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总统普京宣布在9月21日进行部分动员，这意味着现在可以派遣30万预备役部队在乌克兰作战；前一天，在没有事先公告的情况下，俄罗斯法律修正案被提交给杜马，并立即三读通过，规定对未报到服兵役、投降或拒绝战斗的人给予严厉处罚；9月23日至27日，包括卢甘斯克、顿涅茨克、扎波罗热和赫尔松在内的四个地区将就加入俄罗斯联邦举行全民公投。这三个事件向西方传达的信息是，俄罗斯将加大对乌投入，并希望西方会因此退缩。

与此同时，在俄罗斯国内，这些事件将此次冲突的性质从在邻国的“特别军事行动”转变为保卫俄罗斯领土的防御行动。如果公投通过，外国军队在上述四地的行动将被普京用来证明全国动员和威胁使用核武器的合理性。

事实是留给俄罗斯的时间并不多了，“特别军事行动”所需的人力、物力和外交资源即将用尽，这促使普京果断采取行动。如果行动未见成效，那么他仍然可以将之转变成一场防御行动，并希望这种区别能让俄罗斯民众更加认同特别军事行动的合法性，从而让政府可以自由地做出任何决定，采取它认为必要的任何措施。

将顿巴斯地区重新定义为俄罗斯的合法领土不太可能阻止乌克兰将其夺回的企图，但这将有助于俄罗斯政府解决多项问题。实现全民公投需要相当部分比例的当地人口。到目前为止，莫斯科已经找到了足够多的乌克兰人（尽管比俄乌冲突前要少得多）。公投向人们发出了一个信息，即俄罗斯对当地的管理是认真的，这将有助于稳定民心。

此外，部分征召兵拒绝参加在乌克兰的军事行动，理由是根据法律规定他们没有义务参加外国领土上的战斗。宣布上述地区是俄罗斯的一部分将消除这些理由。

俄罗斯官员一直表示，无论发生什么，“特别军事行动”的目标都将会实现。这是一个方便的表述，因为目标可以随时更改。如果俄罗斯不可能控制整个乌克兰，可能会局限于该国的南部和东部；如果这不可行，它可能会局限于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地区；如果这也不能做到（现在确实没有），俄罗斯可以局限于已经控制的部分，并通过将其转变成俄罗斯领土来巩固现有成果。毕竟，主要目标不在于控制，而是要表明俄罗斯有能力应对国家安全威胁。

最近几周，俄军前期控制的地区几乎完全被乌克兰收回。为了试图挽回颓势，普京再次加大对乌投入，希望其他相关方不再插手。专家认为如果普京再次出现决策错误，他将不得不取更具破坏性的手段表明他不是在虚张声势。 

马德里峰会标志着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国家重新重视北约组织设立目标——集体安全。即使是一直避免与俄罗斯正面对抗的土耳其和匈牙利，也没有反对其他北约成员国加强内部团结的强烈意愿。同时，马德里峰会也宣告1997年签订的《北约-俄罗斯关系文件》（NATO-Russia Founding Act）成为历史。该协议将俄罗斯定位为“战略伙伴”（strategic partner），并致力于在后苏联时代加强北约与俄罗斯的合作。目前，北约将重新将俄罗斯视为“对北约成员国安全，乃至欧洲-大西洋地区和平与稳定的最大威胁”。因此，北约对俄政策事实上已经从有克制的防御转向“积极防御”（forward defense），即绝不允许在俄罗斯的攻击中失去任何一寸领土。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北约成员国承诺尽快将国防开支提高到本国国民生产总值的2%，其中一些主要成员国已经达到这一财政指标；同时，北约成员国进一步增加军备：在欧洲永久部署包括核武器在内的美国军备。例如，比利时、德国、意大利和荷兰空军具备由“F-35”隐形战机运载“B61-12”核弹的能力。显然，支持欧洲战略自主的法国不满于德国积极购买美国隐形战机，但是从另一个角度看，德国的行为意味着德国将长期采取核遏止战略，增强欧洲的安全力量。又如，美国国防部在持续增加预算，扩大在英国的军火库规模。

北约防御战略的转变，并不意味着重新回到冷战时期的两极对峙格局，北约面临的问题已经与冷战时期截然不同。第一，在地理层面，北约在过去三十年吸收的成员国数量比冷战时期多了一倍，“门户开放”政策不但增加集体防御负担（例如黑山这类小国并不能为北约提供足够的防御力量），还在客观上扩大与俄罗斯邻近甚至接壤的区域。俄罗斯在瑞典和芬兰宣布加入北约后保持相当的克制，而北约也需要接受吸纳这两个国家与俄罗斯有1300千米的边界。第二，在组织职能层面，《北大西洋公约》第五条作为北约成立的核心条款，其“武力攻击”概念留有相当大的解释空间。很多成员国要求将网络攻击或者外层空间的攻击也一并解释为武力攻击，以便降低触发该条款的门槛。第三，在战略层面，北约确认俄罗斯为“最大安全威胁”时，附带将中国作为“系统性挑战”。中国并不在《北大西洋公约》涉及的地理范围内，但是在美国的坚持和法国的默许下，北约承认中国在欧洲的基础设施及通讯网络投资影响欧洲网络安全；美国在印太地区的盟友韩国、澳大利亚及日本不属于北约成员国，却仍受邀出席马德里峰会，表现出北约对中国的警惕。

俄乌冲突下，面临上述问题的北约能否长期存续？跨大西洋共同体的存在，不是因为北约组织，而在于北约成员国支持乌克兰。如果俄罗斯军队突破黑海出海口，那么即使没有北约，邻近国家仍会自发组成防御联盟。目前，北约的集体防御作用仍然限制在监测交战区活动上，具有一定脆弱性：一旦俄乌冲突局势恶化，或者北约内部分歧增加，或者美国将战略重心转移到亚洲，那么北约将难以发挥足够的防御能力，进而面临崩溃。

对法国而言，应当加强欧洲防御（尤其是核武器），并重新考察战略自主与北约的关系；但也要拒绝将俄罗斯和中国视为对其造成安全威胁的同盟。随着瑞典和芬兰加入北约的前景逐步明朗、美国对加强欧洲防御的鼎力支持，北大西洋合作的环境日趋完善，法国最好暂缓建立欧洲独立防御机制的长期目标。

日前，美国总统拜登在沙特阿拉伯吉达与九个中东国家领导人会晤，指出中东国家应当在“卷土重来的冷战”（revived Cold War）中选择与美国共同对抗俄罗斯与中国。然而，即使拜登同时强调伊朗核安全问题，也并未引起上述中东国家的兴趣。

在会议上，拜登表示，即使美国已经从中东地区撤军，也不会使该地区留下权力真空，导致俄罗斯、伊朗和中国的任何一方力量趁虚而入。事实上，拜登并未对中东国家作出新的承诺：一方面，他仅是重复中东地区的“安全红线”是决不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另一方面，他并未回应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Abdullah II）在会前提议建立一个美国支持的“中东版北约”的计划，也没有重复美国前总统奥巴马曾在海湾国家合作委员会（Gulf Cooperation Council）向六国领导人作出的安全保障承诺，即美国绝对可以保障海湾国家的安全。相反，拜登有意回避奥巴马在2015年的承诺，只确认美国将保证海湾国家（当时与会国有沙特阿拉伯、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科威特、卡塔尔、巴林和阿曼）可以自行抵御外国攻击。此外，拜登甚至向沙特阿拉伯没有提及美国政府已经解除向沙特阿拉伯运输进攻性武器的禁令，或是美国白宫反对的向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出售F-35战斗机的计划现状。

拜登此次访问中东是否能促使海湾国家（美国盟友）及非海湾国家（伊拉克、约旦和埃及）倾向美国，仍有待观察。

目前而言，上述国家并没有回应美国在俄乌冲突爆发后积极输出的“新冷战”观点，而是选择中立，甚至扩大与中俄的合作力度。

具体而言，中东国家作为世界重要的石油产品出口国，拒绝同美国及欧洲国家对俄罗斯实施制裁，反而与同为主要石油产品出口国的俄罗斯进一步合作以维持石油价格。沙特阿拉伯国王萨勒曼·阿卜杜勒（Salman bin Abdulaziz）6月16日访问俄罗斯时甚至将俄沙关系形容为“与利雅得一样火热”。在伊朗问题上，拜登提出的外交解决方案并未使沙特阿拉伯、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及巴林的鹰派领导人满意。该三国最为支持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近年来一直持续地秘密参与以色列与美国部署的对伊防空系统。如果美国已经穷尽对伊朗的和平手段，那么美国、以色列及上述三国合作的防空系统将在未来的军事冲突中发挥重大作用。

美国及其盟友担忧，俄罗斯可能在俄乌冲突进行的过程与北约成员国产生正面冲突。这一可能性使美国必须在支持乌克兰和避免大国战争之间实现战略平衡。专家团队预测了四种可能导致俄罗斯与北约局势恶化的情境。下列四种情形可能同时出现：

第一种情形是北约与俄罗斯之间逐步升级的相互遏制（escalation spiral），随着北约国家对俄罗斯的制裁以及对乌克兰的支援，该情形早已出现。尽管如此，在这一情形下双方倾向于发动多轮非热战（non-kinetic）的报复措施，而非直接开始热战。

第二种情形是俄罗斯先发制人与北约开展正面冲突。这一情形需要满足以下条件：（一）北约成员国面临国内外政治压力，加强对俄乌冲突的干预力度；（二）北约东部地区部署远距离攻击性武器；（三）大量北约成员国志愿者介入俄乌冲突；（四）俄罗斯在战场受到重创。在这种情形下，俄罗斯将会从维护自身安全的角度，对北约开展正面冲突。目前，专家并未发现俄罗斯存在这一趋势。

第三种情形是俄罗斯拦截北约对乌克兰的支持。这一情形需要满足以下条件：（一）北约开始向乌克兰提供更具杀伤力的武器；（二）俄罗斯认为切断北约攻击线对取得其军事目标非常重要。由该种情形导致冲突的可能性最高，因为北约已经向乌克兰提供大量的援助，然而，俄罗斯的行动表明，拦截北约武器输送的必要性较低。

第四种情形是俄罗斯国内局势动荡。无论民众游行示威的动机是反战还是抗议经济衰退，俄罗斯都倾向于将其视为北约颠覆其国家政权的结果，进而对北约开始非热战反击，例如网络攻击、煽动北约成员国民众扰乱本国局势等。这一情形的可能性也很低，俄罗斯国内政局稳定，虽有一定骚乱，但是远未达到扰乱国内局势的程度。

专家认为，考虑到乌克兰长期被俄罗斯视为其国家安全的重心，在俄罗斯难以迅速推进战线的情况下，与北约开展正面冲突的可能性不容忽视。根据上述分析，美国需要在战略规划上注意以下原则：首先，与其他北约成员国持续告知俄罗斯，北约没有直接介入俄乌冲突的计划，更无意推翻俄罗斯政府，以减少俄罗斯对北约的认知错误；其次，在北约东部地区增强防御力量，但同时也必须审慎地部署针对俄罗斯的远程攻击系统；再次，尽可能将北约境内用于军事支援乌克兰（武器输送、士兵训练等）的设施分散化、隐蔽化，提高俄罗斯直接摧毁该类军事目标的成本；最后，美国与北约成员国必须在与俄罗斯的紧张关系中掌握主动权，不要在俄罗斯作出反应后再被动思考对策。

在国家之间相互依存的国际社会中，使用武力往往意味着非理性以及零和博弈思维。俄乌冲突爆发就体现了这两个特征，这场持续近半年的区域冲突不仅是俄罗斯与北约地缘利益矛盾激化的结果，还是俄罗斯向西方意识形态发起的正面挑战。俄罗斯的外交思想长期以来具有浓厚的“大俄罗斯”倾向，即通过碎片化的史实串联形成公开反西方的多极叙事：一个“伟大的俄罗斯”必须对抗西方的各类侵略，而斗争至今从未停止。

欧盟对俄欧矛盾的态度与俄罗斯形成鲜明对比：俄乌冲突爆发数月以来，欧盟仍然未能形成反对俄罗斯的统一力量，部分国家如德国、意大利、保加利亚等国制裁俄罗斯的意愿不如其他欧盟国家强烈；即使欧洲民众普遍认为应当支持乌克兰，但随着能源、粮食和经济问题日益严峻，专家认为民众可能也开始逐渐妥协。由此可见，如果欧盟未能重视俄乌冲突蕴含的深刻的意识形态矛盾，则自然无法长期抗衡俄罗斯。欧盟及各成员国必须尽一切努力确保欧洲乃至世界的长期和平，克制短期的物质需求。换言之，为了有效应对俄罗斯带来的安全挑战，欧盟不能简单地修补崩解的旧秩序，而要考虑建立包含欧盟战略自主、欧洲地区和平稳定等内容的新秩序。

这样的新秩序，考虑到业已持续数世纪的“俄罗斯-西方”二元叙事，可能会像雅尔塔体系一样具有强烈的对立色彩。一方面，俄乌冲突动摇了北约在欧洲的安全秩序，使俄罗斯成为西方国家对外战略上的“头号敌人”并受到多领域制裁，在这种国际环境下，俄罗斯难以快速修复外交关系、振兴经济与科技产业。另一方面，西方国家与第三世界国家缺乏有效手段遏制俄罗斯的安全威胁，只能采取务实手段，建立全面而具有约束力的地缘政治、外交与安全框架。

短期而言，俄罗斯与乌克兰的和平谈判结果将是直观体现欧盟是否能够认识到、是否愿意直面俄欧意识形态冲突的佐证。虽然美国的主要目标是通过俄乌冲突削弱俄罗斯的政治与经济实力，但是欧盟直接接壤俄乌两国，更重视维持“均势”，即防止俄罗斯过于强大以破坏俄罗斯与欧盟（及其他欧洲国家）稳定的共存秩序。最后，专家为欧盟提出两点建议，一是争取为俄乌谈判建立开放、客观、和平的平台，二是对俄罗斯采取“零信任”外交模式，强调欧盟价值观而非意识形态上的力量平衡。

事实上，西方国家内部一直对俄乌冲突走向存在两种相反的预期，自然导向截然不同的对乌政策。今年入夏以来，乌克兰逐渐失去东部地区，使对乌克兰持悲观预期的比例有所增加。这一观点认为，乌克兰因伤亡惨重、物资匮乏，国家濒临崩溃，因此西方国家应当促使俄乌两国进行和平谈判。乐观预期则相信乌克兰能够顶住压力，因为俄罗斯损失的重型武器比乌克兰更多，又缺乏乌克兰那样丰富的武器来源。这一观点认为以乌克兰让步换取的和平谈判意味着为未来欧洲的安全埋下隐患，因而支持西方国家短期内增加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以尽快结束武装冲突。

专家认为，第二种预期更贴合俄乌冲突的目前状况及未来发展趋势。一方面，尽管俄罗斯在乌克兰东部取得重大进展，从宏观角度看，俄乌控制线却自今年四月以来并未出现几十公里的明显变化，显然双方都业已因为消耗巨大而陷入僵持状态。另一方面，在西方国家的支持下，乌克兰具有更多优势。第一，乌克兰的军备资源更充足。根据军事网站Oryx对双方武器折损的分析，俄罗斯目前约损失多于乌克兰四倍的坦克及五倍的装甲战车，在乌克兰境内的补给线也遭到一定破坏。在面临西方国家制裁的情况下，俄罗斯只能向伊朗等军工生产能力较弱的国家购买军备或自行生产。第二，乌克兰的军民伤亡大于俄罗斯，但是动员后的潜在服役人员更多。尽管俄乌官方均未公布伤亡情况，但外界普遍认为双方平均每天的人员伤亡数量均有数百人，而乌克兰一方更为惨重。从两国体量看，乌克兰人口仅为俄罗斯的三分之一，却具备强大的动员能力。今年二月底，乌克兰立即禁止大部分18-60岁男性公民离境，确保大量预备服役人员；同时，乌克兰国防部长奥列克西·列兹尼科夫（Oleksii Reznikov）称，乌克兰已经通过调动边防、公安等多部门人员，形成100万人规模的机动武装部队。俄罗斯目前只有放宽入伍年龄限制、增加服役补贴等间接扩军措施，故短期内将不会大幅扩大军队规模。第三，乌克兰具有更强大的战斗决心。俄罗斯国内民众普遍支持本国行动，而随着西方国家制裁不断生效，民众立场可能出现变化。

综上所述，乌克兰仍具备一定的优势，西方国家和乌克兰自身都可以乐观看待俄乌冲突的发展趋势。但是这种乐观建立在“谨慎行事”的物质基础上，即西方国家不能为短期利益而动摇持续支持乌克兰的路线。

多数西方国家已经对俄乌冲突的走向达成共识：发展成长期武装冲突，最终，俄罗斯国力衰弱，被迫接受北约与乌克兰提出的和平停战要求。尽管主流意见认为俄罗斯与美国都有意避免将俄乌冲突进一步恶化，但是双方控制局势的能力实属有限。一方面，从作战动机来看，留给外交途径解决冲突的空间甚小：美国需要避免乌克兰失败，那么可能会加大对乌克兰的军事支援或直接参战；而俄罗斯则会在国家安全受到重大威胁如美国直接参战时，使用核武器。另一方面，从战略来看，双方可能都认为只有在军事上压制对方，才能争取实现和平。

俄乌冲突下，美国等北约国家、乌克兰和俄罗斯的三方作战目标不断升级，使得任意一方妥协的可能性下降，进而增加局势恶化的风险，例如北约直接参战、至少一方使用核武器等。美国早在俄乌冲突爆发时就明确表示，北约向乌克兰输送武器、对俄罗斯实施各类制裁的最终目标，是将俄罗斯削弱到无法对邻国产生安全威胁。另外，美国极力渲染俄罗斯“战争罪犯”形象的同时，也将自己的国际声望捆绑在俄乌冲突上，故难以接受乌克兰失败。乌克兰的战略目标与美国相近，并随着冲突持续从要求俄罗斯归还俄占领土，增加到归还克里米亚地区。俄罗斯多次坚决反对北约东扩，但目前对乌克兰东部及南部领土的占领事实，似乎侧面反映俄罗斯除了“中立化乌克兰”以外，还有强化地缘影响力的战略目标。

目前而言，武器输送、情报交换和军事培训，已经使美国等北约国家深度参与俄乌冲突，如果美国决定冒险直接参与战争，也具备现实动机：第一，美国需要集中精力在印太地区与中国进行战略竞争；第二，俄乌冲突陷入僵局，乌克兰方面仍处于劣势，美国需要进一步增加军事帮助（例如直接参战）确保乌克兰不会失败；第三，俄乌冲突以来持续的军事损耗，以及次生的全球性粮食、能源危机，已经造成美国国内及欧洲地区的政治波动，美国自然倾向于尽快结束战争、平息矛盾。当然，俄罗斯也可能以攻击北约国家迫使美国参战，例如：武力切断波兰或罗马尼亚向乌克兰进行武器输送的补给线、直接攻击北约军事设施或军队、对欧盟开展成规模的网络攻击。

俄罗斯在现阶段没有通过使用核武器、扩大增兵等方式恶化局势，尽管俄罗斯总统普京在今年七月称其“尚未采取任何过激手段”暗示了这一可能性。显然，如果北约国家直接参战，则将实质性扭转俄乌双方的力量平衡，还反而使俄罗斯面临被侵略的危险，那么俄罗斯极有可能使用核武器，至少也会以核武器相威胁。除此之外，如果已经无核化的乌克兰已经能够独立打败俄罗斯（至少俄罗斯不再确信能击败乌克兰），或者俄乌冲突已经无法通过外交手段解决，那么俄罗斯也可能进行威慑，以避免被未来可能加入北约的乌克兰威胁。

专家认为，俄乌冲突不大可能通过谈判解决，甚至还存在相当的灾难性后果。即使各国政府能够作出较为理性的决策，战争情况下的局势发展却不能完全通过逻辑进行推测，或通过政治力量进行控制。

俄罗斯正在通过“血与铁”（blood and iron）的方式迫使法国重新审视现有的外交政策——不仅包括法国作为欧盟主要成员国的战略方针，还需要考虑到法国在印太地区乃至“南方国家”的定位。

首先来看法国在欧盟层面的政策。法国在俄乌冲突中面临法俄关系与欧盟团结的双重问题，需要将“战略自主”方针让步于欧盟内部团结。实现欧盟“战略自主”是法国长期追求的目标，即具备独立防御能力的欧洲，才能在中美竞争中为自身谋求更大利益。今年春季，法国虽然同其他欧盟成员国一起对俄罗斯施加制裁，并为乌克兰提供军事、经济和政治支援，但是法国仍试图与俄罗斯保持稳定的联系。同德国一样，法国此举也面临中东欧的欧盟成员国不满。这些国家倾向于将俄罗斯视为对其国家安全的重要威胁，进而支持维系以美国为主要力量的北约防御体系，而非耐心等待欧盟独立防御体系建立。法国领导层预测，尽管俄乌冲突会削弱俄罗斯的国力，但它仍会坚持通过经济、政治等非军事途径威胁中东欧乃至西欧国家的社会秩序。因此，法国在现阶段只能降低“战略自主”的优先级，支持加强北约力量；另一方面，法国也并不需要完全放弃“战略自主”，而可以通过设立工业-金融业项目间接强化欧盟防御设施。

其次是法国在印太地区的政策。法国需要加强同美日印澳“四方会谈”（Quad）的联系以及法国海军进攻力量，弥补其在印太地区防御力量薄弱的缺陷。法国在印太地区拥有广阔的专属经济区，却缺乏足够的军事力量。

最后是法国在“南方国家”的政策。欧盟即使在现阶段面临困境，也需要长期坚持对“南方国家”的援助。俄乌冲突爆发后，全球的“南方国家”并未同“北方国家”一样旗帜鲜明地反对俄罗斯，而是尽力避免在俄乌双方乃至“北方国家”的“中-俄或西方的二元叙事”中作出选择。其中一些“南方国家”，如印度、阿联酋等国已具备相当的国际影响力，而很多中小国家选择“第三条道路”：拒绝明确反对俄罗斯，但仍寻求“北方国家”的物质支持。这一局面加剧了欧盟维系全球外交的成本，但法国与欧盟不能因此减少对“南方国家”的投入，防止这类国家改变亲欧亲法的立场。

印度、美国、以色列以及阿联酋四国外长的首次会议标志着印度与中东国家合作的重要转折点。新的小多边（minilateral）关系表明，印度已经准备将“单独处理”的双边关系转变为整体的地区政策。正如在印太地区一样，中东的地区联盟必将扩大印度的影响力。

最近，印度同时发展了与以色列以及阿拉伯世界的合作，这是印度外交的重要成就。印度的新型外交实用主义证明了在排除意识形态的情况下与中东国家合作的可能性。这种外交实用主义使印度得以重新制定其中东政策，其中，把美国视为印度在中东地区的重要伙伴而不是中东地区的“问题制造者”是这一新构想的重要部分。印度明白，尽管美国不太可能退出中东，但它无疑希望减轻负担，加强地区伙伴关系。

现在把印度、美国、以色列、阿联酋之间的小多边称之为“新四方安全对话”（new Quad）或许还为时过早，这一集团还需要时间站稳脚跟并取得发展。与东方的四方对话一样，新的中东小多边应当重点关注非军事问题，并专注于增加地区公共产品供给量。中东地区的新“四方”不太可能是印度在该地区的唯一新联盟。事实上，该机制为在中东地区建立更广泛的小多边伙伴关系提供了一个合理的模式，印度在次大陆以西的新地区主义同样必须通过改变政治地缘来实现。

例如，最近东地中海正在演变成为连接中东、欧洲、非洲多个国家的地缘实体，曾经将这一地区分割为欧洲、非洲和中东的旧思维地图正在被新区域所取代。印度在东地中海有许多新老伙伴。如今，印度可以将它与伙伴国之间的关系组合起来，以多种形式开展合作。

要使印度深入参与《亚伯拉罕协议》，还有许多工作有待完成。印度-以色列商会国际联合会（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Indo-Israel Chambers of Commerce）表示，将印度的规模与以色列的创新和阿联酋的资本结合起来，可以为这三个国家带来巨大的利益。如果再加上美国的战略支持，该地区将出现一个非常强大的组织。除贸易以外，印度、以色列、阿联酋三国还在许多领域有合作潜力。三边合作的成功将为扩大与其它共同地区伙伴的合作提供机会。

美国对南亚印度洋地区的外交政策正处于历史性转折之中。美国政府从阿富汗撤军、收拾残局的举措，造就了新的地区局势，这对印度的外部环境造成了深远影响。

在华盛顿举行的阿富汗问题国会听证会严重挫败了拜登的政治地位，五角大楼指挥官极力撇清与撤军命令的关系，还和国务院互相推卸责任，丑态百出。为了调查阿富汗遗留问题，副国务卿温迪·舍曼(Wendy Sherman)最近访问了乌兹别克斯坦、印度和巴基斯坦。

对印度而言，舍曼的访印之行更多的是一项缓兵之计，目的是在困境中制定一项维持现状的行动方案。她试图以自然骑术（natural horsemanship）策略驾驭印度。舍曼的发言涉及三个方面：第一，美国的南亚战略并没有恢复其臭名昭著的“印巴挂钩（Indo-Pak hyphenation）”政策；第二，美国和印度在阿富汗问题的发展道路上“立场一致”；第三，美印伙伴关系真正的突出之处并不在阿富汗，而在印太地区。

印度既不认可也不质疑舍曼的说法，但沉默不能掩盖美国叙事中的矛盾之处。舍曼说：“美国认为自己不会与巴基斯坦建立广泛的关系，也没有兴趣回到‘印巴挂钩’的时代。”显然，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安抚印度。

在访印第二天，舍曼在巴基斯坦与高级官员举行会晤后，就使用了一套截然不同的说辞。美国正在寻找通过巴基斯坦来干涉阿富汗问题的新方式，还着重强调了该地区的“地缘经济和区域连通性”。

总而言之，舍曼对于美印在阿富汗问题上的分歧心知肚明。而她关于中国和印度崛起“不同路径”的论断，以及她对印度采购S-400导弹的指责，源于对印度战略自主的漠不关心。印度将出席(由俄罗斯、阿富汗、中国、伊朗、印度和巴基斯坦组成的)“莫斯科模式”会议并讨论阿富汗问题，不言而喻地展现了己方印度立场。

2021年10月12日，第25届“马拉巴尔”演习第二阶段在孟加拉湾拉开帷幕。第一阶段演习重点关注互操作性，本阶段演习将在第一阶段演习基础上，重点关注水面和反潜战以及武器发射训练。“马拉巴尔”演习始于1992年，并在此后不断扩大，如今已包括四方安全对话的全部成员。2007年，新加坡、日本和澳大利亚参加演习，中国对此提出质疑，印度随后将澳大利亚和日本排除在演习之外。2015年以后，日本开始常态化参与演习。2020年，在中印边境冲突发生以后，澳大利亚再次参与演习。这使该演习实际上成为了四方安全对话成员的专属演习。

“马拉巴尔”演习的变化以及印度越来越频繁的参与四方安全对话表明，印度已放弃其“不结盟”立场，转而更加重视“战略自主”。印度的“战略自主”理念以国家利益为核心，需要灵活的理解和运用。印度著名学者认为，当面临严重威胁时，结盟实际上可以增强战略自主。建立战略伙伴关系是印度实现“战略自主”的最佳途径，印度参加四方安全对话可以使它在面对中国时行动更加“自主”。2020年9月，外交部长苏杰生敦促印度“走出去，更积极地塑造世界，更自信地参与世界，更清晰地认识到印度的利益，并全力实现利益”。他表示，印度的战略视野或许已经超越了“战略自主”。

“马拉巴尔”联合演习已经是四方安全对话成员国在海洋安全领域的典型合作项目，也是最合适的合作项目，可以将四方安全对话成员国的力量拧成一股绳。随着澳大利亚和印度于2020年6月签署《相互后勤保障协定》（Mutual Logistics Support Agreement），如今四方安全对话成员国之间都签订了“后勤保障协定”。四国可以在演习期间磨练相互之间的后勤支持，这将在印太地区形成有效的威慑。

四方安全对话成员需要超越“互操作性”，逐步发展出“互换性”，比如美国海军陆战队的F-35战斗机可以部署在英国的航空母舰上，这对于发展有效的军事合作至关重要。各国的联合海上力量是该四方安全对话的核心，也是对中国的有效威慑。“马拉巴尔”演习可以使四方安全对话成员国以最高效的方式利用和强化这一力量。

就在中印边境即将进入严冬时，我们却被有关中国军队“入侵”的报道所包围。“入侵”首先发生在乌热地区（印称Barahoti，巴拉霍提），随后又出现在达旺北部。报道称，以上行为都是常规“入侵”，截止8月底，已有约100名中国士兵通过东径拉山口(Tunjun La)进入乌热地区。报道猜测其原因在于印度在该地区的态度有所软化，而且2020年加勒万冲突也使印度更加谨慎。

1962年印中战争时期，乌热地区没有发生军事冲突，因此该地区的知名度较低。实际上，乌热是印中边境历史最悠久的争议地区之一，也是2002年印中为划定实控线而交换地图的唯一一段边界，哪怕这一努力最终失败了，但此地的争议仍不像东段和西段边界那样激烈。

在印中外长于9月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举行会谈后，双方一致认为维持现有局势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并将对两国关系产生负面影响。仔细分析可以发现，以上发言可能意味着中国愿意逐步缓和其在2020年夏季采取的强硬立场。中方可能已经意识到，与印度军方对“双线局势”的长期准备不同，中国希望保持中印局势稳定，以应对来自美国和日本的巨大挑战。

重要的是，印度要把中印边界局势的变化放在中美关系的大框架中来看待。近日，中美关系出现了耐人寻味的变化。10月6日，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与中国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杨洁篪在瑞士苏黎世举行了会晤。沙利文不顾双方分歧，重申竞争的必要性。杨洁篪直言不讳地驳斥了美国以“竞争”来定义中美关系的观点，并强调希望美方采取理性务实的对华政策，同中方一道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美国则表示继续坚持一个中国政策。

外界原本预计沙利文会提出拜登政府的对华新政策，但到目前为止仍然杳无音讯。有报道称，白宫面临着巨大的压力，特别是来自商界的压力，要求对华采取更温和的态度。这样的事态发展显然会影响印度的立场。

作为亚洲大国，印度需要正确地寻求并履行其在亚洲大陆的战略领导角色。而印度与两个敌对邻国的边界遗留问题严重阻碍了印度发展。巴基斯坦对印度的敌意影响了其国家政策，中国则希望在亚洲占据主导地位，并按照自己的条件解决争端。这对印度的和平发展而言并不是好兆头，印度必须确保其内部和外部的崛起。

不结盟仍然是印度全球政策的基石，它一直避免加入任何国际联盟，主张通过双边和多边战略伙伴关系开展外交工作。为了在亚洲发挥领导作用，印度需要与该地区的伙伴国家结盟。这些有一定影响力的国家与印度长期保持友好关系，并有与印度着类似的战略利益和安全担忧。

在亚洲，符合条件的两个主要参与者是越南和印度尼西亚。越南是除印度外唯一曾与中国发生直接武装冲突的国家。印越关系则一直保持着友好稳定的态势，双边合作领域广泛，但仍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印尼是印太地区的重要国家之一，尽管它一直避免展现出一个积极的声索国形象，并淡化了与中国的分歧，但作为东盟的成员国，它始终是南海争端的相关方。在东部周边，我们则需要继续发展印度与缅甸的关系。

虽然在符合我国利益的战略问题上与占主导地位的世界大国保持一致是有意义的，但深化印度与亚洲国家的伙伴关系同样具有重要意义，因为我们可能就对中国的看法与这些国家达成一致。

10月2日，一个由经济学家、安全专家和前外交官组成的专家小组发布了《印度的权力之路——漂流在世界波涛中的战略》（India’s Path to Power: Strategy in a World Adrift）一文。这份文件的关键前提是，我们正在经历一个地缘政治、经济、技术迅速变革的时期。这使印度领导人在做出决策时面临更大的风险和不确定性，但也为印度谋求更好的经济前景和外交选择创造了新的机会。未来十年将是决定印度是否有能力保持和扩大战略自主的关键时期。

印度经济重回高增长轨道是其追求权力的必经之路。印度必须融入地区和全球经济，将南盟作为实现区域经济一体化的重要平台，否则可能会导致其它成员国邀请中国作为正式成员加入南盟，这一后果只会使印度所面临的安全挑战更加严峻。此外，印度目前正处于需要大量资本和技术投入的经济发展阶段，可以利用它与美国、欧洲和日本的友好伙伴关系建设更强大的现代经济。

中国未来十年是印度所面临的最大挑战。由于最近美国从阿富汗撤军以及塔利班接管政权，中国与巴基斯坦的关系变得更加密切。印度别无选择，只能双管齐下，一方面增强陆地边境地区的军事准备，另一方面，利用其海上实力以及与印太海上大国的伙伴关系平衡中国。

印度所面临的挑战大多数都是全球性的，无法通过本国或地区的力量解决。要应对这些威胁，印度必须以国际主义精神推动全球合作。印度有支持多边机构和多边进程的传统，有能力在振兴这些机构和进程方面发挥领导作用。这意味着印度要调整外交政策方向，动员与印度拥有共同关切和利益的广大新兴发展中国家。

自由主义的、富有远见的宪法是印度所拥有的巨大财富，该宪法是印度实现其大国命运的指南针。正是印度所拥有的这一内在优势使作者们确信，印度是唯一一个有能力与中国匹敌并最终超越它的国家。中印两国将像过去的大部分历史时期一样，作为两个对等的文明国家共存于世。

自莫迪总理访问马尔代夫以来，印马关系得到了显著提升。随着马尔代夫外交部长阿卜杜拉·沙希德（Abdulla Shahid）当选为第76届联合国大会主席，有必要研究这一事件对印度的影响。

本次当选是马尔代夫代表首次担任联合国大会主席。在沙希德宣布竞选后不久，印度第一个站出来公开支持他。联大主席可以发挥重要作用，因为他可以决定联大的议题并对重要事件发表声明。人们希望马尔代夫担任联大主席可以为印度创造有利条件，以解决印度的安全问题和其它关切。马尔代夫外交部长沙希德在当选之后访问了印度，阐述了他担任联大主席期间的优先事项，并寻求与印度在实现这些优先事项上开展合作。他还任命印度常驻联合国副大使高志远（Nagaraj Naidu）担任他的候任办公室主任（Chef-de-Cabinet-designate）。很显然，印度的关切是沙希德担任主席期间的优先事项。

莫迪总理支持索利赫总统在第76届联大上所提出的优先事项，他还强调了安理会改革和民主原则的重要性。沙希德主席则重申了莫迪总理提出的“改革的多边主义”概念。反恐是印度的重要关切，索利赫总统也强调，打击恐怖主义是他的关键目标之一。莫迪总理和索利赫总统还在不同场合强调了应对气候变化和供应疫苗的重要性。此外，马尔代夫支持印度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

马尔代夫社交媒体上“印度出局（India Out）”运动的复兴引起了人们的担忧，印度担心马尔代夫人对印度的负面情感导致双边关系受损，但马尔代夫领导人在上述事件中旗帜鲜明地支持印度。印马关系曾在亚明政府时期跌入谷底，然而，索利赫总统和他的外交部长沙希德改变了这一趋势。索利赫政府不仅积极发展对印关系，还重申“印度优先（India First）”，积极地回应了印度的“邻里优先”政策。

中国和印度军队指挥官预计将在10月中旬就边界争端举行第13轮军长级会谈。但在对话之前，这两个拥有核武器的邻国在3488公里(印方声称)的边界上加大了军事部署力度。

据印度媒体报道，印度向喜马拉雅地区的实际控制线增派了5万名士兵。这些士兵不仅装备有法国制造的阵风战斗机，还配备了105毫米的野战火炮和M777超轻型榴弹炮。以上大部分装备都是从印巴边境转移而来。与此同时，中国军队也加强了夜间演习，并在喜马拉雅边境附近部署了更先进的军事装备，包括新型PHL11式122毫米轮式自行火箭炮。前军事指挥官和专家们指出，尽管印中都表示正在寻求进一步缓解边界西段的紧张局势，但以上部署标志着印度对华姿态正在从防御转向进攻。

此次印中会谈的焦点在于推动温泉地区军队脱离接触。退役中将、印度陆军北部战区前司令胡达(D.S.Hooda)认为：“对印度来说，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转变。”他表示，在2020年前，由于不需要考虑进攻行动，印度在印中边境只部署了一个作战师——包括大约1.5万名作战人员和8000名后勤人员，如工程师、医疗兵等。“但在去年中国单方面试图改变边境现状、并由此引发冲突之后，一切都改变了。”胡达指出，如今任何一方的姿态都被解读为攻击性措施。他补充道：“印度方面不愿冒任何风险，因为它担心被打个措手不及。”

印度外交官员将军队集结归咎于中国，并表示中国拒绝从边境摩擦点撤离是导致紧张局势加剧的原因。印度政策研究中心的高级研究员苏山特·辛格（Sushant Singh）表示，持续的中印紧张局势是中方将印度视为美国阵营一员的地缘政治背景的一部分。他指出，随着美国、澳大利亚、印度和日本四方安全对话的重启，中国和印度之间任何可能存在的信任都被“侵蚀”了。辛格辩称，印度的部署旨在阻止事态升级，而中国正通过“战略视角”来看待这些战术举措。他补充道：“2020年以防御手段进行威慑的举措显然已经失败了，如今采取的有限进攻措施才具有威慑意义。”

印度陆军北部战区前司令胡达表示，双方都不想发生冲突，但事态发展表明，印中显然需要一套新的建立信任措施。他表示，印度与中国的边界局势未来可能会变得更加“激烈”，尽管不会达到印巴边境定期交火的程度。“双方显然都需要在剩余的摩擦点脱离接触……避免武装冲突，并停止在争议地区巡逻，”他说，“我们的整体想法是保持实控线地区局势的平静，避免事态升级。”

1. 【印度观察家研究基金会】法国视角的“澳英美联盟”、战略自主与印太未来

从法国视角而言，“澳英美联盟”不仅仅意味着一笔被取消的潜艇交易，更表明盎格鲁世界所追求的战略议程与法国的印太安全设想越来越不一致。当澳大利亚政府宣布终止与法国的潜艇采购协议转而支持美国的安排时，没有与法国总统马克龙进行任何事先沟通。马克龙召回了驻华盛顿和堪培拉的法国大使，这三个有着数百年外交关系的国家间产生了空前裂痕。

包括英国首相约翰逊在内的众多评论人士对法国的激烈反应不屑一顾，认为这只是短暂的情绪发泄。然而，新出现的“澳英美联盟”可能会产生长期影响，因为它将加剧北约内部欧洲大国和盎格鲁世界之间已经存在的分歧。

“澳英美联盟”在法国政府中引起剧烈敌意的原因在于，它从根本上与法国的印太安全设想背道而驰。也就是说，盎格鲁-撒克逊三边军事和防务联盟的构建基础在于公开反对中国在该地区日益增长的存在。从法国政府的角度来看，此举肯定会加剧权力的二元化，即美国与中国的全面竞争，其他国家要么选择一边站队，要么被夹在中间。印度和东盟的质疑也表明，法国并不是唯一得出这一结论的国家。法国的印太战略清晰地表明了其立场：“中美战略竞争……优先考虑双边安排和大国关系，旨在维护自身国家利益，加速了国际秩序崩溃。”因此，战略自主被欧洲大国视为脱离这一破坏性互动的手段，也是在印太地区建立另一种多极秩序的必要前提。

在过去五年中，法国逐步在印太地区编织了一张复杂的外交倡议网，其首要的合作伙伴就是印度。马克龙总统在与印度建立全面伙伴关系方面尤为积极，印度总理莫迪是他在与美国发生裂痕后第一个致电的外国首脑。这不过是几十年来不断发展的印法双边关系中的最新进展。2019年，法国和印度在巴黎举行的峰会上加快了战略趋同，决定了进行联合军事演习的事宜，并签署了一份价值79.1亿欧元的战斗机采购合同。此外，法国还与东盟、日本和韩国达成了安全防务领域的重要合作。

人们意识到，美国与欧洲大国的利益越来越不一致，欧洲大国应该做好执行独立愿景的准备。推动独立愿景将构成法国和其他欧洲大国战略自治的政治基础，并将给印太地区带来一个有意义、有质量的不同未来：多极、稳定且包容。

国际秩序结构性变化的趋势刚刚开始，印度的外部和内部环境如今正受到这一变化的影响，印度需要调整各路战线上的战略。约十年前，《不结盟2.0报告》推动了印度不结盟2.0政策的产生，而其中概述的核心战略原则如今仍然与印度对全球事务的持续参与密切相关：在国际事务中做出独立判断，同时不过度受外部思维和政策的影响；发展足以独立保障印度利益的实力，而不过度依赖其他大国或受其约束；以及创造一个公平的国际秩序，这种秩序不仅要反映出意愿与实力的动态平衡，而且还应为印度提供尽可能大的发展空间。然而，不可否认的是，追求这些战略目标的环境如今已经发生了变化。

印度战略思想一直以一种与众不同的权力概念为前提。印度在世界上影响力的根本来源是其作为榜样的力量。这取决于国内经济增长、社会包容、政治民主和广泛自由的宪法秩序四大支柱。如果以上关键支柱保持强势，印度将锐不可当。然而，自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印度经济增长率大幅下降，这也为其发展潜力打上了问号。十年来，经济不平等加剧，健康和教育面临更严峻的长期挑战，新冠肺炎疫情又使情况进一步恶化。这些关于经济增长和社会包容的问题给印度的发展模式带来了理念和政策上的不确定性，政治民主和自由宪法秩序也面临着更大的问题。未来十年，阻碍印度前进的是印度自身。

我们的世界正在以惊人的速度发生变化。美国和中国这两个最强大的国家陷入了一场结构性竞争，但我们并不处于两极秩序中。世界全球化进程也正在发生深远的变化。西方国家对金融危机的反应导致全球流动性激增，这也让全球日益严重的不平等现象雪上加霜，世界各地的狭隘民族主义情绪高涨，印度也不例外。技术变革则在此同时降低了发展中国家制造业对廉价劳动力的依赖。

这份报告分析了以上地缘政治、全球化和技术方面的挑战，并建议在未来十年对印度的外部和内部政策进行广泛调整。在这种情况下，求索战略自主将变得无比艰难，追求战略自主将面临前所未有的困难，但我们认为这具有空前重要的意义。如果印度清醒地进行政治和战略判断，它可以在未来几年变得更加繁荣且更有影响力。

7月1日，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项目主管伊万·季莫菲耶夫发表评论文章指出，在乌克兰危机的背景下，俄罗斯与西方关系的危机迟早会在波罗的海地区显露出来，而其中关键是加里宁格勒地区与俄罗斯本土之间的交通联系问题。欧盟对俄罗斯发动的制裁成为了问题升级的导火索。前些日子立陶宛宣布禁止大部分俄罗斯货物的过境，该事件引起了强烈的政治反应。虽然欧盟也表示妥协，将通过制裁修正案来恢复俄罗斯货物的过境，问题也不再发酵，然而这并不能说明未来问题不会恶化，因此必须要采取措施同加里宁格勒这块飞地建立海上运输通道。

从严格意义上看，立陶宛的行为可能具有法律意义。欧盟在最新颁布的关于对俄罗斯采取限制性措施的第833/2014号条例中明确规定了一些禁止进入欧盟领土的货物，这些货物大致可以分为四组：

首先是《条例》附件17中所列的钢铁产品。这些产品包括非合金和其他合金的热轧、冷轧板和带材、电工钢、金属涂层板、锡制品、配件、铁路材料、无缝管、非合金线材等等。《条例》第3g条禁止此类产品的进口和运输。

其次是附件21中提到的“为俄罗斯预算创造收入”的商品。它包括某些海产品（贝类、鱼子酱）、酒精、水泥、化肥、轮胎、木材和木制品、纸张、玻璃、银、海洋船舶和其他。第3i条禁止此类产品的进口和转让，尽管它根据具体配额对化肥作了一些例外规定。

第三，欧盟禁止进口俄罗斯煤炭，但第3j条规定，该项制裁将于2022年8月10日生效。

第四，禁止进口俄罗斯石油和石油产品。然而，现有的合同可以分别执行到2022年12月5日和2023年2月5日（第3m条）。

对于前两类货物，当下便会引起运输问题，而对于另外两类货物，则可能在未来引起麻烦。这些条款并没有规定相关货物过境到加里宁格勒地区的豁免条款。但在另一款禁令中已经引入了这种豁免，例如，第3i条限制俄罗斯运输公司在欧盟道路上运输货物，但对加里宁格勒地区规定了例外情况。

《俄罗斯联邦和欧盟关于加里宁格勒地区与俄罗斯联邦其他地区之间过境的联合声明》没有起到安全墙的作用。该声明的关键重点是俄罗斯公民的过境问题。它只是在“需要消除双方对未来人员和货物过境的担忧”的背景下零星地提到了“货物”，并未作进一步解读。

莫斯科方面认为立陶宛的行动是具有挑衅性和敌对性的。俄罗斯外交部发表声明要求立陶宛全面恢复过境，并表示有可能采取措施“保护其国家利益”。俄方如此认为是有原因的。首先，立陶宛可以被认为是欧盟中对俄罗斯最敌对的国家之一。莫斯科早已习惯了立陶宛的各种反俄举措。因此，把当前行为看作反俄传统的一部分是不足为奇的。严格来说，立陶宛本可以预见到这个政治问题，并在商定制裁制度的过程中提出豁免条款或争端解决的机制，以避免欧盟如今的妥协。需要指出的是，欧洲外交的谨慎态度值得称赞。显然，布鲁塞尔很快意识到限制进口俄罗斯货物的法律缺陷和可能的政治后果。

此外，在区域安全形势如此严峻的情况下，各方都非常不愿在波罗的海地区制造一个问题的温床，再产生一系列意想不到和难以估量的后果。

欧盟理事会第2014/512号决议和第833/2014号条例的修正案可望在不久的将来出台。这些完全可以为加里宁格勒的过境提供解释。否则，围绕货物运输的问题将再次出现。而且，随着煤炭和石油进口豁免期限的结束和新一轮制裁的出台，这些问题将进一步恶化。无论欧盟怎么做，俄罗斯都应该为所有情况做好准备。现在，人员和货物在加里宁格勒地区稳定、持续的海上转运问题将变得更加重要。

6月24日，俄罗斯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项目主管雅罗斯拉夫·里斯夫利克发表评论文章认为，2022年中国担任金砖国家主席国的主要成果是出台了一系列规划，推动“金砖+”合作机制走向制度化，并探索扩大金砖国家规模的有效路径。目前关于“金砖+”模式的争论围绕着两种观点展开。第一种认为，金砖国家的规模应该按顺序扩大，即每年接纳一个新国家加入。第二种观点认为应该采取“一体化组织整合”的模式，即为金砖国家所在的区域组织之间建立一个合作平台。在目前这个阶段两条道路都可能实现，并且各有利弊，但区域性“一体化组织整合”模式有一个突出的优势，即“金砖+ ”机制的倍增效应可极大拓展金砖国家与其他“全球南方”国家间的合作。

就规模而言，两种路径可以用算数级数和几何级数之间的差异来解释。如果将吸纳单一国家加入的渐进式扩容方法看作算数级数，那么以“一体化组织整合”为路径的“金砖+ ” 模式则是在范围和影响力上都更为宏大的几何级数。在算数级数模式下，金砖国家可能会通过多轮扩容逐步吸纳一个或多个最具影响力的国家加入（例如二十国集团中的“全球南方”国家成员）。而几何级数模式则可推动实现金砖五国各自参与的区域性一体化组织的叠加——最具代表性的是由环孟加拉湾多领域经济技术合作倡议、 欧亚经济联盟、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南方共同市场和南部非洲关税同盟组成的“BEAMS”平台——使扩容数量最多增至25个（5x5或者金砖五国经济体的平方），形成由金砖五国在各自区域的邻国和伙伴所组成的“金砖+”朋友圈。

“金砖+”几何级数还可进一步升级，通过吸纳非洲联盟、拉丁美洲及加勒比国家共同体以及属于“全球南方”的欧亚大陆经济体扩大平台规模，将更多国家纳入合作机制。对欧亚大陆发展中国家的吸收可以通过诸如上海合作组织、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东盟、南亚区域合作联盟和欧亚经济联盟等主要区域性一体化组织实现。这样一个跨越“全球南方”三个大洲的广阔合作平台可以称为 “三大洲洲际合作组织”，其成员包括125到130个发展中经济体（确切数量取决于吸纳欧亚大陆经济体的具体方法）。这样，对“金砖+”平台的第二轮扩容就可以实现5x5x5的几何级数，或者说金砖五国经济体的三次方。

如果将所有双边或多边贸易协议、数字联盟和其他可通过“金砖+”平台实现多边化的组织也考虑在内，那么“金砖+”机制的几何级数式扩容还可以实现进一步升级。例如，以色列-南方共同市场自由贸易协定或南部非洲关税同盟-欧洲自由贸易联盟自由贸易协定都可以通过吸纳更多“金砖+”机制中的发展中国家成员来扩大规模。在现阶段，“金砖+”平台正在纳入更多一体化联盟或推动这些联盟间的匹配组合。“全球南方”的各个主要区域和区域性一体化组织都有自己的联盟网络，可通过“金砖+”机制这一广泛性的“全球南方”合作网络实现共享。

如果“金砖+”平台更开放、更包容，并且由发展中国家同全球合作伙伴构成的同盟之间建立更加紧密的联系，那么倍增效应将会进一步增强。换言之，为了加强倍增效应，“一体化组织整合”模式下的“金砖+”平台需要具备可扩展性并能够与其他区域性集团开展合作（即可实现“全球化”的区域性联盟）。反过来，着力打造区域性发展机制（需具备针对公私合作伙伴的标准化投资协议）和大力发展可扩展和复制的数字经济联盟将会促进上述目标的达成。总而言之，如果采用第一种渐进式的扩容模式，这种“金砖+”机制只关注自身，而不是力图建立一个更加广泛的联盟网络，那么其现状可能只是发生一些无关紧要的变化，同时“全球南方”乃至全球经济也会错失良机。

相反，如果“一体化组织整合”模式下的“金砖+”能做到开放和包容，并确保各区域性一体化组织间的互联互通，那么这一扩容模式能够创造无限可能。这将为经济合作带来“倍增效应”，并能够启动新的全球化进程，促进发达国家区域性组织和发展中国家区域性组织间的联通。这一范式可能才是金砖国家的真正使命：金砖国家的价值不在于成员国各自的发展，而在于彼此携手，共同构筑并支撑全球经济架构的大厦。

6月14日，俄罗斯国际事务委员会项目主任伊万·季莫菲耶夫发表评论文章指出，当下乌克兰境内的特别军事行动可以说是俄罗斯和西方关系的矛盾中心，在许多方面为欧洲-大西洋地区的安全政策定下了基调，并带来了诸多全球性影响。

专家指出，俄方行动源于对自由主义世界秩序现状的不满，更确切地说，是对该秩序给俄罗斯带来的一些后果的不满。俄罗斯最恼火的是它在单极世界秩序中的次要角色身份，它的利益被忽视、越来越明确地被拒绝视为平等伙伴。有趣的是，经济因素在其中是次要的。鉴于俄罗斯人的不满情绪集中在政治领域，因此，乌克兰问题也恰好成为俄与西方关系持续恶化的导火索，这一点并不令人惊讶。“规则内”的竞争已经变成了一场争吵，而乌克兰则成为争吵的核心。西方国家对俄罗斯最终反抗的事实本身感到沮丧，俄罗斯无情的施压使得计较利益和损失的平衡毫无意义。因此，西方的反应显然是无差别和情绪化的，多轮制裁的打击、没收俄罗斯财产、打压 "寡头"（俄罗斯精英阶层中最亲西方的一派）以及对俄罗斯文化、体育和知识精英以及整个社会同样毫无意义的抵制造成如今混乱的局面。

西方有充分的理由担心俄罗斯发起的“挑战”，毕竟它对自由主义世界秩序的担忧早在2022年之前，甚至在2014年之前就开始了。除了俄罗斯，中国被视为另一强有力的竞争者。与俄罗斯不同的是，中国能够提供另一种经济模式、不同的民主观和不同的国际关系原则。俄与西方博弈的成功可能是更多系统性博弈的序幕。因此，对西方来说，化解俄罗斯此次行动成为一项明显超出后苏联甚至欧洲-大西洋空间范围的任务。

俄罗斯在同西方的博弈中有机会成功，因为它最终可能会对一个庞大的、近来充满敌意的后苏维埃国家进行有原则的改革。这将表明俄罗斯方面准备并有可能长期坚持其主张。

那么博弈的成功是否意味着俄罗斯的胜利？这将取决于两个方面：

第一点是国际政治影响。在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可能引发一连串的全球性后果，导致西方的衰落。然而，尽管西方被认为是脆弱的，但其安全系数却很高。西方很可能不得不吞下乌克兰的败果。这并不意味着打败了西方模式。俄罗斯并没有系统地挑战这种模式，也没有一个关于如何改变这种模式的长期规划。

第二点是对俄罗斯本身的影响。在抗拒自由主义秩序向全球扩散的模式下，俄罗斯至少要决定自己的发展模式。到目前为止，其大致框架主要也只在于反对西方及某些领域的模式。与此同时，绝大多数其他非西方国家为了捍卫自己的主权，积极发展和推行有利于本国的西方经验。仅仅因为这些做法是传统的“西方”做法而拒绝它，并“效仿”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创造的、仍处于遥远过去的苏联做法，只能使俄罗斯目前的处境更加困难。

6月8日，俄罗斯国际事务委员会项目主任伊万·季莫菲耶夫发表评论文章指出，欧盟宣布了对俄罗斯实施第六轮经济制裁的决定和相关条例。由于欧盟成员国之间存在分歧，新法令的公布已经被多次推迟。其中最敏感的措施是禁止进口俄罗斯石油。经过长时间的谈判，布鲁塞尔得以达成共识。俄罗斯的大部分石油及相关产品现在被禁止进入欧盟。欧盟继续采取一贯的政策，将俄罗斯的能源产品赶出其市场。布鲁塞尔此前曾禁止进口俄罗斯煤炭，虽然限制天然气需要承担更大损失，但未来也不排除这种可能性。

对俄罗斯来说，失去欧盟的部分石油市场并非好消息，但却是早有预料的。莫斯科将不得不把这些储量出口到亚洲市场，以折扣价出售石油。然而，在目前的“供方市场”的形势下，即使调整出口方向也不太可能导致收入的急剧下降，除非油价大幅下跌。因此，在短期内，欧盟的新制裁对俄罗斯经济的影响不大。

第六轮经济制裁的其他措施似乎更不重要。与之前实施的制裁相比，三家俄罗斯银行与SWIFT断绝联系对俄罗斯的金融系统来说并不是什么大事。禁止向俄罗斯提供咨询服务反而让欧洲公司的俄罗斯竞争对手感到高兴；将对个人的封锁制裁名单扩大到军事人员、高级官员及其家庭成员对经济影响不大。虽然对卡玛斯、苏霍伊和其他公司的制裁令人感到愤怒，但显然只是时间问题。更重要的是，许多被封锁的公司甚至在更早之前就受到了相关出口禁令的影响。

这一轮制裁措施达成一致的时间过长，给人的感觉就像是欧盟乃至整个西方的制裁武器库都已经用尽。虽然这种印象与事实相差甚远：西方国家可以继续扩大被制裁个体的名单或增加出口管制的物品，继续损害特定的企业和经济部门；扩大二级制裁，对违反限制性措施的人进行二级制裁、刑事和行政调查，威吓中国、印度和其他俄罗斯的友好国家，而往往这种二级制裁造成的危害极大。

二级制裁的先例不多，但很能说明问题。例如，在2019年，中国公司中远海运油轮因涉嫌运输伊朗石油而受到美国的封锁制裁。虽然中远海运设法通过行政手段相当迅速地摆脱了制裁，但这一事实本身对中国企业来说是一个重要的信号。

一些俄罗斯人还将面临刑事起诉。俄罗斯公民奥列格·尼基丁和他的外国合伙人被美国联邦法院判处监禁，因为他们试图通过中间人在美国为一家俄罗斯公司购买涡轮机以规避制裁。美国当局已经学会了高效地查出试图通过第三国的中介规避制裁的方法。而且无论在西方或东方的商业环境，都出现了“过度遵守”的现象——拒绝与制裁管辖区有关的交易，即使这些交易与限制性措施没有冲突。

这也在对俄罗斯友好的国家中产生了一个悖论：他们的政府不同意西方的制裁，但是，在美国或欧盟市场拥有股份的大企业基本上都遵守了西方的制裁政策。但是这也并不绝对，例如在那些与西方无关的货物或不需要西方许可的领域。中国公司将与俄罗斯合作，随着人民币和卢布的交易绕过SWIFT，这种合作力度将越来越大。

新一轮的制裁措施不太可能压垮俄罗斯的经济，更重要的是，它们未能改变莫斯科的政治路线。尽管与西方的关系破裂带来了种种损失，但俄罗斯这一庞大的国家机器正在顽强地向前迈进。考虑到对峙的激烈程度，无论如何承诺取消制裁以换取政治上的让步都不可能奏效，更别说还有伊朗这个先例。

看来，俄罗斯已经确定了对乌克兰的政策道路。乌克兰的命运现在是在特别军事行动背景下决定的，而不是在制裁政策研究专家的办公室。同时，俄罗斯企业别无选择，只能在亚洲市场寻求新的机会。尽管有种种困难和威胁，但这种尝试还是有成功的机会。

最近，赫尔辛基和斯德哥尔摩匆忙决定加入北约，也许是最近西方集体巩固趋势加强的最突出表现。同时，2022年2月24日之后，能证明西方国家再度团结起来的其他证据也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呈现。例如，以惊人速度达成的对莫斯科的空前集体制裁；以同样迅速批准的、也是史无前例的对乌克兰的军事和经济支持方案；在主要国际组织中对俄罗斯发起协调一致的攻势——从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亚太经合组织到欧洲委员会和北极理事会；以及共同联合，对巴西和印度等尚未就“乌克兰问题”做出明确表态的国家施加压力。 

俄罗斯特别军事行动虽然是西方国家团结的强大催化剂，但仍然不能被认为是西方国家团结起来的主要来源。去年有许多标志性事件值得我们回顾，如美国、英国和澳大利亚建立的政治军事联盟AUKUS，将澳印美日四方安全对话提升到更高的机构级别；由华盛顿主办的“民主峰会”；更不用说传统的西方大国互动机制仍在发挥作用，如北约峰会和七国集团领导人会议。

美国第46任总统约瑟夫·拜登及其团队在正发生的西方凝聚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即使在竞选期间，这位民主党候选人也经常谈论“统一西方”的任务，将其作为未来外交政策的首要任务之一。同时，他一直承诺，新的美国领导层将尽可能考虑到美国盟友的立场、利益和优先事项，虽然在事后证明美国政府并未能彻底执行这一政策。

从这个意义上说，俄罗斯特别军事提供了一个好的机会，不仅可以确定西方国家的短期目标，又能明确西方集体长期合作的主要形式。毫无疑问，白宫将试图充分利用这一机会。

首先，在军政和军事技术协调方面，西方集体正通过恢复北约内部多边机制以及美国与其盟友缔结双边协议等形式凝聚共识，北约成员国军事预算和支出之和已经占到全球国防支出的一半以上，而且这一份额在不久的将来仍将增加。美国的军工综合体可以碾压其外国竞争对手；美国在世界军火市场上的主导地位将大大加强，而欧盟脱离北约的“战略自主”想法将不得不推迟到更好的时期。

在短期内，西方集体将积极努力解决或至少缓解其内部——主要是美国和欧盟之间的贸易和经济紧张关系。西方国家之间合作的优先方向将越来越多地转向研发领域。我们将看到在信息和通信技术、人工智能、空间和生物技术等关键领域形成巨大的多边财团（可能以公私合营的形式）。而这些领域也会将俄罗斯排除在外，并且准备与中国展开竞争。

一个重振旗鼓、充满自信的西方将积极尝试在全球发展的重大问题（气候变化、能源转型、互联网治理和全球数字化标准、粮食安全和预防新的疫情、跨境移民、性别和种族问题）上确立统一的立场。有可能欧盟，而非美国，将在许多全球发展问题上发挥主导作用。无论如何，西方政治家、意见领袖和专家将加倍努力，把他们在所有这些领域的观点和立场强加给世界其他地区。

西方阵营的巩固驱使着它们拓宽自己的“疆域”，将边界推到“历史上的西方”边界之外。我们将看到为争夺印度、印度尼西亚、尼日利亚、南非、巴西和墨西哥等国家而进行的艰苦斗争；与土耳其沟通，与委内瑞拉搭桥，试图与伊朗谈判等等，都将继续下去。如果西方正在出现的团结态势在未来几年继续下去，世界多极化成型的进程将不可避免的推迟，取而代之的将是一个基于世界核心（西方）与世界外围（非西方）相互作用的国际体系。就像本世纪初一样，这并不会形成经典的两极对抗，因为外围国家不会联合起来对抗西方，相反，非西方大国将不得不相互竞争以期进入世界核心。

在这幅新的世界图景中，俄罗斯的国际地位将重返30年前苏联解体时的初始位置，但是处境将更加艰难，因为在可预见的未来，莫斯科将更难取得西方的信任，俄方的“良好表现”所换来的政治和经济让步将更加有限。

但是目前西方团结的进程有其局限性。首先，美国、欧盟和东亚发达国家的经济利益并非在所有方面都趋同。例如：美国对欧洲的农产品出口问题不可能得到解决，欧洲汽车及其零部件出口到的问题也是如此，美元和欧元将继续在全球金融市场上竞争，这种竞争还将加剧。其次，美国和欧洲大陆的社会经济发展模式之间的差异并未被抹去，而且越来越显著。最后，西方集体内部的政治矛盾也没有消失，面对经济无足轻重的莫斯科，在严重的安全危机背景下团结起来抵抗对手是一回事，而准备与以中国为代表的经济大国进行长期竞争则是另一回事；在对印度的最佳战略问题上，西方内部没有完全统一，更不必说在解决中东和北非危机局势的具体问题上的立场；美国和欧洲在对发展中国家经济援助的问题上不太可能达成共识。

西方这种团结到分崩离析的转变只是时间问题，类似特朗普这种政治家在下届美国总统大选上获胜，或者像玛琳娜·勒庞这种右翼民粹主义在某个欧洲主要国家上台都可能引发这种变化。但无论如何，这种团结趋势不会在短期内转变，莫斯科需要准备与团结的西方进行长期对抗，西方现在有足够的政治能力和意愿来摆平阵营内的不同意见，这意味着任何与西方战线达成的协议都得同华盛顿方面协调。

5月27日，圣彼得堡国立大学欧洲研究系主任康斯坦丁·胡多利在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针对芬兰、瑞典申请加入北约一事发表评论文章。专家指出，芬兰和瑞典两国都拥有发达的经济、高生活水平、稳定有效的公共管理、现代化的武装力量（瑞典也拥有庞大的军事工业）和良好的国际声誉。它们的加入将加强欧盟实力，并且将改善欧洲其他中立国家以及北大西洋地区以外的一些国家与北约的关系，北约全球性化的趋势加强，虽然现在很难说有哪些国家或组织未来想要加入北约。但是可以肯定地预测，北约目前的扩张很可能不会是最后一次。

在军事方面，北约作为政治军事联盟，加入它当然意味着接受某些义务，但并非绝对。例如，挪威在其领土上保持非军事化，没有核武器或外国军事基地。瑞典和芬兰可能会采取类似的模式，尽管不排除在芬兰布置一些北约的军事设施。北约无疑将在芬兰和瑞典以及波罗的海邻近地区开展多次演习。最重要的是，基于北约的逻辑，瑞典和芬兰的军队将把俄罗斯视为主要威胁。

在政治方面，俄罗斯的局势无疑将向更不利的方向变化。好的一点是，俄罗斯与瑞典和芬兰没有领土争端。芬兰的政治家们上台后不太可能要求修改1947年和平条约中确定并在1992年条约中重申的边界。然而，多年来边境上的平静态势可能会被打破。在波罗的海和北冰洋，俄罗斯将成为唯一的非北约国家。可以肯定地预测，西方将试图利用这一点来建立自己的游戏规则。

最严重的问题出现在经济领域。近年来，俄罗斯与瑞典和芬兰的经济关系已经受到欧盟制裁和俄罗斯反制裁的影响。虽然俄芬之间的贸易仍然还在维持，但芬兰已经确定了要减少同俄罗斯的经济联系，包括重要的能源合作。当然，芬兰是在追随西方国家的政策，但它的转变相比其他国家而言更为突兀。这些变化可能会对俄罗斯西北部的经济发展产生负面影响，导致与欧盟国家的发展差距扩大。最后，芬兰已经逐步取消同俄罗斯在教育、科学和文化领域的联系。北方邻国并无太大兴趣与俄罗斯继续发展人道主义领域合作。

虽然北欧的这些变化对俄罗斯不利，但俄方应该做出务实和适当的反应，避免情绪化。芬兰和瑞典加入北约不能算是小插曲，但它也没有对俄罗斯构成生存威胁。在批评瑞典和芬兰的决定时，最好不要进行威胁性、严厉和粗暴的威慑——这不会吓到芬兰人和瑞典人，只会使他们对俄罗斯的负面印象更深。如果北约的军事设施出现在瑞典和芬兰的领土上，俄罗斯当然应该采取措施，但这些措施应该是严格对等的，并且只对那些具体出现的威胁做出反应——要恰到好处。

即使目前与北约、欧盟和个别西方国家的协议只是部分得到执行或根本不起作用，但俄罗斯几乎不宜采取任何单边措施，例如正式退出这些协议或终止与国际组织的合作。尤其是在波罗的海、北欧和北极地区，俄罗斯与这些国家有共同边界，单方退出或终止导致局势恶化可能会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在北约的经验表明，加入北约本身并不会导致局势的骤然紧张。此外，俄罗斯外交最好表现出最大限度的克制，不要放弃对话，或至少保持目前的关系水平。尽管环境不利，但似乎应该努力维护经济和人道主义关系领域中可能存在的合作。

由于俄罗斯的西北部现在更大程度上是俄罗斯与北约和欧盟的边界所在地，俄罗斯的外交应该增加对这一地区，包括波罗的海地区的中小国家的关注。当然，两极世界崩溃后在欧洲出现的国际关系旧体系已经崩溃，在近期甚至中期内都不可能出现新的体系——目前乌克兰事件的后果将非常严重和深刻。尽管如此，至少在出现一些新体系的基础之前，还是值得尝试保留过去的积极因素。

本周一，瑞典和芬兰两国议会讨论了有关加入北约的政府报告。毫无疑问，不久后这将成为现实。

忽视瑞典和芬兰的决定对俄罗斯安全造成的负面影响显然是错误的。如果这两国加入北约，后果将不可避免地更加严重。波罗的海实际上正在变成“北约湖”。俄罗斯需要采取应对措施，如扩大俄罗斯在该地区的海上军事存在，增强防空力量、陆基导弹系统等。

俄罗斯和北约之间的陆上接触线正在加倍延长。这将需要莫斯科做出相当大的努力：在与芬兰的边界部署更多的部队和设施，并使卡累利阿和摩尔曼斯克地区的军事基础设施现代化。

北极地区的战略形势也将发生不利于俄罗斯的变化。从现在起，俄罗斯方面将不得不独自面对团结的“西方集体”。多年来，北极理事会被公认为北方国家保护北极免受全球地缘政治对抗的一个值得称赞的范例，但其未来却令人质疑。

芬兰和瑞典地位的变化增加了既是欧盟又是北约成员国的国家数量。西方两个主要组织的这种“同步”使欧洲从美国手中获得“战略自治”的前景从先前的不太明确变成了彻底的不明确。

此外，两国加入北约令俄罗斯关于乌克兰必须保持中立地位的立场陷入尴尬境地。如果允许赫尔辛基和斯德哥尔摩在不征得克里姆林宫同意的情况下放弃中立地位，那么为什么要禁止基辅这样做呢？如果俄罗斯军方如此担心弹道导弹或巡航导弹从哈尔科夫地区北部边境飞往莫斯科，那么此类导弹从芬兰东部边境飞到圣彼得堡的飞行时间将更短。

今天，北欧已形成至少两种截然不同的次区域国家参与北约的模式。一种是以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和波兰为代表的“波罗的海模式”。另一种是挪威、冰岛、丹麦所选择的“斯堪的纳维亚模式”，即“北欧模式”。

“波罗的海模式”意味着将本国定位为西方文明面对以俄罗斯为代表的东方文明的军事政治前哨。波罗的海国家和波兰领导人一直是莫斯科最坚决、最不妥协的批评者，并准备在加强北约东翼、在其领土上部署北约基础设施、与华盛顿建立“特殊关系”的道路上尽可能走得更远。

相反，“斯堪的纳维亚模式”则是将北约成员国身份同与莫斯科开展积极双边合作的政策相结合，对北约在其领土上的过度活动采取更克制的态度，并持续寻求达成妥协协议，即使是在最难调和的问题上。几十年来，俄罗斯与北约成员国挪威的关系在许多方面超过了俄罗斯与其完全中立的邻国瑞典的关系，这绝非巧合。

到目前为止，赫尔辛基和斯德哥尔摩将以何种模式参加北约尚不明确。重要的是促使两国政府都做出正确的选择。而这一选择将取决于莫斯科做出的许多决定。例如，特别军事行动久拖不决，将在某种程度上促使北方邻国选择“波罗的海模式”。相反，尽快达成和平协议将促使它们朝着“斯堪的纳维亚模式”的方向前进。

选择何种模式还取决于莫斯科是否愿意对芬兰和瑞典的地位变化表现出克制的姿态。这也适用于波罗的海、俄芬边界和北极地区。

从历史上看，一个国家的北约成员身份从来都不是其与莫斯科合作时不可逾越的障碍。例如，俄罗斯和土耳其在叙利亚的多年协作，以及莫斯科向安卡拉出售最先进的“S-400”防空系统，即使莫斯科和安卡拉之间的分歧、矛盾和尖锐冲突比俄罗斯、瑞典和芬兰之间的总和还要多。

几个世纪以来，芬兰和瑞典一直是俄罗斯关系最密切的北方邻国。如今，两国仓促加入北约只是一个插曲，尽管对俄方来说不太愉快，也确实遗憾，但绝不能让这一事件给俄芬和俄瑞关系的未来蒙上重重的阴影，并使未来短期或中期关系的恢复失去可能。

自2月24日以来在乌克兰发生的事件已经成为阻碍全球经济从新冠疫情中复苏的主要因素之一。尽管此次冲突可以被视为是地区性（欧洲）危机，但似乎也成为加剧世界其他地区危机的催化剂。特别值得关注的是，欧洲的冲突可能会影响到中东和北非，以及非洲大陆上其他非常脆弱的地区和国家。专家认为，在未来几个月，相关地区和国内政治危机将进一步升级。

一旦俄乌冲突的急性阶段结束，世界是否会或多或少恢复到之前的正常状态，还是说国际体系已经不再可逆，我们今后的生活将不再相同？ 

在分析俄乌冲突对国际关系体系的可能影响时，有两点很重要，需要预先说明。首先，局势恶化远未结束，全球性影响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积累。第二，俄乌冲突是在其他同等重要的危机和动荡的背景下发生的——新冠疫情仍在持续、中美关系不断恶化、阿富汗的政权更迭、萨赫勒地区的不稳定、也门的持续内战、朝鲜核导弹计划的启动等等。

专家表示，对于危机后国际体系的未来转变，似乎可以单独列出至少三种潜在的可能情景，暂且称之为恢复原状、改革和革命。

第一种情形是“恢复原状”，即假设目前的危机将以某种方式按照美国及其盟友的条件解决，因为任何其他解决方案都会给西方集体带来不可逆转的后果。俄罗斯方面迟早会被迫从乌克兰领土上撤军，而得不到西方对克里米亚和顿巴斯新的国际法律地位明确无误的承认。对俄罗斯的制裁将长期存在，而且美国和欧盟方面的关系将达到一个新的、更高的水平。这种情况意味着西方在冲突中的地位将比冷战结束后的任何历史时期都要巩固。

在这一情形中，乌克兰危机将有助于将大部分非西方国家纳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联盟，从而使国际体系回到世纪之交的“单极状态”。现有的国际法规范——包括公法和私法都不会发生任何根本性的变化，西方，主要以欧盟为代表，仍将是新的国际法律规范、实践原则和基本法律适用模式的主要来源。世界政治中的其他行为体将不得不以某种形式来适应美国和西方所制定的基于西方规则的世界秩序。

第二种“改革”情形的基础是，在可预见的未来，莫斯科和基辅之间以及俄罗斯和西方之间可以实现政治妥协。基辅和西方国家会承认克里米亚和顿巴斯地位的改变，即使不是法律上的承认，也是事实上的承认（未来有可能就有争议领土的最终地位举行国际监督下的公民投票），乌克兰将拒绝加入北约以换取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多边安全保障。俄罗斯将在一段时间内处于部分孤立的地位，但会通过融入亚洲（欧亚）多边制度逐渐回到大多数国际组织和制度中。然而，与乌克兰冲突的长期成本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制约莫斯科的国际影响力。俄罗斯对中国的依赖性将增加，尽管西方可能试图对抗这一趋势。

改革国际体系的这种情况很可能被证明比恢复旧的世界秩序的选择更持久和稳定。但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世界秩序的改革在贸易和经济、货币、军事和政治以及其他领域究竟会如何发展。基于改革方案的国际体系可能会朝着新的硬性或软性两极化或更复杂的模糊多极化（多中心主义）的方向发展，非国家行为体在世界政治中的作用逐步增强。

第三种“革命”情形的基础是，无法就结束乌克兰境内和周边地区的冲突达成协议——无论是莫斯科和基辅之间，还是俄罗斯和西方之间。顿巴斯和乌克兰的冲突后重建将被无限期推迟，冲突给俄罗斯带来的成本将不可避免地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增加，使该国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稳定的维护面临风险。乌克兰将逐渐变成东方和西方之间长期武装冲突的桥头堡，各方将定期测试对方的军事能力。

世界政治的革命实际上意味着现有全球秩序的彻底崩溃，包括其经济、金融、军事战略和地缘政治方面。在这种情况下，西方的团结不可能维持太久：在俄乌冲突的活跃阶段结束后不久，跨大西洋的矛盾将再次凸显出来。美中在东亚和东南亚的对抗极有可能升级。“革命情形”还假设，俄乌冲突将对有效实施全球能源转型方案的尝试产生破坏性影响。现有国际体系的崩溃将导致中东、北非、南亚和地球其它地区出现大量的长期不稳定。莫斯科将不得不寻求各种选择，以最大限度地减少即将到来的混乱局面中的风险和挑战。

在上述俄乌冲突急性期后国际体系的三种选择中，对莫斯科来说最危险和可能代价最大的是第一种，即恢复旧秩序。然而，这种情况完全实现的可能性看起来极其不大。第三种情形似乎更容易被接受，甚至对莫斯科有利，然而很难符合国家长期利益——在国家与主要竞争对手之间存在巨大的经济和技术差距下，“无规则的游戏”会导致力量的过度扩张和被迫过渡到世界政治的“第二联盟”。在许多方面，俄罗斯在一个混乱和任意统治世界中的脆弱性可能比其对手更大。

然而，仅靠“革命”设想在一段时间内无法决定世界秩序的未来，因为它没有包含解决全球发展紧迫问题的令人信服的方法。因此，“恢复原状”和“革命”都不是“改革”的有效替代方案；只有改革后的世界秩序才有机会长期稳定运作。

在过去的三十年里，线性逻辑在俄罗斯和西方之间的关系中一直在发挥作用。第42任美国总统威廉·克林顿在他为《大西洋》杂志撰写的专栏文章中做出描述：“我的政策是力求最好，并且要扩大北约，以便为最坏的情况做准备”。这一表述简明扼要地表明了美国的立场：西方影响力的扩张本质上是从实力地位出发的地缘战略手段，它暗含在传播民主、自由主义、自由交换、市场经济等制度的论述中——简而言之，就是 “力求最好”。 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的外交政策战略也建立在“力求最好”的基础上。俄罗斯的第一任外交部长安德烈·科济列夫是亲西方路线的积极支持者。在一系列的演讲和出版物中，科济列夫积极宣传这一观点，但当时已经很清楚，俄罗斯有不准备放弃的一系列重要利益，如果受到压力，俄罗斯和西方之间的危机可能变得更加现实。 在科济列夫的任期即将结束时，他的言辞开始发生转变。这位部长更加积极地宣称北约的扩张影响了俄罗斯的安全利益。曾参与分析冷战局势的美国主要分析家们也注意到了这一点：苏联威慑理论的作者、美国外交官乔治·肯南在1997年为《纽约时报》撰写的专栏文章中公开称北约扩张是“一个致命的错误”，他说这样的政策将不可避免地导致与俄罗斯的冲突：“俄罗斯不会相信美国作出的没有敌意的保证。当然，他们别无选择，只能接受北约的扩张成为既定事实。但他们会始终认为这是西方的进攻，并可能为自己未来的安全寻求保障。”该文章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俄乌冲突爆发原因。 美国最著名的政治学家之一约翰·米尔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在2003年写道，国家是理性的，但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衡量标准，即理性评估其环境并相应调整其战略的能力。美国研究界早就认识到，美国的出发点是自己比其他国家更为优越的理性信念。如果说美国使用“历史的正确一面”和“历史的错误一面”（通常指俄罗斯和中国）的说法，那么俄罗斯的理性，则从另一个角度出发：世界上有几个大国，它们通过军事、经济和社会潜力可以投射力量，成为其他国家政策的重心，这些国家也成为其他地区和发展模式的模板。而这些中心分散在不同的大陆上各自发展——就像“阿特拉斯撑起天空”。如果每个“阿特拉斯”负责他的“一片天空”——则全球稳定，因此“阿特拉斯”之间不能相互争吵，因为如果他们发生冲突，整个天空就会崩溃。这也正是为何全球稳定架构在今天正在面临崩溃。 在最近的一次采访中，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承认，后两极时代已经结束，俄罗斯和美国的全球竞争时代已经开始。我们将不可避免地看到这种竞争以地区危机的形式表现出的激烈冲突，而从乌克兰危机中产生的新体系将建立在相互敌对的基础上。1997年的《北约-俄罗斯成立法案》可能会成为过去式，北约在东欧的军事存在将更加活跃。这种结构将更加危险，让人联想到冷战。然而，如今和当初的状况有着根本差别：那时，每个人都知道错误的代价和危机自发升级的风险。在苏联和西方之间的几次边界危机过程中，人们意识到，我们无法承受一场会带来毁灭的重大战争。 尽管存在敌意，俄罗斯还是会与美国讨论欧洲安全的未来轮廓。漫长的外交马拉松始于2021年11月至12月的俄美磋商，当时进行了外交解决军事冲突的最后尝试。当乌克兰危机的激烈阶段过去后，双方将回到谈判中，共同协商决定欧洲未来的安全局势。然而，很明显，美国现在的利益在于让乌克兰危机持续尽可能长的时间，不断削弱俄罗斯的实力，以便在俄罗斯从乌克兰脱身时更加孱弱。而这将创造一个不同的谈判基础。

近期在首都路易港和其他城市爆发的游行抗议表明，毛里求斯的经济发展举步维艰，想要恢复到新冠疫情之间水平极其困难。生活成本的大幅提升和进口贸易息息相关。因此，全球的不确定性因素将继续导致汽油、天然气和食品价格上涨，预计情况不会有所改善。旅游业的萎靡及其对失业的因果影响关系与示威者的诉求不无关系。然而毛里求斯作为非洲国家，始终是一个成功的象征，甚至被视作是非洲大陆的例外。人口只有130万，却能够在经济层面上展现出一些令人瞩目的数据。尽管新冠疫情导致经济水平大幅下降，但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8，627美元)仍然仅次于塞舌尔(10，764美元)，是非洲大陆国内生产总值排名第二的国家。根据世界银行的标准，毛里求斯维持着极高的人均GDP水平，并且仍然是外商直接投资（FDI）的首选目的地。法国开发署（AFD）通过贷款和各类项目大力支持毛里求斯的公共部门及私营部门。

作为非洲联盟的成员国，毛里求斯是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和东部和南部非洲共同市场的成员，既属于法语国家及其地区国际组织，也属于英联邦组织。毛里求斯作为印度洋委员会（COI）成员，长期在组织中表现活跃。这个政府间国际组织目前由科摩罗、塞舌尔、马达加斯加和法国的海外省留尼汪岛组成联盟，可以说这是法国加入的唯一一个非洲组织。自2013年以来，印委会一直通过MASE计划（海事安全）发展区域海事安全架构，尤其尤其是在塞舌尔建立了区域行动协调中心和在马达加斯加建立了海事信息融合中心。

毛里求斯作为一个岛国，在二十一世纪的西部战略空间中发挥着根本性的作用。作为通往印度洋的重要支撑点，毛里求斯凭借着自身的战略定位，继续吸引着各综合实力强大的国家，如中国，日本，印度，欧盟，法国等国。此时的毛里求斯正处于其历史上的一个决定性转折点，并将不得不以蓝色经济（即气候和生态）为中心的全球战略来构建其未来，同时要抵制外部干预。同许多国家一样，在国内政治中，毛里求斯既需要重视保护环境又必须坚定不移搞发展，以便走向“公正过渡”。

随着顿巴斯的炮声隆隆响起，乌克兰人在最终解放的切尔米霍夫(Tchermihiv)和治托米亚(Jytomyr)地区拾起了乌军的尸体，自南斯拉夫战争以来欧洲最大的战火所带来的第一个教训正在显现。旧世界已经死亡。
直到最近，时任德国国防部长的冯德莱恩女士（Van der Leyen）还拒绝向乌克兰出售武器。她认为，发达国家应该通过对话解决他们的分歧，表明整个民族的意志。德国人对自己终于从一段被他们搅乱的历史中走出来感到满意，他们很少关心世界的困境和地缘政治的忧虑，忙着把他们的豪华汽车销往世界各地。
今天，他们正在为自己对短期利益的迷恋和大意付出代价。在关闭核电站后，他们将自己的能源模式建立在丰富的俄罗斯天然气供应上，而没有预见到其中断的可能性。祸不单行，德国出于安全考量把自己交给了美国。简而言之，它必须在俄罗斯和美国之间做出选择，而德国无法做到平衡，再次暴露了其战略上的不成熟。一旦俄乌这场战争的第一波骚乱过去，德国人是否会回到他们的传统战略模式吗？欧洲战略自主权的出现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的态度。在对俄罗斯这个“情人”感到失望后，他们会重新投资于欧洲的“婚姻”，还是会投入到与山姆大叔更深的冒险中去？
俄罗斯的军事行动提醒我们，国际关系的基础是权力关系，没有理由将军队排除在外。古人说：“如果你想要和平，就准备战争。”普京提醒欧洲人，不知道如何保护自卫的国家就没有发言权。他们应该从中学习，同时问自己一些问题。当他们的主要竞争对手现在在世界另一端的中国海时，他们的美国 “保护者 ”有常规手段来保护它吗？美国的核保证是否有任何价值，或者是基于虚张声势？哪个美国总统真的会在北约国家被入侵的情况下冒着引来对美国的战略报复的风险动用核武？使用战术核武器作为最后的手段，冒着将欧洲变成一个核战场的风险，这对美国而言难道不是一种诱惑？除了重新武装欧洲大陆，没有其他选择。
最后，我们决不能误解威胁，让事件蒙蔽我们的眼睛。今天，俄罗斯的军事信誉已经受损，其军事实力也因在乌克兰遭受的损失而被削弱。尽管那里的战斗仍在继续，但对欧洲直接的军事威胁的幽灵已经暂时过去。因此，当务之急不是以任何方式重新武装，而是为威慑性防御建立结构性基础，这在必要时是有效的，以避免在任何情况下对我们的安全造成进一步的压力。将安全工作外包给美国并不能满足上述任何需求。
记者和评论员无辜地或自满地使用 “西方 ”一词。但这个词指定了一个虚拟的地缘政治集团，为美国领导世界而服务。“西方”这一概念只是表达了一个无力的欧洲对盎格鲁-撒克逊集团利益的服从。因此，我们看到一个弱小的欧洲购买美国的军事装备并资助美国的陆军基地，从而证实了保护国制度。这种威严的依赖性保证了华盛顿不会出现潜在的竞争者。有趣的是，正是来自旧大陆的钱资助了大西洋彼岸的军事工业游说团。
法欧设想和盎格鲁-撒克逊设想之间的战略竞争是一场真正的地下战争。与盎格鲁-撒克逊人为了诋毁它而自以为是的说法相反，法国外交所追求的目标并不是破坏民主国家之间古老的团结，也不是结束北约这个集体防御的重要支柱。它包括重新平衡大西洋两岸的力量，将一个事实上的保护国变成一个有效的联盟。在世界维护中，围绕人权的共同价值观只能从中受益。另外，欧洲人将不再迫使自身的国家利益服从于美国人的利益，美国人最终会发现，拥有强大的盟友，即使这意味着接受某些摩擦，也比无用的附庸要好。
历史上充满了因民族或其领导人的傲慢、过分行为而产生的灾难。因此，俄国人在很大程度上高估了自己的实力，低估了他们所否认的乌克兰民族的抵抗能力。毫无疑问，普京希望通过闪电式的军事干预使他的邻国感到惊愕，让欧洲人无法做出反应，并通过再次向美国人展示既成事实来重新占据上风。这是一次失败的行动。人们永远不应低估对手。如果克里姆林宫只限于扩大东伯利亚的边界和占领亚速海的海岸，它就会实现其战争目的。由于想要改变政权，即 "去纳粹化"，它高估了自己的实力。对基辅的围攻是一场可以预料的惨败：不摧毁一座城市就无法占领它，而俄罗斯和东正教对这座城市——“他们文明的摇篮”这一表述并不允许俄罗斯摧毁它。普京总统从他的第一个举动就注定了他会迎来一个可预见的羞辱性失败。乌克兰让俄罗斯的力量损失惨重，以至于他别无选择，至少要实现他的最低限度的战争目标。他将把所有的力量和意志投入其中。这事关他的国家大国地位的维持。
这最后一点似乎没有被泽连斯基理解。他可能在俄军入侵的头几天以一种出乎意料的坚定拯救了他的国家，防止了所有人陷入预期的崩溃。不幸的是，这位曾经的演员似乎为他所创造的角色所困，而牺牲了形势所需的政治和战略距离。乌克兰军队的韧性和在整个欧洲产生的激增的同情心，让他最终将只失去难以保卫的讲俄语的地区和一些外延领土，而且他将更接近欧盟和它的资金，等待双方长期的整合。当俄国人撤离基辅和乌克兰北部时，出现了一个局势相对缓和的时刻。泽连斯基沉醉于成功，错失良机。
另一方面，乌克兰总统对法国和德国的道德教训，指责两个欧洲大国没有给他足够的帮助，没有完全断绝与莫斯科的经济关系，这有可能对他不利。他自己不是继续用那些轰炸乌克兰的俄罗斯人的气体给他的人民供暖吗？不确定的是，已经被融入欧盟的“极端大西洋主义”东欧国家所拖累而遭遇不幸的法国，会不会非常热衷于加入乌克兰，而乌克兰与盎格鲁-撒克逊人的一致性正变得越来越明显。泽连斯基没有政治文化，似乎没有衡量他所承担的风险。他可能很快会发现作秀政治的局限性，并在不知不觉中让他的人民付出代价。
世界格局正在我们眼前重新组合，大战略又回来了。尽管法国没有成功地扮演“调解人”的角色，但在这种情况下可以说，它是欧洲集体安全不可或缺的力量。虽然军事上不如俄罗斯强大，但它仍然是一个可信的角色，而且是一个拥有核武器的角色。在不放弃其原则、人权和权力平衡的前提下，法国在俄罗斯“帝国主义”和盎格鲁-撒克逊的“好战顽固主义”之间提出了符合其政治传统的第三条道路。它的“合理外交”是唯一有可能避免欧洲陷入危险螺旋或僵局的方式，前提是它的部署没有受到阻碍。

法国是对外发展援助的主要参与者，特别是在非洲。法国的国家对外发展援助从从一开始就有一个显著特点，那就是将受援国与本国利益绑定且倾向于让己方占据更多利益。然而， 2021年8月4日颁布的关于团结发展和打击全球不平等现象的法律指出，对外援助这一政策的首要目标是消除贫困，因此这项政策的实践应更为重视团结受援国与援助国。
这种矛盾从一开始就贯穿了法国的对外援助，以至于将其称为 “自利的团结”更为合适。早在1961年，经常被称为 "合作之父 "的戴高乐将军就说过：“所有昨天还依赖我们、今天成为我们好朋友的不发达国家都在要求我们提供帮助和援助。但如果不值得，我们为什么要给予这种帮助和援助呢？”60年后，共和党参议员Hugues Saury和社会党参议员Rachid Temal有些失望地指出，"法国官方发展援助中只有极少数份额，即2018年可规划国家援助的18%，惠及最不发达国家"。但事实上，根据援助数据，几年来受益最大的是那些相当富裕的发展中国家。
在马克龙的五年总统任期即将结束之际，他的对外援助政策如何呢？虽然现任总统乍一看似乎在与他的前任保持距离，但实际上他基本上是在追随他们的脚步。
2017年11月28日，马克龙在瓦加杜古的演讲中概述了他对非洲和发展援助的愿景。
关于国家发展援助的问题，他宣布法国将“胜任这项工作”。除了重申大幅增加援助的承诺，到他任期结束时，援助额应上升到国民总收入的0.55%，即146亿欧元，而2017年的援助额为97亿欧元，他还反复提醒大家，这些钱需要“用到实地”，直接给“最需要的人”。具体到面临许多挑战的萨赫勒地区，法国总统提到了几个月前，即2017年7月成立的萨赫勒联盟，并强调了这一政策的特殊性，马克龙认为，此举可将法国及其他欧洲大国的援助款项结合起来，统筹调配以发挥更大作用。最后，他坚持认为他希望首先解决非洲青年的问题，并明确指出其他人将帮助他这样做：“这些是非洲事务总统委员会的成员。大家的声音将不经过滤地传达给我。”该委员会最初由八名成员组成，其中大部分来自非洲侨民，旨在为总统提供关于非洲的原创性和非机构性的观点。除了制定行动建议外，其任务的一个重要部分是直接向国家元首传递非洲大陆社会的看法和期望。
马克龙在布基纳法索首都表达的良好意愿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得到了证实。在2018年大使会议的讲话中，马克龙总统宣布为2019年预算增加10亿欧元的承诺授权。然而，虽然财政资源的增加是必要的，但这并不充分。
马克龙希望改变援助方法。他在2019年大使会议的讲话中指出，必须在“新伙伴关系”的框架内设想与非洲的关系，同时他希望能够改变援助方式。更确切地说，这是一个“与非洲人一起为他们采取行动和工作的问题，考虑与他们一起行动，并认为最先进的行动要与非洲人一起在非洲进行”。简而言之，正如几位援助决策者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所表明的那样，现在不再是为非洲做事，而是与非洲一起做事，这对真正的合作政策来说是个好兆头。
“我给他的作文[注1]打18/20分，但在连续评估中没有达到平均水平。他的话很完美，但他的问题是在真正的实践过程中。”这就是贝特朗·巴蒂教授（Bertrand Badie）对马克龙总统在多边主义或欧洲问题上的行动的评价，此评价也可延伸到官方发展援助。
虽然增加官方发展援助的愿望是值得称赞的，但重要的是要澄清误解。发展援助的问题不能纯粹用金额数字来解决。只要注意到在1960年代援助超过了GDP的1%就足够了......而这在发展中并不特别明显。更重要的是，增加无效预算的金额很可能无法解决这个问题。以承诺拨款10亿欧元为例：在总额中教育和卫生分别只占2亿和1亿欧元。此外，还有待观察的是，这些款项中哪些将分配给法语国家组织或著名的医疗机构，哪些将留在基础教育和初级卫生方面，而这些才是在消除贫困方面真正有意义的项目。
但最重要的是，如何逐步使用这10亿欧元也是个问题。虽然解决最为贫穷国家的现实困难迫在眉睫，但款项不是一笔到位的，平均每年1亿欧元直到2031年。在当地工作的非政府组织成员给出了更细致的评估，他们将这个结构比作一个“空壳”，因为已经存在萨赫勒联盟这样的组织了。
非洲事务总统委员会（CPA）也受到了大家的质疑，委员会成员究竟可能代表谁？劳伦斯·卡拉姆（Laurence Caramel）在2018年底发表的一篇关于非洲事务总统委员会的文章的开头很好地总结了这种情况："国家元首依靠这个异质的圈子来捕捉非洲大陆新的经济和文化精英的期望。" 因此，非洲事务总统委员会是否能代表社会大多数群体的期望是值得怀疑的。
最后是援助方法的改变。援助的方式经常体现的是一种等级关系。隶属于法国开发署的专家局是一个负责设计和实施国际技术合作项目的国立机构。细细观察便可发现这个机构是法国经济外交的一部分，是法国全球影响力的代名词。
总而言之，在大选期间，候选人们一定会在辩论中提到对外援助这一话题。而无论谁胜选，外界都会密切关注其在竞选期间说出的承诺能否兑现。

[注1]：法国考试为20分制，一般17、18便是非常高的分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