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5日,日本外相林芳正与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和韩国外长朴振举行美日韩外长视频会谈。
首先,林芳正就美国夏威夷州山火造成的巨大损失,向美国人民和美国政府表示诚挚的慰问,并衷心祝愿美国早日重建家园。
以上个月举行的日美韩外长会议为开端,三方对近来日美韩合作取得的进展表示欢迎,并一致认为,在当前围绕日美韩三国的安保环境愈发严峻的背景下,日美韩三国的合作不仅对于应对朝鲜局势,而且对地区和国际社会的和平与稳定以及实现“自由开放的印太”也更加重要。
在此基础上,三方一致认为8月18日举行的日美韩首脑会议将成为日美韩合作的历史性机遇,并表示将就首脑会议的相关事项进行进一步磋商。
日本政府24日就朝鲜用导弹技术试射卫星飞过冲绳县附近上空一事,通过北京大使馆渠道提出严正抗议。基于此前在美国举行的日美韩三国首脑会谈,日美韩打算携手应对。鉴于朝鲜预告10月将再次发射,日本考虑继续维持对自卫队下达的摧毁措施命令。
首相岸田文雄、官房长官松野博一等人凌晨紧急前往官邸,召开国家安全保障会议(NSC)对情况进行分析。岸田指出以飞越日本上空的形式发射是可能对日本国民生命和财产造成重大影响的行为,并指示相关部门对是否有落下的物体造成损害等进行确认。
松野召开了两次临时记者会,谴责朝鲜的发射“对地区及国际社会的和平与安全构成威胁,是对整个国际社会的严重挑战”。
松野称,导弹分离成数个,其中1个于凌晨4点左右从冲绳本岛和宫古岛之间的上空飞过。目前尚未发现其落入日本的领域内或造成损害,自卫队也未采取摧毁措施。是否需要维持这一命令正在商讨中。
日本政府公布的分析称,由于没有发现有卫星进入绕地轨道,卫星的发射可能已经失败。岸田对媒体表示:“鉴于(此前举行了)日美韩首脑会谈,我们将比过去更加紧密地合作。”
东京电力福岛第一核电站处理水排海作业开始第二天的25日,日本环境省启动了周边海域的海水采样,以调查放射性物质氚的活度浓度。东电已着手分析排海启动后采样的海水,结果最快25日傍晚出炉。中国大陆全面暂停进口日本水产品,香港也禁止进口福岛和东京等10个都县的水产品。日本水产品有4成出口到中国大陆和香港,海域的数据将成为与其交涉的材料,对于防止负面舆论扩大也很重要。
据环境省称,早晨7点前后,4艘采样作业船从福岛县内的港口出发。在方圆50公里左右海域内的11个地点,分别采样2升海水。分析结果最快27日公布。计划在大致3个月时间里每周公布一次。
启动排海后的大约1个月时间里,东电会在核电站方圆3公里内的10个地点每天采样,并在翌日公布结果。
原子能规制委员会在过去至少10年里,对核电站周边海域的氚浓度实施了检测。据悉,方圆3公里以内海域的数值大致在低于每升0.5贝克勒尔的范围内浮动,更远处则几乎无法检出。规制委将以此为基础,确认数值有无变化。
福岛县政府和规制委也在进行监测。观测频率各有不同,但会凭借从宫城县到茨城县共100个以上地点形成的观测网追踪氚的动向。
东电计划平均每天将约460吨处理水用约34万吨海水稀释后排放。官网主页上公开了拍摄24日排放情景的视频。
东电通过稀释使氚的浓度低于国家标准的四十分之一,即低于每升1500贝克勒尔,然后从近海约1公里处排放。据悉,实际运用标准低于700贝克勒尔。24日在确认浓度为最大每升63贝克勒后启动排放,之后的计算值为200贝克勒尔。
8月22日,针对东京电力福岛第一核电站ALPS处理水的处理问题,日方以视频会议的形式向驻京外交使团等举行了说明会,来自32个国家和地区的48人参加了说明会。该说明会是东电福岛第一核电站事故发生以来的第123次说明会。
首先,外务省和经济产业省就8月22日召开的第六次废堆、污染水、处理水对策相关部长会议和第六次切实落实ALPS处理水处理基本方针的相关部长会议的内容,以及日本今后将采取的措施进行了说明,并与与会者进行了问答。
关于ALPS处理水排海的安全性问题,日本政府除了举办此类说明会以外,还利用国际会议和双边会谈的机会,认真地说明了日本的努力,另外,还利用政府的主页和SNS,积极地向全世界进行说明和宣传。关于这类活动,国际原子能机构也给出了积极的评价。日方将继续提供高度透明、基于科学根据的详细信息。
8月24日上午,日本外相林芳正与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和韩国外长朴振进行了约15分钟的三国外长电话会谈。会谈概要如下:
三方强烈谴责朝鲜24日以发射卫星为目的使用弹道导弹技术进行发射,并再次达成共识,认为朝鲜以前所未有的频率和新的方式进行弹道导弹等发射,对地区安全构成重大而紧迫的威胁,也是对国际社会显著而深刻的挑战。
在此基础上,为了根据联合国安理会决议实现朝鲜的完全无核化,三方确认将在强化包括日美韩安全保障合作在内的地区威慑力、安理会应对以及与同志国合作在内的国际合作等方面继续保持紧密合作。
此外,三方根据此前在美国戴维营举行的日美韩首脑会议成果,就继续保持密切合作达成了一致。
8月24日下午,应中方要求,日本外务事务次官冈野正敬与中国驻日本大使吴江浩通电话,简要情况如下:
首先,中方根据中国关于福岛第一核电站ALPS处理水开始排海的立场提出了要求。
对此,冈野再次明确说明了包括排海安全性问题在内的日本立场,并强烈要求中方基于科学根据冷静应对。同时,他还表示,日本准备在排海开始后继续与中方保持沟通。
此外,针对中方24日公布的包括暂时全面停止进口日本产水产品在内的对日本食品进口限制措施,冈野表示非常遗憾,认为这与放宽或取消日本食品进口限制的国际动向背道而驰,并再次强烈要求中国尽早取消相关措施。
华盛顿特区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分析师布朗特-芒罗(Bronte Munro)和格雷格-布朗(Greg Brown)在《国家利益》上发表了一篇名为《为什么美国需要超越 TikTok 的创新》(Why America Needs to Out-Innovate TikTok)的文章。
文章指出,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的分析揭示了 TikTok 优于美国其他公司的一个简单答案:TikTok 的人工智能算法使其更具吸引力。TikTok 有可能成为政治操纵的武器,这构成了一个国家安全问题。美国对于TikTok的用户敏感数据可能以各种方式被中国掌控表示担忧。
文章指出,创新是赢得TikTok之战的最佳途径。许多国家已禁止政府设备使用中国拥有的平台,尽管如此,TikTok 仍是全球下载量最高的应用程序。在全社会范围内全面禁止 TikTok的行动既不可取,也不太可能。
文章指出,要让用户看到 TikTok 带来的风险,创造一个令人信服的理由仍然是一个挑战。寻找另一个平台来取代TikTok,既不与对手有联系,又有足够的数据保护措施,还能接受美国可信的监管框架和法律追索,是政策制定者需要考虑的替代方案。
8月25日发表
https://nationalinterest.org/blog/techland/why-america-needs-out-innovate-tiktok-206735
哈德逊研究所亚太安全主席帕特里克-M-克罗宁(Patrick M. Cronin)在《国家利益》上发表了一篇名为《戴维营的承诺:三边峰会是亚洲安全的分水岭》(The Promise of Camp David: Trilateral Summit Is a Watershed for Asian Security)的文章。
文章指出,8 月 18 日,美日韩三国政府首脑将齐聚马里兰州卡托克廷山公园的山丘,这是塑造“整个印度-太平洋地区及其他地区”国际关系的关键时刻。戴维营(Camp David)承诺启动一个年度进程,将国防、经济和外交政策的高层三边协调制度化。
文章指出,戴维营会议将会讨论的重大防务挑战。首先,三国表示要加大威慑力度,对于通过武力或胁迫手段单方面改变现状的行为三国均不会袖手旁观。其次,核威慑和网络安全也值得列入峰会议程。最后,潜在对手不断入侵机密的国家安全网络,这要求三方开展协调一致的合作。
文章指出,三国将利用安全合作促进规则制定和秩序建设。即使制定了这一雄心勃勃的三边安全合作计划,三国之间真正的合作潜力仍在于建立一个自由、开放和具有前瞻性的印太秩序。共同的价值观和利益可以推动三国实现新的抱负,为贸易和发展制定新的标准,保持供应链的弹性,保护关键基础设施,利用技术应对气候变化,避免新兴技术带来的不利后果。
8 月16日发表
https://nationalinterest.org/feature/promise-camp-david-trilateral-summit-watershed-asian-security-206716
美国海军战争学院助理研究员尼古拉斯-亨德森(Nicholas A. Henderson)在《国家利益》上发表了一篇名为《美国必须制定多边半导体供应链安全协议》(America Must Create a Multilateral Semiconductor Supply Chain Security Agreement)的文章。
文章指出,半导体芯片生产安全已成为当前经济讨论中最热门的话题之一,而出口管制是经济战争中一项重要的手段。遗憾的是,目前用于实施出口管制的系统无法应对跨国公司复杂的供应链。为此,美国必须与可信赖的合作伙伴建立一个供应链情报共享和追踪合作联盟。如果能够对半导体供应链进行有效的追踪,美国就能更好地应对对手可能用来对付美国及其盟国的武器、武器系统和武器支持系统的生产
文章指出,随着新的盟友之间共享敏感技术以及国防部《国防和技术战略》等战略文件的出台,美国重新重视让盟友参与全球安全事务。与此同时,人们对新兴和成熟的军民两用技术所构成的威胁也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作为解决方案,美国、台湾、荷兰、韩国和日本应考虑建立多边供应链追踪和海关协议。理想情况下,这些控制措施可以涵盖从前端开发到组装、测试和包装的所有环节。
文章指出,在中美竞争日益激烈的环境中,确保关键技术的安全至关重要,而半导体对于美国的国家安全和经济实力至关重要。中国在这一领域的影响力与日俱增,因此美国有必要利用其所有优势来确保制高点。盟友之间的半导体合作协议就是答案。
8月10日发表
https://nationalinterest.org/blog/techland/america-must-create-multilateral-semiconductor-supply-chain-security-agreement-206701?page=0%2C1
公平贸易运动的创始人弗朗索瓦-贝尔德(Francois Baird)在《国家利益》上发表了一篇名为《美国在<非洲增长和机会法>中需要南非》(America Needs South Africa inside AGOA)的文章。
文章指出,南非最近向美国派出一个高级部长级代表团,以表明南非应继续享受《非洲增长与机会法案》(AGOA)规定的贸易优惠。南非面临失去这些优惠待遇的危险,因为美国认为南非在俄乌冲突中存在事实上的亲俄倾向。根据《非洲增长和机会法》,非洲受益国必须“不从事损害美国国家安全或外交政策利益的活动”。
文章指出,终止南非的《非洲增长和机会法》成员资格最终会损害美国的利益,因为这很可能会使南非进一步投入俄罗斯和中国的怀抱。考虑到南非作为苏伊士运河替代海上通道的战略地位、其战略性矿产资源以及相对较高的工业化水平,美国具有将南非留在《非洲增长和机会法》的框架内的战略动机。
文章指出,将南非从《非洲增长和机会法》中除名将使美国制造商和纳税人付出高昂的代价。首先,南非的制成品可以免税进入美国,如果总统取消南非的资格,美国工业的供应链将受影响。其次,美国国会在2015年延长《非洲增长和机会法》时,迫使南非接受大量美国鸡肉部分的年度配额,美国家禽供应商从中受益。
7月31日发表
https://nationalinterest.org/blog/america-needs-south-africa-inside-agoa-206674
国家利益中心的高级研究员格雷格-普里迪(Greg Priddy)在《国家利益》上发表了一篇名为《拜登不应向沙特阿拉伯提供安全保证》(Biden Should Not Extend Security Guarantees to Saudi Arabia)的文章。
文章指出,拜登政府正在与沙特认真讨论美国提供的一系列激励措施,沙特希望将这些措施作为潜在交易的甜头。沙特提出的主要要求包括:美国提供正式的安全保证;美国与沙特合作开发民用核能;以及无需国会审查即可进行武器销售。沙特颇具影响力的评论家阿里-希哈比(Ali Shihabi)在最近为胡佛研究所(Hoover Institution)撰写的一篇文章提出了重启美沙关系、恢复美国被削弱的影响力的前景,谢哈比隐含地表示这将相对削弱中国在沙特的影响力。
文章指出,从美国的角度来看,提供安全保证是一个重大让步,可能会在未来的危机中束缚美国的手脚。首先,沙特决策者日益转向中国是结构性的,也是经济驱动的。其次,希哈比提出的权衡办法涉及美国在安全方面做出非常具体的承诺,以换取相对抽象且无法执行的恢复双边关系和相对影响力的概念。
文章指出,美国因担心中国或希望沙以关系正常化而以正式安全保证的形式向沙特做出巨大让步是毫无意义的。美国应继续在地区安全中发挥主导作用,但应根据自身的条件,而不是他国的条件。
7月25日发表
https://nationalinterest.org/feature/biden-should-not-extend-security-guarantees-saudi-arabia-206662?page=0%2C1
《现实主义评论》的自由编辑文森佐-卡波拉莱(Vincenzo Caporale)在《国家利益》上发表了一篇名为《越南和美国是否正朝着战略伙伴关系发展?》(Are Vietnam and America Headed Toward Strategic Partnership?)的文章。
文章指出,不断变化的地缘政治和经济环境导致了越南和美国这两个宿敌之间的重新接触。1995年两国关系实现正常化,2013年两国将其关系升级为全面伙伴关系,自2016年以来,越南和美国不断提升安全关系、进行安全合作。鉴于两国关系的这一趋势,许多人预计两国之间的关系将会升级为战略伙伴关系。
文章指出,从表面上看,这种关系的升级是有意义的。随着美国试图将其经济与中国分离开来(“去风险化”),越南作为供应链中的部分替代者已经成为主要受益者。更重要的是,从安全的角度来看,两者在太平洋地区的利益具有一致性。
文章指出,虽然这一关系有升级的发展趋势,但尚未有直接的表现。鉴于越南在地理上接近中国并在经济上与中国相互依存,这一现实使越南处于弱势,尤其是考虑到越南对美国在该地区的承诺持怀疑态度。
7月4日发表
https://nationalinterest.org/feature/are-vietnam-and-america-headed-toward-strategic-partnership-206610
美国海军战争学院教授尼古拉斯-K-格沃斯德夫(Nikolas K. Gvosdev)在《国家利益》上发表了一篇名为《莫迪访美后美国外交政策的调整》(Adjusting U.S. Foreign Policy after the Narendra Modi Visit)的文章。文章称,随着纳伦德拉-莫迪总理完成对美国的国事访问,美国、日本和菲律宾的国家安全顾问在马尼拉举行历史性的会议之后,美国继续在世界各地发展其格子结构(latticework—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的说法),即“灵活的伙伴关系、制度、联盟和国家集团”以抗衡中国。然而,美国政策机构现在面临的挑战是,如何防止这些伙伴关系脱轨。
文章指出,一个国家联盟可能在某一特定问题上找到极其紧密的一致性,并寻求促进共同行动的方法,但这并不意味着在所有问题上都存在完全的利益和谐或一致。今天,当中国的崛起和全球南方国家之间的更大协调提供了更大的对冲机会时,其他国家有了选择,而美国的杠杆作用却减少了。
文章指出,对国际事务采取“格子结构”的方法意味着,对其他伙伴的义务和承诺的组合将因个案而异。例如,Josh Rogin认为日本-菲律宾-美国的安全磋商可能预示着一个JAROPUS联盟的出现,其坚实的基础是对中国努力扩大其海洋影响力所产生的共同威胁的评估。这并不意味着JAROPUS会自动与澳英美合作关系(AUKUS)步调一致,尽管AUKUS也是为了应对中国在印太地区的海上能力提升而存在的。例如,AUKUS意味着国防技术-工业一体化的水平,而这并不是JAROPUS三国中的日本或者菲律宾准备采取的措施。这两个联盟(JAROPUS和AUKUS)也没有假定与印度(通过QUAD-日本、澳大利亚、印度、美国)的形式)共建一个共同的安全联盟。
文章指出,美国与印度的关系显示了驾驭“格子”关系的挑战。谈到中国作为一个地区和全球挑战者的崛起,美国和印度有着共同的战略评估和关切。然而,当涉及到俄罗斯和伊朗时,印度的战略利益与华盛顿的战略利益有分歧。在一系列与人权理解和民主治理有关的问题上,印度准备反击美西方的标准是衡量其他国家的普遍标准这一观点。
文章指出,印度对美国的“自由和开放的印太”具有战略意义。在与中国的战略竞争中,美国对合作伙伴采取非黑即白的做法可能会适得其反,特别是当中国愿意进行交易时。
6月24日发表
https://nationalinterest.org/blog/adjusting-us-foreign-policy-after-narendra-modi-visit-206579
传统基金会亚洲研究中心的研究员安德鲁-J-哈丁(Andrew J. Harding)在《国家利益》上发表了一篇名为《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影响力需要国会采取行动》(U.S. Influence in the Pacific Requires Congressional Action)的文章。
文章指出,太平洋岛屿对美国平衡中国的野心具有战略意义。5月22日和23日,国务院宣布与帕劳共和国和密克罗尼西亚联邦签署了《自由联系条约》(COFA),这些国家也被统称为自由联系国(FAS)。COFAs的关键条款是以经济援助为回报的独家军事权利。COFAs授权华盛顿全权负责自由联系国的安全和防御事务。在整个自由联系国内运营武装部队和基地的专属权利赋予了美国不可替代的“战略拒绝权”,使其有能力阻止外国军队进入自由联系国或将其作为行动基地。
文章指出,由于中国在西太平洋的军事集结和不断扩大的足迹,战略拒绝权变得越来越重要。去年,中国与所罗门群岛签署了一项安全协议,这是中国在该地区的第一份协议,其允许内乱发生时在岛上部署中国军事人员。美国是一个太平洋国家,在整个地区拥有重要利益和关键盟友。拜登政府已提议在未来20年内为COFA提供71亿美元的资金。一旦与马绍尔群岛的谈判结束,将由国会来修改所有三个COFA并拨款。文章称,国会决不能让重新平衡太平洋地区秩序的机会溜走。
6月21日发表
https://nationalinterest.org/blog/us-influence-pacific-requires-congressional-action-206572
保护民主基金会高级研究员埃马努埃莱-奥托兰奇(Emanuele Ottolenghi)在《国家利益》上发表了一篇名为《美国的权力竞争在卢拉领导下的巴西出现了问题》(America’s Power Competition Goes Awry in Lula’s Brazil)的文章。
文章称,卢拉在2022年10月当选巴西总统,美国总统拜登支持新当选的卢拉,认为他是一个更可靠的战略伙伴。问题仍然存在:卢拉真的是一个可靠的盟友吗?两位总统可能在气候变化以及致力于将右翼民粹主义势力扼杀在萌芽状态等方面保持一致。但当涉及到该地区的大国竞争时,卢拉并不是美国的朋友。
文章称,卢拉自1月上任以来阐述的外交政策与中国、俄罗斯的愿景相一致——旨在挑战美国主导地位的多极世界。卢拉似乎倾向于与华盛顿的对手结盟,而不是与他们对抗。在与拜登会面后不久,卢拉与一个大型商业代表团一起前往中国,以加深与北京的商业关系。此行在战略领域达成了数十亿美元的协议,包括网络和半导体技术。削弱中国在巴西积极购买农产品和全面战略投资的行为并不在卢拉的议程上,向中国开放以平衡美国的影响才是。
文章称,中国并不是唯一存在分歧的领域。2023年1月,巴西准备迎接伊朗的军舰,目的是促进伊朗对拉丁美洲的拓展,在美国的压力下,卢拉政府推迟了这次访问。在俄罗斯问题上,卢拉也做出了导致与白宫关系紧张的选择。去年3月,他秘密派遣他最亲密的外交顾问塞尔索-阿莫林(Celso Amorim)前往莫斯科与普京会面,目的是将自己定位为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的和平调解人。巴西主办的南美领导人峰会上,卢拉热烈欢迎马杜罗,并认为西方无权干涉委内瑞拉的内部事务,这是中国、俄罗斯和伊朗的共同立场。
文章最后称,卢拉的做法的后果既不符合美国的利益,也不符合巴西的利益,将是中国和俄罗斯从美国的权力侵蚀中获得好处。
6月11日发表
https://nationalinterest.org/feature/america%E2%80%99s-power-competition-goes-awry-lula%E2%80%99s-brazil-206536
全球未来研究所(GIFT)的创始人钱德兰-奈尔(Chandran Nair)在《国家利益》上发表了一篇名为《西方必须为早该进行的清算做好准备》(The West Must Prepare for a Long Overdue Reckoning)的文章,文章指出五大趋势说明世界正在发生变化,西方国家必须努力应对这样的现实,即他们不能再像以前那样把自己的“领导权”强加给世界。
文章称,后西方、多极化的国际秩序即将到来。当世界在努力应对这一权力转移的影响时,一场大清算的基础正在形成。这次清算将挑战过去几百年来维持西方对世界主导地位的长期信念和结构,最终的结果将是对我们所知的国际关系进行一次重大的重新评估。等待西方的未来是什么?或是多极化的平稳过渡,或是不稳定和潜在冲突,这主要取决于决策者如何应对以下五个趋势。
第一是对历史的解读。西方在其殖民历史中已经实践并完善了对事件的选择性解释和讲述,选择将自己描绘成现代文明的发起者和仁慈的指导力量。信息技术如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的发展,已经打破了西方对信息和历史的垄断。因此,世界各地的人们都认识到,历史不再局限于西方的解释。非西方国家现在可以明确表示,他们自己的国家有着悠久的历史,这些历史需要被探索、理解和讲述。西方必须努力应对这一趋势及其影响,而不是继续在否认中掩盖它。
第二是对“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rules-based” international order)的重新评估。这个概念被广泛认为是西方用来控制全球事务和维持霸权的工具。尽管这一秩序有其积极的一面,但其合法性正受到质疑。权力在更多国家之间的分配正在改变当前的世界秩序,并创造出新的机遇和挑战。西方必须认识到国际权力平衡已经发生了变化。他们不能继续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其他国家,中国和其他国家的崛起就是这种情况的证明。西方必须接受这一新的现实,并认识到需要一种新的、更务实的和多极化的方法。
第三是揭开西方“维和”的面纱。尽管西方国家把自己描绘成全球安全的保障者,但世界上大部分国家现在认为美国和欧洲在某种程度上从战争中获利,而不是对促进真正的和平感兴趣。世界其他国家已经意识到不能只信任西方国家来领导全球和平,特别是如果它们的经济有很大一部分是为了从冲突中获利。有鉴于此,一种积极的变化正在发生,如中国在沙特阿拉伯和伊朗之间促成了开创性的和平协议。
第四是西方金融上层建筑的废墟化。西方为了地缘政治优势而充分使用其金融力量,如对不符合西方意图的国家实施制裁。西方自身在金融方面的贪婪和不当行为的记录导致了2008年金融危机和最近的硅谷银行倒闭等破坏性危机,并产生了全球反响,对西方金融结构的不信任和拒绝正在增长。
第五是西方媒体的公信力明显崩溃。全球意识到西方媒体在延续西方对当前世界秩序的偏好的同时,往往对其他国家造成损害。例如,西方头条新闻对中国的持续抨击,使中国对本国公民和整个世界构成威胁的无益和恐惧的说法长期存在。
文章称,世界已经不像后冷战时代那样了,旧的方式已经结束,西方国家根本不具备曾经的政治和财政力量,更不用说国际合法性。西方国家必须适应这个不断变化的国际环境,而不是顽固地坚持一切照旧。如果不这样做,世界将变得更加危险,西方国家的信誉和影响力也将被进一步削弱。
6月8日发表
https://nationalinterest.org/feature/west-must-prepare-long-overdue-reckoning-206538
昆西研究所欧亚项目研究员苏珊娜-洛夫特斯(Suzanne Loftus)在《国家利益》上发表了一篇名为《美国无法与俄罗斯和中国争夺南方国家》(America Cannot Compete with Russia and China for the Entirety of the Global South)的文章。
文章称,中国在中亚的作用将大大增强。在上周举行的中国-中亚峰会后,中国国家领导人宣布计划通过增加贸易、建设基础设施、帮助加强国防生产能力和执法能力来促进中亚的发展。俄罗斯和中国在该地区的经济、政治和军事投资远多于美国。中国在该地区的新举措可能会本能地引起美国的敌意,但这将是一个错误。美国不需要也不能在任何地方寻求首要地位。仅就地理原因而言,中亚将永远是一个美国影响力低于中国和俄罗斯的地区。通过在那里参与大国竞争,美国的注意力和资源将从更重要的地区转移开。在最坏的情况下,它将促成地区的不稳定,甚至冲突。
文章称,以西方为一方,以中国和俄罗斯为另一方的对抗正在增加并在全世界蔓延,双方都在争夺南方国家的影响力。在七国集团会议期间,有关对俄罗斯和中国的经济依赖的问题也在工业化国家集团与他们的邀请国巴西、印度、印度尼西亚和越南之间提出。虽然从美国的地缘政治愿望角度出发,减少对俄罗斯和中国的依赖的外交压力是可以理解的,但如果认为南方国家会为了美国的权力而牺牲本国的任何重要收入来源,这一想法过于天真。事实上,如果美国迫使各国采取有悖于其国家利益的行动,那么它很可能会失去影响力。
文章称,中国在中亚的计划有可能为南方国家的大国竞争的新领域创造条件。美国应该避免上钩,并且应该对世界上其他在这场新的全球斗争中选择不结盟的国家采取类似的实用主义和克制态度。如果美国试图向中亚施压,让他们与美国结盟,最终可能会把他们赶到中国和俄罗斯的怀抱。
6月2日发表
https://nationalinterest.org/feature/america-cannot-compete-russia-and-china-entirety-global-south-206522
美参议院情报委员会副主席马可·卢比奥(Marco Rubio)在《国家利益》上发表题为《为什么菲律宾于美国而言很重要》(Why the Philippines Matters to America)的文章。该文指出,美国应加强与菲律宾的防务合作,以此促进印太地区亲美国家的联合,形成对中国的威慑。
文章称,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美国海军一直充当着世界各国海上贸易的保护者,许许多多缺乏强大海军的友好国家因此受益,美国也在这一过程中取得了长足的发展。美国强大的军事存在确保了航道的安全,也畅通了获取关键原材料的渠道,但眼下中国的崛起正在改变这一切。
文章称,菲律宾在美国的全球战略布局当中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菲律宾是世界上最大的钴和镍生产国之一,在全球经济运行中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一旦这样的一个国家被纳入中国的势力范围,美国所谓世界第一大国的地位将难以为继。
文章称,70多年前美菲之间签订的共同防务条约在今天仍然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近年来中方愈发增长的实力以及其对于南中国海的领土主张使得该地区国家的不安全感不断加剧,美方应从加强与菲律宾的防务合作入手,促使印太地区国家形成足以威慑中国的统一阵线。
学者塔米纳·德波佐吉(Tahmineh Dehbozorgi)在《国家利益》上发表题为《5G技术短板威胁美国国家安全》(5G Spectrum Shortage Threatens U.S. National Security)的文章。该文指出,5G技术上存在的短板将导致美国丧失全球技术领导者的地位,届时美国只能放任其他国家引领未来。
文章称,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一项最新报告显示,照现在的趋势,未来十年间中美在5G技术上的差距将越拉越大。届时美国的国家安全将受到极大的威胁,一旦中方向美方发起网络战,美方必将陷入极为被动的局面。
文章称,5G技术的应用对于国家的经济竞争力同样产生了十分深远的影响。5G技术的应用正在大力推动各大行业的革新,像是在自动驾驶汽车等一些需要短时间内快速处理大量数据的行业,5G技术正发挥着无可替代的作用。美国如若不能尽快地填补上5G技术的短板,则必将缺乏足够的能力与动力来吸引投资、促进创新和推动经济增长,故而发展5G技术迫在眉睫。
费城外交政策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利昂·哈达尔(Leon Hadar)在《国家利益》上发表题为《沙以关系正常化符合美国的利益》(Normalizing Saudi-Israeli Relations Is in America's Interest)的文章。该文指出,建立一个整合了波斯湾的能源资源和以色列高科技产业的亲美中东集团,将是遏制伊朗威胁的最有效方式。
文章称,过去几十年间,美国执着于在中东地区推广其人权和民主价值观,该举措一定程度上引起了当地人民的不满,诱发了伊朗伊斯兰革命并间接导致了哈马斯运动的壮大,这使得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地位有所下降。
文章称,在俄乌冲突的大背景下,美国应适当放弃其理想主义的价值观,从现实的角度入手,在中东地区建立类似北约的安全机制。一方面,这有利于促进沙以关系的正常化以及两国经济利益的实现。另一方面,这将整合这一区域的科技与军事力量,以更好地应对来自伊朗的威胁。
独立研究所高级研究员伊万·埃兰德(Ivan Eland)在《国家利益》上发表题为《对富裕的以色列的援助是时候结束了》(Aid to Wealthy Israel Has Reached Its Expiration Date)的文章。该文指出,美国每年向以色列提供的40亿军事援助是时候结束了。
文章称,近几个月来以色列国内围绕限制最高法院权力的司法改革引发了其国内大规模的民众抗议。随着最高法院权力的削弱,以色列国内一些不受极端民族主义势力支持的像是以色列阿拉伯人等群体的权利必将受到以色列议会的侵蚀。尽管许多人认为美国每年为以色列提供的40亿美元军事援助一定程度上对其国内针对阿拉伯群体的政策缓和起到了积极作用,但这同时也相当于是默许了以色列对其境内阿拉伯群体的压迫,甚至是为维持这种压迫所需的军事力量提供了资金支持。
文章称,以色列如今已经是一个富有的国家,其人均收入在世界上排名第24位,与欧洲、东亚以及波斯湾其他的富裕国家并无经济上的太大差别,它也有能力为自己国家的武装部队提供足够的资金支持,美国对其提供的军事援助也是时候结束了。
学者悉达多·卡兹(Siddhartha Kazi)在《国家利益》上发表题为《日本如何为美国对华战略提供动力》(How Japan Can Power America's China Strategy)的文章。该文指出,美日同盟是太平洋地缘政治秩序的基石,当前两国应努力加强双边关系以维持这一地位。
文章称,去年12月,日本首相岸田文雄曾在一份声明中承诺,于2027年将国防开支增加到GDP的2%,届时日本将成为世界第三大军费开支国。同时,日本在对韩关系上采取了一种全新的姿态,朝着与韩国结束贸易争端并实现防务关系正常化的方向迈进。
文章称,日本愿意增加其国防开支并改善与区域内美国其他盟友的关系,应被视为对美国国防战略的一大利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一次最新推演显示,日本是美国防御台湾的战略中举足轻重的一环,一旦日本选择中立,中国将在收复台湾的行动中取得的决定性的胜利。
文章称,当前美国战略中一个重要方面是重建其工业基础,但其国内的制造业存在人才与设备短缺的情况。在建筑等一些行业的《购买美国货法案》(Buy American Act)实际推行过程中,决策者很难为许多关键商品找到国内供应商,而日本恰恰又在这些领域拥有强大的制造业基础,故而寻求人才交流和企业合作将是符合两国利益的最佳选择。
文章称,作为传统盟友的美日两国应坚实共同信任基础,在更多的领域开展更广泛而深入的合作,以期形成更有效的对华战略,维护亚太地区的地缘政治秩序。
学者阿卡荷·拉梅什(Akhil Ramesh)在《国家利益》上发表题为《华盛顿的短视正在削弱其印太伙伴》(Washington's Myopia is Undercutting its Indo-Pacific Partners)的文章。该文指出,美国不能同时追求意识形态的一致性与限制中国的战略。
文章称,在过去的几个月里,拜登政府在印太地区的一些举措对美国在该地区的影响力以及印度、日本等美国在该地区的伙伴国家造成了一定的损害。5月中旬,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曾威胁孟加拉国,称如若该国在2024年不举行自由公正的选举,将对该国实施制裁。
文章称,假若美国的制裁付诸实施,印度和日本将陷入两难境地。印度和日本一直将孟加拉国定位为连接印度次大陆和东南亚的门户,期望通过对该国的投资来实现供应链和基础设施连接倡议,一旦美国对孟加拉国实施制裁,印度和日本的利益将遭受巨大损失。
文章称,美国对一些国家的民主倒退采取的偏颇的制裁政策将促使被制裁国家与中国接触。美国应认识到其外交政策的短视,美国的制裁不应该用于民主干涉,而应该用于威慑敌人。否则,美国在与中国的战略竞争中将遭到盟友的背离。
学者胡安·P·维拉斯米尔(Juan P. Villasmil)在《国家利益》上发表题为《双行道:如果我们支持乌克兰,欧洲就必须支持台湾》(A Two-Way Street: Europe Must Support Taiwan if We Support Ukraine)的文章。该文指出,欧洲盟国应更加明确地表明其在中国问题上的立场以延续美国在乌克兰问题上对欧洲的支持。
文章称,尽管俄乌冲突一定程度为解决台湾问题提供了镜鉴,但严格来讲二者并不完全一致。实际上,无论是乌克兰与台湾的战略意义还是中国与俄罗斯构成的威胁在本质上都是不同的。当下应对俄乌冲突的斗争中西方似乎证明了自身是一支团结而有效的力量,但如若中国发动收复台湾的战争,西方很难拿出同样的决心做出一致的强硬回应。
文章称,尽管美国把中国和俄罗斯看作是同时存在的威胁,但美国的欧洲盟国对中国态度暧昧。近来诸如法国等部分欧洲国家接连对中国表示了友好的态度,表明不愿卷入中美在台湾问题上的争端。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也公开表示希望对华“去风险”而非“脱钩”。种种迹象表明欧洲并未如美国这般将中国看作重大威胁。
文章称,美国对欧洲的支持并非理所应当的。美国应向其欧洲盟国明确指出于美国而言中国是比俄罗斯更大的威胁,如若欧洲不能在遏制中国的问题上与美国达成一致,美国将减少对乌克兰战场的支持与关注以更好地集中力量对付中国。
学者西蒙尼·米勒(Simeone Miller)和加勒特·埃辛格(Garrett Ehinger)在《国家利益》上发表题为《中国在中东的举措有益于美国》(America Benefits from China in the Middle East)的文章。该文指出,美国可以把中国在中东的扩张看作是一个让中国犯错的机会,美国应把握这个机会从中获益。
文章称,对于中国在海湾地区日益增加的影响力,美国不应将其视作一种威胁。一方面,中国参与到中东地区的事务当中可以增进这一地区的稳定,使得美国在这一地区的安全利益得到更好的维护;另一方面,对中东事务的参与将在未来为中国增加财政和军事负担,这可以让美国在中美竞争中占据上风。
文章称,一旦中国卷入中东地区的冲突,随着资源的损耗,其在世界其他区域内挑战美国的能力将大大减弱,拉丁美洲等地区将会更牢固地掌握在美国手中。同时,由于美国已经深深的嵌入到了当今的世界贸易体系之中,中国利用其在中东地区的影响力来损害美国经济利益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因为一旦美国的经济利益受到损害,与之相关的国际行为体都会受到影响,这种影响最终将反噬中国本身。
伦敦国王学院战争研究系研究员克里斯托弗·沃特森(Christopher J. Watterson)在《国家利益》上发表题为《检视中国的全球港口帝国》(Examining China's Global Port Empire)的文章。该文指出,中国对境外港口的投资将给港口所在国带去一系列的政治经济风险。
文章称,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中国政府加大了对境外港口的投资力度,到今天,中国政府已在80个港口国家的港口运营和开发项目上投资了超过1100亿美元,相当于以色列对外直接投资总额。
文章称,中国对境外港口的投资给港口所在国带去了一系列的政治经济风险。首先,中国对境外港口的投资特别容易受到商业失败的影响。中国对境外港口的投资主要是为了缓解其国内臃肿的产业产能过剩的压力,而非是要给这些港口国家带去实实在在的商业利益。其次,来自中国的投资可能会让这些港口国家卷入与中国相关的军事冲突当中。尽管中国是以商业的名义在此投资,但这些港口在战时极有可能被中国用于军事用途。再次,由中国政府主导投资的这些港口极有可能成为间谍活动的目标。中国政府可以利用这些港口中货物的流通情况推导出有关这些国家贸易货物以及港口服务的情报,甚至摸清楚周边区域海军的作战特点。最后,中国政府主导的港口投资极有可能成为中国经济胁迫的工具,当中国与港口国家发生冲突时,中国可以以扰乱港口运营相威胁,以此限制港口国家在处理与中国相关问题时的自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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