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评论】安德烈·伊萨耶夫：俄罗斯与土耳其的天然气伙伴关系是对西方制裁的回应
11月初，欧盟再次将对土耳其的制裁延长一年，原因是土耳其涉嫌在塞浦路斯海岸非法勘探气田。欧盟的作为可以理解，因其有义务保护其成员国的利益，在这种情况下即保护希腊和塞浦路斯的利益。但专家认为，欧盟这一最新举措应该放在更广泛的背景下看待。天然气的开采、运输和供应问题已经在全世界呈现出一个独特的政治局面。
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在俄罗斯能源周国际论坛全体会议上发言时表示：“如果我们的合作伙伴对此感兴趣，我们可以通过在土耳其建立欧洲最大的天然气枢纽，将波罗的海底部的北溪过境量减少的部分转移到黑海地区。”其合作伙伴土耳其热情地接受了这一提议。
值得注意的是，“天然气”问题对土耳其不仅具有经济或政治意义，这也成为土耳其在国际舞台上取得成功的象征。土耳其早就提出了成为主要天然气交通枢纽的目标，如果可能的话，还将成为向欧洲提供天然气的销售商，并正在努力实现这一目标。目前，土耳其领土内有七条主要天然气管道，四个正在运营的液化天然气接收站。土耳其正在积极开发的黑海天然气田，计划在一个月内将第一个天然气田投入运营。
然而，并不是所有人都相信土耳其关于该国领海天然气“储量巨大”的报道。一些怀疑论者甚至开玩笑说，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Gazprom）将为这些油田铺设管道，而BOTAÜ（土耳其的天然气公司）将干脆连接上管道。
与此同时，土耳其能源和自然资源部长法提赫·登梅兹在接受TRT Haber（土耳其电视台）采访时表示，“如果需求增加，仅靠俄罗斯天然气可能不够。”因此，土耳其目前正在与中东、北非、中亚甚至东南亚——总共约六个管道和液化天然气供应国商谈。鉴于如此广阔的地理范围，供应物流将相当复杂，但土耳其计划明年年初与拟建枢纽的潜在天然气供应商举行会议，这证明了其意图的严肃性。
通过实施这一项目，土耳其预计将获得相对便宜的天然气以及向欧洲市场销售俄罗斯燃料的款项甚至佣金。当然，在普京发表上述声明几天后，土耳其财政部长努雷丁·内巴蒂必定重申其对俄罗斯天然气的折扣和延期付款的要求，否则土耳其就不是土耳其了。
与此同时，尽管欧盟委员会已经正式禁止购买俄罗斯天然气——今天西方的政治凌驾于经济之上，匈牙利和塞尔维亚仍在继续购买。许多国家都愿意购买俄罗斯天然气，但同时遵守“制裁的适当性”规则，而拟建的天然气中心将不可避免地混合来自不同供应商的天然气，这将有助于遵守这一“适当性”要求。
至于土耳其与西方盟友的关系，美国和欧盟都一再持续邀请土耳其领导人加入反俄制裁，这是土耳其迄今谨慎避免的事情。在普京和埃尔多安同意建立这一中心近一周后，美国负责打击资助恐怖主义和金融犯罪的助理国务卿伊丽莎白·罗森伯格访问安卡拉和伊斯坦布尔，访问中讨论“包括由30多个国家组成的广泛联盟对俄罗斯实施的制裁和出口管制、能源安全、反洗钱政策以及打击资助恐怖主义”一系列议题，美国财政部表示“这些会议确认了美国和土耳其在应对因逃避制裁和其他非法金融活动而造成的风险方面建立密切伙伴关系的重要性”。从6月开始，美国财政部副部长沃利·阿德耶莫和欧盟金融服务委员玛丽德·麦吉尼斯在土耳其日程大致相同。
与此同时，美国以及在其建议下行动的欧盟正在加大对土耳其的经济压力，尤其是对其银行业的压力。结果，土耳其银行被迫拒绝为俄罗斯的银行卡提供服务，即使他们通过几乎完全是西方银行的代理银行，定期向俄罗斯付款人退还美元和欧元付款。不过，总有一条出路，现在恢复接受俄罗斯银行卡的工作正在进行，用卢布支付便利，此类交易不受美国和欧洲金融监管机构的监管。土耳其自身有相应手段来抵消这一点。欧洲对埃尔多安曾经为数十万亚洲和非洲移民打开“大门”记忆犹新，由于土耳其领导人的坚持，北约仍然无法接纳瑞典和芬兰。
土耳其是少数有兴趣与俄罗斯保持可持续经济关系的国家。因此，专家认为可以放心假设即便有时会遭到“友军攻击”，土耳其将继续抵抗西方盟国施加的压力。
【专家评论】帕维尔·塔拉森科：巴西新总统是否会支持俄罗斯的多极化设想
在巴西最近的总统选举前，前总统路易斯·伊纳西奥·卢拉·达席尔瓦（Luiz Inacio Lula da Silva）险胜现任总统贾尔·博尔索纳罗（Jair Bolsonaro），俄罗斯并不太担心投票结果。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指出，俄罗斯与这两个候选人都建立了“良好的关系”，俄罗斯媒体高兴地报道称无论选举结果如何，巴西作为“拉丁美洲巨人”都不会加入西方阵营。
俄罗斯现在希望，这位新上任的社会主义者——2003年至2010年担任金砖国家主席期间是金砖国家创始人之一的巴西总统，将与普京共同努力，创造一个多极世界，同时希望他加强巴西作为俄罗斯在西半球主要经济伙伴的作用。发展双边关系的前景确实很有希望：俄罗斯最近成为巴西第五大对外贸易伙伴，而一年前仅为第十一大对外贸易伙伴。
然而，俄罗斯希望在反美旗帜下进行更密切合作的愿望显然被夸大了。巴西当然渴望成为地区主导国，但并不认为这必然会导致与西方的对抗。卢拉的声明确实不止一次让西方感到困惑。他批评美国和欧洲不愿意与俄罗斯进行真正的谈判，也不愿意通过阻止乌克兰加入欧盟和北约来缓和局势。与此同时，他称俄罗斯在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是一个错误。博尔索纳罗的做法大致相似，两位候选人还批评了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卢拉曾表示，泽连斯基的行为“有些奇怪”，而博尔索纳罗则表示，乌克兰人“将国家命运托付给了喜剧演员”。
相比之下，普京得到了完全不同的待遇。卢拉在21世纪初的第一个总统任期内多次与普京会面，并称他为“伟大而亲爱的朋友”。而博尔索纳罗就在俄乌冲突发生的前几天，在2022年2月16日访问克里姆林宫，表明极为亲俄。美国甚至一些巴西官员都谴责这位巴西领导人的莫斯科行程，但他选择迎合许多巴西人对俄罗斯总统这位“硬汉”的喜爱。在莫斯科期间，他设法就向巴西运送更多化肥和石油达成协议。当受到批评时，博尔索纳罗总是为自己辩护，称他正在确保巴西继续获得其急需的化肥。此外巴西今年秋天收到的两艘柴油油轮归功于他。
尽管存在个别合作案例，但俄罗斯和巴西之间确实存在分歧。巴西在春季和十月两次投票支持联合国谴责俄罗斯在乌克兰行动的决议。博尔索纳罗阵营中的许多人都反对与俄罗斯建立更密切的关系，比如副总统汉密尔顿•莫罗（Hamilton Mourão），他今年2月因为将普京比作希特勒遭到了上司的斥责。许多巴西官员——包括前外长埃内斯托·阿劳霍（Ernesto Araújo）认为，他们的国家应该走得更远，加入制裁俄罗斯的行列。
然而，与他的前任一样，卢拉将避免实施制裁，也不会对俄罗斯提出严厉批评。尽管如此，两国合作的密切程度还是有限的。巴西有其他合作伙伴：截至今年，俄罗斯在巴西化肥出口中不再占如此大的比例，而加拿大和美国的份额正在增长。
尽管存在制裁和政治风险，但如果俄罗斯提供的条件优于美国、沙特阿拉伯和印度的众多竞争对手，巴西就会需要俄罗斯的石油。然而，巴西永远不会成为俄罗斯原油的市场：巴西是世界上十大石油生产国之一，并与俄罗斯争夺中国市场。
俄罗斯还希望在军事技术领域和巴西进行合作。此前，巴西购买了俄罗斯的“Mi-35M”直升机，并对“Pantsir-S”导弹系统表示了相当大的兴趣。但自2013年以来，有关导弹系统的谈判一直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
此外，考虑到巴西作为美国的“主要非北约盟友”的地位以及以色列和欧盟国家在巴西市场上发挥的积极作用，俄罗斯很难指望在这一领域取得突破。例如，法国一直在帮助巴西建造核潜艇，而瑞典的飞机用于帮助巴西空军实现现代化。尽管巴西尚未加入西方对俄罗斯的制裁，但巴西公司普遍遵守制裁，这使得技术合作几乎不可能。早在3月，向俄罗斯一些航线提供飞机的巴西航空工业公司（Embraer）宣布支持对俄制裁，并停止向俄罗斯提供零部件和服务。
当然，巴西并不反对从俄罗斯购买石油和化肥等商品，并将更多农产品运往俄罗斯市场，因此，今年前7个月，双边贸易额几乎翻了一番，达到62亿美元，可能会继续增长。尽管如此，与巴西与其他国家的贸易额（例如，与中国的贸易额约为1250亿美元）相比，这是一个相当微不足道的数字。
此外，卢拉当选总统意味着巴西有望与欧盟加强合作。一年前，卢拉在欧盟主要国家受到热烈欢迎。在博尔索纳罗领导下的合作关系冷淡之后，欧盟希望在巴西获得新的机会。
作为金砖国家的创始人之一，卢拉将出于务实而非意识形态的原因，致力于加强金砖国家合作模式。巴西将支持金砖国家支付国际支付系统等独立金融机制的发展，但反对金砖国家对抗西方。相反，巴西将金砖国家视为促进与西方平等伙伴关系的工具，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建立桥梁的手段，这与俄罗斯对这个模式的愿景几乎相去甚远。
可能阻碍俄巴关系进展的最后一个因素是巴西的民意。民意调查显示，在俄乌冲突之前，28%的巴西人对俄罗斯持负面看法，但5月份这一比例飙升至59%。在这场冲突中，只有6%的巴西人支持俄罗斯，而62%的人支持乌克兰。任何领导人都必须考虑到这种巨大的差距。
【专家评论】亚历山大·普罗科彭科：俄罗斯重返粮食协议是土耳其影响力不断增强的标志
俄罗斯退出乌克兰粮食协议后，土耳其总统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安仅用了两天时间就让俄罗斯重返协议并放弃阻止乌克兰粮食出口的想法。这一逆转的速度表明，土耳其在过去八个月里对俄罗斯的影响力有多大，足以彻底改变两国关系的平衡，使形势有利于土耳其。
7月22日，俄罗斯、乌克兰、土耳其和联合国代表在伊斯坦布尔签署了从黑海外运农产品和化肥的有关协议同意该协议符合俄罗斯的利益。协议在一定程度上放松了对俄罗斯的制裁，允许俄罗斯出口自己的粮食和化肥，这项交易并未正式公布，但得到了美国和欧盟的同意。粮食协议还为俄罗斯提供了对西方更宝贵的影响力杠杆。但事实上，欧洲公司并没有恢复与俄罗斯的正常业务，普京对此感到愤怒：银行继续拖延交易，或者干脆拒绝与俄罗斯实体合作；波罗的海港口仍有几批化肥被封锁；外国买家寻找俄罗斯供应商的替代品。
10月29日，克里米亚港口塞瓦斯托波尔遭到袭击后，俄罗斯找到了一个借口，利用粮食协议作为对西方的杠杆。俄罗斯军方表示，乌克兰对一艘在粮食运输走廊正常行驶的民用船只发动了无人机袭击。俄罗斯称之为恐怖袭击，并暂停履行协议。作为重返协议的交换条件，普京要求为粮食走廊内的军用和民用船只提供书面安全保证。还有一些非公开的要求，如其他银行恢复与俄罗斯国有农业银行的业务往来。该银行此前没有在粮食和化肥的国际贸易中发挥重要作用，但俄罗斯显然已决定将其转变为农产品出口付款平台，从而保护其免受制裁。
在俄罗斯退出该协议后的几天里，埃尔多安宣布粮食可以在没有俄罗斯参与的情况下出口，并与普京通了电话，之后俄罗斯宣布恢复协议。此外，俄罗斯总统承诺，“无论如何”，俄罗斯不会阻止乌克兰向土耳其出口粮食。换句话说，即使俄罗斯再次退出该协议，仍有可能将乌克兰粮食运出黑海港口。此前外交界有很多言论称，土耳其“严重依赖”俄罗斯，如今这一观点发生了重大变化，这反映了俄罗斯的新弱点。
今年年初，土耳其比俄罗斯更需要和对方建立伙伴关系。在土耳其度假胜地度假的游客中，俄罗斯人占了大部分（今年前9个月约有400万），土耳其外交官希望莫斯科取消对土耳其农产品的制裁。俄罗斯沿着黑海海底铺设了通往土耳其的“土耳其溪”天然气管道；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正在为土耳其建造一座核电站；俄罗斯是土耳其在高加索地区、叙利亚和利比亚地区的关键合作伙伴。当时俄罗斯可以挑三拣四：2021年，土耳其甚至不在俄罗斯前十大对外贸易伙伴之列（排在第十一位）。
所有这些都随着发生俄乌冲突而改变。今年前9个月，俄罗斯和土耳其之间的贸易额比前一年翻了一番，达到470亿美元。到今年第三季度末，土耳其很可能已经成为俄罗斯前三大贸易伙伴之一，仅次于中国和白俄罗斯，并超过德国。科技产品的增长尤其迅猛：俄罗斯现在依赖土耳其的设备维护和其他制造工艺，因为从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其他国家向俄罗斯进口的科技产品和设备数量大幅下降。土耳其似乎已经成为从欧洲运送科技产品的转运中心。例如，意大利大幅增加了对土耳其的商品供应，而土耳其对俄罗斯的出口也增加了类似的数量。由于拒绝加入西方对俄罗斯的制裁，土耳其已成为俄罗斯公司和个人通往欧洲的唯一窗口。
与此同时，由于最近的爆炸对两条北溪管道造成了破坏，“土耳其溪”现在是俄罗斯向欧洲输送天然气的唯一路线，完全由俄罗斯控制。现在俄罗斯和土耳其已经开始讨论在土耳其建立一个天然气中心。俄罗斯的宣传将与土耳其合作的增长作为俄罗斯在国际舞台上并非孤立的证明，但这也有消极的一面。俄罗斯不能再忽视埃尔多安自己的外交政策野心和利益。俄罗斯公司将不得不向其土耳其合作伙伴提供大幅折扣，以确保他们不会关闭进入欧洲市场的最后一扇窗。俄罗斯在国内也要付出代价。土耳其在俄罗斯极端爱国者中从来都不受欢迎，现在他们对俄罗斯重返粮食协议感到愤怒，认为这是软弱的表现。
西方制裁是对俄乌冲突以及与西方关系破裂的回应，俄罗斯与几个非西方国家的合作急剧扩大。与前五年相比，今年俄罗斯与印度的月平均贸易额翻了两番，与土耳其翻了一番，与中国的贸易额增长了60%以上。现在，俄罗斯可能失去这些合作伙伴，这不仅会剥夺俄罗斯相当大一部分的硬通货收入，还会加速俄罗斯经济因进口设备和部件的短缺而在技术方面的落后。
俄罗斯仍有各种工具向西方施压，包括核威慑，但俄罗斯对各种商品和技术进口的需求与日俱增。因此，俄罗斯将越来越多地关注其仅存的几个伙伴，在制定政策时考虑到他们的利益，包括对乌克兰的政策，并在国内付出政治代价和财政成本。这些伙伴向普京发出的信息是响亮而明确的：现在“不是持续冲突的时候”，与乌克兰的冲突已经拖得太久了。
【专家评论】斯拉维沙·巴特科·米拉西奇：俄罗斯为何试图暂停黑海港口农产品外运协议
10月29日凌晨，俄罗斯联邦黑海舰队的船只遭到海上无人机袭击，几小时后，俄罗斯外交部宣布暂停黑海港口农产品外运协议，该协议自今年7月22日生效。11月2日，俄罗斯宣布恢复粮食和化肥出口，但随即表示恢复“粮食协议”不意味着会延长其有效期。
“粮食协议”允许乌克兰在联合国主持下从黑海港口自由出口粮食，以换取放宽对俄罗斯粮食和化肥的出口制裁。从形式上讲，这项协议是严格的人道主义协议，其唯一目的是向依赖粮食进口的非洲和东南亚国家提供粮食，联合国检查员将对从乌克兰往返的船只进行检查，以排除可能的违禁货物进出口。但俄罗斯并没有从这笔交易中获益。
乌克兰打通了海上粮食出口通道，同时能够借助陆路交通，从农产品出口中获得可观的收入。此外，乌克兰与其合作伙伴能够再次转售粮食，但俄罗斯在确保粮食出口方面仍然面临困难。西方保险公司不顾官方许可，以各种借口拒绝为来自俄罗斯的粮食和化肥投保。
最初，“粮食协议”的目的是向粮食匮乏的国家提供粮食，防止粮食价格快速上涨。9月7日，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讽刺地表示，从协议开始一个半月内，87艘载有粮食的船只离开乌克兰港口，其中只有2艘抵达了真正粮食匮乏的也门和吉布提。约有30艘船向对俄罗斯实施制裁的欧盟国家运送粮食，因此，很难谈论协议中真正的人道主义成分。然而，更重要的是，俄罗斯越来越多地收到明显违反协议的报告，驶往乌克兰港口的船只运送了乌克兰武装部队急需的武器弹药。
尽管联合国视察员开展了许多活动，但运送武器是完全可能的。联合国检查组在船只通过伊斯坦布尔时对其进行检查，之后卸货的船只前往乌克兰港口，距离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海岸足够近。保加利亚是少数几个能够生产大规模武器和弹药的欧洲国家之一，这些武器和弹药主要由乌克兰军队使用。乌克兰军队正经历着持续的“炮弹饥饿”，因为自2010年以来，乌克兰已经停止了自己的武器生产。一艘载重量为20000吨的小型散货船完全有能力直接将2000吨的军用货物运入海中:只需掌握俄罗斯卫星的运行时间，并在夜间进行装卸工作就足够了。实际上，乌克兰及其西方伙伴在10月27日甚至要求将尼古拉耶夫附近的奥利维亚港纳入“粮食协议”，其独特之处在于，它是乌克兰唯一的弹药运输专用港。
在这些提议的背景下，使用价格高昂的神风海上无人机对黑海舰队进行攻击似乎相当合理。如果成功的话，俄罗斯未来检查乌克兰船只的机会将少得多。然而，俄罗斯海军没有受到太大的破坏，他们有充分的理由完全切断乌克兰的收入和弹药来源。专家认为，所有这些都表明未来黑海紧张局势可能进一步升级。
【专家评论】亚历山大·洛舍夫：人民币成为俄罗斯市场上的主要外汇
自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包括俄罗斯在内的世界几十年来一直习惯于只有两种货币：硬通货和软通货。硬通货是一种汇率稳定的强势货币，可在全球自由兑换并用于国际结算；它用于储备和储蓄。其购买力表现出长期稳定；它是一种低通货膨胀的货币，由一个拥有可靠法律和政府机构的国家发行，确保了货币和财政政策的可预测性。它也是一个政治稳定不变的国家的货币。相反，弱通货或软通货是指预期相对于其他货币波动或贬值不稳定的货币，其轻或软通常是法律制度薄弱以及政治或财政不稳定的结果。
2022年，这种不可动摇的货币二分法崩溃了。现在，世界上任何货币，包括美元，都不再是最初定义意义上的“硬”货币。世界主要货币的大规模无担保发行、创纪录的通货膨胀和货币政策的急剧变化、社会和经济不稳定、政治风险，以及欧盟和美国金融体系的制裁手段，都结束了美元、欧元、英镑和日元的坚挺和强势地位。与此同时，曾经的“软”货币正在走强，因为它们得到了实际工业能力（人民币）或大宗商品（俄罗斯卢布）以及政治稳定的政权的支持。
2022年的系列事件将世界所有货币分为对俄罗斯政府、银行、企业和公民“友好和不友好”两种。5月底，在新制裁和试图人为制造俄罗斯欧元债券违约的背景下，俄罗斯财政部长安东·西卢安诺夫（Anton Siluanov）称美元和欧元对俄罗斯是“有毒货币”。继财政部之后，俄罗斯中央银行代表也谈到了对美元和欧元的抵触，认为美元、欧元和整个西方金融体系都已被用作对抗俄罗斯的经济手段。这导致俄罗斯资产被冻结，银行与SWIFT支付系统断开连接。这不仅造成无法以美元、日元、欧元和其他欧洲货币进行大量结算，也无法将这些货币存储在不会有被阻碍、冻结或没收的风险的账户中。随着俄乌冲突的日益升级，北约国家对乌克兰武装部队在顿巴斯的行动的支持，以及对俄罗斯金融和能源部门的进一步威胁，引发了俄罗斯银行资产负债表的真正“贬值”。西方国家对俄罗斯国家清算中心的制裁威胁表明，莫斯科交易所存在完全停止美元和欧元交易的风险。
随着西方市场的关闭以及与欧洲、美国和一些亚洲国家的进出口业务受阻，与反对对俄制裁的国家开展的双边贸易开始迅速增长，，同时以本国货币（主要是印度卢比和中国的人民币）进行结算的货币交易量也逐渐增多。印度成为世界上第一个与俄罗斯恢复双边贸易的主要经济体，类似于苏联时期的做法。但考虑到俄罗斯和中国之间的贸易规模（根据预测，今年俄中贸易额将达到1900亿美元，而且相互贸易商品种类繁多），人民币正成为俄罗斯企业家和公民中最受欢迎的“友好”货币，他们正将美元储蓄兑换成人民币。需求呈现出增长趋势，人民币在俄罗斯外汇市场的地位逐月增强。2022年8月，人民币在莫斯科交易所的交易量首次超过美元，一个月前，欧元在俄罗斯货币市场上失去了第二位。
俄罗斯银行在其报告中指出，“在当前的地缘政治条件下，友好国家货币交易量的增长是一个积极的趋势，这反映了经济参与者降低制裁风险的普遍愿望，以及向友好国家贸易伙伴出口和进口方向的调整。” 专家认为，除了大宗货物，就连个人跨境转移的结构也在夏季开始发生变化，转向偏好人民币，这也反映了俄罗斯经济向友好国家的重新定位。
【专家评论】谢尔盖·瓦库连科：石油限价政策将在俄罗斯与西方的冲突中开辟新前线
经过几个月的讨论，欧盟公布了对俄罗斯石油出口实施价格上限的计划，以应对俄乌冲突。随后，美国财政部长珍妮特·耶伦将潜在价格上限设定为每桶60美元。
在对俄罗斯船只关闭了港口之后，欧盟在10月6日公布的第八轮制裁方案中详细概述了计划如何实施石油价格上限。任何运输俄罗斯原油的船只，以及在三个月内销售超过价格上限的俄罗斯石油产品，都将被禁止从欧洲供应商获得任何航运业服务，例如保险、融资、服务和加油等。该方案可能受到美国1992年推出的“180天规则”影响，该规则禁止向古巴运输石油的船只在未来六个月内进入美国港口。这种做法促成了一个单独为古巴服务的油轮船队的建立。
欧盟的做法更进一步，指出船只的驱逐期没有时间限制，更换船籍或所有权都不会撤销制裁。从长远来看，这可能会给服务提供商带来严重的麻烦，他们将不得不检查自实施制裁以来的船舶历史。正如20世纪60年代初首次对古巴实施制裁的故事所表明的那样，这一时期可能会持续几十年。制裁的制定者希望通过此类措施向亚洲方向的船东施压，使其因担心风险太大而拒绝运载俄罗斯原油。此后俄罗斯将面临物流困难，从而削减产量和减少收入，并开始限价出售石油。
美国财政部提及的每桶60美元的价格比俄罗斯最近的原油价格低20%，但更接近近年来的价格区间上限。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如果全球经济陷入衰退（这很有可能），市场价格可能会接近这一基准，甚至跌破这一基准。然而，对俄罗斯来说，面临的风险比仅仅将其现金流维持在当前水平更大：保持对本国石油出口的完全控制更为重要。
俄罗斯远非唯一一个对价格上限的前景感到担忧的国家，即使它目前只适用于俄罗斯石油。10月5日，在维也纳举行的一次峰会上，“欧佩克+”成员国同意将其产量配额削减200万桶/天。这与以往的变化有很大的不同，此前的变化通常限制在50万桶。
事实上，只有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和科威特需要适度减产，因为大多数“欧佩克+”国家尽管已经满负荷运转，产量却大大低于其配额，甚至低于新设定的目标。因此，似乎“欧佩克+”宣布这一举措只是为了表明在12月5日俄罗斯第一轮石油制裁生效后，其他“欧佩克+”成员国不会介入并填补空缺，而是会让价格上涨，让全世界承担后果。
对于“欧佩克+”来说，这是一个不寻常的举动，它将自己定位为全球石油市场的稳定力量。石油输出国对价格上涨的厌恶程度几乎与对价格低谷的厌恶程度一样，因为价格上涨会导致经济放缓和需求下降，随后是过度投资和价格进一步下跌。
“欧佩克+”成员国不会在这一时刻试图稳定市场有两个原因。首先，自2014年油价暴跌以来，特别是在新冠疫情期间，新钻井数量减少，全球对石油行业的投资不足，“欧佩克+”这样做的能力非常有限。因此，随着全球需求恢复到新冠疫情爆发前的水平，“欧佩克+”国家用老化且产量较低的油井库存就已满足了需求。第二，“欧佩克+”国家内部存在一种担忧，即如果制裁成功，制裁机制可能会随后应用于其他方面，而“欧佩克+”国家可能成为下一个目标。因此，他们宁愿看到这一机制失效。
俄罗斯本身已明确表示，它无意接受价格上限。在10月12日至13日的年度俄罗斯能源周上，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副总理（前能源部长）亚历山大·诺瓦克、能源部长尼古拉·舒尔吉诺夫以及俄罗斯能源行业的负责人都坚称，原则上，俄罗斯不会低于市场价格出售石油。如有必要，这些公司准备将产量减少到目前水平的70%，并积极开发绕过欧盟的替代供应链。
在全球石油行业，装运和装货时间表通常在装货月份前两个月编制。12月份的货物在10月份出售，同时起草时间表。因此，俄欧围绕限价的博弈将在未来几周开始展开，普京极不可能屈服于目前压力而不进行反抗。
因此，几乎可以肯定石油和航运市场会陷入动荡。俄罗斯将需要自己的专用船队：最有可能由报废油轮组成，因为这对船东来说风险要小得多。2023-2025年，预计将有大约50艘油轮报废。
俄罗斯将需要大约200艘油轮才能维持以前的货运货运，因为其波罗奈斯克和新罗西斯克港口目前每天都会派出一艘油轮，如果目的地是亚洲，往返时间为100天。2021年底，俄罗斯最大的航运公司，国有的Sovcomflot将51艘油轮加入了不同船籍。新的苏伊士型油轮耗资8000万美元，而其报废价值为1000万至1500万美元，因此150艘油轮将耗资至少15亿至25亿美元：这个价格很高，但俄罗斯可能负担得起。
俄罗斯还可能指望印度、中国和波斯湾的航运公司至少提供一些支持，以缓解船舶短缺，同时它试图为其石油出口积累更多的船队。
与此同时，俄罗斯石油公司及其客户将试图从市场租用油轮。这将是一张单程票，因为从那时起，其船只将不得不从有限的非欧洲供应商那里获得辅助服务，很可能价格更高。在一段时间内，由于稀缺性因素，这样的船只可能收取额外费用。但如果俄罗斯在某个时候承认失败并开始遵守价格上限，这类艘船将成为搁浅资产。
无论使用何种战术，舰队的积累都需要一段时间。与此同时，俄罗斯的石油产量可能会减少，并受到现有航运能力的限制，这可能会导致石油市场出现一段时间的波动。
【专家评论】安德烈·古宾：超越同盟：中俄共同应对北约威胁
虽然西方屡次为中俄关系制造威胁并进行挑衅，但是莫斯科和北京并没有坚持集团对抗的逻辑。中俄始终坚持用正确方式应对来自各方的挑战以确保自身安全。远东联邦大学副教授、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中心教授安德烈·古宾写道，莫斯科和北京在战略稳定问题上日益友好的关系证实了这一想法。
莫斯科和北京并不坚持集团对抗的逻辑，尽管西方屡次给中俄两国关系制造威胁并进行挑衅。正如2013-2022 年俄罗斯驻华大使安德烈·杰尼索夫反复指出的那样，“在许多领域，中俄关系超出同盟，这是出于客观需要。我们认为西方同样无需建立盟国关系并接受盟国义务。”
2022 年 6 月，北约在马德里举行组织峰会上提出“新战略概念”，它将俄罗斯列为“主要威胁”，还首次把中国纳入其中，但这完全是危言耸听。北约认为，中国正在利用经济影响力建立战略依赖关系，对北约国家和合作伙伴实施网络攻击，发布对抗性言论。该战略还指出，中国正在迅速发展其核武库并创造更先进的运载工具，拒绝认真遵守核控制原则和最大限度降低风险。
为了对抗中国，北约打算“提高对中国行动的普遍认识，加强防范中国的胁迫性策略和分裂联盟的努力”，但北约并不拒绝与中国进行建设性对话。欧盟领导人公开称中俄战略伙伴关系企图“破坏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威胁到该组织利益。
值得注意的是，北约正在认真筹划加强与印度洋和太平洋地区伙伴的合作。北约在所谓的印太地区的四个主要伙伴——日本、韩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首次出席了在马德里举行的峰会。用北约秘书长延斯·斯托尔滕贝格的话来说，“中国不是我们的敌人，但我们必须考虑到它带来的严峻挑战。”
然而，北约代表列出的所有针对中国的所谓威胁和指责都是不合理的。值得一提的是，在马德里北约峰会召开前几天，七国集团领导人宣布将拨款6000亿美元用于发展中国家的全球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以应对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然而，在欧洲严重经济危机的情况下，对于从哪里获得如此大笔的资金，以及以后如何归还这些资金的问题并没有详细说明。
一些西方专家认为，这种代表整个欧洲社会的反华言论是错误的，因为中国别无选择，只能支持俄罗斯对抗全球帝国主义。此外，在军事活动方面，中国不可避免地会考虑到整个北约集团。一些国家，例如法国和德国，已经在试图在双边基础上改善与中国的关系。
中国驻欧盟代表团发表声明，指责北约挑起对抗，给全世界制造麻烦，美国试图一石三鸟，同时达成遏制中国、摧毁俄罗斯并破坏欧洲的目的。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表示，北约新战略概念罔顾事实，颠倒黑白，歪曲中国外交政策的整体内涵。日本、韩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参加联盟峰会，也遭到中国的反对。中国认为这是冷战精神的明显体现，亲美军事政治集团干预东亚事务会对东亚的和平与稳定构成直接威胁。
莫斯科和北京在战略问题上日益接近，证实了这一想法。正如俄罗斯安全委员会秘书长尼古拉·帕特鲁舍夫在 2022年9月举行的第 17 轮中俄磋商中指出的那样，西方政治精英试图强加错误的价值观，损害全世界人民的利益，而俄罗斯和中国则呼吁建立更公正的世界秩序。中共中央外办主任杨洁篪表示，中方愿同俄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共识，深化政治互信，发展战略伙伴关系，维护国际社会共同利益。
莫斯科和北京的战略利益契合，体现在2022年中俄双边贸易额增长30%，以及两国联合军演的积极开展和军舰的定期联合巡逻等方面。双方表示，中俄关系面临来自美国及其盟国的全方位威胁，双方努力避免两国关系受到外部因素的影响。
2022 年 9 月 15 日至 16 日在撒马尔罕举行的上海合作组织峰会表明，中俄正加强欧亚一体化，努力发展一种非西方的合作模式，并尽可能吸引其他地区加入，以维护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
【专家评论】安德烈·苏申佐夫：俄罗斯与西方的对抗中，时间站在哪一边？
俄罗斯自 2 月 24 日发动特别军事行动已持续半年之久，对这段时间发生的事情可以做出如下分析。
西方国家的制裁对俄罗斯经济造成突如其来的打击，这迫使莫斯科重新考虑其外交政策的优先事项。许多西方政客没有预料到这场危机会持续下去。西方国家认为制裁可能会导致俄罗斯的不稳定，从而导致莫斯科的政治进程发生变化。然而，西方国家的企图并没有实现。
矛盾的是，西方国家很清楚，对国家施加制裁以改变其政治路线的做法注定要失败。历史上存在许多西方国家试图通过实施制裁以改变国家政治进程的案例。例如，为了破坏政权的稳定，西方国家曾对古巴、委内瑞拉、朝鲜和伊朗实施了制裁。在所有情况下，它们都没有实现其目标，被制裁国家均以不同的方式应对外交政策压力，制裁并未阻止这些国家推行积极的外交政策。
然而，历史的教训并没有使制裁的制定者免于平庸的误判。今天，俄罗斯对普京总统的公众支持率已超过 80%。西方也误判了俄罗斯反经济制裁的能力。俄罗斯一直保持金融稳定，转向以本国货币进行能源交易，并积极将自己的支付系统与其他国家的支付系统整合。这些计划包括向数字货币的过渡，包括与交易对象的结算，这些进程并没有因制裁而终止。虽然西方国家冻结了俄罗斯的部分海外资产，但俄罗斯作为回应冻结了其境内的部分西方资产。
制裁制定者的战略误判还在于，它们并未准确预判俄乌冲突结束后的世界秩序。从当前的局势出发，俄乌冲突结束后，世界很有可能具有多个中心，从而平衡制裁压力。在这方面，俄罗斯与东方国家——中国和印度的关系具有代表性。尽管西方国家一直试图让更多国家参与对俄制裁，但中国和印度并不急于遵守制裁。这两个国家是莫斯科的重要合作伙伴，同时，它们也是亚洲的经济中心。
此外，作为俄罗斯基础设施项目的重要合作者，伊朗几十年来一直在坚持独立的外交政策路线，在规避制裁方面拥有丰富和有效的经验。在俄罗斯面对外界严厉制裁的局面下，伊朗对莫斯科来说意义重大。还有，土耳其虽然是北约成员国，但并未对俄罗斯实施制裁。
西方国家制裁的制定者还犯了一个更严重的错误，虽然其后果还没有完全体现出来。俄罗斯停止对欧洲的能源供应终结了过去三十年来普通欧洲公民不断上升的福利水平。现在，欧洲政客不断呼吁欧洲公民节省电力和燃料，这对于欧洲人来说绝对是前所未有的。对于这种现象，欧洲公民更有可能将正在发生的事情归咎于他的政府，而不是普京。瓦尔代俱乐部项目主管安德烈·苏申佐夫认为，随着冬季的到来，情况只会变得更糟。西方认为在俄罗斯与西方的对抗中，时间站在自己一边，而这也许是西方最严重的误判。
【专家评论】季莫费·博尔达切夫：跨大西洋关系的侵蚀和破坏
9月30日，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项目主任季莫费·博尔达切夫发表文章表示，“北溪”管道被突然破坏看起来似乎相当合理，尽管其可能成为结束欧洲独立历史的决定性一步。
如果我们同意最明显的关于“北溪”国际天然气管道被破坏的原因的假设，那么这一非同寻常的事件可以很好地说明跨大西洋关系现象所承受的压力。这个将美国和西欧联合起来的独特国际社会是二战的结果。它一直基于两个因素。
首先，美国在军事、经济和意识形态等国家综合实力能力的所有组成部分上，都优于其盟友。基于美国与欧洲意识形态相近这一决定性因素，美国确保了其在旧世界的主导地位。
其次，美国在一些问题上会相对愿意考虑欧洲的利益。这使得周围世界产生一种错觉，即欧洲具有作为独立于美国的另一国际政治和经济中心的能力。体现这种独立能力最重要的事实之一是俄罗斯与欧洲之间的能源合作，特别是与欧盟最强大经济体德国之间的能源合作。历史学家深知，在 20 世纪下半叶东西方对峙之际，德国当局为打破美国的封锁所付出的巨大努力。
俄罗斯与德国的伙伴关系形成于大约50年前，这被证明是冷战期间许多欧盟国家维持可持续发展的最重要因素。在过去20年里，这种关系得到了加强。现在，这种合作的基础设施——直接连接俄罗斯和德国的天然气管道已经遭到破坏。波兰前外交部长表示，美国已经准备好进行此种打击，这一事实让我们重新思考跨大西洋关系的性质以及它现在面临的严峻挑战。
俄罗斯与西方围绕乌克兰的军事政治冲突是美国企图在东欧扩大控制范围的直接原因。西方国家对其他国家的压迫与掠夺，以及现代市场经济形成和发展百余年积淀的深刻内在矛盾，使国际社会面临最复杂的发展挑战。发达国家在 2020-2021年新冠疫情期间的表现说明了这一点：它们的卫生系统并不能真正保护好自己的公民，而它们对于经济问题的解决方案也远非完美。
因此，我们目睹了美国政策的资源基础正在迅速消失。这导致西方国家更加重视其自身利益。由此导致美国与世界其他地区，甚至与其最亲密的盟友的关系出现裂痕。几个月来，我们已经看到，在西方对俄罗斯的制裁中，美国争取印度和其他主要发展中国家的努力是多么无力。没有国家会认为美国可以将其盟友的利益视为自己的一部分。在安全领域，造成这一想法的原因很明显——这样一个军事强大的国家不必依存于任何盟友。
然而，在经济领域，美国一直维持与欧洲的盟友关系，使它们有助于实现美国的外交政策利益。美国甚至允许欧洲与其进行温和的竞争，而美国对这种关系维护并未超出理性行为的界限。但正如我们所见，美国的行为只有在其能够负担得起的条件下才有可能。
自由世界秩序领导者可支配资源的减少，导致他不仅丧失了与国际社会其他成员，特别是与他最亲密的盟友之间分配某些利益的能力，而且限制了其直接活动的范围。第一个例子是美国大规模胁迫中小国家遵守其对俄经济制裁有关的要求，甚至剥夺其欧洲盟友必需的基本生活资源。从这一角度出发，“北溪”管道突然被破坏可能似乎相当合理，尽管其可能成为结束欧洲独立历史的决定性一步。此外，尽管这对波罗的海的环境造成了巨大的破坏，但这种行为却引起了美国的一些东欧盟友的钦佩。
从俄罗斯的角度来看，跨大西洋关系中发生的一切都是令人悲伤和具有启发性的。虽然如此，我们仍然将某些计划与欧洲联系在一起，以建立一个更加公正的多极世界秩序。德国和法国采取的一些步骤——创建欧盟通用货币，加强对欧盟次级立法过程的控制，甚至是对乌克兰的资源开发，都可以被解释为旨在加强欧洲在世界经济和政治中独立的基础的行动。这一过程让我们认识到，一个大国在与其弱小盟友的关系中不可避免地面临其自身利己主义的挑战。
【专家评论】安德烈·古宾：俄罗斯在北极的军事地位
俄罗斯联邦三分之一的领土在极北地区，根据普京总统的说法，在未来几十年里，俄罗斯将更加重视北极地区的发展。
北极地区的发展对俄罗斯尤为重要。数据显示，北极和亚北极地区已经为俄罗斯提供了至少10%的国内生产总值和约20%的出口，并且具有巨大的增长潜力。这一地区蕴含了俄罗斯17%的石油，80%的天然气和大约三分之一的鱼类。同时，大陆架也被视为矿产资源的战略储备基地，其中的勘探储量可供全球使用百年。虽然北方海航道在运营中存在困难和争议，但其仍是原材料和货物运输的重要路线。到2021年，这条航线确保了3350万吨货物的供应，其中三分之二是液化天然气。到2024年，预计这条航线的交通量计划增加到8000万吨，到2030年可高达1.1亿吨。
从军事角度来看，俄罗斯对北极地区的重视是为了防止其他国家对这一地区单独或集体的侵略行为。俄罗斯已将北方舰队的地位提升为军区级别，这一事实表明了北极地区的重要性。北方舰队旨在确保俄罗斯在北极地区的全面安全，统一指挥从摩尔曼斯克到阿纳德尔的所有部队。根据《俄联邦北极发展战略》，俄罗斯确定的优先事项之一是保证战略原材料的不间断供应以及阿尔汉格尔斯克运输走廊的运作。
同时，在发展经济同时也应保障军事安全。毫无疑问，莫斯科试图通过实施拒绝进入和限制航行的措施来防止来自北方海航道和俄罗斯北极地区的威胁。俄罗斯认为关键是在任何情况下保持潜艇导弹运载工具和远程航空飞机的战略打击潜力，并在必要时保证使用。在北极地区发展反潜、防空和导弹防御能力也被认为对保持该国的防御能力极为重要。据了解，北方舰队应该能够协助波罗的海舰队，并在亚太地区受到威胁时与太平洋舰队进行联合行动。
俄罗斯在北极方向的威胁和危险可分为当前存在并充分表现出来的威胁和危险，以及未来可能使事态严重恶化的威胁和危险。如果忽视和不解决当前的问题，情况将不可避免地变得更加复杂，这将大大不利于保护北极国家的利益。例如，令人担忧的是，远北地区基础设施发展滞后，无法满足地区和国家的实际需求，为北极提供民用和军事设施造成了困难，使有利于社会经济发展和确保国家国防能力的持续运作变得困难。
此外，全球变暖和冰川高速融化可能导致这样一个事实，即到2045年，北极地区的航行在没有破冰援助的情况下成为可能。在这种情况下，各国的科学研究、商业和军事等活动将在该地区急剧增加，这显然是俄罗斯即将面临的一大挑战。随着对北极的普遍责任成为全球共识，西方试图挑战俄罗斯在北极的地位并拒绝承认其大陆架的主张似乎是极为不恰当的。
俄罗斯联邦在北极地区的威胁之一是芬兰和瑞典加入北约的事实。这些国家或许会成为北约在北极地区部署军事设施的地点。由于北极潜在的冲突风险的增大，俄罗斯需要不断提高部队在该地区的作战能力。但俄罗斯并不准备因此牺牲商业和基础设施项目。因此，有必要调整北极战略，以制定综合方法在保证北极地区安全的情况下发展北极地区的经济。
俄罗斯制定了一些战略以加强在北极的影响力。例如，就大陆架外部界限的国际法问题开展持续的工作，虽然在目前与西方集体对抗的条件下，这项工作的开展尤为困难。为了防止俄罗斯在北极地区地位的削弱，至关重要的是为俄罗斯武装部队配备适应北极条件的特殊武器和设备，防止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活动并能监测北极地区的紧急情况。
为实现这一目标，俄罗斯采取的具体措施包括发展北方海航道、巴伦支海、白海和伯朝拉海水域的海港和海上航道基础设施，建立管理航行的海上行动总部，以及维护北极六个地区的军事设施。通过建造救援，水文，飞行员，货船（包括燃气发动机燃料的货船以及核破冰船，可以提高北方海航道的经济使用效率。
俄罗斯在北极地区活动的进行充满了一些困难，主要原因是其他国家活动的不确定性。在当前与西方国家投资和技术合作终止的情况下，北极地区的主要交通、能源和基础设施项目面临调整。俄罗斯开始强调与亚洲伙伴（主要是中国、印度、东盟国家和中东）的合作。然而，最重要的是要解决财务、技术和后勤等问题，以确保北方海航道和北极项目的不间断运作。
然而，并非所有举措都能按时实施。不仅在俄罗斯北极地区，而且在国际合作中也是如此。在北极理事会、巴伦支海理事会和“北方维度”伙伴关系不可能全面恢复正常工作的背景下，俄罗斯应该在双边基础上，利用上海合作组织和金砖国家推动其战略的实施。
另一个问题是，在国际政治结构性变化的背景下，在北极拥有广泛利益但无法直接进入该地区的国家将处于何种地位。例如，中国表示愿意加入“极地大国”的行列，并重视中国在北极地区的国家利益。2018年，中国发表了《中国的北极政策》（白皮书），其中把创建“冰上丝绸之路”置于重要地位。中国的“十四五”发展规划也密切关注北极地区的发展潜力。
毫无疑问，北京并不打算对北极地区的领土提出主张，中国的目标是与俄罗斯在北极发展合作，包括参与重大资源和运输项目，包括煤炭，金属，石油和天然气的开采、加工和运输，以及阿尔汉格尔斯克深水港的建设。中方也有兴趣进入海产品极地贸易。
俄罗斯和中国似乎在北极地区没有竞争和分歧。北京关于北极政策的理论文件中没有任何一点直接与莫斯科的利益相矛盾。但是，两国仍然需要认真协调计划和行动，避免分歧，用实际行动践行互利互惠原则。
【专家评论】雅罗斯拉夫·里斯夫利克：上合组织成员的扩大会带来什么？
9月16日，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项目主任雅罗斯拉夫·里斯夫利克撰文指出，上合组织即将转变为更加注重经济合作的国际组织。
2022年上半年，发展中国家关注的焦点主要集中在金砖国家集团的发展，一些主要发展中国家表达了加入金砖国家集团的愿望。“金砖+”机制的制定也取得了重大进展：金砖峰会参与国数量打破记录。2022年下半年，发展中国家的关注重点转向上海合作组织。与今年早些时候的金砖国家一样，发展中国家对上合组织的兴趣与日俱增，当前上合组织面临的情况之一是未来几年该组织成员数量的增多以及上合组织未来发展的多种可能性。
在扩大上合组织成员国方面，近期最重要的新增成员之一将是伊朗。预计在2023年印度担任轮值主席期间，伊朗将成为该组织的正式成员。白俄罗斯也是上合组织的潜在参与国。土耳其、斯里兰卡、柬埔寨、尼泊尔、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等国的伙伴关系地位也可能有所提高(目前这些国家是上合组织对话伙伴)，其中一些国家可获得该组织的观察员地位。此外，沙特阿拉伯、卡塔尔和埃及等国可能在2022年获得上合组织对话伙伴地位。今年还可能启动给予巴林和马尔代夫同等地位的程序。
展望未来，上海合作组织可能需要与东南亚国家，特别是东盟国家建立更紧密的关系。与印度尼西亚、越南和马来西亚等大国加强合作，这将大大提高该组织的经济潜力。在上合组织内建立一个单独部门，以便与区域一体化协会和欧亚大陆的发展机构建立联系也可能是有意义的。在 “上合组织+”模式的支持下，可以建立几个类似的伙伴关系，为欧亚新兴经济体的发展提供灵活条件，以便在国家或区域伙伴关系的基础上建立合作关系。
除了扩大成员国之外，上海合作组织还必须转变为一个更加注重经济合作的国际组织。它应允许新兴经济体在亚欧大陆结成经济联盟，这将使上海合作组织成为创建“大欧亚”的关键平台。
为了促进向经济导向型组织的转变，上海合作组织需要探索建立相关机构的可能性，例如上海合作组织开发银行。这将使上海合作组织能够在大型基础设施互联互通项目融资方面发挥关键作用，这些项目对许多欧亚内陆国家来说是不可或缺的。事实上，在所有大陆中，欧亚大陆拥有数量最多的内陆国家，其中一些国家，如哈萨克斯坦、蒙古和阿富汗，是世界上最大的内陆经济体之一。
上海合作组织开发银行可与欧亚开发银行和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等欧亚其他区域发展机构密切合作。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在欧亚大陆设有几个区域中心，可与上海合作组织开发银行积极合作，对基础设施项目进行联合投资。上海合作组织开发银行的扩大是“上合组织+”进程的一部分，正如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成员的扩大可被视为“金砖国家+”进程的一部分一样。最重要的是，上合组织开发银行可以成为一个重要的平台，以促进欧亚经济体之间在相互贸易和投资中使用本国货币结算。
总的来说，可以指出，在整个欧亚大陆上，上海合作组织内建立伙伴关系的进程显然正在加速。在战略上，重要的是不要忘记上合组织和“上合组织+”模式同步发展的优势，这将有助于成员国在各个领域中发展协同作用。
【专家评论】季莫费·博尔达切夫：如何弥补俄罗斯与西方的鸿沟
9月8日，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项目主任季莫费·博尔达切夫发表文章表示，从长远看，世界不会重现1945-1990年间两级对峙的冷战状态。
世界大多数国家对俄罗斯与西方之间的冲突所采取的立场表明，人类现在比我们最近想象的更加团结，甚至能够应对这些重大挑战。但是，俄罗斯不应该认为站在历史的正确一边就会自动获得大多数国家的支持。如果认为占世界人口85%的大多数国家拒绝加入西方对俄罗斯的经济制裁就意味着支持俄罗斯的任何行为，这是不明智的。
在特别军事行动开始六个月后，国际社会大多数国家都在努力避免直接表达自己的态度，但同时又从俄罗斯与西方之间的冲突中受益。唯一的例外是中国，随着与美国的冲突加剧，莫斯科和北京之间显示出真正深度的相互信任。这些信任源于两国关系过去二十年的健康发展，以及他们对两国关系态度的客观巧合——即双方的相互支持与眼前的危机无关。
当然，现在判断国际秩序未来会是什么样子还为时过早，因为西方将不得不承认其在维持全球主导地位的斗争中的历史性失败。实践证明，大国往往非常危险地界定其权力能力的限度和范围。现在，我们正在目睹一个持续了几百年的历史时期的结束，即全球政治的重组。在现阶段，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些大国行为的迹象，这些迹象表明今后我们不会重现1945-1990年冷战时期特有的两极体系。
印度作为人口最多的大国之一，在世界上扮演着非常雄心勃勃的角色。到目前为止，这个国家的经济、政治和军事领域的发展水平还没有达到我们可以说它是一个真正的大国的水平。但印度始终无意让自己分裂成对立的阵营，或成为美国、俄罗斯或中国等竞争对手的资源基地。印度一直与莫斯科保持着商业关系，近几个月来已成为俄罗斯最大的对外贸易伙伴之一。印度的立场不是反俄的，印度官员不断强调，在与俄罗斯合作领域的克制仅与印度企业担心受到美国报复的合理恐惧有关。
其次是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我们尤其看到，在俄罗斯与西方关系危机演变为军事政治冲突状态六个月后，支持美国与莫斯科对抗的国家数量减少了一半以上。几天前，联合国发表了一项试图围绕谴责俄罗斯在乌克兰问题上的政策的新声明。在今年3月联合国大会的投票中，类似的决议得到了世界上140多个国家的支持。但是现在，只有58个国家表示支持该决议，并且其中的30个国家是美国领导的北约军事联盟的正式参与者，还有几个是与美国签订了双边防务条约。
到目前为止，整个国际社会三分之二以上不再表明其对欧洲事务的立场。当然，这在一定程度上是中俄外交工作的结果，国际社会不断指出俄乌冲突的真正原因是美国的政策。随着欧洲局势的僵持，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将越来越多地适应这种条件下的生活。
对美国自身而言，由于其拉拢其他国家的能力下降，美国选择对国际社会其他成员进行施压，以期维护其在国际社会中的核心地位。然而，这一战略不可能成功。因为越来越多的国家都期望与俄罗斯和西方平等合作，而这种合作的步伐将取决于其他国家从中的获益程度。
反过来，欧洲的冲突将日益成为地方性的。世界其他国家并没有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参与到俄罗斯与欧洲的冲突之中，这将俄罗斯与其他国家之间关系的受影响程度降到最低，俄罗斯应避免将其他国家划入到他们的武装斗争阵营之中。如果这种现状真正持续下去，我们就可以避免世界分裂成对立的阵营，以此避免全面战争的爆发。
【专家评论】季莫费•博尔达切夫：俄罗斯转向东方：选择还是必然？
9月1日，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项目主任季莫费•博尔达切夫发表评论文章称，俄罗斯与美国和欧洲的对抗使得俄罗斯转向东方不再是一种选择，而是一种必要。俄罗斯有着独特的地缘政治地位，因此，确定其对外关系的优先次序是困难的。而且，因为俄罗斯拥有巨大的自然资源财富，所以俄罗斯并未将对外关系视为其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过去二十年里莫斯科所有外交政策的目标都是确保国家经济发展，然而，实践结果让人们对这一路线产生了怀疑。确实，作为地缘战略对手，美国和俄罗斯都是依托其国内资源而发展。
基于此种现实情况，虽然发展对外经济关系对俄罗斯非常重要，但决定外交政策的并不是外部环境是否给俄罗斯带来机会，而是这种环境是否影响其独立管理国内资源的能力。在这一标准的指导下，俄罗斯外交政策的侧重点首先是避免外部威胁，其次才侧重于利用机会。在过去的几年里，俄罗斯的外交政策始终坚持这一原则，其中，俄罗斯外交的”转向东方”战略是这一原则的集中体现。
现在，俄罗斯已经开始与中国一起共同关注国际秩序中的重要问题。在其他方面，”转向东方”虽然仍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但在实践中却略显乏力。尽管如此，在过去的十年里，俄罗斯显然扩大了其在亚洲国家之间的影响力，提高了在国家间论坛的参与程度，并且开始更多地思考东方在其外交政策体系中的地位。
与中国联系程度的加深也很难不被视为过去十年间发展亚洲关系的产物。中俄关系具有深远的战略意义，双方有着构建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的共同愿景，并一致认为国际事务不应由一小部分国家主导。中俄两国对于亚欧大陆广大地区的稳定负有共同责任，两国的经贸关系不断发展。双方一致认为，中俄关系必须“背靠背”，共同反对美国及其盟友控制世界经济和政治的企图。在中俄关系发展的进程中，不难找到俄罗斯实施”转向东方”战略的痕迹，但即使没有俄罗斯的”转向东方”战略，中俄关系仍会蓬勃发展。
虽然我们已经认识到俄罗斯“转向东方”的现实意义，但欧洲正在进行的军事和政治冲突对俄罗斯的外交政策仍有着不可忽视的潜在影响。自俄乌冲突发生几个月以来，大多数国家都认为与西方国家的关系恶化将不可避免地导致俄罗斯与非西方国家尤其是亚洲国家之间更紧密的联系。在整个西方世界向俄罗斯发起大规模经济制裁的背景下，亚洲作为俄罗斯传统出口商品的重要购买者，成为了俄罗斯优先的贸易和经济伙伴。一些人甚至说，发展俄罗斯与中国和亚洲的关系应取代俄罗斯与西方的传统伙伴关系。换句话说，俄罗斯与美国和欧洲的对抗使得俄罗斯“转向东方”不再是一种选择，而是一种必要。这对俄罗斯来说是一种新的挑战。对此，我们提出了一些与未来几年俄罗斯与亚洲关系的重要性直接相关的观点。
首先，发展与中国及其他亚洲国家的关系并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方法。尽管与欧洲以外的国家在能源领域的合作将成为未来俄罗斯外贸收入的主要来源，但西方国家仍试图将俄罗斯排除出全球经济体系，突破西方国家的封锁仍是俄罗斯面临的首要问题。
其次，国家发展的关键任务必须由俄罗斯自己完成，不应依赖于外部技术，更不应依赖于对外财政。新的时代要求国家拥有更大的主权，即国家必须有权利处理其内外事务。因此，尽管发展与非西方国家的关系对俄罗斯非常重要，但俄罗斯不能简单的将外交政策从一个方向转向另一个方向，而是在转向的同时保持传统对外战略。
第三 ，即使是与亚洲最亲密的关系也不能取代与伊斯兰国家、邻国和欧洲的关系。俄罗斯的地缘政治地位不能仅仅因为某一方向的军事政治冲突而改变。更何况，从历史和文化的角度来看，俄罗斯与亚洲国家之间很难建立在规模和精神上都与西方相匹敌的联系。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说，在当下环境中，俄罗斯发展与亚洲国家的关系不再是一种选择，而是一种必然。但是，这种需要并不意味着俄罗斯要彻底改变国家对外政策的指导方针。俄罗斯“转向东方”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它使俄罗斯外交的重心转移到亚洲，从而更充分地参与到国际事务中。
【专家评论】安德烈·苏申佐夫：冷战—当代国际危机的指南
在两极对峙的格局中，俄罗斯与西方国家都采取有针对性的军事、政治和经济战略，试图削弱竞争对手的生存能力。毫无疑问，双方将在未来数十年中保持这种对抗态势。然而，升级为军事冲突的风险比七十年前要高得多。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最近的一次采访中表示，后冷战时代已经结束，现在我们面临一个新的现实——以区域危机形式出现的俄罗斯与西方之间的过度竞争。然而，美国不仅没有真正意识到这些变化的重要性，反而经常在俄罗斯的海空边界进行挑衅，驱逐俄罗斯外交官，并使用愈发严厉的手段对俄施加制裁。
乌克兰新一轮军事升级表明，国际关系体系正在迅速回归冷战时期的对抗模式。它有如下特点：首先，两极对峙的状态中充斥着局部冲突，这类冲突被称为“代理人战争”。代理人战争是超级大国通过它们的代理人进行的相互竞争，相比于美国在两极格局瓦解后进行的诸多干涉，乌克兰危机更像是这种战争。第二，冷战是在不可调和的意识形态对抗的框架内进行的。在当今现实中，国际舞台充斥着单极与多极之间的矛盾。同时，两极对峙时期也具有当今无法重现的特征。
每一场危机都是一次“零和博弈”，对立双方都具有从中获利的可能。二战后，苏联成为美国最强大的竞争对手，最终导致20世纪下半叶世界格局两极化的形成。在冷战时期，超级大国之间除矛盾外，还存在防止核世界末日的共同利益。双方看到了冲突升级的界限，即绝不将政治对抗升级为军事冲突。反之，核威慑建立在“合理的非理性”思想之上，使竞争对手相信它愿意在必要时采取核升级的自杀式步骤。而且，分裂的世界催生了不干涉邻国事务的原则，这与当前冲突各方轮流指责对方试图修改世界秩序的现实相违背。对此，世界各国还未制定审慎的战略行为规则。
在安德烈·苏申佐夫此前撰写的《冷战成为国际危机的指南》中，他指出，20世纪下半叶的国际关系史可以称得上是苏联和美国国家外交政策的实验室，它在严重国际危机的背景下进行了一系列冲突管理的实地试验，以此寻找防止军事冲突升级的机制。在当前情况下，为避免自发的军事升级，这些经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重要。
在苏联与西方的几次标志性危机事件中，精英认识到世界不能走向集体自杀。在柏林和加勒比危机以及19世纪80年代的“导弹危机”中，世界极有可能面临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当时苏美的应对经验对于当今世界有着很深的借鉴意义。鉴于当下国际环境趋紧和社会信息交流加速，过渡到军事升级的风险远高于七十年前。
重要的是：采取审慎竞争的做法，寻找“零和博弈”的平衡点，明确对抗升级的界限，掌握“合理的非理性”信号。冷战时期的历史将为这一探索提供主要帮助。
【专家评论】弗拉基米尔·弗罗洛夫：战略拖延——俄罗斯的核威慑信号意味着什么？
俄罗斯迫切需要阻止乌克兰的反攻。俄罗斯武装部队越发被迫“撤退到更有利的位置”，必须避免明显的军事损失：另一次引人注目的失败可能导致大规模的不稳定。唯一的解决办法是在所有战线暂停或停止行动。俄罗斯缺乏储备或资源来改变当前局势：部分动员不足以抵御乌克兰的反攻，损失可能对俄罗斯武装部队造成严重影响。因此，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9月30日讲话的关键点在于呼吁乌克兰立即停止一切敌对行动，重返谈判桌，但要考虑到“新的领土现实”。
俄罗斯“以一切可用手段保卫俄罗斯领土”的警告，对乌克兰城市的大规模轰炸，以及暗示使用核武器，都是为了刺激乌克兰。用普京的话来说，是为了让其“西方真正的主人”停火，恢复按照俄罗斯的条件进行谈判。
俄罗斯希望回到4月中旬谈判破裂之前的状态。3月29日，俄罗斯和乌克兰在伊斯坦布尔就和平协议的关键问题进行协商。其中包括乌克兰的中立和无核地位（严格意义上自1994年以来一直如此），以换取包括俄罗斯甚至于白俄罗斯等“大国集团”的某些安全保障。安全保障没有延伸到克里米亚或顿巴斯地区，这些地区的最终地位将在未来决定。换言之，乌克兰当时对其事实上的新边界表示同意。这些问题还包括军事部分：禁止乌克兰在境内设立外国军事基地，俄罗斯有权否决乌克兰与第三国在乌克兰领土上进行军事演习，以及限制乌克兰武装部队的规模和使用的武器类型（包括禁止远程弹道导弹和巡航导弹）。
尽管伊斯坦布尔方案对俄罗斯有利，方案也要求俄罗斯军队撤退至2月23日的阵地，这对普京来说是不可接受的。普京的目标远不止于阻止乌克兰加入北约。因此，俄罗斯呼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接受新的“领土现状”，并驳回了要求俄罗斯撤军的意见。“新领土现状”显然包含在俄罗斯4月中旬提交给乌克兰的解决方案草案中。
与此同时，乌克兰也坚定了其立场。这可能是因为在与西方同伴磋商之后，西方同伴已经向泽连斯基明确表示，俄罗斯作为安全保障国之一的角色给了俄罗斯限制乌克兰主权、使其成为安全保障国的新机会。乌克兰拒绝俄罗斯和白俄罗斯成为乌克兰安全的保障国，并反对俄罗斯针对涉及乌克兰第三方的军事演习的否决权。由安德烈·耶尔马克（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和安诺斯·福格·拉斯穆森（北约前秘书长）领导的工作组于9月发布的关于乌克兰安全保障的一揽子建议不再包括这种过度行为。俄罗斯没有被列为安全保障国，关于限制乌克兰军事能力的部分被一项大规模扩张计划所取代。
目前恢复谈判的最大挑战是领土问题，这可能需要几十年才能解决。保留新纳入的俄罗斯领土几乎是证明“特别军事行动的所有目标都已实现”的唯一途径，这使得谈判对俄罗斯来说不可行。但是，持续的军事行动可能导致俄罗斯失去已获得的领土，这也是不可行的。
如果泽连斯基不想停止反攻恢复谈判，那么俄罗斯认为俄方必须说服乌克兰的西方同伴要求乌克兰照做。俄罗斯必须说服美国拜登政府相信，俄罗斯和美国之间的核冲突威胁将影响美国大陆，而不仅仅是欧洲或乌克兰。
尽管俄罗斯领导人似乎没有就是否应暂时或永久中止冲突直到俄罗斯恢复实力达成一致意见，俄罗斯希望核威胁将迫使美国介入并“冻结”与俄罗斯当前领土利益的冲突。俄罗斯也改变了对美国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的措辞，此种援助现在被称为“直接参与敌对行动”。俄罗斯警告称，这可能导致美国和俄罗斯之间不可避免的军事冲突，尽管拜登政府的所有行动都旨在避免此类冲突。此外，即使在美苏冷战期间，提供武器和情报也并不鲜见。
俄罗斯还向美国发出了其他信号以表明其态度严肃。特别是俄罗斯外交部的外交学院组织了一次纪念古巴导弹危机六十周年的会议，重点讨论从危机中吸取的教训，例如“尊重他国红线”和通过秘密渠道解决冲突等内容。
与此同时，俄罗斯正在采取可以被美国解读为提高其核部队战备状态的行动：发布可装载核设施的列车录像；宣布在加里宁格勒使用伊斯坎德导弹系统进行军事演习；准备在新地岛测试海燕核动力巡航导弹；关闭空域，从普列谢茨克向堪察加半岛试射萨尔马特洲际弹道导弹；在完全可能被看见行动的中立水域，携带波塞冬核鱼雷的贝尔戈罗德核潜艇浮出水面。
尽管安排更为频繁，以上所有行动都是例行练习，即便是国防部开始用火车往返运送核弹头，这对俄罗斯和美国来说都是常见的做法。这些举措可能会提高核威胁水平，但不会造成拜登的困扰。俄罗斯可以从古巴导弹危机中吸取教训，不断将战略核力量的战备水平升级到最高级别，配备核巡航导弹的轰炸机保持全面戒备状态，甚至形成空中戒备，部署潜艇巡逻。
目前，俄罗斯没有采取任何特别措施，美国也没有上钩。尽管电视报道已铺天盖地，但是俄罗斯不太可能真正考虑使用核武器。在新地岛、黑海或切尔诺贝利禁区上空展示核弹头爆炸不会吓跑乌克兰，却会严重降低俄罗斯作为《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签署国的声誉，并影响土耳其、印度和中国对俄罗斯友好中立现状。与古巴导弹危机形成对比的是，俄罗斯和美国目前没有直接陷入核僵局。人为制造这种僵局将是一项困难和可疑的任务，因为目前美国完全有能力无视俄罗斯的信号并避免核冲突。乌克兰不是古巴。
然而，俄罗斯需要采取一些行动，因为战略拖延的代价越来越高。从古巴导弹危机中吸取的教训中最重要的是需要建立和维护国家间对话的非官方渠道。
拜登的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最近表示，美国政府已“直接、私下并高级别”向俄罗斯传达了对俄罗斯使用核武器的担忧和警告。杰克·沙利文可能指的是他与普京外交政策顾问尤里·乌沙科夫的电话。然而，即使是这样的沟通也是不够的。俄罗斯和美国需要一个永久的秘密外交渠道来讨论不可讨论的问题。2022年5月，拜登政府通过中间人通知俄罗斯，美国准备创建这样一个非官方渠道。中情局局长威廉·伯恩斯预计将领导监督美国这方面通信。然而，当时俄罗斯对此并不感兴趣。
古巴导弹危机的一个关键方面是，俄罗斯和美国最初沿着情报系统建立了一条非官方通道。罗伯特·肯尼迪（时任美国总检察长，约翰·肯尼迪总统的弟弟）首先与克格勃驻华盛顿的站长亚历山大·费克利索夫进行了沟通。苏联大使阿纳托利·多勃雷宁是在克格勃确认罗伯特·肯尼迪的信息是准确的，并且他是代表美国总统发言后才加入对话的。专家认为重复这一秘密外交的壮举具有建设性意义，但在外交驱逐事件之后，俄罗斯和美国都没有合适的人选。
【专家评论】安德鲁·韦斯、贾斯敏·格林：何种原因推动了俄罗斯与沙特和海湾阿拉伯国家的关系发展
沙特阿拉伯和俄罗斯再次抬高油价，沙特国王萨勒曼在九月意外促成了一项关于释放在乌克兰战场上抓获的外国战俘（包括几名美国和英国退伍军人）的协议，大众再次关注到蓬勃发展的沙特-俄罗斯关系。随着2016年“欧佩克+”石油生产安排启动，2017年10月沙特国王萨勒曼首次访问莫斯科，俄罗斯与沙特阿拉伯和海湾合作委员会（GCC）其他成员国的关系稳步加强。
对俄罗斯与海湾合作委员会成员国关系背后驱动因素的分析，通常集中在该地区普遍希望对冲美国撤军阿富汗造成的安全风险抬升这一点上。根据这一逻辑，由于美国转向亚洲，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军事活动减少，且美国国内石油和天然气产量激增，中东正逐渐失去在美国国家安全利益的核心地位。与此同时，俄罗斯在该地区的参与正日益使其成为波斯湾安全的主要保障。这种对俄罗斯的矛盾心态可以解释大多数海湾阿拉伯国家选择在俄乌冲突开始时不与美国或欧盟步调一致地孤立、惩罚俄罗斯的原因。只有科威特和卡塔尔在冲突发生时立即发表声明谴责。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是今年联合国安理会的轮值理事国，在俄罗斯发动冲突的第二天由美国起草提交的决议中投了弃权票。阿联酋一名高级外交政策助理为这一举动辩护，声称“偏袒一方只会导致更多暴力”。海湾合作委员会成员国家的确在3月初投票赞成联合国大会谴责俄罗斯发起冲突的决议，但在4月初的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投票中改而弃权。这样的转变并不少见，世界各地许多国家都不愿意发声谴责俄罗斯发起冲突的行为。
然而，海湾合作委员会国家对俄乌冲突的立场所产生的影响比许多其他国家更大。当油价在3月份攀升至每桶130美元时，沙特和其他海湾国家的领导人拒绝了美国和欧盟领导人提出的提高石油产量以缓解全球经济压力和抑制通货膨胀的要求。相反，这些国家批评西方政府优先考虑气候和能源转型目标，却以牺牲对新化石燃料生产的投资为代价。
总的来说，海湾合作委员会成员国实际上是站在俄罗斯一边的，这使普京政权能够得到支持，削弱美国和欧盟制裁对俄罗斯的影响。10月5日，“欧佩克+”决定将石油日产量削减200万桶，证明他们对提高油价、减缓能源转型以及抑制美国页岩生产前景的愿望没有减弱。就海湾合作委员会成员国而言，这些国家基本不愿遵守美国官员对其不得与俄罗斯或中国接触的要求。与此同时，他们正在积极扩大与以色列在贸易、信息技术、基础设施开发、军事技术、国内安全监测系统以及防御伊朗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方面的合作。他们也没有忽视俄罗斯与伊朗存在长期利益的事实。
制裁困境
西方国家政策界对海湾合作委员会成员国扩大与俄罗斯的商业和金融联系的抱怨并未消失。美国及其欧盟伙伴更加严格地执行现有制裁，这证明了美国和欧盟的担忧。但鉴于美国和欧盟目前与海湾国家的能源和安全关系至关重要，很难想象这个问题会成为关键的试金石。长期以来，俄罗斯国有企业、官员、私人企业和富商一直将未对俄罗斯实施任何制裁的阿联酋视为其发展商业和保障个人利益的重要地区。阿联酋现在是俄罗斯海外游的第二大热门目的地，俄乌冲突开始后，大量富人和专家迁往阿联酋。
媒体报道强调了阿联酋是如何被俄罗斯富商用来规避个人制裁的。此外，阿联酋金融机构正从俄罗斯企业获得越来越多的资金流入。长期以来，阿联酋一直因为有关洗钱、恐怖主义融资、防止核扩散和伊朗非法活动等事件受到美国的严格审查。今年早些时候，阿联酋被列入打击清洗黑钱财物行动特别组织的“灰色名单”，严重打击了其成为全球金融中心的雄心壮志。
然而，静默外交取得了一些进展，美国财政部最近试图破坏俄罗斯用以逃避制裁的米尔国家支付系统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虽然这一举措似乎主要针对土耳其，但丹尼兹银行（100%由一家总部位于迪拜的机构控制的土耳其大型银行之一） 立即宣布暂停使用米尔系统，这无疑对制裁俄罗斯有一定成效。
更大的考验
随着以美国为首的限制俄罗斯石油出口价格上限政策的基本形成，海湾阿拉伯国家对俄罗斯的态度和行动变得越来越重要。这一可能影响深远的举措旨在减少俄罗斯所获利润，同时又不让俄罗斯石油退出市场。（俄罗斯目前1月至7月账户盈余为1670亿美元，约为2021年同期水平的三倍。）然而，长期担任能源高管而且常在卡内基投稿的谢尔盖·瓦库伦科（Sergei Vakulenko）表示，俄罗斯和海湾阿拉伯国家可能有很多动机破坏这一努力。
9月初，俄罗斯发布严厉警告，称不会对美国和欧盟设定的石油价格上限袖手旁观。尽管官方还未直接宣布意图，俄罗斯已经切断了通往欧洲的大部分天然气，结合北溪管道1号和2号的破坏袭击和俄罗斯在全球原油能源市场中的巨大作用，造成的威胁不容忽视。例如，尽管近几个月油价大幅下跌，俄罗斯中断或限制石油销售的决定可能会扰乱市场。海湾合作委员会国家在未来几周的行动将至关重要，目前尚不清楚这些国家是否打算与决心惩罚俄罗斯的西方政府结盟。
根据瓦库连科的说法，新兴买家的企业联盟有可能操纵整个石油市场及石油价格。如果联盟成功迫使俄罗斯遵守其规则，阿拉伯国家可能是下一个。因此，如果俄罗斯通过减少产量来应对价格上限，无论沙特阿拉伯是否有足够的生产能力，沙特阿拉伯可能也不愿意增加石油出口以弥补减少的产量。
这样的两难处境触及了俄罗斯与海湾合作委员会的关系目前非常重要的问题核心。普京最近几天的讲话充分表明意图将危机进一步升级。如果使用石油作为强有力的武器，俄罗斯就有可能破坏西方对手的经济福祉。尽管自2月24日以来，俄罗斯石油大多流向亚洲，但俄罗斯每日800万桶石油和精炼产品出口的大幅减少可能扰乱全球石油市场。当然，这样的举动可能会疏远像中国这样的友好国家以及其他许多选择袖手旁观的国家。专家认为这一困境凸显了商业考量而非国家安全，这将成为继续主导海湾合作委员会国家与莫斯科关系的主要原因。
【专家评论】萨什·阿斯塔纳：为什么俄乌冲突利益各方会延长冲突？
持续七个月后，俄乌冲突似乎进入了非常阶段。俄罗斯宣布在四个控制地区的公投中获胜，为其加入俄罗斯做好准备。与此同时，普京还宣布部分动员，征召30万预备役人员前往前线。这是一个重大转折。乌克兰最近取得了成功，美国领导的北约累计向乌克兰提供了600多亿美元的军事援助。北约一方因核威胁而退出冲突，宣称公投为假，正在寻求提出新的决议来反对公投，尽管知道决议会被俄罗斯否决。
为什么冲突中没有一方考虑终止冲突？这场旷日持久的冲突使世界上的每一个人都受通货膨胀压力的影响，引发了前所未有的能源危机和严重的粮食短缺。有鉴于此，结束冲突的外交手段和谈判协商早就应该是合乎逻辑的选择，但出于自身战略考虑，似乎没有一方考虑结束冲突，都希望在回到谈判之前取得更多收益。各方都知道不可能在这场冲突中成为彻底的赢家，但各方都决定延长紧张局势，以避免成为彻底的输家。
俄罗斯一方：
俄罗斯尚未实现其解放整个顿巴斯地区和乌克兰南部，以形成包围，与德涅斯特河左岸相连的战略目标。在长期的冲突中，俄罗斯没有从他国得到丰富的军事物资支持。因此，从军事角度来看，俄罗斯一个明智的选择是巩固其成果，从对俄不友好地区撤退，在对俄友好地区重新部署部队，调整战略安排。
如果俄罗斯的“领土完整”受到威胁，总统普京威胁使用核武器，北约则会开始关注其将如何应对。公投后预期的领土并入使核威胁愈加复杂，因为根据俄罗斯核政策，并入领土遭到袭击可能会引发核反击。如果芬兰加入北约，俄罗斯与北约的直接陆地边界可能会延长1000多公里。
俄罗斯意识到其在经济、外交、信息和政治战领域的局限性。俄罗斯备受批评的部分动员行动和对预备役人员的呼吁事实上与乌克兰在七个月前的军事戒严期间所做相类似，然而后者受到西方媒体的赞扬，这是重点针对俄罗斯的信息战。因此，俄罗斯将倾向于保留现有利益，并将冲突延长到冬季，这可能有利于俄罗斯重新取得优势，以实现剩余的军事目标，从而使自己在解除制裁的谈判中占据上风。
乌克兰：
总统泽连斯基接受了北约在其国家的如此多的政治、战略和军事投资，并在反击中取得一定的胜利，表面上乌克兰代表以美国为首的北约与俄罗斯作战，从而削弱俄罗斯。然而，泽连斯基同样选择延长冲突。
不容忽视的事实是，乌克兰自独立以来失去了15%的原有领土，产生了超1000万难民，城镇被毁，伤亡人数众多，其宣扬的民主正在戒严和全民公投下挣扎。虽然美国领导的北约所提供的军事援助和武器可以增强其战斗力，有助于发动对峙攻击，但从俄罗斯手中夺回失地将非常困难，因为俄罗斯将使用已建设区捍卫自己的利益，在核威胁的情况下更是如此。
北约对冲突的军事支持不会让乌克兰更接近停止冲突走向和平的道路，反而可能导致其领土结构长期变化，面临无休止的代理人冲突和长期增强的俄罗斯威胁。泽连斯基明白把他描绘成英雄和获胜者的西方叙事和信息战并不长久，但他将延长冲突，以保障他的政治生涯并持续获得援助。
北约：
乌克兰反攻的成功以及北约在经济、信息、外交和政治领域对俄罗斯的无军事、无接触、无公开冲突中取得的进展可能会让北约感到鼓舞，但北约担心的方面在于普京的核威胁不可轻视。俄罗斯如果宣布新获得的领土为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并在公投成功后逐步升级政策，那么其陷入困境时有可能发动战术性核打击。
美国可能会从与乌克兰的武器、能源和冲突后建设的合同中受益，这或许证明最近增加援助存在有助于实现削弱俄罗斯，以抵御欧洲潜在竞争对手目标的合理性，但其最大的战略损失是使俄罗斯、中国和伊朗在战略伙伴关系中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紧密。俄罗斯可能会开始采用替代性金融体系，从而减少对当前全球金融体系的依赖。
北约受到俄罗斯对芬兰和瑞典加入北约的温和回应的鼓舞，急于加强这两个国家的军事力量，以确保其北侧长期处于良好的集体安全态势，这对于中俄在北极地区和北大西洋的足迹而言也有意义。北约将继续敦促俄罗斯结束冲突，同时支持乌克兰继续抵抗，直到乌克兰消耗殆尽，因为如果在俄罗斯拥有相当大一部分土地的情况下举行谈判，北约将被视为弱者。目前俄乌冲突已经造成数百万难民与雇佣军混在一起，俄罗斯交战边境加长，俄罗斯将在吸取错误教训后进行重组，无疑不会为欧洲带来和平。北约已表示愿意牺牲其能源和经济利益以实现和平目标。为了长远有效地打击对其不友好的俄罗斯，欧盟需要增加国防开支，同时将一些主权决定交给美国。
未来发展：
尽管西方存在一些持相反意见的言论，专家认为乌克兰可能不会夺回较多领土，未来对峙打击、秘密行动和一些导致俄罗斯人员伤亡的战斗将继续发生，这将引起俄罗斯的同等或更强烈的反应。
在围绕乌克兰地区的大国争端中，一方面，全球需要的是结束这场冲突，但因为俄罗斯尚未实现其在当地的战略目标，谈判并不现实。进行谈判对于说服北约解除制裁至关重要。另一方面，以美国为首的北约没有任何约束普京的影响力，因此对其最方便的选择是不承担任何人员伤亡的后果，并通过持续的代理人冲突削弱俄罗斯。泽连斯基决定延长冲突的考虑更是如此，他明白如果没有美国的支持他将失势。在目前的进攻阶段，俄罗斯似乎已经取得了充足优势，但前景仍不够明朗。俄罗斯的公投和核威胁已将冲突推向下一阶段，北约对此尚未做出回应。
【专家评论】亚历山大·鲍诺夫：为什么普京在乌克兰加大赌注
俄罗斯总统普京宣布在9月21日进行部分动员，这意味着现在可以派遣30万预备役部队在乌克兰作战；前一天，在没有事先公告的情况下，俄罗斯法律修正案被提交给杜马，并立即三读通过，规定对未报到服兵役、投降或拒绝战斗的人给予严厉处罚；9月23日至27日，包括卢甘斯克、顿涅茨克、扎波罗热和赫尔松在内的四个地区将就加入俄罗斯联邦举行全民公投。这三个事件向西方传达的信息是，俄罗斯将加大对乌投入，并希望西方会因此退缩。
与此同时，在俄罗斯国内，这些事件将此次冲突的性质从在邻国的“特别军事行动”转变为保卫俄罗斯领土的防御行动。如果公投通过，外国军队在上述四地的行动将被普京用来证明全国动员和威胁使用核武器的合理性。
事实是留给俄罗斯的时间并不多了，“特别军事行动”所需的人力、物力和外交资源即将用尽，这促使普京果断采取行动。如果行动未见成效，那么他仍然可以将之转变成一场防御行动，并希望这种区别能让俄罗斯民众更加认同特别军事行动的合法性，从而让政府可以自由地做出任何决定，采取它认为必要的任何措施。
将顿巴斯地区重新定义为俄罗斯的合法领土不太可能阻止乌克兰将其夺回的企图，但这将有助于俄罗斯政府解决多项问题。实现全民公投需要相当部分比例的当地人口。到目前为止，莫斯科已经找到了足够多的乌克兰人（尽管比俄乌冲突前要少得多）。公投向人们发出了一个信息，即俄罗斯对当地的管理是认真的，这将有助于稳定民心。
此外，部分征召兵拒绝参加在乌克兰的军事行动，理由是根据法律规定他们没有义务参加外国领土上的战斗。宣布上述地区是俄罗斯的一部分将消除这些理由。
俄罗斯官员一直表示，无论发生什么，“特别军事行动”的目标都将会实现。这是一个方便的表述，因为目标可以随时更改。如果俄罗斯不可能控制整个乌克兰，可能会局限于该国的南部和东部；如果这不可行，它可能会局限于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地区；如果这也不能做到（现在确实没有），俄罗斯可以局限于已经控制的部分，并通过将其转变成俄罗斯领土来巩固现有成果。毕竟，主要目标不在于控制，而是要表明俄罗斯有能力应对国家安全威胁。
最近几周，俄军前期控制的地区几乎完全被乌克兰收回。为了试图挽回颓势，普京再次加大对乌投入，希望其他相关方不再插手。专家认为如果普京再次出现决策错误，他将不得不取更具破坏性的手段表明他不是在虚张声势。
【边海观察】张鑫仪丨共识还是分歧：中美审计监管合作的突破路径
2022年8月26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与美国公众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PCAOB）签署了审计监管合作协议，两国将于近期展开后续合作。该协议的签署标志着中美双方监管机构在解决审计监管合作这一共同关切问题上迈出了关键一步，并有望缓解中概股在美面临的审计监管及潜在的被动退市问题。然而，中美双方未来将在何种程度上履行该项协议，该协议的达成对上述问题的解决究竟能发挥多少作用，对这些问题的回答仍依赖于双方后续的履约情况。当前，中国政府与中概股企业都不宜对该项协议的签署过于乐观。从国家层面看，中国应当继续加强顶层设计；从公司层面看，中概股企业应专注完善自身合规体系建设。
一、中美审计监管合作协议签署的动因
2020年12月2日，美国《外国公司问责法》由特朗普总统签署生效，其直接引爆了关于“中概股或将面临集体退市”的讨论。2022年3月8日以来，美国证监会（SEC）依据《外国公司问责法》，先后将约150家不符合PCAOB审计监管要求的中概股公司纳入“确定识别名单”，相关公司便由此面临自美退市的直接风险。同时，这也意味着美国对于中概股的监管开始从制度建设阶段正式走向执行阶段，市场担忧情绪随即被引发，中概股股价持续走低。截至2022年8月26日，2022年仅有13家中概股企业赴美上市，同比减少了57%。本次审计监管合作协议的签署旨在向市场表明，中美两国将积极携手解决审计监管问题，中概股自美集体退市的风险也将由此出现转机。
一方面，《外国公司问责法》规定的审计监管政策与中国强制性法律法规冲突，使得中国在美上市企业面临集体退市的风险，中美审计监管合作协议的签署在时间点上具有关键意义。《外国公司问责法》采取了类似于实质审查的信息披露监管模式，要求外国公司全面披露与美国投资者利益相关的财务信息，以及与之投资判断并无甚关联的政治信息。如若“受管辖发行人”连续三年未履行上述披露义务，其将被禁止在美国证券交易所以及受SEC管辖的任何场所从事场外交易。然而对于中国而言，其奉行“不干涉内政原则”，这在跨境审计监管上便体现为“完全信任”原则，也即中国希望由会计师事务所所在的国家独立完成审计监管工作，审计报告的使用国应接受该会计师事务所做出的审计报告。在具体规则的设计上，中国亦贯彻了上述原则。例如，2009年《关于加强在境外发行证券与上市相关保密和档案管理工作的规定》申明，在境外发行证券与上市过程中，提供相关证券服务的证券公司、证券服务机构在境内形成的工作底稿等应当存放在境内；2019年新修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第177条又再次重申了这一点。可见，在中国法的视域下，PCAOB并无权对在美上市中国企业的审计底稿进行检查。加之中国内地以及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也并未就审计监管合作与美国达成任何合作协议，允许PCAOB对其管辖区域内的中概股上市企业行使上述权利。种种因素导致这些企业难以满足PCAOB的检查条件，大量中概股企业便面临2024年在美集体退市的风险。中美审计监管合作协议便是在这一紧要关头推出，旨在填补中美两国在审计监管合作方面的制度空缺、扭转大量中概股企业在美被动退市的局面。
另一方面，随着中国资本市场双向开放的深化，企业跨境上市和会计师事务所跨境展业日益频繁，中美审计监管合作协议的签署实质上是顺应了金融市场发展的趋势，符合国际通行做法与两国实质需求。近年来，中国企业接连赴美上市，不仅拓宽了自身的融资渠道，也为美国金融市场注入了新鲜活力，给美国投资者带来了投资机会。中概股逐渐成为中美经济往来中利益交融、不可分割的重要载体。Choice数据显示，在美上市的中概股企业现有280余家，总市值超1万亿美元，其中美国机构投资者持有的市值就约达2000亿美元。中美金融合作日渐深入，利益绑定也日益加深，但在审计监管合作方面，尽管中国证监会、财政部与PCAOB等美国监管机构保持沟通磋商，却一直都未能从根本上形成双方均接受的、可持续的合作安排。尽早达成审计监管合作方面的协议是中美双方的共同关切，其有利于保障中美投资者双方的共同利益，符合国际监管合作的通行做法，是两国在管控分歧、有效解决审计监管问题上迈出的重要一步。
二、中美审计监管合作协议的要点及分歧
中美审计监管合作协议依据中美两国法律法规，尊重国际通行做法，按照对等原则，就开展审计监管合作的目的、范围、形式、信息使用、特定数据保护等重要事项做出了约定。然而，从目前中美双方披露的信息来看，双方在中美审计监管合作协议的部分内容上还存在分歧。
一方面，中美在跨境审计监管合作遵循的原则上主张不一。从SEC发布的声明看，中美审计监管合作协议的签署似乎更多的是中国单方面地向美国承诺将遵循美国审计监管标准，美国单向对中概股企业实施监管，并未体现两国在跨境审计监管上的协作。而根据中国证监会披露的信息显示，跨境审计监管合作应当遵循对等原则，主张协议条款对双方具有同等约束力。具体而言，中美双方均可依据法定职责对另一方辖区内相关会计师事务所开展检查和调查，被请求方应当在法律允许范围内提供充分帮助。这种差异本质上反映了中美双方求同存异的基调。美方所称的是“完全的权限”，即可依照国内法对其管辖范围内的中概股企业实施等同于国内企业的审计监管政策。中国所称的则是“对等原则”，核心在于中国只在其国内法允许的范畴内配合美国的审计监管，本质目的在于保障自身的监管主权。
另一方面，中美在跨境审计监管的权限范围上主张不一。就美国主张而言，首先，PCAOB在选择调查和监管的发行人上具有完全的自由裁量权，包括其涉及的审计业务或潜在的违规行为，且无需与中方就所选公司进行协商。其次，PCAOB可直接对相关审计人员展开采访与问询，并记录证词。再次，PCAOB能够依照《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将所获信息传送给SEC。最后，PCAOB有权查阅未经修订的原始审计底稿。而从中国证监会披露的内容来看，双方应提前就检查和调查活动计划进行协商和沟通，美方须通过中方监管部门获取审计底稿等文件，在中方参与和协助下对会计师事务所相关人员开展访谈和问询，审计底稿一般并不包括国家秘密、个人隐私或企业底层数据等敏感信息，且相关底稿仍应存放于中国境内。可见，美国所持的是主动参与、主动介入、主动调查，而中国则强调合作过程中应由中国主导、中美合作。因此，两国最终会在多大程度和何种深度开展审计监管合作，仍将是后续双方商议的重点。
三、中美审计监管合作协议下中概股跨境审计监管的突破路径
不可置否，中美审计监管合作协议的确有助于缓解中概股在美退市的问题，但这并不意味着中概股企业自美被动退市的风险已完全解除。一方面，审计监管合作协议并未解决《外国公司问责法》规定的额外披露要求的问题。根据《外国公司问责法》，外国公司应当证明其并未被政府所有或者控制。因此对于国有企业而言，除了与其他中概股企业一样面临审计底稿的问题之外，其难以满足这一证明要求，国有企业在美退市仍难以避免。另一方面，中国究竟将在何种程度和范围内提供审计底稿，美国坚称的“全面的审查权限”的标准究竟为何，这些问题尚存在较大的不确定因素。在这个层面上，该合作协议的签署只是中美审计监管合作的起点，后续如何发展还有待继续观察。因此，不论是中国政府，抑或是中概股企业，都不宜对该项协议持过于乐观的态度，而应集中精力加强自身规则体系的建设。
对于中国政府而言，其应加强自身制度建设，营造更为良好的市场氛围，切忌只将重点置于PCAOB对中概股企业的信息披露监管。虽然美国的《外国公司问责法》强调信息披露是保护美国投资者利益的核心工具，但是信息披露本身具有“软弱性”。即便PCAOB能够根据中美审计监管合作协议对境外会计师事务所进行管辖，但是这种安排也不过是促使会计师事务所采取部分印象管理策略，并不足以防范在美上市的中概股企业的财务欺诈以及信息披露不足等问题。因此，若想要从根源上解决这些问题，中国政府必须要加强顶层制度设计，采取强劲的监管措施。具体而言：
一是中国应当继续完善《证券法》中关于中概股企业域外管辖的规定。尽管中国新修订的《证券法》确立了监管机构的域外管辖权力，但《证券法》目前关于跨境证券监管的法律规定仍然只停留在原则性指导层面，缺乏针对跨境执法实操的具体规定，这便可能导致在具体实施跨境审计监管之时，执法部门或会陷入不知如何适用法律规定的尴尬局面，使得“域外管辖”条款出现束之高阁的状况。
二是中国不宜完全依照企业注册地对境内外企业进行划分，而是应当将在中国境内境外开展资金筹措的广义的中国发行人一并纳入境内法律管辖，包括财务报告审计管辖的范畴。该项修改虽然看似和中美审计监管合作并无直接关联，但对于那些注册地在海外避税天堂，几乎不受任何法域的法律规制的“外洋内中”的中概股企业而言，该项修改不仅有利于打击严重的违规违法行为，还为中国对这类企业在境外资本市场上市的财务审计合规实施监管奠定了法律基础，有助于中国更为全面地应对和打击财务造假丑闻，营造更为良好的市场环境。
三是中国应不断促进跨境审计监管的合力形成与质量提升。目前，PCAOB能在SEC的指导和监督下独立实施各项审计监管权力，而中国的审计监管职能却仍不均匀地分布在财政部、证监会、注册会计师协会等机构和组织中。为了避免因中国内部审计监管权力过于分散、部分职能分配不明而造成的中美审计监管合作进程延缓，中国可以考虑建立一个专门由财政部或证监会牵头的组织，专门负责与PCAOB的协调和对接，保障跨境审计监管的效率。
对于中概股企业而言，其应继续修炼好“内功”，只有夯实自身实力，才能讲好中国故事，吸引更多融资。尽管《外国公司问责法》有意针对中国企业，但部分中概股企业的确存在虚增业务、财务造假以及关联交易等违规违法行为，对中概股企业的口碑造成了一定负面影响。正如前文所说，中美审计监管合作协议仅是中美为解决跨境审计监管问题所迈出的第一步，未来走向尚不明晰，因此，中概股企业的当务之急仍是应提高自律水平、保证自身口碑。具体而言，中概股企业应注重加强内部体系建设，完善会计审计组织架构，强化和细化法律合规部门的组织建设，打造功能更加全面、专业的法务团队，将更多精力聚焦在自身业务能力与合规体系的建设和完善上。
【会议简报】BBNJ养护和可持续利用协定第五次政府间会议
纽约时间2022年8月15日至26日，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规定就国家管辖范围以外区域海洋生物多样性的养护和可持续利用问题（BBNJ）拟订一份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文书第五届政府间会议（IGC-5）如期举行。武大边海院师生赴北京线上参会，跟踪最新谈判进展。
为提高谈判效率，IGC-5采用平行会议形式，同时设置两个会场就不同议题进行讨论。除非正式非正式会议之外，协调员们还安排代表团就特定议题组织工作小组，以在意见较多的问题上寻找中间地带。在各代表团的努力下，主席在首周一读结束后对协定案文草案进行了更新，以反映谈判所凝聚的最新共识。尽管本届会议极力敲定最终案文，有时会议一直持续至晚上，但各代表仍就部分议题无法达成一致意见或妥协。由于会议原定时限已至，纽约时间8月26日晚9点，代表们决定本届政府间会议暂停，由联合国大会确定重启时间。
一、海洋遗传资源，包括惠益分享问题
会议对协定案文草案第二部分所有条款进行了讨论，在目标、MGRs相关活动、原地收集MGRs、非货币化惠益分享、获取和惠益分享机制、透明度等问题上取得一定共识，但是该部分长期以来的系统性分歧仍然存在。
首先，在定义问题上意见存在不同。来自发展中国家的代表团普遍认为协议应当面向未来，以处理包括衍生物、数字序列信息（DSI）等更广泛的问题。而欧盟等发达国家则倾向于需要和CBD保持一致等。其他定义，如“生物技术”、“原地收集”、“衍生物”已获得较为广泛的支持。
其次，对于MGRs章节的适用范围，会议已达成部分共识，但发展中国家倾向于BBNJ协定的适用范围更广，而发达国家则相反。欧盟提出协定只适用于生效后原地收集的MGRs 以及“其所产生的惠益”，以进一步缩小适用范围，得到部分发达国家的支持，而CLAM、菲律宾、印尼、印度等代表则主张协议需要多年才能生效，认为欧盟的措辞将会进一步限制未来BBNJ协定的范围和有效性。英国、美国和澳大利亚还建议增设一款，以确保军事利益得到保护。
最后，在货币惠益分享问题上，本次会议未能取得突破。会议就公平公正分享惠益的安排进行了两次讨论。前期讨论中部分发达国家表示无法接受货币化惠益分享，认为目前货币化惠益很少，讨论为时尚早，同时货币化惠益分享机制的行政负担和代价将远远超出其带来的好处。就周末更新的案文草案，多数西方发达国家仍对其中的货币惠益分享持怀疑态度，坚持认为建立全过程监管机制将使得监管成本大于所得惠益，而发展中国家则基于人类共同继承遗产原则，强调货币惠益是海洋遗传资源章节的核心，双方就此问题仍僵持不下。
二、包括海洋保护区在内的划区管理工具等措施
会议就划区管理工具问题取得了较大进展，但是就COP职权、COP与相关法律文书和框架以及相关的全球、区域和部门机构(IFBs)的关系、临时和紧急措施等问题上，仍需凝聚共识。
首先，定义问题上，各方趋向达成共识。大部分代表认为划区管理工具是包括了海洋保护区在内的一个总括性的概念，欧盟等代表团强调海洋保护区应强调养护，而非可持续利用，但也有部分代表团认为两种目标应当兼顾。经过小组工作和进一步协商，海洋保护区的定义基本确定为“a geographically defined marine area that is designated and managed to achieve long-term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objectives and may allow, where appropriate, sustainable use, provide it is consistent with the conservation objectives.”
其次，经过两轮商讨后，本节的目标已基本商定，删除了科学参照区、美学、自然或荒野价值、一致性和互补性等内容，增加了关于支持发展中缔约方能力建设、[共同]发展和转让海洋技术的措辞。
再次，关于提案、确定区域、磋商等内容，会议不存在根本分歧，讨论多着眼于结构安排和具体措辞，目前如何安排暂未达成一致意见。预防性方法、预防性原则的分歧在该部分再次出现，借鉴《里约宣言》中的相关措辞的做法未获充分支持。
另外，决策是ABMT章节的核心部分，本届会议花费大量时间讨论该条款。尽管各位代表团认识到应避免重复授权、不损害其他IFBs，但是就条款安排和措辞上，会场上仍有不同观点，始终难以达成一致。
最后，关于实施，讨论重点在于岛屿发展中国家的负担问题、协定不应拘束非缔约方等问题。各代表团对监测和审查表示总体支持，但具体措辞，如“related measures”、“application of precaution”等存在不同意见。另外，本节还引入了临时和紧急措施的规定，但是就紧急情况的类型、识别标准、启动门槛、响应措施和IFBs的作用等问题，尚有待商讨。
三、环境影响评价
会议主要讨论了环境影响评价的6个主要问题：第一，关于BBNJ协定中环境影响评价的启动门槛以及标准的问题，代表团讨论了两种选择，一种是对海洋环境中任何可能引起轻微或者暂时影响的计划活动进行筛查，另一种是根据《公约》第206条的规定对可能造成重大损害或对海洋环境发生重大有害的变化的活动进行评估。
第二，对于BBNJ文书与相关IFBs下的环评过程之间的关系，代表们聚焦关于适格IFB下已开展的环评无需新环评的规定，其中一些代表竭力主张将二者进行比较，而少部分国家支持无需此类比较。另外许多国家也表达了支持缔约方大会为科学技术机构制定程序，同时与相关全球、区域、次区域和部门机构协作以规范在国家管辖范围以外进行的环境影响评价活动。
第三，对于环境影响评价的过程，各国代表团试图精简这部分的案文。这其中涉及筛选、范围界定、影响评估和评价、潜在不利影响的缓解、预防和管理。一些代表团建议所有的筛选决定都应该公开，许多代表团支持开展联合环境影响评价以及让第三方参与进来。
第四，关于环境影响评价的监测，中国、美国等绝大部分国家认为应该与《公约》规定保持一致，而欧盟、澳大利亚等国则认为不应该遵循《公约》的语言表述，倾向于按照活动批准书中规定的条件开展环境影响评价，也有国家如新西兰提出将二者合并。
第五，对于报告授权活动的环境影响，有的国家赞同应该每隔适当时间报告监测结果，有的国家则指出将报告与监测结果联系起来，可能会使条款复杂化。各国同意将报告提交给信息交换机制，但对于是否应该将报告进一步提交给科学技术机构的意见不一。
第六，在战略环境影响评价问题上，各代表团赞同继续完善战略环境影响评价，支持战略环境影响评价相关的义务，但对于战略环境影响评价应该包含什么内容，这些内容是否是强制性等问题上存在分歧。欧盟、英国等国坚定支持应该纳入战略环评，中国、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国同意纳入战略环评，但认为不应该将其设置成强制性义务，俄罗斯则反对纳入。
环境影响评价是BBNJ各大议题中认可度最高的议题。相较于IGC-4，各国在环境影响评价问题上已经取得了突破性进展。然而，由于环境影响评价涉及“主权让渡”等问题，因此在细节问题上存在争议。
四、能力建设与海洋技术转让
由于各国的经济以及科技发展水平存在着差异，能力建设和海洋技术转让更多是发展中国家在谈判中重点关注的利益诉求。在该问题上，各国在不少方面已达成共识。如各国同意在案文中提及各国应通过能力建设以及海洋技术转让帮助发展中国家缔约方；审议有关合作的案文，支持通过与所有利益攸关方建立伙伴关系，让所有相关利益攸关方参与进来。
关于能力建设与海洋技术转让的模式，一些区域集团呼吁应确保发展中国家获得能力建设，并积极促进向其转让海洋技术。而其他的一些国家集团则更喜欢使用《公约》中的措辞，将“确保”表述为“促进”。绝大部分国家认为在进行海洋技术转让时应符合共同同意原则，发展中国家提出海洋技术转让应以公平和最有利的条件进行，包括减让和优惠条件。在海洋技术转让的性质方面，中国和77国集团认为应该将“尽可能”的表述删掉，欧盟、美国、日本等国则建议保留。关于是否应该建立能力建设以及海洋技术转让的委员会的问题，大部分国家表示支持，但在具体细节问题上还需要进一步讨论。
五、交叉问题
在关于以和平方式解决争端和预防争端的问题上，各国代表意见相当一致。77国集团和中国提出在该部分加上“鉴于对这个协议的解释和适用”的表述得到了各代表团的广泛认同。在争端解决程序问题上，大部分国家认为应该比照适用《公约》第十五部分关于解决争端的规定，确立强制性的、有约束力的解决争端的程序，少部分国家认为这应该是一个自愿性的过程，中国认为不能简单比照《公约》的争端解决程序，提出国家同意原则，应该将谈判协商作为解决争端和适用争端的前置程序，并强调了国家领土主权和管辖权方面的争端应明确排除适用于协定下的争端解决机制。
会议还对机构、资金、实施等问题进行了讨论，尽管取得一定进展，但其中仍然有不少问题需要澄清并弥合分歧。
结语
IGC-5已经取得了很大进展，各议题上均取得不少共识。正如主席Rena Lee在全会上所说的，“我们比以往任何进程都更接近终点线”，但是各代表团仍然需要更多的时间，就争议较大的问题进行充分讨论。鉴于海洋生物多样性养护等环境问题的紧迫性，第二阶段的会议需要趁热打铁，就敏感问题进行充分讨论和并展示灵活性，以早日达成稳健、高效、可实施和面向未来的新协议。
【边海研究】张翔宇 刘贺青：命运共同体视角下中国对柬埔寨水援助及其发展前景
柬埔寨地处中南半岛，与泰国、老挝、越南为邻，与马来西亚隔海相望。柬埔寨是一个水资源丰富的国家，主要水系有湄公河、洞里萨湖等。由于经济发展落后、技术及管理水平有限，柬埔寨在干净水源的保障及水利水电资源的开发方面，仍面临很大的挑战。基于此，中国对柬埔寨伸出水援助之手。中国对柬埔寨的水援助在不同时期、不同维度、不同领域均已有着丰富的事实支撑。面向未来，处理好周边关系，尤其是将潜在的矛盾通过援助方式提前化解是我国对外战略的重要任务。因此，我国应将人类命运共同体在水议题中实现细化，有必要以命运共同体战略作为支点，加强对柬埔寨的水援助及时调整中国对柬埔寨水援助政策导向，总结中国对柬埔寨的水援助经验，注重讲好水援助故事、提升水援助水平，以期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双边、区域乃至全球范围内的水命运共同体。
一、柬埔寨水资源及其管理状况
由于历史、政治等原因，柬埔寨曾长期受到外侵内乱困扰，不具备进行长期性水资源开发的条件与能力。直至1993年柬埔寨进入和平建设时期，经济与民生的发展成为其首要问题，而水资源开发利用和管理是实现发展的基础。由于柬埔寨长期以来水资源开发利用与管理能力较为薄弱，当地居民一方面面临清洁水源的严重不足，承受不洁水带来的健康威胁，另一方面遭受洪涝灾害侵扰，致使社会生产发展水平受挫。不可否认，柬埔寨需要从多方面着手改善国内水资源利用与管理问题，从而实现经济与民生的良性发展。
柬埔寨洁水能力不足，“缺水问题”在柬埔寨有着看似矛盾的局面，柬埔寨拥有丰富的水资源，但柬埔寨居民常常无法得到充足的水加以利用。柬埔寨水资源开发调配能力有限，柬埔寨水资源开发与管理基础薄弱且发展相对滞后。此外，新冠疫情的爆发，影响柬埔寨涉水产业发展，柬埔寨贫困率再次上升至17.6%，柬埔寨经济发展受到波及。
二、水命运共同体及其实现可能
“水命运共同体”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水议题中的具体阐述，水命运共同体因水作为发展所需的基础、生存所需的必要、资源的自然流动等独特属性，成为集达成减少贫困、绿色发展、保卫健康等目的于一体的共同体构想，是中国人类命运共同体战略的重大特色创新。水命运共同体是解决相关全球治理问题的中国思路和中国方案，为全球范围下的水污染、水浪费等问题总结出切实可行的中国智慧，由于全球地域的广泛，水命运共同体无法在全球层面具体而微，但命运共同的呼唤依然应该受到国际社会的重视。
中国有必要将命运共同体类推到水话题当中，努力构建和谐、稳定、健康的水命运共同体共识，进而减少潜在的水冲突，加强水合作。柬埔寨，是与中国拥有共同跨境河流的国家，更是和中国在共有水资源问题上有着休戚与共的命运。在中柬双边命运共同体建设中，中国对外援助是践行“命运共同体”价值理念的重要举措，在落实“命运共同体”价值观念方面发挥着促进作用。有学者认为，可以按照“发展伙伴型、利益攸关型、利益共同体型和命运共同体型” 四种升序的新型国家关系来区别援助对象，进而实现“命运共同体”的国家意志向更高层次发展。其中，柬埔寨与中国的关系就是命运共同体型 ，有着打造水命运共同体的坚实基础。
三、中国对柬埔寨水援助的发展状况
中国对柬埔寨的水援助主要通过项目援助、资金援助、技术援助、人力资源援助以及必要的紧急人道主义援助等援助手段，帮助柬方发现水源、调蓄水情、清洁水质、兴修水利、提高水能、发展水产等，以保障柬埔寨社会发展、地区和平稳定。中国对柬埔寨水援助的历史起点是1956年中国红十字会对金边水灾的无偿援助，自此拉开了中国对柬埔寨水援助的序幕，但中国对柬埔寨水援助的明显增多，则是在2010年之后。2010年中柬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意味着中柬将进行更加多元全面的合作；2013年中国提出并实施“一带一路”倡议；2016年“澜湄合作”正式落地；2019年中柬命运共同体实施。随着中柬合作的深入，我国加大了对柬埔寨的援助力度，包括水援助。
中国帮助柬埔寨增强清洁水源供应能力。早期的中国对柬埔寨水援助往往以供水援助居多，究其原因既是柬埔寨对清洁水的迫切需求，也是中国当时所能够开展的水援助能力有限。进入新时代，中国对柬埔寨水援助呈现系统性发展趋势。柬埔寨丰富的水资源是柬埔寨发展的不竭动力，帮助柬埔寨提升水资源管理与开发能力，包括人才培训、水利水电建设、水资源管理技术、水文水质信息共享等。这些援助不仅能够帮助柬埔寨减少水灾水患，还能帮助柬埔寨实现水资源合理利用，发展可持续经济。
中国在显著增长期向柬埔寨提供水援助的过程中，向柬埔寨提供了大量水援助用于发展农业、工业，使柬埔寨的国内经济快速发展。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国特色对外水援助形式逐渐形成，强调“南南合作”，要求受援国与援助国加强“直接投资、双边贸易、发展援助”的三位一体模式。这种模式在对柬埔寨水援助的援助事实中颇为常见，尤其强调对柬埔寨分享发展经验，这是中国对柬埔寨援助的重大特色，是中柬双边关系深入发展的结果。中国注重援助双方的共同发展，而发展出“投资、贸易、援助” 三位一体的援助路径，极大区别了传统援助国的水援助。
四、中国对柬埔寨水援助的特色及与其他国家援助的比较
湄公河地区并非只有“澜湄合作机制”，反而区域内存在较多具有竞争性的合作机制，如：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GMS)、东盟—湄公河流域开发合作(AMBDC)和湄公河委员会(MRC)等， 这些机构和组织对于柬埔寨等国的水问题都有关注，且类似亚行、世行等发展性银行也参与了对柬埔寨的水援助；美国、日本等国在该地区开展的合作同样势头强劲。美国对柬埔寨的水援助有增加的趋势，这和美国重返亚太、实施印太战略的背景是分不开的。日本则通过援助东南亚国家来重塑日本形象并获得东南亚的供水市场等，同时也通过援助东南亚国家来削弱中国在该地区的影响。
自1956年至今，中国对柬埔寨的水援助历来首先关照柬埔寨的实际需求，从而确定两国水援助合作的起点和重点。中国对柬埔寨水援助是“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穷帮穷” ，是南南合作在国别层面的体现。不管是任何阶段的中国对柬埔寨水援助，中国始终坚持以合作基础，以共同发展为目标，以培养受援国自主发展能力为动力。中国对柬埔寨水援助发展历程既有中国对外援助发展所积累下的经验，也有针对柬埔寨水援助议题中得到的经验，如始终尊重受援国需求，坚持民生和基础设施建设导向；始终保持南南合作属性，坚持互惠互利援助模式；始终服务于对外战略，坚持创新水援助内容与渠道。
五、命运共同体愿景下中国对柬埔寨水援助的发展前景
贫穷、污染、疾病是困扰柬埔寨发展的三个重要因素，且它们之间互相作用、恶性循环；减少贫困、绿色发展、保卫健康是帮助柬埔寨走出发展困境的方法，而中国对柬埔寨开展的水援助是从“水”出发突破柬埔寨发展困境的方法综合。减贫、卫生及环保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基本要求，是命运共同体能够实现的最直接评价指标和最低衡量标准。命运共同体愿景下中国对柬埔寨的水援助是必要的、迫切的，还是大有可为的。
中国对柬埔寨的水援助具有平等性、互惠性、精准性、包容性等特征，不仅与受援国战略关切直接相关，还也与柬埔寨受援民众的生活息息相关，是贴近民生、关注民众需求的民心援助，而民众满意更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落脚点。当前，处于中柬命运共同体关系下的中国对柬埔寨水援助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为未来对外水援助事业发展带来启示。如做好对外援助宣传，讲好对柬埔寨水援助故事；进一步参与多边援助框架；加强人才培养，增强援助主体协同性等。
【边海观察】于子明 吴蔚丨拜登政府的南海政策展望与南海地区的多边主义合作
拜登政府上台后，面对世界的深刻变革和加速重组，美国在南海地区继续加强与中国的对抗，以多边之名，行单边之实，试图利用其“伪多边主义”在南海地区实现修复盟友关系、维持有利于己方力量对比和推行美国主张的地区规则的战略目标，并为此推行包括法律战、价值战、规则战、军备战和外交战在内的一系列政策手段。对此，中国应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国际治理观，推动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南海地区的繁荣稳定。
南海地区作为拜登政府所推动的“价值观外交”和“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两项政治议程的交汇点，其上台后自然将南海作为抗衡和遏制中国的重要战场，致力于在南海实现若干战略目标。本文基于拜登政府上台以来美国官方机构以及部分主要官员所发表的公开政策文件与主张，对该政府本任期内对南海地区以伪多边主义为指导的政策目标进行展望。
（一）坚持“小圈子多边主义”，修复和巩固美国与南海地区盟友的关系
在南海地区，美国需要继续以其条约盟友以及其在地区盟国所驻扎的军事力量作为施行其南海政策与主张的主要抓手和支撑点，尤其是在经历上届特朗普政府对伙伴关系的肆意破坏后，美国将在南海地区重启其主张的所谓多边主义，力图修复和巩固与地区盟友的国家关系，作为其重新恢复所谓“全球领导地位”战略目标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也应看到，美国在南海地区展开多边主义合作的重心仍是其“轮毂和辐条”体系中的相关国家，仍没有脱离美国的“小圈子”。
（二）坚持“本国优先的多边主义”，维持南海地区有利于美国及其盟国和伙伴的力量对比
在美国继续加强自身在南海的军事存在和准军事存在的同时，本届拜登政府正在以“多边”或“小多边”并进的方式团结一切可能的盟友力量，维持美国在南海地区相对中国的力量对比，维持对美国及其盟友和伙伴有利的地区力量平衡也已经被《战略竞争》列为美国在南海与中国战略对抗的目标之一，在此目标下开展的多边主义合作，其实质仍是保证美国利益和美国优先。
（三）坚持“有选择的多边主义”，推行并迫使中国接受西方价值观语境下的海洋规则
美国主张所谓“海洋自由原则”，套用其“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主张建立“基于规则的南中国海”， 并将中国在南海的权利主张定义为“独断性的海洋主张”（assert maritime claims），作为违反美国价值观的行为 。美国将中国在南海的行为包装为“强权即公理”的邪恶行径 ，作为对西方价值观的破坏和挑战，意图将南海问题意识形态化，在虚伪的多边主义掩盖下针对中国进行政治构陷，从而拉拢更多来自传统盟友和国内民众的支持。
二、美国拜登政府在南海地区实现其目标的具体策略
（一）法律战：迫使中国接受“南海仲裁案”及相关法律结论，遏制中国正常的海洋权利主张
目前的拜登政府仍然宣称对中国在南海的岛礁主权和海洋权益主张不持立场 ，但事实上，美国以“南海仲裁案”和后续相关法律结论为依据，将中国在南海合法的权利主张定义为“扩张性的海洋主张”，意在使用“排除法”收窄其“不持立场”的范围，以在法律上削弱和否认中国在南海地区提出的合法权利主张。在《蓬佩奥声明》中，美国将在南海问题上的官方立场全面对标“南海仲裁案”裁决的结论，明确表示美国完全支持并维护该非法裁决。其根据所谓的“裁决”，调整并更新了美国关于南海海洋主张的立场 ，在这之后，将“南海仲裁案”的结论固定和强化，是自上一届特朗普政府开始，美国政府延续至今的政策。
（二）价值战：将南海问题纳入美国“价值观外交”框架下，意识形态化南海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拜登政府在继承上任政府对中国南海权利主张基本立场的同时，还在“价值观外交”的框架下，将中国的主张渲染包装为“专制政体”的“独断行为”。布林肯在2021年3月17日与韩国外长郑义溶的会见前将中国在南海的权利主张称为对“全球民主价值的危险侵蚀”，并与新疆、西藏、香港问题并列 ，将各国在南海地区的权利争议从外交问题和法律问题扭曲为意识形态问题。
（三）规则战：强迫中国接受美国所定义的“海洋自由原则”和美国主导的“基于规则的海洋秩序”
除“南海仲裁案”裁决的固化，本届政府延续自上届政府的另一个政策就是对所谓“海洋自由原则”的主张，并将这一原则与美国所主张的“基于规则的海洋秩序”相联系 ，美国所主张的“海洋自由原则”不能等同于《海洋法公约》所规定的航行自由。对于《海洋法公约》没有明确规定所产生的条约解释的分歧，本应由各国协商明确，但美国直接将中国的解释界定为“狭隘的定义”（Narrow Definition） ，动辄以《海洋法公约》的权威解释者自居，并不断主张美国所认定的“海洋自由原则”，妄图迫使中国接受美国军舰和军机在南海的非法活动。
（四）军备战：持续制造地区摩擦，推动“航行自由计划”和舰机过境南海
拜登政府将中国主权范围内的正常行动，如岛礁建设，海洋执法和军事力量的部署等界定为“破坏现状、危害和平与安全的挑衅性或单边行动”和“威胁这一关键地区的航行自由”的行动，试图在实践上阻止中国提升对南海地区控制力的行为。美国认定南海地区中国武装力量的整合“意味着中国正在把南海变成一个反介入/区域拒止（A2/AD）的作战区域。”美方有强烈的遏制中国在南海地区军事实力和军事存在的意愿，也看到了南海主权和权利，作为中方的核心利益，在牵制和消耗中国精力上的巨大可能性。
（五）外交战：强行制造地区对立，在南海地区建立反华联盟
布林肯国务卿在与南海地区国家的沟通中，总是刻意强调“面对中国的压力，（美国）承诺与东南亚声索国站在一起” ，暗含将南海周边的国家直接划分为中国和其他国家，强行制造地区对立，挑拨中国与其他南海沿岸国家的关系。未来，中美在南海问题上的较量博弈及其引发的外交战将是长期的。
三、中国的应对策略
（一）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坚定维护以《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法秩序
美国提出在南海地区维护“基于规则的海洋秩序”，同样是要求西方国家掌握地区规则的制定权，在南海地区建构有利于己的地区秩序。美西方国家并不希望看到南海周边国家的团结与合作，其在南海推行的多边主义政策和多边主义合作，实质上是以多边主义之名，行单边主义之实，在实践中非但不利于地区合作，反而会破坏地区秩序，制造对抗和分裂。我国应从国际社会的整体愿望和南海地区国家人民的共同利益出发，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坚决反对美西方所秉持的“伪多边主义”，真正将南海打造成和平、稳定、繁荣之海。
（二）推动真正多边主义原则下的“南海行为准则”最终落实
面对美西方等域外国家对南海地区事务的持续干涉，我国应尽快推动 “一个符合国际法、符合各方需要、更具实质内容、更为行之有效”的“南海行为准则”的最终落实 ，这将成为促进南海地区和平繁荣的关键举措。最终达成的准则内容，不仅应符合包括《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也应充分保障域外国家的合法权益 。
（三）积极扩大与印太国家交流合作，推动构建“印太命运共同体”
美国与东南亚国家从不是铁板一块，南海周边国家也意识到美国所推行的多边主义合作是美国利益优先和意识形态色彩的“伪多边主义”政策。地区国家与美国共同对抗中国不仅要面临经贸合作的损失和政治压力，同时还要面临美国所强调的西方价值观与地区价值观念的协调问题。拜登政府将“普世价值观”置于其与伙伴的共同利益之上，这在东南亚使得那些原本可能支持美国利益的国家也对美国感到反感 。中国应当利用好东南亚国家和美国的固有矛盾，积极扩大经贸合作和人文交流，加强共同的利益基础。
【边海研究】武俊松：无人船舶的国际法规制：概念认定、规范释义及路径选择
当前，推动对“无人船舶”可行性调查的原因有四点：改善工作环境和解决海员短缺；降低运输成本；促进全球减排；提高航运安全。但向无人驾驶航运新时代的过渡所面临的挑战不仅仅是技术，“无人船舶”必须在现有的国际法律框架中找到自己的位置。“无人船舶”所带来的法律问题，如对关键概念和术语的界定、对“无人船舶”的法律监管、航行规则的遵守和碰撞责任的认定与分担、救助义务的履行等仍引起国际社会的担忧。因此，有必要审查现有的国际法律规范以使其适应最新的自动化和自主化浪潮及最新的管理和监督系统。
一、“无人船舶”符合国际法律规范对“船舶”概念的认定
（一）《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层面
被誉为“海洋大宪章”的LOSC仅对“军舰”进行了法律界定，而未定义“船舶”概念。LOSC除交替使用Ship和Vessel两术语外，也未对Ship和Vessel进行法律概念上的区分。通过对比LOSC第27、28和29条，不难发现第29条仅以“……and manned by a crew”来表述，而第27条和第28条均采用了“on board a foreign ship”或“on board the ship”术语即“船舶之上”。同时，LOSC第94条规定“每艘船都由具备适当资格……船长和高级船员负责”。船长和高级船员的职责是确保海上航行与人命安全，与船长和高级船员是否处于船舶上并不存在必然关联，这些规则均暗示着可能会存在船员的职责与其所处位置脱节的情形。
（二）国际海事规范层面
诸多的国际海事规范均对“船舶”予以了法律界定。一方面，采用“Every Description、Any Type”等术语旨在通过扩大船舶类型的范围以有效维护国际航运秩序的稳定；另一方面，更侧重船舶的运载和航行功能，而并未将船员作为必然要素纳入到“船舶”定义之中。除此之外，有关“船舶”概念的条款均提及“Include”术语，该术语下的“水上飞机、浮动工具、潜水船”等特定词并不是简单地对“船舶”引用词的概念性或列举式说明，而是对“船舶”法律概念的范围界定。从船舶推动方式发展史来看，国际海事规范随着海洋科技革命的发展而不断被立法或修订，这也为无人船舶纳入国际法的规制范围余留下解释的空间。
二、“无人船舶”法律适用的规范释义
（一）有关海上安全的规定
《海牙规则》第3(1)(b)规定了承运人开航前和开航时要为船舶适当地配备船员，但并未明确要求配备最低船员的数量。在香港冷杉航运有限公司诉川崎汽船公司案中，法官Salmon表示，如果船员是有效率和能力的，尽管存在“数量缺陷”，该船仍可能适航。船员的能力而不是船员的数量决定一艘船是否适航。因此，只要岸基运控中心的人员有能力确保船舶的安全航行，船舶的配员理论上可以为零。另外，该规则采用“Properly”术语，而非“Shall”或“Must”术语，这表明在船舶上配备船员的数量是可调整的、动态的，并不存在统一且详细的最低配员要求。
《人命安全公约》第13条的措辞并未在所有情形下完全禁止无人操作。事实上，《人命安全公约》强调船舶配备足够数量和胜任的船员是为了执行安全操作船舶所需的所有任务，当技术使这些任务能够在没有人员协助的情况下执行时，最低人员配备要求不太可能发挥积极作用，有时反而会成为技术进步的障碍。
《避碰规则》并未要求必须由人作为瞭望员，通过对第5条目的性分析，保持适当的瞭望是为了有组织地收集信息以维护海上航行安全，这意味着无论由谁来履行这一职责都必须确保及时检测到有关船舶周围环境的信息，并将其直接传送给船舶操作员或智能系统，以便其能够做出明智的决定。这种解释将允许使用不同类型的船载设备取代船员瞭望。
（二）有关海事责任的规定
从海上人命安全的角度来看，若舰载设备能够发挥其应有的功能，那海员的职能从海上转移至岸上就存在潜在的可能性，否则对“无人船舶”的法律规制就陷入法律困境。LOSC第94(4)(b)也未对船长和高级船员是否在船舶上予以说明，这意味着只要执行的效果发生在船上，实际履行职能的地方就处于次要地位，对“在船上”的扩张性解释表明可以将船员理解为岸基运控中心人员，因为岸基运控中心人员的行为发生在岸上，而行为的影响和后果发生在船上。
为了进一步平衡船舶承运人与第三方之间的利益与责任，对无人船舶采取产品责任的归责原则虽能够保障受害人的合法权益得以维护，但若第三方遵守了承运人所提出的所有系统安排和程序指示，一旦发生航行过失或船舶碰撞，承运人仍援引产品责任原则，这势必会加重第三方的责任，不利于航运技术的更新和发展。若船舶所有的系统安排和程序指示均由第三方独立完成，承运人并未在其中起到任何关键和决策性作用，则适用产品责任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通过条约解释规则救助人可能包括岸基运控中心人员和第三方，因为条款并未将救助人定义为船舶上的人员，同时岸基运控中心人员和第三方在船舶碰撞和海难事故中进行的救助操作行为及救助程序设计都属于条款规定的从事与救助作业直接相关的服务工作，因而岸基运控中心人员和第三方可以在救助范围内主张索赔限额限制。除非岸基运控中心人员与第三方和船东之间的关系具有同一性，否则很难在法律上援引《海事索赔责任限制公约》中有关索赔责任限制的规定。
三、“无人船舶”全球治理机制的法治化路径
（一）澄清有关法律概念
以联合国和IMO为代表的国际性组织应当审查国际法律规范中涉及“船舶”定义的条款，在适当情形下通过条约解释规则将“无人船舶”纳入国际法律规范的管辖范畴之内。除此之外，国际社会有必要对部分条款加以澄清，以减少对法律理解的争议性解释。澄清不一定要求改变IMO文书的条款，但可以通过非正式的方式，如准则等来实现。相比修订国际海事规范或另行制定有关“无人船舶”的国际公约而言，对有关法律概念和条款予以解释和澄清不仅能降低投入成本，更易于缔约国在原有国际海事法律框架内达成合意。
（二）修正国际海事规范
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仅对国际海事规范的有关法律概念进行澄清和解释在很大程度上无法对“无人船舶”起到有效的规制作用，因此有必要开展国际海事规范的修正工作。对国际海事规范的修正并不意味着对原有国际公约的全面否定，而是在保持现有国际海事规范框架的前提下，对国际海事规范的局部修改。国际海事规范的修正工作需要对条约内容进行谨慎的全面审查，明确对“无人船舶”适用具有争议性或不适用于“无人船舶”的条款，在科学论证和服务实践的基础之上对有关条款内容进行有效更新。
（三）加快国际立法进程
有必要加快“无人船舶”国际立法进程，制定有关岸基运控中心人员和第三方监管的国际法律文书。首先有关国际组织可以在国际会议上适当设置相关议题内容或组织召开专题研讨会，提高各国对该问题的了解和认识程度；其次IMO和ILO可以派遣专家组和调查员深入“无人船舶”研发测试一线，进行实地考察和访问，加强同岸基运控中心人员和第三方的交流，全面掌握最新数据和材料；最后在制定国际法律文书时，可以组织国际法权威专家和学者加强理论证成，并适当参考原有涉及海员的国际公约。
四、中国建构“无人船舶”治理范式的行动逻辑
（一）全面审查国内法律规范，修正或制定有关国内法
通过审查国内法律规范的相关条款，不难发现有许多内容并不适用于“无人船舶”的运营和监管。国内立法机关、司法机关及其他有关部门如中国海警局等应初步审查相关国内法律规范的有关条款，谨慎判定哪些法律条款可以适用，哪些法律条款需采取措施方可适用，哪些法律条款不能适用，然后通过澄清、解释规则或修正等方式使国内法律规范更好地适用于“无人船舶”。承然，随着“无人船舶”的迅速发展，制定“无人船舶”法案更符合国际航运自主化的潮流与趋势。
（二）积极参与国际立法进程，提升国际话语权和影响力
基于中国现行的比较性优势，未来自主船舶将引领国际货物运输行业，中国必须积极主动参与有关国际立法进程，提升国际话语权和影响力，才能切实维护中国在国际航运自主化时代的合法权益。一方面，加强对“无人船舶”技术的研发测试，实现国家标准向国际标准的转变。另一方面，积极参与或主动召开有关“无人船舶”国际法律规制的国际会议或国际研讨会，让中国声音在国际舞台上传播地更广、更深。
【边海研究】曹廷：中拉蓝色经济合作：机遇、挑战与实践路径
世界银行将蓝色经济定义为“在维持海洋生态环境健康的同时，为经济发展、改善人类生计和工作而对海洋资源的可持续利用”。2017年6月，中方发布的《“一带一路”建设海上合作设想》提出共建三条蓝色经济通道：中国—印度洋—非洲—地中海蓝色经济通道、中国—大洋洲—南太平洋蓝色经济通道、经北冰洋连接欧洲的蓝色经济通道。习近平主席多次强调，拉美地区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自然延伸。深入研究中拉蓝色经济合作的可行性、面临的挑战及实施路径，对于促进中拉“一带一路”合作以及深化南南合作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禀赋与诉求：中拉蓝色经济合作的可行性
拉美国家的海洋自然禀赋、中拉政治共识、中拉海洋发展战略契合以及中拉对加强合作的切实需求，均为中拉蓝色经济合作提供了现实基础和合作动力。
第一，拉美的海洋环境为中拉蓝色经济合作提供广阔合作空间。该地区共有33国，除玻利维亚和巴拉圭是内陆国之外，其余国家均拥有领海。秘鲁和智利沿海、墨西哥湾和加勒比海、巴西沿海以及南大西洋等海域都是世界重要渔场。巴西、圭亚那等多国有着丰富的海洋油气资源。拉美潮汐能、海上风能等清洁能源也有巨大开发潜力。此外，拉美拥有众多天然良港以及世界重要运河巴拿马运河。
第二，中拉海洋发展理念总体契合是蓝色经济合作的认知基础。中拉双方均重视发展海洋权益保护。中方坚决反对日本在中国钓鱼岛海域和空域的侵权行为，坚定维护中国对钓鱼岛等岛屿的领土主权；在南海问题上坚持“双轨思路”，积极推进“南海行为准则”磋商，反对美国借所谓“航行自由行动”之名危及地区安全，与东盟国家共同维护南海和平稳定。拉美国家有着捍卫海洋主权的历史传统。在其推动下，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正式出台，承认主权国家拥有12海里领海权和200海里专属经济区。拉美一些政党和组织积极支持中国在南海问题上的立场。
中拉均重视发展海洋经济。2021年中国海洋生产总值达 90385 亿元，同比增长 8.3%。海洋经济在拉美国家国民经济中占据重要地位。近年，巴西、秘鲁、墨西哥等多国加大海上油气、旅游业、港口运输、新能源等开发力度。
中拉均重视海洋可持续发展。中方相关部门不断加强海洋资源开发利用监管力度，严格管控新增围填海，持续推进海洋生态修复工作。拉美不少国家出台“蓝色经济”政策，扩大海洋保护区面积，减少捕捞，以保护生物多样性。
第三，相互需求、优势互补是推进蓝色经济合作的深层动力。从拉方需求看，其推动与华蓝色经济合作的愿望日益增强。受新冠疫情影响，拉美国家依然面临通胀和劳动力市场复苏缓慢等问题。在此背景下，中国成为拉美国家必不可少的合作伙伴。拉美国家如能将更多符合检疫标准的优质特色海产品输入中国市场，将可实现外汇增长。同时，拉美国家期待中国加大对其海洋产业投资尤其是基础设施领域投资。从中方需求看，中国要推动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拉美地区可成为中国拓展国际循环的重要外部支撑和拓展方向。
二、传统与新兴：中拉蓝色经济合作现状
近年来，中国与拉美国家在港口建设、海洋空间规划、资源开发、渔业科技、海洋研究等多个领域开展了广泛而有效的合作。
第一，顶层设计推动合作不断深化。中国视拉美为多极化世界中的重要力量和外交基础之一，中拉政治互信和合作机制保障使中拉蓝色经济合作具备坚实基础。2016年中国政府发布《中国对拉美政策文件》白皮书，表示中国积极探索中拉在海洋科技、海洋生态环境保护、海洋气候变化等领域合作。中方加入包括南太平洋区域渔业管理组织，还与墨西哥、巴拿马等国在渔业、海洋空间规划等领域签署协议，为规范海洋合作提供了机制保障。
第二，传统领域合作日益深入。在渔业领域，中国与拉美多国正日益加强贸易往来和可持续发展联合研究。秘鲁、厄瓜多尔、智利等国长期和中国进行渔业贸易。目前中拉通过“中国-拉美地区农业科技合作促进平台”开展渔业可持续发展合作。中企还参与了墨西哥曼萨尼约港口、秘鲁钱凯港口等重要基础设施项目，与巴西、墨西哥、阿根廷、圭亚那等多国在海洋油气方面开展合作。
第三，新兴领域合作不断拓展。近年来，中国加大重视与拉美国家在海洋科技、环保、新能源等领域合作。中国与乌拉圭持续深化海洋生物科学、海洋环境保护和海洋资源可持续发展研究等方面合作。海洋新兴能源领域，中拉日益加深合作。2021年开始，我国风电企业出口步伐加快，出口供货量远超往年，并加强与拉美国家海上风电开发合作。中企与拉美国家还开展了海底光缆建设合作。
三、认知与竞争：中拉蓝色经济合作面临的挑战
中国和拉美地区相距遥远，文化差异较大，部分认知错位对中拉蓝色经济合作构成了掣肘。同时近年来，拉美国家内外环境趋紧，中拉合作受到美国打压排挤，中拉蓝色经济合作面临一定挑战。
第一，部分认知错位制约双方合作。中国与拉美国家相距遥远，文化差异较大。部分拉美原住民高度重视环境保护，对自然资源开发态度谨慎，对外国资本易产生疑虑。“中国威胁论”、“殖民掠夺论”、“债务陷阱论”等在拉美仍有市场。
第二，拉美地区复杂形势影响中拉海洋合作。一方面，近年来拉美地区左右博弈激烈，国家政局不稳易牵扯对外合作精力，政权频繁更迭易影响对外政策延续性。另一方面，拉美国家之间仍然存在不少领海领土纠纷，中拉蓝色经济合作需避免涉及区内海洋主权之争。
第三，地缘政治博弈影响中拉蓝色经济合作。随着中美博弈全面加剧，美国亦针对中拉海洋合作频频出手，干扰破坏。2022年3月，美国际开发署官员纳铁略称美正加大调查和报道中国渔船在厄瓜多尔海岸非法和无管制捕捞问题。同时，中国在拉美也面临欧洲、日本、韩国等其他国家的激烈竞争。
第四，中国国内相关法律制定和落实有待完善。目前，中国海洋发展战略和相关政策尚不够完备，渔业法亦不够完善，对私人渔船监管不足。加紧推出相关法律法规并加强对捕鱼行业监管力度至关重要。而且拉美国家海洋、环保制度繁复，一些国家法律规范与我国标准差异较大，中国需要在海洋事业领域培养更多了解拉美相关法律和制度的专业人才。
四、布局和路径选择：中拉推进蓝色经济合作的方向
中方应聚焦筑牢政治共识、推动海洋经济合作、维护海洋权益、保护生态环境等领域合作，逐步在拉美建立开放共赢的蓝色经济合作网络。
第一，夯实中拉政治互信。推动政府、企业、智库、社会组织和民间交流，分享海洋发展机遇，维护海洋权益，加强海洋生态保护，推动全球海洋治理合作，提升“海洋命运共同体”意识。同时，求同存异，尊重拉美各国对海洋的差异性认识和相关法律法规，为推进蓝色经济合作营造良好政治氛围和民意基础。
第二，聚焦“蓝色经济”开拓中拉务实合作。一是海上互联互通合作。中方可充分发挥在港口基建、绿色船舶制造、物流仓储、信息建设等领域优势，与拉美国家开展深入合作。二是海洋资源可持续开发。中方可利用海产养殖育种、海产品加工、海上油气勘探开发等方面的经验技术，助力拉美海洋资源可持续开发与保护。三是海洋智慧产业合作。中方可与拉美国家加大探索物联网+渔业绿色转型、智慧海洋领域5G技术创新应用合作。
第三、加强海洋保护合作。加强中拉海洋保护经济互学互鉴，通过完善法律法规、加强共同监管、联合进行海洋科考等方式，加强双方在海洋环保、海洋污染防治、生物多样性保护等领域合作。
第四，共同维护海洋权益。遵循《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携手拉美国家致力于国际海洋治理体系和法律革新。尊重拉美各国领海权益，不介入拉美海事争议和纠纷；协调中拉海事和渔业监管对接，防范渔业、航运和资源开发纠纷；加强全球海洋治理协作，共同维护海上运输安全、保障海上贸易通道畅通。
第五，与美国加大拉美问题磋商。中方可在海洋合作方面与美国加强沟通、增信释疑。中国企业可适时与有经验的美国企业在拉美开展蓝色经济合作，促进中美拉三边良性互动。
【边海研究】羊志洪 周怡圃：南极条约体系面临的困境与中国的应对
南极条约体系是国际南极治理的基本法律框架。长期以来，南极条约体系不仅面临着核心法律文件有效期日渐临近、领土“冻结”条款模糊不清、南极旅游缺乏强制监管等内在制度缺陷，还相应面临着南极特定国际法律规范含义发生改变、南极主权声索手段不断公开化多元化、全球资源能源日益稀缺挑战矿产“禁令”、南极旅游对南极生态环境保护及地缘政治产生影响等外在现实带来的挑战，同时还需面对南极条约协商国强化战略预置、南极新兴力量不断崛起、南极科研环保议题持续政治化、新冠肺炎疫情或引发南极规则改变等国际南极治理新问题，三者之间相互交织、相互影响。在各类新旧力量交汇、多种内外因素叠加的情况下，国际南极形势日益复杂多变，南极条约体系未来发展的不确定性明显加剧。这对我国南极事业发展来说，既有挑战也是机遇。
一、南极条约体系长期存在的内在压力与现实挑战
第一，南极条约体系核心法律文件始终面临到期问题。《南极条约》和《关于环境保护的南极条约议定书》（以下简称《环境议定书》）分别规制着国际南极治理中最为核心、最为敏感的领土主权和矿产资源活动问题，两者分别将于2041年、2048年面临“到期”。届时，两份文件将面临三种可能：一是到期存续且继续有效，即维持现状；二是继续有效，但面临南极国际制度和规则的部分或重大调整；三是因南极条约协商国之间无法达成协议而最终失效，且不排除未来部分国家将退出这两份文件的可能。
第二，《南极条约》并未在根本上结束南极领土主权争议。《南极条约》第四条的本质是既不承认、也不否认，更没有要求放弃已有的南极领土主权要求，而是“维持”了条约签署时的南极领土主权声索状态，这为主权声索国在事实上不断强化其所谓的“南极领地”实际管控预留了制度空间。近年来，南极主权声索的手段越发公开化和多样化，如澳大利亚在南极凯西站为其爱尔兰裔探险队员举行了成为澳大利亚公民的入籍仪式等。
第三，南极矿产资源禁令遭遇全球资源能源日益稀缺的现实。《南极条约》只字未提“矿产”，但若据《环境议定书》完全排除2048年后“解禁”南极矿产资源开发，则显然过于乐观。从历史来看，实施南极矿产资源禁令并非南极条约协商国的一贯立场，如早在20世纪70年代，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就各有一家矿业勘探公司向本国政府申请南极独家矿产开发权。从现实来看，在全球资源和能源日益稀缺、极地采矿技术逐步可行且缺乏必要的约束性责任机制的背景下，也不排除部分国家通过直接退出《南极条约》和《环境议定书》来实现开发南极矿产资源的可能。
第三，南极旅游活动和产业发展缺乏强制性监管机制。南极条约体系并未就南极旅游活动进行专门规定，然而随着南极旅游人数的增加和活动空间范围及形式的不断拓展，导致南极在遭受植被破坏、动物生存与繁殖被打扰、外来物种入侵、南极海域沉船事故甚至燃油泄漏等风险提升的同时，也可能对南极地缘政治产生影响。显然，以国际南极旅游组织协会为治理主体进行自我监管和约束已经无法完全保障南极旅游的可持续发展。
二、南极条约体系发展面临新的不确定因素
第一，南极条约协商国纷纷建立新的南极战略预置。2019年以来，英、美、俄等至少9个南极条约协商国（其中4个是南极领土主权声索国）出台了本国的南极战略、政策或法律，提出其南极利益主张和南极活动重点任务。从表面上看，这是部分南极条约协商国定期或不定期更新本国南极政策、推动南极事业发展的常规动作，但实质上则是各国在南极条约体系即将到期前争相建立南极战略预置以抢占未来南极竞争先机的表现。
第二，南极新兴力量对国际南极治理的影响日益提升。近年来，南极利益主体和活动主体日益多元化。如土耳其等部分国家开始积极介入国际南极事务，将其作为提升本国国际地位的重要途径；欧盟则通过发起召开南极海洋保护区划设高级别会议等方式加快介入国际南极事务的步伐；而南极研究科学委员会等国际组织以及大型企业也在各自专业领域的南极活动能力和政策影响不断提升。
第三，南极科研和生态环境保护议题的政治化趋势日益明显。面对日益严峻的全球生态环境危机，占据道德制高点的南极生态环境保护及其科研与实践将获得更为广泛的国际社会认同，南极生态环境保护议题的政治化倾向愈发明显，或明或暗、或实或虚，已成为各国提升南极实质存在、主导南极利益分配格局和竞争话语权博弈的一部分。这导致南极条约体系所坚持的生态环境保护价值共识，在具体的实现路径上出现了较大的分歧，也使得国际南极合作产生裂痕进而激化本就存在的南极利益竞争。南极海洋保护区提案即是典型的例子。
第四，新冠疫情可能促成新的国际南极治理规则。与世隔绝的地理环境，加上新冠疫情爆发初期南极门户国实施南极机场半封闭管理、暂停南极旅游路线、缩小南极科考队工作范围等限制措施，使南极成为最后出现新冠疫情的大陆。然而，如全球新冠疫情长期持续，不排除在未来国际南极政府间组织、南极门户国等对进出南极实施新的更为严格的准入条件和限制措施，进而可能促使国际社会在南极生物资源养护、环境保护等领域作出更为严格的规范。
三、我国南极事业面临的挑战与机遇
第一，我国的南极实际存在遭遇前所未有的遏制。美国及其盟友以及南极领土主权声索国将南极管控权或主权视为其国家核心利益，对其他国家、尤其是南极条约协商国的南极战略取向和南极活动保持高度敏感和警惕，甚至抵触和防范。随着我国南极实际存在的不断加强，美国及其盟友对华遏制的战略思维也漫延至南极领域，试图在国际社会中将我国塑造成一个国际南极秩序的“破坏者”和南极条约体系的挑战者。
第二，实施南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现实基础仍较薄弱。《南极条约》序言中有两处提及了“全人类”，我国在2018年发布的《中国的南极事业》白皮书首次提出打造南极“人类命运共同体”。但从现实看，国际南极治理的决策权实际上只掌握在数量较少的29个南极条约协商国手中，而且美、澳、英等国之间凭借其强大的南极综合实力，实质上削弱了其他协商国的话语权，当前的国际南极治理机制并不能完全代表全人类的共同利益。我国推动构建南极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在强烈需求与复杂的国际社会外部环境尚不能完全匹配。
第三，我国进入南极事业发展的战略机遇期。当前，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和国际制度规则体系呈现出“东升西降”的发展态势，多种新兴力量、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或非国家主体南极活动的增多和能力的提升，将有利于推动形成更为公平合理的国际南极秩序。同时，作为国际南极治理的重要利益攸关方，我国在全球温室气体减排、南极科学考察、南极旅游业发展等方面的参与和合作对于国际南极治理的未来已具有重要的影响力。此外，南极条约体系是我国进入南极的基本法律保障，到其期前的这一较长发展机遇期，也是我国加快建设海洋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阶段，届时我国的综合国力和南极实力都将得到大幅提升。
四、我国的应对措施建议
无论当前或长远，我国都已是对南极条约体系未来发展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利益相关方，而我国所处的国际南极地缘政治形势也是前所未有的复杂。为保障我国自由进出南极、和平开展南极活动的根本利益所在，维护南极条约体系稳定和到期存续、推动国际南极秩序朝着更为公平合理的方向发展成为我国南极战略的必然选择。在保持当前我国南极事业发展战略定力的基础上全面开展南极战略预置已是当务之急，这既包括要从顶层设计方面填补我国南极战略和立法的空白、提前研究制定南极条约体系到期的应对预案，也包括从能力建设方面提升我国参与科研和生态环保等国际南极治理的综合实力、促进南极旅游业高质量发展，还包括从营造良好外部环境方面着力提升我国南极事业的开放与合作水平。
【边海研究】庞晋 兰江：印孟边界争端的演变历程、影响因素及未来走向
印孟两国的陆地边界长达4096.7千米，其边界争端主要分成三类：交换飞地、逆权侵占和6.5千米未划定的陆地边界。为解决这些边界争端，印度和孟加拉国在1974年签署最初的《印孟陆地边界协议》（LBA）；然而，由于几十年来孟加拉国政局动荡，两国关系迅速脱轨，从而导致该协议无法实施。经过37年磨砺，印孟两国于2011年达成新的LBA，新协议于2015年5月7日获得印度议会批准后生效。边界协议的达成并不意味着两国的边界问题已全部得到解决。印孟领土争端导致的紧张关系虽然得以缓和，但两国边界问题的主要矛盾转化为边境治理，考验着两国的政治耐心和领导人的定力。
一、印孟边界争端的演变历程
印孟边界争端源于1947年的印巴分治。英国殖民者划界不明和库奇·比哈尔土邦归属印度造成的因飞地而生的印巴领土争端，共同构成了当时印巴的边界争端。
（一）飞地起源
17世纪晚期，莫卧儿帝国和库奇·比哈尔土邦在战争期间都占领了彼此的土地，这些土地通过1713年的战争与和平条约变成飞地（chhitmahal，孟加拉语）， 这就是印孟边界飞地问题的起源。
（二）印巴分治（1947）
印巴分治后，库奇·比哈尔土邦选择加入印度，其飞地也被印度所继承，这直接导致了印巴之间的领土争端。同时，英国殖民统治者在划界时遗留下6.5千米未划定边界。
（三）孟加拉国独立后（1972-2015）
1.1974年《印孟陆地边界协议》
1974年印孟签署《印孟陆地边界协议》（LBA），力求解决大部分两国边界领土问题。按照协议，印度将获得2777.038英亩的逆权侵占土地，并将2267.682英亩相同形式的土地转让给孟加拉国。在飞地方面，印度将获得51块在孟加拉国的飞地（7110.2英亩），孟加拉国将获得111块在印度的飞地（17160.63英亩）。协议还划定了印巴分治遗留下来的划界问题。由于孟加拉国发生军事政变，印度议会以维护国家利益为由没有批准该协议相关法案。
2.2011年《印孟陆地边界协议》
经过37年政治谈判，2011年印度和孟加拉国再次签署LBA，同意交换领土和飞地，以解决双方的边界争端。2011年LBA与1974年LBA的内容大致相同，但这项协议并未立即生效。因为当时反对党印度人民党极力反对，这项边界协议的相关法案被搁置。
3. 2015年《印孟陆地边界协议》全面落实
2014年莫迪政府上台后立刻推出“邻国优先”政策，力推LBA相关法案在议会通过，以巩固与孟加拉国的关系。2015年5月7日，印度议会通过关于LBA的宪法修正案，成为印度宪法第一百条修正案。2015年6月6日，莫迪在访问孟加拉国期间，与孟加拉国总理哈西娜正式签署并交换LBA批准书，该协议于2016年正式得到执行。
二、影响印孟边界争端解决的因素
印孟解决边界争端的过程之所以如此艰难，主要是印度国内政治势力的阻挠和孟加拉国内政不稳所致。而要打破这种僵局，既需要印度政府扫清国内政治障碍，也需要孟加拉国恢复稳定的政治局面，从而为两国达成边界协议创造有利的政治环境。
（一）消极因素
1.印度东北各邦反对边界协议
西孟加拉邦境内有大量孟加拉国飞地，实施边界协议意味着西孟加拉邦与孟加拉国的土地交换是以多换少。所以，西孟加拉邦政府对边界协议一直持反对意见。阿萨姆邦牵涉的利益不仅是领土问题，还有非法移民问题。实施边界协议将有更多孟加拉国移民涌入阿萨姆邦，所以，阿萨姆邦地区政党一贯反对边界协议。梅加拉亚邦牵涉的利益不多，但也反对土地交换协议。
2.印度议会屡次不批准
根据修正后的印度宪法第三条，联邦政府转让土地的任何协议都必须得到议会批准。印度议会对印孟陆地边界协议的态度一直比较消极，1974年和2011年LBA相关宪法修正案都没得到印度议会批准。
3.孟加拉国内政不稳与印孟关系恶化
孟加拉国首任总统谢赫·穆吉布·拉赫曼在1975年军事政变中遇害，印孟关系迅速跌入低谷。自1977年至1990年，在齐亚·拉赫曼和侯赛因·穆罕默德·艾尔沙德两任军政府统治下，孟加拉国政府意识形态带有明显的伊斯兰色彩。在这一时期，印孟两国的关系变得十分紧张，印孟边界协议推进工作一度停摆。
（二）积极因素
1.莫迪政府“邻国优先”南亚政策
2014年5月莫迪上台后推出“邻国优先”南亚政策。孟加拉国与印度特殊的地缘、历史与文化联系，成为莫迪政府“邻国优先”外交政策中的优先发展对象。几十年的边界争端不仅阻碍着印孟关系正常发展，因边界争端滋生出来的“恐怖主义”也威胁着印度东北部地区的安全。“边界的不稳定”可能会影响印度发挥其区域和全球角色的作用，不利于确保其在南亚的主导地位。因此，只有解决好与孟加拉国历史遗留的边界问题，印度才能与孟加拉国展开良性合作，改善两国关系，进而确保“邻国优先”政策在南亚地区有个良好开局。
2.孟加拉国政治民主化
1990年12月，在反对党的联合抵制下，艾尔沙德总统宣布辞职，军政府倒台。1991年8月，国会通过宪法第十二修正案，改变总统政体，恢复议会民主制，孟加拉国的民主化在1991年重回正轨。此后，印孟关系也开始走向正轨。在孟加拉国民主政府执政期间，印度和孟加拉国长期保持着友好关系，两国友好的双边关系为解决边界争端创造了有利的政治条件。
3.域外大国因素
印度作为地区大国，在南亚地区秩序中处于核心地位。但中美等域外大国与南亚国家展开越来越深入、广泛的合作，不仅对印度维持其地区大国主导地位的信心产生了负面影响，同时也给其他南亚国家提供了域外因素，以对印度的主导地位进行对冲的机会。在中美竞争格局的大背景下，印度更加重视邻国关系，把有限的战略资源转到处理南亚地区问题上，以巩固自己在南亚地区的主导地位。
虽然印孟边界协议已经达成并开始实施，但两国边界仍存在诸多矛盾，两国的边界主要矛盾已发生转换，即由领土争端转变为边境管控与治理。
（一）印孟边境治理难题
1.非法移民
过去几十年里，涌入印度的孟加拉国非法移民已超过2000万人。大量孟加拉国移民涌入印度，给印度造成经济、文化、政治、安全、人口结构等各个方面的压力、甚至冲击，东北各邦受其影响最甚。
2.跨境走私与人口贩卖
在孟印边境，走私活动十分猖獗。孟加拉国约有82.61%失业青年及28.21%贫民从事非法贸易活动。另外，4.44%女性和3.70%儿童参与非法边境贸易。非法边境贸易已成为孟印边境居民生活的一部分和习以为常的谋生方式。
在印孟边境地区，贩卖妇女和儿童现象非常普遍。据估计，每年大约有15000名孟加拉国人被人贩子引诱出境。大量孟加拉国妇女在印度从事性交易，主要是在加尔各答、孟买和德里的妓院。
3.边境暴力与边境围墙
由于大量非法移民从孟加拉国进入印度，2000年以来印度边境安全部队（BSF）在印孟边境实施了一项针对非法移民的“就地射杀”（shoot-to-kill）政策。据统计，2000-2020年共有1236名孟加拉国公民在印孟边境被杀害。
印度和孟加拉国之间的印度边境围墙工程是印孟双边关系的主要矛盾之一。1986年印度政府批准了修建边境围墙计划，分两个阶段建造两面带有探照灯的边境围墙，总长度是3326.14千米。截至2016年12月31日，已完成约2731千米的围墙工程。该计划遭到边境居民和孟加拉国的反对。
（二）印孟边境治理困境
1.两国协同治理能力有限
印孟边境地区地形复杂，平原、河流、丘陵和丛林交错，人口稠密，漏洞百出的边界线，给予非法移民、毒品走私、人口贩卖和恐怖活动较大的渗透空间。印孟军事力量悬殊，印孟边境地区的治安任务主要由印度单方面支撑，治理压力使得BSF不堪重负。
2.两国协同治理意愿不足
印度政府多次尝试遣返非法移民，但孟加拉国政府一贯拒绝接收任何所谓的“被驱逐的孟加拉国人”。对移民遣返的政治分歧致使两国关系疏远。
3.边境治理中的人权赤字
在维护印孟边境治安过程中，二十年间一千多名孟加拉国人被BSF射杀。BSF长期滥用暴力已造成严重的“人权赤字”。尽管印度政府在维护边境安全问题上，投入了大量的资源和成本，并不惜造成边民伤亡事件，但并未取得良好的治理效益。印孟边境治理仍然面临着部队冲突、军民矛盾以及恐怖主义威胁等困境。
四、结语
印孟边界问题已由领土争端等传统安全问题转向边境管控与治理等非传统安全问题。目前印孟面临着协同治理能力与治理意愿不足的局限和叛乱分子与恐怖主义的威胁。印孟边境治理困难重重，究其原因，不仅仅是边境安全部队力量的不足，更重要的是印孟两国缺乏信任和政治意愿。印孟两国没有表现出相当的政治决心，建立以共商共建为原则的边境管理机制，才导致两国边境安全冲突不断和边境暴力执法屡禁不止。印孟边境治理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如何管控边境冲突与治理边境乱象，促进边境安全生态、政治生态、经济生态的有序化、正常化，正在考验印孟两国政府的政治意愿与治理能力。
【边海研究】阮建平 叶茹琪：“战略模糊”还是“战略清晰”？美国“以台制华”的政策争论与实践逻辑
台湾问题一直是中美关系中最为复杂敏感的问题。为确保自身利益的最大化，美国长期以所谓的“战略模糊”来维持两岸的“不统”“不独”“不战”状态。但近年来，美国国内逐渐有人提出要放弃“战略模糊”的传统方式、实行“战略清晰”，由此加剧了中美关系的紧张，引发了各方的严重关切。
一、“战略模糊”与“战略清晰”之辩
支持“战略清晰”的人强调，传统“战略模糊”已不能适应台海形势发展的需要，美国应转向“战略清晰”，公开表明保卫台湾的意愿和决心，扩大对台军售，甚至派遣军队进驻台湾，以提高对中国的威慑，继续维持一个有利于美国的台海现状。
支持“战略模糊”的人承认当前美国威慑能力的不足，但认为宣示性的“战略清晰”不仅无济于事，还会削弱美国的决策自主权，甚至可能引发台海危机乃至中美冲突。美国要做的应该是实质性增强台湾防御能力，提升美国对中国的有效威慑能力，并联合盟友共同制衡中国。
从双方的逻辑起点来看，美国战略界已意识到：两岸军力对比变化已不可逆转地向有利于大陆的方向加速发展，而美国传统的对台军售已不足以阻止这一趋势。为此，必须强化对华威慑，才能继续维持一个有利于美国的力量平衡。双方的分歧主要在于以何种方式实现这一目标。与以往相关讨论不同的是，此次讨论是在美国强化对华战略竞争的背景下展开的，更多地体现了“以台制华”的战略动机和政策实践。
二、美国“以台制华”政策的深化和拓展
随着近年来对华战略竞争的推进，美国在军事、经贸与科技和意识形态等领域日益加强与台湾的勾连，不断深化和拓展“以台制华”政策实践。
（一）扩大与台军事合作，增强对华军事威慑
1.加强对台军售。特朗普政府大幅调整其对台军售政策，不仅将对台军售常态化、审批程序简化，拓宽军售渠道，还无限拓展“防御性武器”的范畴，对台出口远超防御性质的武器。拜登政府强调以“最有效防止中国可能登陆行动的武器”作为对台军售的指导原则，更有针对性地推动台湾发展所谓的“不对称战力”。
2.深化军事交流合作。美国在深化对华情报、监视和侦察合作的同时，与台湾逐步加快联合训练和联合作战体系建设，提升双方互操作性。特朗普任内，美台军事合作大幅增加，并逐步走向公开化。拜登上台后，与台军事交流合作持续深化，签署“设立海巡工作小组备忘录”，建立工作组作为双方建立合作和共享信息的论坛。
3.拓展涉台军事联盟。美国将与盟友协调台海政策、拉盟友介入台海问题作为增强对华威慑的重要方式。其中，尤以日本、澳大利亚和英国的反应最为积极。此外，G7、欧盟和北约也开始涉足台海安全议题。
（二）深化与台经贸合作，强化对华科技封控
1.深化美台经贸合作。美国认为，深化美台经贸合作不仅对美国产业有利，还能使台湾减少对中国大陆的依赖，避免所谓的“经济统一”或“经济胁迫”，还能向盟友表明美国致力于与地区伙伴合作，对抗中国日益上升的影响力。当前，美台已建立“加强基础设施融资和市场建设合作框架”“台美贸易暨投资框架协议”等多个平台进行经贸商讨与合作。
2.强化对华科技封控。在美国要求下，台湾的半导体产业已被置于美国削弱中国技术发展的努力之中，包括禁止向华为等中国企业出售芯片。在“科技贸易暨投资合作架构”（TTIC）等多个双边和多边机制中，美国主导、台湾参与，密切合作，力促全球供应链重组、对华进行核心科技封控以迟滞中国大陆发展。
（三）助台拓展“国际空间”，强化对华意识形态攻击
1.构建涉台价值联盟。为了动员盟友支持其对华战略竞争，美国以对华意识形态攻击为抓手，将其对华战略竞争描述为价值观和意识形态之争。据此，美国将台湾塑造为“民主伙伴”，将属于中国内政问题的台湾议题操作为价值观、意识形态之争，渲染两岸统一对“民主价值”和各国利益的消极影响，借此构建涉台价值联盟。
2.助台拓展“国际空间”。在上述意识形态构建下，美国将其与“台独”势力的勾连描述为“对民主的支持”，将中国维护领土完整和主权的正当行为污蔑为对民主的威胁。为此，美国不仅为台湾搭建国际平台、推动台湾参与国际组织，还要求盟友一起声援台湾，提升相互交往层级。
三、美国强化“以台制华”的实践逻辑及其影响
（一）美国对华战略竞争的主要方式
鉴于中美之间利益的复杂交织和核武器的威慑，军事冲突不符合美国的整体利益，非战争性的和平竞争是其理性选择。在此背景下，作为一种非战争性大国竞争方式的“成本强加战略”被再次提出。它强调在不导致自身财政破产和不引发军事冲突的前提下，通过限制经贸交流、管控科技合作、分化策反内部、外交争夺和军备竞争等方式，限制竞争对手的国力增长，增加其国力消耗，从而削弱其国内履职能力和国际行动能力，直至引发其内部危机而拖垮对手。
从特朗普政府到拜登政府，美国的对华战略竞争越来越凸显“成本强加”的逻辑特点，即以意识形态攻击为抓手，以重构世界经贸规制和产业链为支柱，以扩大地缘军事同盟为后盾，试图构建一个阻滞中国发展的立体网络。在这一战略驱使下，台湾对美国的战略价值日益凸显。
（二）美国“以台制华”的实践逻辑
台湾独特的地理位置、优越的产业和科技优势及与大陆不同的政治体制，使其在美对华竞争中的战略价值日益凸显。而台湾当局“倚美抗中”图谋则为美国“以台制华”提供了现实条件。对美而言，通过强化与台勾连，不仅有助于增加其资源优势，还将阻滞中国的发展，增加中国统一的物质成本和政治成本。
透过美方近年来的各种言行可以看出，台湾已成为美国实施对华“成本强加”战略的重要抓手，发挥着对华情报收集、地缘牵制、产业封控和意识形态围堵的支点作用。
（三）美国强化“以台制华”的影响
1.为“台独”以武拒统壮胆。在美国的全面支持下，台当局更是有恃无恐地散播所谓“台湾地位未定论”“两国论”，在挟洋自重、以武拒统的错误道路上越走越远。
2.不断虚化掏空“一个中国”政策。美国不断突破与台交往的官方限制，提升和拓展美台交往，将所谓的“与台湾关系法”和“对台六项保证”塞入“一个中国”政策，使其宣称的“一个中国”政策承诺被严重侵蚀，呈现出日益空心化的危险。在美国怂恿下，日本和欧洲一些国家也在不断突破对台交往的政治禁忌。
3.形成对中国的不对称性成本消耗。通过在台湾议题上的各种动作，美国不仅可以获得实际的军事、经济和政治收益，还可以以低成本的象征性言行挑战中国的国际威望，消耗中国的经济、军事、政治和外交资源，并借此在国际上渲染“中国威胁论”，强化联盟体系，实现“挑衅防卫”的目的。
四、中国的对策思考
美台勾连对我国的统一、安全、发展和国际威望带来日益严重的挑战。如何在维护发展战略机遇期的前提下，慑止美国“以台制华”图谋，打击“台独”当局的分裂活动，是我们当前面临的重要任务。
（一）基本思路
从维护自身的主导地位出发，美国并不希望中国实现统一，但暂时也不希望因为“台独”分裂活动与中国发生军事摊牌，而是希望尽可能长地维持两岸“不统”状态。从两岸交流的历史来看，只要不面临迫在眉睫的军事打击，只要美国不放弃支持，“台独”分裂活动就不会停止。
有鉴于此，威慑美国的支持、打击“台独”当局的“依美谋独”是反制美台勾连的根本。从经验来看，如果“台独”当局的分裂活动可能引发美国与中国的重大冲突，必然会受到美国的抑制；如果“台独”当局没有足够的资源满足岛内民众的需求，必然被民意抛弃；如果“台独”势力因组织和理念破产而失去影响，美国最终也不得不减少支持。
（二）重点措施
1.以综合手段应对美方的“挑衅防卫”，增强中国的战略塑造和把控能力。一方面要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打破美国构建的意识形态叙事，让世界明确台湾问题的性质和美国的真正动机，强调我方立场的正当性和政策行为的合理性；另一方面要进一步加强反分裂的军事斗争准备，威慑美方的战略冲动。一旦“台独”势力与美国的勾结逼近我们的红线，中国应不惜采取“危机边缘政策”进行强力反击，以强化他们尊重中国红线的心理行为习惯，加强自我约束和危机管控。
2.在继续保持与台湾交流合作的同时，运用各种方式强化“台独”当局的资源消耗，加剧其内部分化，塑造对统一的共识。迫使“台独”当局战略透支是破解美台勾连的关键点。为此，我们要通过持续严厉的军事压力、国际争夺、内部分化、必要的经济限制等非战争方式，大量消耗“台独”当局的资源，减缓其发展速度，直至其战略透支到难以履行基本的社会职责而陷入内乱。尤其是要保持常态化的军事压力，其目的不仅在于威慑“台独”分裂活动及其国际支持者，更要迫使台湾陷入军备竞赛的两难。鉴于台湾与大陆势力差距的不断扩大，该方式有助于在不引发冲突的情况下打击“台独”分裂活动及其理念，为塑造岛内的统一共识创造条件。
3.拓展《反分裂国家法》，增加“台独”支持者的成本。除了岛内“台独”势力的支持外，美西方境外力量的支持也是“台独”当局的心理基础和物质基础。对此，我们应该借鉴国际经验，在合适的时机讨论拓展《反分裂国家法》，不仅对岛内支持“台独”分裂活动的个人和组织进行精准制裁，还要对支持“台独”的国际势力进行制裁，对与他们相关联的企业和组织进行次级制裁，并要求他们为“台独”分裂活动的损害承担无限连带责任，增加其物质和心理成本，对其他国内外支持者形成必要威慑。
【边海观察】范斯聪丨芬兰和瑞典携“正资产”加入北约，是保障了自己还是便宜美国？
当地时间2022年7月5日，比利时布鲁塞尔，芬兰外长哈维斯托、北约秘书长延斯·斯托尔滕贝格和瑞典外交大臣林德在北约总部签署加入议定书后举行新闻发布会。
7月5日，北约30个成员国代表签署了有关芬兰和瑞典加入北约的议定书，开启了第六次北约扩大历程。
有观点认为，西方在宣扬俄乌冲突理应由俄罗斯背锅之后，分析芬兰和瑞典加入北约是面对俄罗斯军事压力下的自主选择。两国担心俄乌冲突后俄罗斯为夺取战略主动权，可能再次动用军事力量，征服斯堪达维亚国家，以达到虎视欧洲北部大陆，控制中欧的目的。
目前位于北欧的芬兰与瑞典直面俄罗斯陆海两个方向的威胁。陆上，芬兰和俄罗斯边界长达 1300多公里，如果两国交兵，俄罗斯军队极易找到突破口，芬兰极难招架。芬瑞两国即使没有卷入战争，也会在俄罗斯的强大影响下，缺乏战略运作空间；海上，芬兰、瑞典与俄罗斯都是波罗的海国家，俄罗斯波罗的海舰队就部署于此。作为波罗的海舰队基地之一的波罗的斯克离俄罗斯在中欧的一块飞地加里宁格勒近在咫尺，相距50公里。加里宁格勒地理位置极为特殊，处在波兰与立陶宛之间，沿波罗的海西南方向，与瑞典和芬兰构成三角形。它虽是俄罗斯的贸易港和渔港，经济欠发达，但距伦敦和巴黎不到 1400 公里，距柏林仅500 公里，地缘位置十分重要。2018年俄罗斯就在加里宁格勒部署了超音速导弹，射程远超500公里，并可携带核弹头。
芬瑞两国与俄罗斯隔海相望，而波罗的海地区浓烈的火药味，辅以三国间历史积怨，加上俄乌冲突爆发，使得芬兰与瑞典改变了长期以来的中立政策，最终投入北约怀抱。
两国投向北约看重的是北约盟约中的集体防御原则。北约成立之初就设立了集体防御原则，源自《华盛顿条约》第 5 条，承诺成员国之间相互保护，即一个盟友遭受攻击被视为对所有盟友的攻击。冰岛作为北约中唯一不设常备军的国家，就可利用这一条款“搭便车”享受联盟带来的安全保护，而拥有“正资产”的芬兰和瑞典则实力不俗，给北约和美国带来的好处可谓众多。
芬兰和瑞典的加入延伸了北约北翼的力量布局。芬兰和瑞典是富裕国家，军队规模虽小，但武备不容小觑。以芬兰国防军为例。芬兰陆军在和平时期只有21000余名军人，在战时可迅速扩充至28万人，最多可动员90万后备人员。芬兰陆军拥有优秀的坦克部队及出色的步兵，且拥有欧洲最大的火炮储备，必要时可利用森林茂密的地形和众多湖泊阻止对手推进。瑞典军队的规模不如芬兰，但对军事基础设施和海军行动投入更多，加强了哥特兰岛上的战略性存在。瑞典历史上与俄罗斯的恩怨会使其在战场上具有进攻性，也会成为芬兰的支持力量。
芬兰和瑞典不但可以将现代化、高度专业化的军事力量带入北约，也可以与美国实现双赢。美国的核保护伞极具吸引力，即使两国与俄罗斯爆发冲突，也无须担心俄罗斯核武威胁。
考虑到核武装备有时未必能彻底阻止常规战争爆发，美国不断加强对欧洲的安全承诺。美国将在波兰的第五军团总部转变为永久性军事存在，在罗马尼亚维持一个额外的 3000 人的轮换旅，向英国增派两个 F-35 战斗机中队，以及进一步在德国和意大利投放防空等多种能力，还要加强对波罗的海国家的轮换部署。美国的动作也引来了欧洲重要国家的响应。德国总理朔尔茨承诺增加1050亿美元的军事预算，相当于2021年德国海军军费的3倍。实际上，这些都增加了芬瑞两国的安全保障。
美国在向欧洲投入力量的同时，以共同防御为理念，利用欧洲安全战略伙伴稳定欧洲，也为美国进入世界其他地区解决后顾之忧。芬兰和瑞典拥有强大的国防工业能力，芬兰是美国和10多个国家军工联合体的重要成员，正在与美共同建造F-35战机，且拥有一流的空军，有能力与北约一同构建欧洲更加坚固的空防格局。瑞典的鹰狮战机表现不俗，且瑞典在北极和海底领域拥有专业经验，也可拓展以美国为首的其它多边同盟力量。目前来看，芬兰和瑞典军队已经与北约部队进行了联合演习，具有较高的互操作性，以共同应对欧洲-大西洋地区关键战略威胁俄罗斯，也便于美国腾出手来，应付更棘手的对手。
此前，俄罗斯总统普京曾就芬兰和瑞典加入北约一事表态，认为两国加入北约没有问题，但如果北约在两国部署军队和基础设施，俄罗斯将做出对等回应，若有国家对俄罗斯提出威胁，“俄罗斯将以同样的威胁回击”。俄副外长里亚布科夫也表示，北约的做法“破坏了稳定”，将加剧该地区的紧张局势。
瑞典和芬兰加入北约或许确实能让美国腾出手来，但欧洲是否能获得安定，则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
【边海研究】李雪威 单天雷：印太视域下韩国“双U形”海洋安全战略体系的构建
韩国的海洋安全热点议题集中分布在朝鲜半岛“近海U形危机地带”和阿拉伯半岛“远洋U形存在地带”，以及南海，印度洋一线连接两个U形地带的“海上战略通道地带”。为此，韩国着力打造“双U形”海洋安全战略体系。在韩国对美需求度上升以及对华竞争感强化的作用下，韩国对“印太战略”的态度出现转变，其在印太海域不断强化“双U形”海洋安全战略体系的构建也受到国内外诸多现实因素的影响。未来，韩国将根据自身海洋安全实践的现实反馈，强化两个U形地带及其“中间地带”所共同构成的海洋安全战略体系，在继续向南北双线延伸的同时,有效评估并平衡中美韩三边海洋安全互动，以期实现该体系战略效能的最大化。
一、印太视域下韩国“双U形”海洋安全战略布局
韩国是一个西、南、东三面环海的半岛国家，陆地面积狭小，北部与朝鲜以军事分界线相隔，限制了其陆上“北拓”的可能性。因此，海洋对于韩国的空间拓展和利益延伸具有特殊意义，维护海洋安全也成为韩国海洋战略实施的首要目标。
韩国的海洋安全问题集中分布于“双U形地带”——朝鲜半岛“近海U形危机地带”或称“内线”、阿拉伯半岛“远洋U形存在地带”或称“外线”以及南海和印度洋一线连接两个U形地带的“海上战略通道地带”或称“中间地带”。“内线”关乎韩国核心利益，“外线”与“中间地带”牵系韩国重要利益。韩国着力打造“双U形”海洋安全战略核心体系，其近海求稳、远洋谋拓与海陆兼顾的战略取向已鲜明地呈现在世人面前。
目前，韩国海洋安全战略布局与中国海洋安全线及美国“印太战略”密切关联。
其一，当前中国周边海域危机时隐时现，以中日东海争端为核心，以中韩黄海争端、中菲和中越等部分东南亚国家南海争端为两翼在第一岛链内侧形成“一字形危机地带”，韩国“近海U形危机地带”与中国“一字形危机地带”在西太平洋海域同步生成。
其二，中国东海与南海危机地带介于韩国“近海U形危机地带”与“远洋U形存在地带”的通道地带；且中国在阿拉伯半岛周边海域及印度洋也存在广泛的海外利益。中韩两国的海洋安全线高度重叠，海洋利益耦合度与政策相关度极高。
其三，美国“印太战略”的主要目标是拉拢太平洋和印度洋区域内的国家共同围堵中国，在中国周边构建“海上遏华封锁线”，这与中韩两国的海洋安全线高度重合，导致韩国对“印太战略”的态度非常复杂且具有不确定性。
作为中美博弈的“中间区”，韩国的海上安全动向直接牵系中国的海洋安全情势。
二、印太视域下韩国的态度转向与体系构建：动因分析
（一）韩国对“印太战略”态度转向的逻辑分析
在“印太战略”框架下，韩美合作呈现出议题领域渐宽、遏华色彩渐浓的特征。
1.韩国对美需求度上升
在安全领域，韩国海军建设正式步入“大洋海军2.0”阶段，为推进建设计划的顺利实施，韩国必然要依托于美国所提供的军事技术援助以及军事装备的出售。
在经济与科技领域，中美围绕5G技术的“围剿制裁”与“反围剿制裁”导致以华为为代表的中国企业在美国市场的份额缩小，韩国高新技术企业趁机填补了这一空白。
在外交领域，韩国选择逐渐靠近“印太战略”并深化韩美同盟合作，意在“调动”中国，以期在中韩互动中谋求更大的主动权，进而成为中美“拉拢外交”的受益者。
2.韩国对华竞争感强化
在经贸领域，两国贸易存量几乎已经见顶，水平竞争趋势导致两国产业结构与经济关系的竞争性呈现上升趋势。
在安全领域，尽管中韩两国在维持半岛和平与稳定上依旧存在共同利益空间，但韩国借力中国的需求正呈现下降趋势，韩国战略界所谓“中国海上威胁论”的呼声越来越高。
（二）韩国推进“双U形”体系构建的现实考量
1.打造“近海U形防卫体系”：周边安全与韩美同盟
当前，韩国周边海洋安全新老问题叠加凸显，近海防卫形势不容乐观。鉴于此，韩国在发展海军军备方面亦不甘示弱，极力强化近海防卫体系。
韩国虽部分倒向“印太战略”，但也在积极加强自主国防与自主海军建设。韩国国内政治局势的变动将影响同盟关系的转型，进而推动韩国近海防卫体系的布局与强化。
2.布局“远洋U形存在体系”：利益扩展与国际义务
韩国海外利益早已遍布全球，中东局势尤其攸关韩国经济安全及社会发展利益，海军作为战略性、机动性、国际性军种，对保护国家海外利益起到关键作用。
韩国为展现新型国家形象、承担国际责任、履行协同美国的“全球全方位盟友”的义务，介入“远洋U形地带”，推动海洋安全战略布局。
3.提升“中间地带”关注度：外交布局与海上生命线
韩国在印太海域“中间地带”的布局主要集中于南海及其周边的东南亚国家，这也是文在寅政府“新南方政策”的核心合作对象国。
南海航线是韩国的“海上生命线”。随着中美在南海博弈加剧，韩国在政策出台与外交实践中逐渐提高了对南海局势的关注度。
三、韩国“双U形”海洋安全战略体系的结构形态
（一）“近海U形防卫体系”的打造
针对“北方界线”地带进行危机预警与快速反应能力不足的问题，韩国提升对近海防卫的战略关注与资源投入力度；为应对朝鲜半岛西部海域复杂的安全局势，保障韩国“海上交通生命线”，打造海军实施远洋作战的前哨基地，韩国建设了济州海军基地；为应对迁延不决且时有激化的韩日独岛争端，韩国在距离独岛最近的岛屿——郁陵岛修建“郁陵岛海军基地”；为构建契合本国地缘与安全特征的海上威慑体系，将潜艇部队的作战、训练、指挥及装备维修保养等任务进行有机整合。
由此，韩国通过建设上述海军基地与防卫司令部，连同原有的驻江原道东海市第一舰队、驻京畿道平泽市第二舰队以及驻全罗南道木浦市第三舰队在东、西、南三面海域构建起了全方位的“近海U形防卫体系”。
（二）“远洋U形存在体系”的形塑
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韩国海外维和行动及其他类型的军事活动便一直围绕着阿拉伯半岛及其周边地区展开。继派遣青海部队履行打击索马里海盗的国际义务后，2020年1月21日，韩国国防部发表声明称，鉴于波斯湾局势的高度紧张，为确保韩国国民、船舶和原油供应免遭损失，计划将青海部队的行动范围扩大至阿曼湾、霍尔木兹海峡及波斯湾一带。
青海部队将单独执行任务，必要时会与美国主导的“海湾护航联盟（IMSC）”开展合作。可见，韩国并没有完全追随美国，而是以“合作”而非“合流”的方式回应美国要求盟友加入“护航联盟”的提案，但仍依托美国巩固其在“远洋U形地带”的军事存在。
此外，韩国海军也积极在这一地区开展远洋联合军演与反海盗交流合作，借机提高国际影响力，展现责任共享、合作共助的国家形象，充分发挥维护国际海域公共安全的重要作用。
（三）“双U形中间地带”的安全布局
韩国在“双U形中间地带”的安全布局主要围绕着南海以及东南亚相关国家而展开。
其一，在“南海仲裁案”结果出炉后，韩国在外交表态上赋予南海问题关乎本国国家利益与国家安全的现实主义色彩，并正式介入“双U形”海洋安全战略体系的关键环节——南海。
其二，自“新南方政策”实施以来，韩国海军继续强化与南海域内国家的交流与合作，并做出某些“打擦边球式”的举动。
其三，韩国借“新南方政策”的实施推进南海地区海洋安全战略布局，拉拢东南亚南海争端当事国。
可以预见，此类举动将进一步刺激并强化韩国勾连近海与远洋的“双U形体系”，进而在“双U形中间地带”加速推进全方位海洋安全布局的完善。
四、韩国“双U形”海洋安全战略体系的未来展望
在中长期的未来，韩国将继续强化“双U形”海洋安全战略体系的构建，充分利用各海洋安全议题的联动延展海洋安全实践领域，强化近海与远洋、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双重兼顾的体系架构，同时向南北两线稳定扩展海洋安全活动区间，其海洋安全战略效能取决于中美韩三方互动边界。
（一）双重兼顾的体系架构持续强化
进入21世纪后，韩国在夯实近海防卫体系建设的同时，持续深化“大洋海军”的建设进程，保持并适时深化“双重兼顾”的战略布局取向，加强在涉海战略规划制定、跨部门协调联动、突发事态应急解决等方面的能力建设，进而实现近海与远洋、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之间的系统性联动，从而为实现国家海洋整体战略目标服务。
（二）活动区间向南北双线稳定扩展
近年来，作为“近北极国家”以及视南海为“海上生命线”的国家，韩国进一步提升对这两个地区的战略关注力度，在海洋安全领域已展现出新的战略动向。
文在寅政府执政以来，经略北极作为其“新北方政策”与海洋政策的组成部分，其重要意义被不断提及。2021年10月，韩国海军巡航训练编队穿越白令海峡进入北冰洋航行，此系韩国海军在北极地区的首次力量宣示，标志着其“新北方航线”的建设已经迈出实质性的第一步。与此同时，韩国也在强化对南海问题的关注，并且出现介入南海事务以扩展海洋安全边界的相关探讨。预计在中长期的未来，韩国将以“审慎且小步前进”的节奏逐步强化在南海地区的军事存在感与活动力度。
（三）战略效能取决于中美韩三方互动边界
未来韩国海洋安全战略的效能取决于韩国对自身国家利益的界定、对韩美与中韩关系的平衡程度以及与中美关系发展演化的前景之间的互构，中美韩三方之间在海洋安全领域的互动直接决定其能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实现中长期海洋安全战略目标。
对韩国而言，最理性的选择依旧是从自身国家利益出发努力保持在中美之间的“对冲性平衡”。然而，自拜登政府执政以来，韩国在对华政策表态上出现了放弃中立、对美倾斜的趋势。若此举在未来韩国涉华海洋安全表态中成为常态甚至不断加码，将最终影响其海洋战略目标的实现。
【边海研究】贺先青：莫迪政府对印中边境基础设施的推进
莫迪当选印度总理以后，大力推进边境基建机构改革，加快推进印中边境地区印方一侧的基础设施建设。目前，一批关键性的“全天候”战略公路相继建设完成，印中边境铁路建设加紧论证建设，军用机场建设布局不断优化。印度此举旨在弥补与中国在边境基建上的差距，提升在边境地区的全天候军事行动能力。这将改变印度部队在边境地区的部署和运行模式，增加两国边防部队巡逻相遇的几率，引发两国边防部队对峙风险，增强印度的边界挑衅能力和意愿，强化印度在边界问题上的顽固立场，中国必须采取有效应对措施。
一、莫迪政府对印度边境基建机构的改革及成效
第一，印度依据中央各部委职能以及边境基建的战略需要，建立了许多分属不同部门的基建机构和推行了相应的基建计划。主要有：边境公路组织（BRO）、边境地区发展计划（BADP）、国家公路和基础设施发展有限公司（NHIDCL）、印度国家公路局（NHAI)、中央公共工程局(CPWD)以及各邦的公共工程局（SPWD）和东北地区发展部推行的“东北公路发展计划”。其中最重要的是边境公路组织和边境地区发展计划，前者主要承担具有战略意义的边境公路建设，后者主要施行于边境各邦和直辖区边界线附近，其它机构或基建计划主要涉及边境各邦的道路联通工程，对印度边境基建起到支撑和辅助作用。
第二，莫迪政府对边境基建机构和基建计划进行了改革和调整。一是解决BRO的部门掣肘问题，提升组织运行效率。2014年12月，印度内阁秘书处决定，将有关边境公路发展和BRO的事务纳入国防部管理，解决了内政部和国防部双重领导带来的掣肘问题。2017年5月，印度国防部对BRO的工程外包、设备采购、财务审批权限、环境许可权限等进行了改革，提升BRO的运行效率。二是多次推动修订BADP指南，突出边境基建的针对性和战略性。2015年6月，印度议会通过了BADP修订指南，明确将边防部队确定的村庄作为战略性村庄，在资金投入和建设方面具有优先性。2020年，莫迪政府再度修订BADP指南，其中明确在常规资金分配以外，将额外把总预算的10%投入到印中边境五邦的毗邻边界线地区。三是推动其它基建机构承担非战略性边境基建项目，以保证边境地区战略性公路的建设质量和效率。
第三，莫迪政府推动边境基建的成效。一是战略性边境公路建设取得突破性进展。2006年，印度制定了原计划于2012年完成的第一阶段约3500公里的73条印中边境公路,但直到2014年底，仅完成了约500公里，完成度不到15%。莫迪上台以后，加快了印中边界公路建设的步伐，目前已基本完成了第一阶段的建设计划。2021年3月，印度议会联邦院通过了内政部拨款需求的231号报告，确定了边境基础设施建设的一些新项目，其中包括新建32条第二阶段印中边界公路。二是边境战略铁路线加紧论证与推进。国防部已经确定了14条印度北部边境地区的战略性铁路线，其中明确了第一阶段着手进行建设的4条印中边境铁路线。三是军用机场布局进一步优化。在辛格政府时期重新激活位于拉达克地区三个军用先进着陆场的基础上，莫迪政府又推动在所谓“阿鲁纳恰尔邦”新建了7个先进着陆场。推动在喜马偕尔邦、北阿坎德邦和锡金邦投入使用了约5个左右的军民两用机场。四是印度边境信息基础设施建设相对滞后。印度目前在边境地区仍在使用3G和4G网络，虚拟网络领域、电磁频谱、空间战场能力严重不足。
二、莫迪政府推进印中边境基建的动因与影响
莫迪政府推动印中边境基础设施建设旨在弥补与中国的基建差距，构建边境地区的全天候行动能力，同时也把视中国为敌人，迎合其民族主义。一是对弥补与中国的边境基建差距具有迫切心理。进入21世纪后，印度逐渐开始意识到其1962年印中边境战争后不在边境地区开展基建的决定犯了战略性错误，担忧印度与中国边境基建差距会使印度在冲突中面临严重不利地位，尽管辛格政府于2006年就制定了修建73条印中边境战略公路的决定，但莫迪政府对这些战略公路的建设进展严重不满。为此，莫迪政府提高了印中边境基建的资金投入和建设速度，边境公路建设的预算金额大幅上涨，印度边境公路建设速度明显加快。二是印度的边境基建旨在“连点成线，连线成片”，将印度陆军大军团所在地、地区主要城镇和空军基地相连，形成较好的军事力量投送和后勤保障能力，提升边境“全天候”行动能力。三是印度推进印中边境基建具有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支撑，把中国视为其边境基建所要针对的目标。莫迪政府上台以来，印度积极营造一种在边界问题上的“受害者”形象，强调印度边境基建空虚是中国“侵略”印度边境地区的重要原因。加勒万河谷冲突后，印度对自身边境基建成果非常自信，认为中国对印度在边境地区的基建异常敏感，中国需要对印度的基建作出回应，把加勒万河谷冲突解释为是中国忌惮印度边境基础设施建设而采取的挑衅举动。
边境基建具有重要的军事和政治意义，不仅能够突破地理和气候障碍，为军事力量部署和军事计划执行提供保障，还能够形成对对手的战略和战术优势，使国家具备在边境地区开展军事行动能力，这对印中边境关系和边境态势产生了重要影响：一是随着印度边界公路、宿营地和前哨站不断完善，其军事巡逻、军事部署、军事后勤保障发生了明显变化，印中边防部队摩擦对峙几率上升。二是增强印度边境挑衅的能力和意愿。从能力来看，印度都具备了更够将全天候的军事力量投送和军事后勤保障能力。从意愿来看，印度正通过不断完善的基础设施建设，加强在边境地区“整军备战”，不断强调和宣称印度具有边境行动能力。三是强化印度在边界问题上的顽固立场。随着印度边境基建的不断完善，印度边防部队可以到达以前难以巡逻的地方，这便让印度认为，它能够巡逻的地方都是其领土，否认争议存在。加勒万河谷冲突后，中印双方举行了15轮军长级谈判，双方除在果戈拉（Gogra）、温泉（Hot Spring)等地具有脱离接触的意愿，但在其它地区，印度均坚称应回到2020年4月以前的边境现状。
三、应对措施
第一，完善和升级中国境内基础设施建设，保持对印度的战略压力。一是中国应加强边境中方一侧的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充分发挥无人飞行器在监控印度边防动态中的作用，加强对印度的边境基建活动和边防部队异常调动的监控跟踪能力，防止印度在中方巡逻空挡或监控死角地区蚕食中方领土，防止其通过在边界争议地区新建基础设施和强化军事人员占领等手段制造实际控制争议地区的既成事实。二是加强和完善印中边界地区电磁频谱相关基础设施建设和加强电磁频谱管理，提升信息传送能力。三是完善和升级边界线中方一侧的交通基础设施，提升军事力量投送能力和军事后勤保障能力，加强对印度的边境挑衅行为的反应速度。
第二，恢复、构建信任措施。一是升级或谈判建立新的边境军事信任措施，进一步防止擦枪走火事件演变为大规模流血冲突。二是避免散布针对彼此的不友好言论，强化双边解决思路，避免将第三方势力引入两国边界争端。三是适时推动建立中印防长和外长2+2对话，交换彼此意见看法、协调在重大地区问题上的立场、防止边界事态升级。四是建立前线指挥官间的热线电话，可就边境紧急事态进行沟通协调，避免小摩擦和小对峙演变为大规模流血冲突。
第三，紧密跟踪印度边境基建动态，并做好预案措施，防止印度挑衅。一是建立“监控—反应—行动”的协同联动机制。随时保持对印度边防动态的监控与跟踪，对印度越界基建和军事部署行动进行快速反应，凭借中国一侧的机动能力对印度的越界挑衅行为采取后发制人的行动。二是推动边防实战军事演习常态化。针对印方在印中边界常态化部署大量武器和人员的行动，中方应通过保持实战化军事演习，制定好应急预案，保持对印度的战略威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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