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河流水系图，图片来源：国家测绘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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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跨界河流众多，主要跨界河流80多条，是世界上跨界河流最多的国家之一，境内跨界河流流域面积约占全国国土总面积的1/5，涉及周边17个流域国。中国跨界河流水量约占全国水资源总量的1/4，在跨界流域内大多位居上游，出境水量远远大于入境水量，水资源与水能资源开发利用程度均较低。中国是世界上沿河流湖泊而行的国界线最长的国家之一，水界长度约7300km，约占中国陆地边界的1/3。以河流为国界的河段，非通航河流国界线沿水流或主流中心线而行，通航河流国界线沿主航道中心线而行。中国是跨界河流大国，跨界河流问题直接关系到边疆稳定、经济发展和国家安全。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周边国家如苏联、朝鲜、蒙古、越南、印度、缅甸、巴基斯坦等国率先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了外交关系，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开始，中国跨界河流早期合作主要围绕这些周边关系友好的国家开展，合作的主要领域是跨界河流水文信息交换以及报汛合作，同时中国与苏联、朝鲜等国家也开展了流域综合利用规划以及水力发电、航运、漂运木材、渔业养殖等专门领域的合作。与苏联、印度、越南的跨界河流合作在上世纪六十、七十年代曾因国家关系的变化而中断，后来又随国家关系的恢复而恢复。

中国与湄公河流域国家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商船通航合作，1995年新的湄公河委员会（柬埔寨、老挝、泰国、越南为成员国）成立后，从 1996年起中国作为对话国每年与湄公河委员会举行对话会，2002年起中国与湄公河委员会开展了报汛合作。2016年中国与湄公河流域5个国家共同正式建立了澜湄合作机制。1991年12月苏联解体后，中国与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等国于1992年1月建交，中国与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成为邻国，此后陆续签订了国界协定和国界议定书，完成了国界的勘定工作，跨界河流合作也随之展开。

随着双边合作的不断发展以及对环境保护的不断重视，中国与周边国家跨界河流合作的范围逐步扩大到河流利用和保护整个领域。1994年中国政府与蒙古国政府签署了关于保护和利用边界水的协定，这是中国与周边国家签署的第一个关于跨界河流的全面合作性质的协定，此后中国与哈萨克斯坦（2001年）、俄罗斯（2008年）也签署了这种全面合作性质的协定。同时，中国与哈萨克斯坦、俄罗斯还签署了跨界河流的水质保护协定，共同开展了水质监测和保护工作。

中国与周边国家划界勘界工作主要集中在二十世纪五十、六十年代以及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至2009年，中国与周边国家签署了边界条约和边界议定书，与部分国家开展了多次边界联检。中国与周边国家签署的边（国）界管理制度协定中，专门设置了跨界（边界）水的章节，内容主要涉及维护界河河势稳定、禁止违规捕捞以及边界水的利用和保护。

中国在1997年联合国大会上对《国际水道非航行使用法公约》投了反对票，并声明公约文本未能体现多数国家的一致意见、未能确认“水道国对流经本国领土的国际水道部分享有无可争议的主权”这一原则、未能妥善平衡上游国和下游国的权利和义务，以及无法接受任何强制性的争端解决程序。但中国认同该公约中的公平合理利用、不造成重大损害等基本原则，并将这些原则在中国与周边国家的跨界河流合作实践中予以了应用。

（一）中国与周边国家跨界河流合作形势

中国跨界河流分布在东北、西北、西南地区，跨界河流合作涉及到东北亚、中亚、南亚和东南亚区域合作，中国与周边国家跨界河流合作将对亚洲乃至世界产生重要影响。

创新的理念对跨界河流合作提出了新要求。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站在全人类整体利益的高度，顺应时代发展潮流和各国人民共同期待，超越社会制度和发展阶段差异，为人类社会实现共同发展、持续繁荣和长治久安指明了方向，已成为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核心理念和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追求的崇高目标。澜湄合作机制六国将共同推动构建澜湄国家命运共同体，并将其打造成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先行先试样板，对周边跨界河流合作将产生示范效应。

变化的水情对跨界河流合作提出了新挑战。随着各国经济社会发展和人口增长，对水的需求加大，同时因全球气候变化造成极端天气引起的洪旱灾害加剧，跨界河流领域的冲突和矛盾必将加大和增多，同时，原有的跨界河流管理方式、合作模式也会产生不适应新情势之处，需要创新管理方式、建立健全合作机制以相适应。

国际水法的发展带来了对跨界河流合作的新期待。联合国《国际水道非航行使用法公约》已经生效，联合国欧经委《跨界水道和国际湖泊保护和利用公约》已向全球开放，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设立了跨界水合作的目标，相关国家、国际社会对跨界河流问题愈发重视和关注，普遍希望加强、扩大跨界河流领域的合作与交流以减少冲突，通过签署法律文件、建立联合合作机制的方式来开展跨界河流合作是大势所趋。

（二）中国与周边国家跨界河流合作展望

目前世界上跨界河流合作形式多样，内容丰富，跨界水资源综合管理成为主要发展趋势。中国与周边国家跨界河流合作中需要进一步考虑以下因素。

更加重视全球气候变化情境下跨界河流的管理。全球气候变化条件下，跨界河流水量变化以及极端事件的频发，要求跨界河流流域国家更加关注跨境水安全特别是防洪安全和供水安全，加强洪旱水情信息共享，加大防灾减灾合作力度。

更加关注跨界河流水-能源-粮食-生态纽带关系。为应对水短缺危机，跨界河流流域国家均需最大限度地提高用水效率，限制和减少高耗水的能源项目，减少灌溉用水量，保障最小生态水量。需要统筹考虑流域内区域产业布局与当地生产要素之间的关系，特别是能源生产、粮食生产、生态保护与水资源之间的均衡关系。

更加注重探索跨界河流水利益共享机制。由河流水系连接的流域生态系统具有整体性和相互关联性，为流域各国开展防洪、灌溉、供水、发电、航运、渔业和旅游等跨境水资源的互利互惠合作和利益共享提供了天然纽带，也为区域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极为重要的支撑。因此，可按“水量、水能、水质”综合权衡跨境流域水资源多目标服务价值与多边利益分配的耦合关系、关键阈值与分配模式，探索建立多目标利用与利益共享机制。

加强跨界河流领域国际交流与合作、公平合理利用跨界水资源，是实现水资源可持续利用与地区和平、繁荣发展的重要保障。中国将按照亲诚惠容的理念和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周边外交方针，遵循公平合理利用、不造成重大损害等国际水法基本原则，充分利用与周边国家建立的跨界河流合作机制，深化同周边国家的关系；中国将加强跨界河流领域合作与交流，尊重相关国家的合理关切，妥善解决跨界河流有关问题，使跨界河流成为“和平之河、合作之河、友谊之河”，让跨界河流水资源成为滋养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不竭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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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亚欧

外交部边界事务资深顾问

原文首发于《边界与海洋研究》2019年第5期

本文在原文的基础上有所删减

请点击文末【阅读原文】获取原文下载链接

1987年2月，中苏边界第三次谈判开始后，作为界线走向谈判工作小组和边界协定起草工作小组的一员，我开始参与了中苏边界谈判工作。1991年9月，为了划定中俄（中苏）边界，经外交部与总参测绘局协商，我被调入外交部条约法律司，专门从事边界工作，先后参与我国同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及越南和老挝的边界谈判、勘界等有关边界的工作。作为参与者和经历者，我几乎见证了中俄（中苏）边界谈判和勘界的全部过程。

1997年，中俄双方10个联合勘界小组，通过4年多时间合作，在中俄东段边界树立了1183个界桩，约4200公里的边界线即将全部勘定完成。不过，就在野外勘界工作即将结束之际，俄滨海边疆区行政长官伊沙耶夫，开始对我方珲春防川地区和俄方哈桑地区接壤的一段边界走向说三道四。双方第十勘界组的野外勘界工作被迫停了下来。1997年9月，中俄双方联合勘界委员会在北京举行会谈，会后决定派我（中方副首席代表）和俄方副首席代表雷任科带专家组到实地去解决这一难题。

该地区中方又称洋馆坪，位于图们江边。1957年图们江洪水泛滥，把连接我国陆路到防川地区的领土全部冲垮。之后，防川地区成了一块非地，我军民到防川地区巡逻和生产，不得不年年向前苏方借道通行。在中俄（苏）边界谈判中，俄（苏）方同意向中方让出约一公里多宽的狭长地带，以方便中方通行，不再向俄方借地。在中俄勘界进行到最后阶段，俄滨海边疆区行政长官伊沙耶夫突然借题发挥，企图要推翻中俄边界谈判和勘界成果。中俄双方不得不面对此事。

1997年10月15日，我和雷任科率双方专家抵达该地区。双方勘界组长简要介绍了情况和当地地形，指出双方对第418号界标位置存在的分歧。俄方认为界碑应树立在一棵独立树下，中方则主张界桩应树立在一个小沙丘上，两处相距10多米远。开始我和雷任科都坚持认为各自勘界组长的意见正确，双方互不相让，据理力争。一个多小时过去了，双方已认识到坚持原来的立场是不会有结果，在4200公里的边界线上，1182个界桩都已树立，就等418号这一个界桩了，双方必须相向而行，不能空手而归。最后，双方各让一步，在10多米距离的中间，另选了一处高地，确定了418号界桩的位置。紧接着，双方把一根漆着红漆的木桩深深地打进了大地里，中俄边界东段野外勘界工作至此宣告结束。  

今年的7月7日，时隔15年，我终于登上了梦寐以求的黑瞎子岛，看着以前的梦想变成了现实，看着黑瞎子岛在祖国的怀抱中被建设得如此美好，不由感慨万千。我深深地体会到，只有国家强盛，才是边界谈判最坚强的后盾。愿祖国边疆永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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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边界，图片来源：百度百科

本文作者

我国陆地边界线长约21，535公里。与中国陆地接壤的12个国家按逆时针方向依次是朝鲜、苏联 （现在被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所取代）、蒙古、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尼泊尔、锡金、不丹、缅甸、老挝、越南。

中苏边界线是12个与我国陆地接壤的国家中最长的一条边界线，全长6，470公里（历 史上曾达到 8，500 公里），其中未定界420公里。中蒙边界全长4，350公里，有争议的地方在以下几处：新疆的西岔河、红山嘴地区；清河、北塔山地区；哈密以北地区。中朝边界主要以图们江和鸭绿江两条河流为界，全长1，390公里，其中未定界50公里。存在的主要问题是：（1）天池问题。（2）因河流改道等原因，双方对一些小岛屿的归属问题有不同意见。中越边界全长2，280公里，全部为已定界。中国与巴基斯坦的边界长500公里，全部是未定界，但当时两国间事实上是按我国出版的地图所划界限为界，双方没有大的纠纷。与尼泊尔之间也全部为未定界，长1，050公里，关键问题是对珠穆朗玛峰的认识。与阿富汗未定边界只有 75 公里，没有大的争议，但需要进一步明确。与不丹有400 公里边界，全部为未定界，当时实际接壤地区没有大的纠纷。中锡、中老之间的边界全部为已定界，没有大的纠纷。

其中最为复杂的是中缅、中印未定界问题。新中国成立时，中缅边界的大部分已划定，有三段还存在问题。第一段是南段佧佤山区段。第二段是南畹河和瑞丽江汇合处的猛卯三角地。第三段是尖高山以北的一段。中印之间全部是未定界，而我国和印度地图上都画成已定定界，彼此出入很大。尤其是所谓“麦克马洪线”西段地区（指中印边界东段），两国地图上所画边界线面积相差甚大。

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央对解决边界问题采取了两条方针：一是“暂维现状”， 对我国旧政府同外国签订的有关边界问题的各种条约和协定“既不承认，也不否认”。二是积极准备，要求有关部门抓紧时间研究问题，积极做好解决边界问题的准备。整个过程分为三个阶段：

（一）1954 年：中央开始酝酿解决边界问题，但认为还需要一些时间

 1954 年日内瓦会议结束后，为了打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我国的封锁禁运，我国在外交上采取了“走出去”的方针。尽管我们同印度、缅甸共同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消除了一些国家的疑虑，但有的东南亚国家对我国仍然心存疑虑。缅甸是最早提出这个问题的，由于当时我们尚不了解边界情况，没有立即提出恰当的解决方案。我们与缅方约定“在适当时机内，通过正常的外交途径，解决此项问题”。

（二）1955年：中央认为解决边界问题应该加快步伐

1955年，随着日内瓦会议后国际形势的好转，我国同周边民族主义国家的关系有了进一步发展。为了巩固这种关系，我国开始着手解决国际关系中有切身利害的两个问题：一个是华侨问题，一个是边界问题。此外，1955年底，在中缅边界由于误会发生武装冲突，边境局势变得十分紧张。在这种情况下，中央认为解决边界问题应该加快步伐了。

（三）1956 年：中央认为边界问题应该提上议事日程

1956年，国际上发生两件大事：第一，英法联合以色列共同发动了侵略埃及的战争；第二，苏联出兵匈牙利。尽管中国政府很快对英国、法国和苏联的侵略行径进行了谴责，但一些周边国家依然担心新中国强大以后会对外侵略。

同时， 1956 年中央提出解决边界问题也符合我国国内形势的需要。大规模经济建设的蓬勃开展，需要有一个安定的周边环境。因此，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党中央在外交方面做出了两方面努力：一方面是支持苏联促成 1954 年日内瓦会议的召开，通过和平协商缓和了亚洲两个热点地区——朝鲜半岛和印度支那半岛的紧张局势，创造了以和平协商方式解决国际争端的范例；另一方面是同印度和缅甸等国共同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提出通过友好协商方式解决相互之间的历史遗留问题。

中央在这两方面的努力，在全世界树立了维护和平、睦邻友好的良好形象，有利于处理与邻国的边界问题。

中央解决边界问题的基本原则可以分为两个层次： 

第一，总的原则和办法，即按照建国以来我国一直积极倡导和推广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精神，通过和平谈判的方式解决边界问题。

第二，在这个总原则下，中央根据边界问题的特殊性确定了一些具体原则。

首先，关于怎样对待旧条约。中央认为我国和外国的边界，已由旧条约确定了的，应该按照国际法的一般原则处理。其次，关于怎样看待历史资料。中央认为应该遵守三个原则：第一，承认历史事实，还原本来面貌。第二，既不能割断历史，也要看到历史的发展。第三，要根据今天的情况和国家的政策来看待历史。再次，关于谈判的基本方针和原则。中央提出，根据我国的和平外交政策，边界问题要通过和平谈判来解决，而不能用武力改变现状。在和平外交的总方针下，中央确定了三条谈判方针（安定四邻、和平共处、维护民族利益）和三项谈判原则（固守阵地、以史为据、注重策略）。

中缅边界问题由来已久，问题本身又十分复杂，中央由此采取了十分慎重的态度，分两步走来寻求解决办法。

第一步，先不讨论具体问题，而是确定一个解决问题的原则，统一彼此的见解，为总的解决开拓道路。根据和平睦邻政策，以及对边界问题调查研究的结果，中方向缅方提出一揽子解决中缅边界问题的原则性建议，共三条：

一是关于南段未定界，按照国际惯例，承认缅甸有权用纯法律的理由来提出这个问题，因为缅甸承继了英国的统治。二是猛卯三角地区应该由中国收回，但究竟如何收回可以商量。三是关于北段未定界，缅甸政府定出时限，把缅军从片马、岗房、古浪三处各寨撤出，中国军队保证不进入该地区，以待划定界限。

第二步，讨论具体方案。双方对此存在明显的意见分歧：关于片马等三处各寨，原则上已确定归还中国，但在具体归还的面积上有分歧；关于猛卯三角地，双方都同意取消“永租”关系，但缅方要求无条件给予，中国要求同“1941 年线”做些调整。

对于中印边界问题，这一时期中央虽然没有急于解决，但对如何解决这一问题还是有所考虑的。其基本原则和办法，主要体现在周恩来同印度高层互访的谈话和书信来往中。

1954年，两国领导人互访，周恩来总理提出：“有必要对‘麦克马洪线’采取比较现实的态度，另一方面也不能不审慎从事，并且需要一定时间来处理这个问题。”

1959年9月8日，周恩来总理第一次比较全面地阐述了中国对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的立场：“根据五项原则，有准备有步骤地通过友好协商，全面解决两国边界问题。对于一部分争执，还可以通过谈判达成局部性和临时性的协议，以保证边界的安宁，维护两国的友谊。”

此后，由于1959年和1962年两次中印边界武装冲突的发生，在处理1959年的第一次武装冲突时，中央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打政治仗，第二阶段打军事加政治仗，第三阶段打外交加政治仗。针对1962年的第二次武装冲突，中央作出了一系列决策，包括果断决定对印军的进攻予以反击、在对印军进行必要的反击后主动提出解决边界问题的积极建议、主动采取重大的和解步骤等。 

中央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解决中国同周边国家的边界问题取得的成功经验，可以概括为五点：一是边界问题涉及对外关系和国家安全，应该放在国际战略的框架下来考量，注意稳定四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二是边界问题涉及与邻国的关系，应该与和平外交方针相联系，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本精神。三是边界问题涉及当事双方的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要从有利于创造国内建设和平环境的角度决策问题。四是边界问题涉及政治、军事、外交、民族等方方面面的问题，应该努力通过和平谈判、友好协商的方式解决。五是边界问题产生的背景十分复杂，在谈判依据上，既要考虑历史情况，遵守国际法的基本原则，又要考虑国家关系的变化和现实情况，坚持从实际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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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历史上的11月16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开始生效。（图片来源：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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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召开的背景，可以追溯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国际海洋秩序的调整。20世纪六七十年代，发展中国家开展反对海洋霸权的斗争。1967年，马耳他常驻联合国代表帕多（Pardo)提出，应当宣布国家管辖范围以外的海床和洋底是“人类共同继承财产”并为此制订一项条约。马耳他提出此项议案，是认识到国际海底蕴藏着极其丰富的矿物资源，如果不及时提出国际海底区域及其资源是人类的共同继承财产、其开发应当为全人类谋福利，发达国家会凭借其雄厚资金和先进技术将其开采殆尽，损害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权益。这反映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反对海洋霸权、维护沿岸国权利、制定国际海洋问题新公约、构建公平合理的国际海洋新秩序成为发展中国家的普遍需求。

在马耳他建议的影响下，联合国大会第25届会议于1970年12月通过《国家管辖范围以外海床洋底及其底土的原则宣言》，将国家管辖范围以外的国际海底区域及其资源作为全人类共同继承的财产，任何国家或个人不得以任何方式将这些区域的任何部分据为己有，或对它行使主权权利，所有关于勘探和开发该区域资源的活动均将受国际海底区域开发制度的管制。1969年2月，海底委员会成立，负责筹备第三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起初任务为讨论因开发国际海底资源而产生的法律、经济、机构等问题。不过，海底委员会后来在讨论中发现，海底问题和其他海洋法问题休戚相关，必须一篮子解决，否则很难建立国际海底管理制度。比如，什么是“国家管辖范围”？这个概念确定了，才能分清“国家管辖范围以外”和“国家管辖范围以内”之间的界限。因此，1970年，联大通过决议，规定海底委员会的职权扩大到讨论领海、公海、大陆架、海洋渔业、海洋污染、科学调查等与海洋法有关的各种问题，并提出召开第三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次年，联大通过决议接纳中国参加“海底委员会”。1972年，中国开始参加“海底委员会”的工作。在“海底委员会”的讨论工作中，中国提交了至少3份工作文件，阐述了在海洋法问题上的基本立场：一份是关于国家管辖海域的工作文件，一份是关于海洋科学研究的工作文件，还有一份是关于国际海底区域一般原则的工作文件。

1973年12月3日，经过海底委员会的准备工作之后，第三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在美国纽约拉开序幕。由于会议的议事内容多，又直接关系到各国的切身利益和一些基本权利问题，所以为世界各国所关注，先后参加会议的就有167个国家的代表团，此外还有包括国际组织、民族解放组织、未独立领土在内的50多个实体的代表作为观察员出席了会议。我国代表团自始至终参加了第三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的各期会议。第三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是我国恢复联合国席位以后参加的第一个国际立法会议，因此受到特别重视。整个会议从1973年12月3日到1982年12月10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以下简称《公约》）签字，持续了9年的时间，先后召开了11期16次会议，创造了以往国际关系史上参加国最多、规模最大、时间最长的3个之“最”，也是国际法编纂史上所拟公约条文最多的一次。1982年《公约》包括序言、17个部分，共320条，另外，还有9个附件。客观地说，这部公约是人类历史上迄今为止最为全面、最为完整的海洋法典。

中国代表团的组成人员主要来自外交部和国家海洋局的实务工作者，中国政府参加第三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主要目的是弄清国际海洋制度的发展趋向和各国的主张，并在此基础上思考我国应当提出什么样的主张维护国家权利。可以说，第三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的召开，推动中国国际海洋法研究步入了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黄金发展期。海洋法会议召开后，中国从事海洋法研究的人越来越多。

尽管20世纪七八十年代我国的海洋法研究力量非常薄弱，但我国政府的大部分立场主张在第三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上还是得到了实现，这说明外交部和国家海洋局对国际海洋问题的总体形势了解得比较深入，考虑得比较成熟。

第三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主要有三个争议焦点。

在第三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上，我国清晰地将自己定位为“发展中大国”，一方面坚定地站在发展中国家一边，支持它们的海洋主张，如12海里领海宽度、200海里海洋权等；另一方面，也坚守自己是一个独立国家的地位，所以在名义上没有加入发展中国家集团，而作为单独一方参加会议的讨论。为了中国的长远利益，对于美国提出的平行开发制没有出面积极地表示反对。

当然，现在回头看，我国在第三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上的主张也存在一些问题，比如，在领海航行制度问题上，我们反对美国的航行自由原则，坚持军舰通过领海须得到沿岸国批准，提出的口径是“保证正常航行”，但这不是一个标准法律用语。再比如，我国和部分发展中国家一起反对“协商一致”程序，现在看来也是一种不够成熟的表现。

总的来说，《公约》的出台使国际海洋秩序发生了革命性变化。在传统上，沿岸国管辖权被限制在狭窄的范围内，98%以上海域都处于“公海”状态。二战后，形势发生巨变，各国出于发展需求，越来越重视对海洋资源的获取。在第三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上，中国的主张通过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努力大多在《公约》中得以体现。第三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的召开具有时代进步性，但也存在一些问题，有些地方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并不相符，值得深入研究推动其发展完善。比如，专属经济区的军事利用问题曾在海洋法会议上提出，但迄今没有解决。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关于人类社会朝着哪个方向发展的问题，它超越了国家的利益范围，其实现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在此过程中，人类社会仍是以主权国家为主要单位，因此国际法必须尊重国家主权。我个人认为，国际海洋法发展趋势是：从海洋霸权主义向沿岸国和国际组织加强管理的方向发展，这有利于建立良好的国际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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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越北部湾划界协定情况介绍，图片来源：外交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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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越北部湾划界具有坚实的法律基础

两国政府级谈判代表于1993年10月签署《基本原则协议》，其中规定，“双方同意根据国际海洋法并参照国际实践，通过谈判划分北部湾”。与此呼应，中越两国于2000年12月达成的《中越北部湾划界协定》规定：“缔约双方根据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公认的国际法各项原则和国际实践，在充分考虑北部湾所有有关情况的基础上，按照公平原则，通过友好协商，确定了两国在北部湾的领海、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的分界线。”

对于《海洋法公约》第15条、第74条和第83条关于海岸相邻相向国家之间海洋划界的规定，中越双方自启动北部湾海洋划界谈判起即进行了讨论，首先，双方就领海划界问题基本没有争议。其次，关于大陆架和专属经济区划界问题，双方一致认为，《海洋法公约》第74条和第83条适用于中越北部湾划界。

越方在1994年批准《公约》后，放弃了多年来关于东经108°03′13″线的立场，重申将致力于通过谈判解决海洋划界问题。双方一起再次确认《海洋法公约》及其确立的现代海洋法律制度，构成双方谈判解决北部湾问题的基础。

（二）谈判也适用了习惯国际法规则

针对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具体划界原则和方法。中越在谈判过程中深入讨论并一致同意，可根据习惯国际法，参考国际实践，按照公平原则，考虑北部湾的所有有关情况，以取得一项公平的解决办法。

双方首先就北部湾划界的有关情况交换意见，包括：北部湾两国海岸相邻又相向的基本地理情况，北部湾对两国国防和安全的重要性，北部湾沿岸渔民的传统捕鱼权及其同新的海洋法律制度的衔接及影响，以及中越在北部湾进行油气资源勘探开发的历史和现状。

其次，根据习惯国际法和国际实践，陆地领土构成沿海国海洋权益主张的法律基础，因此划界考虑的有关情况，应予以区分赋予其不同的意义和作用：

第一，确认“陆地统治海洋”原则，陆地领土构成沿海国海洋权利的法律基础。

第二，“陆地通过海岸统治海洋”。鉴于中越双方在北部湾的海岸线长度相差不大，将北部湾海域5.9万和6.6万平方公里海域分别划归中国和越南这一结果体现了海洋划界不是“重塑地理或现实状况”，“不是海洋区域平均分配”等在国际海洋划界案例中为国际法院所确认的法律原则。

第三，根据“一国自然延伸不侵犯他国自然延伸”和“减轻偶然的特殊特征所引起的后果”等原则，并参照国际海洋划界实践，双方以海岸线一般走向为基础，处理不规则的海洋地形可能造成的阻断、夸大和扭曲效果问题。其中，又考虑了岛屿在划界中的作用。

第四，北部湾海洋划界还涉及一系列重要问题，包括国防安全，油气资源勘探、开发，渔业资源的利用养护，航道利用及沿岸人民经济生活需要等等。

对于上述有关情况，双方同意，两国政府应基于对北部湾沿岸地区人民负责的态度，考虑划界可能对沿岸人民生活的直接影响，建立合作机制，通过双方合作，对有关问题作出妥善安排。

（三）中越北部湾划界取得了公平的结果

中越北部湾海洋划界确定了两国之间在北部湾的海洋边界线，划定两国在北部湾包括领海、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等海洋管辖权区域，并以合作共赢的精神，妥善解决了两国之间关于包括石油、天然气和渔业资源开发利用的争议问题。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来审视和评价这一结果及其公平性：

总体面积比例问题。 中越双方的北部湾海域面积分别是5.9万平方公里和6.6万平方公里。根据越方资料，中越面积比例是46.77：53.23。

由于计算方法不同，虽然与越方数字有所差异。但，判断结果公平性的依据和标准是国际关系准则和国际法。从这一视角看，中越北部湾划界的结果法律上是公平的、政治上是友好的，经济上是合理的，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其结果在法律上的公平性主要体现如下：

第一，这一结果，是双方根据国际关系准则，通过外交谈判，在互谅互让基础上取得的。第二，这一结果，界定并维护了两国各自对北部湾海域享有的领海主权以及对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的主权权利和管辖权，即通常所说的海洋权益。第三，《中越北部湾划界协定》所确定的中越在北部湾的领海、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分界线是以两国面临北部湾的海岸线为基础划定的。第四，中越在划界过程中还以公平原则为依据，对偏离海岸线一般走向的岛屿可能产生阻断、夸大和扭曲效果进行了妥善处理。

此外，越方专家阮洪涛运用接近比例性原则(principle of proportionality)对中越海洋划界结果进行检测。他认为，越中在北部湾的海岸线长度比是1.1：1，划归双方各自海域面积比是1.135:1，检测结果，两者大致接近。他的结论是：越中海洋划界结果符合接近比例性原则，是公平的、可以接受的。

渔业问题。《中越北部湾划界协定》和《中越北部湾渔业合作协定》对传统捕鱼权同现代海洋法制度的衔接问题作出一个较好的回答。此后，中越双方于2004年4月29日在北京签署《中越北部湾渔业合作协定》的补充议定书和《北部湾共同渔区资源养护和管理规定》，妥善解决了北部湾渔业安排事宜。

在《中越北部湾划界协定》法律基础上，《中越北部湾渔业合作协定》对两国渔业合作事宜作出了具体规定包括：第一，确定协定的目的、法律原则和基础。

第二，划定了共同渔区、跨界过渡性安排水域和小型渔船缓冲区。第三，双方设立北部湾渔业联合委员会，并就渔业联合委员会的机制、职责权限、运作方式，以及北部湾生物资源的养护、管理和利用等作出规定。第四，对于海上救助和紧急避难，以及海上航行安全等事项作出规定。第五，确立在共同渔区内进行长期渔业合作的精神。

此外，《中越北部湾渔业合作协定》对于调整两国渔业关系，逐步实现由传统捕鱼权的法律制度向现代国际法上的专属经济区制度过渡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油气问题。中越在北部湾油气资源的争议主要涉及北部湾中间海域，即莺歌海盆地的油气构造划分问题。《中越北部湾划界协定》以两国各自对大陆架主权和管辖权为基础，划定两国之间的大陆架分界线，妥善解决这一争议。同时，进一步对跨界构造开发做出明确的规定：“如果任何石油、天然气单一地质构造或其他矿藏跨越本协定第二条所规定的分界线，缔约双方应通过友好协商就该构造或矿藏的最有效开发以及公平分享开发收益达成协议。”

在《中越北部湾划界协定》的基础上，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和越南石油总公司于2005年底在河内签署《关于北部湾油气合作的框架协议》，双方同意将联合对北部湾的油气资源进行勘探，就开采跨界油气资源进行合作，并探讨两国石油公司互相参与对方大陆架油气资源开采的商业合作形式。

第一，政治保障。领土、边界和海洋划界问题，均涉及国家根本和长远的利益，涉及民族感情，谈判要取得成功的前提条件和决定因素是当事国国内政治稳定，当事国领导人和政府对内具有权威，能以高度的政治智慧，从两国人民的根本和长远利益出发，兼顾两国关系现状和发展需要，坚持通过谈判解决两国之间争议的大方向，并在关键时候，果断地做出政治决策，有效地推动了北部湾划界谈判进程向前迈进。谈判最终取得成功。

第二，建立谈判机制有助于缓和冲突，逐步缩小分歧，维护当事国双边关系的稳定，为最终解决争端创造条件。领土、边界和海洋划界争端，是当事国双边关系中的重大问题，如迟迟不解决，时隐时显，此起彼伏，将始终困扰和影响两国关系的正常和平稳发展，长此以往，争议还有进一步扩大的可能，甚至可能成为两国关系难以逾越的障碍。

因此，从防患于未然考虑，只要两国关系实现正常化，应考虑尽早启动致力于解决有关争议的谈判，使有关争议成为两国外交当局正视、对话的正常议题。

第三，坚持在国际法基础上，参照国际实践，尊重历史和客观事实，考虑两国人民的根本和长远利益，平等协商，互谅互让，寻求公正、公平和合理的解决办法，达成双赢的公平结果。首先，公平结果必须、也必然是建立在国际法基础上的。其次，要达成公平结果，当事国必须尊重历史、尊重客观事实。最后，平等协商、互谅互让是实现公平结果的必要手段。

边界、领土和海洋划界争议涉及国家根本和长远的利益，对于中国如此，将心比心，对于周边邻国同样如此。无论在谈判过程中还是最后结果，都必须结合争议实际情况，兼顾当事国正当、合法的利益，在双方正当、合法利益之间找出一种平衡，而这种平衡只有通过平等协商、互谅互让才能够实现。

第四，北部湾海洋划界是中国同邻国第一次海洋划界实践，在如何组织和驾驭谈判上，为中国同其他海洋邻国进行海洋划界，积累了成功的经验。海洋划界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做好谈判工作，需要内外统筹兼顾。对外，既要坚定地维护正当权益，又要保持两国关系稳定，增进互信，循序渐进并且有效地推动谈判取得进展，为最终解决争议创造条件。对内，划界涉及到政治、安全、渔业、交通、油气资源等利益，需要国内各有关部门之间进行统筹协调，兼顾方方面面的利益，对外形成国家根本和长远利益，从总体上予以维护，特别是要妥善处理好北部湾沿岸渔民的利益和国营石油公司利益，地方利益与国家、民族的根本和长远利益之间的关系。

在整个谈判过程中，国内各有关部门，均以对国家和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投入大量人力物力，相互配合，协同作战，为谈判提供政治、智力、财力、物力和技术上的支持和保障，形成了一整套工作流程，锻炼了队伍，培养了一批专业人才，为今后中国同其他国家进行海洋划界谈判打下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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