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5日，《欧亚大陆》主编、俄罗斯国际事务委员会主任维亚切斯拉夫·苏迪林发表评论文章指出，波兰和白俄罗斯边境的移民危机是欧盟和白俄罗斯之间政治冲突的一部分。与此同时，波兰和白俄罗斯一样，在这场危机中扮演着相对独立的角色。

专家指出，欧盟与白俄罗斯的关系是钟摆式的，对抗期与解冻期交替出现，通常与白俄罗斯的选举周期有关。而新一轮的对抗则是由于欧盟不承认白俄罗斯2020年总统选举结果，波兰和立陶宛为多名抗议的带头者提供庇护，支持众多针对亚历山大·卢卡申科政府的媒体和非政府组织。2021年，欧盟对白俄罗斯实施了两国关系史上最严厉的制裁，指责后者当局侵犯人权，骚扰反对派并故意让一架瑞安航空公司的客机在明斯克迫降，明斯克拒绝这些指责。对此，卢卡申科表示，白俄罗斯不会在外部压力下保护欧洲免受非法移民、毒品贩运和走私的影响。结果是移民纷纷从白俄罗斯过境进入欧盟，使欧盟承受了巨大的移民压力。

欧盟指责明斯克当局“厚颜无耻地利用移民”，但专家认为，这场危机的责任是集体的，必须通过共同努力来解决。普遍观点认为，白俄罗斯政府正在寻求欧盟的正式承认，而目前的接触显然极不稳定。而移民威胁是对欧盟施压以及遏制制裁的潜在工具，同时，白俄罗斯正试图同俄罗斯进行和解以遏制西方压力和国内紧张的政治局势，保证其独立的地位。与俄罗斯的一体化对于白俄罗斯的社会经济稳定至关重要，显然莫斯科经济支持与一体化挂钩的政策将持续下去，明斯克不得不在经济、政治和军事领域对俄罗斯采取真正的行动。

而对于波兰而言，边境危机的发生“恰逢其时”。2021年波兰执政党法律与公正党的地位正在减弱，而8-9月的移民危机使得其评级首次开始上升。在2015年到2016年的危机期间，法律与公正党因对于移民问题的强硬态度而上台执政，在此问题上软弱不仅意味着损失声誉，而且有可能失去权力。而目前僵持的立场有助于巩固政权。同时，在英国脱欧以后，欧盟的法律基础受到了内部侵蚀，正如前些日子欧盟法院首次对波兰宪法法院否认欧盟法律在该国优先地位的裁决进行了罚款，因为这一行为与欧盟条约相抵触，开了危险的先例。但波兰显然不愿脱欧，这种情况下，边境危机为其提供了与欧盟讨价还价的条件。

专家认为，对于欧盟而言，东部边界的移民危机是难以接受的，对明斯克的任何让步都被欧盟解读为软弱，委员会领导层希望内部团结一致，拒绝白俄罗斯以移民危机造成的压力，继续保持“实力地位”同白俄罗斯对话。莫斯科不是波兰-白俄罗斯边界危机的一方，为响应欧盟要求干预局势的呼吁，它建议欧盟与明斯克进行谈判。俄罗斯在该地区的战略利益是确保西部的长期安全稳定，以防止北约基础设施东移。此外，莫斯科希望保持与欧洲国家的经济关系和稳定的过境运输环境。

专家认为，尽管不排除华沙和明斯克的对抗升级，但是事态发展正在向着温和的情况发展，所有各方（除了波兰）都向前迈进了一步，默克尔在克林姆林宫的调解下同卢卡申科直接谈判，明斯克开始为移民提供住宿、食物和返程航班。在危机逐步解决的背景下，联合国、相关组织也可能参与移民安顿工作，抵达白俄罗斯领土，并将后者逐步送回家。当然，危机的解决显然会惯性拖延，部分难民依旧会滞留在边境附近，但是旷日持久的对峙对于明斯克几乎没有任何好处，因为不受控制的移民流动会给内部安全带来风险，并可能导致俄罗斯收紧边境管制。

11月22日，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专家、英国莱斯特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系副教授安德鲁·法特发表评论文章，指出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协议（AUKUS）于今年9月公布，引起了很多猜测和争论。该联盟的一些规定需要数年时间来执行，例如建立新的核潜艇舰队。然而，仅宣布伙伴关系结成这一事实本身便产生了重大影响，并引发了相关方对核武器扩散、“双重标准”和亚太地区局势恶化的担忧。同时，各方对于该联盟未来几年如何维持关系，开展行动以及美、英“向澳大利亚提供核潜艇舰队”的承诺如何落实都知之甚少。

尽管所有观察者的注意力都集中在潜艇上，但AUKUS的伙伴关系实际上还包括其它许多领域的合作，从量子技术、网络安全、人工智能和水下行动，到购买“战斧”巡航导弹并在未来的高精度远程打击武器上进行合作。但主要焦点是帮助澳大利亚建造核潜艇的决定，这将使其成为第七个拥有核潜艇的国家，尽管它没有核武器。英国和美国似乎正计划向澳大利亚提供有关核潜艇设计、核反应堆和核材料的机密信息。澳大利亚海军计划建造至少八艘核潜艇，但由于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它们将至少需要十年才能投入使用。AUKUS协议显然取代了澳大利亚政府此前将从法国购买常规柴油潜艇的500亿英镑交易，法国政府也对此提出了异议。但从表面看，寻求美国的庇护显然比与法国的盟国关系更为重要。

澳大利亚没有核武器，也没有铀浓缩设施，甚至没有核电站。但澳大利亚拥有大型铀矿床、几个活跃的铀矿、一个核反应堆和一套先进的激光浓缩技术。澳大利亚此前曾考虑建造核武器，此后澳大利亚作为无核国家签署了《核不扩散条约》，目前它也是《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的缔约国。

专家指出，美英两国对澳大利亚的核潜艇援助包括将核燃料（通常是铀）转移到澳大利亚并用于潜艇的反应堆。此时就会出现两个问题：首先，美国和英国目前的核潜艇使用93%的高浓缩铀作为燃料——事实上，这与用于制造核武器的材料相同。其次，这种高浓缩铀将不受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等机构的国际监管和控制。根据IAEA的《全面保障监督协定》中的一项规定，如果核材料用于海军发电厂，则允许对该核材料免除检查。因此，澳大利亚是否有能力建造和维护核反应堆，或者是否会“保密”建造和交付是非常重要的。问题并不在于澳大利亚会利用该漏洞发展核武器（也不排除这种可能），而要考虑到这些高浓铀是否能得到严密保护而不泄露给相关急切想发展核武器的国家，比如伊朗。

AUKUS协议旨在加强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实力，向地区盟友保证华盛顿将“保卫”该地区，并同日益强大的中国对抗。事实上，该协议是在得知中国可能在为洲际导弹大规模建设发射井的消息后达成的，有人猜测和担忧会发生新的冷战。同时，AUKUS被许多人视为是美国“双重标准”的体现，甚至可能是核扩散方面的新殖民主义手段，此举将削弱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全球核安全监测制度，使未来控制核扩散变得困难。

11月19日，卡耐基莫斯科中心主任德米特里·特列宁发表评论文章指出，在上周结束的COP26气候峰会上，人们记住俄罗斯主要是因为弗拉基米尔·普京没有参加。而对莫斯科派往格拉斯哥的代表团规模的关注相比少的多——312 人，其中包括总统府代表、能源和经济发展部长、联邦林业局局长等。这种广泛参与反映了俄罗斯领导人对气候问题的态度在过去一年发生巨大变化，“否认气候变化”、“不承认其与人类活动有关”等观点已成为过去。普京总统现在不断强调，俄罗斯的气温上升速度是全球平均水平的两倍半。

专家表示，这种转变似乎是因为网站气候变化与全球能源政策之间日益密切的联系引起了克里姆林宫的关注。俄罗斯的两个主要贸易伙伴——欧盟和中国已经宣布了实现碳中和的计划。但最令人担忧的信号是欧盟决定从2023年开始对进口商品征收碳税。

有可靠预测表明，到2030年代初，俄罗斯出口的石油、管道气和煤炭的需求将明显下降。该国可能面临长期预算赤字，而俄罗斯剩余的出口项目——农产品、金属、武器和机械工程将不足以弥补这一空缺。因此，俄罗斯联邦的气候政策发生了巨大变化。在格拉斯哥峰会前几周，普京总统宣布俄罗斯（与中国一样）打算到2060年实现碳中和。就在COP26前几天，政府提出了实现这一目标的战略。在会议上，俄罗斯代表团概述了该国新气候和能源政策的关键要素。它们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

首先，俄罗斯将坚持要求在其能源构成中约占40%的核电和水电在国际上被承认为绿色能源。这一认可对俄罗斯而言至关重要，因为它重组了本国的核工业，使其成为世界上最有效的核工业之一。此外，同样重要的是承认天然气是一种低碳燃料。毕竟它不仅占俄罗斯能源构成的另外40%，而且长期以来一直是一个关键出口项目和一个重要的外交工具。其次，俄罗斯这一世界上最大的国家，有三分之二的面积被森林覆盖。这大约占世界森林的20%——巴西和加拿大的份额明显较低。莫斯科认为，俄罗斯森林的净化能力应作为抵消二氧化碳排放量的一个因素加以考虑。第三，莫斯科打算积极参与国际碳交易规则的制定，而不是简单地接受那些规则。简而言之，现在俄罗斯正在认真对待气候议程，尽管参与很晚，但不会接受西方或欧盟在这件事上的领导地位。相反，它将根据自己的国家利益行事，寻求在应对气候变化与经济增长、传统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之间找到平衡。在此基础上，俄罗斯将与其他国家结成联盟。

专家表示，俄罗斯领导层积极参与气候问题，但可能会谨慎行事，避免草率决定。与格拉斯哥峰会同时举行的另一场会议在维罗纳举行，汇集了石油和天然气行业的主要代表，包括俄罗斯石油公司总裁伊戈尔·谢钦。他警告说，削减对长期化石燃料项目的投资将是一个重大错误。相反，在未来几年，对传统能源的需求只会增长，而最近欧洲的天然气危机就清楚地印证了这一点。因此，俄罗斯经济的前景和该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将取决于其领导层是否有能力正确识别长期趋势并在困难但不可避免的过渡期间保持必要的平衡。

11月17日，俄罗斯国立高等经济大学欧洲和国际综合研究中心副主任德米特里·苏斯洛夫发表评论文章，指出美国的外交政策正在经历一个重要转变。

专家表示，美国从阿富汗撤军，为其上一时期的外交政策划上了具有象征意义的句号。这个时期始于20世纪90年代初，统称为 "后冷战"时期。美国在这一时期没有遇到来自外部的阻力，开始按照其价值观改造世界其他地区，将以美国为中心的世界秩序扩展到世界各个地区。当时，美国对俄罗斯和中国的政策目标是根据西方模式对其进行自由民主改造，并把它们作为小角色融入以美国为中心的世界秩序，并对所谓的无赖国家（即那些坚持不愿意转向“历史的正确一面”的国家）进行政权更迭。

这一政策在进入21世纪的十年后开始停滞不前，从那时起，美国就陷入了深刻的外交政策危机，这包括世界“突然”不再按照美国的意识形态发展。俄罗斯和中国拒绝转型，伊拉克、阿富汗和整个中东地区民主化的尝试也失败了。以美国为中心的世界秩序显然不能扩展到整个国际体系，而这个秩序本身也逐渐开始出现裂缝。第一个放弃按照美国价值观改造世界其他地区的范式的美国总统是唐纳德·特朗普。在他的领导下，自冷战以来，美国首次没有进行新的军事干预，公开拒绝以军事力量传播民主，原则上决定通过与塔利班签署协议撤出阿富汗，并宣布其外交和国防政策将主要集中在与全球对手和敌手的竞争上，中国和俄罗斯被宣布为这些对手。然而，由于美国精英和大多数美国盟国的机构都错误地认为特朗普和他的政策是一种暂时的反常现象，随后会 "恢复正常"，因此在许多人看来，特朗普的转变并不是真实和确定的，是徒劳之举。

拜登上台以后，不仅没有放弃美国对外政策的转变，并且赋予其一个更加系统和完整的特性。与特朗普相比，拜登的外交政策主要变化在于，美国提高了防范跨国威胁（尤其是气候变化）的地位，并改变了对欧洲盟友的言辞，使之更加良性温和，当然，在很多基础问题上还保持着过去的风格。

因此，专家认为美国外交政策的新范式正在形成。它的决定性优先事项是同中国和俄罗斯这样的全球对手作斗争，并试图建立一个新的两极，其中一极是由美国领导的“民主国家的世界”，另一极是由中国和俄罗斯发挥主导作用的“威权主义世界”。美国已经从试图普及以美国为中心的世界秩序转向巩固和捍卫这一秩序，从“后冷战”时代转向新的全球对抗的时代。

专家指出，为了将最多的资源和注意力放在扼制中国发展，限制和削弱莫斯科和北京之间愈发密切的关系，拜登政府对俄罗斯的政策是使当前对抗稳定下来，防止其进一步升级。同时，尽管与同中国对抗相比，俄罗斯的优先级没那么高，但它仍然并将继续是一个重要的优先事项。美国既不愿意也没有能力以自己的让步为代价，克服或大大减少与俄罗斯的对抗。因此北约将努力维持俄美对抗，特别是在阿富汗的行动失败以后。

专家认为，美国缺乏改善与俄罗斯关系的意愿，主要是因为将俄罗斯视为弱国，在他们看来，大规模的内部危机，以及与中国的地缘政治冲突将在未来迫使俄罗斯转而寻求与西方的合作。因此，拜登政府的对俄政策本质上是继续对抗，等待俄罗斯重返西方轨道，同时尽量减少对抗带来的损害，即防止同俄罗斯过度冲突以对美国安全构成威胁，分散过多注意力。

11月9日，俄罗斯创新发展研究所地缘政治研究中心负责人德米特里·罗迪奥诺夫在军事政治分析网站发表评论文章，指出俄罗斯此前在北极的政策侧重于化石燃料的开采，同时军事化程度也不断提高，这也迫使北欧国家、美国及北约加强在该地区的军事力量。专家表示，此前德国科学与政治基金会（SWP）发表了一篇题为《俄罗斯在北极：发展计划、军事实力及冲突控制》的文章提出，随着北极的气候变化，一方面引起俄罗斯当局加快对北方海航道的开发，另一方面俄罗斯出于对北冰洋沿岸安全因素的担忧会加强该区域的军事存在，这同样让北约感到危机。

专家指出，越来越多的非北极国家将目光投向北极，包括德国、中国等。欧盟长期以来都表现出对该地极大的兴趣，近年来提出了欧盟的北极战略。显然欧盟认为自己是该地区的密切参与者，并希望积极参与北极规则的制定。特别是欧洲人反对将北极军事化并且主张禁止在北极及邻近区域开采化石能源。此外，布鲁塞尔一直努力获得在北极理事会中的观察员地位，而新加坡、印度和韩国也早已成为了该组织的观察员国。

专家认为，俄罗斯长期依靠着广袤的北极地区，在悠长历史中对北方海航道建设投入了难以估量的心血，无论是基础设施还是其它领域的开发，因此俄罗斯自然认为这是其本国的水道，应由俄罗斯管理，甚至在美国、加拿大或芬兰出现在世界地图之前，俄罗斯在北极地区的贸易、捕鱼等专有权是通过国内法确立的，从未受到质疑。而2018年美国国防部提出了北极学说，旨在封锁北方海航道，理由很简单：北极直接关系美国国家安全。

专家指出，这些年来各国始终努力扩大在北极的影响力。无论是美国要买下格陵兰岛、欧盟对北极环境的关注亦或是挪威对北方海航道环境和经济状况表示担忧，呼吁检查路线是否符合欧洲标准等主张，都基于政治利益。显然对于欧盟来说，北方海航道是苏伊士运河的最佳替代方案，通过该航线到达太平洋，航行时间缩短了近一个月且不用担心海盗，只需要同俄罗斯进行谈判。

专家表示，德国科学与政治基金会此前发表的文章中指出俄罗斯的北极战略“不切实际”，并认为俄罗斯很难与中国达成协议，但显然中俄两国并不存在发生冲突的前提，并且在同西方的关系上双方患难与共。

11月9日，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国际信息安全与科技政策中心副主任专家叶莲娜·季诺维耶娃与国际信息安全与科技政策中心首席专家亚历山大·津琴科发表评论文章，指出第76届联合国大会第一委员会一致通过了俄美关于国际信息安全的决议草案，虽然该文件尚未在联合国大会上进行表决，但可以设想结果与相关委员会的表决结果不会有太大出入。

专家认为，俄罗斯和美国提出联合决议草案将成为推动国际信息安全领域双边合作向前迈出的重要一步。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拜登于2021年6月16日的会晤在联合决议的提名和对话的制度化方面达成一致。此外，俄罗斯大使指出，两国在打击黑客活动和信息通信技术犯罪活动方面取得了成果，并建立了计算机事故应急响应中心，但双方仍有疑虑，合作有发展和深化的空间。

决议草案肯定了联合国信息安全开放式工作组(OEWG)在2021年度的报告，并指出其2021-2025年度新的会议工作的重要性，同时，根据草案，开放式工作组的决定将在联合国大会进行表决并形成正式文件，对各签署方具有约束力。

专家认为，俄罗斯和美国似乎向国际社会发出了积极信号，即两国认识到国际信息安全存在危机，为各国在信息领域的相关行为制定规则十分重要。正如俄罗斯联邦驻日内瓦办事处副代表别洛乌索夫所说：“国际社会实践证明，当涉及国家原则和国际安全问题时，应通过谈判并制定出双方都能接受的解决方案。”

11月3日，卡耐基莫斯科中心主任德米特里·特列宁针对中美俄三国关系发表评论文章，指出美利坚合众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当今主要的地缘政治参与者和军事强国处于复杂的三角关系之中。美国与中国和俄罗斯处于对抗状态，中俄是战略伙伴。然而，虽然美国正在加强与北约国家的同盟关系以抗衡俄罗斯，同时扩大和加强与印太国家的关系以制衡中国，中俄两国却并没有建立一个正式的联盟来共同对抗美国及其盟友。这种不对称的配置会持续下去，还是有着冷战突出特征的集团政治将重新出现？

专家指出，在一个日益以美国和中国的竞争为特征的世界中，美国显然有意防止中俄变得过于亲密；中国赞赏与俄的密切伙伴关系，但作为一个独立行为者，其既不准备也不愿意与俄罗斯结成军事联盟；而俄罗斯作为一个主要的独立国家行为体，努力寻求在与中国、美国及他们的竞争中保持平衡，尽管不是等距离。地缘政治和军事三角中的这种状态可能会持续下去，直到中美关系出现重大危机——例如，在台湾问题上——这将使两国处于军事碰撞的边缘，并使它们为各自的联盟和伙伴关系注入活力。

特列宁从2021年的几个重要的事态发展方面论述了中美对抗对俄罗斯的影响：美国领导的指向中国的新联盟AUKUS成立；包括印度在内的四国集团的复兴；美国突然从阿富汗撤军。

专家认为，即使将AUKUS、四国集团和阿富汗局势放在一边，俄罗斯和中国也仍在继续扩大和发展他们的双边关系。当然，这两个大国之间的关系并不是双方各自同美国对抗的结果。相反，它的进展主要是基于共同的利益、领导人世界观的共同性、两个经济体的互补性，以及地缘政治方面的考虑——首先是两国漫长的共同边界。但从长远来看，中俄关系仍面临一些挑战。中国在经济上使俄罗斯相形见绌，为西方技术和金融资源提供了可行的替代方案，而这些技术和金融资源在俄罗斯越来越少，或者越来越被认为不可靠和不安全。国内经济发展，包括气候变化带来的能源转型以及技术转型已经成为克里姆林宫的议程，甚至超过了普京时代的主要成就——军事力量和政治凝聚力，成为塑造俄罗斯21世纪国际地位的关键因素。在未来的几十年里，俄罗斯提升其在世界事务中的地位和作用中，将大大减少对军事和外交官的依赖，而更多地取决于其国内转型是否成功。

11月1日，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专家，乌兹别克斯坦世界经济与外交大学教授乌鲁别克·哈萨诺夫发表评论文章，指出在国际体系稳定机制失效的背景下，许多国家都寻求以自身利益为主的务实政策，首要条件是对于本国在世界和本地区的地位有建设性的理解。近年来，乌兹别克斯坦实施了新的外交战略，主要目的是在中亚营造互信、睦邻、合作的氛围。中亚各国也都肩负着转型时期的共同任务，即改革政治和经济结构。这也使得一个新的地缘政治态势正在形成：中亚各国之间正加强合作，增进政治互信，使其成为一个更加独立、可预测和稳定的地区。

专家认为，中亚全新关系模式的出现，实际上导致了该地区国家利益的转变。各国对新态势的实际适应和应对只有在两个或多个国家采取联合行动的基础上才能实现。而正是得益于乌兹别克斯坦与哈萨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等国双边关系的新水平，本地区开始形成密切的区域互动。新态势使中亚各国之间的经贸联系显着加强。因此，到2017年底，乌兹别克斯坦与该地区国家的贸易额增长了20%，超过30亿美元。正如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在阿斯塔纳举行的中亚国家元首峰会上所指出的那样，未来几年内双边贸易额将达到50亿美元。同时，中亚国家与俄罗斯之间的贸易在过去四年中增加了50亿美元，到 2020年将超过280亿美元，俄罗斯在中亚累计投资超过200亿美元。这一切都表明，目前中亚市场对俄方的吸引力越来越大。

专家同样指出，在2016年9月至2021年7月期间，随着周边国家元首在双边工作会议和国际组织框架内对话中达成共识，本地区国家边界划定谈判趋于密集和持续，各方在划定边界线方面已经达成妥协，包括边界线中复杂且颇有争议的部分。

同时，中亚国家的可持续发展直接取决于邻国阿富汗如何全面融入该地区经济进程，不考虑阿富汗因素就不可能确定共同的区域议程。将当今的阿富汗融入区域经济进程的全方位援助被确认为优先事项之一，而乌兹别克斯坦在加强阿富汗和平进程的国际努力中发挥着积极作用。

最后，专家强调，中亚国家在国际舞台上的协调配合，不仅会显著增强该地区的国际主体性，也有利于有效支持和保护其利益。地区新政治态势的形成证明中亚各国睦邻友好合作有助于保持健康友好的氛围，为整个地区的可持续发展奠定基础，并得到世界许多国家的支持。

10月29日，卡耐基莫斯科中心访问学者马克·皮里尼发表研究文章，指出在过去十年中，俄罗斯加强了其在整个地中海和邻近地区的影响力。从俄罗斯的最新行动来看，其优先事项主要围绕四个中心展开：（1）俄罗斯在能源领域的影响力扩大，但受制于其财政能力的限制；(2)俄罗斯联邦在叙利亚的永久军事存在显示出莫斯科在国外部署部队和资产的能力已显著增强，也表达了其打击伊斯兰极端主义的决心；(3)俄罗斯将继续同土耳其合作以实现进一步的战略目标，但在叙利亚问题上，俄土关系发展相对困难，两国政治目标相反。莫斯科寻求重新控制阿萨德政权对整个领土的控制，而安卡拉则支持将阿萨德赶下台；(4) 通过部署小型基地和将军事力量在地中海地区的各基地间转移，提高俄罗斯在该地区军事存在的效率。

专家认为，俄罗斯在这些领土上的行为正迫使北约和欧盟应对新的挑战，特别是考虑到俄罗斯在叙利亚、利比亚和苏丹的军事力量正逐步整合，甚至参与了土耳其导弹防御。此事影响不仅限于地中海盆地，还影响到黑海、东欧和非洲。如果基于俄罗斯视角，认为北约打算包围俄罗斯的立场来评估局势，那么莫斯科在地中海地区的活动是由其防御战略和保持大国地位的愿望所共同决定的。北约和联盟成员应利用跨大西洋关系的复苏，在多个领域对俄罗斯的政策做出更果断的反应。

对此，专家提出了三点建议：（1）积极支持多边冲突的预防政策，叙利亚危机的深重影响以及利比亚稳定进程的脆弱性，要求西方国家认真对待能够为两国带来和平与稳定的多边进程。但如果西方与俄罗斯没有最低限度的协议就不可能解决这个问题，这也将成为整个地区政治和军事稳定的试金石；（2）北约及其成员国可以通过多种方式加强其在地中海和黑海地区的军事实力。首先，可以增加该地区海军部队的轮换频率，其次，北约盟国必须提高其空军和海军力量的战备水平和各国的参与度，以提高整体效率并分配成本。第三，盟国必须积极开展联合海上行动；（3）重新评估土俄关系。俄罗斯向土耳其出售S-400导弹防御系统对北约的防御架构形成了重大挑战，北约及其成员国应非常仔细地评估局势，并尽量避免出现由现状转变为俄美关系新危机的情况。

10月29日，俄罗斯军事政治分析网站专家德米特里·涅费多夫发表评论文章，分析了当前伊朗与俄罗斯在双边和区域合作方面的趋势。10月，伊朗军队总参谋长穆罕默德·巴盖里对俄罗斯进行工作访问并与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总参谋长瓦列里·格拉西莫夫举行会谈。俄罗斯军方负责人指出，莫斯科和德黑兰正在叙利亚和阿富汗问题上积极开展合作。会谈中两国计划达成协议，涉及广泛的军事技术合作领域，包括武器购买和专家培训，在西亚进行打击恐怖主义的演习等。

专家表示，伊朗外长侯赛因·阿米尔·阿卜杜拉希安在总结最近对俄罗斯、黎巴嫩和叙利亚的访问成果时指出，德黑兰致力于加强与莫斯科和北京的关系，并不意味着要减少与西方国家的对话，特别是关于在维也纳恢复谈判以重启“伊朗核协议”以及准备与法国、英国和德国的代表谈判恢复联合全面行动计划（JCPOA）。与此同时，伊朗正试图“推动”与莫斯科签署“战略”协议的想法，在某种程度上类似于4月份与北京达成的协议。

专家提到关于伊朗、中国、俄罗斯三方军事政治合作的可能性，特别是在应对海上交通威胁方面，同时，阿富汗问题也需要三国更密切协作。对于中国而言，在“一带一路”项目框架内，波斯湾和里海沿岸的港口使伊朗成为中国向中东地区和黑海盆地国家运输货物的最佳中转通道，与此同时，人们担心中国投资后伊朗国内市场可能会受到中国商品的冲击。至于俄罗斯，尽管进行了多年对话，双边贸易和经济关系与公开的政治互动水平并不匹配，也许在10月26日两国签署谅解备忘录后情况会好转。

专家强调，深化俄伊经济关系是化解美国单边制裁的有效途径。西方国家正在努力遏制俄罗斯与伊朗的合作。与此同时，危险依然存在，随着俄罗斯和伊朗可能发生的权力更迭，当前所有这些军事、安全和地区互动领域的关系与合作都可能受到影响。

10月18日，俄罗斯军事政治分析网站专家弗拉基米尔·库德里亚夫采夫发表评论文章，指出目前围绕阿富汗的地缘政治竞争仍在继续，这些竞争异常激烈，可能造成局势不稳。日前俄罗斯总统普京曾发表声明指出，在叙利亚和伊拉克苟延残喘的“伊斯兰国”及其他激进组织的武装分子正以伪装、渗透等多种形式进入阿富汗。有理由认为他们的异动得到了美国特定力量的帮助，华盛顿旨在造成俄罗斯（通过中亚）、中国、伊朗和阿富汗局势不稳。美国其它通过这种方式更加高效地控制阿富汗。

据政治新闻网报道，美国讨论了在乌兹别克斯坦部署反恐力量的可能性。美国同巴基斯坦关系恶化、乌兹别克斯坦并不在集体安全组织成员国之列且地理优势显著等因素显示出美国选择这一国家绝非偶然。但美军重返乌兹别克斯坦的阴谋似乎并不能得逞。一方面，乌外长宣称：“不存在这一问题，从未讨论过”。乌国防部也做出了同样的表态。此外，俄外长拉夫罗夫也对此予以否认。

专家指出，8月份乌兹别克斯坦、俄罗斯和塔吉克斯坦举行了大规模联合军事演习，表明乌兹别克斯坦实际上处于总体安全体系之中，更不要说在独联体和上合组织框架内的合作。其次，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在总结与美国副国务卿纽兰会晤结果时宣称，俄罗斯不接受美国在中亚的军事存在，这一表态表达了非常清晰的信号。再次，俄罗斯采取了胡萝卜加大棒的政策：不久前允许之前遭禁的15.8万名乌兹别克斯坦公民入境（必要时完全可以采取反向措施）。最后，近三年来，中国一直是乌兹别克斯坦的头号对外贸易国，一旦乌兹别克斯坦作出不利于地区稳定的决定，中国也将采取严厉的经济措施。

专家认为，“对乌兹别克来说，与美国进行紧密的军政合作，对外政策的不利和经济风险远远大于收益。其次，结合近期中亚国家反俄民粹主义活动甚嚣尘上，我们应该思考的是：是不是有人故意发动信息战，挑拨俄罗斯与中亚盟友的关系？如果不能精诚团结，应对阿富汗威胁将难上加难。”

10月18日，芬兰国际关系研究所高级研究员，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专家马尔科·西迪发表评论文章，指出能源转型可能会产生严重的地缘政治影响。这将削弱化石燃料生产国的影响力。此外，新能源地缘政治将越来越受到绿色技术、稀土材料、可再生能源等因素的影响。

专家表示，日益明显的气候危机和由此缔结的国际协议（巴黎气候协定等）正在促使全球北方的大部分地区开始“能源转型”。能源转型可以定义为能源部门从以化石能源为主的生产和消费方式向可再生能源（风能和太阳能）以及基于锂离子电池的储能方式的转变，这一过程预计需要大量投资。

外界普遍认为，能源转型将给沙特、委内瑞拉、阿尔及利亚、尼日利亚、俄罗斯和挪威等化石燃料生产国带来严重的经济损失，并削弱其地缘政治影响力。但需要注意的是，损失的规模将取决于转型速度以及这些国家适应新的全球能源结构的能力。那些依靠能源跨境运输获得经济和地缘政治利益的能源过境国（乌克兰、格鲁吉亚等）也将成为输家。相反，欧盟和日本等化石燃料的大型进口国将受益于绿色能源转型，特别是如果他们开发适当的技术并确保他们能够获得所需的资源。

专家认为，在可再生能源的地缘政治中，一种新型的资源和技术竞争将出现。获取关键矿物和稀土元素对于高科技和可再生能源（风力涡轮机、太阳能电池板、高效照明）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目前中国主导着稀土金属的生产和加工，并控制着各自全球供应链的重要份额，但其他主要国际参与者正在努力追赶并确保获得资源。俄罗斯在这方面具有巨大潜力，面对欧盟不断增长的需求，它可能成为替代供应商。

俄罗斯拥有大量稀土资源，并且目前用减税和低价贷款吸引投资者，这将使其成为仅次于中国的第二大稀土生产国。预计到2025年，俄罗斯将基本满足自身对稀土的需求，并将于2026年开始出口。关于钴的生产俄罗斯目前排名第二，仅次于刚果民主共和国，年产量超过6,000吨（而刚果民主共和国为95,000吨），总储量估计约为25万吨。

专家认为，稀土、锂和钴的生产和加工将成为俄罗斯和欧盟之间潜在的合作领域。欧洲公司可以提供投资，在俄罗斯开发和获取这些矿物的替代来源，从而减少对中国的依赖。因此，在能源转型的背景下，这些领域的合作将成为转变欧俄能源伙伴关系并使其适应全球能源转型的重要组成部分。

10月15日，卡耐基莫斯科中心主任德米特里·特列宁发表评论文章指出，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辞职仅一年时间，日本的政府首脑已经两度变化。目前日本首相由岸田文雄继任，他在2012年至2017年期间在安倍内阁担任外相近五年。

在外交政策方面，日本新政府面临的主要挑战将是其最重要的邻国中国与其主要盟友美国之间日益加剧的对抗。拜登政府已经采取了一些措施，除了美国和日本之外，澳大利亚和印度也参与其中。华盛顿最近与堪培拉和伦敦达成协议，向澳大利亚提供核潜艇——未来或将在中国沿海的西太平洋巡逻。印太地区的地缘政治对抗正在迅速升温。在此情况下，是否有可能至少保留一些安倍在俄罗斯方向上的外交政策遗产？事实上，在其长达八年的首相任期内，安倍通过经济合作为改善同俄罗斯的关系付出了很多努力。

专家表示，目前来看俄日关系并不太乐观，令日本担忧的俄罗斯和中国之间的合作将继续深化，包括在军事领域。去年通过的俄罗斯宪法修正案禁止将领土转让给其他国家。俄罗斯官员和官方媒体经常提醒日本注意其在二战期间的行为，而这之前很少讨论。至于南千岛群岛，莫斯科已邀请东京参与这些岛屿上的经济项目，但并未授予其排他性地位。

专家强调，同俄罗斯的领土争端对日本来说非常重要，但该事项的象征意义远大于实际。安倍政府与俄罗斯和解的主要实际成果是——两国就安全和外交政策问题的最高层次双边磋商达成一致。在印太地区安全问题日益突出的时候，保持与邻国直接接触的渠道非常重要。“2+2”模式提供了这样一个机会，即俄日在外长和国防部长层面进行磋商。这种形式成为安倍外交政策的一张名片，他从未动摇日本与美国的同盟关系，但同时也积极捍卫日本的利益，而不是被动地只为其他大国考虑。岸田新首相拥有丰富的外交政策经验，无疑会尝试将他自己的一些理念带入日本的外交政策。但他也不能忽视前任的成就，其中之一就是与俄罗斯的独特磋商机制。它可以用来讨论整个印太地区（从朝鲜到阿富汗）的各种地缘政治和安全问题。

专家认为，在可预见的未来，日本仍将是美国的坚定盟友。也可以肯定地说，至少在中期——甚至可能是长期——俄罗斯和中国之间的伙伴关系将会加深。然而，这并不意味着莫斯科和东京必须不可避免地将对方视为对手。莫斯科和东京需要加强仍然很不稳定的互信基础，并在一些问题和主张可能发生冲突之前进行讨论。两国只有避免发生意外，发展互利的经济合作，才能从中受益。

10月15日，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项目主任雅罗斯拉夫·利索沃利克发表评论文章指出，新冠疫情带来的冲击正在改变我们对世界及未来发展轨迹的判断，而绿色议程只是其中一个方面，很多智库和专家都想要研判这场危机带来的长期风险以及暴露出的问题。除了全球变暖的风险外，其他主要风险因素还包括劳动力短缺日益严重，尤其是在人力资本需求较高的领域。

专家认为，影响全球劳动力市场的最重要因素之一是移民量下降，这导致俄罗斯等主要移民接收国出现劳动力短缺。此外，疫情还对教育、卫生等人力资本发展领域造成了实实在在的打击，进而加剧了这些领域的失衡和赤字。特别是，根据世界卫生组织（WHO）的估计，到2030年，全球医生、护士和助产士短缺的人数可能达到990万人。尽管过去10年欧洲整体医生和护士人数增加了约10%，但这一增幅似乎仍不足以满足人口老龄化的需求。与此同时，世卫组织指出，不同国家的医生和护士的供应存在严重不平等，一些国家的医生数量是其他国家的5倍。护理形势更加严峻，因为数据显示，一些国家的护士人数比其他国家少9倍。此外，网络安全专家也十分短缺，缺口达300万。

专家指出，疫情对全球教育的打击同样严重。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称，“新冠疫情导致学校停课，影响了165个国家和地区超过15亿的学生。”除此以外，“教师短缺”也日益严重。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研究所（UIS）的数据，“到 2030 年要实现中小学教育的普及需要全世界至少6900万个新教师工作岗位。”

专家表示，除了人力资源短缺，劳动力技能和资质的缺乏同样十分严重，全球基础设施的缺口也越来越大。面对新冠疫情和日益盛行的保护主义，通讯和空间距离的障碍可能变得更加严重。全球基础设施中心预计到2040年，全球基础设施赤字将达到15万亿美元，占总需求的16%。

专家总结认为，国际社会越来越意识到全球经济即将面临的长期脆弱性，其中很大一部分与高科技部门和人力资本开发领域有关，从而很可能对经济产生强烈负面影响。但是相对于黑天鹅事件和气候变化等不可预知风险，人力资本风险可以通过以可持续发展和全球经济长期需求为重点的经济政策和战略的实施得到缓解和控制。

10月6日，俄罗斯国际事务委员会专家尼基塔·斯马金发文评论伊朗加入上合组织的影响及意义。专家指出，9月17日，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签署的数十份文件中最重要的一份是决定启动接纳伊朗加入该组织的程序。从形式上看，这一决定尚未使德黑兰成为上合组织的正式成员，而只是启动了加入该组织的进程，但事实上根本性的决定已经做出，伊朗已经可以被视为该组织的正式成员。

专家认为，伊朗前总统哈桑·鲁哈尼多次主张要扩大与上合组织的合作，但在职期间未能加入该组织。原因之一是他的团队集中于处理同西方国家的关系，但后来诸如核协议和欧洲大规模投资都由于美国外交政策的不一致导致计划失败。而伊朗加入上合组织则为现任总统易卜拉欣·莱希任期内的外交政策提供了良好的开端。在恢复核协议的谈判明显陷入停滞的背景下，这一点尤为重要。尽管伊朗方面没有违反协议条款，但唐纳德·特朗普仍果断地退出了伊核协议。这一事件成为伊朗“转向东方”的关键点。伊朗政治精英们再次看到，美方签署协议和保证毫无意义。虽然这并不意味着西方永远失去了伊朗，但在可预见的未来仍不会有较大可能性好转。

专家表示，伊朗加入上合组织的背景是组织内部日益需要在成员国之间建立新的国际互动机制。最显著的例子是阿富汗。美军撤出阿富汗后，上合组织成员国在解决来自阿富汗的恐怖主义和毒品等安全威胁方面只得亲自上阵，而伊朗对于阿富汗问题的有效解决将起到关键作用。另外，在西方制裁越来越严峻的时代背景下，中国、俄罗斯等国家可能也将面临伊朗类似的问题，而德黑兰在这一方向上充当了探索新方法的先锋。

专家强调，上海合作组织的转型方向是要成为不同观点国家之间开展对话和制定新型国际秩序的平台。在这种情况下，伊朗对整个上合组织来说是一次独特的考验，一个有着完全不同世界观和特定目标的国家将需要定期与区域大国们进行对话和谈判。可以说，伊朗加入上合组织是上合组织形成更加成熟的国际机构的重要阶段。

10月4日，俄罗斯国际事务委员会专家，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日本研究中心研究员弗拉基米尔·涅利多夫针对日本首相换届发表评论文章。专家指出，9月29日日本举行了自民党主席选举，曾任安倍晋三政府外相的岸田文雄依靠党内高层的支持胜出。自民党是执政党，因此，10月4日岸田文雄成为日本下一任首相。从此次竞选可以看出，在日本的政治生活中，执政党高层的权力平衡继续发挥着主导作用，普通选民的支持反倒是次要的。

专家表示，与新任首相上台相比，俄罗斯和其他国家更加关注日本的外交政策将如何发展。然而似乎选择并不多——无论岸田文雄能否巩固自己的位置长期执政，目前看来，所有执政的自民党成员在其政策中都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支持日本跟随美国的步伐。例如，日本政府经常谈到“强大而稳定的日美同盟”的关键作用。不管怎样，东京仍将是华盛顿在太平洋地区的主要合作伙伴，而北京将越来越多地被日方视为主要的潜在威胁。为了应对这一威胁，日本将不断增加与美国的互动程度，同时发展自身的军事潜力。

专家认为，目前还有两点并不确定：首先，限制日本武装力量积极参与境外军事活动的宪法第九条会在何时修改或删去；其次，新冷战是否会冻结俄日关系也还有待考察。俄罗斯与西方关系的进一步恶化，以及莫斯科和北京在安全领域的更密切合作，可能导致会俄罗斯和日本最终发现自己站在了新的对立面上。

9月24日，俄罗斯国际事务委员会总干事安德烈·科尔图诺夫针对近期美、英、澳三方组成的“奥库斯”（AUKUS）联盟发表评论文章。专家认为，“奥库斯”的组建出乎所有人意料，甚至使欧洲震惊，这也证实了与中国的对抗是美国政府和拜登外交政策中最优先的事项——甚至不惜激怒法国。而为了“遏制”中国，堪培拉可能会处于极其困难的境遇，此前它已为自己的反华行动付出了代价，损失了大量对华出口。当然，由于美国单独在海军军备上与北京竞争越发困难，尤其是在东太平洋。因此，为了向最可靠的合作伙伴寻求帮助，也不得不忽略一些随之而来的成本。对俄罗斯而言，这意味着华盛顿今后将在美中对抗的背景下考虑其任何行动。例如，白宫很可能对莫斯科与德里、河内的军事技术合作视而不见，认为这是加强区域制衡北京的一种方式。另一方面，俄罗斯对中国海军现代化计划的持续援助反而会被放大看待，并可能成为对两国实施新制裁的基础。

一些西方专家认为“奥库斯”可能成为亚洲的另一个“北约”，加拿大和新西兰将加入这个三边伙伴关系，然后是韩国和日本，最后甚至是越南和印度。俄罗斯方面也预测了这种可能性。然而目前看来仍是一个不切实际的前景。除了招募新成员的困难，建立新联盟的本身就是美国间接承认从20世纪保留至今的僵化联盟模式不适合这个时代，北约仍是一个笨拙又官僚主义的机器；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北约对美国战略的作用逐渐减弱似乎是不可避免的。然而，如果北约被“奥库斯”此类联盟所取代，北约的全面削弱是否符合俄罗斯的长期利益并不完全清楚。至少北约有详细和明确的决策程序，成员间妥协的机制，北约的决定或许对莫斯科不利，但那往往是可预测的。但“奥库斯”这类轻型联盟的决策往往出人意料。

“奥库斯”的建立表明美国的首要任务仍然是控制海上运输。美国无法对欧亚大陆的陆路运输走廊建立可靠的控制，也没有必要这样做——在可预见的未来，世界主要的货物流仍将通过海上进行。因此，美国和中国之间的主战场是广阔海洋，而不是欧亚大陆。而这对于主要陆上大国俄罗斯来说，短期内并不会直接影响其利益。

9月22日，俄罗斯国际事务委员会专家安德烈·卡赞采夫针对阿富汗局势发表评论文章，指出了俄罗斯和中国在阿富汗及周边国家的如下共同利益：一是确保阿富汗的中立及其领土上没有外国军队，二是确保中亚国家的安全，三是打击跨境恐怖主义威胁，四是确保中亚经济稳定发展，化解非传统安全威胁。五是保障移民和人际流动安全。

专家对俄罗斯和中国可能采取的联合行动的建议有：协调与塔利班和阿富汗邻国之间的立场。一般要求可能包括将国际恐怖组织驱逐出该国、维护阿富汗边境的和平稳定，创建包容性政府等等；在阿富汗境内的冲突群体（例如普什图人和塔吉克人）之间和不同国家间为了维护地区和平而进行调解；统筹协调在阿富汗存在利益的地区大国间的活动——包括通过上合组织和其他地区组织加以协调；加强俄中两国特种部队以不同形式开展的联合军事合作与互动；在双边层面和国际组织层面共同向阿富汗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加强俄罗斯和中国在中亚问题上的专家合作等等。

9月28日，俄罗斯联邦政府专家委员会成员、俄罗斯战略与技术分析中心主任鲁斯兰·普霍夫发表文章，指出俄罗斯在第二次卡拉巴赫战争中在战术层面上相对成功的机动性以及未来在该地区的战略手段。

2020 年 9 月 27 日爆发的第二次卡拉巴赫战争不仅是参与其中的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的转折点，它也改变了南高加索地区的政治和军事力量对比，推动了土耳其作为地区大国的进一步崛起，勾勒出俄罗斯在外高加索地区影响力的真正界限以及确定了美国和欧盟国家的真正利益。

专家指出，该地区目前的现状本质上是不稳定的，但从理性的角度来看，积累起来的积极因素原则上可以改变局势的动态。迄今为止，俄罗斯领导层在战术层面上的机动相对成功：第一，莫斯科在第二次卡拉巴赫战争中保持了对手之间的平衡，保持了亚美尼亚的盟友地位和阿塞拜疆的伙伴地位；第二，俄罗斯认识到土耳其在高加索地区存在的现实，部分保留了其作为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之间唯一调解人的地位；第三，俄罗斯表示出与任何忠于俄罗斯利益的亚美尼亚领导人合作的意愿；第四，俄罗斯巧妙地回避讨论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地位问题；第五，在战略上，俄罗斯制定了促进交战各方之间的经济合作项目的路线，增加了自苏联解体以来分裂的地区的内部凝聚力，发展了南北和东西线沿线的交通和其他通讯。

文章认为，随着后苏联空间不可逆转的解体趋势加深，土耳其、伊朗和以色列正在越来越多地影响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在这种情况下，俄罗斯的政策应以更广泛的中东地区为背景，转向寻求更适合其外高加索邻国的方法以保护和促进俄罗斯国家利益。俄罗斯未来五年在亚美尼亚-阿塞拜疆方向上的战略目标可能不是在双方都能接受的和平条约的基础上实现卡拉巴赫的持久和平，而是防止该地区的第三次战争。因此，专家指出了未来俄罗斯在该地区可以采取的战略手段：首先有必要重新思考和重启俄罗斯与亚美尼亚的关系，在基于双方利益的务实基础维护与亚美尼亚的盟友和伙伴关系；其次，重新评估和调整与阿塞拜疆的关系，保持两国的友好伙伴关系和经济、文化、科学联系，避免阿塞拜疆转变为土耳其的卫星国；此外，俄罗斯的战略必须考虑到北约成员国和雄心勃勃的地区大国土耳其在外高加索的政治和军事存在，与土耳其的直接冲突不符合俄罗斯的利益，应当采取伙伴关系和对抗辩证结合的特殊战略；最后，俄罗斯必须在军事层面吸取重要的教训，纠正和改变军事战略。

10月1日，政治学家、俄日关系专家詹姆斯·布朗发表文章指出，尽管日本新首相在领土争端上的立场要强硬得多，但莫斯科和东京之间将会保持一定程度的对话。

专家指出，作为外交部的负责人，岸田文雄曾负责实施安倍首相与莫斯科的和解政策，但这并不意味着其在成为首相后会延续安倍的政策。岸田文雄与美国有着密切的个人联系，并且和以在日俄领土争端问题上的不妥协立场而著称的日本外交使团关系密切。文章强调，这很可能将导致岸田文雄重新考虑安倍在领土争端问题上的立场，计划回到日本主张四个岛屿所有权的传统路线，并强调不解决领土争端就不可能缔结和平条约。此外，岸田还是日美印澳四国安全对话以及“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概念的支持者。

文章认为，以上这些都表明岸田文雄治下的俄罗斯和日本之间的友好关系是不可预期的，但是俄日关系也存在着积极的方面：第一，岸田已宣布希望继续与所有国家进行对话，意味着以谨慎著称的新首相将会尽量避免采取尖锐的对抗措施；第二，岸田有兴趣在有争议的千岛群岛进行联合经济活动，作为氢能和核能利用的倡导者，其可以促进俄日在这些领域的进一步合作；第三，岸田在安全问题上更为保守，他拒绝评论部署美国导弹的可能性并强烈反对核武器。最后，专家总结指出，在新首相的领导下，日本将不会回到安倍所追求的与俄罗斯的和解之路。但另一方面，日本也不会对俄罗斯采取极端敌对的立场。

10月24日，胡佛研究所转引高级研究员、前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办公室高级顾问罗素·伯曼（Russell A. Berman），以及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欧洲能源安全主任瑞奇·吉尔（Ricky Gill）的文章指出，美国在与俄罗斯的“北溪2号”管道政策、中亚驻军、阿富汗稀土资源三项竞争中均处下风，使美国处于被动。

专家指出，拜登虽然在竞选总统时以对俄鹰派自居，但是使美国屈服于“北溪2号”工程。“北溪2号” 作为俄罗斯地缘战略的优先事项，将绕开乌克兰，搭建连通德国与俄罗斯的天然气运输管道，使乌克兰无法收取高昂的天然气过境费用，并加强欧洲国家对俄罗斯能源的依赖。特朗普曾对“北溪2号”工程实施极其严苛的制裁措施，而拜登为缓和美德关系、巩固跨大西洋伙伴关系撤销了一系列制裁。然而，一方面，随着默克尔卸任，反对“北溪2号”的德国绿党在竞选中取得优势，使美国撤销制裁的努力付诸东流；另一方面，美国的让步增强俄罗斯向反对“北溪2号”的欧盟成员国施压的信心。讽刺的是，美国不仅在欧洲的能源问题上失败，还是自己陷入危机。在拜登上任初始即取消美加石油运输项目Keystone XL后，美国成为俄罗斯最大的重油产品进口国。

第二，拜登在中亚驻军问题上遭到重大失败。美国从阿富汗撤军后一直期望在中亚地区部署军事基地以维系在中亚的影响力，而俄罗斯强硬拒绝美国在乌兹别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驻军。拜登甚至考虑美军利用俄罗斯在中亚的军事基地开展行动。

  第三，拜登决定从阿富汗撤军的同时，放弃了当地珍贵的稀土资源。稀土资源是能源转换、电子设备制造等行业的重要原料。目前，中国政府正在同阿富汗政权协商开发稀土资源的项目，而中国制造的能源设备将通过“一带一路”运用在“北溪2号”工程上。专家总结道，美国在阿富汗的失败，反过来使中国同俄罗斯利用“北溪2号”工程上扩大了对欧洲的影响力。

10月30日，俄罗斯国际事务委员会主任安德烈·科尔图诺夫向《现代外交》杂志撰文比较印度-巴基斯坦关系与俄罗斯-乌克兰关系，并对这两对国家关系的未来走向进行分析。

专家表示，将两种国家关系进行类比的前提是，俄罗斯与印度都是欧亚大陆的大国，在与其他大国（美国和中国）竞争地区影响力并寻求构建区域新秩序的过程中，必须解决与邻国乌克兰和巴基斯坦的长期冲突。1947年印巴分治及1991年苏联解体造成的大量移民潮，及其附带的经济、社会问题是导致印巴冲突及俄乌冲突的直接因素，而长期以来的历史与文化联系加剧巴基斯坦与乌克兰疏远印度与俄罗斯的进程。巴基斯坦以伊斯兰教作为构建国家认同的重要元素，而独立后的乌克兰政府选择了乌克兰语及乌克兰东正教会。

目前，两对双边关系存在以下共同点。

第一，综合国力处于下风的巴基斯坦与乌克兰并非绝对弱势。一方面，巴基斯坦与乌克兰在应对国内动乱与外部压力中反映出一定的国家治理能力，尽管印度及俄罗斯曾预测，短时间内独立的巴基斯坦与乌克兰缺乏构建独立国家的能力，极有可能在未来自行走向分裂。另一方面，巴基斯坦与乌克兰具备破坏印度和俄罗斯实现其所在区域一体化进程的实力远超同样相邻的斯里兰卡与波罗的海三国，因此印度和俄罗斯即使国土面积相比更大、军事和经济实力更强，也必须重视处理这对关系。

第二，两对国家关系均避免大规模军事冲突，尤其是核冲突。印巴之间的武装斗争在两国独立后就开始，两国目前均为核武器国家，因此不愿意开展军事冲突；而俄乌冲突是两国关系多年恶化的结果，乌克兰在独立初期销毁前苏联核武器，且两国都也不愿意在斗争中引入核要素。

第三，相对弱势的巴基斯坦与乌克兰都通过寻求国际力量摆脱竞争中的劣势。巴基斯坦传统上依赖美国的支持，但现在更依赖中国。乌克兰则成功将与俄罗斯的冲突转化为俄罗斯与“西方集团”的冲突。印度和俄罗斯解决冲突的成本，因受第三方力量制约而大幅提高。

然而，两对双边关系也存在不同点。印巴冲突的争议焦点克什米尔地区与俄乌冲突的克里米亚地区的国际法地位不同，历史发展与当地居民情况各异。最大的不同点在于，巴基斯坦坚持通过全民公投取得克什米尔地区，并认为克什米尔地区的穆斯林居民倾向于投票回归巴基斯坦；乌克兰则不期望举办克里米亚全民公投，可能与乌克兰《宪法》没有规定全民公投事项或对投票结果较为消极有关。

  专家总结道，两对国家关系走向缓和需要经历至少几十年的时间，且唯一的解决方式是当事国将它们的冲突置于更广阔的国际关系框架中。无论是解决印巴冲突还是俄乌冲突，都需要俄罗斯与印度改善对美国与中国的关系，并助力于通过上合组织、欧安组织等机制强化欧亚大陆新型的多边安全秩序。在这一过程中，作为强势方的印度和俄罗斯，需要认识到巴基斯坦和乌克兰并非是第三方力量下的傀儡，在国际层面解决冲突也并非对方利用第三方力量对其开展围剿的手段。化解冲突的目标应当是渐进式的：每对关系的双方可以先从争议较小的气候变化、生物保护、移民管理及跨境人权等事项开展双边合作，在双方逐渐建立互信后再寻求解决更敏感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