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和印度军队指挥官预计将在10月中旬就边界争端举行第13轮军长级会谈。但在对话之前，这两个拥有核武器的邻国在3488公里(印方声称)的边界上加大了军事部署力度。

据印度媒体报道，印度向喜马拉雅地区的实际控制线增派了5万名士兵。这些士兵不仅装备有法国制造的阵风战斗机，还配备了105毫米的野战火炮和M777超轻型榴弹炮。以上大部分装备都是从印巴边境转移而来。与此同时，中国军队也加强了夜间演习，并在喜马拉雅边境附近部署了更先进的军事装备，包括新型PHL11式122毫米轮式自行火箭炮。前军事指挥官和专家们指出，尽管印中都表示正在寻求进一步缓解边界西段的紧张局势，但以上部署标志着印度对华姿态正在从防御转向进攻。

此次印中会谈的焦点在于推动温泉地区军队脱离接触。退役中将、印度陆军北部战区前司令胡达(D.S.Hooda)认为：“对印度来说，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转变。”他表示，在2020年前，由于不需要考虑进攻行动，印度在印中边境只部署了一个作战师——包括大约1.5万名作战人员和8000名后勤人员，如工程师、医疗兵等。“但在去年中国单方面试图改变边境现状、并由此引发冲突之后，一切都改变了。”胡达指出，如今任何一方的姿态都被解读为攻击性措施。他补充道：“印度方面不愿冒任何风险，因为它担心被打个措手不及。”

印度外交官员将军队集结归咎于中国，并表示中国拒绝从边境摩擦点撤离是导致紧张局势加剧的原因。印度政策研究中心的高级研究员苏山特·辛格（Sushant Singh）表示，持续的中印紧张局势是中方将印度视为美国阵营一员的地缘政治背景的一部分。他指出，随着美国、澳大利亚、印度和日本四方安全对话的重启，中国和印度之间任何可能存在的信任都被“侵蚀”了。辛格辩称，印度的部署旨在阻止事态升级，而中国正通过“战略视角”来看待这些战术举措。他补充道：“2020年以防御手段进行威慑的举措显然已经失败了，如今采取的有限进攻措施才具有威慑意义。”

印度陆军北部战区前司令胡达表示，双方都不想发生冲突，但事态发展表明，印中显然需要一套新的建立信任措施。他表示，印度与中国的边界局势未来可能会变得更加“激烈”，尽管不会达到印巴边境定期交火的程度。“双方显然都需要在剩余的摩擦点脱离接触……避免武装冲突，并停止在争议地区巡逻，”他说，“我们的整体想法是保持实控线地区局势的平静，避免事态升级。”

1. 【印度观察家研究基金会】法国视角的“澳英美联盟”、战略自主与印太未来

从法国视角而言，“澳英美联盟”不仅仅意味着一笔被取消的潜艇交易，更表明盎格鲁世界所追求的战略议程与法国的印太安全设想越来越不一致。当澳大利亚政府宣布终止与法国的潜艇采购协议转而支持美国的安排时，没有与法国总统马克龙进行任何事先沟通。马克龙召回了驻华盛顿和堪培拉的法国大使，这三个有着数百年外交关系的国家间产生了空前裂痕。

包括英国首相约翰逊在内的众多评论人士对法国的激烈反应不屑一顾，认为这只是短暂的情绪发泄。然而，新出现的“澳英美联盟”可能会产生长期影响，因为它将加剧北约内部欧洲大国和盎格鲁世界之间已经存在的分歧。

“澳英美联盟”在法国政府中引起剧烈敌意的原因在于，它从根本上与法国的印太安全设想背道而驰。也就是说，盎格鲁-撒克逊三边军事和防务联盟的构建基础在于公开反对中国在该地区日益增长的存在。从法国政府的角度来看，此举肯定会加剧权力的二元化，即美国与中国的全面竞争，其他国家要么选择一边站队，要么被夹在中间。印度和东盟的质疑也表明，法国并不是唯一得出这一结论的国家。法国的印太战略清晰地表明了其立场：“中美战略竞争……优先考虑双边安排和大国关系，旨在维护自身国家利益，加速了国际秩序崩溃。”因此，战略自主被欧洲大国视为脱离这一破坏性互动的手段，也是在印太地区建立另一种多极秩序的必要前提。

在过去五年中，法国逐步在印太地区编织了一张复杂的外交倡议网，其首要的合作伙伴就是印度。马克龙总统在与印度建立全面伙伴关系方面尤为积极，印度总理莫迪是他在与美国发生裂痕后第一个致电的外国首脑。这不过是几十年来不断发展的印法双边关系中的最新进展。2019年，法国和印度在巴黎举行的峰会上加快了战略趋同，决定了进行联合军事演习的事宜，并签署了一份价值79.1亿欧元的战斗机采购合同。此外，法国还与东盟、日本和韩国达成了安全防务领域的重要合作。

人们意识到，美国与欧洲大国的利益越来越不一致，欧洲大国应该做好执行独立愿景的准备。推动独立愿景将构成法国和其他欧洲大国战略自治的政治基础，并将给印太地区带来一个有意义、有质量的不同未来：多极、稳定且包容。

国际秩序结构性变化的趋势刚刚开始，印度的外部和内部环境如今正受到这一变化的影响，印度需要调整各路战线上的战略。约十年前，《不结盟2.0报告》推动了印度不结盟2.0政策的产生，而其中概述的核心战略原则如今仍然与印度对全球事务的持续参与密切相关：在国际事务中做出独立判断，同时不过度受外部思维和政策的影响；发展足以独立保障印度利益的实力，而不过度依赖其他大国或受其约束；以及创造一个公平的国际秩序，这种秩序不仅要反映出意愿与实力的动态平衡，而且还应为印度提供尽可能大的发展空间。然而，不可否认的是，追求这些战略目标的环境如今已经发生了变化。

印度战略思想一直以一种与众不同的权力概念为前提。印度在世界上影响力的根本来源是其作为榜样的力量。这取决于国内经济增长、社会包容、政治民主和广泛自由的宪法秩序四大支柱。如果以上关键支柱保持强势，印度将锐不可当。然而，自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印度经济增长率大幅下降，这也为其发展潜力打上了问号。十年来，经济不平等加剧，健康和教育面临更严峻的长期挑战，新冠肺炎疫情又使情况进一步恶化。这些关于经济增长和社会包容的问题给印度的发展模式带来了理念和政策上的不确定性，政治民主和自由宪法秩序也面临着更大的问题。未来十年，阻碍印度前进的是印度自身。

我们的世界正在以惊人的速度发生变化。美国和中国这两个最强大的国家陷入了一场结构性竞争，但我们并不处于两极秩序中。世界全球化进程也正在发生深远的变化。西方国家对金融危机的反应导致全球流动性激增，这也让全球日益严重的不平等现象雪上加霜，世界各地的狭隘民族主义情绪高涨，印度也不例外。技术变革则在此同时降低了发展中国家制造业对廉价劳动力的依赖。

这份报告分析了以上地缘政治、全球化和技术方面的挑战，并建议在未来十年对印度的外部和内部政策进行广泛调整。在这种情况下，求索战略自主将变得无比艰难，追求战略自主将面临前所未有的困难，但我们认为这具有空前重要的意义。如果印度清醒地进行政治和战略判断，它可以在未来几年变得更加繁荣且更有影响力。

近日，前印驻东盟大使古尔吉特·辛格就6月15日至16日在新德里举行的东盟-印度特别外长会发表题为《印度视角下的东盟中心地位和内部统一》的署名文章，探讨了在新冠疫情肆虐、俄乌冲突加剧和日益严峻的“中国挑战”背景下的印度-东盟伙伴关系。

辛格认为印度-东盟伙伴关系应力求不被该地区和全球其他事件所干扰。印度外交部长苏杰生在其著作《印度道路：不确定世界下的战略》中强调东盟的中心地位已今非昔比。新冠肺炎疫情和乌克兰危机导致风险挑战增多，全球发展环境的复杂性、严峻性、不确定性上升，加之来自中国的挑战，这些无一不考验着东盟的危机应对能力。因此，在与合作伙伴的联合声明中，东盟内部统一和中心地位被提及的频率日益增加。事实上，现在东盟确应以更强的责任感保障内部团结并维持中心地位。辛格指出，此时是评估双方伙伴关系、观察双方接触意向的大好时机。疫情对印度和东盟之间的既有共识造成了冲击，但双方在疫情导致的经济下行压力下却有了一些新的合作机遇。然而这种以经济维系的合作机遇显然在中国与东盟的关系发展中更为显著。战略上，东盟选择对中国的所作所为表示沉默，而中国增强了对南中国海的“控制”，并日益对台湾、东海和西太平洋秩序发起冲击。辛格强调，针对当前现实，如果东盟能够在南中国海加强对中国的有效遏制，也许其他国家就不会再为此劳神费力。

乌克兰危机正迫使印太地区重新审视战略选择。此前，东盟对在中美间做出选择忧心忡忡，现在美俄间的竞争进一步加剧了东盟的忧虑。这次东盟—印度特别外长会中，柬埔寨明确表达了东盟不想被迫选边站队。辛格分析指出，在涉华立场上，东盟已通过十多年的时间达成了共识，对待中国立场较为温和，但如今在俄罗斯问题上，东盟各方出现了分歧。在联合国就将俄罗斯逐出人权理事会的投票中，六个东盟国家——文莱、柬埔寨、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新加坡和泰国投了弃权票；老挝和越南投了反对票；缅甸和菲律宾投了赞成票，尽管缅甸的投票是由仍在联合国大会上的前政府代表进行的。在此次外长会中，当柬埔寨提到选边站队的困境时，新加坡则公开对俄罗斯作出了谴责。

此外，印度与东盟建立战略互信出现新的可能。在2021年10月举行的上届东盟-印度峰会上，印度和东盟双方商定了一项计划，旨在寻找共同点，将东盟印太展望（AOIP）与印太倡议（IPOI）联系起来。然而，最终成型的文件几乎完全由东盟印太展望的功能主导，没有考虑到印度的优先事项。辛格注意到，此次外长会议上，苏杰生提醒东盟，印度牵头的国际太阳能联盟（ISA）或抗灾基础设施联盟（CDRI）是宝贵的交流平台，双方可以在能源安全方面开展合作。经济方面，印度宣布加入印太经济框架（IPEF），7个东盟成员国，包括新加坡、印尼、菲律宾、越南、泰国、马来西亚和文莱也加入其中。辛格认为这是印度和东盟建立互信、携手同行的重要开端。同“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和以东盟为中心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不同，羽翼未丰的印太经济框架成员众多，这一由美国牵头的新路径或许能更好地发展印度与东盟间的贸易伙伴关系。印度与东盟间的关系也会在明晰各自对华态度中逐步提升。

辛格对东盟-印度伙伴关系作出了展望，他高度赞扬了特别外长会议的丰厚收获。印度与东盟的贸易额终于突破了 1000 亿美元大关。今年晚些时候，东盟各成员国将开展内部程序，开始审查并在两年内完成《东盟-印度货物贸易协定（AITIGA）》的认证工作。该协定将为疫情后受到冲击的区域供应链提供有效支持。辛格认为该会议的另一重大收获是，在会后的联合声明中，印度没有为东盟做出新的财务承诺。他强调需要重新审视印度为与东盟合作注资模式的局限性，东盟必须对新项目做出同样的贡献，而非像依赖于中国、日本或韩国那样单方面仰仗印度的资金投入。此外，双方海上安全合作将持续扩大，对恐怖主义、激进势力和极端主义以及跨国犯罪的打击会进一步加强。

印度外交部发言人阿林丹·巴奇（Arindam Bagchi）表示：“东盟是印度‘东向行动政策’及其对更广泛的印太地区愿景的核心”。诚然，尽管作者在文章中不迭强调印度与东盟的合作关系平等互惠、互信互利，但这依然无法掩盖印度利用东盟不愿在美国与中俄中选边站队的情绪来谋求私利的做法。东盟对地区局势稳定有着良好愿景，但印度却利用这种愿景在南中国海问题上离间中国与东盟，以谋求自身地位的提升。

奇克曼批评了此前关于德国将取消邀请印度参加G7峰会的报道，他认为类似“鉴于印度不愿谴责俄罗斯对乌克兰的进攻，德国正在讨论是否邀请印度总理莫迪参加6月份举行的G7峰会的报道属于无稽之谈”。奇克曼强调，印度不会由于在俄乌冲突中坚持自身立场，而面临西方国家的压力，进而陷入外交局面的被动。在此，他用了较大篇幅论证印度在西方世界的不可或缺性——即“在一个担心中国崛起的世界里，选择印度是一种地缘政治的投资；在国际社会日益增长的威权主义中，选择印度是一个民主的筹码”。由此可见，某些印度知识精英正是通过渲染所谓“中国威胁”，加大自身在与西方国家“议价”中的分量。

奇克曼紧接着论证了印度与G7国家合作的积极面。奇克曼指出G7的所有成员国正与欧盟一道寻求与印度达成自由贸易协定（FTA）。美西方国家看中了印度的巨大人口市场，将印度视为投资目的地，希望借印度提振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的疲软经济。同时，美西方国家也瞄准了印度现下的安全需要，他们将加大对印出售武器、飞机和国防技术的力度，借以牟利。在G7国家中，印度与日本、法国的关系最为友好。在首相岸田文雄的领导下，日印关系得到了空前的加强。法国马克龙政府也对印度频频示好，法印关系迈入新高度。就连此前在气候行动上与印度有所龃龉的德国，也逐步转向以煤炭为基础的能源，弱化了与印度立场的分歧。奇克曼认为，世界政治局势正处于迅猛的变革之中。在塔利班成功在阿富汗实现持续执政后，巴基斯坦正在面临崩溃；在持续的俄乌冲突中，中国方面始终支持俄罗斯。由此，奇克曼为即将召开的G7峰会做出了“出于对中国崛起的担忧，美西方国家将会加大‘抬印抑华’力度”的定调。

奇克曼认为应当充分肯定G7机制的平台作用。他表示，尽管作为发展中国家，印度在G7国家的发声有限，但作为G7集团的第四大经济体，印度应当拥有一定分量的发言权。作为新兴地区大国，G7成员国有意愿也有责任与印度接触，并积极与其进行经济、安全和政治对话。奇克曼也对国内质疑G7峰会有效性的舆论进行了反驳，他指出“无论是G20、北美自由贸易协议、环孟加拉湾多领域经济技术合作倡议还是金砖国家、东盟和四方安全对话等多边机制，其目的都在于为各国领导人提供‘求同存异’的对话平台。印度参与G7峰会及其与西方国家的合作，都应当视为一项持续性的工作，而不是只关注到繁杂的分歧。”奇克曼对即将到来的G7峰会怀有较高期待，他认为莫迪总理在参会期间应该“主动出击”，特别是在俄乌冲突、气候和科技等领域。莫迪可以在峰会上提出“印度方案”，代表世界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发声。

奇克曼也承认了印度与G7国家并非“完全合拍”，印度与美西方国家之间同样存在难以调和的矛盾。在此次G7峰会中，美国总统拜登将持续推动对俄罗斯发表更强硬的声明，这会使印度政府处于一个较为尴尬的位置。德国总理朔尔茨、意大利总理德拉吉和英国首相约翰逊也将向印度施压，要求其减少从俄罗斯购买石油的力度。印度和加拿大的关系需要外交渠道的修复，但至少要等到加拿大选出下一任总理后才会开启关系修复的实质性进程。与其同时，印度政府也会与中国、巴基斯坦等国积极进行接触与谈判，确保其在国际社会的多极化立场。奇克曼这一提法与尼赫鲁大学第一副校长钦塔马尼·马哈帕查（Chintamani Mahapatra）的观点不谋而合。马哈帕查于6月29日发表社论称“参与此次G7峰会对印度而言意义重大，但印度仍然致力于维护本国的战略自主权。我们一方面坚持尊重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原则立场，另一方面也要反对单方的军事行动和制裁。”

自俄乌冲突以来，印度先后参加了四方安全对话领导人线下峰会、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以及此次的G7峰会，在国际舞台上频频亮相。以奇克曼为代表的印度知识精英信奉采取“多向结盟”的方式，在印中关系、印美关系以及印俄关系中占据有利位置。然而，随着俄乌冲突持续、中美竞争加剧，印度外交的“走钢丝”将越来越难以为继。

潘特首先引用了外交部长苏杰生上月在金砖外长会议上的发言——“金砖国家一再申明尊重主权平等、领土完整和国际法，（所有成员国）必须履行这些承诺”。潘特认为，本月晚些时候举办第14次金砖领导人峰会将面临的最大挑战是来自中国意图改变与周边国家的领土现状以及现下的俄乌冲突，金砖国家将越来越难以围绕奠定这一集团基础的原则团结起来。因此，印度政府有必要不断提醒所有金砖国家，其特征性是坚持“尊重主权平等、领土完整和国际法”的核心原则。如果以上原则被违反，那么金砖国家的凝聚力将难以为继。潘特此言醉翁之意不在酒，其中暗含了对中印边境对峙、中国在南海的领土主张以及俄罗斯袭击乌克兰的批评。

潘特梳理了金砖国家组织成立、发展的历程。美国霸权是金砖国家聚集在一起呼吁建立更公平的全球秩序的原生动力。俄印中三国从1990年代初就开始联合发声，旨在挑战美国外交政策的单极倾向。金砖国家最先发轫于投资银行的设立，后来演变成一个地缘政治集团。迈入21世纪，随着中国、印度和俄罗斯的经济影响力不断增长，三国渴望改变现有由西方主导多边机制的权力愿望成为焦点。紧随其后的两位成员国分别是巴西和南非。

潘特强调新冠疫情与俄乌冲突叠振暴露了印度在经济和国防领域的脆弱性。他分析道，“如果说新冠疫情持续蔓延使印度意识到关键进口产品过度依赖中国的危险，那么乌克兰危机则暴露了印度在极端依赖俄罗斯国防方面的脆弱性”。潘特认为苏杰生在金砖国家外长会议上的发声直击目前金砖国家的要害。苏杰生认为金砖国家“不仅要从新冠疫情中寻求社会经济复苏，还要建立有弹性和可靠的供应链”。金砖国家共建弹性供应链本是发展区域乃至全球经济的应有之义，却被潘特歪曲总结为“这点明了我们这个时代面临的主要经济难题。中国在全球供应链中的主导地位造成了相当不平衡的全球经济秩序。印度和其他几个国家希望重新配置这些供应链，以减少对任何国家的过度依赖”。除了加强成员国的经济合作外，苏杰生还指出了金砖国家肩负着为发展中国家发声、回应它们诉求的使命。苏杰生在外长会议上称“由于乌克兰危机，能源、食品和其他商品的成本不断上升。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都直面到了俄乌冲突的影响”。苏杰生特别转引了非洲联盟主席马基•萨勒对俄罗斯总统普京的呼吁——“在全球粮食短缺和粮食供应滞留在乌克兰港口的背景下，即使非洲国家远离战区（行动），也是这场冲突经济层面上的受害者”。显然，苏杰生意在借此拉近印非关系，其外交内核“虚多于实”。

潘特还老调重弹印度政府多年来孜孜以求的“联合国安理会入常”问题。他指出苏杰生在金砖外长会议上提醒各成员国家，金砖国家应一致并具体支持联合国安理会（UNSC）改革。对印度来说，这是外交政策的优先事项。在此，印度将不能顺利“入常”的原因归咎于两点。其一是中国因素，印方认为中国政府一直站在为印度入常制造障碍的最前沿，甚至得出了“中国主张维持现状，寻求保持其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唯一拥有一票否决权的亚洲大国地位”的错误观点。其二则是联合国本身的因素。印方认为联合国缺乏任何实质性改革，进而质疑其可信度。

潘特认为金砖国家内部共识的局限性正变得非常明显。乌克兰冲突之后，俄罗斯可能与中国更加接近，印度在该平台内的战略机动空间将进一步受到挤压。中印关系也没有好转的迹象。潘特援引苏杰生的话指出，我们（印度）的边界也需要维护，印度绝不会接受任何单方面改变现状的企图。除此之外，潘特对中国推行“金砖+”表示了含蓄的批评，他认为阿根廷、埃及、印度尼西亚、哈萨克斯坦、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尼日利亚、塞内加尔和泰国等国可能的加入，将使金砖国家疲于管理内部成员之间的矛盾。

最后，潘特也点明了印度加入金砖国家的考量。他指出，从印度的角度来看，参与金砖国家平台使其能够作为一个崛起中的大国参与全球治理对话，并突显了历届印度政府保持其决策自主权的愿望。潘特认为印度政府要想实现其“大国梦”必须继续在金砖平台保持灵活和直言不讳，本月晚些时候的领导人峰会将成为塑造印度未来优先事项的重要标志。

拉斯若首先回顾了迄今为止连续举行的四次四方安全对话，他认为“其中第一次和第四次峰会具有特殊意义”。在新冠肺炎疫情席卷全球以及中国强势崛起的背景下，美日印澳首次峰会于2021年3月在线上举行，并正式确定了这一合作机制。四方首脑峰会的举行标志着美国、日本、印度、澳大利亚虽秉承着不同的外交战略，但愿意在“自由和开放的印太”这一共同愿景中团结一致。现如今，四方安全对话早已不仅局限于安全领域，而是建立在基础设施、供应链、新兴技术等所有趋同领域的基础上。四方安全对话的新重点是“发展”，通过推动美日印澳四国间的共同利益和安全合作，来协同应对当代的地缘政治挑战。在第二次峰会中，四国首脑在首次会议达成疫苗、关键新兴技术以及气候领域合作的前提下，又追加了新的工作组，并在其他几个领域扩大了合作。第三次峰会则再次强调了美日印澳四国对定瞄印太地区的承诺。第四次峰会恰逢俄乌冲突、阿富汗人道主义危机以及全球经济下行，此次峰会除了聚焦于四国合作外，还探讨了如何应对迫在眉睫的地缘政治危机。在此，作者将东欧局势与印太局势作为相似参照物进行对比，以突出四方安全对话首脑峰会的必要性与迫切性。

众所周知，尽管美国在四方对话中表示印太经济框架会淡化地缘政治色彩，强调经济议程的中心地位，但始终难以掩饰其“有效反制中国不断增长的影响力”的目的。除了回顾四次峰会的基本情况外，拉斯若还特地阐释了此次峰会所着力推出的“印太经济框架”。在四方峰会前一天，印度总理莫迪出席了由美国总统拜登启动印太经济框架的仪式。除美国外，目前有12个国家参与其中。作者在文中指出，印太经济框架可以称之为新时代的经济安排，而不仅仅是一项旨在合理化关税和促进市场准入的贸易便利化协定。它旨在加深合作伙伴之间的经济接触，以实现持续增长、和平与繁荣。作者接着论证“联合声明指出，印太经济框架突出了四大支柱：贸易（自由、公平和包容）；供应链（多样化、透明和安全）；清洁能源和基础设施（技术、金融、连通性）；税收和反腐败（公平竞争和共同标准）。但不得不承认的是，从联合声明中可以推测，目前印太经济框架更多的是愿景声明而非实际框架，参与国需要实质性基础，才能形成一个可以实地执行的综合框架。”除了四国以外，联合声明还邀请拥有“相同地区目标、利益和雄心”的其他印太伙伴加入该倡议。不可避免地，各国会拿印太经济框架、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和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三者进行比较。因此，印太经济框架作为新时代经济安排的承诺必须找到合适的表述以屹立于国际经济舞台。拉斯若在文中也清晰的认识到“印太经济框架是一项由美国主导而非四方主导的倡议。美国可能会寻求QUAD中其他国家的大力支持，以推进这一经济框架讨论”。

随后，作者总结道“与前三次峰会相比，近日举行的四方峰会联合声明更为全面。此次联合声明界定了更为清晰的合作框架，并将其概述为九个特定领域——和平与稳定；新冠肺炎疫情与全球卫生安全；基础设施；气候议题；网络安全议题；关键和新兴技术议题；四方奖学金计划；太空议题；海域意识和人道主义援助救灾机制等”。联合声明中虽提及了俄乌冲突，但巧妙地回避了某些敏感发言。四方安全对话的声明虽并未明确点名，但含蓄警告“强烈反对借由任何胁迫、挑衅和单方面的行为，试图改变现状和加剧区域紧张，如把争议性地物军事化、以危险方式使用海警船只和海上民兵，以及试图阻挠他国的离岸资源开发活动等”。

最后拉斯若强调“总体而言，联合声明通过积极和建设性的举措表明了印太地区安全合作与发展合作计划的连续性。自第一次四方首脑峰会以来所取得的进展已在联合声明中进行了介绍，这表明四方对话并非一具空壳。此外，四方安全对话还发出一个强烈信息，即印太地区的重要性不仅是因为当前俄乌冲突局势而上升，关键在于四方安全对话将成为未来几年塑造该地区地缘环境的关键伙伴关系”。事实上，自莫迪政府上台以来，尤其是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以后，印度在“多面结盟”的外交战略基础之上，逐步走向了追随美国、对华示强的步伐。对此，中方应该引起足够的关注。对于甚嚣尘上的“印太经济框架”，中国则应保持战略定力，专注自身经济能力建设，推动落实《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即是最好的回应。

作者首先指出斯里兰卡总统戈塔巴雅·拉贾帕克萨（Gotabaya Rajapaksa）在这场空前的国内危机中处于极其被动的地位，他认为“戈塔巴雅是被人民高涨情绪所裹挟，才不得以主动处理当前的政治危机”。潘特强调“斯里兰卡人民的反对呼声直指拉贾帕克萨王朝，戈塔巴雅恐怕难逃怒火。拉贾帕克萨家族在斯里兰卡的统治几乎已经走到了尽头”。尽管戈塔巴雅本人拒绝辞职，但他不得不承认对新总理的任命，并承诺引入关键的宪法改革以限制自身的权力。作者进一步指出，拉贾帕克萨家族因对国内经济管理不善而饱受谴责，随之而来的是斯国内对前总理马欣达和他的儿子纳马勒·拉贾帕克萨（Namal Rajapaksa）、及其亲兄弟巴兹尔·拉贾帕克萨（Basil Rajapaksa）和恰马尔·拉贾帕克萨（Chamal Rajapaksa）等一系列家族成员的猛烈批评。为了佐证拉贾帕克萨家族在斯里兰卡的惨淡经营，潘特还引入了斯里兰卡央行行长南达拉尔· 维拉辛哈的发言“除非在几天内任命新政府，否则该国经济将崩溃到无可救药”。

斯里兰卡目前面临外汇匮乏、物资短缺、物价高涨、供电紧张等问题，并引发一系列抗议活动。自3月31日晚以来，政府已多次采取宵禁措施。潘特分析指出“当前，斯里兰卡正遭遇自该国1948年独立以来的最严重经济危机”。他总结了当前危机爆发的两大深层次原因：其一，斯里兰卡的外债高筑，财政管理不善的问题由来已久，最早可追溯到上世纪80年代。戈塔巴雅政府在 2019 年选举中承诺的减税政策及2020年提出的“化肥禁令”只是压垮斯里兰卡经济的“最后一根稻草”。其二，近年来新冠疫情蔓延对斯里兰卡经济造成了巨大冲击。众所周知，旅游业是斯里兰卡主要的外汇收入来源之一。随着外汇储备陷入螺旋式下降，斯里兰卡的经济决策变得越来越糟糕。

值得注意的是，在此次斯里兰卡危机中潘特再次老调重弹“中国债务陷阱论”。潘特指出“科伦坡不得不暂停其外债支付，主要是因为它无法偿还来自中国的贷款，这些贷款用于资助大规模且无用的基础设施项目。中国政府与马欣达政府签署了建造汉班托塔港与马塔拉地区机场建设的协议。截至目前斯里兰卡对华负债已经高达65亿美元，成为当今中国债务陷阱外交的教科书式的范例”。除了指责中国对斯的债务陷阱外，潘特还批评中方在此次斯里兰卡危机中无所作为，他继续指出“现下，斯里兰卡政府与中国的债务重组谈判并不是十分有效。”尽管中国已同意通过将斯里兰卡卢比兑换为人民币来加强斯里兰卡的外汇储备，但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介入后，中国便一直不愿继续跟进此次危机，并采取了不干涉的态度。

在地区大国应对斯里兰卡危机上，潘特“拉踩”中国后，又较为隐晦地输出了一波对印度政府的夸赞。潘特强调“印度是一个负责任且友好的邻国，并对斯里兰卡的新任总理拉尼尔·维克勒马辛哈上台重振经济充满信心”。他评论指出，莫迪政府始终都在迅速适应斯里兰卡不断变化的现实情况——首先是在2019年拉贾帕克萨政府以压倒性多数票当选时与其进行接触，其次则是最近继续帮助斯里兰卡度过经济危机。潘特一一列举了印度政府对于斯里兰卡危机的支持——“用于帮助科伦坡应对贷款违约的24 亿美元、以及用于柴油运输的5亿美元信贷额度和进口食品药品等基本物品的10亿美元信贷额度。此外，印方还无视了应该考虑向斯里兰卡派遣军队的一些不负责任的建议，（我们）仍然完全支持斯里兰卡的民主体制”。

当前新冠疫情与俄乌冲突互叠共振，给本就矛盾重重的南亚各国带来了更多政府治理与经济发展方面的挑战。在此次斯里兰卡危机中，印度政府反应迅速地采取了“平衡外交”手段——既有针对性地推出经济援助方案，又不过分干涉斯国内政，避免落下“霸权国家”的强硬印象。对此，一方面，我们要高度警惕印度知识精英所构陷的“债务陷阱论”，在国际场合予以有理有据有节的反击。另一方面，中国政府在斯里兰卡危机中也可以有所作为，合理加强对斯的人道主义援助与经贸联系。

7月1日，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项目主管伊万·季莫菲耶夫发表评论文章指出，在乌克兰危机的背景下，俄罗斯与西方关系的危机迟早会在波罗的海地区显露出来，而其中关键是加里宁格勒地区与俄罗斯本土之间的交通联系问题。欧盟对俄罗斯发动的制裁成为了问题升级的导火索。前些日子立陶宛宣布禁止大部分俄罗斯货物的过境，该事件引起了强烈的政治反应。虽然欧盟也表示妥协，将通过制裁修正案来恢复俄罗斯货物的过境，问题也不再发酵，然而这并不能说明未来问题不会恶化，因此必须要采取措施同加里宁格勒这块飞地建立海上运输通道。

从严格意义上看，立陶宛的行为可能具有法律意义。欧盟在最新颁布的关于对俄罗斯采取限制性措施的第833/2014号条例中明确规定了一些禁止进入欧盟领土的货物，这些货物大致可以分为四组：

首先是《条例》附件17中所列的钢铁产品。这些产品包括非合金和其他合金的热轧、冷轧板和带材、电工钢、金属涂层板、锡制品、配件、铁路材料、无缝管、非合金线材等等。《条例》第3g条禁止此类产品的进口和运输。

其次是附件21中提到的“为俄罗斯预算创造收入”的商品。它包括某些海产品（贝类、鱼子酱）、酒精、水泥、化肥、轮胎、木材和木制品、纸张、玻璃、银、海洋船舶和其他。第3i条禁止此类产品的进口和转让，尽管它根据具体配额对化肥作了一些例外规定。

第三，欧盟禁止进口俄罗斯煤炭，但第3j条规定，该项制裁将于2022年8月10日生效。

第四，禁止进口俄罗斯石油和石油产品。然而，现有的合同可以分别执行到2022年12月5日和2023年2月5日（第3m条）。

对于前两类货物，当下便会引起运输问题，而对于另外两类货物，则可能在未来引起麻烦。这些条款并没有规定相关货物过境到加里宁格勒地区的豁免条款。但在另一款禁令中已经引入了这种豁免，例如，第3i条限制俄罗斯运输公司在欧盟道路上运输货物，但对加里宁格勒地区规定了例外情况。

《俄罗斯联邦和欧盟关于加里宁格勒地区与俄罗斯联邦其他地区之间过境的联合声明》没有起到安全墙的作用。该声明的关键重点是俄罗斯公民的过境问题。它只是在“需要消除双方对未来人员和货物过境的担忧”的背景下零星地提到了“货物”，并未作进一步解读。

莫斯科方面认为立陶宛的行动是具有挑衅性和敌对性的。俄罗斯外交部发表声明要求立陶宛全面恢复过境，并表示有可能采取措施“保护其国家利益”。俄方如此认为是有原因的。首先，立陶宛可以被认为是欧盟中对俄罗斯最敌对的国家之一。莫斯科早已习惯了立陶宛的各种反俄举措。因此，把当前行为看作反俄传统的一部分是不足为奇的。严格来说，立陶宛本可以预见到这个政治问题，并在商定制裁制度的过程中提出豁免条款或争端解决的机制，以避免欧盟如今的妥协。需要指出的是，欧洲外交的谨慎态度值得称赞。显然，布鲁塞尔很快意识到限制进口俄罗斯货物的法律缺陷和可能的政治后果。

此外，在区域安全形势如此严峻的情况下，各方都非常不愿在波罗的海地区制造一个问题的温床，再产生一系列意想不到和难以估量的后果。

欧盟理事会第2014/512号决议和第833/2014号条例的修正案可望在不久的将来出台。这些完全可以为加里宁格勒的过境提供解释。否则，围绕货物运输的问题将再次出现。而且，随着煤炭和石油进口豁免期限的结束和新一轮制裁的出台，这些问题将进一步恶化。无论欧盟怎么做，俄罗斯都应该为所有情况做好准备。现在，人员和货物在加里宁格勒地区稳定、持续的海上转运问题将变得更加重要。

6月24日，俄罗斯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项目主管雅罗斯拉夫·里斯夫利克发表评论文章认为，2022年中国担任金砖国家主席国的主要成果是出台了一系列规划，推动“金砖+”合作机制走向制度化，并探索扩大金砖国家规模的有效路径。目前关于“金砖+”模式的争论围绕着两种观点展开。第一种认为，金砖国家的规模应该按顺序扩大，即每年接纳一个新国家加入。第二种观点认为应该采取“一体化组织整合”的模式，即为金砖国家所在的区域组织之间建立一个合作平台。在目前这个阶段两条道路都可能实现，并且各有利弊，但区域性“一体化组织整合”模式有一个突出的优势，即“金砖+ ”机制的倍增效应可极大拓展金砖国家与其他“全球南方”国家间的合作。

就规模而言，两种路径可以用算数级数和几何级数之间的差异来解释。如果将吸纳单一国家加入的渐进式扩容方法看作算数级数，那么以“一体化组织整合”为路径的“金砖+ ” 模式则是在范围和影响力上都更为宏大的几何级数。在算数级数模式下，金砖国家可能会通过多轮扩容逐步吸纳一个或多个最具影响力的国家加入（例如二十国集团中的“全球南方”国家成员）。而几何级数模式则可推动实现金砖五国各自参与的区域性一体化组织的叠加——最具代表性的是由环孟加拉湾多领域经济技术合作倡议、 欧亚经济联盟、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南方共同市场和南部非洲关税同盟组成的“BEAMS”平台——使扩容数量最多增至25个（5x5或者金砖五国经济体的平方），形成由金砖五国在各自区域的邻国和伙伴所组成的“金砖+”朋友圈。

“金砖+”几何级数还可进一步升级，通过吸纳非洲联盟、拉丁美洲及加勒比国家共同体以及属于“全球南方”的欧亚大陆经济体扩大平台规模，将更多国家纳入合作机制。对欧亚大陆发展中国家的吸收可以通过诸如上海合作组织、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东盟、南亚区域合作联盟和欧亚经济联盟等主要区域性一体化组织实现。这样一个跨越“全球南方”三个大洲的广阔合作平台可以称为 “三大洲洲际合作组织”，其成员包括125到130个发展中经济体（确切数量取决于吸纳欧亚大陆经济体的具体方法）。这样，对“金砖+”平台的第二轮扩容就可以实现5x5x5的几何级数，或者说金砖五国经济体的三次方。

如果将所有双边或多边贸易协议、数字联盟和其他可通过“金砖+”平台实现多边化的组织也考虑在内，那么“金砖+”机制的几何级数式扩容还可以实现进一步升级。例如，以色列-南方共同市场自由贸易协定或南部非洲关税同盟-欧洲自由贸易联盟自由贸易协定都可以通过吸纳更多“金砖+”机制中的发展中国家成员来扩大规模。在现阶段，“金砖+”平台正在纳入更多一体化联盟或推动这些联盟间的匹配组合。“全球南方”的各个主要区域和区域性一体化组织都有自己的联盟网络，可通过“金砖+”机制这一广泛性的“全球南方”合作网络实现共享。

如果“金砖+”平台更开放、更包容，并且由发展中国家同全球合作伙伴构成的同盟之间建立更加紧密的联系，那么倍增效应将会进一步增强。换言之，为了加强倍增效应，“一体化组织整合”模式下的“金砖+”平台需要具备可扩展性并能够与其他区域性集团开展合作（即可实现“全球化”的区域性联盟）。反过来，着力打造区域性发展机制（需具备针对公私合作伙伴的标准化投资协议）和大力发展可扩展和复制的数字经济联盟将会促进上述目标的达成。总而言之，如果采用第一种渐进式的扩容模式，这种“金砖+”机制只关注自身，而不是力图建立一个更加广泛的联盟网络，那么其现状可能只是发生一些无关紧要的变化，同时“全球南方”乃至全球经济也会错失良机。

相反，如果“一体化组织整合”模式下的“金砖+”能做到开放和包容，并确保各区域性一体化组织间的互联互通，那么这一扩容模式能够创造无限可能。这将为经济合作带来“倍增效应”，并能够启动新的全球化进程，促进发达国家区域性组织和发展中国家区域性组织间的联通。这一范式可能才是金砖国家的真正使命：金砖国家的价值不在于成员国各自的发展，而在于彼此携手，共同构筑并支撑全球经济架构的大厦。

6月14日，俄罗斯国际事务委员会项目主任伊万·季莫菲耶夫发表评论文章指出，当下乌克兰境内的特别军事行动可以说是俄罗斯和西方关系的矛盾中心，在许多方面为欧洲-大西洋地区的安全政策定下了基调，并带来了诸多全球性影响。

专家指出，俄方行动源于对自由主义世界秩序现状的不满，更确切地说，是对该秩序给俄罗斯带来的一些后果的不满。俄罗斯最恼火的是它在单极世界秩序中的次要角色身份，它的利益被忽视、越来越明确地被拒绝视为平等伙伴。有趣的是，经济因素在其中是次要的。鉴于俄罗斯人的不满情绪集中在政治领域，因此，乌克兰问题也恰好成为俄与西方关系持续恶化的导火索，这一点并不令人惊讶。“规则内”的竞争已经变成了一场争吵，而乌克兰则成为争吵的核心。西方国家对俄罗斯最终反抗的事实本身感到沮丧，俄罗斯无情的施压使得计较利益和损失的平衡毫无意义。因此，西方的反应显然是无差别和情绪化的，多轮制裁的打击、没收俄罗斯财产、打压 "寡头"（俄罗斯精英阶层中最亲西方的一派）以及对俄罗斯文化、体育和知识精英以及整个社会同样毫无意义的抵制造成如今混乱的局面。

西方有充分的理由担心俄罗斯发起的“挑战”，毕竟它对自由主义世界秩序的担忧早在2022年之前，甚至在2014年之前就开始了。除了俄罗斯，中国被视为另一强有力的竞争者。与俄罗斯不同的是，中国能够提供另一种经济模式、不同的民主观和不同的国际关系原则。俄与西方博弈的成功可能是更多系统性博弈的序幕。因此，对西方来说，化解俄罗斯此次行动成为一项明显超出后苏联甚至欧洲-大西洋空间范围的任务。

俄罗斯在同西方的博弈中有机会成功，因为它最终可能会对一个庞大的、近来充满敌意的后苏维埃国家进行有原则的改革。这将表明俄罗斯方面准备并有可能长期坚持其主张。

那么博弈的成功是否意味着俄罗斯的胜利？这将取决于两个方面：

第一点是国际政治影响。在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可能引发一连串的全球性后果，导致西方的衰落。然而，尽管西方被认为是脆弱的，但其安全系数却很高。西方很可能不得不吞下乌克兰的败果。这并不意味着打败了西方模式。俄罗斯并没有系统地挑战这种模式，也没有一个关于如何改变这种模式的长期规划。

第二点是对俄罗斯本身的影响。在抗拒自由主义秩序向全球扩散的模式下，俄罗斯至少要决定自己的发展模式。到目前为止，其大致框架主要也只在于反对西方及某些领域的模式。与此同时，绝大多数其他非西方国家为了捍卫自己的主权，积极发展和推行有利于本国的西方经验。仅仅因为这些做法是传统的“西方”做法而拒绝它，并“效仿”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创造的、仍处于遥远过去的苏联做法，只能使俄罗斯目前的处境更加困难。

6月8日，俄罗斯国际事务委员会项目主任伊万·季莫菲耶夫发表评论文章指出，欧盟宣布了对俄罗斯实施第六轮经济制裁的决定和相关条例。由于欧盟成员国之间存在分歧，新法令的公布已经被多次推迟。其中最敏感的措施是禁止进口俄罗斯石油。经过长时间的谈判，布鲁塞尔得以达成共识。俄罗斯的大部分石油及相关产品现在被禁止进入欧盟。欧盟继续采取一贯的政策，将俄罗斯的能源产品赶出其市场。布鲁塞尔此前曾禁止进口俄罗斯煤炭，虽然限制天然气需要承担更大损失，但未来也不排除这种可能性。

对俄罗斯来说，失去欧盟的部分石油市场并非好消息，但却是早有预料的。莫斯科将不得不把这些储量出口到亚洲市场，以折扣价出售石油。然而，在目前的“供方市场”的形势下，即使调整出口方向也不太可能导致收入的急剧下降，除非油价大幅下跌。因此，在短期内，欧盟的新制裁对俄罗斯经济的影响不大。

第六轮经济制裁的其他措施似乎更不重要。与之前实施的制裁相比，三家俄罗斯银行与SWIFT断绝联系对俄罗斯的金融系统来说并不是什么大事。禁止向俄罗斯提供咨询服务反而让欧洲公司的俄罗斯竞争对手感到高兴；将对个人的封锁制裁名单扩大到军事人员、高级官员及其家庭成员对经济影响不大。虽然对卡玛斯、苏霍伊和其他公司的制裁令人感到愤怒，但显然只是时间问题。更重要的是，许多被封锁的公司甚至在更早之前就受到了相关出口禁令的影响。

这一轮制裁措施达成一致的时间过长，给人的感觉就像是欧盟乃至整个西方的制裁武器库都已经用尽。虽然这种印象与事实相差甚远：西方国家可以继续扩大被制裁个体的名单或增加出口管制的物品，继续损害特定的企业和经济部门；扩大二级制裁，对违反限制性措施的人进行二级制裁、刑事和行政调查，威吓中国、印度和其他俄罗斯的友好国家，而往往这种二级制裁造成的危害极大。

二级制裁的先例不多，但很能说明问题。例如，在2019年，中国公司中远海运油轮因涉嫌运输伊朗石油而受到美国的封锁制裁。虽然中远海运设法通过行政手段相当迅速地摆脱了制裁，但这一事实本身对中国企业来说是一个重要的信号。

一些俄罗斯人还将面临刑事起诉。俄罗斯公民奥列格·尼基丁和他的外国合伙人被美国联邦法院判处监禁，因为他们试图通过中间人在美国为一家俄罗斯公司购买涡轮机以规避制裁。美国当局已经学会了高效地查出试图通过第三国的中介规避制裁的方法。而且无论在西方或东方的商业环境，都出现了“过度遵守”的现象——拒绝与制裁管辖区有关的交易，即使这些交易与限制性措施没有冲突。

这也在对俄罗斯友好的国家中产生了一个悖论：他们的政府不同意西方的制裁，但是，在美国或欧盟市场拥有股份的大企业基本上都遵守了西方的制裁政策。但是这也并不绝对，例如在那些与西方无关的货物或不需要西方许可的领域。中国公司将与俄罗斯合作，随着人民币和卢布的交易绕过SWIFT，这种合作力度将越来越大。

新一轮的制裁措施不太可能压垮俄罗斯的经济，更重要的是，它们未能改变莫斯科的政治路线。尽管与西方的关系破裂带来了种种损失，但俄罗斯这一庞大的国家机器正在顽强地向前迈进。考虑到对峙的激烈程度，无论如何承诺取消制裁以换取政治上的让步都不可能奏效，更别说还有伊朗这个先例。

看来，俄罗斯已经确定了对乌克兰的政策道路。乌克兰的命运现在是在特别军事行动背景下决定的，而不是在制裁政策研究专家的办公室。同时，俄罗斯企业别无选择，只能在亚洲市场寻求新的机会。尽管有种种困难和威胁，但这种尝试还是有成功的机会。

最近，赫尔辛基和斯德哥尔摩匆忙决定加入北约，也许是最近西方集体巩固趋势加强的最突出表现。同时，2022年2月24日之后，能证明西方国家再度团结起来的其他证据也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呈现。例如，以惊人速度达成的对莫斯科的空前集体制裁；以同样迅速批准的、也是史无前例的对乌克兰的军事和经济支持方案；在主要国际组织中对俄罗斯发起协调一致的攻势——从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亚太经合组织到欧洲委员会和北极理事会；以及共同联合，对巴西和印度等尚未就“乌克兰问题”做出明确表态的国家施加压力。 

俄罗斯特别军事行动虽然是西方国家团结的强大催化剂，但仍然不能被认为是西方国家团结起来的主要来源。去年有许多标志性事件值得我们回顾，如美国、英国和澳大利亚建立的政治军事联盟AUKUS，将澳印美日四方安全对话提升到更高的机构级别；由华盛顿主办的“民主峰会”；更不用说传统的西方大国互动机制仍在发挥作用，如北约峰会和七国集团领导人会议。

美国第46任总统约瑟夫·拜登及其团队在正发生的西方凝聚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即使在竞选期间，这位民主党候选人也经常谈论“统一西方”的任务，将其作为未来外交政策的首要任务之一。同时，他一直承诺，新的美国领导层将尽可能考虑到美国盟友的立场、利益和优先事项，虽然在事后证明美国政府并未能彻底执行这一政策。

从这个意义上说，俄罗斯特别军事提供了一个好的机会，不仅可以确定西方国家的短期目标，又能明确西方集体长期合作的主要形式。毫无疑问，白宫将试图充分利用这一机会。

首先，在军政和军事技术协调方面，西方集体正通过恢复北约内部多边机制以及美国与其盟友缔结双边协议等形式凝聚共识，北约成员国军事预算和支出之和已经占到全球国防支出的一半以上，而且这一份额在不久的将来仍将增加。美国的军工综合体可以碾压其外国竞争对手；美国在世界军火市场上的主导地位将大大加强，而欧盟脱离北约的“战略自主”想法将不得不推迟到更好的时期。

在短期内，西方集体将积极努力解决或至少缓解其内部——主要是美国和欧盟之间的贸易和经济紧张关系。西方国家之间合作的优先方向将越来越多地转向研发领域。我们将看到在信息和通信技术、人工智能、空间和生物技术等关键领域形成巨大的多边财团（可能以公私合营的形式）。而这些领域也会将俄罗斯排除在外，并且准备与中国展开竞争。

一个重振旗鼓、充满自信的西方将积极尝试在全球发展的重大问题（气候变化、能源转型、互联网治理和全球数字化标准、粮食安全和预防新的疫情、跨境移民、性别和种族问题）上确立统一的立场。有可能欧盟，而非美国，将在许多全球发展问题上发挥主导作用。无论如何，西方政治家、意见领袖和专家将加倍努力，把他们在所有这些领域的观点和立场强加给世界其他地区。

西方阵营的巩固驱使着它们拓宽自己的“疆域”，将边界推到“历史上的西方”边界之外。我们将看到为争夺印度、印度尼西亚、尼日利亚、南非、巴西和墨西哥等国家而进行的艰苦斗争；与土耳其沟通，与委内瑞拉搭桥，试图与伊朗谈判等等，都将继续下去。如果西方正在出现的团结态势在未来几年继续下去，世界多极化成型的进程将不可避免的推迟，取而代之的将是一个基于世界核心（西方）与世界外围（非西方）相互作用的国际体系。就像本世纪初一样，这并不会形成经典的两极对抗，因为外围国家不会联合起来对抗西方，相反，非西方大国将不得不相互竞争以期进入世界核心。

在这幅新的世界图景中，俄罗斯的国际地位将重返30年前苏联解体时的初始位置，但是处境将更加艰难，因为在可预见的未来，莫斯科将更难取得西方的信任，俄方的“良好表现”所换来的政治和经济让步将更加有限。

但是目前西方团结的进程有其局限性。首先，美国、欧盟和东亚发达国家的经济利益并非在所有方面都趋同。例如：美国对欧洲的农产品出口问题不可能得到解决，欧洲汽车及其零部件出口到的问题也是如此，美元和欧元将继续在全球金融市场上竞争，这种竞争还将加剧。其次，美国和欧洲大陆的社会经济发展模式之间的差异并未被抹去，而且越来越显著。最后，西方集体内部的政治矛盾也没有消失，面对经济无足轻重的莫斯科，在严重的安全危机背景下团结起来抵抗对手是一回事，而准备与以中国为代表的经济大国进行长期竞争则是另一回事；在对印度的最佳战略问题上，西方内部没有完全统一，更不必说在解决中东和北非危机局势的具体问题上的立场；美国和欧洲在对发展中国家经济援助的问题上不太可能达成共识。

西方这种团结到分崩离析的转变只是时间问题，类似特朗普这种政治家在下届美国总统大选上获胜，或者像玛琳娜·勒庞这种右翼民粹主义在某个欧洲主要国家上台都可能引发这种变化。但无论如何，这种团结趋势不会在短期内转变，莫斯科需要准备与团结的西方进行长期对抗，西方现在有足够的政治能力和意愿来摆平阵营内的不同意见，这意味着任何与西方战线达成的协议都得同华盛顿方面协调。

5月27日，圣彼得堡国立大学欧洲研究系主任康斯坦丁·胡多利在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针对芬兰、瑞典申请加入北约一事发表评论文章。专家指出，芬兰和瑞典两国都拥有发达的经济、高生活水平、稳定有效的公共管理、现代化的武装力量（瑞典也拥有庞大的军事工业）和良好的国际声誉。它们的加入将加强欧盟实力，并且将改善欧洲其他中立国家以及北大西洋地区以外的一些国家与北约的关系，北约全球性化的趋势加强，虽然现在很难说有哪些国家或组织未来想要加入北约。但是可以肯定地预测，北约目前的扩张很可能不会是最后一次。

在军事方面，北约作为政治军事联盟，加入它当然意味着接受某些义务，但并非绝对。例如，挪威在其领土上保持非军事化，没有核武器或外国军事基地。瑞典和芬兰可能会采取类似的模式，尽管不排除在芬兰布置一些北约的军事设施。北约无疑将在芬兰和瑞典以及波罗的海邻近地区开展多次演习。最重要的是，基于北约的逻辑，瑞典和芬兰的军队将把俄罗斯视为主要威胁。

在政治方面，俄罗斯的局势无疑将向更不利的方向变化。好的一点是，俄罗斯与瑞典和芬兰没有领土争端。芬兰的政治家们上台后不太可能要求修改1947年和平条约中确定并在1992年条约中重申的边界。然而，多年来边境上的平静态势可能会被打破。在波罗的海和北冰洋，俄罗斯将成为唯一的非北约国家。可以肯定地预测，西方将试图利用这一点来建立自己的游戏规则。

最严重的问题出现在经济领域。近年来，俄罗斯与瑞典和芬兰的经济关系已经受到欧盟制裁和俄罗斯反制裁的影响。虽然俄芬之间的贸易仍然还在维持，但芬兰已经确定了要减少同俄罗斯的经济联系，包括重要的能源合作。当然，芬兰是在追随西方国家的政策，但它的转变相比其他国家而言更为突兀。这些变化可能会对俄罗斯西北部的经济发展产生负面影响，导致与欧盟国家的发展差距扩大。最后，芬兰已经逐步取消同俄罗斯在教育、科学和文化领域的联系。北方邻国并无太大兴趣与俄罗斯继续发展人道主义领域合作。

虽然北欧的这些变化对俄罗斯不利，但俄方应该做出务实和适当的反应，避免情绪化。芬兰和瑞典加入北约不能算是小插曲，但它也没有对俄罗斯构成生存威胁。在批评瑞典和芬兰的决定时，最好不要进行威胁性、严厉和粗暴的威慑——这不会吓到芬兰人和瑞典人，只会使他们对俄罗斯的负面印象更深。如果北约的军事设施出现在瑞典和芬兰的领土上，俄罗斯当然应该采取措施，但这些措施应该是严格对等的，并且只对那些具体出现的威胁做出反应——要恰到好处。

即使目前与北约、欧盟和个别西方国家的协议只是部分得到执行或根本不起作用，但俄罗斯几乎不宜采取任何单边措施，例如正式退出这些协议或终止与国际组织的合作。尤其是在波罗的海、北欧和北极地区，俄罗斯与这些国家有共同边界，单方退出或终止导致局势恶化可能会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在北约的经验表明，加入北约本身并不会导致局势的骤然紧张。此外，俄罗斯外交最好表现出最大限度的克制，不要放弃对话，或至少保持目前的关系水平。尽管环境不利，但似乎应该努力维护经济和人道主义关系领域中可能存在的合作。

由于俄罗斯的西北部现在更大程度上是俄罗斯与北约和欧盟的边界所在地，俄罗斯的外交应该增加对这一地区，包括波罗的海地区的中小国家的关注。当然，两极世界崩溃后在欧洲出现的国际关系旧体系已经崩溃，在近期甚至中期内都不可能出现新的体系——目前乌克兰事件的后果将非常严重和深刻。尽管如此，至少在出现一些新体系的基础之前，还是值得尝试保留过去的积极因素。

本周一，瑞典和芬兰两国议会讨论了有关加入北约的政府报告。毫无疑问，不久后这将成为现实。

忽视瑞典和芬兰的决定对俄罗斯安全造成的负面影响显然是错误的。如果这两国加入北约，后果将不可避免地更加严重。波罗的海实际上正在变成“北约湖”。俄罗斯需要采取应对措施，如扩大俄罗斯在该地区的海上军事存在，增强防空力量、陆基导弹系统等。

俄罗斯和北约之间的陆上接触线正在加倍延长。这将需要莫斯科做出相当大的努力：在与芬兰的边界部署更多的部队和设施，并使卡累利阿和摩尔曼斯克地区的军事基础设施现代化。

北极地区的战略形势也将发生不利于俄罗斯的变化。从现在起，俄罗斯方面将不得不独自面对团结的“西方集体”。多年来，北极理事会被公认为北方国家保护北极免受全球地缘政治对抗的一个值得称赞的范例，但其未来却令人质疑。

芬兰和瑞典地位的变化增加了既是欧盟又是北约成员国的国家数量。西方两个主要组织的这种“同步”使欧洲从美国手中获得“战略自治”的前景从先前的不太明确变成了彻底的不明确。

此外，两国加入北约令俄罗斯关于乌克兰必须保持中立地位的立场陷入尴尬境地。如果允许赫尔辛基和斯德哥尔摩在不征得克里姆林宫同意的情况下放弃中立地位，那么为什么要禁止基辅这样做呢？如果俄罗斯军方如此担心弹道导弹或巡航导弹从哈尔科夫地区北部边境飞往莫斯科，那么此类导弹从芬兰东部边境飞到圣彼得堡的飞行时间将更短。

今天，北欧已形成至少两种截然不同的次区域国家参与北约的模式。一种是以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和波兰为代表的“波罗的海模式”。另一种是挪威、冰岛、丹麦所选择的“斯堪的纳维亚模式”，即“北欧模式”。

“波罗的海模式”意味着将本国定位为西方文明面对以俄罗斯为代表的东方文明的军事政治前哨。波罗的海国家和波兰领导人一直是莫斯科最坚决、最不妥协的批评者，并准备在加强北约东翼、在其领土上部署北约基础设施、与华盛顿建立“特殊关系”的道路上尽可能走得更远。

相反，“斯堪的纳维亚模式”则是将北约成员国身份同与莫斯科开展积极双边合作的政策相结合，对北约在其领土上的过度活动采取更克制的态度，并持续寻求达成妥协协议，即使是在最难调和的问题上。几十年来，俄罗斯与北约成员国挪威的关系在许多方面超过了俄罗斯与其完全中立的邻国瑞典的关系，这绝非巧合。

到目前为止，赫尔辛基和斯德哥尔摩将以何种模式参加北约尚不明确。重要的是促使两国政府都做出正确的选择。而这一选择将取决于莫斯科做出的许多决定。例如，特别军事行动久拖不决，将在某种程度上促使北方邻国选择“波罗的海模式”。相反，尽快达成和平协议将促使它们朝着“斯堪的纳维亚模式”的方向前进。

选择何种模式还取决于莫斯科是否愿意对芬兰和瑞典的地位变化表现出克制的姿态。这也适用于波罗的海、俄芬边界和北极地区。

从历史上看，一个国家的北约成员身份从来都不是其与莫斯科合作时不可逾越的障碍。例如，俄罗斯和土耳其在叙利亚的多年协作，以及莫斯科向安卡拉出售最先进的“S-400”防空系统，即使莫斯科和安卡拉之间的分歧、矛盾和尖锐冲突比俄罗斯、瑞典和芬兰之间的总和还要多。

几个世纪以来，芬兰和瑞典一直是俄罗斯关系最密切的北方邻国。如今，两国仓促加入北约只是一个插曲，尽管对俄方来说不太愉快，也确实遗憾，但绝不能让这一事件给俄芬和俄瑞关系的未来蒙上重重的阴影，并使未来短期或中期关系的恢复失去可能。

自2月24日以来在乌克兰发生的事件已经成为阻碍全球经济从新冠疫情中复苏的主要因素之一。尽管此次冲突可以被视为是地区性（欧洲）危机，但似乎也成为加剧世界其他地区危机的催化剂。特别值得关注的是，欧洲的冲突可能会影响到中东和北非，以及非洲大陆上其他非常脆弱的地区和国家。专家认为，在未来几个月，相关地区和国内政治危机将进一步升级。

一旦俄乌冲突的急性阶段结束，世界是否会或多或少恢复到之前的正常状态，还是说国际体系已经不再可逆，我们今后的生活将不再相同？ 

在分析俄乌冲突对国际关系体系的可能影响时，有两点很重要，需要预先说明。首先，局势恶化远未结束，全球性影响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积累。第二，俄乌冲突是在其他同等重要的危机和动荡的背景下发生的——新冠疫情仍在持续、中美关系不断恶化、阿富汗的政权更迭、萨赫勒地区的不稳定、也门的持续内战、朝鲜核导弹计划的启动等等。

专家表示，对于危机后国际体系的未来转变，似乎可以单独列出至少三种潜在的可能情景，暂且称之为恢复原状、改革和革命。

第一种情形是“恢复原状”，即假设目前的危机将以某种方式按照美国及其盟友的条件解决，因为任何其他解决方案都会给西方集体带来不可逆转的后果。俄罗斯方面迟早会被迫从乌克兰领土上撤军，而得不到西方对克里米亚和顿巴斯新的国际法律地位明确无误的承认。对俄罗斯的制裁将长期存在，而且美国和欧盟方面的关系将达到一个新的、更高的水平。这种情况意味着西方在冲突中的地位将比冷战结束后的任何历史时期都要巩固。

在这一情形中，乌克兰危机将有助于将大部分非西方国家纳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联盟，从而使国际体系回到世纪之交的“单极状态”。现有的国际法规范——包括公法和私法都不会发生任何根本性的变化，西方，主要以欧盟为代表，仍将是新的国际法律规范、实践原则和基本法律适用模式的主要来源。世界政治中的其他行为体将不得不以某种形式来适应美国和西方所制定的基于西方规则的世界秩序。

第二种“改革”情形的基础是，在可预见的未来，莫斯科和基辅之间以及俄罗斯和西方之间可以实现政治妥协。基辅和西方国家会承认克里米亚和顿巴斯地位的改变，即使不是法律上的承认，也是事实上的承认（未来有可能就有争议领土的最终地位举行国际监督下的公民投票），乌克兰将拒绝加入北约以换取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多边安全保障。俄罗斯将在一段时间内处于部分孤立的地位，但会通过融入亚洲（欧亚）多边制度逐渐回到大多数国际组织和制度中。然而，与乌克兰冲突的长期成本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制约莫斯科的国际影响力。俄罗斯对中国的依赖性将增加，尽管西方可能试图对抗这一趋势。

改革国际体系的这种情况很可能被证明比恢复旧的世界秩序的选择更持久和稳定。但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世界秩序的改革在贸易和经济、货币、军事和政治以及其他领域究竟会如何发展。基于改革方案的国际体系可能会朝着新的硬性或软性两极化或更复杂的模糊多极化（多中心主义）的方向发展，非国家行为体在世界政治中的作用逐步增强。

第三种“革命”情形的基础是，无法就结束乌克兰境内和周边地区的冲突达成协议——无论是莫斯科和基辅之间，还是俄罗斯和西方之间。顿巴斯和乌克兰的冲突后重建将被无限期推迟，冲突给俄罗斯带来的成本将不可避免地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增加，使该国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稳定的维护面临风险。乌克兰将逐渐变成东方和西方之间长期武装冲突的桥头堡，各方将定期测试对方的军事能力。

世界政治的革命实际上意味着现有全球秩序的彻底崩溃，包括其经济、金融、军事战略和地缘政治方面。在这种情况下，西方的团结不可能维持太久：在俄乌冲突的活跃阶段结束后不久，跨大西洋的矛盾将再次凸显出来。美中在东亚和东南亚的对抗极有可能升级。“革命情形”还假设，俄乌冲突将对有效实施全球能源转型方案的尝试产生破坏性影响。现有国际体系的崩溃将导致中东、北非、南亚和地球其它地区出现大量的长期不稳定。莫斯科将不得不寻求各种选择，以最大限度地减少即将到来的混乱局面中的风险和挑战。

在上述俄乌冲突急性期后国际体系的三种选择中，对莫斯科来说最危险和可能代价最大的是第一种，即恢复旧秩序。然而，这种情况完全实现的可能性看起来极其不大。第三种情形似乎更容易被接受，甚至对莫斯科有利，然而很难符合国家长期利益——在国家与主要竞争对手之间存在巨大的经济和技术差距下，“无规则的游戏”会导致力量的过度扩张和被迫过渡到世界政治的“第二联盟”。在许多方面，俄罗斯在一个混乱和任意统治世界中的脆弱性可能比其对手更大。

然而，仅靠“革命”设想在一段时间内无法决定世界秩序的未来，因为它没有包含解决全球发展紧迫问题的令人信服的方法。因此，“恢复原状”和“革命”都不是“改革”的有效替代方案；只有改革后的世界秩序才有机会长期稳定运作。

在过去的三十年里，线性逻辑在俄罗斯和西方之间的关系中一直在发挥作用。第42任美国总统威廉·克林顿在他为《大西洋》杂志撰写的专栏文章中做出描述：“我的政策是力求最好，并且要扩大北约，以便为最坏的情况做准备”。这一表述简明扼要地表明了美国的立场：西方影响力的扩张本质上是从实力地位出发的地缘战略手段，它暗含在传播民主、自由主义、自由交换、市场经济等制度的论述中——简而言之，就是 “力求最好”。 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的外交政策战略也建立在“力求最好”的基础上。俄罗斯的第一任外交部长安德烈·科济列夫是亲西方路线的积极支持者。在一系列的演讲和出版物中，科济列夫积极宣传这一观点，但当时已经很清楚，俄罗斯有不准备放弃的一系列重要利益，如果受到压力，俄罗斯和西方之间的危机可能变得更加现实。 在科济列夫的任期即将结束时，他的言辞开始发生转变。这位部长更加积极地宣称北约的扩张影响了俄罗斯的安全利益。曾参与分析冷战局势的美国主要分析家们也注意到了这一点：苏联威慑理论的作者、美国外交官乔治·肯南在1997年为《纽约时报》撰写的专栏文章中公开称北约扩张是“一个致命的错误”，他说这样的政策将不可避免地导致与俄罗斯的冲突：“俄罗斯不会相信美国作出的没有敌意的保证。当然，他们别无选择，只能接受北约的扩张成为既定事实。但他们会始终认为这是西方的进攻，并可能为自己未来的安全寻求保障。”该文章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俄乌冲突爆发原因。 美国最著名的政治学家之一约翰·米尔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在2003年写道，国家是理性的，但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衡量标准，即理性评估其环境并相应调整其战略的能力。美国研究界早就认识到，美国的出发点是自己比其他国家更为优越的理性信念。如果说美国使用“历史的正确一面”和“历史的错误一面”（通常指俄罗斯和中国）的说法，那么俄罗斯的理性，则从另一个角度出发：世界上有几个大国，它们通过军事、经济和社会潜力可以投射力量，成为其他国家政策的重心，这些国家也成为其他地区和发展模式的模板。而这些中心分散在不同的大陆上各自发展——就像“阿特拉斯撑起天空”。如果每个“阿特拉斯”负责他的“一片天空”——则全球稳定，因此“阿特拉斯”之间不能相互争吵，因为如果他们发生冲突，整个天空就会崩溃。这也正是为何全球稳定架构在今天正在面临崩溃。 在最近的一次采访中，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承认，后两极时代已经结束，俄罗斯和美国的全球竞争时代已经开始。我们将不可避免地看到这种竞争以地区危机的形式表现出的激烈冲突，而从乌克兰危机中产生的新体系将建立在相互敌对的基础上。1997年的《北约-俄罗斯成立法案》可能会成为过去式，北约在东欧的军事存在将更加活跃。这种结构将更加危险，让人联想到冷战。然而，如今和当初的状况有着根本差别：那时，每个人都知道错误的代价和危机自发升级的风险。在苏联和西方之间的几次边界危机过程中，人们意识到，我们无法承受一场会带来毁灭的重大战争。 尽管存在敌意，俄罗斯还是会与美国讨论欧洲安全的未来轮廓。漫长的外交马拉松始于2021年11月至12月的俄美磋商，当时进行了外交解决军事冲突的最后尝试。当乌克兰危机的激烈阶段过去后，双方将回到谈判中，共同协商决定欧洲未来的安全局势。然而，很明显，美国现在的利益在于让乌克兰危机持续尽可能长的时间，不断削弱俄罗斯的实力，以便在俄罗斯从乌克兰脱身时更加孱弱。而这将创造一个不同的谈判基础。

近日，印度前外交部长坎瓦尔·西巴尔在印度辨喜国际基金会发表署名文章，驳斥了美国对印度在俄乌冲突中立场的一系列批评。西巴尔称，美国的“印度专家”正在被鼓励并已采取行动不断强调印度在俄乌冲突中的“中立”，以形成反印舆论。

文章开篇，西巴尔直言道，促使印俄关系破裂将有助于西方达成其重要地缘政治目的，即俄罗斯多年来为推动多极化而建立替代性政治组织（如俄印中对话、金砖国家、上合组织）的努力实际上走向失败。他进一步表示，美国以俄乌冲突会导致俄罗斯国防消耗加大为由，公开呼吁印度减少对俄国防依赖。并质疑俄作为印度未来供应商的可靠性的底层逻辑在于，如果印俄防务关系破裂，美国将在印度取得重大军事收益。西巴尔认为，印度战略自主权的关键在于与所有大国保持联系，甚至是与相互敌对的国家。如果印俄关系开始崩溃，那么俄中关系将愈发牢固，印度对俄重要性降低，即实质上印度被视为有效地加入了西方阵营，将降低其在日益严峻的世界局势中保护自身利益的能力。

西巴尔指出，在外交事务上发表的《最后且最佳的机会——选择西方才会让印度成为一个大国》一文中，所谓的“印度专家”实质上认为印度的命运掌握在西方手中。这一观点是罔顾现实的盲目自大。将俄乌冲突视为视为全球社会未来的核心所在，是对过去西方帝国主义时代的倒退。西巴尔认为，随着俄乌冲突对欧洲带来的负面影响加剧，“西方”是否会保持团结尚且有待观察。世界其他地区国家也可能对西方产生反感情绪，因为自1945年以来，未能在欧洲建立一个包括俄罗斯在内的安全架构给各国造成了不可接受的代价。作为曾经的印度驻俄大使，西巴尔表示印俄关系具有超越军事战略层面的联系。西方国家声称俄罗斯试图“重建其昔日的帝国”（包括中亚国家、亚美尼亚、阿塞拜疆、格鲁吉亚、白俄罗斯、波罗的海国家在内）是无稽之谈。就美国国际安全委员会称印度被俄“钳制”的说法，他强调印度与俄罗斯有着悠久的历史联系，这一说法只能体现出美国方面对印俄关系缺乏深入理解。

随后，西巴尔撕开了西方双重标准的虚伪面纱。对于印度因“无视俄罗斯的鲁莽行为可能对世界秩序起到的负面影响”被批评为“短视和冒险”。他一针见血地反问，“西方对伊拉克、利比亚、叙利亚、南斯拉夫和阿富汗的干预开创了哪些先例？承认科索沃是否有违联合国决议？”将印度的行为理解为担心普京会对谴责他入侵的国家削减贸易是在捏造事实，俄持续向欧美供应石油和天然气，直到他们自己切断供应或拒绝以卢布支付为止。西巴尔指出，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欧洲每月从俄罗斯进口约 230 亿美元的化石燃料。此外，尽管欧盟决定制裁俄罗斯石油，但却将匈牙利和斯洛伐克作为例外。然而与印度相比，富裕的欧洲对俄石油和天然气的依赖程度要低得多。甚至美国仍在从俄罗斯购买铀，以避免国内的电力供应中断。美西方对印度能源购买的种种限制，削弱了印度决策者对西方的信心和信任。美国是石油和天然气的出口国，能从高昂的能源价格中获益良多。输家是像印度这样的国家。印度“减少对俄罗斯军事装备依赖”被认为是“出于道德原因的正确举措”。那么增加对美依赖在道德上是否正确？为什么要在军事交易中引入道德？

在俄乌冲突上，印美实际存在利益分歧。西巴尔称印度坚持不在是非混杂的问题上选边站队，而是按照其国家利益行事。这与美国孤立俄罗斯、意图导致其经济崩溃、永久削弱其军事力量并导致政权更迭的利益不一致。他认为美国以越来越多的先进武器武装乌克兰，其明确目的是延长战争并加剧俄罗斯的损失，与印度希望通过停火和外交努力找到解决方案南辕北辙。西巴尔强调印外交政策不能受制于美国优先事项和偏好，尤其是在并非双边关系核心但纯粹基于美国权力游戏的问题上。他承认“美国已成为新德里最重要的合作伙伴之一”，但这是基于共同利益，仅将其与印中关系联系起来是对形势的误读。印度并不指望一个“耻辱地”退出阿富汗的美国卷入印中边境争端。他认为美国要求印度增加对华的威慑，而非对华挑起军事冲突。如果美国真的卷入军事冲突，也将在西太平洋，而非喜马拉雅山。若印度与中国发生冲突，美国将提供不超过外交、物资和情报范围的有限帮助。

西巴尔对美国作为印度合作伙伴的可靠性提出质疑，指出美国与巴基斯坦合作将阿富汗交给塔利班，并留下大量武器，危及了印度的安全，还在诸多问题上干涉了印度内政。虽然“美国及其盟国可以在外交、财政和军事上为印度提供比俄罗斯更多的价值”，但是印度在上述领域向美国提供的价值远超巴基斯坦，而美国并未选择印度而抛弃巴基斯坦。且迄今为止，国防技术与贸易倡议 (DTTI) 一直是一张空头支票。美国虽将因其实力而占据上风，但印度自有其优势，印度是一个亚洲大国，在该地区富有影响力。对于西方暗示中国正在利用维护战略自主权和多极化欺骗印度的说法，西巴尔表示亚洲多极化是世界多极化的前提，一个多极世界并不违背印度的利益。

面对美西方如火如荼的“招安”、“规劝”，印度战略界仍保持了一定战略自主的清醒认识。看似摇摆不定的印度对外政策，实际上一直坚守着国家利益的红线。 

5月24日，“四方安全对话”首脑会谈在日本东京举行。印度前外交官拉吉夫·巴蒂亚撰文称，解读峰会不应囿于峰会本身，而应从国际发展的大背景以及四国内部双边关系持续巩固态势下，特别是从美印关系看待各国的外交走向。他认为此次首脑会谈使“四方安全对话”进一步深化和明晰了有关印太安全、地区繁荣的战略目标。

首先，峰会超越了乌克兰议题的限制。联合声明中虽处处含沙射影，但没有直接对俄罗斯作出谴责，且侧重整个冲突的人道主义方面。这与美国分别和日本、澳大利亚召开的双边会议所发布的联合声明形成了鲜明对比。在《今日俄罗斯》5月24日的报道中，印度前外交部长，前印驻土耳其、埃及、法国和俄罗斯大使坎瓦尔·西巴尔（Kanwal Sibal）解释称，联合声明的这一特点是因为印度认为俄罗斯对印太地区的安全和稳定并无威胁，“四方安全对话”应专注于印太地区，而在此次峰会中印度的这一观点“占了上风”。此前，由于印度在联合国的大多数反俄投票中选择弃权，印度分析人士担心乌克兰问题对印太地区特别是美印关系产生影响。巴蒂亚认为此次峰会为美印关系注入了一剂强心针，美国理解印度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并重新将重点放在应对中国在印太地区的战略影响上。印美双方虽在乌克兰问题上存在分歧，但显示出进一步加强四方安全对话及双边合作的充分准备。

其次，四方安全对话不改反华底色。巴蒂亚直言，四方安全对话的核心驱动力是对抗所谓“中国因意图成为亚洲第一大国而日益加剧的扩张主义和好战行为”。文章称四方安全对话已经就此形成了自己的战略叙事，从未明确使用过中国一词。印度前驻美大使萨尔纳（Navtej Sarna）称其为“代理命名”，这一外交手段在四方领导人联合声明中体现得淋漓尽致，如“我们重申维护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使各国免受一切形式的军事、经济和政治胁迫”等。巴蒂亚认为，中国不仅是维系四方安全对话的“粘合剂”，也是推动该集团内部整合的“燃料”，这一点从不断扩大的对话议程中可见一斑。值得注意的是，基础设施方面，此次峰会上各国作出了一项新的承诺，即四方将在未来五年内向印太国家提供超过500亿美元的投资和援助。巴蒂亚认为虽然这笔援助的重点是东盟国家和太平洋岛国，但资金的一部分也许应到达印度洋地区，惠及非洲地区。巴蒂亚强调，峰会上宣布的《关键技术供应链原则》意义重大，因为它涉及到半导体方面的合作。巴蒂亚对峰会前一天启动的印太经济繁荣框架（IPEF）作出极高的评价，称其明显改善了峰会的氛围。他盛赞这一框架不仅是雄心勃勃的，同时具有可行性，必须得到有力的实施。

最后，印度“双向对冲”意图并无改变。巴蒂亚称印度建设性地高调参加了此次东京峰会，并同意加入印太经济框架，表明其致力于加强多边和双边的战略伙伴关系，“以击退中国日益增长的主导地位”。然而，他指出印度并没有放弃金砖国家外交机制，除了继续现有的合作，印度还同意扩大金砖国家的成员国数量。他声称同时与四方安全对话和金砖国家保持接触充分体现了印度的战略自主性。坎瓦尔·西巴尔在题为《印度在东京峰会上的两场外交胜利》一文中称，全球经济正面临乌克兰冲突带来的新挑战，美国孤立和削弱俄罗斯的战略对欧洲和印度也有影响，其成功与否暂未可知。俄中战略关系的巩固对西方和印度来说颇具挑战。印度正在尽其所能，通过主持上合组织会议和参加金砖国家会议，保持与美国、俄罗斯、欧盟甚至中国的沟通渠道畅通，同时在军事和外交层面与中国进行双边接触以遏制边境对抗。作为此次四方安全对话“不在场的参与者”，面对印度国内甚嚣尘上的反华言论和极端主义思想，中国应持续观察，冷静判断。保持战略定力，管控分歧、加强交流，善用印度国内理性力量，鼓励印度在动荡的国际秩序中维持其真正的“战略自主”。

后俄乌战争时代，中印关系将走向何方？印度战略界众说纷纭，近日，前印度军事行动总干事（DGMO）库马尔中将撰文称，“鉴于乌克兰战后的新形势，即自信的印度在全球的地位正在不断上升，中国战略界需要重新评估其对印度的态度。两国正站在十字路口，这可能会影响两国未来到底会走上共存、合作还是竞争之路。”

这篇题为《乌克兰战争后中印应走共存、合作还是竞争之路》的评论文章首先耗费大量笔墨介绍了“灰色地带”与混合战争的作战理论。在这一叙事背景下，中国维护主权的行为被该作者视为是一种“灰色地带”威胁并对此大肆诋毁污蔑。作者认为，“过去几十年间中国与巴基斯坦愈发频繁地对印度发动了混合战争，以实现包括领土野心在内的国家目标。”除此之外，作者颠倒黑白，称自21世纪以来“在印度北部边境中国解放军试图从多方位以激化边境摩擦点、发动军事恐吓、实施战狼外交以及心理战等手段实现其战略目标。”目前中印双方已就边界问题进行了15轮军长级会谈、22次特别代表级别会谈，但“收效甚微”。中国改善边境基础设施建设的行为被作者称作是“蕴藏着更大的战略阴谋”，表示这些措施“不仅是为了发展边境村庄建设以谋求管辖治理合法性同时提高军事反应速度，更是在试图采取混合胁迫措施，使北部边界成为印度战略焦点，防止印度重新关注印太和其领海海域，从而对印度不断增强的战略信心造成不利影响。”作者强调，“印度必须注意中国遵循的‘三战战略’，即心理战、法律战、舆论战并伴有军事威胁配合。”混合战争没有明确的界限，重点在于直接或通过第三方代理实施信息战（IO）和心理战（PSYOPS）。“社交媒体武器化”的表征是大量虚假信息在社交媒体传播泛滥。在查谟克什米尔以及“拉达克东部”地区，还有伊拉克、阿富汗、叙利亚及乌克兰等国发生的一切生动地展示了“社交媒体武器化”的威力。作者分析指出，随着多边主义和当前多领域混合战争的到来，国家之间特别是印度、中国和巴基斯坦等有核国家之间的关系不再是二元的。

值得注意的是，作者指出，“为了解决当前安全困境，印度在保留其战略自主权的同时，正在通过风险对冲以对抗中国。”文章盛赞印度“在战略上非常精明地出牌”，支持多极世界和亚洲范式，而不是陷入零和博弈，以便在国际舞台上发挥主导作用。目前印度大力推行的东向行动政策也是为了增强印度在东盟国家中的影响力，“调整安全、防务和贸易领域关系”以制衡中国。在大国关系上，作者认为印俄久经考验的准盟友关系正在因为俄中战略融合而“沦为国防合作和规模有限的经济合作。”该现象背后难掩印度对美打“中国牌”的实质，“幸运的是，印中关系恶化的同时美中关系也逐步走向破裂。”但是作者也认识到“其他大国与中印巴三边关系并无甚交集，纵使印度签署了一些安全联盟协议，仍不得不独自与中国和巴基斯坦打交道。”印度从未放弃追求战略自主和独立，在一篇名为《亚洲再次崛起，印度必须抓住机遇巩固自己的领先地位》的文章中，印度观察家研究基金会研究员马图毫不掩盖印度的战略野心。他提出要“抓住美国影响力衰弱的时机，对国际政治潮流加以形塑而非单纯随波逐流，从而成为新秩序中的领先国家，这样一来便很少能有大国能对印度固有政策立场构成干扰。”

“乌克兰战争体现出，拥核国家间也存在常规作战的空间。”作者表示，这一现象使印度战略思考增加了一定实用主义和敏感性色彩。“印度坚定地认为，实控线问题将对印中关系的更多领域产生广泛影响，而中国则截然不同，呼吁双方将边界问题放在一个适当的位置。”就此，在文章最后，作者站在印方立场提出几点应对思路，提出要“在双方基础设施对称和非对称领域建立不同的机制；为实控线设定明确的红线与相对宽容的阈值；研究并积极应对中国《陆地国界法》；利用西藏、台湾、印度历史上的实控线主张进行影响渗透；提高网络、空间、电磁等非动能领域的国际法专业知识储备”等。

针对这些举措，我国也应该未雨绸缪，主动引领塑造中印边境地区管控模式，增强相关专业储备。同时持续关注、高度警惕、积极应对印方打出的西藏牌、台湾牌。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正如文中所言，“互信必须由双方一砖一瓦地建立起来”，“不断要求中国为促进与印度的和解迈出第一步”的印度，也应该对中国的国家利益和战略敏感性予以相应的尊重。

印度防长辛格于6月17日结束了对越南河内为期三天的访问。印度尼赫鲁大学国际研究院教授斯瓦兰·辛格对此发表了题为《新型的印度-越南轴心在印太地区出现》的评论文章。文章指出，辛格此次访问不仅强化了印越关系，而且表明，除澳大利亚、日本、印度和美国的四边安全框架外，越南已经成为印度“印太战略”最有力的支柱。这种迅速加强的双边伙伴关系预示着将对更大的印太区域产生深远影响。

文章首先指出，辛格的访越之行是印度强硬外交政策的又一例证。在莫迪执政的八年期间，印度政府在推行自己的路线方面变得越来越坚定，并承受住了来自朋友和敌人的压力，而这种变化在越南得到了最恰当的赞赏，巩固了两国长期战略合作的基础。在过去的八年里，印越双边贸易增长了一倍多。但让印越走得更近的还是其对中国在南中国海不断扩大影响力感到日益增长的担忧。由于两国在该地区都拥有重要的商业和战略利益，因而，印越两国发现了它们更大的愿景，如通过东盟的“印太展望”和印度的“东向政策”或“印太海洋倡议”，协同他们迅速转变以防务为中心的伙伴关系，这有望使这个新型的印越轴心成为印太机制中的一个强有力的因素。

文章重点论述了印越伙伴关系“以防务为中心”的“轴心”定位。作者认为，印越关系已经从几千年的文明、文化联系以及20世纪反殖民斗争的同志关系（Camaraderie)，转变为21世纪地缘政治视域下一系列以防务为中心的强大伙伴关系。今天，这种伙伴关系已包括定期高层互访、军事训练和交流、联合海军演习、国防物资和联合生产、情报共享以及联合国和平行动合作。事实上，近年来印越伙伴关系开始转向更大范围的海上多边友好关系，这使得它们的合作成为预测印太地区格局不断变化的有趣因素。文章详细列举了辛格此次访问的成就：如向越南边防军移交了12艘高速舰，这是从国防出口转向联合国防生产的重要标志；双方还签署了一系列协议，这表明双方未来合作的性质正在发生改变。

文章接着概述了印越轴心的未来发展路线图。作者将印越共同面临的“中国挑战”视为该新型轴心未来发展轨迹的主要动因，认为此次访问所达成的首份后勤支援合作谅解备忘录充分体现了这一点。该备忘录不仅允许两国军队使用彼此的基地进行维修和补给，而且便利和简化了两国的行政程序。发布《关于印度—越南面向2030年的防务伙伴关系的联合愿景声明》是印度防长此次访问的第二个突破性进展，该文件旨在“显著加强”双方防务伙伴关系的范围和规模。对此，印度防长也解释道，更广泛的“利益趋同和共同利益”以及由此产生的“密切防务和安全合作”是维持印太地区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

文章最后强调印越“以防务为中心的轴心”的战略伙伴关系正在不断深化发展。作者分析了该伙伴关系的深厚历史渊源和坚实政治基础。他认为越南政府明了无论是在河内与法国的长期战争中，还是在与美国的战争中，亦或是在后来与柬埔寨的冲突中，印度在国防问题上是唯一支持它的非共产主义国家。当然，东盟的扩大以及印度在90年代推出的“东向”政策等结构性因素也为印越双边合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2016年，两国关系在莫迪访问越南期间升级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两国在定期的双边和区域论坛上保持联系。多年来，印度已成为越南在石油勘探、农业和制造业领域的主要合作伙伴，不过目前重点显然已经转向军需供给与共同生产、情报共享和联合军演、其他海上和多边合作等。

值得一提的是，不同于部分西方学者过分渲染“中国威胁论”，斯瓦兰·辛格教授在文中以相对温和及模糊的用语如“不断崛起的中国”“中国挑战”等来描绘印越新型轴心发展轨迹的主要驱动力，主张新型印越轴心在印太地区已经出现，并有望成为该地区格局变化的新的火车头。与此同时他也明确强调，与一些西方大国不同，印越两国始终保持与中国接触，而非对抗或完全疏远中国，两国都相信能够通过以接触的方式来实现对中国行为的约束。不可否认，辛格教授在文中所解读的印越轴心模式是值得关注的，因为越南历来不愿意让外国军队如此自由地进入其军事设施,该轴心的建立使印度成为第一个实现这一壮举的国家（原文如此）。但在笔者看来，鉴于作者在文中提到印越两国对中国在南海地区扩大影响力的日益担忧，因此，印越这种以防务为中心、以应对中国崛起为主要目标的战略伙伴关系，仍然是美国印太战略的一种折射，对于维持印太地区正常秩序和格局难以产生深远影响。

近日，新美国安全中心智库印太项目负责人，丽莎·柯蒂斯（Lisa Curtis）在美国《外交事务》杂志上发表了《最后且最佳的机会——选择西方才会让印度成为一个大国》一文。作者在文中表示，印度在俄乌冲突中保持中立态度，暴露了其在多领域依赖于俄罗斯的脆弱性。因此，印度应该利用俄乌冲突这一机会，脱离俄罗斯的控制，并且大胆投向西方的怀抱。因为与俄罗斯相比，美国及其盟友能够在外交、财政和军事上向印度提供更多帮助，与美欧并肩作战并不会给印度带来任何损失。

文章指出，与世界上绝大多数民主国家不同，印度在此次俄乌冲突中始终保持中立态度，甚至在某些问题上选择支持俄罗斯。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印度积极地加强了与俄罗斯的经济联系，尤其是加大了对俄罗斯原油的购买。尽管印度的购买量仍远低于欧洲国家，但欧洲国家正努力大幅降低对俄罗斯的依赖。相比之下，印度给予了俄罗斯一条可能的生命线。对印度决策者而言，尽管令美国不快将会对印度的前景造成负面影响，但他们预计，印度对于美国制衡中国至关重要，因此印度可能不会遭到强烈反对。到目前为止，他们做出的判断是正确的，拜登政府对印度的中立表态只发表了温和的批评。

作者又将矛头指向中印边境冲突，她认为印度拒绝谴责俄罗斯的入侵行为，原因不仅仅是对于俄罗斯的军事依赖，而更多的是着眼于俄政府长期以来向其提供的外交支持，包括在克什米尔问题上的支持，因此印度不愿与伙伴国家发生冲突。在2020年6月中印爆发边境冲突后，印度立即向俄罗斯寻求外交援助，希望俄罗斯能缓和紧张局势，防止全面冲突的爆发。印度官员估计，俄罗斯对中国的影响力比其他任何国家都要大，因此它或许能够使得中国退让。而俄罗斯确实在中印边境冲突缓和后，牵头了一次线上的俄中印三边外长会议，以调解中印间紧张氛围。

作者接着指出，在某种程度上讲，印度的担忧是可以理解的，但从更广泛的角度来看，印度政府的做法是十分短视且极具危险的。虽然谴责入侵可能会恶化印度与俄罗斯的关系，但拒绝表明立场可能会疏远一个更强大的国家——美国。尽管拜登政府对于莫迪政府中立的态度表示不满，但也理解印度不可能在一夕之间便摆脱对俄罗斯的依赖。值得注意的是，拜登政府的耐心是有限度的。随着俄乌冲突持续的时间越来越长，如果印度始终不改变自身立场，美国越有可能将印度视为一个不可靠的伙伴国家。因此，尽管印度自身不愿意在西方与俄罗斯之间选边站队，最终莫迪政府依旧需要在两者之中做出选择。

作者明确表示，中立和支持是有区别的。随着俄乌冲突的加剧，印度继续进口大量的俄罗斯原油和天然气，美国可能会将印度视为一个纵容者。为了保持美国与印度不断深化的关系，美国的决策者们希望确保印度不会为俄罗斯的入侵提供便利，还希望印度摆脱对于俄罗斯的军事依赖。同时作者指出，如果美国想让印度进一步融入自己的阵营，远离俄罗斯，那就应该采取额外的措施，比如，可以让印度获得更多美国的敏感技术，以增强印度的防务能力；还可以激励美国私营公司在印度共同开发与生产更多的高科技军事装备，以使印度拥有大规模采购的能力。

作者在文章中表现出明显的美国中心主义，通过鼓吹美国优势，借机贬低中俄，蓄意挑拨印度与中俄关系。一方面，作者强调，对印度而言，拥抱西方可能会令其不安，因为印度有着引以为傲的战略自主的传统，它更倾向于一个不必在主要地缘政治集团之间做出选择的多极世界；另一方面，作者又针对中国说事，认为中国乐于利用印度的担忧，并在很大程度上享受当前的局势，甚至声称中国将这场冲突视为一个机会，通过承诺建立一个多极世界以拉拢印度，同时在莫迪政府与拜登政府之间制造隔阂。文章最后十分露骨地表示，印度不应该参与中国所建立的体系之中；印度保护自己的最佳方式就是不被中俄两国所利用；同时印度还应该展示自身实力，包括公开反对俄罗斯的侵略，而不是被普京政府吓倒。这就意味着印度应该深化与美国的伙伴关系，只有美国才是帮助印度实现其大国雄心的最佳选项。然而，印度战略自主的传统决定其并不会如作者在文中所描述那般，追随美国以实现大国雄心，相反，印度依然会在各方势力之间摇摆，因为只有保持中立才是最符合印度国家利益的战略方针。

近期，美日印澳在日本举行的四方安全对话领导人峰会备受世界关注。5月17日，观察家研究基金会美国分支执行董事德鲁瓦·苏杰生（印度外长苏杰生之子）与布鲁金斯学会外交政策项目高级研究员坦维·马丹合作撰文造势，指出此次的峰会将涉及从印太经济框架这类多边经济项目到斯里兰卡的国内经济政治危机，再到中国近期与所罗门群岛达成的协议等区域发展事态。本次峰会也将是该集团加快安全合作的一次重要机遇。现在是时候让四方安全对话发挥其潜力了。

文章首先指出，四方安全对话并非一个边缘组织，白宫将其描述为“一个关于印太事务的……首要区域小集团。”四方安全对话必须就印太地区的共同安全关切开展更多合作，以确保其能够适应快速变化的危机如地区军事冲突和自然灾害，并管理其可能实现目标的期望值。作者认为，虽然四方安全对话取得了有意义的进展，但目前中国日益增长的自信，要求该集团必须采取更为紧迫的行动。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无端攻击”只会使四方安全对话变得更有意义。文章甚至渲染“亚洲在中短期内也有发生此类侵略的可能性，以及遏制或应对这种侵略的必要性”，四国集团确保该地区集体和平与稳定的使命变得更加关键。

文章从三个方面总结了四方安全对话近年来所取得的进展。第一，四方安全对话已经具有更为机制化的身份，涵盖四方成员多个级别的会议，包括领导人会议、部长会议、高级官员会议和次级事务专家会议，并定期发布联合声明，概述共同立场。第二，四国政府扩大了对话的范围，就越来越多的问题建立了正式合作，并为该地区普遍存在的一系列政策问题提供解决方案，还基于四国的互补优势建立区域性倡议，例如，结合美国技术、日本融资、印度生产能力和澳大利亚物流，向印太地区运送新冠病毒疫苗的公共卫生倡议。第三，四方安全对话在安全议程上也取得了一些进展，双边安全关系同样得到了加强。该集团就中国构成的战略风险进行了最高级别的磋商，并讨论了更广泛的印太地区的安全问题。如今，四方安全对话成员一方面通过更为频繁的联合军演，为安全合作与发展做出了真诚的努力，另一方面推出了一系列令人眼花缭乱的双边安全安排和协定，强化了其内部关系。

针对四方安全对话面临的阻力，作者重点强调应当发挥其在安全方面的潜力。虽然四国在俄乌冲突问题上暴露出内部分歧，但这并没有使其内部关系变得紧张。四方安全对话反而为其成员共同应对该地区新出现的资源和能力限制带来的挑战，­­提供了一个平台。尽管美国在其关键战略文件中概述了一个声势浩大的区域性议程，但美国政府只批准了有限增长的国防预算。正因为美国无法独自承担印太区域的安全，这些限制进一步加强了美日印澳分担更多责任的必要性。因此，提高四方安全对话克服这些限制的能力是至关重要的，其部分原因在于该集团的持久性取决于其兑现承诺的能力。四方安全对话必须证明它可以成为一个有效的集团，既要向其成员展示其效用，又要向区域社会表明它有能力解决区域问题。四方安全对话确实体现了一种不同的分担责任的方法，即基于更松散的联盟和更好的协调来实现印太区域安全与稳定。

文章最后对四方安全对话的未来发展路径进行了分析。首先，四方安全对话必须专注于落实与巩固其现有的倡议，并使其与其他志同道合的伙伴和组织的接触多样化。其次，四方安全对话成员也必须具备灵活性，通过他们之间的无缝协作，为应对快速变化的全球发展做好准备。再次，四方安全对话还应专注于深化其安全接触，以解除印太地区的其他国家对四方安全合作抱有的担忧。鉴于其面临的挑战的紧迫性，四方安全对话自身需要做好准备，尤其是在中国问题上。最后，四方安全对话还应加快现有双边合作活动，并扩大其安全合作领域。

综上，文章借由俄乌冲突，引申出四方安全对话重视印太区域共同安全关切的必要性，尤其是通过渲染“中国威胁”以及“台海问题”等，提出此次四方安全对话应当优先考虑集团安全议程的建议。尽管作者一再声明四方安全对话不是一个安全联盟，也不会成为一个安全联盟，但文章最后仍毫不掩饰地强调，随着四国在日益严重的全球危机面前寻求合作与协调，以及中国在整个印太地区不断增加的军事存在和自信，四方安全对话必须制定更强有力的安全议程，才能够在未来几年内维持自身和该地区的稳定与发展。

《欧亚时报》编辑委员会主席普拉卡什·南达在其文章中指出，尽管美国与欧洲的北约国家对新德里在俄乌战争问题上保持中立态度持强烈的保留意见,但美国与欧洲北约国家正日益清楚的意识到，不能疏远或对抗印度这个“全球摇摆国家（global swing state）”，因为印度将在维持世界地缘政治秩序的稳定方面发挥越来越重要作用。

文章首先指出，乌克兰战争本质上是一场欧洲战争，它并没有改变世界地缘政治已发生结构性变化的事实。文章引用印度前国家安全顾问梅农的话说，冷战时期，全球秩序的中心断层线是美苏在欧洲的对抗，现如今，欧洲只是地缘政治大戏中的一个插曲，而亚洲才是真正的主角。当今世界经济的重心已经从大西洋转移到乌拉尔山脉以东，可能影响全球秩序的地缘政治争端和安全困境集中于亚洲沿海地区，世界正在寻求一种新的平衡来应对中国的崛起。

在南达看来，亚洲复杂的政治动态不易自发地生成如在乌克兰发生的那样激烈对抗。乌克兰战争不会改变亚洲的基本地缘政治格局，除非美国从其印太战略上分心。在这里，无论是在意识形态领域还是国家利益方面，西方主张的主要竞争对手是中国，而不是俄罗斯。在这场竞争中，印度是西方的天然盟友。像印度这样的摇摆力量给西方国家在与中国的地缘政治竞争中带来了优势。但如果印度向中国倾斜，情况将会不同。正是意识到这种基本的地缘政治因素，现在西方国家才改变了其早先对印度在乌克兰战争中保持中立立场的严厉语气。如今，西方国家对印度的“战略自主”和国家利益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和理解。

文章对“全球摇摆国家”作为一个地缘政治词汇的来源和意涵进行了分析，并根据方丹（Fontaine）和丹尼尔·M·克里曼（Daniel M. Kliman）在《全球摇摆国家:巴西、印度、印度尼西亚、土耳其和国际秩序的未来》中的理论逻辑，认同印度是“典型的全球摇摆国家”，即拥有庞大且不断增长的经济体，居于一个地区的中心地位或成为多个地区的枢纽，并在国内拥有民主政府的国家。因此，就美国的外交政策而言，关注印度这样的摇摆力量可以带来巨大的地缘政治回报，因为它们对待国际秩序的态度比起中国或俄罗斯等老牌大国来更加灵活和开放。此外，它们对于是否承担新的全球责任或者使关键挑战的解决复杂化等问题所作做的选择，可能会对国际事务的进程产生决定性影响。文章还指出，从过去两个月各国政要对印度的高调访问可以看出，印度作为“全球摇摆国家”的国际形象正在日益提升。现在印度希望扮演一个重要的全球角色。印度近年来不断寻求扩大后的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席位就是明证。

文章对于印度的平衡外交政策进行了评论，认为印度一直在外交政策实践和选择中淡化军事冒险主义或武力主义，尊重所有国家的领土主权，倡导以规则为基础的治理以及印太地区“所有国家的安全和增长”，也被视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作者借用波兰国际事务研究所高级分析师帕特里克 · 库吉尔(Patryk Kugiel)的话说，尽管印度不是欧洲的正式盟友，但它在许多关键问题上仍是不可或缺的合作伙伴。在对待印度的方式上，欧盟应当考虑印度作为“全球摇摆国家”的角色以及日益增强的经济实力将会如何影响国际体系。加强与印度的合作对于应对全球挑战、建立新的规则和机构将至关重要。与此同时，作者也毫不忌讳地论及西方尤其是美国希望印度站在自己这一边，以应对中国的挑战，并指出中国学者也已经认识到了这一点。例如上海大学的连波认为，与其说印度是一个“摇摆国家”，倒不如说是美国“楔入战略”的“目标国家”。就实质而言，美国的楔入战略就是要通过阻止亚洲出现战略联盟或战略合作，以孤立中国，其目的是为了修正国际秩序，减少中国的崛起对美国主导的印太秩序带来的冲击，而印度则是美国“楔入战略”的目标国家。

综上，俄乌冲突及美欧对俄制裁的持续升级使一向摇摆的印度在外交事务中面临巨大压力。虽然新德里保持中立态度受到美欧国家的严厉指责，但同时也使印度成为各方势力争取和关注的焦点。南达从乌克兰战争的本质、全球摇摆国家的作用以及美国“楔入战略”的目标等方面进行分析，旨在为印度的平衡外交政策进行辩护，主张将印度这样的“摇摆力量”稳定在自己一方，对美国或任何欧洲大国来说都意义非凡。文章最后指出，在这种情形下，任何针对印度在俄乌战争问题上保持沉默而进行的不当批评，都会反过来影响西方的长期利益；把印度这样的摇摆力量推向中国或者俄中阵营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近期在首都路易港和其他城市爆发的游行抗议表明，毛里求斯的经济发展举步维艰，想要恢复到新冠疫情之间水平极其困难。生活成本的大幅提升和进口贸易息息相关。因此，全球的不确定性因素将继续导致汽油、天然气和食品价格上涨，预计情况不会有所改善。旅游业的萎靡及其对失业的因果影响关系与示威者的诉求不无关系。然而毛里求斯作为非洲国家，始终是一个成功的象征，甚至被视作是非洲大陆的例外。人口只有130万，却能够在经济层面上展现出一些令人瞩目的数据。尽管新冠疫情导致经济水平大幅下降，但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8，627美元)仍然仅次于塞舌尔(10，764美元)，是非洲大陆国内生产总值排名第二的国家。根据世界银行的标准，毛里求斯维持着极高的人均GDP水平，并且仍然是外商直接投资（FDI）的首选目的地。法国开发署（AFD）通过贷款和各类项目大力支持毛里求斯的公共部门及私营部门。

作为非洲联盟的成员国，毛里求斯是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和东部和南部非洲共同市场的成员，既属于法语国家及其地区国际组织，也属于英联邦组织。毛里求斯作为印度洋委员会（COI）成员，长期在组织中表现活跃。这个政府间国际组织目前由科摩罗、塞舌尔、马达加斯加和法国的海外省留尼汪岛组成联盟，可以说这是法国加入的唯一一个非洲组织。自2013年以来，印委会一直通过MASE计划（海事安全）发展区域海事安全架构，尤其尤其是在塞舌尔建立了区域行动协调中心和在马达加斯加建立了海事信息融合中心。

毛里求斯作为一个岛国，在二十一世纪的西部战略空间中发挥着根本性的作用。作为通往印度洋的重要支撑点，毛里求斯凭借着自身的战略定位，继续吸引着各综合实力强大的国家，如中国，日本，印度，欧盟，法国等国。此时的毛里求斯正处于其历史上的一个决定性转折点，并将不得不以蓝色经济（即气候和生态）为中心的全球战略来构建其未来，同时要抵制外部干预。同许多国家一样，在国内政治中，毛里求斯既需要重视保护环境又必须坚定不移搞发展，以便走向“公正过渡”。

随着顿巴斯的炮声隆隆响起，乌克兰人在最终解放的切尔米霍夫(Tchermihiv)和治托米亚(Jytomyr)地区拾起了乌军的尸体，自南斯拉夫战争以来欧洲最大的战火所带来的第一个教训正在显现。旧世界已经死亡。
直到最近，时任德国国防部长的冯德莱恩女士（Van der Leyen）还拒绝向乌克兰出售武器。她认为，发达国家应该通过对话解决他们的分歧，表明整个民族的意志。德国人对自己终于从一段被他们搅乱的历史中走出来感到满意，他们很少关心世界的困境和地缘政治的忧虑，忙着把他们的豪华汽车销往世界各地。
今天，他们正在为自己对短期利益的迷恋和大意付出代价。在关闭核电站后，他们将自己的能源模式建立在丰富的俄罗斯天然气供应上，而没有预见到其中断的可能性。祸不单行，德国出于安全考量把自己交给了美国。简而言之，它必须在俄罗斯和美国之间做出选择，而德国无法做到平衡，再次暴露了其战略上的不成熟。一旦俄乌这场战争的第一波骚乱过去，德国人是否会回到他们的传统战略模式吗？欧洲战略自主权的出现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的态度。在对俄罗斯这个“情人”感到失望后，他们会重新投资于欧洲的“婚姻”，还是会投入到与山姆大叔更深的冒险中去？
俄罗斯的军事行动提醒我们，国际关系的基础是权力关系，没有理由将军队排除在外。古人说：“如果你想要和平，就准备战争。”普京提醒欧洲人，不知道如何保护自卫的国家就没有发言权。他们应该从中学习，同时问自己一些问题。当他们的主要竞争对手现在在世界另一端的中国海时，他们的美国 “保护者 ”有常规手段来保护它吗？美国的核保证是否有任何价值，或者是基于虚张声势？哪个美国总统真的会在北约国家被入侵的情况下冒着引来对美国的战略报复的风险动用核武？使用战术核武器作为最后的手段，冒着将欧洲变成一个核战场的风险，这对美国而言难道不是一种诱惑？除了重新武装欧洲大陆，没有其他选择。
最后，我们决不能误解威胁，让事件蒙蔽我们的眼睛。今天，俄罗斯的军事信誉已经受损，其军事实力也因在乌克兰遭受的损失而被削弱。尽管那里的战斗仍在继续，但对欧洲直接的军事威胁的幽灵已经暂时过去。因此，当务之急不是以任何方式重新武装，而是为威慑性防御建立结构性基础，这在必要时是有效的，以避免在任何情况下对我们的安全造成进一步的压力。将安全工作外包给美国并不能满足上述任何需求。
记者和评论员无辜地或自满地使用 “西方 ”一词。但这个词指定了一个虚拟的地缘政治集团，为美国领导世界而服务。“西方”这一概念只是表达了一个无力的欧洲对盎格鲁-撒克逊集团利益的服从。因此，我们看到一个弱小的欧洲购买美国的军事装备并资助美国的陆军基地，从而证实了保护国制度。这种威严的依赖性保证了华盛顿不会出现潜在的竞争者。有趣的是，正是来自旧大陆的钱资助了大西洋彼岸的军事工业游说团。
法欧设想和盎格鲁-撒克逊设想之间的战略竞争是一场真正的地下战争。与盎格鲁-撒克逊人为了诋毁它而自以为是的说法相反，法国外交所追求的目标并不是破坏民主国家之间古老的团结，也不是结束北约这个集体防御的重要支柱。它包括重新平衡大西洋两岸的力量，将一个事实上的保护国变成一个有效的联盟。在世界维护中，围绕人权的共同价值观只能从中受益。另外，欧洲人将不再迫使自身的国家利益服从于美国人的利益，美国人最终会发现，拥有强大的盟友，即使这意味着接受某些摩擦，也比无用的附庸要好。
历史上充满了因民族或其领导人的傲慢、过分行为而产生的灾难。因此，俄国人在很大程度上高估了自己的实力，低估了他们所否认的乌克兰民族的抵抗能力。毫无疑问，普京希望通过闪电式的军事干预使他的邻国感到惊愕，让欧洲人无法做出反应，并通过再次向美国人展示既成事实来重新占据上风。这是一次失败的行动。人们永远不应低估对手。如果克里姆林宫只限于扩大东伯利亚的边界和占领亚速海的海岸，它就会实现其战争目的。由于想要改变政权，即 "去纳粹化"，它高估了自己的实力。对基辅的围攻是一场可以预料的惨败：不摧毁一座城市就无法占领它，而俄罗斯和东正教对这座城市——“他们文明的摇篮”这一表述并不允许俄罗斯摧毁它。普京总统从他的第一个举动就注定了他会迎来一个可预见的羞辱性失败。乌克兰让俄罗斯的力量损失惨重，以至于他别无选择，至少要实现他的最低限度的战争目标。他将把所有的力量和意志投入其中。这事关他的国家大国地位的维持。
这最后一点似乎没有被泽连斯基理解。他可能在俄军入侵的头几天以一种出乎意料的坚定拯救了他的国家，防止了所有人陷入预期的崩溃。不幸的是，这位曾经的演员似乎为他所创造的角色所困，而牺牲了形势所需的政治和战略距离。乌克兰军队的韧性和在整个欧洲产生的激增的同情心，让他最终将只失去难以保卫的讲俄语的地区和一些外延领土，而且他将更接近欧盟和它的资金，等待双方长期的整合。当俄国人撤离基辅和乌克兰北部时，出现了一个局势相对缓和的时刻。泽连斯基沉醉于成功，错失良机。
另一方面，乌克兰总统对法国和德国的道德教训，指责两个欧洲大国没有给他足够的帮助，没有完全断绝与莫斯科的经济关系，这有可能对他不利。他自己不是继续用那些轰炸乌克兰的俄罗斯人的气体给他的人民供暖吗？不确定的是，已经被融入欧盟的“极端大西洋主义”东欧国家所拖累而遭遇不幸的法国，会不会非常热衷于加入乌克兰，而乌克兰与盎格鲁-撒克逊人的一致性正变得越来越明显。泽连斯基没有政治文化，似乎没有衡量他所承担的风险。他可能很快会发现作秀政治的局限性，并在不知不觉中让他的人民付出代价。
世界格局正在我们眼前重新组合，大战略又回来了。尽管法国没有成功地扮演“调解人”的角色，但在这种情况下可以说，它是欧洲集体安全不可或缺的力量。虽然军事上不如俄罗斯强大，但它仍然是一个可信的角色，而且是一个拥有核武器的角色。在不放弃其原则、人权和权力平衡的前提下，法国在俄罗斯“帝国主义”和盎格鲁-撒克逊的“好战顽固主义”之间提出了符合其政治传统的第三条道路。它的“合理外交”是唯一有可能避免欧洲陷入危险螺旋或僵局的方式，前提是它的部署没有受到阻碍。

法国是对外发展援助的主要参与者，特别是在非洲。法国的国家对外发展援助从从一开始就有一个显著特点，那就是将受援国与本国利益绑定且倾向于让己方占据更多利益。然而， 2021年8月4日颁布的关于团结发展和打击全球不平等现象的法律指出，对外援助这一政策的首要目标是消除贫困，因此这项政策的实践应更为重视团结受援国与援助国。
这种矛盾从一开始就贯穿了法国的对外援助，以至于将其称为 “自利的团结”更为合适。早在1961年，经常被称为 "合作之父 "的戴高乐将军就说过：“所有昨天还依赖我们、今天成为我们好朋友的不发达国家都在要求我们提供帮助和援助。但如果不值得，我们为什么要给予这种帮助和援助呢？”60年后，共和党参议员Hugues Saury和社会党参议员Rachid Temal有些失望地指出，"法国官方发展援助中只有极少数份额，即2018年可规划国家援助的18%，惠及最不发达国家"。但事实上，根据援助数据，几年来受益最大的是那些相当富裕的发展中国家。
在马克龙的五年总统任期即将结束之际，他的对外援助政策如何呢？虽然现任总统乍一看似乎在与他的前任保持距离，但实际上他基本上是在追随他们的脚步。
2017年11月28日，马克龙在瓦加杜古的演讲中概述了他对非洲和发展援助的愿景。
关于国家发展援助的问题，他宣布法国将“胜任这项工作”。除了重申大幅增加援助的承诺，到他任期结束时，援助额应上升到国民总收入的0.55%，即146亿欧元，而2017年的援助额为97亿欧元，他还反复提醒大家，这些钱需要“用到实地”，直接给“最需要的人”。具体到面临许多挑战的萨赫勒地区，法国总统提到了几个月前，即2017年7月成立的萨赫勒联盟，并强调了这一政策的特殊性，马克龙认为，此举可将法国及其他欧洲大国的援助款项结合起来，统筹调配以发挥更大作用。最后，他坚持认为他希望首先解决非洲青年的问题，并明确指出其他人将帮助他这样做：“这些是非洲事务总统委员会的成员。大家的声音将不经过滤地传达给我。”该委员会最初由八名成员组成，其中大部分来自非洲侨民，旨在为总统提供关于非洲的原创性和非机构性的观点。除了制定行动建议外，其任务的一个重要部分是直接向国家元首传递非洲大陆社会的看法和期望。
马克龙在布基纳法索首都表达的良好意愿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得到了证实。在2018年大使会议的讲话中，马克龙总统宣布为2019年预算增加10亿欧元的承诺授权。然而，虽然财政资源的增加是必要的，但这并不充分。
马克龙希望改变援助方法。他在2019年大使会议的讲话中指出，必须在“新伙伴关系”的框架内设想与非洲的关系，同时他希望能够改变援助方式。更确切地说，这是一个“与非洲人一起为他们采取行动和工作的问题，考虑与他们一起行动，并认为最先进的行动要与非洲人一起在非洲进行”。简而言之，正如几位援助决策者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所表明的那样，现在不再是为非洲做事，而是与非洲一起做事，这对真正的合作政策来说是个好兆头。
“我给他的作文[注1]打18/20分，但在连续评估中没有达到平均水平。他的话很完美，但他的问题是在真正的实践过程中。”这就是贝特朗·巴蒂教授（Bertrand Badie）对马克龙总统在多边主义或欧洲问题上的行动的评价，此评价也可延伸到官方发展援助。
虽然增加官方发展援助的愿望是值得称赞的，但重要的是要澄清误解。发展援助的问题不能纯粹用金额数字来解决。只要注意到在1960年代援助超过了GDP的1%就足够了......而这在发展中并不特别明显。更重要的是，增加无效预算的金额很可能无法解决这个问题。以承诺拨款10亿欧元为例：在总额中教育和卫生分别只占2亿和1亿欧元。此外，还有待观察的是，这些款项中哪些将分配给法语国家组织或著名的医疗机构，哪些将留在基础教育和初级卫生方面，而这些才是在消除贫困方面真正有意义的项目。
但最重要的是，如何逐步使用这10亿欧元也是个问题。虽然解决最为贫穷国家的现实困难迫在眉睫，但款项不是一笔到位的，平均每年1亿欧元直到2031年。在当地工作的非政府组织成员给出了更细致的评估，他们将这个结构比作一个“空壳”，因为已经存在萨赫勒联盟这样的组织了。
非洲事务总统委员会（CPA）也受到了大家的质疑，委员会成员究竟可能代表谁？劳伦斯·卡拉姆（Laurence Caramel）在2018年底发表的一篇关于非洲事务总统委员会的文章的开头很好地总结了这种情况："国家元首依靠这个异质的圈子来捕捉非洲大陆新的经济和文化精英的期望。" 因此，非洲事务总统委员会是否能代表社会大多数群体的期望是值得怀疑的。
最后是援助方法的改变。援助的方式经常体现的是一种等级关系。隶属于法国开发署的专家局是一个负责设计和实施国际技术合作项目的国立机构。细细观察便可发现这个机构是法国经济外交的一部分，是法国全球影响力的代名词。
总而言之，在大选期间，候选人们一定会在辩论中提到对外援助这一话题。而无论谁胜选，外界都会密切关注其在竞选期间说出的承诺能否兑现。

[注1]：法国考试为20分制，一般17、18便是非常高的分数。

9月24日，四方安全对话领导人在华盛顿举行了首次线下峰会。四国领导人在会后发表的联合声明中表示同意共享卫星数据，以监测气候变化、可持续利用海洋资源并进行备灾和救灾。这三个术语经常在各种峰会和研讨会中出现，但当四方安全对话开始使用这些术语的时候，他们是有意愿且有能力实现以上目标。空间领域的合作迫在眉睫，而四方安全对话是一个在该领域拥有强大能力的组织。

气候变化不止涉及一个变量，每个国家的卫星和空间载荷都具有不同的监测和评估能力。例如，温室气体是人为气候变化的根源，主要由美国和日本监测，印美日三国的全球变化观测委员会（Global Change Observation Mission）监控由气候变化引起的其它海洋物理化学变量。卫星运营机构通过地球观测卫星委员会等各种多边科学机构共享地球观测图像和数据集。但是如果四方安全对话对类似协议感兴趣，四国之间可能会优先共享卫星数据并进行新的科学合作。

美日印澳四国都发布了各自的海洋开发战略文件，其共同点是承诺可持续利用水面、水下和海底资源。渔业是最主要的海洋资源利用方式，这不仅是印太地区的重大关切，也是全球的重大关切。四方安全对话计划在海洋领域共享卫星数据，这一举措可能有助于打击公海范围的非法捕鱼、海盗以及非国家行为体的犯罪行为。这些数据可以帮助海军、海岸警卫队、渔民群体乃至于整个蓝色经济价值链，为创建可持续的工业生态系统做好准备。

四国都很容易遭受自然灾害的打击。为了加强彼此之间的经济联系，四国必须通过共享卫星数据协助彼此应对自然灾害。目前四国之间存在一些合作，但仍需进一步扩大合作范围。美印即将联合发射尖端卫星，日本则在抗灾商业卫星领域占据优势。四国之间就共享此类商业卫星数据达成谅解将有助于缓解不稳定的环境状况及其社会经济影响。

全球科学机构确实在共享有关气候变化、自然灾害以及资源可持续利用方面的卫星数据，但这些机构大多是学术性和非政治性的。四方安全对话可以在使用这些数据的同时，在行动中注入必要的政治决心，这将是制定建设性气候解决方案的关键。四方对话在首次线下峰会上就同意致力于应对全球挑战，表明了其利用科学解决地球问题的政治意图。如果这一趋势能够保持，四方对话的太空目标将对世界政治产生持久影响。

美国从阿富汗仓促撤军、塔利班接管政权等一系列变动影响了整个世界。阿富汗局势依旧混乱，且未来发展方向仍不确定。与“必须有一条腿着地（keeping one leg on the ground）”这一古老的军事格言相反，阿富汗的局势是两条腿都悬在空中，目前还没有办法安全落地。自从塔利班夺取政权以来，为了得到国际社会的承认，它一直在努力构建一个以大赦、族群和解、稳定和重建为重点的“温和叙事”。但观其言而察其行，新政府绝无任何包容性可言，塔利班政权并不具备合法性。塔利班重掌政权将在全世界产生连锁效应、示范效应和激励效应，将极大地刺激伊斯兰极端主义。全球和地区大国在阿富汗的持续冲突中拥有政治和经济利益，他们担心阿富汗不稳定所产生的溢出效应。

巴基斯坦将当前的阿富汗局势描述成“印度的失败”。美国可能会通过巴基斯坦给予阿富汗援助，并将印度排除在阿富汗问题之外。中国在阿富汗局势中发现了机会，继续进行它与塔利班之间的高级别外交对话。俄罗斯在阿富汗问题上寻求一种规避风险的政策，它主要担心阿富汗的极端主义哲学被传播到中亚地区。阿富汗的中亚邻国对塔利班接管阿富汗持不同立场。乌兹别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可能承认塔利班对阿富汗的统治。塔吉克斯坦并没有和激进分子接触，并对塔利班政府采取了强硬立场。伊朗曾对美国撤军表示欢迎，但当塔利班宣布建立临时政府以后，伊朗又感到不安。

阿富汗政权的变化给印度带来了长期挑战。印度应当预料到恐怖主义和激进主义抬头，并做好应对准备，印度国内很担心阿富汗局势对印度国内安全的影响。该地区的地缘政治动荡将影响印度与中国、巴基斯坦、美国、伊朗的双边关系。印度应当通过人道主义援助继续发展印阿两国之间的人文联系，进一步努力促使西方制裁巴基斯坦，并通过加强与伊朗和塔吉克斯坦等地区国家的合作来调整其政策。

塔利班掌握阿富汗政权将产生巨大的地区和全球影响。随着巴基斯坦成为前线国家，它将大力推动全球圣战恐怖主义。国际社会应当坚定立场，质疑塔利班政权的合法性，认识到巴基斯坦在当前危机中所扮演的角色。总体而言，阿富汗的局势仍充满不确定性和复杂性，形势岌岌可危，未来风云莫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