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5日，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项目主任雅罗斯拉夫·利索沃利克发表评论文章指出，新冠疫情带来的冲击正在改变我们对世界及未来发展轨迹的判断，而绿色议程只是其中一个方面，很多智库和专家都想要研判这场危机带来的长期风险以及暴露出的问题。除了全球变暖的风险外，其他主要风险因素还包括劳动力短缺日益严重，尤其是在人力资本需求较高的领域。

专家认为，影响全球劳动力市场的最重要因素之一是移民量下降，这导致俄罗斯等主要移民接收国出现劳动力短缺。此外，疫情还对教育、卫生等人力资本发展领域造成了实实在在的打击，进而加剧了这些领域的失衡和赤字。特别是，根据世界卫生组织（WHO）的估计，到2030年，全球医生、护士和助产士短缺的人数可能达到990万人。尽管过去10年欧洲整体医生和护士人数增加了约10%，但这一增幅似乎仍不足以满足人口老龄化的需求。与此同时，世卫组织指出，不同国家的医生和护士的供应存在严重不平等，一些国家的医生数量是其他国家的5倍。护理形势更加严峻，因为数据显示，一些国家的护士人数比其他国家少9倍。此外，网络安全专家也十分短缺，缺口达300万。

专家指出，疫情对全球教育的打击同样严重。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称，“新冠疫情导致学校停课，影响了165个国家和地区超过15亿的学生。”除此以外，“教师短缺”也日益严重。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研究所（UIS）的数据，“到 2030 年要实现中小学教育的普及需要全世界至少6900万个新教师工作岗位。”

专家表示，除了人力资源短缺，劳动力技能和资质的缺乏同样十分严重，全球基础设施的缺口也越来越大。面对新冠疫情和日益盛行的保护主义，通讯和空间距离的障碍可能变得更加严重。全球基础设施中心预计到2040年，全球基础设施赤字将达到15万亿美元，占总需求的16%。

专家总结认为，国际社会越来越意识到全球经济即将面临的长期脆弱性，其中很大一部分与高科技部门和人力资本开发领域有关，从而很可能对经济产生强烈负面影响。但是相对于黑天鹅事件和气候变化等不可预知风险，人力资本风险可以通过以可持续发展和全球经济长期需求为重点的经济政策和战略的实施得到缓解和控制。

10月6日，俄罗斯国际事务委员会专家尼基塔·斯马金发文评论伊朗加入上合组织的影响及意义。专家指出，9月17日，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签署的数十份文件中最重要的一份是决定启动接纳伊朗加入该组织的程序。从形式上看，这一决定尚未使德黑兰成为上合组织的正式成员，而只是启动了加入该组织的进程，但事实上根本性的决定已经做出，伊朗已经可以被视为该组织的正式成员。

专家认为，伊朗前总统哈桑·鲁哈尼多次主张要扩大与上合组织的合作，但在职期间未能加入该组织。原因之一是他的团队集中于处理同西方国家的关系，但后来诸如核协议和欧洲大规模投资都由于美国外交政策的不一致导致计划失败。而伊朗加入上合组织则为现任总统易卜拉欣·莱希任期内的外交政策提供了良好的开端。在恢复核协议的谈判明显陷入停滞的背景下，这一点尤为重要。尽管伊朗方面没有违反协议条款，但唐纳德·特朗普仍果断地退出了伊核协议。这一事件成为伊朗“转向东方”的关键点。伊朗政治精英们再次看到，美方签署协议和保证毫无意义。虽然这并不意味着西方永远失去了伊朗，但在可预见的未来仍不会有较大可能性好转。

专家表示，伊朗加入上合组织的背景是组织内部日益需要在成员国之间建立新的国际互动机制。最显著的例子是阿富汗。美军撤出阿富汗后，上合组织成员国在解决来自阿富汗的恐怖主义和毒品等安全威胁方面只得亲自上阵，而伊朗对于阿富汗问题的有效解决将起到关键作用。另外，在西方制裁越来越严峻的时代背景下，中国、俄罗斯等国家可能也将面临伊朗类似的问题，而德黑兰在这一方向上充当了探索新方法的先锋。

专家强调，上海合作组织的转型方向是要成为不同观点国家之间开展对话和制定新型国际秩序的平台。在这种情况下，伊朗对整个上合组织来说是一次独特的考验，一个有着完全不同世界观和特定目标的国家将需要定期与区域大国们进行对话和谈判。可以说，伊朗加入上合组织是上合组织形成更加成熟的国际机构的重要阶段。

10月4日，俄罗斯国际事务委员会专家，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日本研究中心研究员弗拉基米尔·涅利多夫针对日本首相换届发表评论文章。专家指出，9月29日日本举行了自民党主席选举，曾任安倍晋三政府外相的岸田文雄依靠党内高层的支持胜出。自民党是执政党，因此，10月4日岸田文雄成为日本下一任首相。从此次竞选可以看出，在日本的政治生活中，执政党高层的权力平衡继续发挥着主导作用，普通选民的支持反倒是次要的。

专家表示，与新任首相上台相比，俄罗斯和其他国家更加关注日本的外交政策将如何发展。然而似乎选择并不多——无论岸田文雄能否巩固自己的位置长期执政，目前看来，所有执政的自民党成员在其政策中都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支持日本跟随美国的步伐。例如，日本政府经常谈到“强大而稳定的日美同盟”的关键作用。不管怎样，东京仍将是华盛顿在太平洋地区的主要合作伙伴，而北京将越来越多地被日方视为主要的潜在威胁。为了应对这一威胁，日本将不断增加与美国的互动程度，同时发展自身的军事潜力。

专家认为，目前还有两点并不确定：首先，限制日本武装力量积极参与境外军事活动的宪法第九条会在何时修改或删去；其次，新冷战是否会冻结俄日关系也还有待考察。俄罗斯与西方关系的进一步恶化，以及莫斯科和北京在安全领域的更密切合作，可能导致会俄罗斯和日本最终发现自己站在了新的对立面上。

9月24日，俄罗斯国际事务委员会总干事安德烈·科尔图诺夫针对近期美、英、澳三方组成的“奥库斯”（AUKUS）联盟发表评论文章。专家认为，“奥库斯”的组建出乎所有人意料，甚至使欧洲震惊，这也证实了与中国的对抗是美国政府和拜登外交政策中最优先的事项——甚至不惜激怒法国。而为了“遏制”中国，堪培拉可能会处于极其困难的境遇，此前它已为自己的反华行动付出了代价，损失了大量对华出口。当然，由于美国单独在海军军备上与北京竞争越发困难，尤其是在东太平洋。因此，为了向最可靠的合作伙伴寻求帮助，也不得不忽略一些随之而来的成本。对俄罗斯而言，这意味着华盛顿今后将在美中对抗的背景下考虑其任何行动。例如，白宫很可能对莫斯科与德里、河内的军事技术合作视而不见，认为这是加强区域制衡北京的一种方式。另一方面，俄罗斯对中国海军现代化计划的持续援助反而会被放大看待，并可能成为对两国实施新制裁的基础。

一些西方专家认为“奥库斯”可能成为亚洲的另一个“北约”，加拿大和新西兰将加入这个三边伙伴关系，然后是韩国和日本，最后甚至是越南和印度。俄罗斯方面也预测了这种可能性。然而目前看来仍是一个不切实际的前景。除了招募新成员的困难，建立新联盟的本身就是美国间接承认从20世纪保留至今的僵化联盟模式不适合这个时代，北约仍是一个笨拙又官僚主义的机器；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北约对美国战略的作用逐渐减弱似乎是不可避免的。然而，如果北约被“奥库斯”此类联盟所取代，北约的全面削弱是否符合俄罗斯的长期利益并不完全清楚。至少北约有详细和明确的决策程序，成员间妥协的机制，北约的决定或许对莫斯科不利，但那往往是可预测的。但“奥库斯”这类轻型联盟的决策往往出人意料。

“奥库斯”的建立表明美国的首要任务仍然是控制海上运输。美国无法对欧亚大陆的陆路运输走廊建立可靠的控制，也没有必要这样做——在可预见的未来，世界主要的货物流仍将通过海上进行。因此，美国和中国之间的主战场是广阔海洋，而不是欧亚大陆。而这对于主要陆上大国俄罗斯来说，短期内并不会直接影响其利益。

9月22日，俄罗斯国际事务委员会专家安德烈·卡赞采夫针对阿富汗局势发表评论文章，指出了俄罗斯和中国在阿富汗及周边国家的如下共同利益：一是确保阿富汗的中立及其领土上没有外国军队，二是确保中亚国家的安全，三是打击跨境恐怖主义威胁，四是确保中亚经济稳定发展，化解非传统安全威胁。五是保障移民和人际流动安全。

专家对俄罗斯和中国可能采取的联合行动的建议有：协调与塔利班和阿富汗邻国之间的立场。一般要求可能包括将国际恐怖组织驱逐出该国、维护阿富汗边境的和平稳定，创建包容性政府等等；在阿富汗境内的冲突群体（例如普什图人和塔吉克人）之间和不同国家间为了维护地区和平而进行调解；统筹协调在阿富汗存在利益的地区大国间的活动——包括通过上合组织和其他地区组织加以协调；加强俄中两国特种部队以不同形式开展的联合军事合作与互动；在双边层面和国际组织层面共同向阿富汗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加强俄罗斯和中国在中亚问题上的专家合作等等。

9月28日，俄罗斯联邦政府专家委员会成员、俄罗斯战略与技术分析中心主任鲁斯兰·普霍夫发表文章，指出俄罗斯在第二次卡拉巴赫战争中在战术层面上相对成功的机动性以及未来在该地区的战略手段。

2020 年 9 月 27 日爆发的第二次卡拉巴赫战争不仅是参与其中的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的转折点，它也改变了南高加索地区的政治和军事力量对比，推动了土耳其作为地区大国的进一步崛起，勾勒出俄罗斯在外高加索地区影响力的真正界限以及确定了美国和欧盟国家的真正利益。

专家指出，该地区目前的现状本质上是不稳定的，但从理性的角度来看，积累起来的积极因素原则上可以改变局势的动态。迄今为止，俄罗斯领导层在战术层面上的机动相对成功：第一，莫斯科在第二次卡拉巴赫战争中保持了对手之间的平衡，保持了亚美尼亚的盟友地位和阿塞拜疆的伙伴地位；第二，俄罗斯认识到土耳其在高加索地区存在的现实，部分保留了其作为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之间唯一调解人的地位；第三，俄罗斯表示出与任何忠于俄罗斯利益的亚美尼亚领导人合作的意愿；第四，俄罗斯巧妙地回避讨论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地位问题；第五，在战略上，俄罗斯制定了促进交战各方之间的经济合作项目的路线，增加了自苏联解体以来分裂的地区的内部凝聚力，发展了南北和东西线沿线的交通和其他通讯。

文章认为，随着后苏联空间不可逆转的解体趋势加深，土耳其、伊朗和以色列正在越来越多地影响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在这种情况下，俄罗斯的政策应以更广泛的中东地区为背景，转向寻求更适合其外高加索邻国的方法以保护和促进俄罗斯国家利益。俄罗斯未来五年在亚美尼亚-阿塞拜疆方向上的战略目标可能不是在双方都能接受的和平条约的基础上实现卡拉巴赫的持久和平，而是防止该地区的第三次战争。因此，专家指出了未来俄罗斯在该地区可以采取的战略手段：首先有必要重新思考和重启俄罗斯与亚美尼亚的关系，在基于双方利益的务实基础维护与亚美尼亚的盟友和伙伴关系；其次，重新评估和调整与阿塞拜疆的关系，保持两国的友好伙伴关系和经济、文化、科学联系，避免阿塞拜疆转变为土耳其的卫星国；此外，俄罗斯的战略必须考虑到北约成员国和雄心勃勃的地区大国土耳其在外高加索的政治和军事存在，与土耳其的直接冲突不符合俄罗斯的利益，应当采取伙伴关系和对抗辩证结合的特殊战略；最后，俄罗斯必须在军事层面吸取重要的教训，纠正和改变军事战略。

10月1日，政治学家、俄日关系专家詹姆斯·布朗发表文章指出，尽管日本新首相在领土争端上的立场要强硬得多，但莫斯科和东京之间将会保持一定程度的对话。

专家指出，作为外交部的负责人，岸田文雄曾负责实施安倍首相与莫斯科的和解政策，但这并不意味着其在成为首相后会延续安倍的政策。岸田文雄与美国有着密切的个人联系，并且和以在日俄领土争端问题上的不妥协立场而著称的日本外交使团关系密切。文章强调，这很可能将导致岸田文雄重新考虑安倍在领土争端问题上的立场，计划回到日本主张四个岛屿所有权的传统路线，并强调不解决领土争端就不可能缔结和平条约。此外，岸田还是日美印澳四国安全对话以及“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概念的支持者。

文章认为，以上这些都表明岸田文雄治下的俄罗斯和日本之间的友好关系是不可预期的，但是俄日关系也存在着积极的方面：第一，岸田已宣布希望继续与所有国家进行对话，意味着以谨慎著称的新首相将会尽量避免采取尖锐的对抗措施；第二，岸田有兴趣在有争议的千岛群岛进行联合经济活动，作为氢能和核能利用的倡导者，其可以促进俄日在这些领域的进一步合作；第三，岸田在安全问题上更为保守，他拒绝评论部署美国导弹的可能性并强烈反对核武器。最后，专家总结指出，在新首相的领导下，日本将不会回到安倍所追求的与俄罗斯的和解之路。但另一方面，日本也不会对俄罗斯采取极端敌对的立场。

       1月26日，卡内基欧洲中心非常驻高级研究员朱迪·邓普西撰文指出，德国在实践中未能对俄罗斯采取强硬措施，具有其历史、能源及内政各方面因素。

       专家表示，在俄罗斯与北约冲突日益加剧的背景下，德国虽然公开支持北约向波罗的海三国及罗马尼亚等北约成员国运输武器、部署军队的路线，但在事实上阻挠北约的行动，例如要求英国运输飞机绕过德国领空、禁止向爱沙尼亚运输德国制造的武器等。

       第一，从历史角度看，德国对俄罗斯的模糊态度受长期德俄关系及历史负罪感影响深远。部分德国政治家认为乌克兰及其他中东欧国家作为德俄之间长期合作或敌对关系留下的政治遗产，也是俄欧之间的战略警戒带，应当报以尊重；另外，德国对二战时侵略这些国家抱有深深的历史负罪感。他们认为，俄乌问题的产生，在于这些国家期望建立独立于俄罗斯的民主制度，并计划加入北约、欧盟等西方国家阵营。俄罗斯将这类行为视为对自身安全利益的严重威胁。

       第二，从能源角度看，德国对俄罗斯的能源与经济依赖也是阻碍德国对俄罗斯实施严格制裁的因素。俄罗斯天然气占德国市场半数以上的份额，占其他欧洲国家市场超过三分之一的份额。

       第三，从德国内政角度看，德国政府内部及公众的分歧巨大。本届德国政府为三党联合执政，由绿党领导的外交部门奉行强硬的对俄政策，而社会民主党领导总理府沿袭上任总理默克尔的东方政治（Ostpolitik）路线，即拒绝对俄罗斯采取过于强硬的制裁措施，通过增加外交对话和经贸合作解决俄罗斯问题。德国公众对于现有对俄政策的态度，也呈现对立的情形。

      专家认为，德国的行为加剧了北约内部，尤其是东西欧的分裂。一方面，与俄罗斯或乌克兰直接接壤的波罗的海三国及中东欧国家强烈谴责德国无视其现实国家安全利益，并质疑德国至少在经贸合作上的亲俄倾向，进而寻求摆脱严苛的欧盟机制，追求美国的协助。另一方面，法国虽然支持德国，但是法国的支持建立在欧洲“战略自主”的立场上。然而，欧洲的防御能力严重依赖于以美国为主导的北约组织，独立的欧洲防御体系建设仍在起步阶段，且将不可避免影响欧洲国家与北约的信赖关系。因此，不论是战后遵循和平主义的德国，还是迫切需要任何防御协助的中东欧国家，都难以完全认可法国的主张。

      专家总结道，目前北约内部就对俄政策的分歧一定程度上影响欧盟一体化及欧洲独立防御体系的建设进程。如果欧洲国家难以尽快团结一致，则北约将难以维持足够实力与俄罗斯对抗。

       1月25日，卡内基莫斯科中心负责人德米特里·特列宁接受俄罗斯《生意人报》记者伊琳娜·契尔年科采访，指出俄乌冲突短期内不会升级为战争，并分析俄罗斯与西方国家关系的发展的两种可能性，得出新的国际秩序正在形成的结论。

       首先，专家表示，短期内俄乌冲突显然不会升级为战争，而长远来看仍有争议。美国及其他国家实力对乌克兰政府仍然保持强大的影响力，并未必要挑衅俄罗斯，而俄罗斯近期的外交与军事行动仍然不足以判断其未来的战略动向。

       其次，专家针对俄罗斯未来的对外方针提出两种构想。第一，延续戈尔巴乔夫时期融入西方的外交路线。俄罗斯可能通过2021年12月向美国及北约提交的协议草案，迫使美国开启双边谈判，最终达成构建欧洲安全新秩序的目标。第二，启动新型外交路线，直接与西方国家决裂。俄罗斯将放弃与西方国家的交流，同时与中国、伊朗、古巴等非西方国家加强合作，在世界范围内构建自身势力范围，这一过程可能涉及到武力的使用。

       再次，专家对两种发展模式的效果、可能性进行分析。第一，俄罗斯现有的军事实力、能源储备等优势可以实现两种发展模式。第二，俄罗斯在第一种模式下承担的成本较小。第一种模式虽然有损俄罗斯作为大国的声誉，但尚不能动摇俄罗斯政府在统治地位及在国际社会的影响力。第二种模式不但必然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及财产损失，威胁俄罗斯国内民众态度及俄罗斯现有的外交关系，还会严重割裂俄罗斯内部亲西方与反西方政治精英。第三，专家承认，评价何种发展模式较好受到利益阶层、个人偏好的影响，第二种模式不必然劣于第一种模式。

       专家最后总结道，上述问题产生的背景是，俄罗斯在经历苏联解体后三十年的艰难发展，已经具备实力要求重新调整不利于俄罗斯的国际秩序。在此之前，赢得冷战的美国及其盟友并未重视俄罗斯的利益诉求，而现在则不得不将俄罗斯视为强大的对手。不论俄罗斯与美国及其盟友的矛盾是否可以通过和平方式解决，未知的新型国际秩序必然代替现有秩序。

       1 月 17 日，德国外交关系理事会国际秩序与民主项目负责人斯蒂芬· 迈斯特撰文指出，欧洲国家必须争取解决欧洲安全问题的话语权，避免在美俄谈判中沦为未来欧洲安全秩序的消极承受方。
       专家指出，俄罗斯期望重新构建以俄罗斯为主导的欧洲安全秩序，并将美国视为唯一的谈判对象，排斥欧洲国家的参与。一方面，俄罗斯近几年的行为明确表达在欧洲扩大影响力的诉求。第一，乌克兰对俄罗斯的安全利益具有极大影响。然而正如前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所言，乌克兰虽有重要的地缘位置，却只被俄罗斯视为美国的附庸。因此 2014 年以来俄乌矛盾激化为长期的对峙，俄罗斯要求直接与美国而非乌克兰协商解决冲突。第二，俄罗斯在 2021 年 12 月向美国和北约分别提交的协议草案中，提出北约停止东扩的要求，并间接禁止北约在俄罗斯周边的波兰及
波罗的海三国部署武器。第三，除了前苏联国家，俄罗斯也质疑与俄罗斯邻近的瑞典和芬兰加入北约的正当性。另一方面，俄罗斯不断向美国施压，要求在美俄双边框架中重建欧洲安全秩序。双边框架排斥过去由德国、法国等共同参与的争端解决模式（如诺曼底模式），不仅使美国成为俄罗斯解决欧洲安全问题的唯一谈判对象，也威胁美欧关系。
       专家认为，尽管俄罗斯的诉求在短期内不可能实现，欧洲国家仍应团结力量争取将欧洲安全问题置于多边框架中解决。上世纪九十年代及更早以前的公约、裁军协定已经不足以处理美国、欧洲与俄罗斯目前的对抗。对此，欧洲国家首先需要综合运用经济制裁和军事遏制手段，向俄罗斯传达多边解决争端的红线。其次，欧洲国家应与美国共同搭建有效的多边合作机制，从俄罗斯手中争夺主动权。在这一过程中，德国作为主要欧洲国家，可以通过更积极的行动展示美欧联合的决心和能力。

       1 月 20 日，兰德公司华盛顿办公室高级政策研究员斯蒂芬· 瓦茨等同撰写报告，分析美国在非军事对抗领域，即采取经济胁迫、政治颠覆及军事威胁手段对抗俄罗斯的可行性，并就军事威胁手段的应用和完善提出相关建议。
       专家表示，美国采取非军事对抗措施时仍然可以延续武装冲突时的逻辑，但要深化对非军事对抗措施的理解。首先，评估手段成效的三个维度分别是相关性、持续性、强度。美国目前对俄罗斯采取的措施可以大致分为军事对抗、非对抗的军事活动（如联合军演）及军事协定三类。军事对抗虽然可以直接体现美国对峙意图，符合相关性和强度的需求，但是易使东道国沦为美俄局部武装冲突的战场。非对抗的军事活动的强度和相关性较军事对抗弱，但是更容易被俄罗斯视为挑衅而加剧矛盾，除非美国将军事活动的地点设置在远离俄罗斯势力的地区，或者减少军事活动的不稳定性。军事协定的遏制强度最弱，需要与其他手段配合使用。其次，非对抗军事活动措施并非是美俄竞争中的唯一要素，其效应需要在长期、综合的语境下进行评估。从积极意义来看，非对抗军事活动可以向美国的盟友与合作伙伴彰显美国的诚意，缓解盟友与合作伙伴受到俄罗斯政治颠覆、经济制裁等威胁的压力。最后，非对抗军事活动的实施具有一定滞后性，决策时需要考虑俄罗斯方面误解美国意图的可能性。
       专家指出，美国采取非对抗军事活动措施需要审慎决策，避免激化美俄矛盾。第一，美国需要提高非对抗军事活动的战略地位，将其视为对俄政策的重要环节。第二，美国应当提高风险评估能力，并对俄罗斯在欧洲、中亚等不同地区的力量灵活采取不同遏制方案。第三，为应对紧急情况，美国必须坚持保留一定数量的机动部队作为遏制俄罗斯的补充力量。

12月31日，卡内基莫斯科中心亚太项目高级研究员亚历山大·加布耶夫撰文指出，中俄关系在近三十年中稳步发展，但是双边关系的不对称性将阻碍两国进一步加强合作。

专家首先分析中俄关系的特点与四项驱动力。中俄两国在经济、政治和军事等领域的合作中充分尊重对方内政，避免发展成类似北约的结盟关系。两国关系在苏联解体后的三十年内得到大幅提升，主要基于两国在维护边界和平、实现经济互补、尊重双方内政以及共同抵抗美国制裁等四项领域的共识。

其次，中俄在政治与经济领域的矛盾阻碍双方进一步合作。在政治领域，中俄尊重对方内政的特点，同时意味着两国缺乏动机为对方的全球战略提供实际支持。在经济领域，美国对中俄的经济制裁和俄罗斯国内情况限制两国投资活动。一方面，美国对俄罗斯的经济制裁削弱中国对俄罗斯的投资预期，除了极少数以政治为主导的投资项目如亚马尔液化天然气项目外，中国商业银行对向俄罗斯公民和法人放贷持审慎态度；而俄罗斯也难以全力支持与华为等受美国制裁的中国企业开展合作。另一方面，俄罗斯国内法律法规与投资政策的不确定性、有待提高的政府不透明度，以及俄罗斯对特定经济部门的绝对主导使中国企业在俄投资发展面临巨大挑战，而现有的双边合作协议无法解决上述问题。

再次，中俄关系的不对称性可能导致两国在未来产生矛盾。专家指出，中国的经济优势以及逐渐提升的军事能力可能影响俄罗斯的战略自主，并激化双方潜在矛盾。第一，中国可能使用经济杠杆强迫俄罗斯接受在经济合作的不利地位。数据表明，俄罗斯对中国的经济依赖程度远远超过中国对俄罗斯的经济依赖，且依赖程度随着欧美国家制裁日益提高。另外，能源出口是俄罗斯的经济支柱之一，部分大型企业将中国作为主要甚至唯一的进口国。如果中国通过停止进口等方式争取更多对中国有利的经济合作条件，俄罗斯将不得不接受中国的要求。第二，中国力图弥补与俄罗斯的军事实力差距，将对俄罗斯的外交政策形成压力。随着中国与印度、越南等国的冲突加剧，中国可能利用军事实力以及愈发明显的经济优势，迫使俄罗斯调整原先与印度和越南开展军事合作的印太战略，加强中国在印太地区的地缘优势。第三，中俄两国在中亚与北极地区存在共同利益，但是两国将在长期合作的同时开展竞争。在中亚地区，中俄分别着力于经济和军事两个领域，维持和平稳定的中亚秩序，然而，中国与中亚国家的安全合作影响俄罗斯的军事利益。在北极地区，中国作为北极理事会观察员国，期望通过加深与成员国俄罗斯的经济合作，扩大对北极地区的科研、开发工作。而俄罗斯长期坚持北极地区的非开放性，拒绝北极理事会成员国以外的国家干涉北极事务。

  最后，专家总结道，虽然存在诸多限制因素，中俄的共同利益使两国关系在过去三十年来得到极大发展。在未来，两国需要关注不对称性对双边关系的风险，而中国的外交政策与俄罗斯的对美态度、国内政治改革是影响不对称性的关键因素。

12月27日，兰德公司兼职高级研究员威廉·康特尼与兼职研究员皮特·威尔森共同撰文指出，俄罗斯通过安全条约草案威慑北约的手段，低估了北约与乌克兰抵抗俄罗斯的实力。

12月17日，俄罗斯公布《美俄安保条约》及《关于确保俄罗斯与北约成员国安全保障协定》草案，草案的主要内容为要求美国撤出在欧洲的核武器以及区域导弹，并禁止北约在东欧的成员国领土内建设军事设施。12月21日，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俄罗斯将对继续威胁俄罗斯的西方国家采取相应的军事反击。专家指出，普京的回应已经暗示，俄罗斯明知北约难以接受两份草案的要求，因此签署协议并非俄罗斯的真实意图，而在于通过“非谈即战”的暗示威慑北约国家。

专家认为，俄罗斯的确向北约传达对乌克兰发动战争的可能性，但是未能客观评估北约和乌克兰的军事能力。第一，乌克兰军队作战实力不占优势，但俄罗斯仍须投入大量军队、时间和经济支出才可能占领第聂伯河以东的整个乌克兰东部地区。即使俄罗斯在军事侵略时结合大规模网络攻击和多前端进攻策略，面对在长期俄乌冲突中逐渐积累作战经验的乌克兰军队，也无法在数月之内轻松取胜。第二，北约国家会对俄罗斯开展反击。当乌克兰可能战败，或战争严重威胁其邻近的北约成员国安全，以美国为主导的北约国家可能开展军事干预。即使北约国家没有在军事上增援乌克兰军队，也必然会采取经济制裁、网络攻击等方式，打击俄罗斯的经济系统与军事指挥系统。第三，尽管俄罗斯可能在战争中获胜，也难以在乌克兰有组织的、持续性的游击战、起义中有效统治占领区域。

  专家总结道，俄罗斯应当转变苏联时期的错误认知，一个稳定的欧洲安全体系才是保障俄罗斯国家安全及乌克兰主权独立的最佳途径。勃列日涅夫曾低估西方国家的凝聚力与军事实力，部署SS-20区域导弹系统威慑欧洲与日本，但是北约依靠装配面向苏联的同等规模导弹，成功瓦解了苏联的威胁。

12月21日，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俄罗斯与欧亚项目高级咨询专家基尔·贾尔斯撰文指出，对俄罗斯而言，通过谈判解决俄乌冲突及俄罗斯与北约的对峙是俄罗斯的最佳选择。

专家认为，俄罗斯迫切要求启动谈判工作，提出以停止北约东扩为核心的多项要求，且强调将谈判结果以双边协议得以确认的一系列行为，可以对北约国家构成非谈即战的压力，使俄罗斯可通过极小成本达成战略目标。同时，俄罗斯军事入侵乌克兰的可能性仍然存在，但只能作为最后手段。毕竟俄罗斯可以通过许多途径，例如网络攻击、政治操纵等方法对乌克兰施压。俄罗斯在近几个月向俄乌边界调动大量军队的行动，从成本-收益角度看更宜被解释为向北约塑造即将开战的假象，从而增加与北约谈判的筹码。只有在美国及英国军队真正进入乌克兰抗击俄罗斯军队，俄罗斯才会采取战争手段。

  专家表示，北约应当避免与俄罗斯达成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谈判结果，防止对乌克兰及整个欧洲的安全造成巨大威胁。即使俄罗斯最终只可能实现部分谈判主张，但考虑到俄罗斯在经济、政治及能源领域与欧洲紧密协作的现实情况，北约如依照协议削减在东欧的军事存在，将使欧洲东部地区完全暴露在俄罗斯的军事威胁之下。

12月22日，国际关系专家弗拉基米尔·弗罗洛夫在卡内基莫斯科中心撰文指出，俄罗斯为实现周边安全，与北约达成限制北约东扩的协议具有重要意义，但是前景仍较模糊。

俄罗斯迫切期望能一劳永逸地解决北约东扩问题。2021年12月1日，俄罗斯总统普京在会见新任外交大使时提到，俄罗斯需要与美国及其盟友直接对话，要求北约停止东扩并撤离在俄罗斯边境附近的武器系统。普京强调，为了保护俄罗斯的安全利益，俄罗斯与北约的谈判结果必须要形成具有法律效力的协议，而非政治声明。俄罗斯以其在乌东地区的军事威胁为谈判筹码，公开敦促北约尽快开展谈判工作；除了再次承诺暂停在欧洲部署中短程导弹外，不对北约作出任何妥协。

专家认为，俄罗斯急于与北约谈判的主要原因是俄罗斯难以控制乌克兰转向北约。第一，北约与乌克兰的关系升温对俄罗斯的安全造成严重威胁。2020年6月，北约确立乌克兰作为北约能力增强伙伴的地位，并将解除美国与乌克兰开展军事合作的一些系列限制。第二，即使俄罗斯成功使《明斯克协议》得到履行，也无法通过亲俄的顿涅茨克与卢甘斯克地区控制乌克兰的国防与外交政策，反而会加剧乌克兰对北约的依赖。

目前，北约对俄罗斯的谈判请求态度消极，一方面，俄罗斯苛刻的谈判期限和条件，北约倾向于将请求视为俄罗斯出兵乌克兰前的最后通牒。另一方面，双方在客观上难以达成具有法律效力的协议。即使是北约的主导者美国，总统拜登在参议院的优势也不足以保证协议可以得到美国国内批准，何况其他二十余个成员国。专家假设双方能对停止北约东扩达成共识，北约可能采取两种方案：第一，按照俄罗斯的主张，缔结条约并交各成员国批准。但这种方案相当于推翻北约作出的多项声明，例如在2008年布加列斯特峰会保证乌克兰与格鲁吉亚加入北约的承诺，从而违反《北大西洋公约》的开放政策。第二，类比北约的新战略概念和北约马德里峰会宣言，仅对俄罗斯作出缺乏法律约束力的政治承诺。

  专家总结道，停止北约东扩的协议不但对保障俄罗斯周边安全具有重要意义，还有助于俄罗斯与乌克兰，而非俄罗斯与美国直接通过和平谈判解决长期冲突。早在上世纪六十年代，美苏就提出通过协议维护欧洲安全的政治构想，然而俄罗斯现阶段不切实际的谈判主张和军事威胁，并未改善双边谈判的敌对氛围。

1月3日，前北约公共外交副助理、长期战略小组秘书长史蒂芬妮·巴布斯特撰文指出，北约必须对俄罗斯的威胁采取强硬态度，并在必要时联合美国在亚太地区的盟友。

专家表示，俄罗斯在2021年12月向美国提交的两份协议草案，证明俄罗斯存在以俄乌冲突为筹码，进一步扩大地缘影响力的目标。一方面，协议草案中要求北约拒绝在前苏联加盟国境内部署军事力量，为俄罗斯构建与西方国家之间的战略缓冲区、向西方国家继续扩大势力埋下隐患。另一方面，俄罗斯目前的国内外情况至少不会使其在与北约的谈判处于完全下风。俄罗斯总统普京的政治地位相对稳固，军事力量不断提升，且中俄关系提升减轻俄罗斯的安全与经济压力。相比之下，美国总统拜登面临较大的国内压力，2021年美国从阿富汗仓促撤军损害美国的国际声誉，中美竞争又遏制美国投入欧洲事务的能力。

专家认为，北约对俄罗斯的经济制裁和警告不能根本动摇俄罗斯的对外政策，必须采取更加强硬的态度进行回应。第一，欧盟和七国集团（G7）应当加大对俄罗斯的经济制裁力度，例如关停“北溪2号”工程。第二，北约应当坚定拒绝俄罗斯在两份协议草案中的核心内容，包括对前苏联加盟国成员国的非军事化措施、停止北约在东欧地区的扩张等。否则，北约各个成员国的主权独立性以及组织的自主性将会受到严重破坏，难以维护欧洲东部安全。第三，在必要情况下，北约可以寻求美国在亚太地区的盟友及其他国家支持，以军事或非军事方式维护欧洲的安全秩序。

  最后，专家强调，北约与俄罗斯的冲突前线在乌克兰地区，而俄罗斯意在通过涉及乌克兰的两份协议草案观察北约的能力及行动。因此，北约必须强调乌克兰的战略价值，因此必须在加强乌克兰军事防御力量的同时，保障欧洲能源安全。

12月8日，卡内基莫斯科中心的非常驻学者阿尔乔姆·施莱布曼撰文指出，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于11月30日承认克里米亚地区在事实和法律上均属于俄罗斯领土，表明白俄罗斯从中立转向亲俄罗斯立场，尽管这一转变并不能为白俄罗斯带来足够的长短期利益。

白俄罗斯改变七年以来对克里米亚归属的模糊立场，是多种因素共同促成的结果。2014年克里米亚事件爆发后，白俄罗斯为避免在关系急剧恶化的俄罗斯或西方国家之间站队，曾参与斡旋调停俄乌冲突（两次明斯克协议都在白俄罗斯首都明斯克签订），并积极开展与欧盟邻国的外交工作。然而，2020年白俄罗斯因总统竞选争议爆发的国内政治危机、欧盟对白俄罗斯实施的经济制裁使白俄罗斯近六年来与西方国家的外交努力收效甚微，而俄罗斯控制的欧亚发展银行为白俄罗斯提供的三十亿美元贷款，更加深了白俄罗斯对俄罗斯的经济与政治依赖。因此，白俄罗斯既需要向俄罗斯作出政治承诺以示友好，还需要成为俄罗斯与西方国家地缘政治对峙中的忠实堡垒。

白俄罗斯承认克里米亚属于俄罗斯，并不能使白俄罗斯本国取得足够的短期利益，反而会对白俄罗斯周边安全带来长期隐患。第一，白俄罗斯的邻国乌克兰、波兰和立陶宛，长期将卢卡申科政府视为俄罗斯控制的傀儡政权，因此白俄罗斯亲俄的立场声明并未超越它们的预期。其中，即使乌克兰对克里米亚问题高度敏感，乌白关系因两国之间广泛且难以替代的石化贸易，也不会真正走向破裂。第二，对欧盟其他成员国与美国而言，白俄罗斯的声明对东欧地区稳定的破坏性相对波白、立白边境日益严重的难民问题极其微小，并不足以加大欧美国家对白俄罗斯的制裁力度。第三，白俄罗斯的声明不能使俄白关系产生实质性突破。俄罗斯并不信任白俄罗斯在多方面压力下作出的政治承认，因为卢卡申科的承认可能被下一届白俄罗斯政府推翻。尽管如此，白俄罗斯声明产生的一系列后果，即与包括乌克兰在内的邻国关系疏远，增加对俄罗斯的依赖等，仍然符合俄罗斯的利益。另外，俄罗斯面对白俄罗斯难以偿还近四十万美元贷款的现实情况，仍然继续为其提供新一批贷款，但是白俄罗斯也必须不断向俄罗斯妥协。

  专家总结道，除了在克里米亚问题上表明立场，白俄罗斯为了长期得到俄罗斯的帮助，只有两个选择：要么牺牲部分国家主权或财产维持与俄罗斯的紧密联系；要么进一步加剧与邻国的冲突，使俄罗斯不得不投入精力维护白俄罗斯安全。目前，绝不接受让渡国家主权的卢卡申科政府选择后者，即使这种选择为白俄罗斯西部乃至东欧地区的安全问题带来极大风险。

12月16日，兰德公司国防研究部副部长特伦斯·凯利、高级研究员蒂莫西·邦德与国防研究分析员迈克尔·约翰逊共同撰文，指出北约有必要，且有能力通过实施双轨战略遏制俄罗斯对东欧地区的威胁。

专家表示，北约在欧洲的军备力量尚不足以对俄罗斯产生威胁，如果俄罗斯在乌克兰东部建立亲俄政府，将对欧美国家产生极大的安全威胁。从克里米亚事件开始，俄罗斯在东欧地区建立的势力范围，包括目前坚定支持俄罗斯的白俄罗斯与乌克兰东部，将对西部邻国波兰及地缘位置孤立的波罗的海三国产生直接威胁，进而改变欧洲地区的战略平衡状态；甚至预示着新一轮冷战的开端，削弱美国在亚太地区与中国竞争的能力。

北约双轨战略的两个目标，是维护乌克兰的独立地位，并防止在欧洲爆发新的战争。第一，为使乌克兰免受俄罗斯进攻，一方面，北约需要向俄罗斯表示，将在必要情况下为乌克兰长期抗击俄罗斯军队提供支援，而欧盟应当逐步将减少对俄罗斯油气资源的依赖；另一方面，美国也必须拒绝乌克兰加入北约的请求。第二，为抵御俄罗斯对波罗的海三国甚至其他欧盟成员国的攻击，北约需要完善现有的防御措施。具体而言，北约必须增加防御开支，并在“4个30”计划（即北约在进入戒备状态后的30天内准备好部署30个陆地营、30个空中战斗机中队和30艘舰艇）的基础上，使美国能够调动一支联合特遣部队和一个装甲师前往波兰，同时提供火力和后勤支持，使英国、法国和德国动员更多军队。

  专家认为，俄罗斯在东欧建立势力范围的目标并非与北约组织直接对抗，更不是发动冷战削弱本就脆弱的国内经济。北约对俄罗斯的遏制的最终目标是警告俄罗斯，对峙可能引发的最坏结果除了战争外即是壮大北约力量，使美国军队能够长期在俄罗斯边境地区施加威慑。

      12月9日，美国海军学院国家安全事务研究专家、外交政策研究所非常驻研究员尼古拉·格沃斯迪夫撰文指出，美国总统拜登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在12月7日举办的线上会谈，未能在解决乌克兰东部冲突议题上达成一致，但因此提高了俄罗斯在美国全球战略中的优先地位。

       在视频会议上，美国重申，美国将坚决遏制俄罗斯在未来将对乌克兰采取的侵略行动。不同于美国国会及欧洲盟友的诉求，拜登表示美国将对俄罗斯采取经济制裁（deterrence by punishment）而非军事干预（deterrence by denial），即美国短期内不会向乌东地区调动北约部队，或向乌克兰输送大量武器。专家认为，美国在无法阻止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情况下，利用经济手段，如禁止俄罗斯国有企业、私有企业从美国市场直接或通过SWIFT国际银行清算系统取得资金，可以有效打击俄罗斯依赖能源出口的经济体系。而欧洲国家即使在客观上依赖俄罗斯能源、主观上希望摆脱美国以实现“战略自主”的情况下，仍会尽力配合美国对俄罗斯的制裁措施。

        对此，俄罗斯在会议中强调，解决乌克兰问题的关键，不在乌克兰或者其他欧洲国家，而是美国是否愿意对乌克兰政府施压。在美国将战略重心从欧洲转移到亚太地区后，俄罗斯一直期望恢复前苏联时期与美国势均力敌的外交地位——由美国与俄罗斯作为处理国际事务的唯二主导者，其他西方国家只作为次要的美国盟友。在会谈中，俄罗斯的发言也有意模仿1972年美苏在莫斯科峰会上的声明，暗示美俄两国在处理乌克兰事务中的重要地位。

       另一方面，俄罗斯在会上的两个目标同样明确。第一，俄罗斯要求美国取代德国与法国，敦促乌克兰履行《明斯克协议》。目前，美国正在考虑并向欧洲盟友传达俄罗斯的这一提议；结合《明斯克协议》，要求乌克兰最高拉达修宪，下放乌克兰东部顿涅茨克及卢甘斯克两州地方自治权的要求，乌克兰在未来几年内必然无法加入北约。第二，使美国承认北溪2号工程。德国受制于美国，暂缓北溪2号工程的审批程序，而俄罗斯可以通过乌东问题这一砝码与美国开展协商。

       专家总结道，尽管“拜普会”没有产生实质性进展，但是俄乌冲突愈演愈烈的现实情况下，美国必须重新关切欧洲事务。

1月6日，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名誉教授罗伯特·莱格沃尔德撰文指出，美国和俄罗斯实现各自国家安全利益的最佳途径是通过采取互利共惠的国际战略，逐步重建政治互信。

2021年12月中旬，俄罗斯向美国提交《美俄安保条约》及《关于确保俄罗斯与北约成员国安全保障措施协定》草案，并催促美国及北约成员国尽快启动协商程序。1月3日，美国总统拜登承诺将于近日围绕乌克兰问题与俄罗斯开展三次高层沟通。

专家表示，虽然双方在短期内难以解决俄乌冲突，但是可以针对俄乌冲突的特点规划争议解决路径：第一，俄乌冲突的本质，是以美国为首的北约与俄罗斯在俄乌边境的安全权利冲突，而非利益冲突。俄罗斯坚持在本国境内部署军事力量的权利，而北约则坚持包括乌克兰在内的俄罗斯邻国的主权独立性，即外交不受俄罗斯干涉。因此双方行使权利如不考虑到对方的相关权利，则必然妨害对方的权利。第二，美俄互动的负反馈多于正反馈，即双方均缺乏动力和平解决俄乌冲突。目前，俄罗斯与北约仍陷于单边的、消极的恶性循环，而现有国际法体系缺乏超国家的权力机关，只有国家之间形成良性互动的机制，才能切实解决争端。第三，美俄两国缺乏政治互信是造成乌克兰问题长期陷入僵局的根本原因。

专家认为，美俄两国需要减少各自对外政策中恶化双方互动的因素，增加促进双方良性互动的因素。根据这一思路，则双方均应逐步采取措施降低武力使用或以武力相威胁的可能性，在这一缓慢的合作过程中重建信任，最终实现对双方安全权利的保障。

  专家总结道，美俄两国的国家安全是相辅相成的，尽管两国关系仍在进一步恶化，在互信的共同安全框架中解决两国矛盾仍然是必要路径。在苏联解体后的一段时间内，美国、欧洲和俄罗斯的领导人曾构想过“从温哥华到海参崴”的欧洲-大西洋安全共同体，其内涵对未来处理美俄关系仍有启发意义。

12月8日，前美国驻哈萨克斯坦、格鲁吉亚大使威廉·考特尼与兰德公司国际防御事务研究员皮特·威尔森共同撰文指出，面对俄罗斯继续进攻乌克兰的态势，美国及其北约盟友将在未来几年内大幅增加防御开支。

2021年下半年，俄罗斯不仅在俄乌边境及克里米亚地区部署大量军队，还发表宣言质疑乌克兰国家独立的法理基础。同年11月，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威廉·伯恩斯在访俄期间表示，美国及其北约盟友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担忧，并重申美国已对乌克兰的安全作出“铁一般的坚定承诺”。自2014年起，乌克兰虽然一直依赖西方国家提供的军备资源抗击俄罗斯，但是从未请求西方国家直接增派军队共同作战。

专家表示，2021年的情况可能比过去七年更加糟糕。如果俄罗斯决定入侵乌克兰，那么北约除了对俄罗斯实施比2014年更严格的经济制裁措施、扩大对乌克兰的军备支持外，北约成员国可能直接调动本国军队赴乌克兰进行军事干预，以弥补乌克兰军事力量，尤其是空军的短板。然而，为避免俄乌局部战争扩大到整个欧洲，甚至会引发俄罗斯以核武器相威胁的局面，美国及其盟友目前均未同意采取军事干预。对乌克兰而言，如果能够利用广阔的领土尽力拖延俄罗斯在前期的进攻速度，削弱俄罗斯后勤补给力量，那么俄罗斯的地面作战成本将大大增加，为乌克兰在北约的协助下进行长期防御提供可能。

专家总结道，不论是乌克兰还是美国为首的北约成员国，都必须尽快调动一切力量增加军事防御开支，做好与俄罗斯继续进行长期对峙的准备。

1月13日，卡内基欧洲中心非常驻高级研究员朱迪·邓普西就欧盟采取外交手段保障欧洲安全的前景采访了十三位专家并总结道，欧盟仍有期望与俄罗斯展开和平对话，但是缺少硬实力支撑的外交恐难以取得成效。

首先，欧盟采取外交手段存在以下障碍：第一，欧盟并非是解决欧洲问题的主导力量。卡内基欧洲访问学者拉卢卡·塞纳托尼承认，即使在极为敏感的乌克兰问题上，谈判的主导者仍然是俄罗斯和美国，欧盟及乌克兰实际上处于次要地位。第二，俄罗斯缺乏足够动机采取和平手段解决纠纷。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员欧洲项目执行主任丹尼尔·贝尔表示，俄罗斯的战略目标不同于前苏联，需要提高综合国力而非维持现状，使用武力的动机便多于外交。

其次，欧盟的外交手段无法产生足够的效果。第一，欧盟与俄罗斯的安全利益冲突难以切实解决。正如欧洲理事会对外关系华沙办事处负责人彼得·布拉斯所言，北约无法接受俄罗斯针对自身安全利益提出的要求，而俄罗斯短期内无法放弃强硬的对外战略。第二，欧盟缺乏足够军事实力，在与俄罗斯的对话中难以占据优势。

  最后，为更有效地解决欧洲安全问题，欧盟应当通过下列途径加强谈判优势：第一，明确俄罗斯的核心利益在于周边国家的中立性。前美国驻德国大使约翰·科恩布鲁姆认为，欧盟必须认识到当前欧洲安全问题的根源并非北约，而在于北约东扩影响前苏联地区的中立性，进而对俄罗斯国家安全和政治制度产生威胁。对此，欧盟不能顺应俄罗斯的意图，而应坚持1975年《赫尔辛基协定》的精神维护欧洲安全秩序。第二，团结西方国家力量，综合采取多种手段保障外交。正如都柏林大学国际关系专家本·托拉指出，外交只是安全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如果俄罗斯认为欧盟和北约只能采取外交手段，则会采取更强势的外交政策，反而严重威胁欧洲安全。另外，东欧研究中心俄罗斯部门高级研究员维托德·罗德基维茨认为，欧盟目前的外交工作必须紧密联结北约的军事力量。第三，坚持在俄罗斯从乌克兰撤军后才开展谈判的立场。大西洋理事会北欧主任安娜·威斯兰德认为，欧盟一直以来均期望同俄罗斯和平解决乌克兰危机，而俄罗斯在俄乌边境部署军队、开展导弹试验、向欧洲断供天然气等行为才是主动破坏双方互信基石。因此，欧盟也应当持强硬态度，要求在俄罗斯撤军后再开展谈判。

1月10日，兰德公司高级政策研究院塞缪尔·查拉普撰文指出，北约可以且应当公开拒绝乌克兰在短期内加入北约的诉求，以此缓解俄乌僵局。

专家认为，北约一直没有明确乌克兰的北约成员国资格问题，是乌克兰问题陷入僵局的重要因素。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到美俄日内瓦会谈，乌克兰是否可以加入北约一直是俄罗斯与西方国家之间难以调和的冲突，并陷入恶性循环：俄罗斯越反对乌克兰加入北约，北约为表明不服从俄罗斯的意愿，则越不愿明确拒绝乌克兰加入北约。

北约明确拒绝乌克兰加入北约，不仅不违反《北大西洋公约》第十条的开放原则，还能通过较低成本缓和乌克兰危机。第一，开放原则并不反对北约拒绝乌克兰的请求。一方面，北约有权审议一国是否可以成为北约会员国。乌克兰基于“一国有权自由选择加入何种安全协定”的原则（PDF）请求加入北约，不影响北约因未准备好而作出拒绝接纳的决议。另一方面，北约也有作出否定性声明的先例。1996年12月，北约就发表“三不声明”，即北约无意愿、无计划且无事由在新加入的成员国境内部署核武器。第二，北约本身并未计划接纳乌克兰作为会员国。北约否决乌克兰提交的成员国行动方案（MAPs），仅使用模糊词汇表示乌克兰在未来可能加入北约。而法国、德国等北约主要成员国反对乌克兰的请求。第三，北约的拒绝可以削减俄罗斯的敌对态度，避免战争爆发。北约在与俄罗斯的恶性互动中模糊对乌克兰成为北约成员国的态度，这样非但未能给乌克兰提供足够的安全保障，还会使俄罗斯误认为北约将接纳乌克兰，加剧北约与俄罗斯的冲突。

  专家总结道，如果北约可以通过作出短期内拒绝乌克兰加入北约的声明，缩小俄罗斯在乌东地区的军队规模，那么这不失为一种低成本的外交手段。

11月30日，法国国防部历史研究处研究员、法国外交部政策规划处俄罗斯与欧亚问题常设顾问席琳·马兰热，德国国际安全事务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苏珊·斯图尔特共同撰写报告，指出法国与德国在对俄政策上逐渐趋同，加剧了欧盟内部分裂。

法国与德国在对俄政策上的优先事项不同，但是在安全与经济议题上的共同关切为两国逐步协调对俄政策奠定基础。法国对俄政策的重心在安全领域，强调通过法俄关系冲抵对美国的依赖，力求实现欧盟的“战略自主”；而德国基于历史原因，对俄罗斯的油气资源依赖较重，因此将德俄经贸与能源合作作为优先事项。然而，两国在俄乌顿巴斯冲突中进行斡旋、开创诺曼底模式，标志着共同处理对俄问题的初步尝试。随后，德法两国有意识地对对方的对俄政策进行适当妥协，并为共同促进对俄贸易的商业环境，开展与俄罗斯的对话，反对欧盟与北约近期东扩。

  专家表示，法德作为欧盟建立及发展的主导力量，协调两国对俄政策固然重要，但需要处理欧盟内部，尤其是邻近俄罗斯的中东欧成员国的反对意见。欧盟一直以来，尤其是在2014年克里米亚事件发生之后，难以形成稳定、统一的对俄政策。例如，欧盟于2016年宣布的对俄政策框架意见“五项指导原则”（Five Guiding Principles），在2021年进行完善后仍然缺少一致性。2021年2月，欧盟对外事务委员会针对日益恶化的俄欧关系，提出三步对俄政策，即“反击俄罗斯侵犯人权的国际不法行为，遏制俄罗斯的虚假信息与网络攻击，参与有利于欧盟的俄欧事务”。而这与德法两国坚持合作与制裁并重的对俄政策相冲突。随着俄罗斯对欧盟安全的影响力逐渐提高，包括军事威胁及政治颠覆风险，法德经过多年协调形成的对俄政策及其成果，可能随着中东欧成员国的阻挠而付之一炬。

9月15日，兰德公司（RAND）的研究助理耶伦·泽曼（Jalen Zeman）撰文指出，俄罗斯近年来在国际社会中的一系列行为引起挪威、瑞典、芬兰等邻近的北欧国家对俄政策强硬化，这一转变为美国加强在欧洲北极地区的安全合作提供机会。

专家表示，挪威、瑞典和芬兰在传统上一直与美国保持紧密联系，但同时与俄罗斯方面保持较为平和的外交关系，拒绝挑衅俄罗斯军方或者破坏对俄贸易。但在俄罗斯干预乌克兰事务、快速增加北极地区军事部署后，上述国家的对俄政策发生集体转变，均将俄罗斯视为对其本国及周边地区严重的安全威胁，并在其战略文件中一致转向积极支持美国领导的北极安全合作与伙伴关系，这为美国创造了一个机会，可以在该地区已经牢固的安全关系基础上进一步推进美国的国家安全目标。挪威2020年国家安全战略文件中将美国视为“挪威最亲密的盟友。”同样，非北约国家瑞典在《瑞典的北极战略》中认为“与美国的密切关系对瑞典的安全和繁荣至关重要”，并补充说这种关系“也适用于北极地区。”芬兰同样将加强与美国的关系和维护芬兰的安全联系起来，并在2020年《芬兰外交和安全政策的报告》中表示：“美国在2020年将与芬兰的安全联系起来。对欧洲防御的承诺对于整个欧洲的安全非常重要。”

对于美国而言，加强与上述北欧国家的联系，不仅能在非军事领域，如气候变暖、环境保护、预防灾害等问题上推动政府与民间合作；也能在军事领域调动美国和其他北约部队的力量，对抗俄罗斯的军事威胁，维护欧洲及北极地区的安全。

  专家总结认为，挪威，瑞典和芬兰已经大大改变了他们的计划和行动，以应对俄罗斯在欧洲北极的威胁。对美国来说，这一变化可能是进一步加强与其主要盟友和合作伙伴合作的机会，有助于加强该地区的安全，并更好地应对俄罗斯在欧洲最北端的挑战。

9月16日，俄罗斯国际事务委员会主席，前俄罗斯联邦外交部部长伊戈尔·伊万诺夫撰文分析新冠疫情下国际关系呈现的几点特征。专家指出，新冠疫情不同于过去区域性、暂时性的危机，而将长期、广泛地影响所有国家，不论其政治体制、意识形态或经济状况。如果不能正视当今国际关系秩序中日益显著的矛盾，国际社会恐将陷入螺旋式衰退的局面。

第一，全球化的趋势没有发生变化。新冠疫情的传播突破了国家边界，从反面揭示各国互相依存的程度在不可逆转地加强。边界的意义和作用将局限在行政管理上，因为没有任何国家能阻挡疫情的传播，也不可能阻挡国民之间的物质、文化交流。

第二，国际治理结构改革的问题亟待解决。在新冠疫情爆发初期，国际秩序经历了一段混乱时期。虽然联合国、世贸组织、世卫组织、G20等国际组织已经在积极抗击疫情，但是仍暴露出部分国际组织如联合国动员能力弱、效率低下的缺陷。

第三，国际组织在全球事务上的弱化，一并削弱了各国的向心力。围绕新冠疫苗的信息战就证明了各国在以自身利益优先，枉顾国际社会共同利益的情况下，只会让国际关系倒退到冷战时期的以意识形态划分敌我的二元格局，不利于共同对抗严峻的新冠疫情。

第四，民主的国际治理思路受到挑战。某些国家领导人借抗疫为由，以牺牲基本的民主原则与国际法义务，加强自己在本国的政治权力。这些领导人很可能会在未来以其他新危机为由，继续扩大权力，并将非民主的治理思路延伸到国际事务上，可能不利于与其他国家合作处理全球安全与发展。

  第五，大国之间需要尽快加强合作。合作并领导国际社会摆脱新冠疫情的不利影响，是世界主要大国不可推卸的责任。俄罗斯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一员，正积极倡议与其他常任理事国国家元首共同协商解决国际事务。

10月6日，俄罗斯事务转引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的文章指出，基于长期以来的不信任关系，美国在与俄罗斯加强网络稳定的合作中，可以综合运用设定限制、威慑对方或友好协商的方法，尽量减少损失。这种混合方法可以类比为“醉酒派对”（“Drunken Party”Approach）——无法忍受邻居派对的噪音而报警，并非为了结束派对（这是不可能的），而是为了将噪音降低到可以容忍的水平。

专家指出，在国际关系中，规范能够增强威慑力，双方在谋求规范的谈判中也能寻找到共同利益。尽管美国以难以区分网络武器与无害性网络程序为由，抵制俄罗斯近二十年来倡导缔结的网络稳定条约，两国仍然会探索通过条约或其他形式限制单方或双方行为的规范。在冷战时期，双方就曾对遣返间谍、防止海上冲突升级为军事对抗等事项达成一致，并且在双方意识形态冲突尖锐的情况下建立较为粗糙的协商机制。

另一方面，建立威慑也是促进双方遵守规范、引导友好协商的必要手段。2021年6月的日内瓦峰会上，美国总统拜登向俄罗斯总统普京提交涉及能源、金融服务、通信等16个基础设施领域的清单，并表示俄罗斯不得通过网络攻击上述领域，否则美国将做出反击。拜登在交涉中语焉不详地表明美国尚未对俄罗斯形成足够的威慑力，但是一旦俄罗斯触犯了美国的红线，美国必然针对俄罗斯国家或个人实施制裁，例如冻结银行账户。

  专家总结道，美国和俄罗斯的合作永远难以达成完美而具体的条约规范，但是可以在对彼此的警告和威慑中缓慢开展，以逐渐接近网络稳定的目标。

10月7日，威尔逊中心基辛格中美关系研究所研究员布拉德利·贾丁与布什政府与公共服务学院研究助理爱德华·莱蒙合作撰文指出，随着美国军队撤离阿富汗，中国与俄罗斯正在加强对中亚地区的安全援助，以遏制该地区成为恐怖主义势力的根源，并削弱美国在该地区的影响力。目前，中俄两国并未在中亚地区开展大国竞争。

俄罗斯担忧塔吉克斯坦与阿富汗日益紧张的关系，计划由其领导的集体安全条约组织于本月在塔吉克斯坦与阿富汗边境进行四次军事演习。随后，与阿富汗及塔吉克斯坦均直接接壤的中国也与塔吉克斯坦开展反恐演习。

专家指出，美国在“9·11”事件后进入阿富汗开展军事行动，将其作为中亚地区的后勤枢纽，并在邻国乌兹别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建设军事基地，修筑塔吉克斯坦与阿富汗边界设施。但是从2014年后，美国在中亚地区的经费资助、军事演习及设施建设急剧减少。因此2021年美国从阿富汗撤军后，中亚各国对美国再次入驻均持消极态度。

俄罗斯在中亚长期具有强大的军事影响力。俄罗斯在哈萨克斯坦、塔吉克斯坦与吉尔吉斯斯坦设有军事设施，具备独联体和集体安全条约组织等安全保障机制，并在美国撤军后的中亚地区军火市场占有近半份额。与中国重视发展中亚国家的公安与国家安全部门以作为本土安全屏障不同，俄罗斯倾向于开展军事合作，俄罗斯不仅开展与平均规模达到中国两倍的军事演习，还具备叙利亚战争及对阿富汗的直接武装干预等丰富的战斗经验。

中国在中亚地区的影响力在近年来快速扩大。中国在俄罗斯技术较为落后的领域，如无人机领域成为中亚国家的重要合作伙伴，并通过双边或者上合组织开展多次军事演习。

  专家认为，中国与俄罗斯目前在中亚地区尚未开展大国竞争。中国对俄罗斯在中亚的地位仍然保持尊重态度。中国在中亚领域开展的演习以安全为重点，并且在与俄罗斯的联合军演中暗示中俄深化合作的可能性。然而，随着中国在中亚地区安全与经济利益的增长，中国可能展现出更加进取、主导的态度。例如，中国在2014年就在没有俄罗斯参与的情况下主持上合组织演习，在2016年建设“阿中巴塔”四国军队反恐合作协调机制，在2020年启动“中国+中亚五国”外长会晤。

10月12日，兰德公司研究员安德鲁·拉丁、安德鲁·斯科贝、艾莉娜·崔格、J·D·威廉姆斯、洛根·马、霍沃德·J·沙茨、辛·M·齐格勒、厄艮纽·韩和克林特·瑞曲发布报告称，2014年以来，俄罗斯与中国的关系日益紧密，两国的军事、经济和技术力量可能在2022年后超越美国。

报告分析了中俄关系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缓慢发展，到2014年后明显升温的过程，指出影响中俄关系的两个主要因素：第一，大国之间的力量平衡。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提高，俄罗斯与中国合作与美国形成较为抗衡的局势。第二，美国对中俄施加的威胁，尤其是美国对俄罗斯的威胁。美国在2014年克里米亚事件中支持乌克兰，并对俄罗斯施加制裁，促使俄罗斯加强与中国的合作。

报告对中俄关系的前景作出三种预测，并认为中俄关系在近十年内极有可能在不结盟的情况下加强军事、政治、经济等多领域合作。报告强调，尽管基于中美之间的经贸往来、俄罗斯与东南亚国家的合作等现实考量，中俄不会结成军事同盟，但如果面临严重且紧迫的安全威胁，例如美国发动的军事袭击，仍有可能会形成同盟。

  报告指出，美国暂时无法扭转短期内中俄关系加强的趋势，但是可以提高对中俄关系的了解，并在此基础上作出应对。第一，美国应当加快升级武器系统，并提高应急事件处理能力。中俄两国在近几年来的军事联合演习、在朝核危机下的联合行动，表明两国的军事合作力量。美国需要在武器和战略上寻求提升，否则将面临行动受限的被动局面。第二，美国应当调整境外军事计划，探索非对抗性手段处理美国与中俄军事力量可能产生的潜在矛盾。中俄通过彼此利用有限的境外资源，增强了在军事等领域的全球影响力，因此美国军队在境外行动时与中俄任何一方军事力量接触的可能性大幅提高。为避免武装对抗，美国可以诉诸增加外务官员等措施解决冲突。

10月14日，美国国际战略研究中心能源安全与气候变化项目主任伊恩·巴洛，项目下设的能源与地缘政治委员会主席尼克斯·扎弗斯合作撰文指出，俄罗斯计划成为全球领先的氢气能源开发及出口国，并将在近几十年内大力发展氢气能源及相关产业。

俄罗斯在2020年6月提出《2035年前俄罗斯能源战略》，计划在2024年将氢气出口量提高到20万吨，在2035年提高到200万吨。同年10月，俄罗斯公布了《2020~2024年俄罗斯氢能发展路线》。2021年8月，《俄罗斯氢能源发展构想》是俄罗斯政府最新提出的最具体的官方文件。上述文件反映俄罗斯在近二十年内的主要目标：加强本国社会经济建设、巩固能源大国地位。

专家认为，俄罗斯的发展规划顺应全球化的发展趋势。第一，俄罗斯将重视环保工作，控制氢气能源生产过程的排放量。为缓解全球变暖，世界各国对清洁能源及低排放生产的需求日益提高，俄罗斯作为其氢气能源大国，将把握能源市场需求的转变趋势，投资升级生产设备及技术手段，提高产品质量。例如，俄罗斯规划建设的西北氢能产业群，就以生产出口欧洲国家的低碳氢气能源为导向。第二，俄罗斯将加强试验项目、工业标准、经贸往来等方面的国际合作。规划路线列举了德国、日本、澳大利亚、韩国、荷兰等俄罗斯潜在的合作伙伴。目前，俄罗斯已经与阿联酋、日本分别签订双方氢气能源合作协议。

专家表示，俄罗斯现已公开的官方文件只是对外传达2020-2024年的宏观规划，大多数内容只列举了宽泛的发展战略和相关政府部门，缺乏相关细节。例如，俄罗斯提出至少将开发三个氢气能源产业群，但是未公开产业群的位置信息（尽管外国可以根据俄罗斯的国情猜测大致方位）；俄罗斯为促进国内氢气能源市场，在规划路线中提出开设的国内生态系统研究机构及国内市场调研机构，仍然缺乏进一步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