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K Bhadrakumar 巴德拉库马尔，印度前外交官、前驻土耳其大使，著名国际安全问题专家。

无论是不是巧合，英国《金融时报》刚刚报道白宫因习近平主席拒绝了拜登的邀请而气急败坏，美国就在一周后就宣布与两个“海上民主国家”——英国和澳大利亚，在印太地区建立名为“澳英美联盟（AUKUS）”的“新三边安全伙伴关系”机制，以对抗中国。

也因此，人们戏称“四方安全对话有了一个比他小近15岁的继弟”。此前，它就有一个鲜为人知的亚洲继弟，一个由美国、乌兹别克斯坦、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组成的旨在促进地区互联互通以对抗中国的四边外交平台。但那是在塔利班执政并破坏这一局势之前。如今，美国坐拥一个“由三个同父异母的亚洲孩子组成的幼儿园”。其中，四方安全对话是一个“寻找商机的失业青年”，四边外交平台旨在与中国在中亚丝绸之路上竞争，而“澳英美联盟”则计划为澳大利亚装备核动力潜艇，以在核战争爆发时提供二次打击（核反击）。

显然，这三个组织是一脉相承的，中国并不乐见这一点。9月14日，中国宣布已正式申请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该协定最初由奥巴马为遏制中国崛起而发起，是一项经过修订后的区域贸易协定。这是中国在签署《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后迈出的巨大一步。虽然《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是一项以亚洲为中心的协定，但《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在地理上的影响更为深远。这项高标准的贸易协定将巩固中国在区域和全球贸易一体化中的关键作用，还可能进一步掏空美国国内产业并削弱其经济实力。

亚太地区的地缘政治局势风起云涌。在美国战败并从阿富汗撤军后，该地区的力量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美国国内的情绪已经出现了巨大转折，更倾向于从外国纠葛中撤出。当国内问题严重时，美国人不愿意再在遥远的土地上牺牲本国的生命和财富。

随着安全领域的重心转向贸易、金融、移民、传染病、气候变化和互联网，我们正在迈入一个传统战争定义已经过时的新时代。这不是我们所熟知的战争，也不是我们所渴望的和平，强国之间永无休止的竞争已然开始。

印度能在多大程度上驾驭这个新时代，是一个值得商榷的问题。欧洲国家似乎正在接受现实，即在解决国内问题之前，美国无法重新夺回其在世界舞台上的领导地位。但印度舆论仍然充满着对“单极时刻”的怀念。他们不愿直视拜登政府“针对中产阶级的外交政策”理念正牢牢地植根于严重分裂的美国国内，也拒绝接受美国国际参与的力量正在迅速枯竭这一系列事实。

当然，阿富汗“永久战争”的结束并不意味着美国对该地区的干预已经结束。美国整装待发，准备通过操纵冻结资金、帮助人口流动以及控制获取美元的途径来重新确立其在阿富汗问题上的话语权。当然，大国之间的对抗将是美国政策的重点。8月16日，拜登评价了美国阿富汗任务的完成情况，9月1日拜登还发表声明辩护其结束“永久战争”的决策，这两次演讲成为了美国外交政策转变的标志。印度应该为即将到来的四方峰会做准备，避免秉持任何关于“决定性伙伴关系”的错误观念，以应对拜登提出的这些指导原则。

此次四方峰会极其重要。从根本上说，印度人必须接受“单极时刻”已经结束的现实。过去那个时代用来实现外交政策目标(从武装干预到“颜色革命”)的军事-政治联合手段已经被束之高阁。从表面上看这似乎是积极的转变，但随之而来的却是一场残酷的地缘政治竞争。为了放缓国家集团的形成和国际政治的重组进程，美国正致力于在世界秩序中人为灌输民主与专制的意识形态色彩。印度应该避开美国道路。拜登的发言本质上说明，美国将专注于自身和国内问题，打击战略对手(中国和俄罗斯)以确保自己的安全，并不再采取变革性的措施在全球范围内改变世界。印度政府和战略界必须明白，美国正在堂而皇之地采取“利己主义”政策，完全聚焦本国而搁置国际秩序。

因此，“澳英美联盟”使美国得以窃取法国与澳大利亚价值900亿美元的巨额潜艇交易。法国政府怒不可遏。法国外长勒德里昂谴责澳大利亚默许美国“非法闯入和入室盗窃”是“在背后捅刀子”。他指出：“这一残酷、单边且突变的决定让我想起了特朗普过去的很多做法。我既愤怒又痛苦。这不应发生在盟国之间。”事实上，如果美国可以对盟国这样做，那么印度这样的“伙伴”所面临的结果应该可想而知。

https://www.tribuneindia.com/news/comment/quad-gets-a-stepbrother-313439

Harcharanjit Singh Panag，退役中将，曾先后担任印度陆军北方司令部和中央司令部总指挥。

随着塔利班宣布成立临时政府，印度应当准备好两种方案，双管齐下以应对阿富汗局势。临时政府的成立是在奎达舒拉（注：Quetta Shura，“舒拉”意为“咨询”，是传统的伊斯兰政治协商方式）与米兰沙赫舒拉（Miran ShahShura）、白沙瓦舒拉（Peshawar Shura）斗争之后成立的，其中米兰沙赫舒拉和白沙瓦舒拉都由哈卡尼网络主导，而哈卡尼网络则得到了巴基斯坦三军情报局（ISI）的支持。毛拉巴拉达尔（Mullah Baradar）领导的塔利班多哈谈判代表团得到了奎达舒拉支持，并正受到哈卡尼网络的挑战。此外，毛拉奥马尔之子穆罕默德·叶尔孤白（Mohammad Yaqoob）领导的军事指挥官也是政治权力的有力竞争者。

据报道，毛拉巴拉达尔在与哈卡尼网络支持者的冲突中受伤。9月4日，巴基斯坦三军情报局局长法伊兹·哈米德（Faiz Hameed）为此专程前往喀布尔进行调解。巴基斯坦的影响遍布临时政府内阁。毛拉巴拉达尔领导的多哈谈判代表团曾是最高权力的有力竞争者，如今他们已遭到严重削弱。巴基斯坦三军情报局支持的哈卡尼网络获得了相当多的职位，包括至关重要的内政部。

由于尚不确定塔利班是否会建立包容性政府、尊重人权以及阿富汗领土是否会被用于恐怖主义活动，美国及其盟友别无选择，只能继续观望。然而，中国、俄罗斯、伊朗、土耳其、卡塔尔以及巴基斯坦倾向于尽早承认塔利班政权，伊斯兰合作组织成员国可能会效仿上述国家的行为。这样一来，其它国家就只能接受既成事实。

已经有很多关于印度采取A计划（Plan A）和B计划（Plan B）以应对阿富汗局势的讨论，其中A计划指的是与改革后遵守国际规范的塔利班建立联系，B计划指的是应对陷入内部冲突的阿富汗。我分析了印度可能采取的A计划和B计划的基本轮廓。

首先是A计划。塔利班治下的阿富汗可能会由于巴基斯坦的要求或出于意识形态目的而成为向印度输出恐怖主义的基地，印度在阿富汗的核心利益是防止这一担忧变成现实。作为地区大国，印度不希望具有地缘战略意义的阿富汗成为中巴两国的附庸，它希望看到一个稳定包容、尊重人权的阿富汗。印度在阿富汗投资了30多亿美元用于发展项目，大部分阿富汗知识分子在印度接受教育，印度希望维持和增进阿富汗人对印度的善意。

为了追求国家利益，印度需要在阿富汗保持外交存在。印度的经济援助和政府治理援助对塔利班政权的生存至关重要，长期来看，这将是在阿富汗平衡中巴影响力的有力武器。莫迪总理已经做了一项大胆的决定，决心违抗政党意识形态和公众舆论，与塔利班建立联系。然而，印度“观望”政策结束的时间和采取新行动的时机十分关键。如果行动太早，容易触发风险；如果行动太晚，又会失去先机，得不到预想的回报。

如果阿富汗形势符合印度的特定要求，印度或许应该立即仿效欧盟，逐渐加强与塔利班的接触。印度必须尽快宣布对阿提供大量援助，并帮助阿富汗政府运营市政设施。印度必须对局势做出精准的判断才能确定是否承认塔利班政府。在这一问题上，与其关注西方的一举一动，不如看看中国、俄罗斯、土耳其、巴基斯坦、伊朗在做什么。一旦时机成熟，采取先发制人的大胆行动将使印度反败为胜，再次成为阿富汗棋局中的重要棋手。最后，印度必须努力推动普什图民族主义的发展。

考虑到现实政治，印度在执行A计划的同时，必须暗中启动B计划，以应对更加老奸巨猾、更加无赖的塔利班以及阿富汗内战和塔利班内部冲突。无需赘言，巴基斯坦定然会直接干涉塔利班和阿富汗内部冲突，尤其是当普什图民族主义威胁到巴基斯坦主权时，这种干涉还会得到强化。

阿富汗的未来取决于塔利班能否领导组建一个有广泛社会基础的包容性政府。但即使能够建立这样的政府，塔利班也很难通过军警组织控制全国。塔利班骨干以及其它民兵组织和恐怖主义组织仍将拥有武装，要想让他们完全缴械几乎是不可能的。因此，塔利班以及阿富汗国家不可避免的会陷入内部冲突。我认为，最坏的情况是爆发一场有大量恐怖主义组织参与的全面种族内战。因此，B计划的目标是创建一个稳定包容的阿富汗政府，以维护印度国家利益。

由于塔利班在阿富汗取得绝对胜利，以及中俄伊等邻国都支持塔利班，在当前形势下，任何针对塔利班的有组织抵抗都如同螳臂当车。然而，敏锐的观察家已经察觉到了形势的细微变化。

塔吉克斯坦迈出了第一步，它将国家最高荣誉授予“潘杰希尔雄狮”穆罕默德·马苏德（Ahmad Shah Massoud），以及阿富汗前总统拉巴尼（Burhanuddin Rabbani）。这两个人都是阿富汗籍塔吉克人，表明塔吉克斯坦将支持阿富汗塔吉克人争取自己的权利。没有俄罗斯的默许，塔吉克斯坦不可能这样做。因此，俄罗斯很可能做了两手准备。俄罗斯在支持塔利班的同时，曾多次对塔利班发出警告，拉夫罗夫外长最近多次强烈重申支持建立包容性政府。伊朗也多次批评塔利班对潘杰希尔地区塔吉克人的进攻。在我看来，中国肯定也留有后路。

印度必须开始与俄罗斯、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以及伊朗进行谈判，以开始制定B计划，并进一步推动与塔吉克斯坦的军事合作，包括升级吉萨尔机场。根据局势的变化，印度必须与不同种族群体、塔利班内部派系和其他利益攸关方建立秘密联系。B计划的长期目标应该是消除阿富汗对我国国家安全的所有威胁。

作为地区大国，印度决不允许其敌人在阿富汗逍遥法外。印度不能再站在道德制高点上，反而应当接受现实，开始与塔利班接触。逐步接触而不实际承认承认塔利班政权的A计划是一份务实的临时方案。然而，印度还应当启动B计划以应对最坏情况。

https://theprint.in/opinion/if-plan-a-is-talking-to-taliban-india-must-start-plan-b-too-prepare-for-worst/730056/

C. Raja Mohan，拉贾·莫汉，印度著名战略家，新加坡国立大学南亚研究所（ISAS）所长，曾担任观察家基金会杰出研究员、卡内基印度中心主任、南洋理工大学和尼赫鲁大学教授等职。

从表面上看，即将在塔吉克斯坦杜尚别举行的上海合作组织峰会似乎能在美国撤退和塔利班执政之后成功维护阿富汗的稳定局势。不过，别抱太大希望。尽管“政治炒作”如火如荼，但上海合作组织并未深化在中亚地区的合作。与东亚和欧洲的区域组织相比，它并不突出。上海合作组织成立于纽约和华盛顿遭受9·11袭击的几周之前，而在20年后的现在，上合组织给出的承诺仍然浮于表面。在南亚，上海合作组织肯定比南亚区域合作联盟(SAARC)更好。印巴分歧阻碍了南盟的定期会议，两国却正积极参与上合组织，体现了该组织的吸引力。但是，南盟本身就存在很大问题。

可以肯定的是，阿富汗危机为上合组织实现其区域目标提供了一个重大机遇。如果对上合组织的发起国和成员国进行分析，就会发现该组织对阿富汗的重要性似乎不言而喻。上合组织的发起国是地处东方的中国和俄罗斯，而另外几个最初加入的成员国分别是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以及哈萨克斯坦。印度和巴基斯坦在2017年成为了正式成员。除阿富汗外，伊朗、白俄罗斯和蒙古也加入了上合组织，成为了观察员国。据说伊朗正走在正式加入的轨道上。上合组织还有多个“对话伙伴”，它们包括高加索地区的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以及距离更远、更靠近西方的土耳其。来自南亚的尼泊尔和斯里兰卡以及来自东南亚的柬埔寨也是上合对话伙伴。对于一个以上海命名、但聚焦中亚事务的组织来说，其成员国看起来风马牛不相及。预计上海合作组织还将邀请埃及、卡塔尔和沙特阿拉伯成为对话伙伴。广纳成员会对区域组织的集体立场构成负面影响，无一例外。上海合作组织在扩大成员范围的同时，在深化机构合作方面也遇到了困难，这一点并不令人意外。

在该组织中还缺少一个重要的国家，就是土库曼斯坦，它与阿富汗的边界有800公里，与伊朗的边界长达1150公里。土库曼斯坦政府的组织原则是绝对“中立”，可以把它看作是“不结盟”的一种极端形式。它拒绝加入任何地区性机构，无论是政治还是军事机构。

俄罗斯谋求在其中亚周边地区建立区域组织与其联合中印建立所谓“战略三角”，二者有异曲同工之妙。俄罗斯-印度-中国战略论坛(后来演变为金砖五国)的目的是在全球层面上削弱1991年苏联解体后美国的“单极”地位，上海合作组织则旨在限制美国进入中亚。在上合组织成立之前，俄罗斯、中国、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组成了“上海五国”。“上海五国”组织旨在稳定这三个前苏联加盟共和国与中国的漫长边界，并基于中俄共同利益进一步防止美国干涉其“中亚后院”。中俄也对美国在阿富汗的军事存在及其对中亚的影响感到不安。尽管他们公开批评美国总统拜登仓促撤军，但两国实际上都对撤军行动“暗自窃喜”。美国撤军将削弱还是拉紧中俄在中亚地区的纽带？尽管中俄关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密切，但他们在中亚的利益并不完全相同。

上海合作组织旗帜下的军事信任措施虽有所增加，但俄罗斯在该地区组建了自己的安全组织，名为集体安全条约组织(Central Security Treaty Organisation，CSTO)。该组织不仅有亚美尼亚和白俄罗斯加入，还包含了上合组织的三个成员国——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俄罗斯认为自己是前苏联加盟共和国的唯一保护者，同时也尚未准备好与中国共享这一角色。他赞成中俄安全利益上的一致性，但拒绝两国的安全“双头制”。俄罗斯似乎也不愿支持中国在上海合作组织促进贸易一体化的提议，他更倾向于自身领导下的欧亚经济联盟(EAEU)。中国既不是集体安全条约组织的成员，也没有加入欧亚经济联盟。这是上海合作组织的区域合作薄弱的原因之一。

上海合作组织中亚成员国也各自存在分歧，并一直在努力制定集体方法来应对共同的地区安全挑战。因此，他们在塔利班问题上看法不一也就不足为奇了。

土库曼斯坦没有加入上海合作组织，它对与塔利班接触持相当开放的态度，同时也保持中立原则。一些俄罗斯分析人士认为，土库曼斯坦可能会成为防御塔利班对该地区潜在威胁的薄弱环节。乌兹别克斯坦似乎也支持与塔利班进行谨慎接触。

但考虑到塔吉克斯坦人与阿富汗塔吉克人的血缘关系，及其与潘杰希尔山谷的直接联系，塔吉克斯坦也一直在尖锐地批评阿富汗在塔利班统治下的演变。伊朗人与讲波斯语的塔吉克人有着族裔和语言上的联系，似乎也同样担心塔利班对少数民族的政策。与中俄一样，伊朗乐于见到美国人经受屈辱，并似乎对与塔利班的积极接触抱有希望。不用说，印度和巴基斯坦在塔利班问题上的态度截然不同。

鉴于以上分歧，上合组织不太可能拿出应对阿富汗危机的“区域性解决方案”。如今真正与阿富汗保持一致的只有中国和巴基斯坦。他们是否将推动上海合作组织与塔利班进行积极接触？其他大多数国家都对此感到担忧。

虽然上海合作组织不是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区域组织，但它仍然是一个重要的外交论坛。印度在外交上追求充分利用上合组织的可能性，但对其有效性则不抱任何幻想。在本周的上海合作组织峰会上，印度总理莫迪应该提醒其他国家领导人，上海合作组织致力于打击恐怖主义、极端主义和分裂主义。几乎没有人会否认塔利班在过去犯下了以上罪行，如今塔利班及其导师巴基斯坦则表示，这名罪人想成为一名圣人。印度必须推动上合组织成员国的集体行动，以确保塔利班和巴基斯坦信守承诺，但很难对此充满信心。印度必须专注于与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寻找共同点，而这些成员国的确与印度一样担心阿富汗问题。

https://indianexpress.com/article/opinion/columns/afghanistan-crisis-sco-central-asia-regional-cooperation-7506947/

Shyam Saran 萨仁山，印度前外交秘书，印度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

本文为前印度驻华大使顾凯杰新作《漫长博弈：印中如何谈判》的书评。

在中印关系再次陷入紧张之际，作为一名精通汉语、在中国任职多年并负责印中关系的印度外交官，顾凯杰（Vijay Gokhale）对中国谈判模式的见解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中国的治国方略及其外交代表的沟通策略一直存在神秘之处。中国的外交官们是很好的谈判者，但并非总是如此。在特定历史与文化背景的锻造下，他们继承了久经考验的治国传统。印度也是如此，但其外交政策的制定与施行往往缺乏历史视角。这给印度对外关系的管理带来了某种特殊的性质，而国内的政治压力可能会加剧这种趋势。以下是顾凯杰最新著作的一些关键内容。

顾凯杰通过与印中关系相关的六个问题分析了中国的谈判模式。这些问题涉及1949年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地位、交涉西藏地位问题（原文如此，实际应为1954年印中关于印度与中国西藏地方关系问题谈判）并签订《印中关于印度和中国西藏地方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1998年印度博克兰核试验、锡金正式加入印度后的地位问题、2008年印美核协议的签订及其对印中关系的影响、以及将巴基斯坦“穆罕默德军”头目马苏德·阿兹哈尔(Maulana Masood Azhar)列入联合国恐怖分子名单的争议。总的来说，这些事件表明，随着时间的推移，印度对中国谈判模式的理解不断加深，应对能力也有所提高。

尼赫鲁的对华态度已经遭受了不少批评，人们普遍认为1962年印中战争源于他对中国意图的误读。顾凯杰还点出了在20世纪50年代印度的筹划是如何出现差错的——尼赫鲁有时会淡化印度追求国际政治重要角色时所面临的安全挑战，而这一点在印度对华政策中最为明显。1949年印度仓促承认了中国共产党政权，并且“轻易接受了西藏解放，甚至没有试图提出任何交换条件”。尼赫鲁的政治领袖地位使他能够无视内阁与外交机构专业人士之间的谨慎意见，这最终严重损害了印度利益。而中国方面则在外交工作上更为审慎冷静，仔细而全面地分析，并强调采取行动的时机。中国政府习惯于在没有交换条件的情况下拒绝让步，促进善意交流也只是一种手段，而不是目标。

正如顾凯杰所言，中国并不总是正确的，这些例子与印度的错误策略一样具有启发性。例如，中国没有预料到美国会迅速调整其核不扩散政策以适应印度，在布什总统的领导下达成一项民用核协议，不附加任何战略条件地允许印度进入国际民用核能市场。

顾凯杰还提请注意中国对其国际信誉和形象的敏感性，这在其最终默认将马苏德·阿兹哈尔列为联合国恐怖分子时就显而易见了。在这些情况下，印度便可以利用中国公开姿态和实际行为的不一致，运筹帷幄，在国际场合坚持维护自身利益。顾凯杰书中的经验教训已经超越了印中关系的分析层面。

当然，在阅读之后，笔者（萨仁山）认为书中也有几处不准确之处。其一是第89页称，虽然2005年4月中国总理温家宝访问后发表的联合声明中使用了“印度锡金邦”等字眼，但“几年后，中国才终于改变了官方地图，将锡金视为印度的一部分”。实际上，就在那次访问期间，中国递交了一张锡金与其他地区颜色一致的印度地图。当时笔者作为外交秘书，在新闻发布会上展示了这张地图。其二是虽然顾凯杰将印度的成功归功于美国对其盟友的支持，但印度自身的外交策略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作为特使，笔者与其他众多印度外交官访问了 20 多个核供应国集团各成员国，说服他们支持对印度的豁免。核供应国集团各成员国以协商一致的方式共同决定给予印度永久豁免。因此，正如书中所言，中国没有投弃权票。投票当天一大早，中国驻维也纳使团就向我国代表团转达了书面信息，表示中方不会反对草案的制定。最后，顾凯杰认为中国对印度左翼政党反对核协议提供了支持，笔者对这一事件并不知情，但顾凯杰可能对情况更加了解。笔者从与一些政治领导人的谈话中了解到，他们提出反对的原因主要在于印度与美国的结盟日益加深。

https://cprindia.org/sites/default/files/Decoding%20Sino-Indian%20diplomacy.pdf

Rajiv Bhatia，拉吉夫·巴蒂亚，梵门阁高级研究员，前驻南非高级专员。

9月9日，印度将在线上主持召开第13届金砖国家领导人峰会。这一多边机构包括巴西、印度、俄罗斯、中国和南非，主席由成员国轮流担任。印度曾分别在2012年和2016年担任过主席国。今年6月召开的金砖国家外长预备会和8月召开的金砖国家学术团体对话会为评估该组织的得失提供了重要机会。

金砖机制已经走过了15年，外交部长苏杰生将它称为“年轻的小伙子”，意指金砖国家拥有自己的思想和世界观，责任感也在不断增强。不过，也有一些人将金砖机制视为“青少年”，有着“少年”特有的焦虑和困惑。在当今复杂的地缘政治环境下，五国仍然在携手推进金砖机制。即便在中印关系处于近几十年来历史最低点的时候，金砖国家仍然照常举行会议。但是，中俄与西方国家的紧张关系，以及巴西和南非面临的严重内部挑战也是现实。此外，新冠疫情还导致金砖国家内部关系出现了新情况。在这一背景下，金砖机制真的重要吗？

金砖五国在过去15年的工作卓有成效。该组织努力担当全球南方和北方之间的桥梁。五国对全球和区域问题形成了共同的观点，还建立了新开发银行（New Development Bank），并在应急储备基金（Contingency Reserve Arrangement）形式下创造了金融稳定网。此外，金砖五国还计划建立虚拟的疫苗研发中心。现如今，金砖国家的直接目标是什么？作为现任主席国，印度概述了金砖集团的四个优先事项。

首先，改革包括联合国、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以及世界卫生组织在内的多边机构是金砖国家的重要目标。这不是一个新的目标，但金砖国家在这方面几乎没有取得任何成就。尽管在当前中美战略竞争加剧，以及新冠疫情造成严重破坏的情况下，几乎不可能在全球形成改革共识。但印度官员仍正确的提醒我们，金砖机制源自于挑战美国主导地位的愿望，现在它也能够致力于反对中国的主导地位。苏杰生表示：“反强权本能和给多极化以一切形式的支持原则”已经“写入金砖国家的DNA”。

其次，打击恐怖主义。恐怖主义是一种影响全世界的国际现象，阿富汗的事态发展有助于金砖国家将注意力集中于这一主题，并突出了言行一致的重要性。比如，某国一面毫不犹豫地明确谴责恐怖主义，一面坚定不移地支持与许多国际恐怖组织有着密切联系的巴基斯坦。在这种情况下，金砖五国正试图通过制定金砖国家反恐行动计划（BRICS Counter Terrorism Action Plan）来务实地推进其反恐战略。该计划包括打击极端主义以及恐怖主义组织融资渠道和恐怖主义组织对互联网的滥用。这项计划有望成为本次峰会的一项关键成果。一旦落地，势必产生一定的影响。

推动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技术和数字解决方案以及扩展人文交流是金砖国家的另外两个优先事项。数字工具对世界来说是一把双刃剑，而印度在使用新技术改善治理方面走在世界前列。但要加强人文交流，就必须等待国际旅行恢复。不能长期依靠线上交流来代替面对面交流。

此外，还有一些其它问题。金砖国家一直致力于深化成员国之间的贸易和投资关系。但由于中国在金砖国家内部贸易中的主导地位，这项任务现在面临着很大困难。如何创造更好的内部贸易平衡仍是一项艰难的挑战，而疫情暴露出来的对多样化和加强区域价值链的迫切需求增加了这一挑战的难度。决策者一直鼓励金砖国家在农业、海关、抗灾能力、数字健康以及传统医药等不同领域加强合作。

来自四个大陆的五个国家为共同利益而团结奋斗是金砖集团的基本理念，从根本上来说，这一理念既合理又重要。不仅五国政府投入了巨额政治资本推动金砖机制发展，该机制本身的制度化也为其创造了内在的发展动力。

五大国联合已经取得了一定程度的成功，但他们现在面临着多重挑战。第一，中国的经济崛起在金砖集团内部造成了严重的不平衡；第二，中国的“侵略性”政策，尤其是针对印度的“侵略性”政策，给金砖五国的内部团结造成了极大的压力；第三，金砖国家在帮助全球南方（Global South）方面做得还不够。金砖五国的领导人、官员和学者必须认真的自我反省，找到摆脱目前困境的办法。最后，金砖国家谈判代表需要掌握起草简洁严谨报告的技巧。他们将意识到，过于冗长的公报是该组织的弱点而不是优势。

https://www.gatewayhouse.in/is-brics-still-relevant/

Shyam Saran 萨仁山，印度前外交秘书兼印度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

美国和北约从阿富汗撤军使印度面临着更加严峻的中巴安全威胁。中巴“意图夺取”查谟和克什米尔地区的想法将成为印度战略布局上的最大弱点，二者共谋也在印度的意料之中。阿富汗局势发展至今，也许会出现以下趋势。

如果阿富汗在塔利班统治下实现了相对稳定(哪怕是死气沉沉的)，中国将比巴基斯坦获得更大的战略深度。这将有助于巩固中国在中亚的首要地位，“继承苏联在中亚的势力范围”。这可能会为广大的新疆和西藏地区提供保护，至少中国希望如此。在这些地区，民族和宗教问题并未完全消失，动荡的危险依然存在。中国可能会制定独具特色的阿富汗-巴基斯坦战略，因为巴基斯坦的行为已经推动了巴阿两国的紧密联系。如今，中国或其他区域行为体看待阿富汗的角度将与巴基斯坦密不可分。巴基斯坦认为自己是在阿富汗最有影响力的国家，新的统治者是它的门徒。

因此，巴方现在可能不得不承认它要对阿富汗的政治稳定负责，并被迫以各种理由辩解有关“国家恐怖主义”的指责。巴基斯坦不太可能继续回避阿富汗塔利班政权带来的弊病。中国已经对巴基斯坦未能保护其在中巴经济走廊项目上的工作人员而感到不耐烦。中方肯定会扩大在阿富汗的经济影响，而以上情绪可能会延伸到中国在阿人员的安全上。俄罗斯、伊朗以及与阿富汗接壤的其他中亚各国也会产生类似的期待，因为巴基斯坦在新秩序下正享受着自己作为阿富汗担保人的角色。强调而非挑战巴基斯坦这一主动承担的角色，是符合印度利益的选择，因为这最终很可能无法提高巴基斯坦的影响力，反而成为它的压力。面对巴基斯坦的国内问题，人们可能会怀疑它是否有能力应对阿富汗复杂而难以驾驭的政治和社会秩序。

如果中国不得不加强其在巴基斯坦和阿富汗的影响力，以弥补巴基斯坦无法维护中国利益的不足，那么美国“霸权扩张的代价与霸权衰落问题”将同样困扰着中国。这样一来，为了追求本国利益，中国不得不将“势力范围”扩展到阿富汗。如果它遭受遏制，其野心可能会在某个阶段瓦解，而这个“帝国”的建立和解体过程中，不可能存在稳定状态。

阿富汗的局势转折引发了地缘政治环境变化。重要标志在于，中美关于维持巴基斯坦作为关键地区乃至全球参与者的不成文共识，即使没有完全消失，也已经遭受严重削弱。自上世纪60年代以来，无论中美存在什么分歧，支持巴基斯坦都是二者的共同目标。中国从未反对过美国对巴基斯坦的军事支持。1971年，在孟加拉国解放战争期间，中国与美国虽没有正式承认，但结成了实质联盟以保护巴基斯坦的统一。自那以后，这种对巴基斯坦安全和经济发展的承诺仍然有效，尽管近十年的承诺效力可能有所减退。

当前，美国总统尚未与巴基斯坦总理通话。喜忧参半的是，中国现在可能拥有巴基斯坦的“独家所有权”。与被迫面对中美在巴基斯坦问题上的持久共识不同，美方如今可能已经放弃了巴基斯坦，这对印度来说是有利的。在印巴脱钩之后美巴也实现了脱钩，而基于国内政治考量，印度首先要排除的就是恢复印巴之间的“密切联系”。

从更长远的角度来看，印度的前景可能并不像目前看起来的那么黯淡。与其质疑巴基斯坦与阿富汗的纠葛，不如强调巴基斯坦与塔利班的共生关系，利用它自称阿富汗最具影响力的参与者身份，让巴方为其门徒的端正品行负责，防止该国成为各种伊斯兰圣战组织以及各类威胁的避风港。反过来，也要让中国为“巴铁”的行为负责。

如今印度如履薄冰。随着各种圣战组织被塔利班的胜利所鼓舞，跨境恐怖主义活动可能会有所增加。我们必须加大对国防和反恐能力的资源投入。查谟和克什米尔地区很可能成为安全环境变化的前沿阵地，印度迫切需要推动该地区的民主政治进程，缓和异化情绪，重振其遭受重创的经济。

现在，我们还不急于决定印度对阿富汗新秩序的态度。让我们静观其变，等待该国极不稳定的局势向明朗与稳定的方向发展。我们应该让伊朗、俄罗斯和中国等区域大国承认巴基斯坦在塔利班夺取政权方面发挥的核心作用。印度外交应该聚焦于巴基斯坦的责任上，让阿富汗远离恐怖分子基地，进而让中国对巴基斯坦的行为负责。印度应该拒绝接受塔利班的民族主义身份，并等待后发制人的机会。

https://www.tribuneindia.com/news/comment/spotlight-on-pakistan-301613

S. N. M Abdi，印度《瞭望》（Outlook）杂志前副主编，资深新闻记者。

美国“各尽其能”（horses for courses）的外交政策严重损害了印度在阿富汗的外交和安全利益。然而，苏杰生之所以能当上外交部长，正是由于他相信美印两国之间具有密切关系并且有能力在与美国打交道时达成对印度有利的协议。因此，他不但没有对美国在阿富汗的行动提出意见，反而竭力伪装印度与超级大国的“琴瑟和谐”。

喀布尔机场一直在美国的控制之下，被认为是阿富汗最安全的地方。尽管印度在喀布尔陷落前后曾多次向美国提出要求，希望在喀布尔机场内设立外交人员工作点，驻扎一支由印度官员组成的核心团队。但美国在很愉快地接纳了英国、法国、德国和其他北约国家之后，但却以空间紧张为由将印度拒之门外。即使在决定关闭大使馆以后，印度仍然试图向美国寻求庇护，以便能在阿富汗留驻人员。但美国始终不肯松口，导致印度不得不全面撤出阿富汗。

很明显，只有当印度在印太地区被视为美国领导的民主联盟的关键伙伴时，印度才是美国“有用”的朋友。但实际上，建立所谓的民主联盟相当于承认中国的经济和军事实力。也就是说，四国中的任何一国都无法单独与中国抗衡，因而只能集中力量对抗共同的敌人。

在莫迪领导下，印度从美国进口武器的数量急剧增加，两国军队也签署了相当多的情报分享和相互操作协议，以至于美国为了向印度出口更多的昂贵武器而把印度列为主要防务伙伴。忠于莫迪的印度媒体完全歪曲了主要防务伙伴的含义，他们说这意味着印度已成为美国主要的非北约盟友。这些媒体希望把印度塑造成美国的主要战略盟友，就像日本和以色列一样。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印度在2016年就成为了美国所谓的主要防务伙伴。2018年，两国建立了由外交部长和国防部长参与的“2+2”对话，以加强双边军事合作。我们两国给外界这样的印象，即世界上最古老的和最大的民主国家是全球发展最快的战略伙伴。但是在阿富汗问题上，尽管巴基斯坦一直在支持塔利班，但美国却选择与其合作，并在其“各尽所能”政策的指导下将印度排除在多哈谈判之外。此外，巴基斯坦还是美国的非北约主要盟友（MNNA）。更重要的是，由于印度试图从美国进口更多武器，从而削减了对俄罗斯的武器进口，俄罗斯因此一直对印度不满，更是拒绝让印度参加莫斯科会谈。在美俄的冷遇和中巴的联合攻击之下，印度只能把摇摇欲坠的喀布尔政府当做救命稻草，最终不得不面对一场外交崩溃。

据笔者所知，只有国家安全顾问阿吉特·多瓦尔主动对美国的背叛提出了抗议。今年一月，多瓦尔在喀布尔待了四天，他建议阿什拉夫·加尼不要顺从美国国务院让其下台以执行与塔利班分享权力协议的命令。多瓦尔建议加尼坚持停火以阻止塔利班向前推进，并为政府军集结争取时间。多瓦尔的反击强化了这样一种信念，即爱国、正直的情报官员比外交官更擅于处理印美关系。前国家安全顾问纳拉亚南在签署美印民用核协议之前对国家利益的维护是情报官员赤胆报国的又一个案例。

媒体曾高调报道美国驻印度大使直接联系美军在喀布尔机场的最高指挥官，要求给印度外交官和公民优先权。但是，将此事公开化实际上等于承认印度在其后院的影响力已完全崩溃。印度一直声称阿富汗属于它的势力范围，而媒体却在阿富汗问题上表现出了对美国谦卑的依赖，所谓势力范围的说法就此不攻自破。如果印度在其周边都如此依赖美国，它还有资格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吗？莫迪还说印度是21世纪的“世界导师”（Vishwa Guru），这样的说法站得住脚吗？

印度要求美国、英国、德国、法国、卡塔尔和阿联酋将在阿富汗为这些国家工作的印度人先撤离到本国，然后印度再将他们接回国。这件事情再次重创了印度的形象。这表明印度没有能力疏散本国公民，只能指望其他国家将他们空运到安全的地方。

最近，越来越多的例子表明印度并不处于美国的优先考虑之列。当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7月份访问新德里时，人们期望他会宣布四国首脑在华盛顿会晤的日期，这将为莫迪一直期待的美印峰会奠定基础。第二波新冠疫情和未能及时向外国交付疫苗打击了莫迪的形象，他指望通过与拜登的会晤挽回颜面。但布林肯没有如他所愿宣布会晤日期，这种做法让莫迪感到心碎。

上个月，美国宣布建立一个互联互通的“四国集团”，包括美国、乌兹别克斯坦、阿富汗和巴基斯坦。这一决定直接损害了印度的利益。该集团正在建设一条从塔什干到瓜达尔和卡拉奇的贸易走廊。重要的是，这一路线绕过了伊朗的恰巴哈尔港，从而损害了该港的价值，而印度在这里拥有重大利益。美国还敦促乌兹别克斯坦，如果必须使用伊朗港口的话，就使用阿巴斯港而不是恰巴哈尔港。

美国对与印度开展贸易往来热情如此之低，以至于印度工商部长皮尤什·戈亚尔（Piyush Goyal）上周宣布，延宕很久的美印贸易协议已经被取消了。戈亚尔的声明以及美国拒绝印度在喀布尔机场建立外交官工作点都说明一个问题，即无论怎么看，美国都对美印贸易兴致寥寥。

尽管，美国也许对印度不公，但直到8月31日，印度都必须让美国担当它在敏感的阿富汗-巴基斯坦地区的代理人。美国显然与巴基斯坦和塔利班达成了协议，以保全自身在该地区的利益。但无论如何，只要有美国撑腰，印度就能在谈判桌上拥有更多筹码。

https://www.thequint.com/voices/opinion/us-turned-its-back-on-india-in-afghanistan-lets-accept-it#read-more#read-more

C. Raja Mohan，拉贾·莫汉，印度著名战略家，新加坡国立大学南亚研究所（ISAS）所长，曾担任观察家基金会杰出研究员、卡内基印度中心主任、南洋理工大学和尼赫鲁大学教授等职。

美军完全撤离阿富汗可能会导致当前印度与美国、中国和俄罗斯关系靠近的趋势加速发展：印美合作加强，印中冲突加深，印俄传统战略伙伴关系出现更大裂痕。巴基斯坦与美国、中国和俄罗斯的关系则进一步推动了印度地缘政治秩序的结构性转变。

长期以来，印度的外交决策者们一直抱怨美国将阿富汗置于塔利班之手的举措存在巨大风险，巴基斯坦军队几十年来的“辛勤培养”收获了成果。面对美国的撤军，印度存在双重担忧。首先，自2001年美国干预阿富汗以来，印度与阿富汗进行政治和经济接触的有利局势告一段落。其次，塔利班控制的阿富汗将再次成为巴基斯坦的合作伙伴，共同推动针对印度的圣战与恐怖主义。

但印度别无选择，只能接受美国国内不断减少对所谓永久战争的政治支持，以及阿富汗必将进入后美国时代。往好处想，印度认为，美国从阿富汗撤军可能会大大削弱目前的美巴战略伙伴关系。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阿富汗一直是美国与巴基斯坦军方(包括其情报部门)建立伙伴关系的基石。尽管阿富汗将继续在两国关系中发挥作用，但如今美巴关系可能会朝着截然不同的方向发展。不过，印度乐于见到巴基斯坦在印美伙伴关系中地位下降。自从分治以来，美巴关系一直是印度与美国接触的关键障碍。可以肯定的是，随着阿富汗回归塔利班统治，印度对跨境恐怖主义的担忧将会加剧。但印度会充分准备好应对来自巴基斯坦带的挑战，包括巴方将伊斯兰运动工具化以达成外交目的。印巴间的经济天平已经压倒性地向印度倾斜，印度的GDP接近3万亿美元，现在大约是巴基斯坦的10倍。在印度总理莫迪的领导下，印度以强硬的军事手段、毫不犹豫地回应了巴基斯坦对跨境恐怖主义的支持。一方面，莫迪授权对巴基斯坦境内的恐怖主义营地进行了跨境空袭。另一方面，印度还成功地动员了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等多边机构，将巴基斯坦与恐怖组织的活动置于严格的国际监督之下。

美国总统拜登宣布结束对阿富汗的军事干预，原因之一在于美国专注于应对印太地区中国崛起带来的新挑战。印度将中国视为比巴基斯坦更大的战略威胁，当然欢迎拜登政府专注于制衡中国。在印太地区，印度和美国的共同利益在特朗普执政的最后一年迅速增长，并在拜登任期之初继续维持。拜登政府雄心勃勃的四方安全对话计划已使印度被置于美国战略优先事项的首位。

印巴两国与中国的关系正向着完全相反的方向发展。近年来印中关系日益紧张，但中国与“巴铁”的伙伴关系一直处于上升趋势。阿富汗的最新事态发展可能会进一步推动这一趋势。如果美国以应对中国挑战的名义为其在阿富汗的撤军辩护，那么，在美国撤军后，中国既面临着新的机遇，也面临着新的挑战。尽管中国长期批评美国从阿富汗仓促撤军，但它一直准备在该地发挥更大的作用。阿富汗的两任总统——哈米德·卡尔扎伊(Hamid Karzai)和阿什拉夫·加尼(Ashraf Ghani)都希望中国能在阿富汗发挥更大的作用，尤其是渴望中国投资。但此前中方对此一直持谨慎态度。在过去的几年里，中国小心翼翼地介入阿富汗局势，并尝试促进外交和解。中国还对阿富汗丰富的矿产资源感兴趣，比如在喀布尔东南部建立了一座中企铜矿。除此之外，将首批一带一路项目之一——中巴经济走廊延伸到阿富汗的想法也受到了巴基斯坦和阿富汗的欢迎。巴基斯坦对塔利班具有很大的影响力，中巴强劲的伙伴关系则增强了中国在阿富汗的前景。然而，这种积极前景取决于阿富汗的和平与稳定，以及塔利班对中国新疆伊斯兰分离组织的保证。中国对此抱有希望，那么它成为首批有条件欢迎塔利班执政的国家之一也就不足为奇了。

当然，印度对中国在阿富汗发挥更大作用抱有一丝担忧。近年来，中国在南亚次大陆的经济和军事形象稳步提升，印度对此深感警惕。中国现在是尼泊尔、孟加拉国和斯里兰卡的主要合作伙伴，它还对不丹和马尔代夫的事务非常感兴趣。中巴在阿富汗问题上的合作将使印度在关键西北侧遭受重大挫折。中国庞大的经济资源可能会使巴基斯坦军队重塑阿富汗动荡局势的力量倍增。雪上加霜的是俄罗斯在该地区的新角色。近年来，印度对中俄不断加强的战略伙伴关系并不太感兴趣。随着俄罗斯向巴基斯坦和塔利班倾斜，如今中俄伙伴关系上升到一个新的维度。在过去的几年里，俄罗斯一再强调与塔利班接触的重要性，而印度则加倍支持喀布尔的民选政府。俄罗斯还将印度排除在所谓的“三驾马车”进程之外。成立于2019年的阿富汗和平谈判“三驾马车”包括美国、俄罗斯和中国，今年俄方还邀请巴基斯坦加入“扩大的三驾马车”。俄罗斯辩称将印度拒之门外是因为它对塔利班几乎没有影响力，因此无法为和平进程做出贡献。自加尼政府垮台以来，俄罗斯和中国一样一直开放喀布尔大使馆，并渴望与塔利班接触。在印度刻意疏远塔利班的情况下，俄罗斯与塔利班的成功接触，只会加深印俄在地区问题上的隔阂。

近年来，印俄两国间的裂痕一直在加深，原因尤其在于印美关系在美俄冲突加剧的背景下日益密切。俄罗斯外长谢尔盖·拉夫罗夫(Sergey Lavrov)直言不讳地批评四方对话和旨在遏制中国的新兴印太倡议。印度很少直接评价中俄伙伴关系，但的确对此感到焦虑。不仅如此，近年来俄巴接触不断扩大，巴基斯坦也逐渐成为影响印俄关系的重要因素。印度对其传统伙伴俄罗斯长期秉持政治善意，主要在于俄罗斯在印巴争端中一直坚定地支持印度。随着俄罗斯在印巴之间寻求更大的平衡，俄国民众和精英对印俄伙伴关系的支持可能有所减少。

人们普遍认为，印度同时维持印美、印俄和印中伙伴关系的多结盟战略，将在重大区域和全球变化中得以保持。但日益增长的中国安全挑战让这一假设变得毫无意义，并促使印度比以往更进一步向美国靠拢。阿富汗的最新事态发展可能会加剧印中矛盾、巩固印美关系并扩大印俄间的裂痕，同时还将加快印度大国关系转型的步伐。

https://foreignpolicy.com/2021/08/18/afghanistan-withdrawal-india-china-russia-pakistan-geopolitics-indo-pacific/

Pradeep Chauhan，普拉迪普·乔汉，海军中将，全国海洋基金会总干事，海洋事务领域享誉全球的分析家。

2021年8月，拖延已久的国产航空母舰“维克兰特”号成功进行了为期5天的海试。这是一个开创性事件，人们应当为印度的海洋成就感到自豪。“海洋”是当前流行的地缘政治符号。就在“维克兰特”号航母海试的第二天，莫迪总理亲自主持了联合国安理会高级别公开辩论，辩论的主题就是“加强海上安全：国际合作的案例”（Enhancing Maritime Security: A case for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莫迪总理显然希望使印度成为全球海洋议程的中心，并使“海洋安全”这一主题在印度担任安理会主席国期间发挥主导作用。

在当前日益相互联系的世界中，印度正在以令人惊异的速度崛起，这种崛起无疑是由海洋塑造的。无论是在贸易、技术、互联互通，还是在食品安全、新能源以及应对气候变化等领域，都可以很明显看出这一点。事实上，本世纪和下一世纪都很可能是海洋世纪。印度政府似乎终于意识到，在可预见的未来，印度要么是一个“海洋”大国，要么根本就不是一个大国。因此，为了保持崛起的态势，印度必须对海洋权力的各个领域进行大量投资，包括印度海洋权力的军事部分。此类投资涉及基础设施和“能力”两部分。“能力”不仅包括水面、水下和空中作战系统以及相关的支持平台，还包括武装部队内外的人力资源开发。

然而，很明显，并不是每个人都为“海洋印度”的复兴而欢呼雀跃。国内外有一小群人强调新冠疫情对经济造成的负面影响，并呼吁重新审视航母在当前经济和安全环境中的可行性和作战能力。可悲的是，关于如何优化印度的航空和航天实力并将之运用于追求国家利益的辩论，不知为何显得有点卑鄙、狭隘和自私，甚至比实际情况更加愚蠢。

考虑到新冠疫情带来的经济挑战，印度人不能继续集中关注“成本”和“我们能否负担得起航母”，而应更关注“成本-效益”以及“我们能否没有航母”。简言之，防止“希望”被“炒作”扼杀的必要性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紧迫。

如今，不仅印度三军拥有军事航空力量，几支准军事部队也有自己的空中力量。这些部队都为增加印度空中力量做出了贡献。不幸的是，不断涌现的社交媒体上充斥着未经严格论证的观点，而非专业人士则一再受到这些意见的影响。海军舰载航空部队和由加油机支持的空军作战力量都是印度远程航空作战力量的组成部分，但舆论正如毁天灭地的森林大火一般激烈争论着二者的相对效能。有说服力的观点有时可以压制情绪化观点所产生的火焰，但这股火焰经常因派系忠诚和严重的无知而被重新煽起。在这场大火中，唯一化为灰烬的当然是印度以及它的地缘政治抱负。唯有严格论证才可以克服情绪化观点。

目前，有两个迫切需要回答的问题，即航母是否如海军参谋长所言在海上力量中拥有核心地位以及它是否真的为促进我们的集体利益做出了最大的贡献。我们可以通过两条基本线索解决以上问题。首先，在提供同等空中力量的情况下，航母的成本是否高于空军；其次，从“成本-效益”的角度出发，航母是否具有足够生存能力。

关于第一个问题。毫无疑问，当代航母需要花费大量资金。根据一些报告，“维克兰特”号航母花费了2300亿卢比。一些人因此而认为，可以用空军以低得多的成本取代航空母舰。但实际上，考虑到空军基地所需要的跑道、洞库、防御设施、弹药储存设施以及辅助飞行设备，空军基地的成本同样令人望而生畏。根据兰德公司（RAND corporation）的研究，美国空军建设一个基地就需要花费130亿美元，已经超过了航母的开支。并且，一艘航母一天可以行进1000公里，其灵活性使印度在海洋上拥有了“无数”静态空军基地。一旦不涉及情感因素，很容易发现航母是更便宜的选择。

此外，在没有武装冲突的情况下，以航空母舰为中心的海上机动部队在向国家提供一系列灵活和有利的地缘战略选择方面的能力是无与伦比的，它执行说服、劝阻、威慑和胁迫任务的能力更是无与伦比。随着航母战斗群在印度感兴趣的海域建立存在，它可以收集和整理水面、水下、空中以及外层空间的情报，是“海域感知能力”的宝贵来源，而空军的岸基飞机根本无法执行这样的任务。

在武装冲突的情况下，成本-效益方法最能说明问题。在国与国之间发生冲突的时候，不可避免地需要在距离印度海岸几百公里甚至几千公里的地方有效地发动和维持战争行动。在这种距离上，军舰固有的耐力和韧性使它们能够在战场上长时间保持作战能力。空中力量对保护舰队至关重要，而且这些空中力量必须保持随时可用。仅仅通过扩大岸基飞机的航程无法实现这一目的。因此，航空力量是舰队最基本的组成部分，是其保证生存的基本能力。这就是为什么航母战斗群所代表的“整体”空中力量仍然是主要海军的核心作战概念。

重要的是，航母不仅仅是一艘船，而是一个作战系统的组成部分，这一作战系统就是“航母战斗群”。许多自媒体分析家没有体验过航母战斗群的协同作用，他们的虚荣心往往使他们将航母作为一艘独立的船只来谈论或写作。很多时候，他们所提出的论据仅仅集中在航母的几个已知弱点上，因而是完全错误的。

一些分析家强调，中国海军和巴基斯坦海军可以运用“遥感”系列卫星、“北斗”卫星导航系统、东风21D反舰弹道导弹、超音速和高超音速巡航导弹以及潜水艇，对印度海军航母战斗群构成威胁。毫无疑问，这些都是严重的威胁，但不能因为面临威胁而放弃作战能力。这是一种应当予以轻蔑驳斥的幼稚论点。

印度海军航母战斗群一天可以轻松行进900-1000公里，这就意味着敌人必须在7360万平方公里的印度洋上“实时”监控印度海军编队，这是摧毁印度海军编队首先要克服的挑战。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敌人必须在适当的位置部署足够的卫星和地面站。这超出了印度对手目前和较近未来所拥有的能力。敌人也可以选择部署远程海上巡逻机执行监视任务。在这方面，巴基斯坦在阿拉伯海拥有一定的能力，而中国只在孟加拉湾东缘拥有极其有限的能力。这种本已有限的能力还会因印度海军航母战斗群的部署模式而受损。人们不会将最宝贵的军事资产置于最危险的地方。因此，预计印度海军航母战斗群不会部署在敌岸基战斗机的未加油作战半径内。他们将在危机恶化为冲突之前就开始部署，然后在距离海岸数百或数千公里的地方，在遥远而深邃的“蓝色水域”内“保持平衡”。

即使对手拥有侦查能力，每年有145000艘船经过印度洋的国际航道，其中众多船只很容易被误认为是航母。辨别航母是敌人所要面临的第二个挑战。在面对航母战斗群时，远程海上巡逻机不仅是“猎手”，也是“猎物”。一旦它遇到疑似目标，就必须进行规避，这将对搜索行动造成严重破坏。我们的对手拥有的远程海上巡逻机非常有限，每损失一架都将造成严重影响。对指挥官而言，命令飞机攻击航母将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抉择。

在航母战斗群连续摧毁敌远程海上巡逻机的情况下，敌人有效部署飞机对付航母战斗群的能力将遭到严重削弱。这将使航母战斗群有能力封锁敌人海岸。这引出了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我们是否希望航母战斗群封锁敌人海岸并攻击岸上目标？如果这是印度海军的目标，那么我们所需要的就不只是一艘45000吨的航母，而是一艘排水量至少为65000吨的航母，并且还要配备固定翼预警机。

敌人的常规潜艇很难威胁印度海军航母战斗群，但核潜艇却可以对它构成全面威胁。为应对这一威胁，印度航母必须尽可能多的搭载中远程反潜直升机。这再次表明印度第二艘国产航母（IAC-2）排水量应至少为65000吨。关于所谓反舰弹道导弹的争论越来越激烈，一些人把东风21D吹捧为“航母杀手”。但由于侦查和定位的困难，中国要击毁移动中的航母，必须面临极其复杂的工作。

这种威胁对“维克拉马蒂亚”号（INS Vikramaditya）航母而言可能并不严重，但并不意味着“维克兰特”号也可以高枕无忧。威胁不会立即出现不应成为自满的理由。相反，这意味着我们还有时间为应对中巴海上作战能力的增长做好准备。因此，印度迫切需要获得陆基和海基弹道导弹防御能力，无论这一能力是来自美国的“宙斯盾”系统还是某种本土系统。

最后，那些将中巴战略合作视为印度海军航母战斗群生存威胁的人最好注意到，印度并非孤军奋战。即使还没有建立正式盟友关系，印度也有称职、可靠、有能力的伙伴。最近的马拉巴尔系列演习充分证明，印度海军航母战斗群（CBG）和美国海军航母打击群（CSG）开展了密集的、与作战相关的合作，更何况澳大利亚和日本的水面舰艇也无缝参与到演习当中。中国和巴基斯坦当时就注意到了这些信号，那么，某些失聪的印度人是否会听到同样的信号呢？

https://maritimeindia.org/reflections-on-indias-vikrant-centric-carrier-battle-group/

Gurjit Singh，古尔吉特·辛格，印度前驻德国、东盟、非盟大使，印度理工学院印多尔分校人文社科荣誉教授。

8月9日，莫迪总理成为第一位主持联合国安理会会议的印度总理。作为本月安理会主席国，印度将发起高级别会议并特意将海洋安全设为会议重点。除了阿富汗问题以外，海洋安全现在主导了大多数的国际交往。由于人们对海洋的重视，印太局势、东亚峰会、四方安全对话、南中国海、西印度洋以及类似的话题都变得更加重要。正因如此，莫迪总理在安理会发表演讲时提出的海洋安全五项原则被视为具有创新意义的外交举措，他关于这一问题的演讲重点被纳入了主席声明。

在海洋安全越来越受重视的同时，印度、马尔代夫、斯里兰卡三国也有一个不太为人所知的行动，即建立科伦坡安全会议（Colombo Security Conclave ，CSC）。该机制最初成立于2011年，首次会议在马尔代夫举行，接着又于2013年和2014年分别在斯里兰卡和印度举行了会议。此后，由于马尔代夫和斯里兰卡两国对他们与印度关系产生了矛盾心理，该机制陷入停顿。

2020年，该机制得到恢复，并举行了第一次国家安全顾问级别的会议，随后被命名为“科伦坡安全会议”。该机制旨在讨论具体的合作建议，它的建立既是三个邻国之间的建立信任行动，也是一项能力建设行动。8月4日，三国副国家安全顾问举行了线上会议，讨论了一系列具体任务的执行情况。会议的焦点与五天后莫迪总理在联合国安理会会议作出的声明一致，主要关注海洋安全。重要的是，该机制如今纳入了孟加拉国、毛里求斯和塞舌尔三个观察员国，这使其在西印度洋有了更大的影响力，有助于扩大机制的合作框架。

8月4日会议的决议主要涉及反恐、反极端主义、打击跨国犯罪、枪支走私、非法贩运武器和人口、保护海洋环境、人道主义救援和灾难救助等议题。成员国将围绕增强各国处理以上问题的能力开展合作，三国迟早会进行联合演习，所有成员国都与印度在海洋安全领域建立了密切的合作关系。

科伦坡安全会议不仅实现了莫迪总理在安理会会议上提出的理念，而且还涵盖了安理会声明中未涉及到的非法、未报告和无管制（IUU）的捕鱼活动。尽管这一问题被认为是非常重要的海洋问题，但却没有在安理会声明中被提及。由于成员国之间没有海洋边界问题，科伦坡安全会议未提及《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1988年，印度镇压了在马尔代夫发生的政变，同时还在斯里兰卡部署了维和部队。此后，印度与两国的合作一直引人注目。科伦坡安全会议正在巩固这种合作关系。2014年，印度根据常设仲裁法院的裁决确定了其与孟加拉国的海上边界，此次印度与孟加拉国富有成效的合作巩固了这一成果。这与南中国海的形势形成了鲜明对比。莫迪总理在联合国演讲中特别提到了这一点。

印度与毛里求斯和塞舌尔有着长期的合作传统，印度通过赠款和信贷给他们提供了大量援助，这两国的大部分海上设施都是由印度建造的，两国的海上防御能力也大大仰仗印度。如今，印度的援助也慢慢扩大到了马达加斯加和科摩罗。由于毛里求斯和塞舌尔的战略重要性，外交部两年前将他们从东非和南非司划入了印度洋司。因此，印度与毛里求斯、塞舌尔、斯里兰卡以及马尔代夫的关系不仅被视为强有力的双边关系，而且越来越被看作是有战略意义的区域合作。

印太概念中的大多数国家都集中于东印度洋、南中国海以及西太平洋，而科伦坡安全会议主要关注孟加拉湾、阿拉伯海和西印度洋。科伦坡安全会议的所有成员都是环印度洋联盟成员国，孟加拉国和斯里兰卡还是环孟加拉湾多领域经济技术合作倡议成员国。科伦坡安全会议虽与以上组织存在重叠，但该机制有严格的地理界限，侧重海洋安全合作，并在科伦坡设立了秘书处，。

科伦坡安全会议已经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并将通过定期会议建立更高程度的信任关系。这种建立信任措施可能会减少某些尖锐的摩擦，特别是当斯里兰卡和马尔代夫利用他们与中国的关系激怒印度的时候，这一机制尤其有效。只要我们有信心，无论我们的邻国与中国进行了什么样的合作，都不会影响印度的安全，其它成员国或许会因此而感到欣慰。不过，斯里兰卡目前对会议并不热络，可能迟早会将中国和巴基斯坦纳入科伦坡安全会议，以制衡印度。由于秘书处设在科伦坡，斯里兰卡既可以促进机制发展，也可以对其进行阻碍。

通过科伦坡安全会议，印度及其印度洋区域邻国可以建立一个合作框架，以应对该区域的非传统安全威胁。莫迪总理所作出的主席声明的第十一段鼓励这种次区域安排。它可以成为不断演变的印太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并支持环印度洋联盟和环孟加拉湾多领域经济技术合作倡议的发展。

https://www.vifindia.org/article/2021/august/16/colombo-security-concl

《边界与海洋研究》和国内多家数据库建立了合作关系，全文阅览或下载请登录以下任意一家数据库：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刊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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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知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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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凯什•夏尔马，Rakesh Sharma，印度陆军退役中将，博士，陆战研究中心杰出研究员。

在莫尔多/楚舒勒举行第十轮军长会谈后，中印军队在边境实控线附近的部署发生了重大变化，两国核查后在班公湖南北两岸与热赞山口-热钦山口（Rezangla-Richenla）地区分阶段、协调同步地进行了脱离接触。班公湖北岸有史以来第一次建立了大约8公里的缓冲区，以避免频繁发生对峙和冲突。该缓冲区的建立并没有违背中印双方的领土主张。

在4月9日举行的第十一轮谈判中，中印在军队部署上出现了僵局，即“下一步该如何部署？”在接下来的三个月里，中国一直专注于7月份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的庆祝活动。一年前在上海合作组织杜尚别会议期间，印度外长苏杰生与中国外长王毅举行了一小时的会晤。然而，如今王毅却发表声明称“去年中印边境事态的是非曲直十分清楚，责任不在中方。中方愿通过谈判协商，在紧急事态上找到双方都能接受的解决方案。“由此可见，中国将此次对峙事件归咎于印度，忽视了自己在中印边界西段（印称“东拉达克”）的“多处侵犯”，甚至派遣预备部队前往阿克赛钦。

2021年7月31日，在莫尔多/楚舒勒举行的印中第12轮军长级会谈同意在戈格拉地区脱离接触。这一决定业已做出，但我回顾戈格拉地区的脱离接触条款时发现了五个问题。

第一，印中第12轮会谈决定在戈格拉建立5公里的禁止巡逻缓冲区（《印度时报》2021年8月7日报道），这的确驳斥了反对者的批评。不过，两国在边界西段的实控线主张相互冲突，该地区可识别的地形特征及双方军队的部署也各不相同。因此，人们很难建立一个统一的标准，来确定禁止巡逻区域的准确位置。目前暂停巡逻的区域不能以“千米”来精确划分，因为区域内的地形特征可能会导致分歧。这样一来，加勒万河谷的缓冲区约4公里，班公湖北岸的缓冲区约8公里。班公湖南岸以凯拉什山脉的山脊线为界，如今双方又在戈格拉哨所以东设立了5公里长的缓冲区。同理，在德普桑平原，解决冲突的方式似乎也将是在“瓶颈”处（Raki Nalla）设立3-4公里的缓冲区。这些暂停巡逻的地区，不仅禁止印度军队在“我方实控线”范围内巡逻，也同样禁止中国军队在“中方实控线”一侧巡逻。毫无疑问，我们对中国军队的不信任依然存在，这就需要我们付出巨大努力进行监督和核查。

其次，戈格拉地区的脱离接触，的确降低了该地军队发生对峙、意外开火的可能性，也打破了人们常说的“实控线具体化（LOC-isation of LAC）”说法。一旦出现任何蓄意违反巡逻禁令、导致局势升级的行为，那就是另一回事了。中印边境实控线的这种新型管理模式可以避免双方巡逻部队进行接触，也没有控制“实控线沿线（tail-end of the LAC）”，并避免了争议地区经常发生的小规模冲突。但这并不意味着其他争议地区也无法巡逻。中印边境的其他地区仍存在多种可能性，印度要继续巡逻，在实地与信息层面对本国领土保持控制，避免这些争议地区未来在中国军队的“扩张主义”下变成既定事实。

第三，重新审视局势后我们可以发现，暂停巡逻就是“中国计划”的最终结果。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印度军事力量的重心都在印巴边界、反恐行动与锡亚琴冰川（Siachen Glacier）上。印度军队在中印边界西段的少量部署使得中国军队能“临时越境”，而又不会遭遇强烈反击。在过去十年里，印度军事能力的稳步建设逐渐遏制了中国军队的“侵犯行为”。在边境冲突大幅增加的情况下，印度陆军官兵表现出了惊人的毅力与担当。这种精神改变了2020年边境对峙的局势，证明中国“在南海所做的一切”无法在中印边境重现。如果说2020年6月15日的加勒万冲突加剧了中国军队的担忧，那么随后印军的集结及其精神更加证实了这一点！我们可以由此推断，在阿克赛钦地区实控线沿线的关键地点推动暂停巡逻，是中国军队刻意设计的。因为这将避免重蹈加勒万河谷的覆辙，或在新规则下避免接触。很明显，这一禁令将让印中巡逻部队保持距离，以大体上“解决”阿克赛钦问题。

第四，印中边界西段的管理基于在实际控制线(LAC)附近建立的信任措施，即两国在1993年、1996年、2005年和2013年达成的四项正式协议。虽然实际控制线本身是一个不完整的概念，但1996年的协议规定了双方信任措施，意味着两国达成了不开战条约，尤其在实控线两公里范围内。2005年的协定指出：如果双方边防人员因实际控制线走向分歧或其他原因发生对峙，应保持克制，对峙时不得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双方应停止在该地区的活动，不再前进，同时返回基地。很明显，巡逻部队接触时应当要遵循的既定程序和信任措施。但显而易见这些措施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是失效的，这一现象在2020年6月15日的加勒万事件中达到了顶峰。创建暂停巡逻区域，会对上述已签署的协议产生什么影响？暂停巡逻的协议是在2021年2月和7月在楚舒尔与莫尔多的谈判中达成的，但它们独立于现有的正式协议之外。作为一种新的重要信任措施，如果暂停巡逻已经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那么双方就应该颁布另一项正式且明确的议定书，并建立核查制度。过去不遵守协定的行为大大降低了人们对新协定的信心，但这些协议的确在双边与多边层面对中国造成了约束。

第五，中国军队目前部署在阿克赛钦的兵力水平并不意味着常规战争威胁的存在。无论如何，当中国军队对未来与印度的战争进行战略分析(SWOT分析)时，都会发现领土战争位于“劣势（Weaknesses）”与“威胁（Threats）”之间。然而，空中作战基础设施的迅速发展，预示着中国将侧重使用空军、导弹和火箭。拉萨至林芝的铁路线以及通往西藏和新疆的高速公路意味着中国军队的动员周期将大大缩短。中国还侧重展望新型战争，在战略支援和火箭部队方面取得了巨大进步，部分军队还可能永久驻扎在超高海拔地区。实行无巡逻禁令将使得印中边界西段的管理模式发生极大的变化。过去边界避免巡逻接触的模式持续了近30年，那么可以设想，这种新的模式可能会维持同样长的时间。考虑到基层士兵的健康与社会需求，永久驻扎将强调军队救济方案的重要性，并大大缩短士兵任期。不仅如此，道路运输与航空感应（aerial induction）的压力也将有所提升。

印度军方在两国边界西段部署拉什特利亚步枪部队（Rashtriya Rifles，RR）后，局势发生了积极变化。这些部队的更替不由参谋长决定，而是由步兵部队的名单决定，如信号部队（Corps of Signals）、航空兵部队（Army Aviation Corps）、后勤部队（Army Service Corps，ASC）、军械部队（Army Ordnance Corps）和机电工程部队（Corps of Electrical and Mechanical Engineers，EME）等。印度的最佳选择是将部队固定驻扎在超高海拔地区，并以兵团为单位进行更替（如拉什特利亚步枪部队）。印军可以从部署防空部队、炮兵目标监视与捕获部队(Surveillance and Target Acquisition，SATA)和工兵开始，再部署炮兵、装甲兵等机械化步兵部队。在过去的25年里，拉什特利亚步枪部队在战斗中的凝聚力和作战能力证明了这一计划的可行性。永久驻扎的部队还将保留有关地形、敌方和地面情况的专业知识。部队在和平区域可以得到更好的管理，并将缓解来回部署的压力。

总而言之，印度边界实控线附近的边境管理将产生实质性变化。在这一关键时刻，预测更长远的边界问题走向将充满风险。印中军队敌对的最坏情况可能与之前设想的截然不同。无论是在和平时期的边境管理中，还是在边境事态升级的过程中，印度必须有精准的目标并做好战略规划与具体准备的平衡。

https://www.vifindia.org/article/2021/august/09/eastern-ladakh-fixing-no-patrolling-buffer-areas

阿索克·穆克吉，Asoke Mukerji，曾任印度常驻联合国代表。

印度决定于8月9日在联合国安理会发起有关巩固海上安全的公开辩论会，并由印度总理莫迪主持，这反映出印度正逐步演变为一个海洋国家。此次公开辩论旨在强调进行有效的国际海上合作，从整体上应对海上安全所面临的自然与人为威胁。

2004年海啸对人类和自然资源造成了重大损失，促使联合国在2005年建立了印度洋海啸预警和减灾系统（Indian Ocean Tsunami Warning and Mitigation System）。这一国际系统通过发出早期预警，以防止此类破坏再次发生。自2007年以来，索马里沿海的海盗活动对西印度洋航运的威胁与日俱增。印度海军作为安理会授权的索马里沿海海盗问题联络小组的成员，积极参与联合国行动应对这一威胁。

印度拥有超过7500公里的海岸线，加强海上安全必然符合印度的利益。印度洋地区更是承担了全球海上贸易运输的75%和全球每日石油消费运输的50%。2015年3月，印度总理莫迪在访问毛里求斯期间公布了印度的“萨加尔（SAGAR）”政策。为实现印度在印度洋地区的目标，该政策提出了一体化的区域框架。

“萨加尔”政策有五大支柱。第一，印度在印度洋地区发挥“净安全提供者”作用。第二，积极与印度洋地区友好国家接触。印度将继续通过合作加强这些国家的海上安全能力和经济韧性。第三，采取有效的集体行动以促进本地区和平与安全。第四，从更全面的合作视角关注印度洋地区的未来，这将增强该地区各国的可持续发展前景。第五，印度洋地区的和平、稳定和繁荣的主要责任将落在“生活在该地区的人”身上。印度将通过对话、访问、演习、能力建设和经济伙伴联系，继续与在该地区拥有重要利益的其他国家进行接触。

为了维持“加强海上安全”的国际合作，各国需要在政策和执行领域建立两个框架。有效的法律政策框架必须以法治为支撑，才能够维护海上安全。此次安理会海上安全问题辩论将集中讨论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UNCLOS)的适用问题，该问题给和平与安全带来了新的挑战，其中还包括来自恐怖分子、海盗和贩毒团伙等非国家行为体的挑战。

此次公开辩论有望推动审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效力，特别是有关航行自由、可持续开发海洋资源以及和平解决争端等条款。2014年7月，印度接受了联合国海洋法法庭对印度和孟加拉国海洋边界仲裁案的裁决，为孟加拉湾沿岸国家之间的国际经济合作（环孟加拉湾多领域经济技术合作倡议，BIMSTEC）贡献了新的动力，这也使印度更有资格主持此次会议。

保护海上交通要道对于巩固海上安全而言至关重要。此次会议必须聚焦于确保各国平等、不受限制地使用海上交通要道及以和平方式解决分歧。印度洋地区存在三条对各国能源安全和经济繁荣发挥关键作用的主要航道。第一条通过曼德海峡（Bab al-Mandab）连接红海与印度洋，承担了亚洲国家与其主要贸易伙伴（欧洲国家、美国）的大部分国际贸易运输。第二条航道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连接波斯湾和印度洋，将大部分出口能源运输到印度、东盟及东亚等主要能源进口地区。第三条航道则以马六甲海峡连接了印度洋和太平洋，保障了东盟、东亚国家、俄罗斯远东地区和美国的贸易往来畅通。

共享有关商业航运威胁数据是巩固海上安全举措的重要组成部分。2018年，印度提议在古尔冈（Gurugram）建立印度洋地区国际信息融合中心(International Fusion Centre，IFC)，由印度海军和海岸警卫队联合管理，以提高人们在安全方面的海域感知能力（Maritime Domain Awareness）。预计最终将有40名来自伙伴国的国际联络官进驻信息融合中心。

这次辩论还将说明，无论是在航运业还是旨在实现可持续发展的蓝色经济等方面，私营部门正在海洋领域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如果安理会能够通过支持各利益攸关方来巩固海上安全以回应此次辩论，这将在21世纪树立维护“多维”安全的典范。

https://indianexpress.com/article/opinion/columns/un-security-council-maritime-security-indian-ocean-7444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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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yam Saran 萨仁山，印度前外交秘书兼印度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

Davar，印度军事专家、印度退役中将。

本文前半部分摘自《确保印度的崛起：未来愿景》(Securing India's Rise: A Vision for the Future) 一书中萨仁山所写的文章。该书由Davar主编，其中包含19篇印度不同领域杰出代表对印度未来发展的建言献策。

本文后半部分为Davar在该书后记当中的评论。

在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之前，历史的长河就已经在改变流向了。现在河水泛滥冲垮了堤岸，目前还不清楚一旦洪水退去，干流将出现在哪里。这场席卷全球的疫情会留下全新的历史沉淀，迫使人们选择新的谋生方式。适应多变环境、灵活躲避陷阱并寻找机会的能力将成为国家与社会中最具价值的品质。最重要的是，国家领导力将具有前所未有的重要意义。这是印度与其他所有国家共同面临的一场全球性危机。印度可以选择独善其身，躲在自己建造的城墙之后，也可以寻找并占据在变局中可能出现的发展空间。

当国际秩序稳定，其游戏规则由老牌大国制定和执行时，印度等新兴且有抱负的大国就会受到限制。只有当国际秩序出现变动、权力对比发生变化时，新兴国家才能拥有更多的发展空间。但这些国家能否占据优势地位，取决于它们是否能够洞察国际变局的性质和范围，分析自身优劣、取长补短，尽可能地寻找合作伙伴并在必要时消灭对手。本文试图勾勒出一种让印度占据有利地位的行动框架，以在瞬息万变的地缘政治局势中实现国家利益。

当下，地缘政治格局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国家间的实力平衡正被逐步打破。1991年冷战结束后出现了短暂的单极时刻，美国成为了经济、技术和军事实力无与伦比的超级大国。2007-2008年，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体系核心爆发了全球金融和经济危机，单极格局也随之告终。尽管美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军事力量，但它的相对经济地位和影响力都已经下降，而中国的经济地位和影响力却在上升。不止中国，还有一批新兴大国（尤其是亚洲国家）也在逐步扩张，包括印度、日本、澳大利亚、韩国、印度尼西亚和越南。而巴西、南非和尼日利亚虽然没有成为新兴经济体，但都是在各自地区具有影响力的重要国家。在欧洲尚未统一之时，德国正在崛起为该地区最强大的国家。当然，考虑到俄罗斯的规模、资源和军事实力，它也仍是欧洲的相关大国。世界多极化的发展趋势是毋庸置疑的，在亚洲也是如此。这场疫情加速了全球经济重心向亚洲的转移以及多极化发展趋势。这也反映出亚洲国家在控制疫情方面更加成功，有可能比美国和欧洲国家更早实现经济复苏。

【以下内容为Davar的评论】

首先，印度必须关注国家安全。经济复苏不单关乎国家的整体发展，也关乎以足够的预算加强国家的军事防御、维护国家安全。军事能力是国家实力的象征，需要耗费很长的时间才能建立。这不仅要给予军队足够的资源，还与其将资源转化为所需的作战能力有关。考虑到印度的周边环境，特别是来自中国的日益增长的威胁，印度的安全支出还远远不够。我们目前的国防预算仅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60%。中国的经济规模几乎是印度的五倍，2020年，中国为国防预算预留了1780亿美元。尽管印度没有中国那样的野心，但印度国防开支应占其GDP的2.5%至3.5%左右，以实现印度在亚洲与中国抗衡的计划。而这只有在印度经济快速增长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实现。印度必须采取一切措施，确保其经济增长在未来两年大幅增长，达到7%至8%的增长率。这样才能保证印度年轻人所需的就业规模和质量，并创造符合长期安全需求的经济条件。

其次，想要促进经济增长，就务必要进行经济结构改革。人们对印度的认知取决于其市场规模及其在亚洲的地位，这决定了印度的全球地位。只有在经济快速增长的情况下，印度的地位才会提高。为此，政府必须制定一项支持印度迅速发展的经济政策。这需要通过切实努力来恢复财政平衡，并修复岌岌可危的银行体系以减少巨额财政赤字。政府必须在众多领域进行经济改革，当然，任何一项改革都可能引发政治反对。因此，印度政府还要推动社会各阶层接受改革并进行合作，这在目前的国内环境下是一项艰巨的任务。这个国家已经拥有了足够的经济专业知识，需要做的只是激发经济学家的智慧，为更大的国家利益服务。政府要从根本上改变国内的贫困状况，并为数百万仍未解决基本需求的人民提供经济帮助。

最后，在真正的民主国家中，武装力量需要听从民选政府的合法命令。宪法与政府指令中都要对联邦武装部队的作用和职责进行明确规定。在和平时期，印度必须有意识地进行国防规划，为所有可能发生的冲突做好充分准备。国防规划要独立于国家安全和军事战略，因此，印度要在政治决策指导下进行良好的军政互动。然而，自独立以来，印度的整体国防规划以及官僚机构、文武领导层之间的正式互动仍然缺乏秩序。

https://www.thequint.com/voices/opinion/india-must-seek-out-opportunities-in-a-post-covid-world-book-excerpt#read-more%23read-more#read-more

K P Vijayalakshmi，尼赫鲁大学教授，资深富布赖特学者。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刚刚结束对印度的访问，这次访问所涉及的议题非常广泛，包括阿富汗问题、新冠疫情、即将举行的印太会议以及包括气候变化在内的一系列全球问题。这也是为什么这次访问值得认真分析。尽管双方讨论的问题如此广泛，但人们最期待的还是两国将如何应对来自中国的挑战。

在布林肯访问之前，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和气候变化特使约翰·克里分别在三月和四月对印度进行了访问。这两次访问所关注的问题领域都比较窄，而布林肯此访则是涵盖一系列问题的全面访问。这次访问前，美国国会通过了针对中国的《2021年战略竞争法案》，其中阐明了美国对盟友和伙伴关系的重视。在访问开始之前，国务院官员内德·普莱斯在一份声明中概述了双方将关注的问题领域：“布林肯国务卿将与莫迪总理和苏杰生外长举行会晤，双方将讨论多项议题，包括继续合作应对新冠疫情、加强印太合作、促进共同的区域安全利益、倡导共同的民主价值以及应对气候危机的措施等。”他进一步表示，这是加强和扩展美印战略伙伴关系的一次激动人心的机遇。印度外交部也表示，布林肯对印度的访问意味着双边关系的机遇，双方将借此“延续高级别双边对话和加强美印全面全球战略伙伴关系”，“双方将回顾美印富有活力而多元化的双边关系，并评估这一关系发展的潜力”。

访问期间，布林肯首先与印度民间社会领袖举行了会晤。尽管双方会就棘手的人权和民主问题进行了艰难的讨论，但双方承认，两国都面临着如何捍卫民主的挑战。关于民主和人权的讨论以友善的方式进行。早些时候，美国国务院南亚和中亚事务代理助理国务卿迪安·汤普森曾表示，布林肯将在访问期间提出反歧视问题，但最终美方对这一问题相当谨慎。布林肯确实提出过这些问题，不过他同时也表示，民主制度有自我纠错的能力，“印方正在不断取得进步”。事实上，双方有能力就民主和人权问题进行友善而宽容的讨论，最终也的确如此。布林肯还不顾激怒中国的风险而会见了西藏僧侣和西藏“流亡政府”代表，他的这一举动具有重要意义。经历一轮谈判以后，双方重申，美国将支持印度成为全球大国和世界性的温和民主力量。

布林肯国务卿和苏杰生外长强调，美印两国在一系列双边和多边问题上的利益正日益趋同，这些问题包括阿富汗问题、西藏问题、中国在边境和其它地方的“威胁”、促进印太合作、气候变化以及疫苗外交。互为战略伙伴的美印双方已经做出承诺，将把这种利益趋同转化为实际行动。很显然，两国正是因这一承诺而开展合作。

双方都强调将协调一致应对新冠疫情。作为合作机制的一部分，两国将为供应疫苗原材料建立开放统一的供应链。为了加强双边关系，美国已宣布向印度提供价值2500万美元的疫苗以及2亿美元资金援助。更重要的是，印度曾为美国抗击新冠疫情提供援助，美方此次支援印度凸显了美国对印度的感激和支持。印度已承诺，将在2022年之前在四方安全对话支持下生产10亿剂疫苗，以支持全球抗击疫情。

与此同时，已被美国国务院提名为南亚和中亚事务助理国务卿的唐纳德·鲁（Donald Lu）向美国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表示：“在全球抗击新冠疫情以及建立更具包容性的全球经济过程中，印度将扮演关键角色。”他还将印美两国称之为将确保印太地区主权和自由的域内大国。

苏杰生外长承认，在印度应对毁灭性的第二波新冠疫情的斗争中，美国的支持至关重要。他表示：“我们还讨论了新冠疫情对跨境差旅的挑战。美国确实很乐于帮助印度，我对此非常感激。”之前很多人担心美国会在人权、新冠疫情以及其它问题上发表不合时宜的言论，中国和巴基斯坦也期待两国发生冲突，但访问中展现的轻松愉快气氛缓解了这种担忧，也打破了中巴两国的幻想。

这次会议将两国在阿富汗问题上的共识提升到了新高度。美国不仅在该问题上措辞与印方类似，还决定在撤军以后扩大对阿富汗的安全支持。布林肯极力称赞美印关系是美国最重要的对外关系之一。他表示，印度“已经并将继续”在阿富汗的稳定和发展中扮演关键角色。布林肯重申，尽管探索“阿人主导、阿人所有”的和平解决方案是阿富汗和平稳定的唯一途径，但如果塔利班以武力夺得阿富汗政权，美国必将予以痛击。他坚持认为：“一个不尊重人权、暴力迫害民众的阿富汗，一定会被国际社会唾弃。”他还补充道，塔利班想得到国际社会承认和支持，就绝不能以武力夺权。关于这一问题，苏杰生表示：“我们认为最终的结果不应该由战场上的胜负来决定。谈判就是谈判，和平谈判应当带来和平。”在美印两国的对话中，美国保证将继续密切关注阿富汗局势，并向和平进程提供“超视距支持”（over the horizon support）。

在阿富汗问题上，中国与美印两国的态度形成了鲜明对比。此前不久，塔利班代表团访华以求获得支持，中国外交部长王毅表示，塔利班是阿富汗重建过程中关键的政治和军事力量，中方相信塔利班领导人正专注于和平化解争端。与此同时，巴基斯坦试图利用它对塔利班的影响力重振巴美关系。塔利班也在利用巴基斯坦加强与中国的关系。印度明白，中国的目的是提升中阿双边贸易，开采阿富汗的自然资源，将“一带一路”倡议扩展到阿富汗和中亚。尽管印度非常高兴能与美国在阿富汗问题上拥有一致的最终目标，但印度似乎已经决定，对撤军后美国的对阿政策保持观望态度。印度向美国指出，阿富汗的独立和主权只有在没有（巴基斯坦）“恶意干涉”的情况下才能得到保证。总而言之，印美两国密切合作为区域安全和稳定制定政策，意味着二者对伙伴关系定位准确，并拥有充分的信心。

有趣的是，在美国副国务卿温迪·谢尔曼访华期间，中国毫不留情的指责美国试图遏制和打压中国。布林肯国务卿表示，四方安全对话不是一个军事联盟，而是对印太以及其它地区和平与稳定至关重要的伙伴关系。美印双方都驳斥了中国不断重复的“亚洲版北约”谬论，他们指出，两国共同致力于维护印太地区的自由、包容和以规则为基础的秩序，印太地区不能受任何大国（中国）的支配和威胁。因此，在本届政府领导下，就中国和其它问题进行磋商已经成为美印两国的常态。在接下来的峰会和双边部长级对话中，美印关系还将再上新台阶。

https://www.vifindia.org/article/2021/august/02/blinkens-india-visit-taking-strategic-partnership-to-the-next-lev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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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ja Menon 拉贾·梅农，退役海军少将，印度国家安全委员会网络评估和模拟工作组主席，印度全国海洋基金会名誉研究员，曾任阿伦·辛格 (Arun Singh)委员会、国防大学委员会委员。代表作有《海上战略和大陆战争》、《印度的核战略》等。本文于7月24日首发于《印度快报》纸质版，题为《挑战中国》。

印度能供养上百万士兵吗？这不仅是一个战略分析师要回答的问题，同时还是一个情绪化的问题。因为所有印度人都会断言，印度军队是最受尊敬的国家机构。然而，当人们在加勒万事件中提出这个问题时，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经常出现在印中边境的中国军队，实际上只有97.5万名官兵。该地区中国军队的数量要比印度军队少得多，据报道，印度军队人数在125万到140万之间。

中国是一个雄心勃勃的世界强国，其国防预算为2520亿美元，而印度的国防预算为729亿美元。中印两国都将预算限制在了GDP的2%左右，但中国的GDP体量是我们的5倍之多。中国缩减了陆军规模，建立了比美国海军成长更快的海军力量。中国军队在陆地上是坚不可摧的，他们唯一的战略弱点是其70%的石油进口需要经过印度洋的海上航道。

确保中国“不采取侵略行为”的唯一途径，就是精心策划对中国油轮的威胁，并让印度海军完全掌控因此而升级的局势。首先，要承认中印两国间存在实力不对称，并通过军事革命来抵消数量劣势的后果。其次，印度要将包括南中国海和东印度洋在内的印太地区，划进四国集团的海上搜寻责任区域，并将布莱尔港（Port Blair）或维沙卡帕特南（Visakhapatnam）作为所有国家通信及报告平台的中心。这样一来，四国集团的海上搜寻飞机将获得印太地区上空的信息主导权，得知中国海军穿越马六甲海峡的所有行动计划。印度海军可以逮捕所有驶往中国的油轮，将它们扣押在尼科巴群岛（Nicobar）附近的检疫锚地。此时，印度就可以发表外交声明称“印度保留选择报复时间和地点的权利”，并向四国集团的其他成员国发出警报。

这时，印度可以把被扣押的油轮作为诱饵，引导对手前来与印度海军交战。四国集团的资源共享可以将敌方的军队动向提前几天通报给已经埋伏好的印度军队。最后，敌方海军将穿过狭窄的海峡进入军事战术中的“杀戮之地”。如果印度能进一步建设完善卡尔尼科巴空军基地，长期部署一只飞行中队，就将使这一行动三管齐下，并获得最大收益。不仅如此，一旦印度空军能够放弃其领空防御思维开始远征，我们就可以与阿曼谈判，利用位于马西拉岛（Masirah）的旧英国空军基地控制霍尔木兹湾，威胁中国在吉布提的基地。

以上内容是一个理想的战略解决方案，同时也是应对中印边界西段不利地理条件的更优选择。随着时间的推移，人力成本将变得越来越高，陆军预算占国防预算61%的分配政策也限制了我们的战略选择。可悲的是，81%的陆军预算被用于人力开支和基本军备维护。

简言之，我们可以赋予海军和空军更大的作用，通过退役和减少征兵在五年内裁军20万，从而更好地实现对中国的常规威慑。裁减军队数量将节省大约3千亿卢比，这笔钱可以平均分配给海陆空三军。陆军可以更换过时的T72坦克，或者装备三个武装直升机中队。海军可以轻易得到其珍视的第三艘航空母舰，空军也能以此建设两个新的、装备齐全的海外空军基地。

中国即将通过从成都修建一条新的高铁来扩大其在中印边境的地理优势。这条高铁靠近并平行于“阿鲁纳恰尔邦”边境（中印边界东段地区），一直延伸到拉萨。印度不能通过投入昂贵的人力来对抗中国，只能在先进陆军控制中印边界西段的同时，联合海军和空军将作战空间转移到对印度有利的地理位置上。

https://indianexpress.com/article/opinion/columns/this-is-how-indian-defence-can-really-deter-china-7419386/

Raja Mohan，拉贾·莫汉，新加坡国立大学南亚研究所主任。

 本周，当印度领导人与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回顾印美关系时，两国关系中潜藏的悖论就凸显出来了。莫迪总理已经与拜登总统就美印两国的双边、地区和全球合作达成一致。这种雄心壮志源于两国利益前所未有的融合。但是印度战略界内部的讨论仍然令人担忧。

自1990年代以来，美印关系已取得长足进步。两国的政治和安全合作不断加强，经济交往和社会联系不断扩大，在美国的印度侨民对美国的影响也在不断加深。然而，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那些易于触动舆论和政界敏感神经的问题从未改变。

美国总统想在克什米尔问题上进行斡旋吗？美国关于民主和人权的言论会破坏印美关系吗？印度国内的讨论经常会像这样陷入新的、矛盾的恐惧中。美国是否会全力支持印度应对中国挑战？印度国内对此颇为担忧。与此同时，印度也担心美国会“诱骗”（entrap）印度与其结盟。虽然印度希望美国作出钢铁般的保证，全力支持印度（这是盟友应该做的），但印度坚持认为，美印两国永远不会结盟。

与美国的每一个分歧在印度都具有比生命更重要的意义（但即使是正式盟友也不会在所有问题上都达成一致）。随着印度在国际体系中的权力地位不断增长，美印两国有了更大的相互迁就的空间。然而，“小国综合症”仍然困扰着印度的外交政策精英。

经济方面的情况也大体类似。尽管印度现在是世界第六大经济体，但人们永远都在担心美国会将全球化强加于印度。甚至当印度在解决气候变化问题上表现得更加积极时，印度国内的讨论仍然高度保守。

虽然印度政府在处理传统上被视为不可调和的分歧时似乎相当自信，但印度政策和舆论之间的差距依然存在。部分问题在于，自印度独立以来，印度精英就在意识形态方面对美国形成了根深蒂固的怀疑。过去几十年，从拉吉夫·甘地到纳伦德拉·莫迪，历任总理都在遭遇政治阶层和官僚机构巨大阻力的情况下，为改善美印关系投入了巨额政治资本。尽管如此，印度精英对美国的怀疑仍然挥之不去。

有很多理由可以解释为什么印度的舆论跟不上政府政策转变的步伐。其中之一是，对双边关系的狭隘关注阻碍了人们正确评估影响美国的更重要因素，这反过来又限制了人们认识双边关系新的可能性。

可以肯定的是，在华盛顿嘈杂的环境中辨认政策信号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是，那些与美国有着重大利害关系的国家别无选择，只能培养自身的能力，在看似嘈杂的背景中，辨认出美国外交政策制定的总体路径。然而，印度没有为促进公众更加了解美国提供足够的投资，这使上述问题更趋严重。与印度不同，中俄都为各自大学和智库的美国研究投入了大量资源。印度政府和私营部门有望在不久的将来弥合这一差距。

在拜登总统任期的最初六个月里，印度几乎没有就美国正在发生的非同寻常的政策转变展开有效的辩论。

在国内方面，拜登打破了罗纳德·里根开启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该政策得到历届政府的支持，包括克林顿和奥巴马——拜登总统的两位民主党前任。如果说过去四十年美国的经济政策总体右倾的话，那么拜登在国家与市场的关系上可以说是左倾的。

拜登和特朗普一样，他也质疑美国过去不加批判的经济全球化。如果说特朗普的目的是美国优先，那么拜登则希望确保美国的外交和经济政策为中产阶级服务。拜登近期不打算签署任何自由贸易条约。如果说过去美国政策的目的是为华尔街开辟金融市场，那么拜登打破了这一惯例。拜登的高级顾问表示，为华尔街打开国际市场的大门不是白宫的职责。

自拜登执政以来，美国的外交政策也经历了巨大变化。部分是为了与中国开展激烈竞争，拜登强调重启美国经济。更宽泛的说，拜登认为，必须调整美国在过去四十年里与中国不加批判的经济合作，以应对中国对美国提出的诸多挑战。

拜登决定，美国必须有效回应中国在印太地区咄咄逼人的政策。该决定得到共和党的大力支持。拜登还致力于使美国的传统联盟重现活力，从而组建起反对中国的统一战线。他还试图通过调整美俄关系，克服美国对俄罗斯的敌意。

拜登为美国树立的新定位为印度拓展和深化美印关系创造了很大的空间。但是，让怀疑美印关系的人感到兴奋的民主和人权问题呢？它们会损害美印关系吗？民主是美国建国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对美国而言，在国内外实现这一理想并非易事。在国内，美国正处于为恢复其民主活力而采取的新努力的阵痛之中。与其前任不同的是，拜登认识到，重现美国民主活力是支持世界民主运动的最佳方式。在国内，通过限制携带武器的宪法性权力，以及保障少数族群的投票权，拜登强调了打击制度性种族歧视的重要性。拜登的努力将为印度自身的民主改革提供宝贵的经验教训。对于新的监控技术和大规模技术垄断给民主治理带来的挑战，美印两国也有很大的可讨论的空间。

促进民主与在海外追求美国国家利益之间长期存在矛盾，美国一直在努力调和这对矛盾。美国对促进民主的独家关注既是罕见的，也是代价高昂的，最终并未取得预想的成果。印度在其邻国推广民主的经验与美国的经验颇为相似。

美印两国在民主和人权问题上有许多可供交换的意见。与此同时，两国还有着广阔的新议程，包括阿富汗问题、印太问题、疫苗外交、全球经济机构改革等。民主和人权只是其中的一部分。随着两国加强双边合作，美印伙伴关系或将从一时新鲜走向常态化发展。

https://indianexpress.com/article/opinion/columns/into-us-partnership-antony-blinken-joe-biden-narendra-modi-7423761/

Vivek Mishra，维维卡·米什拉，印度世界事务委员会研究员。

四方安全对话近年来的发展反映了其成员国在印太地区更大的地缘政治野心，即通过建立灵活多变的伙伴关系恢复区域权力均衡。中国是四方安全对话权力博弈的首要目标，但四方安全对话成员国试图掩盖这一显而易见的议程。他们声称该机制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民族国家有权建立伙伴关系以及联盟并开展公平竞争。然而，中国仍然是衡量四方安全对话效力最可靠的标准，对中国的态度是评估四方安全对话成员国对该机制所作承诺的有效指标。根据这一指标，美国对中国采取了强烈的敌对立场，而印度有时被描述为四方安全对话中最薄弱的一环。不过，自疫情爆发以来，情况发生了变化，四国对中国的态度变得更为强硬。中国不断增长的大国竞争力、中美日益缩小的实力差距、中澳彼此日益加剧的敌意、中国对日本的持续威胁、中印的边境冲突以及全球一致要求确定新冠病毒传播责任等因素，都要求四方安全对话尽快实现既定目标并扩大其议程的覆盖范围。

四方安全对话多年来的发展使该机制发生了一些细微的的变化，制衡中国仍然是其最主要的目的，但不是全部目的。该集团内部各种双边和三边机制的出现进一步巩固了成员国之间的伙伴关系，如印日美三边机制、日澳印三边机制以及美日澳基础设施建设三边机制等，所有这些都为加强和扩大四方共识建立了坚实的基础。此外，疫情肆虐为四方安全对话创造了新的合作需求，例如在疫苗研制和恢复人员往来等领域，四国需要保持可靠和可预测的外交、政治和贸易相互依存的渠道。正是在以上领域，四国在疫情期间展现了该机制的团结、灵活和与时俱进。尽管成员国之间的合作范围也比以往任何时期都要广阔，但在美国领导下，四方安全对话仍然显现出了新的活力，集团内部的合作也得以深化。可以说正是在疫情期间，四方安全对话找到了“新任务”。

四方安全对话是四国印太政策的核心。更重要的是，拜登政府早期的政策表明，四方安全对话是美国亚洲政策的核心部分。随着美军撤出阿富汗，美国有充分的战略理由将其政策重点转向印太，以便更有效地应对中国问题，并帮助其他四国集团成员实现在该地区的利益。拜登愿意延续其前任的印太政策也从大战略的角度表明了印太对美国的重要性。

对其它成员国而言，四方安全对话也逐渐变得越来越重要。疫情期间，四国与中国的关系都出现不同程度的恶化。随着双方相互采取报复性措施，疫情发生以来，澳大利亚与中国的复杂关系急剧恶化。最近，澳大利亚呼吁对新冠病毒的起源进行独立调查，矛头直指中国，导致中国对澳大利亚出口的葡萄酒、煤炭和大麦发动贸易制裁。两国已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中止“中澳战略经济对话”框架下的所有活动。日本推迟了习近平原定于2020年4月对日本的访问。中日关系曾发生过很多波折，随着中国今年20次进入尖阁列岛（编者注：中国钓鱼岛）的日方控制水域，两国的关系更加紧张。新冠疫情造成日本的贸易和供应链中断，导致日本决定投入235亿日元将生产转移到中国以外的第三国。

对过去被视为四方安全对话最薄弱环节的印度而言，新冠疫情造成的全国封锁与中国在两国边境地区的“侵略”活动几乎同时发生。尽管如此，中印两国边境局势最初出现紧张态势时，印度并没有追究中国传播疫情的责任，但加勒万河谷冲突将印度推到了悬崖边上。印度决定采取一系列措施加强四方安全对话，如将对话提升到部长级以及批准澳大利亚加入马拉巴尔演习。随着四方安全对话提升到首脑级别，这些措施得到了进一步加强。此外，在双边层次，印度对中国的立场更加强硬，宣称边境问题必须被纳入双边关系范畴加以考虑。印度继续主张，要想使两国关系正常化，必须首先在边境地区实现和平。疫情期间，印度在国内所采取的一些措施也表明，它希望逐步减少在贸易和供应链方面对中国的依赖。中国在边境地区咄咄逼人的姿态迫使印度修改了外国直接投资法，并与四方安全对话其它成员国一起推动供应链多样化。

美印伙伴关系的加强也被认为是中印关系恶化的结果。尽管美印两国都将应对疫情挑战作为其优先事项，但疫情期间，双边关系仍然得到了进一步加强。拜登对四方安全对话的重视促进了这一进程。四国安全对话第一次首脑会议表明拜登总统正在认真考虑印太问题，据此可以推断美国的亚洲政策。

今年早些时候召开的首脑会议是四方安全对话历史上最重要的一步，四国首脑首次通过线上形式齐聚一堂。这次峰会是拜登总统在他上任后第一周提出的，峰会的召开不仅赋予了美国印太决心以严肃性，四国还试图借此巩固它们之间的伙伴关系。

这些志同道合的民主国家承诺到2022年为亚太地区提供10亿剂疫苗。根据商定的分工计划，为这一雄心勃勃的项目所提供的资金以及疫苗的生产和分配将由四个成员国分担。四国领导人还讨论了他们在整个印太地区的“共同挑战”，如海洋安全、网络安全、关键技术、反恐、优质基础设施投资、人道主义援助和救灾等。此外，四国还强调了在加强民主联盟、应对气候变化以及维护网络安全等方面的伙伴关系。或许最重要的是，四国领导人在峰会上发表了一份名为“四方精神”（The Spirit of Quad）的联合声明，该声明概述了四个成员国承诺承担的关键责任和给予关注的重点领域。

有趣的是，除了共同在东海和南中国海确保基于规则的海洋秩序以外，“四方精神”还提出了一系列不断扩大的任务，包括应对疫情和气候变化的挑战，以及四国对朝鲜无核化的承诺。四国在峰会期间还提出了三个关键的政策伙伴关系倡议，包括疫苗伙伴关系、气候变化工作组以及关键和新兴技术工作组。之所以建立这三个伙伴关系，是为了提升四国的整体协调效率。这些伙伴关系中的每一个都强调了四国近期的优先事项，以加强它们在具体问题上的合作。

这些新的努力是为了使四方安全对话成为处理印太地区事务的中心，四国在疫情期间所采取的措施确实巩固了该机制的宗旨。然而，该机制的真正优势在于其灵活性，即使其议程不断增加，也有越来越多的国家通过“Quad+”等机制与四方安全对话国开展合作，四国也就东盟的中心地位达成了更加坚定的共识。此前，四国在处理中国问题时有不同程度的犹豫，现在这种犹豫也在减少。就印度而言，与中国的边境冲突被视为其对华谨慎政策的转折点。  

四国关于确保基于规则的秩序的承诺是为了在印太地区建立有利的力量平衡并限制中国的长期影响力，该意图得到了英、法、德、韩、新、越等太平洋国家的支持。为了使该机制倡导的价值观在印度洋和太平洋地区广泛传播，四方安全对话还试图成为“多联盟国家”（multi-aligned countries）构成的组织。

四方安全对话曾长期被认为是针对海洋领域的组织，但随着该机制议程的不断增加，以及探索在核心小组之外扩大伙伴关系，四方安全对话可能需要将大陆问题纳入其议程，这可能是该机制新的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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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jiv Bhatia，拉吉夫·巴蒂亚，梵门阁杰出研究员，曾任印度驻缅甸、墨西哥大使，主要研究领域在四国集团与印太相关事务。

美日印澳四国领导人正欲于今年在华盛顿举行首次面对面峰会，殊不知中国联合俄罗斯、巴基斯坦和伊朗三国发起的一个四国集团也正在酝酿之中。在中国共产党成立百年之际，中国一直在地缘政治棋盘上谋划下一步行动，打击印太四国集团就是其计划之一。这是否真的会对民主四国集团造成威胁？我们不妨结合其他国家来看待这一联盟。

首先，尽管中俄关系以往历经波折，但近年来双边关系持续发展，两国将其定义为“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甚至可以按需转变为联盟。今年6月1日，两国外长共庆《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0周年。该条约向来被视作是抵御以美国为首西方阵营的堡垒，是中俄两国为巩固自身在国际事务中的优势和影响力而签署的一项团结协议。

中俄是对抗新冠肺炎的合作伙伴，二者在经贸、科技和技术创新方面的合作不断深化。俄罗斯向中国提供能源资源，分享国防技术；反过来，中国提供俄罗斯所需的资金、设备和商品。但两国间的友好关系并非毫无间隙。俄罗斯怀疑中国“想要侵占其远东领土”，也会因莫斯科已成为次要合作伙伴的观念而感到不快，但考虑到中俄关系，俄罗斯政府往往会克制这些想法。

西方战略家一心思考如何在莫斯科和北京之间挑拨离间，但这显然是知易行难。俄中两国政府和战略之间存在极大的趋同性。2021年3月，俄罗斯国际事务委员会(RIAC)项目主任伊万·蒂莫费耶夫(Ivan Timofev)在接受“环球时报”采访时表示，“中俄虽然不是联盟，但它们之间不仅仅只是伙伴关系。”

其次是巴基斯坦，中巴关系的发展是建立于双方对印度都怀有敌意这一基础上的，但两国对印的敌意深度却不尽相同。中巴两国在 2018 年 11 月 25 日的联合声明中将双边关系定位为“好邻居、好朋友、好兄弟、好伙伴”，双方建立了“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巴基斯坦也从与中国的友好关系中不断获取到政治和经济红利。

中国认识到了巴基斯坦的中心地缘战略位置，也认识到了它的价值，即巴基斯坦能将印度限制在地区参与者的角色上。战略契合、经济利益和密切的安全合作构成了当今的中巴关系。中巴合作打击极端主义、恐怖主义和分裂主义的意图本不应冒犯任何人，但巴基斯坦却声明它不会采取任何行动“阻碍中国严厉对待国内穆斯林少数民族”。

自2013年以来，价值620亿美元的中巴经济走廊(CPEC)已然成为两国关系的核心，这一慷慨的经济计划涵盖了基础设施、交通、能源、工业和农业等领域。然而，有专家指出，中巴经济走廊最近有失水准，由于没有进行经济改革以及安全挑战的加剧，巴基斯坦的经济总值未能如期增长。伊斯兰堡现在还忙于制定针对“后美国时代的阿富汗”的各种政策，它不仅需要协调与中国的利益，还需要协调与伊朗、俄罗斯和中亚邻国的利益，在某种程度上还需要协调与印度的利益。巴基斯坦仍将是中国坚定的合作伙伴，但鉴于美巴之间的长期关系，它也将回应美国在军事和经济领域的提议与援助。

最后，中伊两国都视美国为眼中钉，这也推动了两国关系不断巩固发展。今年3月，两国就加强全面经济合作达成一项为期25年的协议。这项协议的核心是中国计划向伊方投资 4 亿美元，伊方长期向中国供应石油和天然气。伊朗外交部称，该协议是计划蓝图，但不包含任何合同、价格或彼此的专有权利。这项建立在习近平主席2016年1月访问伊朗及中伊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基础上的协议，旨在支持“他们的核心利益”——尊重彼此独立、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以及伊朗对一个中国政策的承诺。

在美国退出“联合全面行动计划”(Joint Comprehensive Plan of Action，JCPOA)的问题上，中国努力将自己塑造成伊朗主权和民族尊严的坚定维护者，并呼吁美国重返该计划。“欧洲前沿倡议(Frontier Europe Initiative)”高级研究员亚历克斯·瓦塔纳卡(Alex Vatanaka)表示，如果美国继续实施制裁且美中冲突升级，这项4亿美元的投资计划可能成为伊朗经济复苏的“保险单”。

简言之，这三对关系既充满活力又不乏脆弱性。普京在日内瓦的“普拜会”上表示如果他的底线得到尊重，那他有意愿改善与美国（和欧盟）的关系。伊朗对“联合行动计划（JCPOA）”兴味盎然，若计划成为现实，美国的杠杆作用或将增强。中方的忠实伙伴巴基斯坦则不大好预测，但其实力强大的军方仍对改善对印关系较为感兴趣。

由此，印度在民主四国中的任务便凸显出来了，那就是动用一切力量削弱中国与另外三方的关系。中国版四国联盟是有缺陷的，因为它建立在四国有限的共同利益和对共同敌人的敌意之上，四方没有达成有说服力的共同原则或价值观。民主四国应该加强彼此互动，而印度也应密切关注中方的一举一动。

https://www.hindustantimes.com/opinion/democratic-quad-vs-china-s-quad-101626615380664.html

Shashi Tharoor 沙希·塔鲁，印度议会国大党第三任期在任议员，曾任联合国主管传播和新闻事务副秘书长、印度议会对外事务委员会(Foreign Affairs Committee)主席。

一个多月前，印度总理莫迪领导的印度人民党政府低调地庆祝了执政七周年，并没有采取类似于以往那种大张旗鼓的方式。印度政府的谨慎行为在许多方面表明这个国家正深陷重围。

首先，新冠疫情已经蔓延到了整个印度，而当局对第二波疫情浪潮的反应显得既无能又不负责任。到目前为止，疫情已导致近40万人丧生，而非官方估计的死亡人数还要比这高得多。印度有3000多万人感染了新冠肺炎；在过去的三个月里，医院人满为患导致医疗保健系统在压力下崩溃，许多人不得不为基本的药品和氧气供应而苦苦挣扎。尽管政府吹嘘自己阻止了一场重大灾难、造福了世界，但政府未能订购足够的疫苗，只有4%的印度人完成了疫苗接种。

其次，印度经济发展也不景气。目前国内GDP增长率已经下降，这在一定程度上是2020年3月以来开始实施、随后又断断续续进行的全国范围内的严格封锁造成的。2020年，大约7500万人的生活水平跌落到贫困线以下，97%的印度人认为自己在过去一年里变得更加贫穷。印度失业人数也达到了有记录以来的最高水平。数以万计的中小微企业(特别是那些员工不到20人的企业)被迫关闭。据估计，去年印度的中产阶级人数减少了3200万。很明显，自2019年5月莫迪政府连任以来，印度人民的生命和生计都处于危险之中。

最后，更糟糕的是印中边境紧张局势丝毫没有缓和的迹象。中国在2020年春天“越过拉达克争议领土，并挑起了一场夺走20名印度士兵生命的军事冲突后”，一直未能与印度完全脱离接触。中国在11轮徒劳的谈判中拒绝从2020年控制的阵地上撤军，这让印度坚持恢复原状的希望变得越来越渺茫。

由于与中国的长期敌对态势似乎不可避免，印度不得不考虑迫在眉睫的“中巴联合威胁”，这可能会在两条战线上挤压其生存空间。耗资900亿美元的中巴经济走廊项目作为中国在“一带一路”倡议下的最大投资，使二者间建立了紧密的经济联系，扩大了中国在巴基斯坦的利益。巴基斯坦是印度的敌对邻国，长期以来一直想把印度“千刀万剐”，从未停止过资助和“派遣”恐怖分子越过边境地区。此前，印度一直能够稳定地应对“中巴联合”这一问题，并通过广泛的经济贸易联系以及谦逊的“和平外交”将中国挡在门外。但现在，随着中印在两国边界西段荒原上的和平被打破，巴基斯坦可能会受到紧张局势的鼓舞，追求自身目标，在印度没有准备好“两线战争”的情况下与之对抗。

面对这些愈演愈烈的事态发展，印度试图平息其西部战线上的纷争，寻求与巴基斯坦安全官员进行“秘密谈判”，以缓解印巴之间的紧张局势，消除冲突的可能性。(有报道援引阿联酋外交官的话证实，他们为这些接触提供了便利)。2021年2月在克什米尔争议地区控制线沿线的停火协议已经维持了4个月，该地区氛围已经接近正常化。与此同时，印度继续严肃对待来自中国方面的威胁。印度寄希望于其对巴基斯坦的示好能在短期内取得成功，从而冒险将5万名士兵从巴基斯坦边境调往中印实控线。印度目前约有20万军队驻扎在中国边境，比去年增加了40%以上。这是以牺牲对巴军事准备为代价的，但印度似乎已经得出结论，至少就目前而言，着眼于巴阿西部动荡边境的巴基斯坦，可能不会考虑对印度进行任何冒险的军事行动。

虽然这两个亚洲大国真的为了他们之间的未定边界开战的可能性较小，但中国的行动并不能让人放心。近半个世纪来，中印边境基本上是平静的。据报道，中国人民解放军最近在西藏到新疆的地区都增派了部队，负责在中印边界西段附近的争议地区巡逻。除了部署远程火炮、坦克和火箭弹用于对付印度之外，中国还在争议地区修建了机场、战斗机防爆掩体等建筑。报道显示，近几个月来，中国人民解放军还建立了一支由藏族士兵组成的新队伍，他们比其他队伍更了解当地的复杂地形。中国似乎已经“做好了战争准备”。

鉴于印度目前的经济形势和脆弱的公共卫生状况，加上其实际国防预算一直在减少，印度缺乏与中国发生武装冲突的条件，哪怕是在战争来临时进行自卫。印度选择利用外交技巧和国家间关系来加强自身防御。中国、俄国甚至东盟都对印度与美国、日本和澳大利亚组建的四方对话持怀疑态度，印度应该将这一机制视为一种保护性措施，它更像是盾牌而非利剑。

尽管如此，印度仍面临着相当大的风险。中印边界未定，双方都有大量士兵在积极进行巡逻。在边境管理协议已经崩溃且权力不对称的背景下，这就是灾难发生的前置条件。即使是计划外的事件也可能引发意想不到的后果，还很容易像滚雪球一样演变成一场重大冲突。人们只能希望双方在武器上膛时，手指离扳机尚有一段距离。如今，印度的困境还将持续。

https://www.scmp.com/week-asia/opinion/article/3140393/coronavirus-poverty-pakistan-india-under-siege-not-ready-war

Avtar Singh Bhasin，前印度外交部历史司司长。

尼赫鲁担任第一任总理期间，印度以多种不同方式与中国进行了密切接触。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到1964年尼赫鲁过世，他对中国的态度经历了从高度信任到产生矛盾再到敌对的转变。基于广泛的档案调查和对官方文件的审查，包括首次获得的高度机密文件，我在《尼赫鲁、西藏与中国》这本书中试图捕捉尼赫鲁对中国的态度。

“中印两国是兄弟”（Hindi-Chini bhai bhai）这样的口号所显现的传统观点认为，中印关系如此密切以至于建立了兄弟般的友谊。然而，这种观点是错误的。机密文件显示，尼赫鲁与中国的关系是片面的，几乎不存在任何互惠。

中国怀疑尼赫鲁隐瞒了其对西藏的真实意图。在西藏问题上，中国没有给尼赫鲁任何空间，中国曾再三告知尼赫鲁，西藏问题是中国内政，绝不允许印度干涉。关键问题在于，印度对中国反对西姆拉条约的强烈情绪缺乏理解。中国宣称该条约是不平等条约，是帝国主义遗产，它没有签署该条约。而当中国根据1954年签署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Panchsheel agreement）将印度排挤出西藏时，尼赫鲁却对这五项原则表示赞赏，并称之为“一个非常重要的事件”。

中国曾用许多缺乏尊重的言辞来诋毁尼赫鲁，称之为英美的“走狗”，并将尼赫鲁在联大提出的关于遣返朝鲜战争战俘的解决方案称为“万恶之母”（parent of all evils）。但印度没有理会这一点，因为它需要与当时不在联合国的中国合作。

甚至当中国显现出更关注巴基斯坦利益并为此而损害印度利益时，印度也没有过多在意。中国将印度与不丹的关系描述成黑暗的附庸关系（vassal system）的一部分，并称联合国应当关注不丹被奴役的状况。发生在1956年的西藏叛乱也被归咎于印度。

然而，尽管中印关系中有大量负面因素，尼赫鲁仍然急于维护“中印两国是兄弟”的幻觉，向公众隐瞒了两国关系中的矛盾。在前互联网时代，印度政府可以做到这一点，因为政府选择发布的信息是公众唯一可以看到的新闻。

边界问题是中印关系的致命弱点，在这一问题上，两国的观点必须相互协调。当中国展现出灵活的态度时，尼赫鲁却立场僵化。他忽略了其观点中的许多缺陷，宣称无论有没有地图，印度的边界都不会改变（were what they were）。

在中印边界东段，1914年的“麦克马洪线”将达旺地区“割让”给了印度，但西藏当局对该地区的统治一直持续到1951年，之后才被印度占领。在中印边界西段，印度在1947年独立时，“印度地图调查局”（Survey of India maps）没有确定中印两国在阿克赛钦地区的边界，随后几年重印的地图依然如此。在1954年协定签署以后，尼赫鲁命令收回旧地图并发布新地图。印度政府在新地图中展示了一条全新的界线作为印度边界，并在此后不容许就新边界进行任何讨论。

但是，中印边界是国际边界，需要与利益相关方进行协商才能确定边界走向。然而尼赫鲁仍然毫不妥协，坚持认为中印边界是根据习惯界线和分水岭原则划定，已被大众广泛接受。他认为中国应当接受这条界线，没有必要再进行任何讨论。这是一个不切实际的期望，最终导致了1962年的中印边界战争。

不幸的是，尼赫鲁本人并不确定中印边界的具体位置。1959年12月8日，尼赫鲁在议会表示，他和他的外交部（编者注：尼赫鲁当时兼任外交部长）都对印度的立场有所怀疑。但他仍然表示，印度应当坚持自己的立场，时间会证明这样做是对的。一旦未来面临挑战，相比于1959年，印度将在更有利的位置上来应对挑战。

就在尼赫鲁讲话的几个月以前，外交秘书杜特（Subimal Dutt）表示，1896年划定的西藏-锡金边界是整条边界线上唯一正确划定的边界。这意味着在中印两国漫长的边界中，只有220km的边界得到了确定，（与中国协商）划定剩余的边界显然很有必要。但尼赫鲁总理仍然否认了这一点。1962年，印度为尼赫鲁的悲惨错误付出了代价，一直到今天，印度都深陷其中不能自拔。

https://www.hindustantimes.com/opinion/how-pm-nehru-mishandled-china-101626017738446.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