位”来形容拉美在美国政府心中的形象，还指出美国目前对于拉美的出访次数少，主要关注热点集中在移民、部分地区独裁等问题上。

鲍尔扭曲事实，将中国与拉美的发展定性为中国的“扩张”计划，认为中国“拉拢”拉美各国并以“与中国合作最有效”进行“洗脑”，此外，孔子学院在拉丁美洲的开设也促进中国软实力的植入，以莫须有的罪名指责中国在帮助拉美独裁国家控制人民思想。

鲍尔直击拉美现存弊端，过多政客关注移民、地区独裁问题，忽视了新冠疫情带来的后果，通货膨胀严重，经济增长缓慢，政治上投票出现反当权者趋势。但鲍尔认为美国不能袖手旁观，态度不明的结果只会是引起人们的担忧和恐慌，再者中国决心填补美国在拉美的空白，美国要表明态度。正如《西半球战略框架》的议定，有望推进美国与拉美地区的外交往来。

针对美国在该地区的行动，鲍尔提出以下建议：在外交方面，美国应基于2019年台湾法案加强第三方与台湾的合作，赞赏台湾官员赖清德出席洪都拉斯希奥玛拉·卡斯特罗就职仪式；在战略方面，建议美国在2022年在该地区推进基础设施投资，推动拜登的B3W计划（“重建美好世界：满足中低收入国家巨大基础设施需求的积极倡议”），以应对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对于副总统哈里斯，可以积极增加守住拉美后院的出访行动。

鲍尔在总结时再次提醒，在中美博弈中，美国切不可忽视与拉美的外交往来。

保罗·希尔（Paul Heer）在《国家利益》杂志上发表了《为什么美国会惧怕中国崛起》（Why Americans Fear China’s Rise）一文，他强调美国自身的脆弱性促使美国人过度担忧来自中国的挑战，夸大了中国挑战的性质和范围，并提供五大论据作相应阐释。

希尔开篇就拜登政府所持的“激烈的竞争”观点做回应，他认为，所谓竞争的事态并非完全由中国自身崛起、资源禀赋等因素所致，同样要归咎于美国国内存在的问题，挥霍自身的竞争优势，导致经济、政治、军事、技术优势有所弱化，并强化了美国人的“中国威胁论”观念。

希尔还从中国威胁的具体方面展开讨论，他表示，中国确实通过“搭便车”方式实现自身的崛起和壮大，在贸易方面强化自身竞争优势。然而，希尔借用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亚洲项目的非常驻高级研究员方艾文（Evan Feigenbaum）的观点表明，“抱怨不是竞争”，除了在美国人看来中国的“非正规”手段外，美国自身酿造了这一场结局，由于中国天然的劳动力成本优势，美国自身给中国创造了机会实现发展。

就新型冠状病毒这一问题，希尔也提到尽管该病毒发源于中国，且由于中国发布信息的不及时，导致病毒呈现世界性的传播，然而美国政府自身未能及时应对公共卫生事件，这一失职只能归咎于美国自身，而非中国之过。

关于中国在美国的“影响行动”（influence operation），美国国内将其定性为“秘密、胁迫、腐败”，且认为中国的影响行动势必会颠覆美国的民主政权，然而，希尔反驳到，中国相应的影响行动是否能取得民心关键在于美国人自身如何看待这一问题，如若接受，则反映出美国又一“脆弱性”。希尔还引用克林顿政府时期国务卿助理谢淑丽（Susan Shirk）的观点强调，这一切可谓美国人的过度反应，重蹈“红色恐怖”，这一影响反而比中国的影响行动带来的危害更大。

最后，希尔分析了中美博弈是否可定性为零和博弈或者“赢者通吃”效应（winner-take-all contest）。他指出，中国在军事、科技、网络方面的发展并不意味着想削弱美国单极格局的想法，反之，中国追求的是在国际上的大国地位，形成多极化局面。从另一方面而言，美国在政权、经济模式上出现的问题使美国人产生了恐惧心理，这才是问题根源所在。

保罗·希尔（Paul Heer）在《国家利益》杂志上发表了《为什么美国会惧怕中国崛起》（Why Americans Fear China’s Rise）一文，他认为美国应承认自身国际地位下降的现实，同时在与中国竞争中制定新策略以重塑竞争力。

希尔指出，美国无休止地将国内问题归咎于中国威胁论，会导致两个严重的后果。其一，美国始终无法发现国内存在的问题；其二，夸大中国威胁程度无法维系中美关系。同时希尔预示中美关系可能走向白热化的趋势，如果美国继续将国内自身的原因归咎于中国而不进行自省，这直接影响中国减少对美国的信任，这样的后果是阻碍美国制定理智且结构化的对华政策。

对此问题，希尔认为中美双方需要互相谅解，中国切忌高估自身在双方关系中的影响力，而美国需要接受新时代中国的崛起及大国形象的塑造，并承认国内政治危机和国际声誉的侵蚀。然而，希尔强调，接受“崛起”不等于放任其发展，美国要在新一轮竞争当中继续保持自身的社会体制优势，转变传统“赢家通吃”思维，因此，拜登所提出的“重建更美好”(Building Back Better)计划将是当前的重中之重。

希尔也提到，为减少国内“对华温和”的反对声音，需要从客观的角度评估中国崛起的性质，并在竞争中寻求更多对话机制和合作。希尔同时引用了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提出的三句话，即中美关系“应该是竞争性的”（competitive it should be），“可以是合作性的”（collaborative it can be），“当必须对抗时则是对抗性的”（adversarial it must be）。但针对这一论断，希尔指出其缺陷，该对华政策无法凸显合作的必要性，且容易造成不必要的对抗。

尽管2021年11月中美领导人双边视频会晤后双方对此有不同解读，但基本的结论正如习总书记所说的“充分利用各层级会晤机制和平台，加强政策对话和沟通协调”，美国助理国务卿丹尼尔·拉塞尔（Daniel Russel）也指出了此类型外交的迫切性。

但希尔也披露了美国的漏洞，认为美国将新一轮的合作视为“管理竞争”（manage the competition）,而非“接触政策”的重建，这只会让美国民众继续将国内危机归咎于中国崛起。

最后，希尔利用坎贝尔与拉什·多希（Kurt Campbell and Rush Doshi）在《外交事务》上对于美国“衰落论”的驳斥进行点评，他表示，美国要在自身强大修复性的基础上与中国推进合作机制，并在新一轮的竞争中重塑竞争力。

乔治.耶恩(George Yean)在国家利益上发表了一篇名为《免除中国关税并非改善通胀的手段》(Removing China Tariffs Won’t Fix Inflation)的文章，他从经济、政治的角度分析到，关税的手段会加深对其他国家的产品依赖，这样会威胁到国家利益和安全，因此并不推荐通过关税缓解通胀的做法。

拜登政府正在考虑通过消除进口中国产品关税降低通货膨胀率，耶恩表示，从宏观经济学角度而言，无关税的自由贸易状态能够实现帕累托最优，但是自从中国加入WTO以来，中国从全球自由贸易背景下获益匪浅，而这一发展威胁了美国实体行业的崛起，潜在全球供应链危机，出现政治单极化现象。

耶恩由此过渡到特朗普执政时期通过加征关税重振美国工业的做法。在他看来，为了维护本国的贸易和工业，政府不得不通过征税的形式以牺牲民众的权利换取国家利益，而特朗普的举措出于两重考量：一是重振国内工业发展，二则是通过打响“要求美企离开中国回到美国”(hereby order business to leave China)的口号宣传中美贸易战，体现其零和博弈思维。

回到关税本身，耶恩总结到，中美贸易战并没有达到美国政府的目的，两国经济并没完全脱钩，虽然在短期内，关税似乎能够减少一国对另一国的依赖，同时促进本国经济发展，降低通胀率，但是企业往往制定的是长期计划，无法因为一个短短的贸易战就直接脱离与他国的联系。

除了经济表象之外，耶恩还建议美国政府要跳脱经济思维，考虑更为宏观的国家安全和政治因素，反思俄乌战争俄罗斯切断能源供给事件，保障日常用品和重要产品供应，与友好的国家进行经贸往来，保障经济秩序稳定和国家安定。

最后，耶恩强调，为了减少国内的通胀率而免除中国进口商品关税的做法只会加深对中国的依赖，我们需要未雨绸缪。

乔治.耶恩(George Yean)在国家利益上发表了一篇名为《免除中国关税并非改善通胀的手段》(Removing China Tariffs Won’t Fix Inflation)的文章，通过中美贸易的相互依赖性、中国政体以及美国大国战略得出结论，认为免除中国关税并非改善通胀的最佳手段。

耶恩先从贸易依存入手，从理论而言，两个国家相互依存能够促进交流、避免冲突与争端，但是事实上，如果两个国家的相互依存存在不对称性、贸易失衡，更容易引发冲突。

耶恩分析到，中美双方在贸易上相互依赖，但是双方冲突无法避免，他还抨击中国牺牲国民的福利而对美国进行“报复”的做法。耶恩建议，鉴于中国致力于“出口繁荣”的做法，而美国在双方贸易中缺乏相对优势，难以在通讯、半导体、新兴能源汽车等行业占据地位，这样会削弱本土行业的竞争力和积极性，美国政府可以通过推行“战略式贸易政策”支持本土发展，并通过税收的方式保护本土行业和美国国民，以应对中国的“不公平竞争”。在国际层面，美国要积极和盟友合作，一同对抗“不公平竞争”。

就中国的政党制度而言，耶恩曲解为“一党专政”，并从政治的角度切入分析中国在国际舞台上欲赶超美国，成为世界霸主的原因。他希望美国能警惕中国的行为举止，中国的动向将会很大程度上影响中美的发展动态。

为了维护美国的世界霸主地位和国际自由秩序，美国必须施行大国战略，追求繁荣、民主、自由的世界景象。在这基础上，耶恩还为美国干预伊拉克、阿富汗冲突以及保卫乌克兰“合理化”。他强调，贸易仍然是影响国际地位的核心，目前中国正在积极地与广大的发达和发展中国家进行经济上的往来，主导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the 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美国不可忽视这些发展。

耶恩还将中国置于对立面，认为中国的政治体系和贸易方式对西方国家而言是一种威胁，并建议，美国要积极利用印太战略和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平台促进盟国间的贸易往来，减少对中国产品的依赖性，并通过“善治”关税（“good governance” tariffs）的政策促进贸易的稳定与安全。但在气候变化和公共卫生事件的问题上，美国仍然要与中国保持国际上的合作。

最后耶恩总结到，为应对通货膨胀而进行关税免除是不可行的做法。与其通过消费者价格指数的下降来缓解通货膨胀，保留税收的方式能够通过再分配实现社会公平，缓解低收入阶层的生活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