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基于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方法，选取了22条国际河流作为案例，分析了在何种原因及条件下，国际河流的水冲突频度会出现差异。基于学界当前关于水冲突的主流解释，文章主要验证了霸权稳定理论、国际机制的功能理论以及资源稀缺理论所提出的相关假设。

具体操作上，文章将人均水资源占有量、干流大坝数量、流域权力分配结构、流域管理条约或制度、第三方干预、历史或领土争端6个因素作为国际河流冲突的原因条件，通过对22条国际河流进行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得出了三条解释国际河流冲突的原因组合。其中，霸权稳定论、国际机制论和资源稀缺论在分析结果中都得到了验证，适用的案例包括多瑙河、两河流域、约旦河、印度河、尼罗河等流域。然而，在恒河、拉普拉塔河、格兰德河与科罗拉多河流域，霸权稳定论和国际机制论却遭到了挑战。在上述四条国际河流流域内，下游均存在权力优势国，同时也都建立了国际河流管理制度，但是水冲突仍然频发。

本文经过分析发现历史与领土争端、第三方干预模式以及水利基础设施开发强度将对流域国家的权力运用与机制有效性产生重要影响。

通过对既有水冲突研究的文献进行回顾与总结，文章指出，现有关于国际河流冲突的理论解释多集中于水霸权、国际机制缺失、环境资源稀缺等单因解释，而多因和复合理论解释仍未成为主流。与此同时，对国际河流冲突产生的原因的分析多采用传统的定性方法，例如历史研究方法、诠释法或个案研究方法，这就导致研究所得出的结论容易受到主观偏误的影响，且这些解释路径往往不具备较强的可推广性。本研究试图综合国际河流冲突爆发的已有解释变量，通过对22条国际河流冲突爆发的原因进行定性比较分析（fsQCA），得出一系列复合（多因）解释路径，希望能够弥补相关研究的缺憾。

（一）在研究方法上，本文选择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作为研究方法。文章分析的案例数量为22个，为标准的中等规模样本。同时，根据文章开头部分的文献梳理，跨境河流水冲突频度的高低并非单一因素所能解释，其涵盖了多重原因甚至是复合因素，因此QCA方法能够在最大程度上帮助厘清影响跨境河流冲突频度的条件组合。

（二）在案例选择上，本文参照俄勒冈州立大学的跨境水争端数据库（TFDD）选取了22条国际河流，选取标准综合考虑了以下四个方面：一是不同烈度的水冲突都要予以体现；二是高、中、低三种不同的水冲突频度也都要涵盖；三是国际河流要有一定的国际知名度和一定的资源利用价值，从而能够产生更大的学理和政策价值；四是22条国际河流的选择聚焦于拥有国际河流的四个大洲，并部分参照亚洲、欧洲、美洲、非洲四大洲的国际河流分布数量比例进行分配。根据上述案例选择标准，本文选取了8条亚洲国际河流、4条欧洲国际河流、4条美洲河流以及6条非洲河流。为了使研究结论更为完整和具备解释力，22条国际河流的选取基本兼顾了正面案例和负面案例，其中，正面案例（即冲突频度高）为10个，负面案例（冲突频度低）为12个。

（一）条件变量及假设

1.人均淡水资源占有量

第一个假设：国际河流流域内的人均水资源占有量越少，水冲突爆发的频度越高。

2.大型水坝数量

第二个假设：国际河流干流上的大型水坝数量越多，越容易引发水冲突。

3.下游是否有大国

第三个假设：国际河流下游不存在大国时水冲突事件的发生频度会更高。

4.历史或领土争端

第四个假设：国际河流流域内存在国家间的历史或领土争端时更易发生水冲突事件。

5.公认的流域条约或管理机构

第五个假设：当国际河流没有公认的流域管理机制或条约时水冲突事件更易发生。

6.第三方干预

第六个假设：国际河流如果存在第三方强加或独断式的干预方式时更易引发水冲突。

（二）结果变量选择

本文将结果变量设定为国际河流发生水冲突的频度，即1948年至2008年所发生的水冲突事件的数量总和。当前最具知名度的两个跨境河流水事件数据库有两个，分别是俄勒冈州立大学的水争端数据库（TFDD：Transboundary Freshwater Dispute Database）和太平洋研究所的水冲突年表（WCC：Water Conflict Chronology）。对水事件的搜集主要参考了俄勒冈州立大学的跨境水争端数据库（TFDD），主要原因在于水冲突年表（WCC）数据库收集的水冲突事件多为次国家行为体间发生的冲突，且同TFDD相比，国家间冲突事件的统计有较大的缺漏（仅涉及暴力冲突事件）。据此，本文选取TFDD阈值在-1至-7区间的事件发生数量作为判断国际河流水冲突频度高低的依据。

（三）变量赋值及校准

通过对模糊集真值表进行条件组合覆盖率的运算，得出中间解（Intermediate Solution）的运算结果，共包含了三种条件组合（见下表8）。可以标示为：

国际河流水冲突频度高=下游无优势大国*第三方不当干预*水资源稀缺+缺乏流域管理机制*存在历史或领土争端*第三方不当干预*水资源稀缺+存在优势下游大国*存在流域管理机制*无第三方干预*干流巨型大坝数量较多

同时这三种条件组合的总覆盖率达到了0.82，可以认定为三组条件组合可以解释大部分案例。其中第一个条件组合的原始覆盖率达到了0.54，代表第一个条件组合“下游无优势大国*第三方不当干预*人均水资源占有量少（~DGP*TPI*~WPC）”可以解释一半以上的案例。之后，文章对三组条件组合进行了过程追踪，并得出如下结论：

第一条解释路径可以厘清包括多瑙河、两河流域、约旦河、印度河、尼罗河在内的五条国际河流冲突高发的原因，本文归纳了这一机制，得出水资源稀缺将导致国际河流问题被“安全化”且具备高度敏感性，这将使国际河流的分配和利用处于一种“零和博弈状态”。此时，国际河流的权力分配结构将发挥重要作用，如果流域内是上游占据优势或者一种均势结构，则流域内问题解决的动力和能力将极为低下，零和博弈的状态将难以被有效打破，最终催生国际河流的冲突爆发。同时，在零和博弈状态下，第三方干预的介入往往被域内国家所不信任，如果第三方干预过于独断、有偏向性，这一外部力量甚至有加剧冲突风险的可能。

第二条解释路径可以厘清包括约旦河流域、两河流域、恒河流域的案例。值得注意的是，恒河流域中的“印度—巴基斯坦”、“印度—尼泊尔”双边水冲突进程挑战了霸权稳定论的既有解释，即在恒河流域，尽管印度相较于巴基斯坦和尼泊尔是下游河岸的优势大国，但是其却难以遏制冲突以及促成国际河流合作。相反，这一案例印证了马克·吉托恩等的“霸权冲突”理论，即印度作为流域霸权国在单边主义和遏制战略指导下所建立的双边水条约导致了更多的冲突而非合作。

第三条解释路径可以厘清拉普拉塔河、格兰德河、科罗拉多河流域内水冲突频发的原因。这一解释路径不仅对霸权稳定论造成挑战，同时还对国际机制的功能理论形成冲击。即在国际河流流域内尽管存在着全流域的管理机制，但是机制有效性仍有可能通过流域内国家的“监管套利”而变得低效。同时流域内霸权国对第三方干预的抵制则会导致流域合作僵局更难被打破，从而维持高频度水冲突。

中国的陆上邻国共有14个，其中仅剩2个国家的陆地边界没有划定，即印度和不丹。然而，不丹又是目前唯一个没有与中国建交和划定边界的国家。中国与不丹有着550公里的边境线，两国之间一直存在着一条习惯边境线，两国边境地区一直保持着相对稳定，但双方从未正式划定边界。

自1984年以来，中不边界谈判迄今历时37年，先后共举行了24轮会谈和10次专家组会议。中不边界谈判先后经历了5个阶段，即建立互信和确立四项基本指导原则（第1-5轮）、不丹对争议区的声索与中方提出的“一揽子方案”（第6-12轮）、跌宕起伏和裹足不前的中不边界谈判（第13-18轮）、边界谈判与务实合作并举（第19-23轮）、变局与新局（第24轮）。尽管这五个阶段有起有伏，但总体上呈现出螺旋式发展态势。

（一）第1-5轮边界谈判，此阶段旨在双方建立互信，确立中不边界谈判的基本指导原则。1988年，第5轮边界会谈签署的《联合公报》所达成的“四项指导原则”为1998年两国签署的《关于在中不边境地区保持和平与安宁的协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第6-12轮谈判，不丹对争议区的主权声索与中方的“一揽子方案”。中方针对不方的一系列主张，提出了“一揽子方案”，但并没有得到不方的积极响应。经过中不双方共同努力，在1998年12月8日，中不双方签署了《关于在中不边境地区保持和平与安宁的协定》。此《协定》较第5轮签署的“四项指导原则”，更加强调“互谅互让”原则。

（三）第13-18轮谈判，中不边界谈判可谓是跌宕起伏和裹足不前的边界谈判。此时期正值不丹南部反政府武装猖獗，不丹需要稳定的周边环境和良好的国际环境。在这五轮谈判中，尽管不方在解决边界问题上表现得裹足不前，但对不丹方面对“加强两国关系”表现得十分积极，以便专心致志剿灭南部反政府武装。

（四）第19-23轮谈判，此阶段表现出边界谈判与务实合作并举的特点。尽管印度方面忌惮中不两国发展友好双边关系，但此期间中不双边贸易发展势头良好，民间交流日渐频繁，中不边界谈判和双边关系也有了新的发展。

（五）第24轮边界谈判在变局与新局中徘徊。2017年“洞朗事件”的爆发是中印关系的转折点，也迟滞了中不边界谈判进程，出现新的变局。2017年，中不边界谈判戛然而止，也一再迁延。在中不双方的共同努力下，2021年4月，双方重启了第24轮边界谈判和第10次专家组会议。2021年4月6至9日，第24轮中不边界谈判第10次专家组会议在中国云南昆明举行。此次会谈，双方一致同意以1988年两国签署的《联合公报》所确立的“四项指导原则”和1998年两国签定的《关于在中不边境地区保持和平与安宁的协定》为基础，确立解决边界问题的“三步走”路线图。2021年10月14日，中不双方通过视频联线的方式在北京和廷布签署了《关于加快中不边界谈判“三步走”路线图的谅解备忘录》。所谓“三步走”的框架，即先确立边界划界的基本政治原则，再具体解决边界争议问题，最后签署协议并在实地勘界。此次《备忘录》的签订是两国多年共同努力的重要成果，这将有力地推动两国划界谈判和双边关系。

（一）殖民遗产与现实交织

自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条约》签订以来，国家的边界以条约形式得以确立。中不边界问题属于殖民遗产与现实交织在一起的矛盾体。尽管中不边界大致遵循着传统的“自然边界”、“习惯边界”，但并没有正式以条约形式清晰确立现代民族国家边界。19世纪以后，英国势力向喜马拉雅山南麓纵深扩张，这改变了不丹与中国的传统政治关系，也对当今中不边界造成重大影响。二战结束后，印度独立建国，印度继承了英国在喜马拉雅山国的殖民遗产，影响不丹的内政和外交。

新中国成立后，在解决历史遗留的边界问题上，中国政府始终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秉持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始终尊重历史和现实情况，借鉴国际惯例，针对具体国情，照顾两国人民的民族感情，和平协商解决边界问题。尽管中国政府本着尊重不丹的主权独立和国家领土完整立场，始终按照“友好协商”、“互利互让”、“互谅互让”原则解决中不边界问题，但不丹对“互利互让”、“互谅互让”等政策有着不同理解和利益关切。与此同时，印度为了追求自身的地缘政治利益，始终扮演着不在谈判桌前的“第三方力量”，从中搅局、干涉中不边界谈判。

（二）地缘政治的敏感性和中、印、不的“三角互动”关系

依照麦金德的“陆权论”和斯皮克曼的“边缘地带理论”，喜马拉雅边界具有重要的地缘政治价值和高度的敏感性。印度继承了英国的喜马拉雅边界政策，始终追求绝对的地缘政治安全。因此，印度对中国充满了不信任和地缘政治安全方面的考量。尼赫鲁认为，“小的民族国家注定要灭亡的，它可以作为文化上的自治区苟延残喘，但不能成为独立的政治单位”。1974年，印度悍然出兵吞并了锡金，给喜马拉雅各山国带来了巨大的震动。面对印度的野心和霸权，不丹上下可谓小心翼翼，如履薄冰，以规避锡金为印度所吞并的命运。不言而喻，不丹的地理位置赋予了中不边界问题和双边关系具有高度的地缘政治敏感性。

不丹作为喜马拉雅山南麓的一个内陆小国，夹在中印两个大国之间，特殊的战略价值和高度地缘政治敏感性，造就了其在中不边界谈判中游走于中印之间。有鉴于此，中印关系、印不关系与中不边界谈判呈现出“三角互动”关系。换言之，印不关系的“松绑”或“收拢”直接决定了中不边界谈判氛围和空间。

中印关系则是直接影响了不丹在中不边界谈判的态度和政策取向。当中印关系缓和友好时，不丹对边界谈判的态度就较为积极，也容易取得成果；当中印关系紧张时，中不边界谈判就会受阻，不丹会紧紧地与印度绑在一起，但也不会直接激怒中国，会以推脱躲闪之法敷衍应对；当中印关系处于斗而不破的均势状态时，不丹在边界谈判中一般会“左右逢源”，选择务实合作的政策取向。

（三）不丹国内政局对中不边界解决构成的潜在挑战

根据《不丹王国宪法》（The Constitution of the Kingdom of Bhutan）规定，边界变更或划定属于主权事项，不丹主权属于全体不丹人民。依照《宪法》规定的程序，任何边界变动都必须得到不少于四分之三的议会议员同意。这也就是说中不边界划定若要得到实现，法定程序上必须得到不少于四分之三的议员同意方可；若在特殊的情况下，甚至需要全民公投。不言而喻，这些条款对于中不边界的解决存在着潜在的障碍。

自2007年以来，不丹实行了多党议会民主制度。在多党制的情况下，执政党与反对党就某一议题要达成共识，可能存在诸多障碍。因此，在中不边界尚未解决的情况下，不丹国内政局可能会对中不边界谈判和解决可能构成潜在的挑战。

（四）美国的“印太战略”对中不边界解决可能构成的潜在挑战

2017年，特朗普执政时期，美国提出“印太战略”，这一战略也影响到了不丹，进而波及中不边界问题。2018年9月27日，不丹临时政府首席顾问、首席大法官策林·旺楚克（Tshering Wangchuk）前往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会见了美国总统特朗普。他向美方表达了不丹的关切，希冀美国和联合国等继续在促进世界和平、区域安全与稳定方面发挥关键性作用。

2019年8月11至14日，时任美国副国务卿沙利文（John Joseph Sullivan）率团访问不丹，会见了国王、首相等不丹高级政要。访问期间，沙利文在接受不丹官媒采访时表示，美国国务院愿为不丹教育项目提供“一揽子”资金，以改善不丹的教育状况，虽然美国与不丹没有外交关系，但是美国通过驻新德里大使馆与不丹一直保持着密切的关系；美国承诺捍卫不丹作为一个民主国家的地位，支持不丹的独立主权。对不丹而言，若与美国发展友好关系，将大大改善不丹的安全环境，也可以抵消过度依赖印度的负面影响。尽管不丹作为一个小国，政治影响力有限，但美国等域外国家也会极力拉拢，以实施“遏华”的战略。这些都对中不边界谈判乃至解决构成潜在的挑战。

我国的太平洋岛国研究还面临诸多挑战，主要包括：基础研究不足；研究队伍较为年轻；研究人员缺乏在太平洋岛国长期生活的经历，不懂当地语言，难以真正融入当地社会等。

随着孔子课堂、孔子学院的不断设立，我国援太平洋岛国医疗队和农业专家组的派遣与扩大，以及教育部公派教师赴萨摩亚进行教育援外（后该项目扩大至汤加）等，将来我们一定会看到更多、更深入的研究成果。

客观而言，在改革开放以前，我国的太平洋岛国研究十分薄弱。虽然出现了一些与太平洋岛国相关的研究成果，但多属于知识性和介绍性的文章书籍。国内也没有专门从事太平洋岛国研究的专家学者。

（一）改革开放前我国太平洋岛国研究取得的主要成就及特点

在改革开放以前，我国已经开始出现与太平洋岛国研究相关的成果，但主要是一般性介绍或彰显太平洋岛国争取民族独立和反霸斗争的文章。进入20世纪70年代后，随着中国与太平洋岛国开始建交，也出现了一些关于双方友好往来与推动双边关系发展的文章、内部发行的书籍，以及译文译著。

1.知识性、介绍性成果为主

（1）知识性介绍类成果。（2）太平洋岛国争取民族独立和反霸斗争的成果。(3)中国与太平洋岛国友好关系的成果。

2.少量的译文和译著

改革开放以前，我国出现了少许与太平洋岛国相关的译文和译著，不过因各种原因，其中的不少译著并没有公开发行，只是作为内部读物参阅。就研究机构而言，在改革开放以前，国内尚未出现专门的太平洋岛国研究机构，相关研究主要由国内从事世界史特别是大洋洲和东南亚研究的学者承担，但他们公开发表的研究成果较为少见。

研究发现，改革开放前，我国对太平洋岛国的认知与今天并不完全相同，也没有明确的太平洋岛国的概念。我国对太平洋岛国的研究，主要基于对亚非拉国家民族独立运动的支持和反霸斗争的需要。

（二）改革开放前我国太平洋岛国研究进展缓慢的原因分析

改革开放以前，我国太平洋岛国研究发展缓慢的原因一方面与太平洋岛国自身因素有关，另一方面也与当时我国的综合国力及对外政策有关。

1.经济地理原因

太平洋岛国距离我国较为遥远，多居于太平洋深处，与我国往来多有不便。就经济方面而言，我国当时尚处于计划经济时期，对外贸易十分有限。而太平洋岛国或刚刚获得独立，或尚处于西方大国的殖民统治之下，还不能支撑大规模对外贸易，仅有的对外贸易对象主要限于原宗主国或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并没有与我国进行贸易的迫切需求。

2.太平洋岛国自身因素

（1）在诸太平洋岛国中，除巴布亚新几内亚外，其他岛国普遍领土较小、人口较少，资源相对匮乏。除旅游资源、渔业资源和少数岛国拥有的一定数量的矿产资源外，其它资源都较为有限，对外贸易相对难以发展。（2）只有部分岛国获得完全独立，其余仍为西方国家的殖民地或国防、外交由其协助。（3）太平洋岛国的国际影响力较为有限，难以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发挥重要作用。

3.我国与太平洋岛国的联系较为有限

近代时期，我国东南沿海一带的居民已经与诸太平洋岛国有了不同程度的交往，也有少数华人移居太平洋岛国，但总体来看，在改革开放以前，我国与太平洋岛国的联系仍然较为有限。中国与太平洋岛国的关系深刻影响了我国的太平洋岛国研究，使得这一时期我国对太平洋岛国的研究十分有限。不过，这些有限的研究为改革开放后太平洋岛国研究的发展奠定了一定基础，应予以充分肯定。

改革开放后，随着我国对外交往的扩大、经济实力的不断提升及国际地位的提高，我国的太平洋岛国研究走向深入。在这一时期，除太平洋岛国词条被纳入《中国大百科全书》外，我国太平洋岛国研究的领域不断扩大，研究重点日益集中，成果形式日益丰富，人才培养受到越来越多高校的重视。同时，学术研究与服务国家和社会相结合，助力国家发展。

（一）太平洋岛国词条被纳入《中国大百科全书》

《大百科全书》第二版中，与太平洋岛国相关的词条达到33条。在《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三版中，已经独立的14个太平洋岛国和法国在太平洋上的两个海外属地全部在列。

（二）太平洋岛国研究的成果形式日益丰富

改革开放之后，随着国外研究成果的陆续引入，中国与太平洋岛国关系的持续发展，以及学者们外语能力的不断提高，太平洋岛国成果形式日益丰富。首先，在一般介绍性文章的基础上，各种专题类书籍陆续出版发行。其次，图鉴和图谱类成果开始出现。第三，以太平洋岛国为研究对象的系列文章陆续问世，其中影响最为深远的是《世界知识》刊发的系列文章。第四，有关太平洋岛国的译著日益丰富。最后，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从事太平洋岛国研究，硕博论文层出叠现。

（三）太平洋岛国的政治、外交、经贸、气候变化和海洋治理研究等日益得到重视

研究发现，学者们对于太平洋岛国的研究领域十分广阔，主要集中在（南）太平洋区域合作与地区主义、太平洋岛国政治与外交（中国与太平洋岛国的关系）、太平洋岛国的经济与贸易、大国对太平洋岛国的援助、气候变化与海洋治理等领域。此外，学者们也开始关注太平洋岛国的历史、文化、教育、宗教、民族等问题，撰写了一批相当有分量的相关论文。

（四）学术研究日益与服务国家和社会相结合

进入21世纪后，部分中国学者深切感受到实地调研的重要性和迫切性，他们通过各种方式开始奔赴太平洋岛国，或执行国家援助任务，或进行学术调研，并在此基础上撰写学术论文与著作。同时，也有越来越多在太平洋岛国工作的人开始进入太平洋岛国研究领域。由于太平洋岛国研究的兴起与我国的现实需要，特别是国家和地方决策直接相关，因此太平洋岛国研究在改革开放后还呈现出一个明显的特点，就是各级各类研究报告和专报较多，直接服务国家和地方决策。

（五） 本硕博人才培养越来越受重视

在太平洋岛国研究的研究生培养方面，较为突出的高校有聊城大学、吉林大学、中山大学、外交学院、华中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苏州科技大学、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等。此外，暨南大学、上海海洋大学、上海师范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等也都有以太平洋岛国为选题的硕士论文。在本科生培养方面，目前国内虽然还没有招收太平洋岛国专业或方向的本科院校，但已有多所高校为本科生开设相关课程。

改革开放后，我国太平洋岛国研究呈现出鲜明的特点，主要包括：（一）以编撰《列国志》培养学术队伍；（二）以设立研究中心带动团队合作；（三）以各类科研项目凝聚研究重点；（四）以创办期刊和学术共同体推动学术交流等。

（一）以编撰《列国志》培养学术队伍

2004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适时启动了《新版列国志》的编撰工作，其中太平洋岛国部分由聊城大学太平洋岛国研究中心承担。2015年该中心的第一本太平洋岛国列国志——《新版列国志 斐济》出版发行。此后，其他已经独立太平洋岛国的列国志陆续出版发行。太平洋岛国《列国志》的出版发行，为我国太平洋岛国研究培养了一支坚强的队伍，也使得聊城大学太平洋岛国研究中心声名鹊起，使之成为国内太平洋岛国研究不可或缺的重镇。

（二）以设立研究中心带动团队合作

我国第一个专门从事太平洋岛国研究的中心，是2012年9月组建的聊城大学太平洋岛国研究中心，该中心在太平洋岛国《列国志》编撰、《太平洋岛国研究集刊》和《太平洋岛国蓝皮书》出版、《中国大百科全书》太平洋岛国词条编写，以及中国太平洋岛国研究高层论坛举办等诸多方面都发挥领头羊作用。此后，国内陆续出现了一批类似研究机构。这些研究中心和科研院所成立后，通过编写研究通讯，创办学术刊物，撰写《蓝皮书》，举办学术会议等，积极推动团队合作，形成了各自鲜明的研究特色。

（三）以各类科研项目凝聚研究重点

为了推动我国的太平洋岛国研究，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教育部、商务部、国家民委、国家海洋局以及各省社会科学规划管理办公室等纷纷设立太平洋岛国方向的课题，引导学者相关研究。此外，与太平洋岛国有经贸往来或其他合作的多个省份也都通过社科规划办设立了专门的太平洋岛国研究项目；各省相关机构、高校或研究会也纷纷设立太平洋岛国研究项目。

（四）以创办期刊和学术共同体推动学术交流

为推动我国的太平洋岛国研究，聊城大学太平洋岛国研究中心先后推出了《太平洋岛国研究》集刊和《太平洋岛国蓝皮书：太平洋岛国发展报告》。中山大学编撰的《大洋洲蓝皮书：大洋洲发展报告》，每年也都有专门的章节探讨太平洋岛国的相关问题。除学术刊物外，我国的太平洋岛国学术共同体也开始出现。这些学术刊物与学术共同体的出现，为我国太平洋岛国研究学者提供了良好的科研交流平台，极大地加强了学者之间的交流与合作，也进一步推动了我国的太平洋岛国研究。

改革开放后我国太平洋岛国研究的快速发展，一方面是我国经济高速发展和国际地位提高的结果，另一方面，与“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中国与太平洋岛国关系的提升及我国区域国别研究的发展密切相关，未来我国的太平洋岛国研究同时面临着重大机遇和诸多挑战。

（一）我国太平洋岛国研究快速发展的新机遇

我国太平洋岛国研究面临新的发展机遇，从国家到地方，我国多个层面都积极行动起来，共同推动太平洋岛国的研究。从国家层面来看，自2012年教育部开始设立国别和区域研究中心以来，已有数个研究中心专门从事太平洋岛国的研究。2019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新设太平洋与太平洋国家史研究室，着重推动我国的太平洋岛国研究。从地方层面来看，多个省份从服务地方和国家发展出发，推进智库建设和团队建设。从个人层面来看，一批著名高校或科研机构毕业的专家学者正在默默耕耘，致力于太平洋岛国的研究。

（二）我国太平洋岛国研究面临的挑战

在满怀信心迎接新发展机遇的同时，我们也应清醒地认识到，我国的太平洋岛国研究还面临诸多挑战，主要包括：基础研究不足；研究队伍较为年轻；研究人员缺乏在太平洋岛国长期生活的经历，不懂当地语言，难以真正融入当地社会等。

随着孔子课堂、孔子学院的不断设立，我国援太平洋岛国医疗队和农业专家组的派遣与扩大，以及教育部公派教师赴萨摩亚进行教育援外（后该项目扩大至汤加）等，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奔赴太平洋岛国。他们长期与岛国民众共同生活，在完成国家使命的同时，越来越熟悉太平洋岛国的语言、文化和宗教，也越来越得到太平洋岛国人民的认可与尊重，因此我国的太平洋岛国研究虽然面临诸多挑战，但未来发展潜力十分巨大，将来我们一定会看到更多、更深入的研究成果。

提到预防性战争，人们通常会以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德国、日俄战争和太平洋战争前的日本、1981年突袭伊拉克核设施的以色列、2003年入侵伊拉克的美国为主要讨论对象，但甚少提及历史上英国所发动的预防性战争，一般只对英法未能在20世纪30年代对纳粹德国发起预防性战争感到遗憾。对于以海权为安全基石的英国，学界一般认为其受到海权局限性的制约，导致其战争哲学偏重于防御导向。无疑，这种认识在相当程度上忽视了英国具有着眼于主动消除威胁的预防性战争思维。英国的预防性战争思维主要针对海权威胁，这一点尤其体现在三个历史案例上，即1807年炮轰哥本哈根的行动、1899-1915年对德国进行预防性打击的构想，以及1940年的米尔斯克比尔事件。

1807年英国舰队炮轰哥本哈根的行动，往往被视为英国预防性战争思维的奠基之作。在拿破仑战争中，为阻止丹麦加入法国的“大陆封锁”体系，特别是担心丹麦在法国的压力下封锁对英国至关重要的波罗的海，利用其可观的海军力量阻断来自波罗的海的商品和海军造船材料供应，甚至与法国并肩作战，直接挑战英国的海上霸权，英国蓄意制造了炮轰哥本哈根的行动。

英国突袭哥本哈根的行动表面上是针对丹麦舰队，以避免在拿破仑大陆封锁的重压下，波罗的海通道对英国关闭，但实际上是为了挫败拿破仑法国在特拉法尔加海战失利后继续寻求在海上挑战英国的努力。这一行动有力地巩固了英国的海权优势，奠定了最终击败拿破仑法国的基础。

约翰·费希尔在1904-1910年和1914-1915年两次出任英国第一海务大臣。费希尔一直着眼于对德国发动预防性战争，即“哥本哈根化”德国公海舰队，以一劳永逸地消除德国对英国海权带来的威胁。

早在1899年，时任英国地中海舰队司令的费希尔就曾考虑在未来的对德战争中对距柏林仅90英里的波美拉尼亚海岸发动两栖突袭行动。在1905年的摩洛哥危机中，费希尔曾主张派出英国海峡舰队前往波罗的海演习，以威慑德皇威廉二世的冒险倾向。他甚至提出，英国舰队在必要时可以将演习变成真正的战斗。

如果说费希尔在1905年的主张还是以威慑德国为主的话，那么他主持制定的1907年英国海军作战计划就鲜明地体现了其主动进攻精神。这份计划首先提出夺取德国近海的博尔库姆岛，以便英国夺取波罗的海的制海权。同时，此举还可使英国掌握战略主动权，迫使一直坚守不出的德国公海舰队出港同英国展开舰队决战，为英国彻底摧毁德国海军创造机会。在1909年的帝国防务委员会会议上，费希尔再次建议在柏林以北90英里地区派遣一支陆军部队进行登陆作战。

1915年初，费希尔又提出“波罗的海计划”，主要内容有两点：第一，由英国舰队运送大批俄军在波美拉尼亚海岸登陆，迫使德国出动公海舰队驰援波罗的海，为英国利用优势力量开展舰队决战创造机会；第二，俄军登陆后直插德国腹地，而部署在西线的德军主力难以及时回援，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俄军攻占柏林，重演七年战争的一幕。

除提出一系列作战构想和计划外，费希尔还至少两次直接提出“哥本哈根化”德国舰队的设想。1904年底，费希尔在同英王爱德华七世的私人谈话中首次提到在德国舰队壮大之前对其进行预防性打击，即重演拿破仑战争中英国舰队突袭哥本哈根的丹麦舰队的一幕。1908年初，费希尔再次向爱德华七世提及了在基尔“哥本哈根化”德国舰队的设想。当然，费希尔的提议因为被斥为“太疯狂”而遭到了爱德华七世的拒绝。尽管费希尔从未公开宣称要“哥本哈根化”德国舰队，但从1899-1915年费希尔关于对德作战的一系列构想看，他确实一直在谋划对德国舰队进行预防性打击。

“米尔斯克比尔事件”又称“奥兰事件”，它是指1940年7月英国为防止战败的法国将其仍完好无损的舰队交给德国，而对驻泊于法属北非米尔斯克比尔港和奥兰港的法国舰队发起突袭的事件，这次突袭属于英国旨在夺取法国舰队的“弩炮行动”的一部分。法国崩溃后，英国认为德国利用法国舰队对英国发起入侵迫在眉睫，并且德国已准备好利用占领的法国和低地国家海岸打击英国的商船货运，这也是依赖海运的英国所无法承受的。

在米尔斯克比尔事件中，英国海军击沉了法国海军“布列塔尼”号战列舰，重创了“普罗旺斯”号战列舰和“敦刻尔克”号战列巡洋舰，只有“斯特拉斯堡”号战列巡洋舰逃到土伦。米尔斯克比尔事件前后，英国在朴茨茅斯等本土港口和埃及的亚历山大港分别控制了2艘和1艘法国“布列塔尼”级战列舰，在突袭达喀尔的行动中重创了法国“黎塞留”号战列舰。在卡萨布兰卡的“让·巴尔”号战列舰则一直未完工。这一系列攻击确保了法国海军彻底不再构成对英国的威胁，让英国一直担心的海军力量对比失衡的危险不复存在。

从上述三个历史案例中，我们可以概括出英国秉持预防性战争思维应对海权威胁的基本内涵和主要特征：

第一，英国始终具有通过预防性战争方式消除海权威胁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源于英国在海权问题上强烈的不安全感，由此催生出追求绝对安全的心理需求。作为一个海权国家，英国对其他国家海军力量的增长有着本能的高度敏感。在感受到他国海军带来的挑战和威胁后，英国通常会有三种应对选项，即开展海军竞赛、通过谈判要求他国裁军或放缓海军建设速度，以及通过预防性战争“哥本哈根化”他国舰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费希尔“哥本哈根化”德国舰队的提议，也是英国为获得绝对安全感而考虑的终极选项。从结果上看，英国在1807年和1940年的行动分别成功地打断了拿破仑法国和纳粹德国海权力量增长的进程，减轻了它对遭到权势持续增长的敌人打击的恐惧。

第二，英国以预防性战争应对海权威胁的惯性思维，主要受到假想敌的动机和实力两大因素的制约。由于英国长期掌握海上霸权，因此动机因素对英国决策和预防性战争惯性思维的形成影响更大。丹麦在拿破仑法国的压力下封锁波罗的海或将其舰队交给法国、威廉德国建成一支实力接近英国海军的舰队，以及法国舰队加入纳粹德国对英作战，对英国而言都是无法接受的后果。

实力因素是指英国对发动预防性战争的风险和成本的评估，即英国能否以可接受的成本来成功实现其打断潜在敌国发展势头的目标。具体来说有两点：其一，对象国的军事实力，特别是海军实力是否能给英国造成难以接受的损失；其二，英国是否能承受打击对象国可能引发的政治后果，即打击范围和战争烈度是否可控。简言之，英国能否有把握挫败敌人的防御和反击，取得一场酣畅淋漓的速胜，并且不至于导致冲突不断升级。

第三，英国发动的预防性战争遵循了其一贯的有限战争模式，这种有限性主要体现在目标有限和规模有限两个方面。在目标方面，英国的预防性战争思维主要局限在海权层面，而并未如德国和日本发动的预防性战争一样上升到赌上国运的高度。在规模方面，英国并不寻求通过预防性战争推翻敌国政权或进行军事征服，而是着眼于最大限度地削弱敌方的权势，消除对英国海权和国家安全的威胁，将战争规模和烈度限定在一定范围内，这也是控制成本和风险的理念的体现。

第四，决策者个人因素对英国以预防性战争思维应对海权威胁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它决定了英国是否能按照预防性战争思维制定政策，以及在关键时刻是否有决心发起预防性战争行动。坎宁是促成英国炮轰哥本哈根的关键人物。费希尔海军专业人士和铁血军人的形象贯穿了他整个职业生涯，他在多个岗位任上一直积极备战，并奉行同敌人作战要“先下手为强、迎头痛击、四处开花”的战争哲学，因此其内心始终潜藏着“哥本哈根化”德国舰队的冲动就不足为奇了。此外，英国在1940年做出坚决消灭法国舰队的决定，也在很大程度上与丘吉尔有关。

2022年3月23日，在乌克兰和美国的要求下，联合国大会恢复了有关乌克兰问题的紧急特别会议，讨论了两份有关乌克兰人道主义局势的决议草案。值得一提的是，其中一份由法国和墨西哥草拟，美国、英国、德国、乌克兰等国家共同提出的草案旨在谴责俄罗斯的军事行动导致乌克兰人道主义局势恶化，带有突出的西方政治倾向。美国借此事节外生枝，攻击中国在俄乌冲突中所持中立立场，还妄下定论，认为中国放弃了尊重各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干涉他国内政的原则。按照美国等西方国家的逻辑，中国应该对俄罗斯实行制裁，甚至应加入到西方国家的行列，按照美国的设定对俄实行最大程度的“团殴”。

我们不妨先看看美国的所作所为。今年3 月 3 日，美国公布了一份实体清单，宣布对392 家俄罗斯实体进行出口管制。美国要求其公司和国民在向其中任何一家俄罗斯实体单位出口、再出口或转让特定条目时，必须获得美国政府颁发的许可证。这些条目包括电子计算机、传感器、激光和航空电子设备等可以增强俄罗斯军事能力的产品，以及所谓升级和维护俄罗斯用于对乌克兰发动“不公正”战争的飞机、船只和武器的关键技术。美国很善于进行“议题设置”，营造美国为维护乌克兰主权完整而采取正义之举的假象，这却暴露了美国的虚伪本质。

美国的目的十分明确，即通过对俄罗斯实施出口管制，削弱俄罗斯的军事实力，从而导致俄罗斯经济长期衰退。美国两届政府把俄罗斯和中国定义为自由国际体系的“修正主义者”，对俄中实行进口管制。此次对俄制裁增添了加塞项，可谓借题发挥，一举两得。美国协调盟友，通过出口管制，让俄罗斯在冲突中不断耗费现有设备，再通过对乌克兰的军援，阻止在乌俄罗斯军事力量向前推进。同时，切断俄罗斯获得最新技术的供应，利用出口管制打击俄罗斯经济，利用西方对俄群起攻之的成效，促进西方国家之间的“团结”，推进拜登政府组建所谓民主国家同盟的构想。

3月17日，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以国家安全为由，撤销中国有关企业在美公司的214电信运营牌照。美方继续把经贸问题政治化后，立即转身质疑中国在俄乌中突中的中立立场，认为中国不谴责、不制裁俄罗斯是不尊重乌克兰主权和领土完整。不难看出，美国试图以维护主权国家领土完整的幌子干涉他国内政，意图将国家安全概念泛化，达到一己之私的目的。正如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指出的那样，美国“军事干预的名义有时是民主，有时是人权，有时索性就用一小瓶洗衣粉，有时甚至就编一个假消息。这样的国家对于尊重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理解肯定是和我们不一样的。”中国在俄乌冲突中的立场中立并不意味着中国放弃了相关原则。中国外交实践中始终恪守的原则是不干涉他国内政，这也是中国区别于西方国家在此次危机中行龌鹾之事的关键所在。

此外，西方别有用心者挑拨中俄关系，暗示俄罗斯有中国在背后支持才行动。此种言论，不但贬低了俄方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独立行动能力，也是对中国长期奉行不结盟政策采取的选择性失明之举。

中俄走近牵动了西方国家敏感的神经。他们对中俄关系指手画脚，中国外长王毅给予有力回应，称“中俄关系具有独立自主价值，建立在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基础之上，更不受第三方的干扰和挑拨。”这既是对中国外交不结盟思想的现实观照，也是中国区别于西方的又一关键所在。

有必要强调的是，中国在俄乌冲突中保持中立，并不意味着中国将自己摘开，置身事外。前不久，中俄共同发表《关于新时代国际关系和全球可持续发展的联合声明》，主张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中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将维护世界和平、避免紧张局势升级视为大国应尽的责任。习近平主席强调，支持俄乌和谈，呼吁俄乌双方保持最大限度克制，并愿向乌克兰进一步提供非政治化的人道主义物资援助，就是对大国责任的最好诠释。

应当说，大国有所为，也有所不为，西方理应知晓。

“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明确指出推动“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提上国家议程后，在实际政策层面进入加快推进阶段，“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的目标更为清晰，具体要求也更为明确。

高质量发展，就是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高质量发展不只局限于经济领域，而是对经济社会发展方方面面的总要求。作为开放型经济平台的“一带一路”建设，经历过最初期铺摊子式发展后，也必然呼应高质量发展的客观要求。

2018年，习近平主席最先提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这是“一带一路”建设由最初阶段转向新阶段的方向性标志。2019年，习近平主席在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高峰合作讲坛开幕式上强调：面向未来，我们要聚精会神、深耕细作，共同绘制精谨细腻的“工笔画”，推动共建“一带一路”沿着高质量发展方向不断前进。

2021年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政府工作报告》明确了有关“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的六大内涵：一是形成多维立体、畅通高效的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网络体系；二是深入推进政策、规则、标准对接合作，提升软联通水平；三是坚持市场化运作，构建政府引导、企业主体、民间促进的多元共建格局；四是坚持开展广泛深入、多元互动的人文交流，夯实民意基础；五是兼顾各方关切，不断完善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合作机制；六是顺应新发展趋势，建设创新、绿色、健康的“一带一路”。

“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明确指出推动“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提上国家议程后，在实际政策层面进入加快推进阶段，“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的目标更为清晰，具体要求也更为明确。

（一）大批重点项目建设克服疫情带来的要素流不畅等困难，取得突破性进展

2020年疫情暴发后，70个走廊项目建设运营正常开展，其中，中老铁路全线完成铺轨，中老高速公路万象至万荣段建成通车，中泰铁路一期线上工程合同达成一致，雅万高铁建设实现节点目标建设进展完成73%。中欧陆海快线工程匈牙利段项目EPC主承包合同正式生效，巴基斯坦拉合尔橙线项目已正式开通运营通车一年，中俄东线天然气管道等建设稳步推进，黑河—长岭段已于2021年10月建成。中欧班列2020年全年开行12406列，同比增长50%，首次突破“万列”大关，综合重箱率达98.4%。此外，海外港口布局愈发完善。瓜达尔港开通固定班轮、完成自由区南区基础设施建设和招商、开展阿富汗转口贸易。汉班托塔港启动多项大型投资项目。中远海运完成对希腊比雷埃夫斯港的增持，收购德国汉堡港CTT码头35%的股权。上港集团在以色列投资建设并拥有运营权，具有“智能港口”之称的自动化集装箱港口正式启动运营。

（二）中国与沿线国家经贸投资保持较快增长

八年来，中国与沿线国家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超9.2万亿美元，对沿线国家非金融类直接投资超1300亿美元，在沿线国家承包工程新签合同额超9300亿美元。2020年全年中国与沿线国家货物贸易额1.35万亿美元，同比增长0.7%，占我国总体外贸的比重达到29.1%。对沿线国家非金融类直接投资177.9亿美元，增长18.3%，占全国对外投资的比重上升到16.2%。2021年上半年，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出口增长27.5%，高于同期整体增速，非金融直接投资增长8.6%，占全国对外投资比重升至17.8%。

（三）“一带一路”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持续支持

 “一带一路”已发展成为当今世界涉及范围最广、规模最大的国际合作平台。迄今，建立了中巴经济走廊交通基础设施工作组、中缅经济走廊交通合作工作组等“一带一路”交通合作机制；在次区域层面，共同编制了《大湄公河次区域交通战略2030》《中亚区域经济合作交通战略2030》《中亚区域经济合作铁路发展战略2030》《中巴经济走廊远景规划交通规划（2014—2030）》等文件，共同谋划区域交通发展规划，推动与相关国家现有规划的有效衔接。截至2021年底，中国已与145个国家和32个国际组织签署了200多份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涵盖投资、贸易、金融、科技、人文、社会、海洋等领域。

（四）多元化投融资体系逐步健全

2020年，丝路基金新增签约项目10个，新增承诺投资金额约8亿美元和114亿元人民币。截至2020年底，丝路基金通过以股权为主的融资方式，签约各类项目49个，承诺投资金额约117亿美元和438亿元人民币，覆盖了“一带一路”沿线多个国家。同时亚投行成员国数量稳步提升，成员国扩容到103个，涵盖了世界大部分国家和地区。新冠疫情暴发以来，亚投行成立了应急基金，惠及越南、格鲁吉亚、巴基斯坦、土耳其、哈萨克斯坦等19个国家。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逆势推进，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业务已覆盖70多个共建“一带一路”国家。人民币计价影响力不断扩大，2020年以人民币计价的大宗商品期货品种增至6个。

一是与“数字”结合。推进“数字一带一路”建设，在沿线国家未来产业转型中把握主动。经过多年努力，中国具备建设数字丝绸之路、创新丝绸之路的技术条件与能力。中国数字经济基本上占到国民生产总值逾三分之一，在对外贸易、投资及产能合作方面，数字经济的潜力日益显现。中国高度重视数字经济国际合作，已提出《全球数据安全倡议》。中国超大规模的市场也使很多发展中国家需要与中国开展数字经济合作。

二是与“绿色”结合。迎接全球“碳中和”浪潮，响应并切实履行减排承诺，推动“绿色一带一路”行稳致远。“绿色丝绸之路”是“一带一路”倡议走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必然选择，是中国自身发展理论成功实践的总结。推动海外项目与各国碳中和目标相适应，与沿线国家共商共议推出“一带一路”的环境、社会与企业管理（ESG）投资评价体系，积极迎接碳中和浪潮，使绿色成为标配，“一带一路”建设才更有活力，其持续性才更能得到保证。2021年11月中美在格拉斯哥联合国气候大会宣布《中美关于在21世纪20年代强化气候行动的格拉斯哥联合宣言》，这将进一步助力全球实现温控目标。

三是与“健康”结合。把应对公共卫生危机作为重要方面，推动建设“健康一带一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多是发展中国家，医疗条件差、医疗能力不高，公共卫生体系也没有全面建立，而包括传染病在内的各种疾病问题的严峻性十分突出。新冠疫情全球蔓延，使推进“健康丝绸之路”建设显得更为迫切。当前，疫情形势依然严峻，短期难见平息希望，更需要国际社会通力合作，增加对发展中国家的卫生援助。中国对世卫组织已提供巨大支持，已向该组织提供两批共5000万美元的现汇援助。中国已向10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提供超过16亿剂疫苗。中国同16个国家开展疫苗联合生产，同30个国家一道发展“一带一路”疫苗合作伙伴关系倡议。

四是与“价值链”结合。“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进程中，有效契入并随势调整全球价值链。对疫情引发的全球价值链、产业链调整做好准备，推动“一带一路”产业链布局顺畅、完整。面对疫情冲击下美西方加速产业链布局调整的种种动向，中国也要对自身产业链安全进行重新评估。一方面，对西方一些国家试图对我开展的“卡脖子”行动要心中有数，集中资源推进自主创新，以掌握主动，摆脱被动；另一方面，要警惕我们可能遭遇的“断链”，在参与全球价值链时既要着眼全球，也要有能自主把控产业链、供应链的安全意识。

中美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联合公报》（简称《上海公报》）过去整整50年了。如今中美关系又来到一个决定前途和去向的十字路口。

在中美开启和解进程之前，两国有过22年的敌对和隔绝。然而，国际形势是在变化的，中美两国也处于变化之中。对美国来说，打开两国关系的需要是很明显的。首先，美国陷在越南战争之中多年，这场战争严重消耗了美国的资源，分裂了美国社会，损坏了美国的国际形象。其次，美苏竞争日趋激烈，美国面临着苏联在第三世界空前的扩张，中美和解将成为对苏联扩张的重大牵制。再次，新中国经受住了美国及其盟国20多年的封锁和禁运，不仅没有倒下，而且建立了工业化的初步基础，在国际舞台上的影响力也逐渐增大。

对中国来说，改变中美关系的必要性一样明显。首先，“文革”使中国在外交上陷于孤立，这种局面亟待改变，由于美国仍然是西方世界的头号强国，打破中美关系的僵局有助于中国恢复和拓展与外部世界的交往，更好地发挥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其次，苏联在中苏和中蒙边境陈兵百万，对中国构成了现实的安全威胁，改善中美关系有助于中国对付苏联的威胁。再次，由于美国深深地介入了台湾问题，中美和解有助于早日解决台湾问题。

中美双方互有需要，都认为搞扩张的苏联对各自的威胁超过了中美对彼此的威胁。1969年10月以后，双方经过小心翼翼的试探、“小步舞”、通过种种渠道发出信息，包括通过多个第三方的传话和乒乓外交，终于实现了1971年7月基辛格对中国的秘密访问，商定了尼克松总统对中国的“破冰之旅”。

中美关系解冻发生在冷战的高峰时期，而冷战的一个特点就是意识形态之间的对抗。在中美走向和解过程中，可否把国家利益与意识形态切割开来是一个大问题。双方决策者都清楚两国之间巨大的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上的鸿沟，双方都是从各自国家利益的需要出发与对方进行和解的，而不是为了改变对方的信仰、理念和生活方式。在意识形态方面，当时还有一个比较特殊的情况，那就是中苏之间的分歧远远大于中美之间的分歧。与美国意识形态的威胁相比，苏联意识形态的威胁要严重得多、危险得多。实际上，正是这种状况推动了中美和解。

国际关系的研究者都认为，决策者的决定和行为要受民意和舆论的制约，这没有错，但这只是事情的一方面。另一方面，如果决策者足够果断，足够大智大勇，并且认准了方向，拿定了注意，那么他也是可以反过来引导舆论、教育舆论的。尼克松访华前发表的多篇文章和讲话，实际上都是对美国舆论的一种引导。其结果是，美国社会普遍接受了与中国的和解，美国媒体的反应也基本是正面的。

中美关系的突出问题是美国在台湾的介入妨碍了中国实现国家统一，中美和解的关键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尼克松在1972年2月22日与周恩来的会谈中，再次确认了美方对台湾问题的五项原则：第一，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不再发表类似“台湾地位未定”的声明；第二，美国不曾也不会支持任何台湾“独立”运动；第三，美国在逐渐撤出台湾时，会竭尽所能运用影响力，阻止日本进入台湾；第四，美国支持任何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办法；第五，不支持台湾方面“反攻大陆”。其中第四点实际上是要求中国政府放弃对台湾使用武力，这是美方在中美大使级会谈中的一贯要求，中方从未接受过。

尼克松访华最重要的成果是达成了《上海公报》。美方关于台湾的立场是这样表述的：“美国认识到（acknowledges），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政府对这一立场不提出异议。”这一说法确认了三个基本事实：第一，只有一个中国，台湾属于中国，即中国对台湾享有主权，这就明确了台湾的主权问题，否定了“台湾地位未定论”；第二，海峡两岸在一个中国问题上是有共识的；第三，美国对上述两点没有异议。由于当时美国还与台湾保持着“邦交关系”，因此美方表述中的“中国”的涵义是不清楚的。美方还“确认从台湾撤出全部美国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的最终目标”，但没有提及1954年的美台条约，即是说留待以后解决。

《上海公报》中的遗留问题是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关于建立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1979年1月1日）》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联合公报（1982年8月17日）》解决的。《中美建交公报》载明：美方“承认(recognizes)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在此范围内，美国人民同台湾人民保持文化、商务和其他非官方关系”。这样，“中国”的涵义就清楚了。“中国”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美台之间只能保持“非官方关系”。这是美国在处理任何涉台问题上的一个总的原则，一个不可逾越的界线。《中美建交公报》还重复了《上海公报》的说法，美方“承认(acknowledges)中国的立场，即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一个中国的原则得到明确和确认。《八·一七公报》中美方再次承诺“无意侵犯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无意干涉中国的内政，也无意执行‘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的政策”，这是美国政府第一次在两国之间的公开文件中作出这样的承诺，是对一个中国原则力度更大的重申。公报的核心内容是第六条：美国政府声明，它不寻求执行一项长期向台湾出售武器的政策，售台的武器在性能和数量上将不超过中美建交后近几年的水平，并准备逐步减少，“经过一段时间导致最后的解决”。公报虽然仍然没有最后解决美国售台武器问题，美方的承诺仍然带有模糊性，但它对美国是个约束，也为中美关系全面发展提供了可能。

中美三个联合公报作为一个整体系统地阐述了一个中国原则，在具体谈判过程中，中方坚持了循序渐进的做法，坚持原则的坚定性与表述的灵活性结合，彼此有多处相互妥协。

《上海公报》的主旨是要提出一个中国的原则，解决台湾的主权问题。但如何提出、如何措辞是很有难度的，尤其是在当时美国尚未与中国建交，还与台湾保持着“邦交关系”的情况之下。最后，双方同意了现在这样一种说法，即中方阐明自己的立场，美方对海峡两岸中国人的立场“不提出异议”。

建交谈判是要把一个中国的原则具体落实下来，双方遇到的困难更多，主要的妥协有三项。第一，美方接受了中方提出的三项条件，包括废除1954年的美台条约，中方同意美方以“终止条约”的方式解决“废约”问题。第二，美方要求中方承担不使用武力解决台湾问题的义务，遭中方拒绝。美方退而求其次，提出要在发表建交公报的同时发表一项声明，希望台湾问题和平解决，要求中方不予以反驳。中方回应说，中方也要发表一项声明，解决台湾回归祖国、完成国家统一的方式，完全是中国的内政。第三，美方又提出， 1980年后美国仍要向台湾出售武器。这对中国是一个两难的抉择：如果同意美方条件，售台武器的问题可能长期得不到解决；如果拒绝，正常化的机会可能稍纵即逝。邓小平权衡利弊，最后果断决定，先建交，售台武器问题建交以后接着谈。

《八·一七公报》也是双方妥协的结果。双方的主要争议是：（1）中方要求将解决美国售台武器与《上海公报》《建交公报》中双方确认的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直接挂钩，美方反对；（2）美方要求将其解决售台武器问题的承诺与中方争取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政策直接挂钩，遭中方拒绝；（3）关于美方解决售台武器问题的承诺，中方力求尽可能明确，即美方要确定一个期限，“在规定的期限内，出售给台湾的武器将逐年减少，以致最终完全停止”，美方则力求含混。正因为美方在公报中的承诺中尚有模糊之处，中方阐明立场：第一，期待美方认真履行承诺，不要玩弄数字或借口生产上的原因而引起新的争执。“经过一段时间导致最后的解决”， 这个“一段时间”的涵义很清楚，即是有限的，不应推到遥远的将来；至于“最后的解决”， 只能是最终停止售台武器，而不应作任何别的解释；逐步减少当然不是一年减少一美元。第二，台湾回归祖国的问题完全是中国的内政，不允许曲解为美国停止售台武器以台湾问题和平解决为前提。第三，《与台湾关系法》是美国单方面制订、严重违反中美建交公报原则的，美国总统在执行该法时有很大的机动权限，美方应正视这个问题。

如今中美两国关系处于“破冰”以来的低点，这又是怎样造成的呢？

奥巴马在2011年《国情咨文》中表示由于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美国人普遍产生了可能失去“世界第一”的焦虑感。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2012年底的报告也预测，到2030年美国可能结束超级大国的地位，面临“同等大国中的首位”（first among equals）的地位。特朗普不仅发起了对华贸易战，而且对中国进行了全方位的打压，使中美关系跌入建交以来的低谷，也严重伤害了两国关系的民意基础。拜登政府虽然一再表示“不寻求与中国对抗”，却把中国定位为长期的激烈的战略竞争对手，把中美关系视为“竞争、合作、对抗”三者的混合物。美方说一套，做一套，实际是在强化同盟体系，指望盟国与美国一起围堵中国；对中国再次挥舞人权大棒，干涉中国的内政；继续把新冠溯源问题政治化；尤其在对台关系上打“擦边球”，继续冲撞一个中国的底线。中美关系到了需要再次重建的关键时刻。

双方应该以拓展共同利益为导向来处理两国关系。后冷战时代的国际形势的两个大趋势是全球化和多极化。中美两国间彼此相互依存是几十年全球化的结果，要单方面 “脱钩”是脱不了的。中国的发展、中华民族的复兴不是为了赶超美国，中国无意取代美国，既没有这个意愿，也没有这个实力。中国历代领导人都表示反对霸权主义，不搞霸权主义。中国不认同“国强必霸”的陈旧逻辑。希望美国决策者走出对中国的战略误解和误判，不再把中国当“假想敌”，如实看待中国的发展，与中国一起实现中美关系的新和解，这才是对两国、对地区和世界都有益的。

乌克兰危机演变成冲突至今陷入胶着状态，乌克兰政府、部队乃至民众展现出坚强抵抗的意志与韧性，持续通过网络将战况向世界传播，引起全球聚焦乌克兰问题的巨大风潮。对台湾地区而言，这次乌克兰危机引发的联想，也是台湾地区民众最关心的就是“今日乌克兰，明日台湾”这句话。乌克兰危机重新引发了有关中国大陆武统台湾地区的可能性、台湾地区军事上的准备程度，以及美国是否许诺保卫台湾地区的辩论。

 在现今台湾地区的新闻节目和政论节目中，一些专家表示，大陆可能会利用西方注意力被分散的机会，直接对台动武，或是加大对台湾地区的施压。有些人担心，如果西方对俄乌冲突的响应软弱，可能会让大陆更加没有顾虑。但也有些人认为大陆会立即对台动武，这种说法只会制造不必要的焦虑。

 不论看法如何，“今日乌克兰，明日台湾”已成为近日台湾地区民众热议的焦点，也考验着民进党当局的两岸政策。民进党当局面对俄乌冲突是否会对其两岸政策改弦易辙？还是继续坚持其抗中保台的策略？我们有必要持续观察乌克兰局势及其对民进党当局两岸政策的可能影响。

不少国际政治人物及学者都担忧继乌克兰之后，下一个战争之地就是台湾地区。例如，美国前总统特朗普2月22日接受脱口秀专访表示：他非常了解中国，认为中国大陆将会接续俄国展开行动。他解释，俄国与中国大陆一直在等在北京冬奥结束，如今时机来临，想必马上就会有动作。

 英国首相约翰逊参与慕尼黑安全会议时指出，如果乌克兰遭到入侵，所造成的冲击将在世界各地回响，东亚会听到那些回响，台湾地区也会听到那些回响，现在的风险就是，让大家以为侵略有武力才是正道。

 前白宫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奥布莱恩（Robert O’Brien）2月21日表示，中国正看着俄罗斯总统普京一举一动，并考虑是否在冬奥后对台动武。

 美国史丹佛大学教授弗朗西斯•福山在2月26日表示，乌克兰危机让许多人臆测中国大陆对台动武的可能性，已从不可想象变成可想象，台湾需要好好重新审思自我防卫策略；他担忧台湾地区自卫决心不如乌克兰人，“若台湾不为自己而战，不能期待美国会来救台湾”，乌克兰跟台湾地区很重要的区别，就是乌克兰人更愿意为自己挺身而战。

 舒曼（Michael Schuman）在《大西洋月刊》撰文分析：台湾处在这薄冰的前端。就像普京不能容忍乌克兰有主权，中国也绝不接受台湾地区分离。控制台湾地区或统一，是中国外交政策的主要目标。

 美国民主理论大师戴雅门（Larry Diamond）2021年底在接受《天下》专访时表示，“台湾必须非常、非常、非常、非常小心”，一连用了4个“非常”，提醒台湾要正视中国大陆对台动武的威胁。

 当然，也有学者认为中国大陆不会立即对台动武。印度尼赫鲁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东亚研究中心主任谢钢（Srikanth Kondapalli）认为：中国对台湾发动战争的代价巨大，因为台湾也有反击能力。谢钢说：“我的预测是，中国将升高对台辞令以分化台湾内部舆论，但不会采取实际军事行动，因为此举成本很高，对中国来说是一个冒险行动。”

 尼赫鲁大学中国与东南亚研究中心教授狄伯杰（B•R•Deepak）分析，中国的当务之急是下半年在北京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 20 次全国代表大会。加上对台动武的代价，特别在中国经济成长下滑之际，都是必须考虑的因素。对中国来说，时机尚未成熟。

美国政治学者布兰默（Ian Bremmer）认为乌克兰的情况与台湾不能对比，中国不会因为美不积极保乌而对台动武。首先台湾地区和整个印太地区对美国是“核心国家利益”；其次，美有对台承诺；第三，美不保台风险高；第四，大陆对台动武代价高；最后，现在非对台动武最佳时机点。

 在台湾地区政府方面，蔡英文表示，台湾与乌克兰局势，在地缘战略、地理环境及国际供应链重要性有本质上的不同，但面对境外势力意图操作乌克兰情势，影响台湾社会民心士气，政府各单位加强防范境外势力及在地协力者所发动的认知作战，并强化错假信息澄清，以稳定台湾社会内部情势，呼吁台湾民众要有信心。

 苏贞昌表示，台湾不同乌克兰，这里地缘政治、位置重要，在地理环境上也有200公里的海峡区隔，加上台湾人民团结意识、警觉高，都有掌握各种情况，不容有境外势力或有附和者，用不实的假信息，要来比附援引，做不当的事情来扰乱民心士气，他也责成相关部会对于相关不实错假信息，实时澄清予以反制。

  “陆委会”副主委邱垂正也响应说，大陆在散播错假信息，从历史事实、国际法、两岸现况来看，“中华民国”是主权国家，台湾从来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一部份，台湾的未来，也从来不是大陆可以干涉。

 而台湾地区的军方高层更表示，台湾与乌克兰存在三大不同，一是台湾是东亚第一岛链要冲，对美重要性非乌克兰可比拟；二是台海有天然屏障，美国对台海安全承诺明确且坚定；三是台湾处于国际供应链关键地位。

 简单来说，民进党当局将“今日乌克兰，明日台湾”视为是认知战、台乌在本质上不同以及美国会保护台湾地区。这也反映了民进党当局色厉内荏，明知美国靠不住，却不敢面对现实的慌张心态。

 至于一些绿营学者，则是顺势与民进党当局唱和，认为乌克兰与台湾不同。台湾师范大学政治学研究所教授范世平也认为，台湾和乌克兰处境差别很大。对美国而言，乌克兰没有类似的《台湾关系法》；而台湾若被大陆统一，美国第一岛链就会失守。此外，光是乌克兰危机就使全球股市狂跌，而台湾的半导体产业若受战火波及，可想见将对全球经济造成巨大影响。

 军事专家苏紫云表示，台海的场景有所不同，首先是地缘政治上，乌克兰与俄罗斯两国领土紧邻，通过陆战可轻易发动；而台湾与中国则横跨台湾海峡。从经济角度来看，苏紫云表示，乌克兰主要是农业、传统工业，而台湾半导体产业则是掌握了全球供应链关键地位，和乌克兰大不相同。而且日本运输石油、天然气都要经过台湾附近海域，从战略位置来看，台湾地区与周边国家有共同生命线。

 此外，也有一群绿营人士对执政党提出诤言。台湾民意基金会董事长游盈隆表示，“今日乌克兰，明日台湾”这说法已经如野火燎原，显非蔡当局及相关大员所能防堵。蔡当局刻意将这项话题窄化成错假信息，心态上是威权的，作法上是愚蠢的，这样的忧虑是油然而生，不必任何人蓄意去灌输。更重要的是，如果台湾地区真的面临被大陆收复，台湾地区要如何避免成为一个“受苦受难”的地区？蔡英文及其当局有责任、有义务告诉台湾民众为何那样悲惨的事情不会发生，而不是以“错假消息”轻轻带过。

 苏焕智认为，蔡英文认知作战之说是一个愚蠢、无知、阿Q的心态，完全背离国际战略观点。而且提出“今日乌克兰、明日台湾”概念者，都是国际重要的政治领袖及军事战略家。蔡英文刻意说不是，不只是阿Q的想法，根本就是苟安的心态。苏焕智说，虽然台湾地区与乌克兰有些基本差异，但同样面对两个超级大国，也同样居于重要战略地位，武力统一方面的压力是完全相同。

 至于蓝营人士，则是认为俄乌关系与台海形势相似，必须慎防大陆对台动武。

 国民党主席朱立伦强调“台湾，绝不能成为下一个乌克兰”，首要教训就是平时绝不能低估战争威胁。乌克兰当地民调显示，近8成民众不认为俄军会真的攻击。但短短几天内局势的急转直下，撕破许多人乐观评估。同样重要的是“国家安全绝不能假手他人”。朱立伦表示，台湾对乌克兰最能感同身受的，是彼此都身处在地缘势力对峙的枢纽。台湾最需要的都是对国际局势的敏锐洞察，以及与各方保持交流对话、沉着平衡，避免任何躁进行动激化冲突的智慧。

 资深媒体人陈国祥认为：乌克兰近年反俄情绪高涨，政坛不明唯智者以小事大之道，反而挑动仇俄意识，推动加入北约入宪，无法制止乌东冲突，而把一切希望寄托在北约的防护网之上。如今美梦落空，且激怒俄罗斯，面临灭顶之灾毫无还手之力，无人援救，处于被单边碾压状态。这才是乌克兰问题的关键要害。蔡英文回避外国援救可靠不可靠的生死交关问题，而在枝节问题上做文章顾左右而言他，那是画错重点，浪费了乌克兰危机对台湾启示的重大议题。陈国祥表示：俄、乌、欧美的博弈场景，与中、台、美的三角战略关系，本质上没有差异，而不是蔡英文讲的本质不同。台湾长期必须仰赖“理念相同国家”驰援，也是蔡英文亲口说的，这跟乌克兰仰赖北约援助没有本质上的不同。至于乌克兰致力于推动“抗俄保乌”、“去俄罗斯化”等作为，跟民进党政府“抗中保台”、“去中国化”，本质上也是一致的。这样相互比较，提出从中得到的启示，绝不是蔡英文所谓“在地协力者”传播“假消息”、“制造恐慌”的资敌行为。

 资深媒体人李艳秋引用美国总统拜登日前接受媒体采访时的一段话表示，美国担心会引爆世界大战，所以没派出至乌克兰，台湾看到这个发展，难道不会怀疑跟担忧？但李艳秋讽刺道，现在只要讲“今日乌克兰，明日台湾”，或者“美国不会为台湾出兵”之类的言论，恐怕立刻被扣上认知作战，好吓人。

 资深媒体人唐湘龙认为，在整个地缘政治的条件上，台湾和乌克兰几乎一模一样。唐湘龙说，因此应该去看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攻击时的檄文，最近普京陈述语句的逻辑，其实和两岸的逻辑一模一样，而看到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发出想要加入北约哀求，和台湾寻求盟国承认不会被回答一样，这是现实的问题。唐湘龙指出，很多乌克兰人也相信，当发生冲突时美国、北约一定会来保护乌克兰，还认为不讲是因为“战略模糊”，台湾到现在为止也还是很多人相信两岸如果发生冲突会拖很久、会打巷战，但乌克兰现在有打巷战的机会和条件吗？台湾现实的情况也终究要考虑。

联合报社论认为；台乌同样面对两大超级大国，而且中国大陆的综合国力更甚于俄罗斯，这都是民进党当局反中抗中路线下，造成今天两岸关系恶化濒临战争，却又无力强化自主防御，只能寄希望美国不确定保护的事实，也是今天世界与台湾人民真正关心的重点。

其次，民进党当局强调台湾不是乌克兰，究竟是指台湾人的抵抗决心、意志不如乌克兰？还是抵抗能力不如乌克兰？或者干脆直接说大陆根本不会打、也不敢打台湾？这都没有说清楚，而且常常前后矛盾，一下子说大陆要对台动武、一下子又说大陆不会打，实属精神错乱。如果仅仅是喊着反中抗中，无视年轻人不愿服兵役、上战场，又提不出有效的方案来强化国防，把一切风险都寄托在美国的保护上，此次美国缓不济急、精打细算的“制裁”俄罗斯就是明证，如此阿Q苟安，又怎能责怪民众的合理质疑呢？

 由上述国内外人士及学者不同观点的陈述来看，“今日乌克兰，明日台湾”的解读已沦为绿营与蓝营各说各话的场景。不论是福山担忧台湾自卫决心不如乌克兰人，或者是绿营内部质疑募兵制及台湾的抵抗计划是什么，更不要说蓝营主张的智者以小事大或反对民进党处处挑衅的主张，在目前看来只要能够各取所需、各自解读，民进党当局抗中保台、抱美国大腿的策略还是会继续下去，并利用网络持续对台湾人民进行洗脑。虽然有乌克兰危机前车之鉴，但抗中保台能够骗取民众选票，就算是饮鸩止渴，民进党当局也会盲目地追求下去。

 实质上，台湾问题与乌克兰问题有着本质区别，两者没有任何可比性。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台湾问题完全是中国的内政，“挟洋谋独”没有出路。两岸关系发展主导权始终牢牢掌握在大陆手中，台湾终将会回到祖国的怀抱。

 俄乌冲突已有数日，有观点认为俄乌局势预示着全球化的退潮，可能会带来更大的风险。对于这个问题的判断，得先看看俄罗斯。西方的制裁已经影响到了俄罗斯股市，全球最大的两家指数公司明晟（MSCI）和富时罗素（FTSE）宣布了对俄罗斯证券的最新决定，俄罗斯股票地位不保。

 尽管如此，这在短期内仍不太可能产生巨大影响。随着时间的推移，美国对俄罗斯的制裁加剧，投资者也会随之变得更加不确定，这会削弱俄罗斯与他国的贸易和经济联系。俄罗斯在经济上的孤立，不利于全球化的扩展，尤其体现在俄罗斯与欧洲的经济关系层面，预计欧洲将减少对俄罗斯的化石燃料依赖。因此，俄乌冲突对全球化有一定的迟滞效应，但需要一段时间显现出来。

 可以预见，俄乌危机对世界其他地区的长期经济影响，远没有对俄罗斯的影响那么严重。俄乌冲突的直接反应就是能源价格的迅速上扬。石油价格升至每桶100美元以上，欧洲天然气价格极具波动，飙升近70%。油价上涨自然累及石油进口国，不过美国的经济对冲程度很高，影响甚微。由于美国的石油产量与石油消耗量大致持平，昂贵的石油对其GDP增长来说仅是隔靴搔痒。不过，俄乌冲突也会引起欧洲、美国和其他一些国家的极度紧张，这些国家将增加国防开支，影响经济正常运行。由于国防资源的独特性，国防预算增量不能用于消费、教育、医疗保健或基础设施投资，虽不会阻碍国家GDP增长，但会降低人们的福祉。美国消费者将会为油价上涨自掏腰包，同时国内通胀会加剧。这对于美国、欧洲和其他发达经济体而言，无疑火上浇油，因为通胀已经处于一代人以来的最高水平。

 面对西方不断加大的制裁力度，俄方会寻求与中国建立更加紧密的经济联系。仅2021年，俄中贸易增长了30%，双方贸易额分别达到1150亿美元和1600亿美元。不难判断，俄罗斯与中国的贸易量有望持续增加。俄罗斯与中国开展进一步的能源合作成为重头戏。俄方是世界第二大天然气生产国和第三大石油生产国，可以生产全球17%的天然气、12%的石油以及10%-15%的动力煤和冶金煤。作为能源生产大国，俄方也会将目光持续投向中国市场，扩大与中国的能源贸易关系。而中国可以从俄罗斯手里购买更多的石油和天然气，以减少对海上能源的依赖，维护海上能源安全。

 西方国家十分关注俄乌冲突中欧洲国家对莫斯科的反应。一个基本事实是，德国仍十分依赖俄罗斯天然气，从俄罗斯进口的天然气占其天然气燃烧量的55%，意大利则为40%。与德国、意大利相比，一些欧洲国家对能源的依赖甚至达到了令人瞠目结舌的地步。对于奥地利、匈牙利、斯洛文尼亚和斯洛伐克四国来说，这一数字约为60%，而波兰则为80%。保加利亚的天然气居然全部依赖俄罗斯进口。于是就出现了德国在俄乌危机中正在考虑批准一条直通俄罗斯的新天然气管道的一幕。

 西方关注欧洲国家的背后反映出欧洲与俄罗斯极具戏剧性的经济关系。表面上看，俄罗斯经济十分依赖欧洲。俄罗斯50%以上的出口依赖欧洲市场，而欧盟对俄出口仅占5%。欧盟经济规模是俄罗斯的十倍。据统计，没有一个欧盟国家向俄罗斯出口超过20%。法国、德国、意大利等欧洲大型经济体的对俄出口只占其出口总额的1%-2%。面对俄罗斯强力的能源大棒，欧洲显得英雄气短。西方国家对俄罗斯的经济制裁很有可能因为与俄罗斯有强烈能源依赖关系的欧洲国家不得已式的“后退”，而抵消其制裁效力。扣留俄罗斯天然气就相当于俄罗斯对欧洲民众的攻击，而西方将无法实现对俄罗斯的有效制裁。如果对俄罗斯能源实行禁运，这对欧洲无数家庭而言，将无异于一场人道主义灾难。欧洲的脆弱，在于欧洲对俄罗斯天然气的依赖缺少实质性行动。

 目前来看，美国考虑到俄乌冲突带来的启发，会更愿意推动在国内建立制造业审查制度，以渐进的改革代替激进的休克式疗法，以从根本上解决美国在贸易伙伴国无法或不愿意提供基本商品的情况下束手无策的问题。此举是否会带来贸易保护主义，从而给全球化蒙上一层阴影？我们拭目以待。

2022年3月10日，韩国国民力量党候选人尹锡悦以0.73%的“史上最弱”优势最终赢得韩国第20届总统大选。尹锡悦是韩国第一位检察总长出身的总统，也是自1987年韩国修宪以来第一位没有国会议员经验的总统。尹锡悦的当选不仅打破了此前韩国每十年政权交替的“周期”，实现了时隔五年的政权交替，更是韩国政权重回保守党阵营的开始。韩国本次总统选举投票率达到77.1%，可见韩国民众对本次选举的重视程度以及对新政府的期望值之高。新任总统尹锡悦被媒体称为“韩国特朗普”，尽管国内疫情形势极度严峻，如何重振国内经济才是当务之急，但尹锡悦在选举期间却大打外交牌，提出“亲美”“重新定位中韩关系”“对朝强硬”“修复韩日关系”等相关对外政策要点。

尹锡悦新政府将以韩美同盟为基础，构建外交和安全政策的基本框架。尹锡悦在竞选期间多次强调，只有恢复韩美同盟的信任，才能真正有力应对北朝鲜核导弹威胁。尹锡悦在获选当日就提出韩美同盟的再构建并强化两国的“全方位战略同盟”关系。此外，美国总统拜登在与尹锡悦当选首日的通话中表示希望尽快会面。韩美两国的首脑会谈可能成为加强韩美同盟的重要分水岭。在韩美同盟的主基调下，韩国的对北政策以及东北亚局势都会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尹锡悦主导的“亲美”新政府可能给本就大国利益盘根错节、局势错综复杂的朝鲜半岛以及整个东北亚地区安全形势再增添变数。韩美同盟的加强是否会进一步引发朝鲜的不安全感，进而导致更为激烈的地区动荡？美国拜登政府对韩国新政府的支持力度和具体举措是否能够达到尹锡悦的期望？这些都值得重点关注。

近期中韩关系受到在北京冬奥会期间“韩服事件”和“不公平裁判”等问题的冲击，韩国国内反华情绪显著升级。韩国《中央日报》与首尔大学亚洲研究所于去年11月至12月以韩国青年人为对象进行了“对华”好感度舆论调查。结果却显示，韩国20岁30岁一代青年人对中国的非好感度为63.5%，比整体测评高出9.7%。尹锡悦竞选团队在选举时不断以“反华”为口号，拉进与青年投票人之间的距离进而赢得选票。有鉴于此，韩国国内的“反华”情绪在尹锡悦任期期间恐难轻易改变。特别是尹锡悦竞选时在个人脸书上还提出“萨德追加部署”的主张。不仅如此，尹锡悦还曾在仁川市江华郡最北端江华和平展望台考察时表示：“将构筑包括萨德在内的中层导弹防御网”。众所周知，“萨德体系”是美国为牵制中国而在韩国部署的导弹防御体系的核心，更是引发东北亚地区安全隐患的重要威胁。尹锡悦的这些言论不仅与中国一贯主张的朝鲜半岛无核化背道而驰，也完全推翻了现任总统文在寅政府的“三不”原则，即不考虑追加部署“萨德”，不加入美国反导体系和不发展韩美日军事同盟。这样的对华政策转变至少在短期内可能引发中韩两国关系的“倒退”。不过，尹锡悦在竞选时也提到“（韩中）两国不仅要就北韩问题，还要就气候变化、公共卫生、文化交流等议题进行协商，定期举行高级战略对话”。此外，尹锡悦在当选首日公开发表的外交安保构想中提出希望构建互相尊重为基础的中韩关系。因此，尹锡悦在竞选时期以“反华”赢得选票的策略在其执政后如何调整、新政府如何制定既符合韩国实际利益又迎合民众心理的实用对华战略至为关键。

尹锡悦政府5月正式执政后将不得不接受朝核问题这一老大难题的考验。尹锡悦在竞选期间多次表明了将强硬应对北朝鲜挑衅的立场。他认为，北朝鲜的侵略挑衅行为是毋庸置疑的。韩国若有能力对其指挥部进行致命打击时就应该进行“先发制人的打击”。韩国也有媒体预测，从大选结束到新政府就职，朝鲜进行核武器试射活动，包括洲际弹道导弹（ICBM）等高强度核武器的发射频率会增加。因此，从新政权初期开始就要谋划并制定出台朝核问题应对策略。尹锡悦也表示，如果北朝鲜选取无核化路线，韩国也将通过对北经济支援等作为补偿，为南北关系向和平友好方向发展铺平道路。此外，尹锡悦在当选首日就提出了南北关系构想，其主要内容包括如下：第一，力争实现北朝鲜的彻底无核化；第二，构建正常的南北关系，实现南北共同繁荣。不过，尹锡悦在其选举承诺中没有具体提及金刚山观光和开城工业园区等南北合作项目以及引导北朝鲜非核化的各种协商框架。

当前韩日关系可谓1965年两国邦交正常化以来最糟糕的状态。尹锡悦在竞选时表示有必要改善韩日关系，但没有提出明确的解决方法。在强化韩美同盟和强硬对华的纲领下，修复韩日关系虽是势所必然，但必定困难重重。特别是除此之外，韩日之间的固有历史问题、慰安妇问题、韩日独岛（日称“竹岛”）争端以及美国因素等将继续成为制约两国关系的诱因，甚至会再次对两国关系产生不良影响。而最近日本政府将“佐渡金山”申报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化遗产，这一强征朝鲜半岛劳工的“犯罪现场”申遗举动尤其遭到韩方政府的强烈反对和抗议，加大了修复双边关系的难度。

      尽管尹锡悦以强化韩美同盟为纲，宣称要强硬对华对朝，并力争修复韩日关系，但要实现这些宏大“抱负”不仅需要新总统的超群智慧，更有赖于国内国际形势的发展演变。

新中国建立前，土司和地主作为政治权威主导了我国西南边疆区域的社会发展，使得这一区域的社会经济发展缓慢，治安问题凸显，边界冲突不断。新中国成立后，通过肃清匪患、团结少数民族上层以及土地改革等方式，稳定了西南边疆民族地区的安全形势，促进了社会经济发展。云南红河州江外地区成为这方面的典型案例。

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位于云南省南部，其南部的绿春、金平、河口三县与越南接壤，国境线长达848公里。奔流的红河穿过红河州境，划分出境内两大主要地理区域——江北和江外。江北地理气候条件较为优越，人口较多。江外则气候炎热，山地众多，在历史上以“瘴疠之地”见称，人口较少，大部分居民是哈尼族、彝族、傣族、苗族等少数民族，汉族较少。

历史上，我国西南边疆民族地区少数民族众多，社会发展相对缓慢，主要表现为：1.治安较差，社会秩序不稳定，土司内斗及匪患频发，破坏了正常的生产活动；2.土司与流官的剥削统治，挫伤了广大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其政治诉求也无法得到满足，严重影响了当地的社会经济发展；3.列强侵扰，边患不断。 

1949年12月，卢汉起义，云南得以和平解放，江外地区也陆续在1950年1月之前得到解放。新中国接管江外地区之后，通过剿匪、团结少数民族上层等措施稳定了江外地区的社会秩序。

1.剿匪平叛、安定边境。解放初期，逃窜到边境地区的反动势力煽动土匪、蛊惑民众，杀害征粮队员，发动武装暴动，企图颠覆新生的人民政权。1950年5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三军召开剿匪会议，对剿匪行动进行部署，确定了“军事进剿、政治瓦解、发动群众”的剿匪政策。经过多次大的合围，匪患逐渐平息。1951年4月，中越在边境联合剿匪，剿灭中越混合土匪560人。1952年7月1日，蒙自边防军分区在全区576个乡镇组建乡联防队、民兵联防组，有力地配合了部队剿匪斗争。通过武装剿匪和组织民兵联防，江外地区的社会秩序得以安定，边防也得以巩固，边境地区的社会安全得到保障。

2.加强边界事务管理。民国及其以前，云南边界事务管理较为混乱。新中国建立后，开始开展常态化、系统化地管理边界事务。1955年3月21日，云南省政府颁发《云南省中越边境居民出入国境管理暂行办法》，规范边民出入境事务。在中越两国边界各开设了9个小额贸易口岸，并设有边防检查站和小额贸易联合办事处等管理机构，规范边民之间的小额贸易往来。同时，为了加强边防，云南军区成立边防局，将边防分区由3个增加到6个，边防部队增加到16个团、3个独立营以及13个检查站，将这些部队都推进到边防一线，由此改变了云南省长期“有边无防”的情况。

3.团结、改造少数民族上层。边疆民族地区，社会情况复杂，民族隔阂较深。土司在民族群众中具备一定的号召力，而且土司头人的文化程度相对较高，若能吸收土司头人参加工作，有利于民族地区工作的开展。1951年，中央民族访问团到访红河边疆民族地区。蒙自地委先后组织民族访问团到边境各县访问，宣传云南省军区颁发的《十项公告》，反复讲解外逃人员只要回归一律既往不咎的政策，争取少数民族上层人士，这一政策使得统战工作取得重大成果。同时，云南省还分期分批组织了少数民族上层人士外出参观或到民族学院学习，提高他们对新生人民政权的认同。

稳固政权之后，新中国政府通过土地改革和互助合作等措施，废除了落后的土地制度，推动了江外地区经济的发展。同时，开始大规模发展、培养少数民族党员、干部，提高少数民族群众的政治、阶级意识，拓宽群众的政治参与渠道。

1.土地改革。1956 年初，红河哈尼族自治区召开第一届各族各界人民代表会第四次会议，商讨土地改革事宜。会议通过了《红河哈尼族自治区采取和平协商土地改革条例》，《条例》共计24条，对改革的方针、政策和方法步骤等都作了明确规定。经过土地改革，金平、元阳、红河、六村办事处、河口县征收征购土地农产等若干，并将其分配给缺地少地的农民，从根本上改变了土地占有情况。和平协商土地改革完成后，传统的剥削制度彻底被废除，各族贫苦农民获得了土地和其他一部分生产资料，其生产积极性得以提高。

2.互助合作。土地改革不仅废除了封建土地所有制，而且为互助合作运动的开展准备了良好条件。土改后期，各种不同类型的互助组开始建立起来。1956 年底，在完成了土地改革之后，江外地区试办互助组3500个，1957年发展到4100个。在互助组中，农业生产普遍获得增产。互助合作是新中国对江外地区的民众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引导人民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重要举措。江外地区，农民的经济基础较为薄弱，个体小农经济较为脆弱，不利于生产活动的进行。互助合作的推行，解决了土改后广大民众发展生产的难题，有力地推动了江外地区的社会经济的发展。

3.提高少数民族群众的政治自主性。历史上，中央王朝对红河江外地区的管理方式是“羁縻”，即由土司等头人治理当地民族，土司在其辖境内世袭统治，在名义上臣服于中央王朝即可。直到民国时期，江外地区土司的统治仍然根深蒂固。新中国建立后，在江外地区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于1953年成立了红河哈尼族自治区，实行民主集中制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乡镇一级的人大代表由选民直接选举产生。与“羁縻而治”不同，在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下，广大的基层民众获得了参与政治的渠道，真正做到自己管理自己。同时，中共注重培养少数民族党员和干部，少数民族干部的培养和使用，是民族平等的体现，也是少数民族参与国家事务和自己管理自己的体现，同时反映出少数民族的政治自主性也在不断的提高。

通过红河江外地区这一案例，我们可以发现，新中国对西南边疆民族地区的政策，呈现出不同于以往政权的三大特点：

1.直接深入地方基层，不扶植代理人。中共在注重统战工作、团结少数民族族上层人士的同时，还大力培养少数民族干部，并通过和平协商土地改革废除了土司制度，在民族聚居区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民族杂居区则建立民主联合政府；以区、乡为单位，建设基层行政组织，在乡、镇一级推行直接选举，按照各族人口比例分配选举名额，将内地的行政体系推行到边疆民族地区，使国家权力直接深入到基层。 

2.充分尊重少数民族中上层人士及群众的意愿，坚持民族团结，帮助各族人民发展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各项事业。团结少数民族上层是新中国在江外地区进行统战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共选择与少数民族上层人士协商合作，和平改造土司、头人等上层分子，使其成为在边疆民族地区建设社会主义的人才。同时，面对边疆民族群众对土地改革的迫切需求，中共通过和平协商的方式在江外地区实施了土地改革。

3.采取因地制宜、稳步推进的治理理念。解放后，蒙自地委根据云南省委的有关决定以及红河地区的社会发展情况，将红河州的土地改革分成三种不同类型来进行。

在边境安全上，红河江外也是西南边疆民族地区的一个缩影，边境安全影响边疆民族地区发展的同时，反过来也受到边疆民族地区发展的影响。新中国建立前，西南边疆地区社会较为动荡，边民为了生存，经常进行互迁、过耕、小规模互市等活动，双方边民间的纷争冲突时有发生。新中国建立后，在西南边疆地区建立了许多国营农场，因地制宜，种植橡胶等适合当地气候环境的经济作物，吸引了大批少数民族群众进入农场工作。以此为代表的一系列举措，为西南边疆民族地区的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同时也改善了边民戍边的物质条件。此外，西南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人民政治自主性的提高以及经济生产的发展，使得边疆地区的少数民族的国家认同感大大加深，提高了其戍边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1950年5—8月，在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广东万山群岛期间，发生英国军舰闯入万山群岛附近中国领海的海上越境事件。正值中英建交谈判陷入僵局、朝鲜战争爆发和美英对华实施贸易禁运等复杂环境，英国一度主张无害通过权和武装护航，甚至试图将该事件提交联合国安理会。然而，英国既受制于东亚局势骤然紧张和国际法理不足等因素，又不得不面对新中国成立的事实，其继续凭借炮舰外交维护在华既得特权的企图遭到新中国坚决抵制，只得重新审视中英关系。新中国既坚决反对列强侵犯中国主权，又保持克制和冷静的态度，有助于该事件的解决。围绕该事件的中英博弈亦对推动当前中英关系正常发展有着重要借鉴意义。

1950年5月初，国民党残余海军在广东省万山群岛集中，企图封锁珠江入海口，控制进出香港、澳门的主要航道。5—8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发起解放万山群岛战役。因与国民党作战和维护领海主权需要，广东省临时关闭万山群岛附近中国海域，外国船只未经许可，不得在这些海域航行。8月14日，广东省政府主席兼广东军区司令员叶剑英重申，所有外国船只（包括军舰）和飞机，除非提前获得中国政府许可，方能进入中国领海和领空。然而，英国无视中方声明，英国船只和飞机继续沿万山群岛附近中国海域和领空进出香港，发生包括英国军舰和空军在内的多次闯入中国领海、领空的越境事件，“和睦号”事件就是其中之一。

中国坚决反对英方越境行径。首先，包括英国军舰和空军在内的英国船只和飞机进出香港时经过中国领海和领空的事实毋庸置疑。其次，中国抗议主要集中在英方军事力量越境，并未涉及英国商船和民航，表明中国政府不反对正常航运贸易和民航运输需要经过中国领海和领空的惯例，反映了中国维护香港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的政策初衷。最后，越境事件集中发生在中国人民解放军与国民党残余军队作战期间。出于安全考虑，中方已经公开声明，要求所有外国船只、飞机必须得到中方许可后，才能进入中国领海和领空，但英方并没有遵守。 

英国外交部认为：“根据惯例，英国船只（包括军舰）进出香港经过中国领海时享有无害通过权。虽然出于国家安全、海关等因素需要，一国政府可以限制或拒绝外国飞机或船只进入其领空、领海，但必须以合理方式使用该权利，如向飞机和船只所属国发出通知；只有在紧急情况下，才可对未能遵守限制或禁令的船只发出警告。英国不承认中国政府关闭领海的权利，英国船只沿正常航线经过中国海域时不受干扰；反之，英方将予以武还击。”但是，国际相关海洋法尚未对无害通过权做出明确界定，只是国际法院对英国与阿尔巴尼亚在1946年发生的科孚海峡案中就无害 通过权做出裁定，造成很大影响。科孚海峡案发生后，英国和阿尔巴尼亚都将此事诉诸于国际法院。国际法院根据英国军舰三次通过科孚海峡的情形以及不同结果进行区别性的裁定，前两次英国军舰通过科孚海峡享有无害通过权，第三次则不享有无害通过权。  

英国海军部参照科孚海峡案，提出：首先，无害通过权是英国船只的航行原则和国际惯例；其次，军舰通过海峡的无害通过权，已经在科孚海峡案中做出明确裁定；最后，包括军舰在内所有船只享有无害通过另一个国家领海的权利。英国远东舰队也主张，为确保英国船只经过中国领海享有无害通过权，有必要采取除空中行动以外的军事行动，但尽可能不使用武力以实现该目标，以降低由此可能引发的重大危机。胡阶森则表示，英国应坚持无害通过权，但对通过武力或武力威胁来维护无害通过权的正当性表示怀疑。胡阶森提醒英国外交部：“在英国试图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期间，英国航运已经遭到国民党海军和空军的封锁，此时不能再采取针对中国的敌对行动。”

中国对该事件的严正表态，朝鲜战争爆发后东亚局势日趋紧张，英国国内就军舰海上越境事件中所涉中国领海是否属于“海峡”的问题未达成一致，诸多因素使英国在军舰海上越境事件的态度发生变化，由原先坚持无害通过和武力还击，转变为建议英国船只暂时避开中国领海。首先，英国担心日益紧张朝鲜局势影响其对华政策既定目标。其次，包括军舰在内的英国船只经过万山群岛附近中国领海的事实毋庸置疑。最后，英国政府内部关于英国船只经过的海域是“海峡”还是中国领海，没有形成一致意见，而且英国政府内部一部分人认为这些海域就是中国领海，这也是英国在该事件上态度发生变化的重要原因。

为寻找英国船只无害通过中国领海的法律依据，英国外交部官员贝克特就军舰海上越境事件咨询英国皇家司法院总检察长肖克罗斯。肖克罗斯认为：“就海峡而言，尽管受到沿岸国家限制，但军舰和商船的无害通过权已得到解决；就领海而言，无害通过也适用商船和军舰。但是，无害通过海峡的权利比无害通过领海的权利更有说服力。沿岸国家可以安全原因，禁止外国船只进入其领海。”“虽然不等同于关闭相关领海海域，但任何外国军舰和商船都不能要求绝对通行权。如果英国船只被拒绝通过中国领海，正确办法应是提交联合国安理会。”作为皇家司法院总检察长，肖克罗斯的态度产生很大影响。10月下旬，英国外交部、海军部、殖民地部等再次召开会议，讨论英国船只经过的中国领海是否属于“海峡”的问题。最后，英国外交部也不得不承认，不能视这些水道为“海峡”。为了避免海上越境事件再次发生，英国外交部向葛量洪建议，进出香港船只暂时不要使用担杆水道；希望胡阶森向中国政府表明，按照国际惯例，英国船只通过中国领海享有无害通过权；英国对已发生的军舰海上越境事件，保留适时提出抗议的权利。英国在军舰海上越境事件的态度变化，表明其自知国际法理不足和受自身实力所限，以及受朝鲜战争、美国对华实施经济制裁等外部因素影响，无法展现英国昔日对华强硬政策。

1950年英国军舰海上越境事件是继“紫石英号”事件之后、新中国成立之初，中英之间又一次博弈。对于英国而言，反映了其对华政策的矛盾性。在中国问题上，英国寻求在美国遏制中国和维护在华既有利益间的平衡。然而，英国不得不正视旧中国“弱国无外交”时代一去不复返的事实，不得不重新审视中英关系及中国维护国家主权的坚定立场对西方列强试图继续以炮舰外交维护在华特权的挑战。因此，纵观英国在1950年军舰海上越境事件中的政策变化，既是自身实力衰落的无奈选择，又是其全球战略调整和对华政策的一部分。     

对新中国而言，中国始终坚持领海主权不容侵犯，同时又采取克制和冷静的处理方式，有助于事件的解决。早在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就主张，“坚持在互相尊重主权、领土完整和平等互利的基础上，经过谈判，与世界各国建立新的外交关系”。虽然经历英国在中英建交谈判、“两航”等问题令中国不满的政策，但是出于维护香港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新中国采取区别对待策略，主要抗议英国军事力量越境，并不反对英国商船和民航飞机正常通过中国领海、领空。

英国军舰海上越境事件也为新中国提供了维护领海主权的宝贵经验。中央政府不仅建立海关总署统筹海关各项事务，颁布相关管理条例对进出中国港口的国际船舶进行有效管理。中央政府还颁布一系列涉及领海权益的法律规章制度，初步构建了中国维护海洋权益的法律体系，标志着我国在维护海洋权益和发展海洋事业进入新时期。时至今日，面对英国不断在南海军事动作频频，其对华“炮舰外交”倾向再次显露。中国在英国军舰海上越境事件中的坚决及克制态度和维护国家海洋权益的宝贵经验，为正确处理当前中英关系中的南海争端和推动中英关系正常发展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随着北极地缘竞争态势的凸显，美俄在北极地区掀起了新一轮的“军事化”进程，两国在北极地区的军事安全博弈日益加剧。美俄北极军事安全博弈加剧使得北极成为影响两国关系的重要因素；北欧国家纷纷采取措施以维护自身安全；北极地区发生冲突的风险较以往也有所增加。拜登政府上台后，美俄北极军事安全博弈仍继续推进，北极安全格局日益向美俄两极发展，但短期内美俄北极安全博弈不会打破北极当前的和平态势。

对于俄罗斯而言，北极地区是其振兴经济的希望所在，也是其战略空间的底线。美国方面则看到了北极地区未来巨大的发展潜力，将其视为推行“航行自由”和遏制俄罗斯的战略重点。利益诉求的冲突与两国在认知上对立的加剧，使得美俄在北极地区日益陷入安全对抗。为争取在北极军事上的主动权，两国在北极军事安全领域展开了激烈的博弈。

1、加强军事战略顶层设计。国家层面上，特朗普政府上台以来美国加强了对北极军事战略的顶层设计，通过出台一系列北极战略文件将俄罗斯定位为在北极地区的“竞争对手”，强调俄罗斯对美国的安全威胁。美国军队近年来也对北极地区日益重视，各军种纷纷以美俄军事安全博弈为主线制定本部门的北极战略。同样，俄罗斯方面也通过发布相关北极战略，将美国及其盟友在北极地区的相关行动视为对俄国家安全利益的挑战。尽管相较于美国，俄罗斯方面对两国“军事安全博弈”关系的定位较为模糊，但在两国矛盾堆积、关系持续走低的背景下俄罗斯正日益对美国及其盟友的挑战积极做出回应。

2、争先发展北极实战能力。2020年5月，美军“波特”号驱逐舰、“唐纳德·库克”号驱逐舰和“罗斯福”号驱逐舰重返北极附近的巴伦支海，引起了俄罗斯方面的强烈反应。与之针锋相对，2020年8月俄海军在美国阿拉斯加附近举行了自苏联时代以来在该地区举行的最大规模演习。美国在北极地区的军事演习强调北约盟国之间的协作，而俄罗斯在北极的军事演习则主要依靠自身强大的军事实力。

3、强化北极动员能力建设。美国目前只有“极地星”号和“希利”号两艘具有机动能力的极地破冰船，为缩小与俄罗斯之间的差距，美国近年来日益重视破冰船的建设。2020年6月，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了《关于在北极和南极地区维护美国国家利益的备忘录》，以建立一支准备充分、能力强大和随时可用的北极破冰船队，该船队将包括至少3艘重型极地破冰船。俄罗斯目前拥有世界上最大的破冰船队，但这些破冰船多建于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面临船只老化等问题，为此俄方也加快了建造破冰船的步伐。

4、增强北极地区军事实力。在北极军事安全博弈不断强化的今天，美俄通过部署先进武器、完善军事机构等方式，争先加强在北极的军事部署。首先，美俄两国争相在北极部署先进武器。美国近年来加快了在阿拉斯加部署先进战斗机的步伐，以加强其在北极的空中打击能力。与之对应，俄罗斯决定为北方舰队海军航空兵装备“匕首”高超音速导弹，该导弹是俄罗斯最新型的战略武器之一。其次，美俄两国加紧完善在北极的军事机构。2018年以来，美国海军先后宣布重建第二舰队和第二潜艇大队，并决定成立泰德·史蒂文斯北极安全研究中心。同样，俄罗斯也通过升级北方舰队建制、成立北极舰队等手段整合北极军事实力。

1、阻碍美俄两国关系的改善。美俄在北极地区的军事安全博弈，是两国自乌克兰危机后关系恶化并“外溢”到北极地区的结果，然而近年来两国对北极地区的“军事化”，反过来又使北极地区成为新的军事焦点。美俄在北极地区的军事安全博弈日益加剧，逐渐成为影响两国关系改善的一大难题。在北极与外部联系不断强化的背景下，美俄两国任意一方在该地区的举动都很容易刺激另外一方做出针对性回应。在这个过程中，还存在着较高的“信息误判”的风险，一方的行动容易被另一方“过度解读”，甚至将地区军事安全竞争拔高为两国整体层面上的矛盾，从而人为地将两国之间的分歧“扩大化”。

2、北欧国家采取措施维护自身安全。美俄关系的恶化，使得北欧国家纷纷采取措施维护自身在北极地区的安全。乌克兰危机爆发后，作为北约成员国的挪威和丹麦，呼吁北约加入北极安全事务并在北极地区实现军事存在。瑞典和芬兰作为北约“能力增强伙伴”，近年来也在考虑增强与北约在北极地区的合作。除依靠北约保障国家安全外，北欧国家也重视自身在北极的军事能力建设，被迫卷入北极地区的“军事化”进程。此外，北欧国家也加强了在北极的军事安全合作，以避免过度依赖美国和北约。

3、北极地区发生冲突的风险增加。美俄在北极的军事活动加剧了彼此的不信任，恶化了地区局势。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批评俄罗斯在北极地区的军演侵犯了北欧国家的水域和领空，而俄罗斯则指责美国打算在北方海航道及其周边地区开展“航行自由”行动。目前的北极军事安全治理机制存在着较为严重的“治理赤字”，难以应对美俄日益加剧的北极军备竞赛，也难以降低北极潜在的冲突风险。

1、美俄北极军事博弈将继续推进。拜登政府对气候变化问题的关注，并不代表美国将暂缓在北极地区的军事能力建设。拜登在其竞选计划中曾表示：“将利用北极理事会来关注俄罗斯在北极的活动，与理事会伙伴一起，让俄罗斯对其军事化行动负责。”未来，美国在北极地区将继续坚持对俄罗斯采取强硬政策。

2、北极安全格局向美俄两极发展。近年来俄罗斯在北极地区的军事建设，使得俄罗斯在北极的军事能力有了长足进步，尽管尚未达到冷战时的水平，但俄罗斯无疑是头号北极军事强国，是北极安全格局中的一极。另外，得益于北约盟友在北极的协作和自身军事实力的增强，美国正成为北极安全格局中的另一极。未来美俄之间的北极安全博弈将继续朝着俄罗斯对抗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两极”格局发展。

3、短期内北极仍将保持和平与稳定。北极能否保持和平与稳定，取决于各国在北极的军事能力以及使用军事能力的意愿，而美俄两国无疑是决定北极军事安全态势的主导力量。此外，美俄两国在北极治理中的合作也影响着两国军事安全博弈的烈度。从军事能力、军事意愿、共同利益三方面看，目前美俄都没有在北极地区挑起军事冲突的动机。

1、制定北极军事行为准则。在北极进入战略竞争新时代的情况下，可通过制定“北极军事行为准则”来减少北极地区的冲突。制定北极军事行为准则的目的在于：让所有拥有能够在北极开展行动的武装力量的国家共同界定北部高纬度地区军事活动的红线。考虑到当前的地缘政治环境，首要的任务在于“界定不可接受和非法的军事做法”。

2、建立北极军事论坛。北极安全问题已经成为包括俄罗斯在内的多个北极国家的担忧，很可能对北极合作产生负面影响，因而需要一个永久性的地区论坛来解决军事安全问题。北极军事论坛是北极安全对话发展的高级阶段和未来目标，应当以各国不断深化的安全合作为基础，实现从“安全博弈”到以“合作”为宗旨的安全机制的过渡。

3、加强北极安全对话与交流。恢复美俄北极军事安全对话机制，加强北极安全问题磋商是管控美俄北极军事博弈较为务实的选择。其一，北极地区国防参谋长会议和北极安全部队圆桌会议等北极安全对话机制皆是受乌克兰危机影响而搁置，机制本身仍具有效用；其二，重启美俄北极对话机制恰逢其时。俄罗斯方面不断释放出重启美俄北极安全对话的积极信号，拜登政府上台后忙于修复同盟关系，短期内难以在北极地区投入过多精力，这对恢复美俄北极军事安全对话而言无疑是良机，或可使管控两国北极军事安全博弈迎来转圜。

拜登政府在上台之初，提出"外交优先"的原则，明确军事手段被置于从属地位。但从实际执行情况来看，拜登政府在防务政策上基本上延续了此前美国政府的基本思路，其继承多于创新。这体现在它继续推进美军战略转型和能力建设、调整在印太地区及全球的军力布局、构建印太多边安全体系、从中国周边热点强化对中国安全压力之中。其对华安全战略的实施将进一步加剧中美军事竞争，强化黄海、东海、南海、台海、印度洋的安全联动，恶化中国周边安全环境，深化印太地区安全困境，引发新一轮军备竞赛和国际关系格局调整。总体而言，尽管拜登政府宣称要找到一条不同于“冷战对抗”的道路，但更多只是一种为塑造战略竞争环境的权宜之计。而从短期战术、方法上看，拜登政府对多边主义、联盟外交的强调，反而使其对中国周边安全和地区稳定造成更大损害。

拜登政府在遏制中国、保持美国全球主导地位的目标和决心上并不弱于特朗普政府。从根本上说，近年来中美关系恶化是两国结构性矛盾所致。但在与中国战略竞争的具体方法上，拜登政府表现得更加谨慎，更讲策略。这既是出于扭转美国防疫不利局面、重振美国经济、弥合政治分歧的短期需要，又体现了拜登政府以中国为长期战略竞争对手、而非迫在眉睫的敌人的定性。鉴于此，拜登政府对华政策不是备战，而是着眼于在长远战略竞争中获胜，并将希望建立于所谓“中产阶级外交”之上：一是重振美国民主价值观，通过振兴美国民主体制，对内“使美国自我纠正并实现理想”，对外重建美国威信；二是发挥美国创新优势，重视科技、产业竞争；三是开展多边外交，打造价值观同盟和伙伴关系。

在此情况下，拜登政府在安全战略上表现出以下特点和倾向：首先，明确提出“外交优先”的原则，而将军事手段置于从属地位。其次，在安全防范的对象上，拜登政府虽然将中国视为最主要威胁，但也继承了民主党长期以来对俄罗斯的敌视态度，相较于特朗普政府，其对俄安全政策趋向强硬。再次，在军力建设方面，更强调长远能力和战略转型。最后，拜登政府更强调军力的发展与使用要服从和服务于总体对华战略的需要。拜登政府对军事力量的需求主要有三：一是塑造战略环境，强迫中国在不利条件下与美和平竞争。二是防止中国以武力改变现状。三是借军事活动扩大政治影响力，开展多边外交、重建合法性、强化民主价值观。保持“斗而不破”成为拜登政府对华安全战略的主要选择。

（一）继续推进美军战略转型和能力建设，争夺对华军事优势

为抵消中国“反介入/区域拒止”能力，近年来美军不断创新作战理念，积极推进战略转型，提出“联合全域作战”的指导思想。其核心一是化整为零，二是增强单兵作战能力，三是多域融合。在上述思路指导下，美国各军兵种纷纷发布战略文件，提出和规范未来军队建设、作战、行动方面的战略概念。拜登政府向国会提交2022财年国防部预算响应了增强在拒止环境中“可生存”和“战区外”作战能力（stand-off capabilities）的需求，增加路基常规远程火力、无人平台的投资，积极开展反导能力建设，支持高超音速导弹防御，提出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研发经费，体现了其对美军战略转型的总体支持，以及以牺牲部分当前战备，换区美军未来优势的倾向。

（二）调整在印太地区及全球的军力布局，贯彻“分布式作战”构想

美军继续调整在印太及全球军力部署。首先寻求加强西太平洋岛链体系的防御能力和战略地位，优先争取在关岛建立“360度、一体化”的防空反导系统，在夏威夷部署国土防御雷达，在帕劳部署“战术多任务超视距雷达（TACMOR）。同时，积极推进部署“远程精确打击火力”，增加陆基导弹数量和改进空中和海上远程火力，并组建集成的跨军种、跨系统的联合火力网。美军还强调“在国际日期变更线以西”部署联合部队，寻求扩大在阿拉斯加、大洋洲和太平洋岛国以及东南亚地区的军事存在，并继续在全球收缩兵力以集中转移于印太地区。

（三）修复和加强同盟伙伴关系，构建印太多边安全体系

拜登政府上任伊始就着力修复与盟友、伙伴国家的关系。在修复盟友关系的基础上，拜登政府打造印太版“小北约”的思路逐渐清晰。首先，将亚太安全结构由原有的“轴辐式”双边安全同盟升级为多边安全体系。其次，打造“方便联盟”，使各国都可以根据自身方便，在某个对华政策的具体议题上与美国形成松散但实质性的合作关系，从而形成一个针对中国的多层次、多功能的多边安全关系网。再次，进一步将北约引入印太地区。为增强同盟威慑力和战斗力，美印太司令部特别重视与盟友及伙伴国家的互操作性建设。

（四）以中国领土主权与海洋权益问题为抓手，从多点强化对中国安全压力

在对钓鱼岛和南海岛礁主权争端的立场表述上，拜登政府几乎全盘接受了特朗普政府的“遗产”。上任以来，拜登政府多次就钓鱼岛问题与日本发表联合声明。在南海问题上，拜登政府炒作“南海仲裁案五周年”，重申2020年7月13日蓬佩奥南海政策声明。拜登政府还打着维护人权、民主价值观、国际秩序、同盟外交 的旗号，将原本不同地域、不同性质的南海、东海、台海、涉港、涉疆、涉藏等议题捆绑在一起，相互借力，公开干涉中国内政。拜登政府在中美关系中最敏感的台湾问题上也动作不断。拜登政府虽然表面上仍声称坚持“一个中国”原则，但实际上却不断发展与台湾的“非正式关系”，一步步架空“一个中国”的内涵，造成“事实台独”。

（一）打破现有中美军事平衡，围绕中国近海区域的控制权与反控制权的斗争将更加激烈

分布式作战的构想使美军内部认为找到了既能应对中国近岸优势、又能在政治上机动灵活的办法，并积极将其付诸实施。近期美军跃跃欲试，在我周边海域和空域的挑衅行动将增多并升级，以检验新的概念、战术、战法。在此情况下，中美一线部队发生擦枪走火事件的可能性显著升高。美军在第一、第二岛链以内防御和生存能力的增强，也将使美军敢于在关岛附近部署更多进攻性武器，威胁中国安全。

（二）黄海、东海、南海、台海、印度洋的安全联动凸显，恶化中国周边长期安全环境

拜登政府力图在印太地区构建多边安全机制，将导致美国与盟国伙伴之间的安全义务相互关联，中国周边多个潜在热点的联动态势愈发明显。拜登政府对盟友关系的重视，也使美国更容易被盟友利用，卷入对盟友的安全义务。拜登政府强调中美之间的意识形态对抗，将两国战略竞争描述为所谓民主与专制、自由与威权两种社会制度、生活方式和价值观的二元选择，这种非黑即白的意识形态对立比单纯的国家利益之争更难妥协，更容易受舆情影响，也更容易酿成危机和冲突。

（三）深化地区安全困境，引发新一轮军备竞赛

近年来朝鲜半岛、南海、东海、中印边界等地区热点此起彼伏，并日益相互捆绑。高超音速弹、无人机、激光武器、空间武器等新技术、新装备的到来也催生着新一轮军事革命。拜登政府继续火上浇油，不仅加快自身军队战略转型，着力打造明显针对中国的军事能力，还挑动和帮助中国周边邻国发展“不对称军力”，甚至公然发展与台湾的防务关系，中美在争夺中国近海区域军事优势的竞争势必升级。美国对外军售和防务技术的输出还将打破印太地区力量平衡，刺激各国军力发展，加大核扩散风险，危害地区稳定。AUKUS协定的签署更加剧了东北亚、东南亚到印度洋的紧张形势。

（四）印太地区国际关系格局面临深刻调整

由于拜登政府更顾及盟友立场，在分担美军驻军费用、安全承诺、经贸关系等议题上向盟友让渡利益，美国与日、澳等传统盟友伙伴摩擦减少，并加强了政策协调。拜登政府在对华政策上表现强硬，也减少了日、澳等国被美国抛弃的顾忌，更坚决地站在美国一边。其他印太国家、包括东盟在内将面临更大的在中美之间选边站队的压力。

拜登政府的如意算盘未必能够完全实现。中国正应保持战略定力，以我为主，不为外力干扰，重视意识形态工作，大力开展公共外交，倡导和平、开放、包容、平等、互惠的地区秩序。

陆地国界事务涉及政策、法律和地理等多角度，边界、边境和边疆多层面，以及地方、国家和国际多维度。2021年10月，我国历经20多年制定的《陆地国界法》出台，至此陆地国界立法体系形成。目前，学界对陆地国界立法问题的研究不多，有必要以《陆地国界法》为中心，对我国陆地国界立法的实践历程及内在逻辑全面梳理，并对相应的规范体系及其适用问题进行探讨。

我国陆地国界立法的历程与国家建构与发展密切相关。陆地国界管理逐渐从政策主导迈向依法而治，立法的位阶越来越高，体例越来越专门，实现了由分类立法、单行立法、地方立法向统一立法、综合立法和国家立法的重大转变，形成以《陆地国界法》为基础的陆地国界立法体系。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陆地国界是国家安全的防火墙，主要发挥屏蔽效应。直到1990年，我国陆地国界管理主要靠政策，以灵活多样处理突发事件，只是在以刑法为代表的一般立法中包含陆地国界条款，所以可称之为一般立法时期（1949-1990）。一般法律规定虽然也逐渐涉及边境管理问题，但主要是对人员进出、边防治安和军事安全等问题的规范。即使这样，这一时期已经有建议主张制定涉陆地边境的综合管理法律，并且有关部门专门研讨相关可行性甚至内容。

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陆地国界成为国家开放的桥头堡，中介效应越来越明显。陆地国界管理逐渐改变了原来严密管控的理念，开始强调安全与发展的均衡。随着陆地国界事务的特殊性越来越显现，更多立法涉及陆地国界事务，并不断修改完善已有法律。国务院有关部门陆续出台陆地国界安全、边防管理和边境经贸等专门部门规章。沿边省、自治区陆续制定或修改了边境管理、边防管理、边民互市和边境经济合作区等方面的地方立法。同时，以《陆地国界法》为代表的陆地国界及边境管理立法议案是该时期我国涉外立法讨论的重要内容。所以，这段时间可以称之为分散立法时期（1991—2012）。

党的十八大以来，尤其是2013年十二届全国人大之后，陆地国界立法迈入统筹立法时期（2013-）。这一时期坚持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捍卫国家利益，而陆地国界是我国国家安全和涉外法治建设的重点领域。在这种背景下，我国涉陆地国界立法开始迈向专门化和综合化，统筹政治军事安全和经济社会发展，加强规范性、一致性和协调性，解决碎片化、部门化和分散化问题。2021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将《陆地国界法》作为初次审议的法律案纳入立法计划，并于10月23日通过，将于2022年1月1日生效。

在立法目标方面，我国对陆地国界及边境地区管理秉持安全共存理念，将维护边疆地区稳定和捍卫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作为陆地国界管理立法的主要目的。目前，我国对陆地国界及边境管理强调发展共生理念，统筹安全与发展。陆地国界立法在强调推动强边固防的同时重视兴边睦邻。陆地国界立法日益为沿边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以及推动周边关系改善提供法律保障。如《陆地国界法》出台就是为了维护国家主权、安全与领土完整，规范陆地国界及边境的防卫、管理和建设，促进我国与陆地邻国睦邻友好和交流合作。

在立法模式方面，我国早期陆地国界立法的管理色彩过浓，注重对相对人和管理机关行为的规制，多是强制性规定，目的是将行为纳入规范化、程序化和制度化轨道。可以称之为管制型立法。然而，管制型立法在陆地国界领域难以实现抽象性和逻辑性相统一，难以消弭立法稳定性和有效性的张力，无以解决管理机关协调整合等难题。随着陆地国界及边境地区出现新问题新情势，立法要为陆地国界事务管理提供引导、鼓励、支持甚至保障，由注重规制功能转换为发挥治理功能。我国陆地国界立法的重点转向规范管理机关权责配置和制度性保障等问题。这就要求陆地国界立法处理好与政策的关系，进行政策型立法。政策型立法重塑了法律与政策的关系，法律和政策在陆地国界事务中并不排斥反而是互为融合的。首先，政策是我国陆地国界立法的导引，在法体系外影响边界法的制定、修改和实施。其次，陆地国界立法在立法目的、原则规定及具体条文中可以通过授权条款、一般条款和转介条款，或直接规定政策型条款，将相关政策纳入法律规定作为制度性保障内容。最后，政策也是陆地国界法律实施的手段。我国陆地国界立法涉及面比较广，多是原则性规定，不确定性法律概念较多。此外，政策也是陆地国界管理方面司法解释的重要考量。

在内容构造方面，我国陆地国界立法在很长一段时间主要是为各级各类管理机关规范陆地国界事务主体的行为提供法律依据。它多是侧重行为法方面，集中在跨国婚姻、非法越界、违规生产作业、非法走私和破坏边境地区社会秩序与安全稳定等民事交往、行政处罚、刑事犯罪等领域。随着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深化，以及陆地国界管理机关的权力配置问题越来越突出，势必要用法律进行规范。由于我国组织法滞后，很多组织规定都分散在行为法或国家政策中，涉陆地国界的组织法也是如此。所以，《陆地国界法》最为重要的就是理顺管理体制机制，优化权责配置，整合陆地国界及边境地区管控资源，进一步明确中央地方权能定位，优化管理机关权责配置，完善公民和组织参与机制。

由于我国法治体系的特殊性以及陆地国界事务的复杂性，陆地国界事务的法律规范除以《陆地国界法》为载体外，还源于党内法规、其他法律、国际条约甚至政策文件。只有处理好陆地国界管理的法律渊源问题，理顺《陆地国界法》与相关党内法规、其他国家法律、国际条约甚至政策性文件的关系，将其作为具有内在结构的整体，进而推进陆地边界事务的规范体系构建及其适用。

首先，《陆地国界法》与党内法规的衔接协调。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之间的关系是国家治理包括陆地国家与边境管理法治化的重要问题。《陆地国界法》相关条文必须与相关党内法规规定衔接协调才能提炼出规范内涵。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明确管理机关的法定职责；二是理顺统筹协调机构的关系；三是规范重要情况和重大问题的上报程序。

其次，《陆地国界法》与相关法律的系统整合。《陆地国界法》是我国陆地国界工作领域的基本法。它与宪法相比是下位法，与刑法等法律相比是非基本法律，与国家安全法等法律相比是特别法，是对宪法、刑法和国家安全法等法律在陆地国界领域的具体化；也作为原则性规定为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和政府规章等下位法提供依据和预留空间。在很多问题上，与国家其他法律的规定相互构成。

最后，《陆地国界法》与国际条约的交互协同。国际法尤其国际条约是陆地国界及边境管理工作的规范依据之一。其中，双边条约主要包括划界、勘界、联合检查及陆地国界及边境管理条约等；多边条约规定了多边协调机制。《陆地国界法》与国际条约在陆地国界管理中形成交互作用，共同为陆地国界事务提供法律依据，在明确条约执行方式、规约跨国实务交涉、细化国际合作机制等方面构建了面向协同的体制机制。

我国初步建成了以《陆地国界法》为基础的陆地国界立法体系，陆地国界管理从政策主导迈向依法而治，从压力型立法转向回应型立法。它的立法历程和具体规定说明陆地国界从屏蔽效应转向中介效应、从一般领域转向专门区域、从政府管理转向合作治理，把国家安全与经济社会发展统筹起来。与此同时，《陆地国界法》作为陆地国界管理的基本法，要与党内法规、其他法律和国际条约进行规范统合，才能真正实现体系化的规范建构，进而推进陆地国界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高陆地国界事务的国际法治话语权。

《中华人民共和国陆地国界法》（以下简称《陆地国界法》）自2022年1月1日起施行。

（一）陆地国界立法的四起四落

1979年全国人大五届二次会议上有代表提出关于国家边境立法的议案，1981年公安部受理五届全国人大交付的代表议案，单独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境法”。因诸多局限，1988年起草工作停止。

1987年，原总参谋部牵头会同公安部和外交部起草了应急的“陆地国界和边境管理条例”。1988年5月，条例草案送审，因意见不统一等原因，条例制定工作停止。

1991年国家边防委员会作为中央军委和国务院的议事机构成立后，责成当时的国务院法制局牵头会同相关部门重新修改上述条例草案。由于理顺边防体制的条件和时机还不成熟，“陆地边境管理条例”的制定工作被迫暂停。

1999年九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交付全国人大常委会外事委员会审议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边境管理法”的议案。由于权力交叉的边防体制等原因，该立法工作再次被“搁置”。

（二）影响我国推进陆地国界立法的重要因素

1．宪法缺乏关于国土的明文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四部宪法除规定“各民族自治地方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离的部分”外，总纲里均没有关于领土的专条规定。 “七八宪法”和“八二宪法”在序言中增加了“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神圣领土的一部分”的表述。1992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领海及毗连区法》规定了我国对部分岛礁的主权。

2．严峻的周边地缘环境

20世纪60年代初我国先后与缅甸、尼泊尔、蒙古、朝鲜、阿富汗、巴基斯坦划定了陆地边界，并勘定边界线总长度超过1万公里，与最大的边界邻国苏联进行了边界谈判。20世纪60年代中期后中苏严重对立，有关划界工作被搁置，我国在陆地边境不得不实行高度军事化的防控和严格管理。冷战结束后，周边形势缓和，至2005年我国与老挝、哈萨克斯坦、越南、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俄罗斯彻底解决了划界问题。

3．漫长的立法思路探索

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冷战结束，国家兴边稳疆和经略周边的整体战略尚不明确。因此，全国人大常委会外事委员会在牵头立法的初期视野有限，过于侧重边境管理中的具体问题。随着内外形势的发展，反恐稳疆、兴边固边、安邻睦邻富邻等国家战略方针政策的逐渐明晰和完善，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经过总结论证，将法律草案的名称由“陆地边境法”改为“陆地国界法”。以“界”为核心立法可以规范涉边的各类制度性问题，涉及领土主权属于宪法相关法。

4．边防体制不顺对国家立法的掣肘

边防防卫和管理中存在两支互不隶属的现役部队。1979年国家抽调部分解放军部队组建了一支人民公安边防武装警察部队。这支原与解放军有一定联系的部队后来演化为一支与解放军没有组织联系、享有邻边乡镇民事治安综合管理权并负责绝大多数边防检查站和海警事务的部属部队。2012年钓鱼岛撞船事件后，为加强海上维权执法，公安边防海警转隶2013年重新组建的国家海洋局指挥调度。在边防体制没有理顺的情况下，陆地国界法很难向前推进。

（三）陆地国界立法的突破

1．陆地国界立法在健全国家安全法治体系的进程中取得突破

从国家安全的政治考量出发，我国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并在2014年成立了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2014年9月1日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办公室部署《国家安全立法规划（2014—2020年）》任务分工，明确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牵头起草陆地国界法。陆地国界法被提上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的重要立法议程。

2．陆地国界立法在边防体制改革后取得重大进展

将全国出入境边检站按专业化要求一律由现役制改为职业制，邻边公安边防派出所按属地化管理原则退出现役改由县公安局领导，是改革的方向。2016年1月发布《中央军委关于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的意见》，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对武警部队实行集中统一领导，按照“军是军、警是警、民是民”的原则，彻底解决军、警、民的归属。2018年3月，根据中央《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公安边防部队全部退出现役。

（一）适应复杂的地缘政治环境，服务于维权维稳的历史任务

第一，我国有22200多公里陆地边界，与14个陆地邻国接壤，地缘政治环境复杂。陆地国界法对维护陆地国界和边境地区安全的一系列问题做了法律规定，改变了维护领土主权、处理涉边事件无法可依的不利状况。

第二，维护良好的边界秩序、通过陆地国界发展互利共赢的国家关系。陆地国界法对各类涉边活动作出明确奖惩的法律规定，为各边境地区制定下位法及行政执法提供依据。

（二）填补有关领土边界问题的基本法空白

《陆地国界法》属于宪法相关法，该法把我国关于边界问题的方针、政策和有关的边界工作制度法律化，把已签订的边界管理制度协定的相关条款规定纳入国内法，明确我国陆地国界工作的领导体制、协调机制、各有关方面的职责，对陆地国界的划定和勘定、陆地国界及边境的防卫和管理、陆地国界事务的国际合作、法律责任等作出明确规定，为制定具体涉边法律法规和地方立法提供上位法依据。

（三）提高陆地国界治理能力

国防和军队改革彻底解决了两支边防部队并存的情况，国家移民管理体制改革调整基本完成。一个职责清晰、分工明确的陆地国界和边境管理体制初步确立。《陆地国界法》对上述成果予以了法律确认。可以预期，陆地国界法的制定和实施将大大提高我国在陆地国界问题上的治理能力和水平。

（四）助力固边兴边，实现边疆地区长治久安

治疆稳边关系国土安全，不仅需要维稳的手段，更需要长治久安之道，如边界工作经费的保障、促进富民兴边的政策、增进民族和国家认同的教育，这些需要用法律固定下来。《陆地国界法》对上述问题做了非常明确的规定。通过立法促进富民兴边对增进边境民族地区繁荣、实现共同发展、反对民族分裂具有深远意义。

（五）服务于推进“一带一路”和海洋强国战略

《陆地国界法》促进兴边固边、边疆治理体系和陆地国界管理体系的完善、陆地国界事务的国际合作，将助力西部疆域的长治久安和与陆地邻国的互利共赢，有利于推进“一带一路”，为我国走向海洋、成为海洋强国提供有利条件。

（一）《陆地国界法》的体例

一般而言，我国周边国家的国界法是根据“守土”的主旨进行立法，包括总则、职责、国界的确定（和变更）、国界防卫、边境管理、经费保障、公民和法人的义务、罚则、附则（越南增加了“边境建设”部分）等内容。我国《陆地国界法》的内容在定边、防边、管边三方面与他国有共性，但在用边方面则有独特之处，非常重视通过陆地国界促进我国与陆地邻国睦邻友好。

（二）《陆地国界法》的总体规定

总体规定主要包括总则和附则，其中总则最为重要。《陆地国界法》的总则部分有十五条（第1-15条），主要包括立法目的、基本原则、领导体制和协调机制、职责分工、重要政策、对外的政策和原则等。

（三）陆地国界法的具体规定

这部分是对定边、防边、管边和用边的具体规定，总体上分为行为规范和法律责任两部分。第一，陆地国界的划定和勘定，是对我国“定边”制度问题的规定。第二，陆地国界及边境的防卫，是对我国“防边”制度问题的规定。第三，陆地国界及边境的管理，是对我国“管边”制度问题的规定。第四，陆地国界事务的国际合作，是对我国“用边”制度的规定。最后是法律责任部分。

（一）我国陆地国界工作的领导体制问题

国界问题和主权密切联系，鲜明体现一个国家外交权、防卫权和行政管辖权的行使，同时还涉及立法权。我国的国界及边境问题，是党中央通过全国人大、国务院和中央军委三个法定权力实体行使相关权利，党的核心领导不仅决定国界和边境问题的重大外交、军事和行政管辖问题，而且我国的武装力量接受党的绝对领导。陆地国界法规定我国陆地国界的领导体制，即 “国家对陆地国界工作实行统一领导”。

（二）我国陆地国界工作的协调机制问题

我国陆地国界工作的协调包括宏观政策协调、应急反应协调（处置边界重大突发事件的协调）、边防管理和实际执法的协调等方面。国务院和中央军委可以统筹协调宏观政策，但为此工作的国家边海防委员会不是法定实体单位，难以入法。因此第九条规定“军地有关部门、单位依托有关统筹协调机构，合力推进强边固防，组织开展边防防卫管控、边防基础设施建设与维护管理等工作，共同维护陆地国界及边境的安全稳定与正常秩序”。

（三）关于国界安全和边境管控问题

《陆地国界法》没有将防边、管边的职责赋予单一的“执法主体”，坚持从我国的武装力量和治安管理体制出发，维护法制的统一，与相关法律的职责规定充分衔接；坚持从我国陆地国界和边境问题多元管理的实际出发，明确了根本领导体制、各方面的职责，规定了统筹协调、合力管边的重大原则，也明确了具体工作的牵头方和协助方。

（四）关于兴边固边问题

我国陆地国界长度和复杂程度世界第一，固边不可能仅依靠军力和警力以及国家投入。固边必须兴边。总纲第十条规定“国家采取有效措施，加强边防建设，支持边境经济社会发展和对外开放，提高边境公共服务和基础建设水平，改善边境生产生活条件，鼓励和支持我国边民在边境生产生活，推进固边兴边富民行动，促进边防建设和边境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五）关于我国信守陆地国界条约的问题

陆地国界法第14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遵守同外国缔结或者共同参加的有关陆地国界事务的条约”。作出我国对陆地国界条约信守的规定，即以国内法的形式肯定已签订的国界条约及相关协定，表明我国对于维护地区和平稳定是真诚和负责任的，有助于消除陆地邻国因中国崛起而产生的疑虑。

2021年初拜登入主白宫，大国关系开启新一轮深入复杂互动，各方博弈空前激烈，各种矛盾错综交织。新冠疫情蔓延呈现常态化、长期化、反复化态势，加速世界百年变局。全球经济复苏不平衡，经济增长面临严重不确定性。传统和非传统安全问题挑战不断增大。我们要顺应历史潮流和时代要求，透过变乱交织的表象，牢牢把握当今世界发展的趋势和规律，致力于维护世界和平发展，促进人类共同进步。 

（一）大国关系更加复杂，各种力量博弈日益激烈

拜登政府强化对中国和俄罗斯的遏制。中美关系迈入全面激烈较量新常态和战略相持新阶段，美俄关系降至冷战结束以来的新低点。全球军备竞赛升级，科技创新竞争更趋激烈。美国在欧洲和亚太地区部署先进军备，搞多国联合军演。美国力促陆、海、空、天、网络和电磁频谱等领域一体化运作，打造全域作战优势。

传统及非传统安全问题此起彼伏。美国强化 “印太战略” 以及在台海及南海的军事存在感，试图搅乱亚太地区形势，谋求通过北约插手亚太事务。同时极端天气与自然灾害频发，并与疫情交织，加深人类健康危机、粮食危机与生存危机。

（二）美国竭力运作新旧机制，谋求维护全球霸权地位

美国大力激活冷战残余机制，七国集团受到新的重视。拜登政府试图借助同盟关系服务于自身利益。美国重新强化北约军事及政治功能，试图将之改造成新形势下维护美国霸权的工具。美国推动美日印澳“四国机制”（QUAD）实化，四国成立疫苗专家工作组、气候工作组、关键和新兴技术工作组、高级网络小组。美英澳宣布建立“三边安全伙伴关系”（AUKUS）并签署《海军核动力信息交换协议》，就澳大利亚获得核潜艇达成协议，此举将引发大国矛盾激化和地区军备竞赛，加剧地区局势紧张。

（三）新冠疫情蔓延肆虐，美国成为世界疫情灾难中心

全球疫情延宕，呈长期化、反复化态势。美国是世界疫情的中心，无论是确诊感染人数，还是因病死亡人数，均为世界第一。全球疫苗分配不公，助长病毒不断变异，大批感染者被夺走生命。世界卫生组织（WHO）称，到2022年3月，欧洲死于新冠肺炎的总人数可能突破 200万人，新冠肺炎成为该地区头号死因。全球范围内的人员流动受到极大影响，线上办公成为常态化选择。疫情还减缓劳动力流动，导致人才互动及工作模式发生重大变化，使全球人口失衡变得更加明显。迅速老龄化的富国拥有的新工人太少，而年轻人口过剩的国家无法为所有人提供就业。

（四）全球经济复苏不平衡，经济增长面临严重不确定性

2021年以来，世界经济呈现复苏态势，但复苏不均衡性突出。中美等少数主要经济体引领世界经济复苏，发达国家复苏进程快于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在美欧等经济体史无前例的“印钞放水政策”刺激下，全球通胀压力急剧增加。全球供应链安全问题愈发严峻，尤其是2021年第四季度全球能源严重短缺，石油、天然气、煤炭等都供不应求，能源危机风险显升。

新冠肺炎疫情进一步暴露出实现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面临严重困难。根据亚行发布的《2021年亚太地区关键指标》，截至2020年预计疫情已导致亚洲发展中经济体约7500万至8000万人口陷入极端贫困。实现可持续发展，是世界各国面临的必答题，而不是选择题。

（一）稳妥应对中美关系，对美霸凌行径坚决斗争

中方坚决反击美国损害中国核心利益、破坏双方经贸合作和人文交流的言行。同时，中方致力于推进大国协调合作，构建总体稳定、均衡发展的大国关系框架。美国不适应中国发展壮大，担心自身霸权地位遭到挑战，不甘心承认并接受中国在国际上应有的大国地位；继续在台湾问题上损害中国主权利益，借所谓民主、人权问题干涉中国内政，大肆纠集反华新同盟，中美将在复杂的互动中探索新的相处模式。

（二）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更加充实牢固

中俄两国经贸合作不断扩大，双边贸易额屡创新高，达到历史性的1300亿美元。《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宣布延期，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基础更坚实，内涵更加丰富。能源合作是两国务实合作重要方向。

（三）上海合作组织扩员提质，在全球和地区事务中的影响进一步上升

2021 年 9 月，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召开，启动吸纳伊朗为上合组织正式成员国的进程，正式接纳埃及、卡塔尔、沙特阿拉伯为对话伙伴国。面对阿富汗局势剧变，各成员国加强协作，用好“上海合作组织—阿富汗联络组”等平台，积极推动阿富汗局势平稳过渡，同周边国家实现友好相处，真正走上和平、稳定、发展的道路。

（四）中国积极引领中欧关系健康稳定发展

中欧在抗疫、宏观政策协调、应对气候变化等领域务实合作深化，中欧班列成为全球产业链“大动脉”和疫情防控“生命线”。通过持续高层对话，增进了解互信，减少误解误判，妥善管控分歧，加强对中欧关系的政治引领，确保中欧关系行稳致远，为世界局势注入更多稳定因素。

（五）中国周边外交更加走实向深，睦邻友好合作深入人心

日本新首相岸田文雄上台，中日关系迎来改善契机，两国一致同意推动构建契合新时代要求的双边关系，明确两国关系发展大方向。中韩两国外事外交部门负责人多次面对面沟通，两国致力于积极构建政治互信，大力加强各领域务实合作，开展联防联控合作，加快自贸协定第二阶段谈判，取得明显成效。2021年11月，中国与东盟正式宣布建立中国东盟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成为双方关系史上新的里程碑。

（六）亚太区域经贸合作逆势发展，全球经济中心继续东移

包括中国在内的亚太地区15个国家签署《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深刻表明经济全球化浪潮不可阻挡，体现了地区国家追求自由贸易、维护多边贸易体系、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共同意愿，标志着亚太区域经济合作迎来新的里程碑。以RCEP为代表的亚太区域经济合作协定将大大加快成员之间的商品和其他要素流动，提升整个地区产业和经济竞争力，更有利于在后疫情时代增加国际社会对经济全球化的信心，对全球可持续发展产生积极影响。

（七）中国与中东地区国家深化战略互信，推进各领域务实合作

2021年是中国—科威特建交50周年、中国—黎巴嫩建交50周年和中国—叙利亚建交65周年。中国为实现中东安全稳定提出“五点倡议”；为解决叙利亚问题提出“四点主张”；为落实“两国方案”以解决巴勒斯坦问题提出“三点思路”，为推动热点问题政治解决贡献了中国智慧。中国与中东地区国家相互支持，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48届会议、第76届联合国大会第三委员会等场合，携手挫败美西方借人权问题干涉别国内政企图，维护了国际公平正义。

（八）中国加大对非洲国家支持，中非合作关系进一步巩固

2021年11月， 在中非合作论坛第八届部长级会议开幕式上，习近平主席指出，中国将同非洲国家密切配合，共同实施卫生健康、减贫惠农、贸易促进、投资驱动、数字创新、绿色发展、能力建设、人文交流、和平安全等“九项工程”。疫情对非洲经济、政治、安全、民生等领域造成破坏性影响，加剧非洲冲突局势，使中非合作面临安全隐患。美国全方位打压中国发展，对中非经贸互利合作横加指责，中美战略博弈逐渐向非洲传导。

（九）中国—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务实合作关系不断加强

目前中国继续保持拉美第二大贸易伙伴地位，双边贸易额已连续三年超过3000亿美元。拉美也是中国对外投资的第二大目的地，在拉美中资企业已超过2700家。随着中国不断提高对外开放质量和水平，拉美国家纷纷“组团”到中国营销，中拉经贸合作焕发新活力。

（十）中国坚定维护真正的多边主义，积极参与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

中国发起全球疫苗合作行动倡议及“一带一路”疫苗伙伴关系倡议，向世界提供大量抗疫物资，与美西方国家“疫苗民族主义”狭隘做法形成鲜明对比。中国推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正式生效，释放全球最大自贸区红利。中方承办《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推动达成《昆明宣言》，为未来10年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绘制新蓝图。中国推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26次缔约方会议取得积极成果。

展望未来，中国外交将始终坚持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原则，大力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努力推动建设新型国际关系，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观察分析国际形势，要把握正确的历史观、大局观、角色观。我们要学深悟透习近平主席对国际形势的深刻阐述，学懂弄通习近平外交思想贯穿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我们要顺应历史潮流和时代要求，透过变乱交织的表象，牢牢把握当今世界发展的趋势和规律，致力于维护世界和平发展，促进人类共同进步。

       可以看到，2022年全球治理将日益走深走实，全球治理合法性将进一步加强。

　　全球治理建立在一定的法律基础、一定的组织机构基础之上。而法律基础、组织机构基础的核心主要是国际法和国际组织。从理论层面看，有三种理论对加强全球治理的民主合法性比较有建设性。

　　第一种是民主的政府间主义。这种理论强调，全球治理应该考虑通过加强民主的价值（特别是负责任、透明度、包容和参与），来加强现有的全球治理的政府间国际组织。这种理论强调，主权国家是现在全球治理主要的承担者，也是现行国际体系最重要的支撑者，要尊重主权国家平等、促进主权国家合作，承认主权国家在现行国际条约、国际体制内所享有的权利、所承担的义务和所肩负的责任。这种理论比较符合现行国际实际，不需要所谓的“国际市民社会”、国际非政府组织来取代现行以主权国家为中心、成员国驱动、以联合国为代表的政府间国际组织，这是第一种理论。

　　第二种理论强调跨国协商民主。这种理论强调，应该超越现有的以国家为中心的国际组织体系，应该在相关国际组织的决策与执行过程中，考虑跨国家之间的民间社会和不同利益集团的诉求，反映不同的利益集团、跨国家组织（包括跨国公司、市民社会、利益团体）的合理意见，特别是要考虑某些边缘人群组织的意见。还要使国际组织的活动有足够的透明度，程序公正，能够反映它们的心声。这种理论特别强调透明度和参与。与第一种理论相比，这种理论只起补充作用，虽然强调跨国家民间社会和不同利益集团是现行全球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尊重主权国家为中心、以主权国家为主或者主权国家驱动的政府间国际组织。

　　第三种理论是所谓全球利害攸关者的民主。在全球治理中，除了主权国家、政府间国际组织以外，还有全球治理利害关系者，尽可能确保所有各方都能够参与。只有利益相关者的充分参与，才能进一步扩大全球治理的民主合法性。

　　可见，全球治理理论，实际上是以民主的政府间主义为主，另外两种理论为辅。政府间国际组织、国际民间组织和国际利益相关者应该相互促进、互补性竞争合作，但以政府间国际组织为主。

　　加强全球治理实践，核心是遵守和坚持以《联合国宪章》为基础的现行国际法。《联合国宪章》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现行国际法律秩序的核心。《联合国宪章》明确规定，在现行国际法律秩序中，宪章的义务优先，其他凡是与宪章义务发生冲突的，多边条约也好，双边条约也好，必须首先考虑宪章的义务。《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确立了全球治理所有各方必须遵守的基本原则。全球治理的民主，首先必须体现尊重《联合国宪章》规定的各国主权平等原则，这是国际层面民主的一个最基本要求。

　　民间组织是基于其国内法建立起来的，不能超越其国内法的限制。民间组织或者其他跨界的非政府间利益团体参与全球治理，主要通过其国内法途径。关键是其国内法要有明确的规定。如果没有国内法依据，其参与将会受到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