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adeep Chauhan，普拉迪普·乔汉，海军中将，全国海洋基金会总干事，海洋事务领域享誉全球的分析家。

2021年8月，拖延已久的国产航空母舰“维克兰特”号成功进行了为期5天的海试。这是一个开创性事件，人们应当为印度的海洋成就感到自豪。“海洋”是当前流行的地缘政治符号。就在“维克兰特”号航母海试的第二天，莫迪总理亲自主持了联合国安理会高级别公开辩论，辩论的主题就是“加强海上安全：国际合作的案例”（Enhancing Maritime Security: A case for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莫迪总理显然希望使印度成为全球海洋议程的中心，并使“海洋安全”这一主题在印度担任安理会主席国期间发挥主导作用。

在当前日益相互联系的世界中，印度正在以令人惊异的速度崛起，这种崛起无疑是由海洋塑造的。无论是在贸易、技术、互联互通，还是在食品安全、新能源以及应对气候变化等领域，都可以很明显看出这一点。事实上，本世纪和下一世纪都很可能是海洋世纪。印度政府似乎终于意识到，在可预见的未来，印度要么是一个“海洋”大国，要么根本就不是一个大国。因此，为了保持崛起的态势，印度必须对海洋权力的各个领域进行大量投资，包括印度海洋权力的军事部分。此类投资涉及基础设施和“能力”两部分。“能力”不仅包括水面、水下和空中作战系统以及相关的支持平台，还包括武装部队内外的人力资源开发。

然而，很明显，并不是每个人都为“海洋印度”的复兴而欢呼雀跃。国内外有一小群人强调新冠疫情对经济造成的负面影响，并呼吁重新审视航母在当前经济和安全环境中的可行性和作战能力。可悲的是，关于如何优化印度的航空和航天实力并将之运用于追求国家利益的辩论，不知为何显得有点卑鄙、狭隘和自私，甚至比实际情况更加愚蠢。

考虑到新冠疫情带来的经济挑战，印度人不能继续集中关注“成本”和“我们能否负担得起航母”，而应更关注“成本-效益”以及“我们能否没有航母”。简言之，防止“希望”被“炒作”扼杀的必要性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紧迫。

如今，不仅印度三军拥有军事航空力量，几支准军事部队也有自己的空中力量。这些部队都为增加印度空中力量做出了贡献。不幸的是，不断涌现的社交媒体上充斥着未经严格论证的观点，而非专业人士则一再受到这些意见的影响。海军舰载航空部队和由加油机支持的空军作战力量都是印度远程航空作战力量的组成部分，但舆论正如毁天灭地的森林大火一般激烈争论着二者的相对效能。有说服力的观点有时可以压制情绪化观点所产生的火焰，但这股火焰经常因派系忠诚和严重的无知而被重新煽起。在这场大火中，唯一化为灰烬的当然是印度以及它的地缘政治抱负。唯有严格论证才可以克服情绪化观点。

目前，有两个迫切需要回答的问题，即航母是否如海军参谋长所言在海上力量中拥有核心地位以及它是否真的为促进我们的集体利益做出了最大的贡献。我们可以通过两条基本线索解决以上问题。首先，在提供同等空中力量的情况下，航母的成本是否高于空军；其次，从“成本-效益”的角度出发，航母是否具有足够生存能力。

关于第一个问题。毫无疑问，当代航母需要花费大量资金。根据一些报告，“维克兰特”号航母花费了2300亿卢比。一些人因此而认为，可以用空军以低得多的成本取代航空母舰。但实际上，考虑到空军基地所需要的跑道、洞库、防御设施、弹药储存设施以及辅助飞行设备，空军基地的成本同样令人望而生畏。根据兰德公司（RAND corporation）的研究，美国空军建设一个基地就需要花费130亿美元，已经超过了航母的开支。并且，一艘航母一天可以行进1000公里，其灵活性使印度在海洋上拥有了“无数”静态空军基地。一旦不涉及情感因素，很容易发现航母是更便宜的选择。

此外，在没有武装冲突的情况下，以航空母舰为中心的海上机动部队在向国家提供一系列灵活和有利的地缘战略选择方面的能力是无与伦比的，它执行说服、劝阻、威慑和胁迫任务的能力更是无与伦比。随着航母战斗群在印度感兴趣的海域建立存在，它可以收集和整理水面、水下、空中以及外层空间的情报，是“海域感知能力”的宝贵来源，而空军的岸基飞机根本无法执行这样的任务。

在武装冲突的情况下，成本-效益方法最能说明问题。在国与国之间发生冲突的时候，不可避免地需要在距离印度海岸几百公里甚至几千公里的地方有效地发动和维持战争行动。在这种距离上，军舰固有的耐力和韧性使它们能够在战场上长时间保持作战能力。空中力量对保护舰队至关重要，而且这些空中力量必须保持随时可用。仅仅通过扩大岸基飞机的航程无法实现这一目的。因此，航空力量是舰队最基本的组成部分，是其保证生存的基本能力。这就是为什么航母战斗群所代表的“整体”空中力量仍然是主要海军的核心作战概念。

重要的是，航母不仅仅是一艘船，而是一个作战系统的组成部分，这一作战系统就是“航母战斗群”。许多自媒体分析家没有体验过航母战斗群的协同作用，他们的虚荣心往往使他们将航母作为一艘独立的船只来谈论或写作。很多时候，他们所提出的论据仅仅集中在航母的几个已知弱点上，因而是完全错误的。

一些分析家强调，中国海军和巴基斯坦海军可以运用“遥感”系列卫星、“北斗”卫星导航系统、东风21D反舰弹道导弹、超音速和高超音速巡航导弹以及潜水艇，对印度海军航母战斗群构成威胁。毫无疑问，这些都是严重的威胁，但不能因为面临威胁而放弃作战能力。这是一种应当予以轻蔑驳斥的幼稚论点。

印度海军航母战斗群一天可以轻松行进900-1000公里，这就意味着敌人必须在7360万平方公里的印度洋上“实时”监控印度海军编队，这是摧毁印度海军编队首先要克服的挑战。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敌人必须在适当的位置部署足够的卫星和地面站。这超出了印度对手目前和较近未来所拥有的能力。敌人也可以选择部署远程海上巡逻机执行监视任务。在这方面，巴基斯坦在阿拉伯海拥有一定的能力，而中国只在孟加拉湾东缘拥有极其有限的能力。这种本已有限的能力还会因印度海军航母战斗群的部署模式而受损。人们不会将最宝贵的军事资产置于最危险的地方。因此，预计印度海军航母战斗群不会部署在敌岸基战斗机的未加油作战半径内。他们将在危机恶化为冲突之前就开始部署，然后在距离海岸数百或数千公里的地方，在遥远而深邃的“蓝色水域”内“保持平衡”。

即使对手拥有侦查能力，每年有145000艘船经过印度洋的国际航道，其中众多船只很容易被误认为是航母。辨别航母是敌人所要面临的第二个挑战。在面对航母战斗群时，远程海上巡逻机不仅是“猎手”，也是“猎物”。一旦它遇到疑似目标，就必须进行规避，这将对搜索行动造成严重破坏。我们的对手拥有的远程海上巡逻机非常有限，每损失一架都将造成严重影响。对指挥官而言，命令飞机攻击航母将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抉择。

在航母战斗群连续摧毁敌远程海上巡逻机的情况下，敌人有效部署飞机对付航母战斗群的能力将遭到严重削弱。这将使航母战斗群有能力封锁敌人海岸。这引出了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我们是否希望航母战斗群封锁敌人海岸并攻击岸上目标？如果这是印度海军的目标，那么我们所需要的就不只是一艘45000吨的航母，而是一艘排水量至少为65000吨的航母，并且还要配备固定翼预警机。

敌人的常规潜艇很难威胁印度海军航母战斗群，但核潜艇却可以对它构成全面威胁。为应对这一威胁，印度航母必须尽可能多的搭载中远程反潜直升机。这再次表明印度第二艘国产航母（IAC-2）排水量应至少为65000吨。关于所谓反舰弹道导弹的争论越来越激烈，一些人把东风21D吹捧为“航母杀手”。但由于侦查和定位的困难，中国要击毁移动中的航母，必须面临极其复杂的工作。

这种威胁对“维克拉马蒂亚”号（INS Vikramaditya）航母而言可能并不严重，但并不意味着“维克兰特”号也可以高枕无忧。威胁不会立即出现不应成为自满的理由。相反，这意味着我们还有时间为应对中巴海上作战能力的增长做好准备。因此，印度迫切需要获得陆基和海基弹道导弹防御能力，无论这一能力是来自美国的“宙斯盾”系统还是某种本土系统。

最后，那些将中巴战略合作视为印度海军航母战斗群生存威胁的人最好注意到，印度并非孤军奋战。即使还没有建立正式盟友关系，印度也有称职、可靠、有能力的伙伴。最近的马拉巴尔系列演习充分证明，印度海军航母战斗群（CBG）和美国海军航母打击群（CSG）开展了密集的、与作战相关的合作，更何况澳大利亚和日本的水面舰艇也无缝参与到演习当中。中国和巴基斯坦当时就注意到了这些信号，那么，某些失聪的印度人是否会听到同样的信号呢？

https://maritimeindia.org/reflections-on-indias-vikrant-centric-carrier-battle-group/

Gurjit Singh，古尔吉特·辛格，印度前驻德国、东盟、非盟大使，印度理工学院印多尔分校人文社科荣誉教授。

8月9日，莫迪总理成为第一位主持联合国安理会会议的印度总理。作为本月安理会主席国，印度将发起高级别会议并特意将海洋安全设为会议重点。除了阿富汗问题以外，海洋安全现在主导了大多数的国际交往。由于人们对海洋的重视，印太局势、东亚峰会、四方安全对话、南中国海、西印度洋以及类似的话题都变得更加重要。正因如此，莫迪总理在安理会发表演讲时提出的海洋安全五项原则被视为具有创新意义的外交举措，他关于这一问题的演讲重点被纳入了主席声明。

在海洋安全越来越受重视的同时，印度、马尔代夫、斯里兰卡三国也有一个不太为人所知的行动，即建立科伦坡安全会议（Colombo Security Conclave ，CSC）。该机制最初成立于2011年，首次会议在马尔代夫举行，接着又于2013年和2014年分别在斯里兰卡和印度举行了会议。此后，由于马尔代夫和斯里兰卡两国对他们与印度关系产生了矛盾心理，该机制陷入停顿。

2020年，该机制得到恢复，并举行了第一次国家安全顾问级别的会议，随后被命名为“科伦坡安全会议”。该机制旨在讨论具体的合作建议，它的建立既是三个邻国之间的建立信任行动，也是一项能力建设行动。8月4日，三国副国家安全顾问举行了线上会议，讨论了一系列具体任务的执行情况。会议的焦点与五天后莫迪总理在联合国安理会会议作出的声明一致，主要关注海洋安全。重要的是，该机制如今纳入了孟加拉国、毛里求斯和塞舌尔三个观察员国，这使其在西印度洋有了更大的影响力，有助于扩大机制的合作框架。

8月4日会议的决议主要涉及反恐、反极端主义、打击跨国犯罪、枪支走私、非法贩运武器和人口、保护海洋环境、人道主义救援和灾难救助等议题。成员国将围绕增强各国处理以上问题的能力开展合作，三国迟早会进行联合演习，所有成员国都与印度在海洋安全领域建立了密切的合作关系。

科伦坡安全会议不仅实现了莫迪总理在安理会会议上提出的理念，而且还涵盖了安理会声明中未涉及到的非法、未报告和无管制（IUU）的捕鱼活动。尽管这一问题被认为是非常重要的海洋问题，但却没有在安理会声明中被提及。由于成员国之间没有海洋边界问题，科伦坡安全会议未提及《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1988年，印度镇压了在马尔代夫发生的政变，同时还在斯里兰卡部署了维和部队。此后，印度与两国的合作一直引人注目。科伦坡安全会议正在巩固这种合作关系。2014年，印度根据常设仲裁法院的裁决确定了其与孟加拉国的海上边界，此次印度与孟加拉国富有成效的合作巩固了这一成果。这与南中国海的形势形成了鲜明对比。莫迪总理在联合国演讲中特别提到了这一点。

印度与毛里求斯和塞舌尔有着长期的合作传统，印度通过赠款和信贷给他们提供了大量援助，这两国的大部分海上设施都是由印度建造的，两国的海上防御能力也大大仰仗印度。如今，印度的援助也慢慢扩大到了马达加斯加和科摩罗。由于毛里求斯和塞舌尔的战略重要性，外交部两年前将他们从东非和南非司划入了印度洋司。因此，印度与毛里求斯、塞舌尔、斯里兰卡以及马尔代夫的关系不仅被视为强有力的双边关系，而且越来越被看作是有战略意义的区域合作。

印太概念中的大多数国家都集中于东印度洋、南中国海以及西太平洋，而科伦坡安全会议主要关注孟加拉湾、阿拉伯海和西印度洋。科伦坡安全会议的所有成员都是环印度洋联盟成员国，孟加拉国和斯里兰卡还是环孟加拉湾多领域经济技术合作倡议成员国。科伦坡安全会议虽与以上组织存在重叠，但该机制有严格的地理界限，侧重海洋安全合作，并在科伦坡设立了秘书处，。

科伦坡安全会议已经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并将通过定期会议建立更高程度的信任关系。这种建立信任措施可能会减少某些尖锐的摩擦，特别是当斯里兰卡和马尔代夫利用他们与中国的关系激怒印度的时候，这一机制尤其有效。只要我们有信心，无论我们的邻国与中国进行了什么样的合作，都不会影响印度的安全，其它成员国或许会因此而感到欣慰。不过，斯里兰卡目前对会议并不热络，可能迟早会将中国和巴基斯坦纳入科伦坡安全会议，以制衡印度。由于秘书处设在科伦坡，斯里兰卡既可以促进机制发展，也可以对其进行阻碍。

通过科伦坡安全会议，印度及其印度洋区域邻国可以建立一个合作框架，以应对该区域的非传统安全威胁。莫迪总理所作出的主席声明的第十一段鼓励这种次区域安排。它可以成为不断演变的印太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并支持环印度洋联盟和环孟加拉湾多领域经济技术合作倡议的发展。

https://www.vifindia.org/article/2021/august/16/colombo-security-concl

拉凯什•夏尔马，Rakesh Sharma，印度陆军退役中将，博士，陆战研究中心杰出研究员。

在莫尔多/楚舒勒举行第十轮军长会谈后，中印军队在边境实控线附近的部署发生了重大变化，两国核查后在班公湖南北两岸与热赞山口-热钦山口（Rezangla-Richenla）地区分阶段、协调同步地进行了脱离接触。班公湖北岸有史以来第一次建立了大约8公里的缓冲区，以避免频繁发生对峙和冲突。该缓冲区的建立并没有违背中印双方的领土主张。

在4月9日举行的第十一轮谈判中，中印在军队部署上出现了僵局，即“下一步该如何部署？”在接下来的三个月里，中国一直专注于7月份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的庆祝活动。一年前在上海合作组织杜尚别会议期间，印度外长苏杰生与中国外长王毅举行了一小时的会晤。然而，如今王毅却发表声明称“去年中印边境事态的是非曲直十分清楚，责任不在中方。中方愿通过谈判协商，在紧急事态上找到双方都能接受的解决方案。“由此可见，中国将此次对峙事件归咎于印度，忽视了自己在中印边界西段（印称“东拉达克”）的“多处侵犯”，甚至派遣预备部队前往阿克赛钦。

2021年7月31日，在莫尔多/楚舒勒举行的印中第12轮军长级会谈同意在戈格拉地区脱离接触。这一决定业已做出，但我回顾戈格拉地区的脱离接触条款时发现了五个问题。

第一，印中第12轮会谈决定在戈格拉建立5公里的禁止巡逻缓冲区（《印度时报》2021年8月7日报道），这的确驳斥了反对者的批评。不过，两国在边界西段的实控线主张相互冲突，该地区可识别的地形特征及双方军队的部署也各不相同。因此，人们很难建立一个统一的标准，来确定禁止巡逻区域的准确位置。目前暂停巡逻的区域不能以“千米”来精确划分，因为区域内的地形特征可能会导致分歧。这样一来，加勒万河谷的缓冲区约4公里，班公湖北岸的缓冲区约8公里。班公湖南岸以凯拉什山脉的山脊线为界，如今双方又在戈格拉哨所以东设立了5公里长的缓冲区。同理，在德普桑平原，解决冲突的方式似乎也将是在“瓶颈”处（Raki Nalla）设立3-4公里的缓冲区。这些暂停巡逻的地区，不仅禁止印度军队在“我方实控线”范围内巡逻，也同样禁止中国军队在“中方实控线”一侧巡逻。毫无疑问，我们对中国军队的不信任依然存在，这就需要我们付出巨大努力进行监督和核查。

其次，戈格拉地区的脱离接触，的确降低了该地军队发生对峙、意外开火的可能性，也打破了人们常说的“实控线具体化（LOC-isation of LAC）”说法。一旦出现任何蓄意违反巡逻禁令、导致局势升级的行为，那就是另一回事了。中印边境实控线的这种新型管理模式可以避免双方巡逻部队进行接触，也没有控制“实控线沿线（tail-end of the LAC）”，并避免了争议地区经常发生的小规模冲突。但这并不意味着其他争议地区也无法巡逻。中印边境的其他地区仍存在多种可能性，印度要继续巡逻，在实地与信息层面对本国领土保持控制，避免这些争议地区未来在中国军队的“扩张主义”下变成既定事实。

第三，重新审视局势后我们可以发现，暂停巡逻就是“中国计划”的最终结果。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印度军事力量的重心都在印巴边界、反恐行动与锡亚琴冰川（Siachen Glacier）上。印度军队在中印边界西段的少量部署使得中国军队能“临时越境”，而又不会遭遇强烈反击。在过去十年里，印度军事能力的稳步建设逐渐遏制了中国军队的“侵犯行为”。在边境冲突大幅增加的情况下，印度陆军官兵表现出了惊人的毅力与担当。这种精神改变了2020年边境对峙的局势，证明中国“在南海所做的一切”无法在中印边境重现。如果说2020年6月15日的加勒万冲突加剧了中国军队的担忧，那么随后印军的集结及其精神更加证实了这一点！我们可以由此推断，在阿克赛钦地区实控线沿线的关键地点推动暂停巡逻，是中国军队刻意设计的。因为这将避免重蹈加勒万河谷的覆辙，或在新规则下避免接触。很明显，这一禁令将让印中巡逻部队保持距离，以大体上“解决”阿克赛钦问题。

第四，印中边界西段的管理基于在实际控制线(LAC)附近建立的信任措施，即两国在1993年、1996年、2005年和2013年达成的四项正式协议。虽然实际控制线本身是一个不完整的概念，但1996年的协议规定了双方信任措施，意味着两国达成了不开战条约，尤其在实控线两公里范围内。2005年的协定指出：如果双方边防人员因实际控制线走向分歧或其他原因发生对峙，应保持克制，对峙时不得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双方应停止在该地区的活动，不再前进，同时返回基地。很明显，巡逻部队接触时应当要遵循的既定程序和信任措施。但显而易见这些措施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是失效的，这一现象在2020年6月15日的加勒万事件中达到了顶峰。创建暂停巡逻区域，会对上述已签署的协议产生什么影响？暂停巡逻的协议是在2021年2月和7月在楚舒尔与莫尔多的谈判中达成的，但它们独立于现有的正式协议之外。作为一种新的重要信任措施，如果暂停巡逻已经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那么双方就应该颁布另一项正式且明确的议定书，并建立核查制度。过去不遵守协定的行为大大降低了人们对新协定的信心，但这些协议的确在双边与多边层面对中国造成了约束。

第五，中国军队目前部署在阿克赛钦的兵力水平并不意味着常规战争威胁的存在。无论如何，当中国军队对未来与印度的战争进行战略分析(SWOT分析)时，都会发现领土战争位于“劣势（Weaknesses）”与“威胁（Threats）”之间。然而，空中作战基础设施的迅速发展，预示着中国将侧重使用空军、导弹和火箭。拉萨至林芝的铁路线以及通往西藏和新疆的高速公路意味着中国军队的动员周期将大大缩短。中国还侧重展望新型战争，在战略支援和火箭部队方面取得了巨大进步，部分军队还可能永久驻扎在超高海拔地区。实行无巡逻禁令将使得印中边界西段的管理模式发生极大的变化。过去边界避免巡逻接触的模式持续了近30年，那么可以设想，这种新的模式可能会维持同样长的时间。考虑到基层士兵的健康与社会需求，永久驻扎将强调军队救济方案的重要性，并大大缩短士兵任期。不仅如此，道路运输与航空感应（aerial induction）的压力也将有所提升。

印度军方在两国边界西段部署拉什特利亚步枪部队（Rashtriya Rifles，RR）后，局势发生了积极变化。这些部队的更替不由参谋长决定，而是由步兵部队的名单决定，如信号部队（Corps of Signals）、航空兵部队（Army Aviation Corps）、后勤部队（Army Service Corps，ASC）、军械部队（Army Ordnance Corps）和机电工程部队（Corps of Electrical and Mechanical Engineers，EME）等。印度的最佳选择是将部队固定驻扎在超高海拔地区，并以兵团为单位进行更替（如拉什特利亚步枪部队）。印军可以从部署防空部队、炮兵目标监视与捕获部队(Surveillance and Target Acquisition，SATA)和工兵开始，再部署炮兵、装甲兵等机械化步兵部队。在过去的25年里，拉什特利亚步枪部队在战斗中的凝聚力和作战能力证明了这一计划的可行性。永久驻扎的部队还将保留有关地形、敌方和地面情况的专业知识。部队在和平区域可以得到更好的管理，并将缓解来回部署的压力。

总而言之，印度边界实控线附近的边境管理将产生实质性变化。在这一关键时刻，预测更长远的边界问题走向将充满风险。印中军队敌对的最坏情况可能与之前设想的截然不同。无论是在和平时期的边境管理中，还是在边境事态升级的过程中，印度必须有精准的目标并做好战略规划与具体准备的平衡。

https://www.vifindia.org/article/2021/august/09/eastern-ladakh-fixing-no-patrolling-buffer-areas

阿索克·穆克吉，Asoke Mukerji，曾任印度常驻联合国代表。

印度决定于8月9日在联合国安理会发起有关巩固海上安全的公开辩论会，并由印度总理莫迪主持，这反映出印度正逐步演变为一个海洋国家。此次公开辩论旨在强调进行有效的国际海上合作，从整体上应对海上安全所面临的自然与人为威胁。

2004年海啸对人类和自然资源造成了重大损失，促使联合国在2005年建立了印度洋海啸预警和减灾系统（Indian Ocean Tsunami Warning and Mitigation System）。这一国际系统通过发出早期预警，以防止此类破坏再次发生。自2007年以来，索马里沿海的海盗活动对西印度洋航运的威胁与日俱增。印度海军作为安理会授权的索马里沿海海盗问题联络小组的成员，积极参与联合国行动应对这一威胁。

印度拥有超过7500公里的海岸线，加强海上安全必然符合印度的利益。印度洋地区更是承担了全球海上贸易运输的75%和全球每日石油消费运输的50%。2015年3月，印度总理莫迪在访问毛里求斯期间公布了印度的“萨加尔（SAGAR）”政策。为实现印度在印度洋地区的目标，该政策提出了一体化的区域框架。

“萨加尔”政策有五大支柱。第一，印度在印度洋地区发挥“净安全提供者”作用。第二，积极与印度洋地区友好国家接触。印度将继续通过合作加强这些国家的海上安全能力和经济韧性。第三，采取有效的集体行动以促进本地区和平与安全。第四，从更全面的合作视角关注印度洋地区的未来，这将增强该地区各国的可持续发展前景。第五，印度洋地区的和平、稳定和繁荣的主要责任将落在“生活在该地区的人”身上。印度将通过对话、访问、演习、能力建设和经济伙伴联系，继续与在该地区拥有重要利益的其他国家进行接触。

为了维持“加强海上安全”的国际合作，各国需要在政策和执行领域建立两个框架。有效的法律政策框架必须以法治为支撑，才能够维护海上安全。此次安理会海上安全问题辩论将集中讨论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UNCLOS)的适用问题，该问题给和平与安全带来了新的挑战，其中还包括来自恐怖分子、海盗和贩毒团伙等非国家行为体的挑战。

此次公开辩论有望推动审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效力，特别是有关航行自由、可持续开发海洋资源以及和平解决争端等条款。2014年7月，印度接受了联合国海洋法法庭对印度和孟加拉国海洋边界仲裁案的裁决，为孟加拉湾沿岸国家之间的国际经济合作（环孟加拉湾多领域经济技术合作倡议，BIMSTEC）贡献了新的动力，这也使印度更有资格主持此次会议。

保护海上交通要道对于巩固海上安全而言至关重要。此次会议必须聚焦于确保各国平等、不受限制地使用海上交通要道及以和平方式解决分歧。印度洋地区存在三条对各国能源安全和经济繁荣发挥关键作用的主要航道。第一条通过曼德海峡（Bab al-Mandab）连接红海与印度洋，承担了亚洲国家与其主要贸易伙伴（欧洲国家、美国）的大部分国际贸易运输。第二条航道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连接波斯湾和印度洋，将大部分出口能源运输到印度、东盟及东亚等主要能源进口地区。第三条航道则以马六甲海峡连接了印度洋和太平洋，保障了东盟、东亚国家、俄罗斯远东地区和美国的贸易往来畅通。

共享有关商业航运威胁数据是巩固海上安全举措的重要组成部分。2018年，印度提议在古尔冈（Gurugram）建立印度洋地区国际信息融合中心(International Fusion Centre，IFC)，由印度海军和海岸警卫队联合管理，以提高人们在安全方面的海域感知能力（Maritime Domain Awareness）。预计最终将有40名来自伙伴国的国际联络官进驻信息融合中心。

这次辩论还将说明，无论是在航运业还是旨在实现可持续发展的蓝色经济等方面，私营部门正在海洋领域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如果安理会能够通过支持各利益攸关方来巩固海上安全以回应此次辩论，这将在21世纪树立维护“多维”安全的典范。

https://indianexpress.com/article/opinion/columns/un-security-council-maritime-security-indian-ocean-7444800/

Shyam Saran 萨仁山，印度前外交秘书兼印度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

Davar，印度军事专家、印度退役中将。

本文前半部分摘自《确保印度的崛起：未来愿景》(Securing India's Rise: A Vision for the Future) 一书中萨仁山所写的文章。该书由Davar主编，其中包含19篇印度不同领域杰出代表对印度未来发展的建言献策。

本文后半部分为Davar在该书后记当中的评论。

在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之前，历史的长河就已经在改变流向了。现在河水泛滥冲垮了堤岸，目前还不清楚一旦洪水退去，干流将出现在哪里。这场席卷全球的疫情会留下全新的历史沉淀，迫使人们选择新的谋生方式。适应多变环境、灵活躲避陷阱并寻找机会的能力将成为国家与社会中最具价值的品质。最重要的是，国家领导力将具有前所未有的重要意义。这是印度与其他所有国家共同面临的一场全球性危机。印度可以选择独善其身，躲在自己建造的城墙之后，也可以寻找并占据在变局中可能出现的发展空间。

当国际秩序稳定，其游戏规则由老牌大国制定和执行时，印度等新兴且有抱负的大国就会受到限制。只有当国际秩序出现变动、权力对比发生变化时，新兴国家才能拥有更多的发展空间。但这些国家能否占据优势地位，取决于它们是否能够洞察国际变局的性质和范围，分析自身优劣、取长补短，尽可能地寻找合作伙伴并在必要时消灭对手。本文试图勾勒出一种让印度占据有利地位的行动框架，以在瞬息万变的地缘政治局势中实现国家利益。

当下，地缘政治格局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国家间的实力平衡正被逐步打破。1991年冷战结束后出现了短暂的单极时刻，美国成为了经济、技术和军事实力无与伦比的超级大国。2007-2008年，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体系核心爆发了全球金融和经济危机，单极格局也随之告终。尽管美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军事力量，但它的相对经济地位和影响力都已经下降，而中国的经济地位和影响力却在上升。不止中国，还有一批新兴大国（尤其是亚洲国家）也在逐步扩张，包括印度、日本、澳大利亚、韩国、印度尼西亚和越南。而巴西、南非和尼日利亚虽然没有成为新兴经济体，但都是在各自地区具有影响力的重要国家。在欧洲尚未统一之时，德国正在崛起为该地区最强大的国家。当然，考虑到俄罗斯的规模、资源和军事实力，它也仍是欧洲的相关大国。世界多极化的发展趋势是毋庸置疑的，在亚洲也是如此。这场疫情加速了全球经济重心向亚洲的转移以及多极化发展趋势。这也反映出亚洲国家在控制疫情方面更加成功，有可能比美国和欧洲国家更早实现经济复苏。

【以下内容为Davar的评论】

首先，印度必须关注国家安全。经济复苏不单关乎国家的整体发展，也关乎以足够的预算加强国家的军事防御、维护国家安全。军事能力是国家实力的象征，需要耗费很长的时间才能建立。这不仅要给予军队足够的资源，还与其将资源转化为所需的作战能力有关。考虑到印度的周边环境，特别是来自中国的日益增长的威胁，印度的安全支出还远远不够。我们目前的国防预算仅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60%。中国的经济规模几乎是印度的五倍，2020年，中国为国防预算预留了1780亿美元。尽管印度没有中国那样的野心，但印度国防开支应占其GDP的2.5%至3.5%左右，以实现印度在亚洲与中国抗衡的计划。而这只有在印度经济快速增长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实现。印度必须采取一切措施，确保其经济增长在未来两年大幅增长，达到7%至8%的增长率。这样才能保证印度年轻人所需的就业规模和质量，并创造符合长期安全需求的经济条件。

其次，想要促进经济增长，就务必要进行经济结构改革。人们对印度的认知取决于其市场规模及其在亚洲的地位，这决定了印度的全球地位。只有在经济快速增长的情况下，印度的地位才会提高。为此，政府必须制定一项支持印度迅速发展的经济政策。这需要通过切实努力来恢复财政平衡，并修复岌岌可危的银行体系以减少巨额财政赤字。政府必须在众多领域进行经济改革，当然，任何一项改革都可能引发政治反对。因此，印度政府还要推动社会各阶层接受改革并进行合作，这在目前的国内环境下是一项艰巨的任务。这个国家已经拥有了足够的经济专业知识，需要做的只是激发经济学家的智慧，为更大的国家利益服务。政府要从根本上改变国内的贫困状况，并为数百万仍未解决基本需求的人民提供经济帮助。

最后，在真正的民主国家中，武装力量需要听从民选政府的合法命令。宪法与政府指令中都要对联邦武装部队的作用和职责进行明确规定。在和平时期，印度必须有意识地进行国防规划，为所有可能发生的冲突做好充分准备。国防规划要独立于国家安全和军事战略，因此，印度要在政治决策指导下进行良好的军政互动。然而，自独立以来，印度的整体国防规划以及官僚机构、文武领导层之间的正式互动仍然缺乏秩序。

https://www.thequint.com/voices/opinion/india-must-seek-out-opportunities-in-a-post-covid-world-book-excerpt#read-more%23read-more#read-more

K P Vijayalakshmi，尼赫鲁大学教授，资深富布赖特学者。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刚刚结束对印度的访问，这次访问所涉及的议题非常广泛，包括阿富汗问题、新冠疫情、即将举行的印太会议以及包括气候变化在内的一系列全球问题。这也是为什么这次访问值得认真分析。尽管双方讨论的问题如此广泛，但人们最期待的还是两国将如何应对来自中国的挑战。

在布林肯访问之前，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和气候变化特使约翰·克里分别在三月和四月对印度进行了访问。这两次访问所关注的问题领域都比较窄，而布林肯此访则是涵盖一系列问题的全面访问。这次访问前，美国国会通过了针对中国的《2021年战略竞争法案》，其中阐明了美国对盟友和伙伴关系的重视。在访问开始之前，国务院官员内德·普莱斯在一份声明中概述了双方将关注的问题领域：“布林肯国务卿将与莫迪总理和苏杰生外长举行会晤，双方将讨论多项议题，包括继续合作应对新冠疫情、加强印太合作、促进共同的区域安全利益、倡导共同的民主价值以及应对气候危机的措施等。”他进一步表示，这是加强和扩展美印战略伙伴关系的一次激动人心的机遇。印度外交部也表示，布林肯对印度的访问意味着双边关系的机遇，双方将借此“延续高级别双边对话和加强美印全面全球战略伙伴关系”，“双方将回顾美印富有活力而多元化的双边关系，并评估这一关系发展的潜力”。

访问期间，布林肯首先与印度民间社会领袖举行了会晤。尽管双方会就棘手的人权和民主问题进行了艰难的讨论，但双方承认，两国都面临着如何捍卫民主的挑战。关于民主和人权的讨论以友善的方式进行。早些时候，美国国务院南亚和中亚事务代理助理国务卿迪安·汤普森曾表示，布林肯将在访问期间提出反歧视问题，但最终美方对这一问题相当谨慎。布林肯确实提出过这些问题，不过他同时也表示，民主制度有自我纠错的能力，“印方正在不断取得进步”。事实上，双方有能力就民主和人权问题进行友善而宽容的讨论，最终也的确如此。布林肯还不顾激怒中国的风险而会见了西藏僧侣和西藏“流亡政府”代表，他的这一举动具有重要意义。经历一轮谈判以后，双方重申，美国将支持印度成为全球大国和世界性的温和民主力量。

布林肯国务卿和苏杰生外长强调，美印两国在一系列双边和多边问题上的利益正日益趋同，这些问题包括阿富汗问题、西藏问题、中国在边境和其它地方的“威胁”、促进印太合作、气候变化以及疫苗外交。互为战略伙伴的美印双方已经做出承诺，将把这种利益趋同转化为实际行动。很显然，两国正是因这一承诺而开展合作。

双方都强调将协调一致应对新冠疫情。作为合作机制的一部分，两国将为供应疫苗原材料建立开放统一的供应链。为了加强双边关系，美国已宣布向印度提供价值2500万美元的疫苗以及2亿美元资金援助。更重要的是，印度曾为美国抗击新冠疫情提供援助，美方此次支援印度凸显了美国对印度的感激和支持。印度已承诺，将在2022年之前在四方安全对话支持下生产10亿剂疫苗，以支持全球抗击疫情。

与此同时，已被美国国务院提名为南亚和中亚事务助理国务卿的唐纳德·鲁（Donald Lu）向美国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表示：“在全球抗击新冠疫情以及建立更具包容性的全球经济过程中，印度将扮演关键角色。”他还将印美两国称之为将确保印太地区主权和自由的域内大国。

苏杰生外长承认，在印度应对毁灭性的第二波新冠疫情的斗争中，美国的支持至关重要。他表示：“我们还讨论了新冠疫情对跨境差旅的挑战。美国确实很乐于帮助印度，我对此非常感激。”之前很多人担心美国会在人权、新冠疫情以及其它问题上发表不合时宜的言论，中国和巴基斯坦也期待两国发生冲突，但访问中展现的轻松愉快气氛缓解了这种担忧，也打破了中巴两国的幻想。

这次会议将两国在阿富汗问题上的共识提升到了新高度。美国不仅在该问题上措辞与印方类似，还决定在撤军以后扩大对阿富汗的安全支持。布林肯极力称赞美印关系是美国最重要的对外关系之一。他表示，印度“已经并将继续”在阿富汗的稳定和发展中扮演关键角色。布林肯重申，尽管探索“阿人主导、阿人所有”的和平解决方案是阿富汗和平稳定的唯一途径，但如果塔利班以武力夺得阿富汗政权，美国必将予以痛击。他坚持认为：“一个不尊重人权、暴力迫害民众的阿富汗，一定会被国际社会唾弃。”他还补充道，塔利班想得到国际社会承认和支持，就绝不能以武力夺权。关于这一问题，苏杰生表示：“我们认为最终的结果不应该由战场上的胜负来决定。谈判就是谈判，和平谈判应当带来和平。”在美印两国的对话中，美国保证将继续密切关注阿富汗局势，并向和平进程提供“超视距支持”（over the horizon support）。

在阿富汗问题上，中国与美印两国的态度形成了鲜明对比。此前不久，塔利班代表团访华以求获得支持，中国外交部长王毅表示，塔利班是阿富汗重建过程中关键的政治和军事力量，中方相信塔利班领导人正专注于和平化解争端。与此同时，巴基斯坦试图利用它对塔利班的影响力重振巴美关系。塔利班也在利用巴基斯坦加强与中国的关系。印度明白，中国的目的是提升中阿双边贸易，开采阿富汗的自然资源，将“一带一路”倡议扩展到阿富汗和中亚。尽管印度非常高兴能与美国在阿富汗问题上拥有一致的最终目标，但印度似乎已经决定，对撤军后美国的对阿政策保持观望态度。印度向美国指出，阿富汗的独立和主权只有在没有（巴基斯坦）“恶意干涉”的情况下才能得到保证。总而言之，印美两国密切合作为区域安全和稳定制定政策，意味着二者对伙伴关系定位准确，并拥有充分的信心。

有趣的是，在美国副国务卿温迪·谢尔曼访华期间，中国毫不留情的指责美国试图遏制和打压中国。布林肯国务卿表示，四方安全对话不是一个军事联盟，而是对印太以及其它地区和平与稳定至关重要的伙伴关系。美印双方都驳斥了中国不断重复的“亚洲版北约”谬论，他们指出，两国共同致力于维护印太地区的自由、包容和以规则为基础的秩序，印太地区不能受任何大国（中国）的支配和威胁。因此，在本届政府领导下，就中国和其它问题进行磋商已经成为美印两国的常态。在接下来的峰会和双边部长级对话中，美印关系还将再上新台阶。

https://www.vifindia.org/article/2021/august/02/blinkens-india-visit-taking-strategic-partnership-to-the-next-level

Raja Menon 拉贾·梅农，退役海军少将，印度国家安全委员会网络评估和模拟工作组主席，印度全国海洋基金会名誉研究员，曾任阿伦·辛格 (Arun Singh)委员会、国防大学委员会委员。代表作有《海上战略和大陆战争》、《印度的核战略》等。本文于7月24日首发于《印度快报》纸质版，题为《挑战中国》。

印度能供养上百万士兵吗？这不仅是一个战略分析师要回答的问题，同时还是一个情绪化的问题。因为所有印度人都会断言，印度军队是最受尊敬的国家机构。然而，当人们在加勒万事件中提出这个问题时，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经常出现在印中边境的中国军队，实际上只有97.5万名官兵。该地区中国军队的数量要比印度军队少得多，据报道，印度军队人数在125万到140万之间。

中国是一个雄心勃勃的世界强国，其国防预算为2520亿美元，而印度的国防预算为729亿美元。中印两国都将预算限制在了GDP的2%左右，但中国的GDP体量是我们的5倍之多。中国缩减了陆军规模，建立了比美国海军成长更快的海军力量。中国军队在陆地上是坚不可摧的，他们唯一的战略弱点是其70%的石油进口需要经过印度洋的海上航道。

确保中国“不采取侵略行为”的唯一途径，就是精心策划对中国油轮的威胁，并让印度海军完全掌控因此而升级的局势。首先，要承认中印两国间存在实力不对称，并通过军事革命来抵消数量劣势的后果。其次，印度要将包括南中国海和东印度洋在内的印太地区，划进四国集团的海上搜寻责任区域，并将布莱尔港（Port Blair）或维沙卡帕特南（Visakhapatnam）作为所有国家通信及报告平台的中心。这样一来，四国集团的海上搜寻飞机将获得印太地区上空的信息主导权，得知中国海军穿越马六甲海峡的所有行动计划。印度海军可以逮捕所有驶往中国的油轮，将它们扣押在尼科巴群岛（Nicobar）附近的检疫锚地。此时，印度就可以发表外交声明称“印度保留选择报复时间和地点的权利”，并向四国集团的其他成员国发出警报。

这时，印度可以把被扣押的油轮作为诱饵，引导对手前来与印度海军交战。四国集团的资源共享可以将敌方的军队动向提前几天通报给已经埋伏好的印度军队。最后，敌方海军将穿过狭窄的海峡进入军事战术中的“杀戮之地”。如果印度能进一步建设完善卡尔尼科巴空军基地，长期部署一只飞行中队，就将使这一行动三管齐下，并获得最大收益。不仅如此，一旦印度空军能够放弃其领空防御思维开始远征，我们就可以与阿曼谈判，利用位于马西拉岛（Masirah）的旧英国空军基地控制霍尔木兹湾，威胁中国在吉布提的基地。

以上内容是一个理想的战略解决方案，同时也是应对中印边界西段不利地理条件的更优选择。随着时间的推移，人力成本将变得越来越高，陆军预算占国防预算61%的分配政策也限制了我们的战略选择。可悲的是，81%的陆军预算被用于人力开支和基本军备维护。

简言之，我们可以赋予海军和空军更大的作用，通过退役和减少征兵在五年内裁军20万，从而更好地实现对中国的常规威慑。裁减军队数量将节省大约3千亿卢比，这笔钱可以平均分配给海陆空三军。陆军可以更换过时的T72坦克，或者装备三个武装直升机中队。海军可以轻易得到其珍视的第三艘航空母舰，空军也能以此建设两个新的、装备齐全的海外空军基地。

中国即将通过从成都修建一条新的高铁来扩大其在中印边境的地理优势。这条高铁靠近并平行于“阿鲁纳恰尔邦”边境（中印边界东段地区），一直延伸到拉萨。印度不能通过投入昂贵的人力来对抗中国，只能在先进陆军控制中印边界西段的同时，联合海军和空军将作战空间转移到对印度有利的地理位置上。

https://indianexpress.com/article/opinion/columns/this-is-how-indian-defence-can-really-deter-china-7419386/

Raja Mohan，拉贾·莫汉，新加坡国立大学南亚研究所主任。

 本周，当印度领导人与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回顾印美关系时，两国关系中潜藏的悖论就凸显出来了。莫迪总理已经与拜登总统就美印两国的双边、地区和全球合作达成一致。这种雄心壮志源于两国利益前所未有的融合。但是印度战略界内部的讨论仍然令人担忧。

自1990年代以来，美印关系已取得长足进步。两国的政治和安全合作不断加强，经济交往和社会联系不断扩大，在美国的印度侨民对美国的影响也在不断加深。然而，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那些易于触动舆论和政界敏感神经的问题从未改变。

美国总统想在克什米尔问题上进行斡旋吗？美国关于民主和人权的言论会破坏印美关系吗？印度国内的讨论经常会像这样陷入新的、矛盾的恐惧中。美国是否会全力支持印度应对中国挑战？印度国内对此颇为担忧。与此同时，印度也担心美国会“诱骗”（entrap）印度与其结盟。虽然印度希望美国作出钢铁般的保证，全力支持印度（这是盟友应该做的），但印度坚持认为，美印两国永远不会结盟。

与美国的每一个分歧在印度都具有比生命更重要的意义（但即使是正式盟友也不会在所有问题上都达成一致）。随着印度在国际体系中的权力地位不断增长，美印两国有了更大的相互迁就的空间。然而，“小国综合症”仍然困扰着印度的外交政策精英。

经济方面的情况也大体类似。尽管印度现在是世界第六大经济体，但人们永远都在担心美国会将全球化强加于印度。甚至当印度在解决气候变化问题上表现得更加积极时，印度国内的讨论仍然高度保守。

虽然印度政府在处理传统上被视为不可调和的分歧时似乎相当自信，但印度政策和舆论之间的差距依然存在。部分问题在于，自印度独立以来，印度精英就在意识形态方面对美国形成了根深蒂固的怀疑。过去几十年，从拉吉夫·甘地到纳伦德拉·莫迪，历任总理都在遭遇政治阶层和官僚机构巨大阻力的情况下，为改善美印关系投入了巨额政治资本。尽管如此，印度精英对美国的怀疑仍然挥之不去。

有很多理由可以解释为什么印度的舆论跟不上政府政策转变的步伐。其中之一是，对双边关系的狭隘关注阻碍了人们正确评估影响美国的更重要因素，这反过来又限制了人们认识双边关系新的可能性。

可以肯定的是，在华盛顿嘈杂的环境中辨认政策信号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是，那些与美国有着重大利害关系的国家别无选择，只能培养自身的能力，在看似嘈杂的背景中，辨认出美国外交政策制定的总体路径。然而，印度没有为促进公众更加了解美国提供足够的投资，这使上述问题更趋严重。与印度不同，中俄都为各自大学和智库的美国研究投入了大量资源。印度政府和私营部门有望在不久的将来弥合这一差距。

在拜登总统任期的最初六个月里，印度几乎没有就美国正在发生的非同寻常的政策转变展开有效的辩论。

在国内方面，拜登打破了罗纳德·里根开启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该政策得到历届政府的支持，包括克林顿和奥巴马——拜登总统的两位民主党前任。如果说过去四十年美国的经济政策总体右倾的话，那么拜登在国家与市场的关系上可以说是左倾的。

拜登和特朗普一样，他也质疑美国过去不加批判的经济全球化。如果说特朗普的目的是美国优先，那么拜登则希望确保美国的外交和经济政策为中产阶级服务。拜登近期不打算签署任何自由贸易条约。如果说过去美国政策的目的是为华尔街开辟金融市场，那么拜登打破了这一惯例。拜登的高级顾问表示，为华尔街打开国际市场的大门不是白宫的职责。

自拜登执政以来，美国的外交政策也经历了巨大变化。部分是为了与中国开展激烈竞争，拜登强调重启美国经济。更宽泛的说，拜登认为，必须调整美国在过去四十年里与中国不加批判的经济合作，以应对中国对美国提出的诸多挑战。

拜登决定，美国必须有效回应中国在印太地区咄咄逼人的政策。该决定得到共和党的大力支持。拜登还致力于使美国的传统联盟重现活力，从而组建起反对中国的统一战线。他还试图通过调整美俄关系，克服美国对俄罗斯的敌意。

拜登为美国树立的新定位为印度拓展和深化美印关系创造了很大的空间。但是，让怀疑美印关系的人感到兴奋的民主和人权问题呢？它们会损害美印关系吗？民主是美国建国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对美国而言，在国内外实现这一理想并非易事。在国内，美国正处于为恢复其民主活力而采取的新努力的阵痛之中。与其前任不同的是，拜登认识到，重现美国民主活力是支持世界民主运动的最佳方式。在国内，通过限制携带武器的宪法性权力，以及保障少数族群的投票权，拜登强调了打击制度性种族歧视的重要性。拜登的努力将为印度自身的民主改革提供宝贵的经验教训。对于新的监控技术和大规模技术垄断给民主治理带来的挑战，美印两国也有很大的可讨论的空间。

促进民主与在海外追求美国国家利益之间长期存在矛盾，美国一直在努力调和这对矛盾。美国对促进民主的独家关注既是罕见的，也是代价高昂的，最终并未取得预想的成果。印度在其邻国推广民主的经验与美国的经验颇为相似。

美印两国在民主和人权问题上有许多可供交换的意见。与此同时，两国还有着广阔的新议程，包括阿富汗问题、印太问题、疫苗外交、全球经济机构改革等。民主和人权只是其中的一部分。随着两国加强双边合作，美印伙伴关系或将从一时新鲜走向常态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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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vek Mishra，维维卡·米什拉，印度世界事务委员会研究员。

四方安全对话近年来的发展反映了其成员国在印太地区更大的地缘政治野心，即通过建立灵活多变的伙伴关系恢复区域权力均衡。中国是四方安全对话权力博弈的首要目标，但四方安全对话成员国试图掩盖这一显而易见的议程。他们声称该机制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民族国家有权建立伙伴关系以及联盟并开展公平竞争。然而，中国仍然是衡量四方安全对话效力最可靠的标准，对中国的态度是评估四方安全对话成员国对该机制所作承诺的有效指标。根据这一指标，美国对中国采取了强烈的敌对立场，而印度有时被描述为四方安全对话中最薄弱的一环。不过，自疫情爆发以来，情况发生了变化，四国对中国的态度变得更为强硬。中国不断增长的大国竞争力、中美日益缩小的实力差距、中澳彼此日益加剧的敌意、中国对日本的持续威胁、中印的边境冲突以及全球一致要求确定新冠病毒传播责任等因素，都要求四方安全对话尽快实现既定目标并扩大其议程的覆盖范围。

四方安全对话多年来的发展使该机制发生了一些细微的的变化，制衡中国仍然是其最主要的目的，但不是全部目的。该集团内部各种双边和三边机制的出现进一步巩固了成员国之间的伙伴关系，如印日美三边机制、日澳印三边机制以及美日澳基础设施建设三边机制等，所有这些都为加强和扩大四方共识建立了坚实的基础。此外，疫情肆虐为四方安全对话创造了新的合作需求，例如在疫苗研制和恢复人员往来等领域，四国需要保持可靠和可预测的外交、政治和贸易相互依存的渠道。正是在以上领域，四国在疫情期间展现了该机制的团结、灵活和与时俱进。尽管成员国之间的合作范围也比以往任何时期都要广阔，但在美国领导下，四方安全对话仍然显现出了新的活力，集团内部的合作也得以深化。可以说正是在疫情期间，四方安全对话找到了“新任务”。

四方安全对话是四国印太政策的核心。更重要的是，拜登政府早期的政策表明，四方安全对话是美国亚洲政策的核心部分。随着美军撤出阿富汗，美国有充分的战略理由将其政策重点转向印太，以便更有效地应对中国问题，并帮助其他四国集团成员实现在该地区的利益。拜登愿意延续其前任的印太政策也从大战略的角度表明了印太对美国的重要性。

对其它成员国而言，四方安全对话也逐渐变得越来越重要。疫情期间，四国与中国的关系都出现不同程度的恶化。随着双方相互采取报复性措施，疫情发生以来，澳大利亚与中国的复杂关系急剧恶化。最近，澳大利亚呼吁对新冠病毒的起源进行独立调查，矛头直指中国，导致中国对澳大利亚出口的葡萄酒、煤炭和大麦发动贸易制裁。两国已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中止“中澳战略经济对话”框架下的所有活动。日本推迟了习近平原定于2020年4月对日本的访问。中日关系曾发生过很多波折，随着中国今年20次进入尖阁列岛（编者注：中国钓鱼岛）的日方控制水域，两国的关系更加紧张。新冠疫情造成日本的贸易和供应链中断，导致日本决定投入235亿日元将生产转移到中国以外的第三国。

对过去被视为四方安全对话最薄弱环节的印度而言，新冠疫情造成的全国封锁与中国在两国边境地区的“侵略”活动几乎同时发生。尽管如此，中印两国边境局势最初出现紧张态势时，印度并没有追究中国传播疫情的责任，但加勒万河谷冲突将印度推到了悬崖边上。印度决定采取一系列措施加强四方安全对话，如将对话提升到部长级以及批准澳大利亚加入马拉巴尔演习。随着四方安全对话提升到首脑级别，这些措施得到了进一步加强。此外，在双边层次，印度对中国的立场更加强硬，宣称边境问题必须被纳入双边关系范畴加以考虑。印度继续主张，要想使两国关系正常化，必须首先在边境地区实现和平。疫情期间，印度在国内所采取的一些措施也表明，它希望逐步减少在贸易和供应链方面对中国的依赖。中国在边境地区咄咄逼人的姿态迫使印度修改了外国直接投资法，并与四方安全对话其它成员国一起推动供应链多样化。

美印伙伴关系的加强也被认为是中印关系恶化的结果。尽管美印两国都将应对疫情挑战作为其优先事项，但疫情期间，双边关系仍然得到了进一步加强。拜登对四方安全对话的重视促进了这一进程。四国安全对话第一次首脑会议表明拜登总统正在认真考虑印太问题，据此可以推断美国的亚洲政策。

今年早些时候召开的首脑会议是四方安全对话历史上最重要的一步，四国首脑首次通过线上形式齐聚一堂。这次峰会是拜登总统在他上任后第一周提出的，峰会的召开不仅赋予了美国印太决心以严肃性，四国还试图借此巩固它们之间的伙伴关系。

这些志同道合的民主国家承诺到2022年为亚太地区提供10亿剂疫苗。根据商定的分工计划，为这一雄心勃勃的项目所提供的资金以及疫苗的生产和分配将由四个成员国分担。四国领导人还讨论了他们在整个印太地区的“共同挑战”，如海洋安全、网络安全、关键技术、反恐、优质基础设施投资、人道主义援助和救灾等。此外，四国还强调了在加强民主联盟、应对气候变化以及维护网络安全等方面的伙伴关系。或许最重要的是，四国领导人在峰会上发表了一份名为“四方精神”（The Spirit of Quad）的联合声明，该声明概述了四个成员国承诺承担的关键责任和给予关注的重点领域。

有趣的是，除了共同在东海和南中国海确保基于规则的海洋秩序以外，“四方精神”还提出了一系列不断扩大的任务，包括应对疫情和气候变化的挑战，以及四国对朝鲜无核化的承诺。四国在峰会期间还提出了三个关键的政策伙伴关系倡议，包括疫苗伙伴关系、气候变化工作组以及关键和新兴技术工作组。之所以建立这三个伙伴关系，是为了提升四国的整体协调效率。这些伙伴关系中的每一个都强调了四国近期的优先事项，以加强它们在具体问题上的合作。

这些新的努力是为了使四方安全对话成为处理印太地区事务的中心，四国在疫情期间所采取的措施确实巩固了该机制的宗旨。然而，该机制的真正优势在于其灵活性，即使其议程不断增加，也有越来越多的国家通过“Quad+”等机制与四方安全对话国开展合作，四国也就东盟的中心地位达成了更加坚定的共识。此前，四国在处理中国问题时有不同程度的犹豫，现在这种犹豫也在减少。就印度而言，与中国的边境冲突被视为其对华谨慎政策的转折点。  

四国关于确保基于规则的秩序的承诺是为了在印太地区建立有利的力量平衡并限制中国的长期影响力，该意图得到了英、法、德、韩、新、越等太平洋国家的支持。为了使该机制倡导的价值观在印度洋和太平洋地区广泛传播，四方安全对话还试图成为“多联盟国家”（multi-aligned countries）构成的组织。

四方安全对话曾长期被认为是针对海洋领域的组织，但随着该机制议程的不断增加，以及探索在核心小组之外扩大伙伴关系，四方安全对话可能需要将大陆问题纳入其议程，这可能是该机制新的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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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jiv Bhatia，拉吉夫·巴蒂亚，梵门阁杰出研究员，曾任印度驻缅甸、墨西哥大使，主要研究领域在四国集团与印太相关事务。

美日印澳四国领导人正欲于今年在华盛顿举行首次面对面峰会，殊不知中国联合俄罗斯、巴基斯坦和伊朗三国发起的一个四国集团也正在酝酿之中。在中国共产党成立百年之际，中国一直在地缘政治棋盘上谋划下一步行动，打击印太四国集团就是其计划之一。这是否真的会对民主四国集团造成威胁？我们不妨结合其他国家来看待这一联盟。

首先，尽管中俄关系以往历经波折，但近年来双边关系持续发展，两国将其定义为“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甚至可以按需转变为联盟。今年6月1日，两国外长共庆《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0周年。该条约向来被视作是抵御以美国为首西方阵营的堡垒，是中俄两国为巩固自身在国际事务中的优势和影响力而签署的一项团结协议。

中俄是对抗新冠肺炎的合作伙伴，二者在经贸、科技和技术创新方面的合作不断深化。俄罗斯向中国提供能源资源，分享国防技术；反过来，中国提供俄罗斯所需的资金、设备和商品。但两国间的友好关系并非毫无间隙。俄罗斯怀疑中国“想要侵占其远东领土”，也会因莫斯科已成为次要合作伙伴的观念而感到不快，但考虑到中俄关系，俄罗斯政府往往会克制这些想法。

西方战略家一心思考如何在莫斯科和北京之间挑拨离间，但这显然是知易行难。俄中两国政府和战略之间存在极大的趋同性。2021年3月，俄罗斯国际事务委员会(RIAC)项目主任伊万·蒂莫费耶夫(Ivan Timofev)在接受“环球时报”采访时表示，“中俄虽然不是联盟，但它们之间不仅仅只是伙伴关系。”

其次是巴基斯坦，中巴关系的发展是建立于双方对印度都怀有敌意这一基础上的，但两国对印的敌意深度却不尽相同。中巴两国在 2018 年 11 月 25 日的联合声明中将双边关系定位为“好邻居、好朋友、好兄弟、好伙伴”，双方建立了“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巴基斯坦也从与中国的友好关系中不断获取到政治和经济红利。

中国认识到了巴基斯坦的中心地缘战略位置，也认识到了它的价值，即巴基斯坦能将印度限制在地区参与者的角色上。战略契合、经济利益和密切的安全合作构成了当今的中巴关系。中巴合作打击极端主义、恐怖主义和分裂主义的意图本不应冒犯任何人，但巴基斯坦却声明它不会采取任何行动“阻碍中国严厉对待国内穆斯林少数民族”。

自2013年以来，价值620亿美元的中巴经济走廊(CPEC)已然成为两国关系的核心，这一慷慨的经济计划涵盖了基础设施、交通、能源、工业和农业等领域。然而，有专家指出，中巴经济走廊最近有失水准，由于没有进行经济改革以及安全挑战的加剧，巴基斯坦的经济总值未能如期增长。伊斯兰堡现在还忙于制定针对“后美国时代的阿富汗”的各种政策，它不仅需要协调与中国的利益，还需要协调与伊朗、俄罗斯和中亚邻国的利益，在某种程度上还需要协调与印度的利益。巴基斯坦仍将是中国坚定的合作伙伴，但鉴于美巴之间的长期关系，它也将回应美国在军事和经济领域的提议与援助。

最后，中伊两国都视美国为眼中钉，这也推动了两国关系不断巩固发展。今年3月，两国就加强全面经济合作达成一项为期25年的协议。这项协议的核心是中国计划向伊方投资 4 亿美元，伊方长期向中国供应石油和天然气。伊朗外交部称，该协议是计划蓝图，但不包含任何合同、价格或彼此的专有权利。这项建立在习近平主席2016年1月访问伊朗及中伊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基础上的协议，旨在支持“他们的核心利益”——尊重彼此独立、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以及伊朗对一个中国政策的承诺。

在美国退出“联合全面行动计划”(Joint Comprehensive Plan of Action，JCPOA)的问题上，中国努力将自己塑造成伊朗主权和民族尊严的坚定维护者，并呼吁美国重返该计划。“欧洲前沿倡议(Frontier Europe Initiative)”高级研究员亚历克斯·瓦塔纳卡(Alex Vatanaka)表示，如果美国继续实施制裁且美中冲突升级，这项4亿美元的投资计划可能成为伊朗经济复苏的“保险单”。

简言之，这三对关系既充满活力又不乏脆弱性。普京在日内瓦的“普拜会”上表示如果他的底线得到尊重，那他有意愿改善与美国（和欧盟）的关系。伊朗对“联合行动计划（JCPOA）”兴味盎然，若计划成为现实，美国的杠杆作用或将增强。中方的忠实伙伴巴基斯坦则不大好预测，但其实力强大的军方仍对改善对印关系较为感兴趣。

由此，印度在民主四国中的任务便凸显出来了，那就是动用一切力量削弱中国与另外三方的关系。中国版四国联盟是有缺陷的，因为它建立在四国有限的共同利益和对共同敌人的敌意之上，四方没有达成有说服力的共同原则或价值观。民主四国应该加强彼此互动，而印度也应密切关注中方的一举一动。

https://www.hindustantimes.com/opinion/democratic-quad-vs-china-s-quad-101626615380664.html

Shashi Tharoor 沙希·塔鲁，印度议会国大党第三任期在任议员，曾任联合国主管传播和新闻事务副秘书长、印度议会对外事务委员会(Foreign Affairs Committee)主席。

一个多月前，印度总理莫迪领导的印度人民党政府低调地庆祝了执政七周年，并没有采取类似于以往那种大张旗鼓的方式。印度政府的谨慎行为在许多方面表明这个国家正深陷重围。

首先，新冠疫情已经蔓延到了整个印度，而当局对第二波疫情浪潮的反应显得既无能又不负责任。到目前为止，疫情已导致近40万人丧生，而非官方估计的死亡人数还要比这高得多。印度有3000多万人感染了新冠肺炎；在过去的三个月里，医院人满为患导致医疗保健系统在压力下崩溃，许多人不得不为基本的药品和氧气供应而苦苦挣扎。尽管政府吹嘘自己阻止了一场重大灾难、造福了世界，但政府未能订购足够的疫苗，只有4%的印度人完成了疫苗接种。

其次，印度经济发展也不景气。目前国内GDP增长率已经下降，这在一定程度上是2020年3月以来开始实施、随后又断断续续进行的全国范围内的严格封锁造成的。2020年，大约7500万人的生活水平跌落到贫困线以下，97%的印度人认为自己在过去一年里变得更加贫穷。印度失业人数也达到了有记录以来的最高水平。数以万计的中小微企业(特别是那些员工不到20人的企业)被迫关闭。据估计，去年印度的中产阶级人数减少了3200万。很明显，自2019年5月莫迪政府连任以来，印度人民的生命和生计都处于危险之中。

最后，更糟糕的是印中边境紧张局势丝毫没有缓和的迹象。中国在2020年春天“越过拉达克争议领土，并挑起了一场夺走20名印度士兵生命的军事冲突后”，一直未能与印度完全脱离接触。中国在11轮徒劳的谈判中拒绝从2020年控制的阵地上撤军，这让印度坚持恢复原状的希望变得越来越渺茫。

由于与中国的长期敌对态势似乎不可避免，印度不得不考虑迫在眉睫的“中巴联合威胁”，这可能会在两条战线上挤压其生存空间。耗资900亿美元的中巴经济走廊项目作为中国在“一带一路”倡议下的最大投资，使二者间建立了紧密的经济联系，扩大了中国在巴基斯坦的利益。巴基斯坦是印度的敌对邻国，长期以来一直想把印度“千刀万剐”，从未停止过资助和“派遣”恐怖分子越过边境地区。此前，印度一直能够稳定地应对“中巴联合”这一问题，并通过广泛的经济贸易联系以及谦逊的“和平外交”将中国挡在门外。但现在，随着中印在两国边界西段荒原上的和平被打破，巴基斯坦可能会受到紧张局势的鼓舞，追求自身目标，在印度没有准备好“两线战争”的情况下与之对抗。

面对这些愈演愈烈的事态发展，印度试图平息其西部战线上的纷争，寻求与巴基斯坦安全官员进行“秘密谈判”，以缓解印巴之间的紧张局势，消除冲突的可能性。(有报道援引阿联酋外交官的话证实，他们为这些接触提供了便利)。2021年2月在克什米尔争议地区控制线沿线的停火协议已经维持了4个月，该地区氛围已经接近正常化。与此同时，印度继续严肃对待来自中国方面的威胁。印度寄希望于其对巴基斯坦的示好能在短期内取得成功，从而冒险将5万名士兵从巴基斯坦边境调往中印实控线。印度目前约有20万军队驻扎在中国边境，比去年增加了40%以上。这是以牺牲对巴军事准备为代价的，但印度似乎已经得出结论，至少就目前而言，着眼于巴阿西部动荡边境的巴基斯坦，可能不会考虑对印度进行任何冒险的军事行动。

虽然这两个亚洲大国真的为了他们之间的未定边界开战的可能性较小，但中国的行动并不能让人放心。近半个世纪来，中印边境基本上是平静的。据报道，中国人民解放军最近在西藏到新疆的地区都增派了部队，负责在中印边界西段附近的争议地区巡逻。除了部署远程火炮、坦克和火箭弹用于对付印度之外，中国还在争议地区修建了机场、战斗机防爆掩体等建筑。报道显示，近几个月来，中国人民解放军还建立了一支由藏族士兵组成的新队伍，他们比其他队伍更了解当地的复杂地形。中国似乎已经“做好了战争准备”。

鉴于印度目前的经济形势和脆弱的公共卫生状况，加上其实际国防预算一直在减少，印度缺乏与中国发生武装冲突的条件，哪怕是在战争来临时进行自卫。印度选择利用外交技巧和国家间关系来加强自身防御。中国、俄国甚至东盟都对印度与美国、日本和澳大利亚组建的四方对话持怀疑态度，印度应该将这一机制视为一种保护性措施，它更像是盾牌而非利剑。

尽管如此，印度仍面临着相当大的风险。中印边界未定，双方都有大量士兵在积极进行巡逻。在边境管理协议已经崩溃且权力不对称的背景下，这就是灾难发生的前置条件。即使是计划外的事件也可能引发意想不到的后果，还很容易像滚雪球一样演变成一场重大冲突。人们只能希望双方在武器上膛时，手指离扳机尚有一段距离。如今，印度的困境还将持续。

https://www.scmp.com/week-asia/opinion/article/3140393/coronavirus-poverty-pakistan-india-under-siege-not-ready-war

Avtar Singh Bhasin，前印度外交部历史司司长。

尼赫鲁担任第一任总理期间，印度以多种不同方式与中国进行了密切接触。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到1964年尼赫鲁过世，他对中国的态度经历了从高度信任到产生矛盾再到敌对的转变。基于广泛的档案调查和对官方文件的审查，包括首次获得的高度机密文件，我在《尼赫鲁、西藏与中国》这本书中试图捕捉尼赫鲁对中国的态度。

“中印两国是兄弟”（Hindi-Chini bhai bhai）这样的口号所显现的传统观点认为，中印关系如此密切以至于建立了兄弟般的友谊。然而，这种观点是错误的。机密文件显示，尼赫鲁与中国的关系是片面的，几乎不存在任何互惠。

中国怀疑尼赫鲁隐瞒了其对西藏的真实意图。在西藏问题上，中国没有给尼赫鲁任何空间，中国曾再三告知尼赫鲁，西藏问题是中国内政，绝不允许印度干涉。关键问题在于，印度对中国反对西姆拉条约的强烈情绪缺乏理解。中国宣称该条约是不平等条约，是帝国主义遗产，它没有签署该条约。而当中国根据1954年签署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Panchsheel agreement）将印度排挤出西藏时，尼赫鲁却对这五项原则表示赞赏，并称之为“一个非常重要的事件”。

中国曾用许多缺乏尊重的言辞来诋毁尼赫鲁，称之为英美的“走狗”，并将尼赫鲁在联大提出的关于遣返朝鲜战争战俘的解决方案称为“万恶之母”（parent of all evils）。但印度没有理会这一点，因为它需要与当时不在联合国的中国合作。

甚至当中国显现出更关注巴基斯坦利益并为此而损害印度利益时，印度也没有过多在意。中国将印度与不丹的关系描述成黑暗的附庸关系（vassal system）的一部分，并称联合国应当关注不丹被奴役的状况。发生在1956年的西藏叛乱也被归咎于印度。

然而，尽管中印关系中有大量负面因素，尼赫鲁仍然急于维护“中印两国是兄弟”的幻觉，向公众隐瞒了两国关系中的矛盾。在前互联网时代，印度政府可以做到这一点，因为政府选择发布的信息是公众唯一可以看到的新闻。

边界问题是中印关系的致命弱点，在这一问题上，两国的观点必须相互协调。当中国展现出灵活的态度时，尼赫鲁却立场僵化。他忽略了其观点中的许多缺陷，宣称无论有没有地图，印度的边界都不会改变（were what they were）。

在中印边界东段，1914年的“麦克马洪线”将达旺地区“割让”给了印度，但西藏当局对该地区的统治一直持续到1951年，之后才被印度占领。在中印边界西段，印度在1947年独立时，“印度地图调查局”（Survey of India maps）没有确定中印两国在阿克赛钦地区的边界，随后几年重印的地图依然如此。在1954年协定签署以后，尼赫鲁命令收回旧地图并发布新地图。印度政府在新地图中展示了一条全新的界线作为印度边界，并在此后不容许就新边界进行任何讨论。

但是，中印边界是国际边界，需要与利益相关方进行协商才能确定边界走向。然而尼赫鲁仍然毫不妥协，坚持认为中印边界是根据习惯界线和分水岭原则划定，已被大众广泛接受。他认为中国应当接受这条界线，没有必要再进行任何讨论。这是一个不切实际的期望，最终导致了1962年的中印边界战争。

不幸的是，尼赫鲁本人并不确定中印边界的具体位置。1959年12月8日，尼赫鲁在议会表示，他和他的外交部（编者注：尼赫鲁当时兼任外交部长）都对印度的立场有所怀疑。但他仍然表示，印度应当坚持自己的立场，时间会证明这样做是对的。一旦未来面临挑战，相比于1959年，印度将在更有利的位置上来应对挑战。

就在尼赫鲁讲话的几个月以前，外交秘书杜特（Subimal Dutt）表示，1896年划定的西藏-锡金边界是整条边界线上唯一正确划定的边界。这意味着在中印两国漫长的边界中，只有220km的边界得到了确定，（与中国协商）划定剩余的边界显然很有必要。但尼赫鲁总理仍然否认了这一点。1962年，印度为尼赫鲁的悲惨错误付出了代价，一直到今天，印度都深陷其中不能自拔。

https://www.hindustantimes.com/opinion/how-pm-nehru-mishandled-china-101626017738446.html

Harsh V Pant，哈什·V·潘特，观察家研究基金会研究主任，伦敦大学国王学院教授。

由于利益固化和官僚主义竞争的存在，国防改革通常十分困难。多数国家都为了从根本上改变其安全体制而不懈努力，印度也是如此。最近关于建立战区司令部的争论突显了印度进行军事改革的困难。

几十年以来，印度军队的结构和程序一直存在根本性的低效问题。但是，当需要做出抉择的时候，由于缺乏改革的政治意愿，人们往往将维持现状放在第一位。

过去几年，情况发生了一些改变，印度军队开始了一系列国防改革。自印度独立以后，人们致力于改变印度军队组织方式的意愿从未如此强烈。早在2015年12月，莫迪总理就在联合指挥官会议（Combined Commanders Conference）上发表讲话时强调：“如今，各大国都在减小军队规模，更多的依赖技术提升军事能力，而我们却在不断寻求扩大我们的军队规模。很难在扩大部队规模的同时实现军事现代化，而且也没有这个必要。我们需要的是灵活、机动的军队，这支军队应当依赖技术，而不仅仅是靠士兵的勇气”。

本届政府坚定改革的立场，并确实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包括任命第一位国防参谋长（Chief of Defence Staff），并成立了军事事务局（department of military affairs）。该局提出了一份涵盖101种国防物资的进口禁运清单，大力推动武器装备国产化。由于政府鼓励私营企业更深入地参与国防工业，印度在国防出口领域的形象已经发生了明显改变。此外，政府还改革了军工厂的管理体制、加强国防技术的研发工作、加快边境基础设施建设，并为女性加入军队提供了更大便利。

在这些改革进行的同时，三个军种也被要求改革其内部的结构和程序，以提升运作效率。印度的国防规划缺乏整体视野，三个军种以及民事和国防机构经常出现职能重叠。三个军种各自改革的新方法意味着，威胁感知和部队结构等问题往往不是通过集中化的方式来解决的，每个军种都可以在自身的层面上推动议程发展。

由于在资源分配方面效率很高，国防参谋长预计将在人事、培训、军种预算的优先事项甚至每个军种的后勤要求等方面为政府提供指导。国防参谋长必须鼓励建立联合战区司令部（Integrated Theatre Commands）。为实现这一目的，他应当与各军种参谋长、国防部以及国防参谋长办公室内的三军人员协商，以上人员和机构都应该为执行指导、建设和规划工作做好准备。

如果联合战区司令部指挥官对其属下的部队拥有行动指挥权和一定的预算控制权，印度军队就能提高作战效率。不过，提升效率并不是最重要的目的，这一机构可能带来的最关键的变化是使印度三军作为一个联合起来的整体执行任务，而不是像之前一样各自为战。

有人对这一整合过程提出了批评，认为这将使陆军在军中的主导地位永久化，并扩大陆军对作战行动的控制权。最近对国防部高级官员一些声明的争议似乎表明，未来的改革道路可能会很艰难。

没有任何国家的国防改革是容易的。与其它所有官僚机构一样，军队自己没有改变现状的动力。美国1986年通过的戈德华特·尼克尔斯国防部重组法（Goldwater-Nichols Department of Defense Reorganization Act）被视为军队改革的典范，但它的产生并不是为了响应自下而上的改革呼声，相反，是美国国会将这项立法强加给因军种竞争而分崩离析的国防部，国防部本身对这项改革没有多少兴趣。这种强制性立法的结果是产生了世界上联合程度最高的军队。这一里程碑式的法案后来引发了更广泛的联合。

有一种流行的说法认为，印度文官政府和军队之间存在分歧，限制了国防领域的有效改革。这种说法很可能是正确的，但在解决这一问题之前，三大军种必须先解决内部分歧。如果他们想要得到政府的理解，他们就必须首先更好地相互理解。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印度军人需要接受更好的训练和教育。过往很多年，印度军官都在各军种内部接受训练，导致他们无法理解其它军种，更无法理解其它军种的角色。

如今，印度军队领导人看待国家安全挑战的角度大相径庭。如果说目前关于战区司令部改革的争议产生了什么经验教训的话，那就是军队领导人迫切需要反省，印度军队是如何以及为什么走到今天这一步的。在文官政府决心完成军队改革的时候，如果因为军种内部的问题而使改革半途而废，那将令人倍感遗憾。

https://www.hindustantimes.com/opinion/indias-armed-services-must-prepare-for-reform-101625567714773.html

Birender Dhanoa， 退役少将，曾任教于印度陆军战争学院，并曾驻扎于印度西部边境。

6月28日，彭博社(Bloomberg)发表报道并断言：印度将5万增援部队(及新装备)部署到了北部边境各地，对中国采取了进攻性的军事姿态，这将是一个历史性的转变。报道还指出，在指挥官被迫对中国的威胁采取防御姿态之前，这种从西到北的力量再平衡让他们可以进行“进攻性防御”，从而使针对中国的整体威慑姿态变得更加强大。其他网络新闻平台和印刷媒体也正反复提及这一点。尽管这些报道的基本事实无误，但媒体仅仅解释了“再平衡”的相关历史决策和表面效果。只有更深入地审视，才能务实地看待这个问题。

除了班公湖与凯拉什山脉地区的脱离接触外，印中军队在边界西段的对峙没有任何缓和的迹象。从去年6月在加勒万山谷第14号巡逻点的血腥战斗，以及8月中国对印度抢占凯拉什山脉(Kailash Range)的激烈反应来看，这显然不是一场普通的两国实控线对峙。彼时，两国都建立了强大的武装力量，并大致保持在相同水平。所以五万军队的历史性调动绝不是突发性事件。印度基础设施及军队的建设一直按照能力发展计划进行，这一计划基于自2006-2007年以来对战略威胁进行的一系列分类评估(作者参与了两项此类研究，以考察军队的转型)，以及中国研究小组(China Study Group，CSG)对印中接壤地区基础设施发展的指导。快速回顾过去十年印中边境军事紧张局势的时间线，就可以得出一些关于力量再平衡的合理结论，这对我们有很大的启发意义。

中国在“拉达克东部、中部(喜马偕尔邦和北阿肯德邦)、锡金和阿鲁纳恰尔邦（我国藏南地区）”的主权主张是众所周知的，也是有文件记录的。自1993年以来，印中两国签署并遵守了一系列边境议定书与边境协议。直到2013年，中方在中印边界西段的德普桑平原(Depsan Plains)集结军队，打破了边境地区的和平与安宁。发生在德普桑平原的对峙经过三周多的一系列谈判才得以解决。次年，在习主席首次访问印度前夕，印中军队在楚玛尔(Chumar)地区就修路问题再次展开对峙。16天后对峙局势得到解决，随即印度在该地区部署了近一个旅的部队。中印最严重的对峙发生在2017年6月，位于洞朗高原的印度-不丹-中国三国交界附近。印度代表不丹阻止中国修建横跨托尔萨河(Torsa River，中国境内称康布麻曲）狭窄处的道路，因为这可能使中国军队在冲突时期绕过防御工事，给印度西里古里走廊(Siliguri)的战略安全带来更大的威胁。这场对峙持续了两个多月，两国在纵深地区部署了师级规模的兵力，印度空军和海军都参与其中。尽管对峙在两国最高层谈判后得到了解决，但在洞朗事件发生之时，印度武装部队已经在“中巴勾结”的威胁中战斗了将近十年。如今印度军队必须为未来边境局势预留专门的部队，以避免放弃任何争议地区的领土主张。新冠疫情期间，中国军队于2020年4月在中印边界西段加大赌注，大肆投放军力和战备，意在对印示强。

回顾中印军事的紧张局势可以发现两个事实：第一，印度领导人及军方早在近十年就意识到了日益增长的威胁。第二，如果说现在印度有能力在拉达克和“阿鲁纳恰尔邦”（我国藏南地区）等地部署更多部队与军事设备，并在摩擦点附近长期维持这一部署，那是因为构思于世纪之交、由团结进步联盟（UPA）政府最初推动、莫迪总理在两届任期内都积极贯彻的政治进程发展到了顶峰。全国民主联盟（NDA）政府在过去七年中持续且全面地为基础设施建设投入资金。铁路、公路和航空建设让拉达克与“阿鲁纳恰尔邦”（我国藏南地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能更好地和印度各地连接在一起，这可能间接导致了中国的“好战姿态”。

自2012年中国成为主要对手以来，印度三军都进行了国防采购并积累了庞大力量。印度军事力量的提升主要集中在陆军和几个空军层面上，包括为东部司令部增派步兵师、组建山地突击队、增派远程火箭炮和导弹、增设电子战部队、提升防空力量等。印度陆军还加强了后勤基础设施，旨在为常年驻扎高海拔和复杂地形地区的增援部队提供支持。印度空军已经具备了重型战略运输与特种作战能力，部署了C-17和C-130J运输机、可依据拉达克和东部山区地形要求快速运输部队并保障后勤的CH-47“奇努克（Chinook）”中型运输直升机以及强大的AH-64E多功能攻击直升机等。近期，阵风战斗机的部署又增加了印度空军的进攻能力。空军预计还将在今年从俄罗斯接收S-400 “凯旋（Triumf）”地对空导弹系统。

总而言之，印度历史性的军事转型有时是受邻国影响而被迫进行的，但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已经持续了十年的、缓慢且深思熟虑的建设进程。安全部门最初可能反应很慢，但必须承认他们对威胁的认识非常清晰，并与之在战略与战术层面上进行了长期对抗。印度军事力量的再平衡只是事态发展的高潮，如果中国自2017年以来没有如此明显地对印度示强，这一进展可能未来几年都无法出现。边境对峙爆发恰逢新冠疫情蔓延，而印度加强了对边境的控制，这突显出印度的政策可能并不总是符合预期，但它们确实在危险来临时奏效了。

https://www.orfonline.org/expert-speak/rebalancing-forces-against-china-an-ongoing-process-or-a-paradigm-shift/

Suhasini Haidar 苏哈西尼·海达尔，印度教徒报国家事务与外交事务编辑。

在决定重组查谟和克什米尔政府两年后，印度中央政府似乎正在重新考虑当时宣布的一些目标。印度总理莫迪正与克什米尔领导人接触，讨论该地区政治进程的发展。莫迪和内政部长阿米特·沙阿(Amit Shah)提出了2019年8月5日修改宪法第370条行动在消除当地恐怖主义以外的三个具体目标：一是促进印度其他地区推动查谟和克什米尔发展；二是“收回”被巴基斯坦和中国“占领”的领土(即巴控克什米尔与中国的阿克赛钦)；三是结束克什米尔地区的“王朝”统治转而支持“新克什米尔（Naya Kashmir）”政体。最重要的是，印度政府强调，这纯粹是“内部”决定，不影响印度与其他任何国家的关系。外交部长苏杰生还在国外进行了一系列访问，以解释其细微差别。

虽然两年的时间可能不足以判断印度政府的意图是否成功，尤其是在新冠疫情的影响下，但客观而言，印度政府未能在这些目标上取得进展。自2019年以来，当地的恐怖主义和暴力事件无疑有所减少，但这是以安全名义下的大规模贫困为代价的。在查谟和克什米尔地区，当局逮捕了5000多人，创下民主国家关闭互联网长达213天的先例，军队部署仍然保持在和平时期的最高水平。克什米尔平民每天都面临着安全部队的恐吓，收入不断减少，他们的孩子也无法接受学校和在线教育。到目前为止，让投资者相信持久和平已经到来的努力一直举步维艰。尽管政府声称已经从全国各地的企业那里获得了400多份承诺在查谟和克什米尔联邦领土上投资的谅解备忘录，但考虑到国民经济状况，这只有在资金真正到位后才能得到验证。

沙阿在议会声称，印度政府愿意为了“夺回巴占克什米尔与阿克赛钦牺牲生命”。但面对印中2020年4月以来在实控线沿线的冲突，这一主张似乎难以实现。考虑到中国在边境地区的行动以及印中军事、外交谈判均未能恢复边境局势的现实情况，印度陆军总司令认为印中实控线附近任何有可能的冲突都需要考虑印巴控制线因素。这一考量通常被印度军方视为两线战争“局势”，表明“中巴联手”带来的威胁感日益增长。现在就连美国也不太可能支持任何涉及巴控克什米尔的军事演习，因为它靠近阿富汗战场，而美国的撤军和塔利班日益强大的实力也将增加印度的风险。

最后，尽管有人试图建立一个新的政党(APNI党)，在协商期间排挤主流政党，甚至在会见别国外交官时推动“地区发展委员会成员（District Development Councillors）”成为克什米尔新领导人。但印度中央政府与查谟和克什米尔14名领导人(其中许多人已被捕数月)的接触表明，政府的“新克什米尔”政体计划与以前被内政部长称为“古普卡尔集团（Gupkar Gang）”的政体没有太大不同。

尽管政府一再声称其8月5日有关查谟和克什米尔的决定是“内部决定”，但这一说法也受到了严峻的考验。虽然外交部及外驻使团做出了相当大的努力，但现在有越来越多的国家与地区都在讨论克什米尔问题，包括美国、英国、欧盟和一些北欧国家。同时，由欧盟议员、大使和联合国外交官组成的几个代表团已被护送到查谟和克什米尔以视察当地局势。讽刺的是，那些在2016年乌里袭击事件后公开支持莫迪政府军事行动的国家，以及那些在2019年普尔瓦马袭击后公开支持印度空军发动巴拉科特袭击的国家，也选择了批评印度内部的政治行动。此外，联合国安理会至少对克什米尔争端进行了三次讨论，而安理会自1971年以来从未触及过这一问题。

更令人难堪的是，有人认为，与克什米尔前任领导人接触、讨论重启政治进程以及推翻8月5日将该地区降级为联邦领土的决定，不仅仅是出于国内考虑。很显然，在过去的几个月里，印巴正在通过秘密对话讨论与克什米尔问题相关的保证条件，这将促成更广泛的双边对话。与之前对全民公投和联合国决议的主张相比，巴基斯坦已做出巨大妥协。巴基斯坦总理伊姆兰·汗(Imran Khan)最近发表声明称，如果印度宪法修正案出现逆转，或者如果莫迪政府就克什米尔问题提供一份“路线图”，他就愿意与印度对话。即使巴基斯坦坚持恢复印度宪法第370条，这与它此前质疑该修正案有效性的态度相比，也是一个转变。查谟和克什米尔暴力活动的减少以及巴方言辞的软化都表明，在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将其列入黑名单的持续威胁与国际社会压力下，巴基斯坦表现出了外交上的灵活性。

显然，印巴鹰派集团的妥协并不源于内部的反思，美国、沙特、卡塔尔和阿联酋的推动也存在一定影响，阿联酋特使公开将其行动称为“调解”。卡塔尔特使最近披露，印度官员在多哈与塔利班领导人接触也是系列举措的一部分。政府决定关闭其在贾拉拉巴德和赫拉特的两个驻阿富汗领事馆，这一决定此前被称为因新冠疫情而采取的临时举措，但实际上显然与美国撤军后的安全担忧有关。

在更广泛的地缘政治背景下，随着美中对抗的呼声越来越高，印度的全球战略将进一步受到考验。印度认为美国将减少印度西部来自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的威胁，而美国对印度、中国和印太地区合作的预想显然与印度的期望不相称。印度政府两年前试图打破查谟和克什米尔这一棘手局面，如今它似乎正被卷入一场更为复杂的区域多米诺骨牌游戏，印度的安全利益愈发面临严峻挑战。

https://www.thehindu.com/opinion/lead/the-kashmir-outreach-and-the-afghan-storm/article34939740.ece

Avinash Paliwal，阿维拉什·帕里瓦尔，伦敦大学亚非学院高级讲师。

过去数十年，鉴于塔利班对巴基斯坦的依赖、它所秉持的宗教极端主义观念以及对包括克什米尔恐怖分子在内的跨国圣战者的支持，印度一直拒绝与塔利班接触。但印度在多哈对塔利班的“悄悄访问”（quiet visit）标志着印度的对阿政策发生了重大转变，美国撤军是引起这一转变的导火线。

在分析印度与塔利班接触的成本和收益之前，有必要重申印度对阿政策的关键动力，即确保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之间保持战略平衡。尽管这些国家之间存在权力不对称，但印度仍然希望确保那些批评巴基斯坦干涉主义的阿富汗民族主义者继续保持活跃，这就是为什么印度坚持倡导“阿富汗所有、阿富汗主导”（Afghan-owned, Afghan-led）的和解进程。因此，与塔利班对话既是防止印度利益受损的一种手段，又可以使印度深入了解塔利班内部的民族主义思想。

这一成功接触的好处显而易见。塔利班认可印度在阿富汗发挥的建设性作用，不希望减少印度在阿富汗的外交存在。尽管塔利班不能保证阿富汗领土不被用于反印活动，但它明确表示不支持这类活动。塔利班一直避免卷入印巴对抗，并希望自己与克什米尔的混乱局面保持距离。在多哈与塔利班建立的联系使印度官员倾向于认为塔利班不会与印度公开敌对，双方甚至有可能建立更加密切的联系。

但是，这次接触也不是毫无风险的。

首先，塔利班可能在巴基斯坦的怂恿下收回其承诺，破坏印度的利益。与印度对话的塔利班成员可能会被排挤，甚至可能被亲巴基斯坦的强硬派取代，后者显然是更糟糕的结果。塔利班领导人的家属住在巴基斯坦，这为巴基斯坦提供了宝贵的筹码，众所周知，巴基斯坦希望减少印度对阿富汗的影响。因此，印度面临的上述风险相当大。印度对1999年的IC814航班劫持案难以释怀。当时印度在阿富汗的盟友正忙于内斗，而塔利班在巴基斯坦怂恿下不断在坎大哈侵扰印度。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印度驻贾拉拉巴德和赫拉特的领事馆被迫关闭。这一事态为那些对印度与塔利班合作持怀疑态度的人提供了很好的理由。

其次，印度与塔利班的联系可能会加速喀布尔政权的垮台，并使印度与它在阿富汗的盟友的关系复杂化。自与塔利班对话的想法被国际社会接受以来，这一担忧一直在阻止印度与塔利班发展关系。2012-2013年，阿富汗时任总统卡尔扎伊指责美国与塔利班联系。受此影响，印度暂时结束了它与塔利班的接触。当时印度之所以与塔利班接触，是为了评估他们摆脱巴基斯坦影响的意愿，以及他们在美国撤军以后对印度的态度，如今的接触仍是为了同样的目的。

尽管面临着上述风险，印度仍有必要与塔利班开展对话。首先，不管印度做什么，这些风险始终存在。无论是否与塔利班对话，塔利班的立场都可能向巴基斯坦倾斜，从而损害印度的利益。在不考虑其它因素的情况下，印度不与塔利班接触可能会使它在喀布尔政权垮台以后面临更大的损失。其次，印度对喀布尔政权的支持以及它与杜斯塔姆、卡尔扎伊等权力掮客的关系，减少了印度与其盟友关系下降的风险。除了被孤立的现任总统加尼以外，阿富汗许多重要人物都支持印度与塔利班发展关系，他们希望这样可以帮助在喀布尔建立一个包容性的体制。他们都很清楚，印度与塔利班的接触不是以牺牲盟友为代价的。

有一种说法认为，印度与塔利班的接触应该保密。但事实上，通常情况下，秘密接触无助于建立持久的联盟，而且很容易被操纵。如果印度寻求建立一个在政治上具有包容性的阿富汗，那么它与塔利班的接触就必须是公开的。印度精心准备的“泄密”证实了这一联系的存在，塔利班虽然没有透露具体细节，但也没有予以否认。

对印度战略界而言，印度与塔利班的接触表明，印度既没有忘记IC814航班劫持案的屈辱，也不打算使印度与塔利班的关系受制于这一事件。对印度而言，只要塔利班尊重印度的利益，印度就会接受塔利班的崛起。一旦塔利班获取政权，发动针对印度的袭击将使塔利班付出代价。即使依赖巴基斯坦，塔利班的政治生命也不会比当前的喀布尔政府更长久。

这次接触释放出的最关键信息是针对巴基斯坦的，即暂时的挫折不会阻止印度在阿富汗坚持到底。巴基斯坦希望借助阿富汗形成所谓的战略纵深，从而帮助它实现在克什米尔的战略目标，这一想法并不可行。一旦塔利班上台并面临治理和行政的压力，印度与塔利班的接触就可能会使巴基斯坦与塔利班的关系复杂化。

https://www.hindustantimes.com/opinion/engaging-with-the-taliban-is-necessary-101624803847518.html

Shyam Saran ，萨仁山，印度前外交秘书兼印度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本文由采访报道编译而成，原报道首发于“The Print”。

近日，前外交秘书萨仁山（Shyam Saran）在接受“The Print”的独家采访时表示，已经持续一年有余的中印边界西段对峙得到了中国政府的首肯，因为中方想要向印度与全世界表示它的“地位更高”。中国已经产生了一种观念，即所有亚洲国家都必须认识到，亚洲大陆的“等级秩序”是由中国领导的。因此，印度应该即刻提升本国的综合实力以减少日益严重的权力不对称。“如果没有中国最高领导层的指示，就不会发生边境对峙这样的重大事件。因此，我们不应该错误地认为这是一起地方性事件，或者是由当地指挥官所造成的冲突。……如果没有（最高领导层指令），中方现在应该正尝试解决这个问题。”

“在当下的国际关系背景中，印中继续在边境僵持的事实（对中国而言）意味着，中国更有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压倒印度，让印度与全世界意识到，印度与中国不是同一阵营的，印度应该清楚自己的位置。”他认为：“这背后有一种特定的等级秩序观念。……那些试图抵制或对抗中国的国家将后果自负”。萨仁山认为，此次边境对峙有可能成为另一起桑多洛河谷冲突（Sumdorong Chu）。那是1986年（原文如此，实际是1987年）在“阿鲁纳恰尔邦”（中国藏南地区）边境形成的紧张局势，两国花了近十年时间才通过和平方式化解冲突。

印中外长去年在莫斯科会晤时指出，印度和中国都有理由重新审视并修正签署多年的五项边境协议。萨仁山认为，由于边境实际控制线（LAC）沿线基础设施的改善，双方的巡逻能力都有所提升，这需要对现有的边境协议进行修改。“只有在我们设法恢复边境原状的情况下，才能修正边境信任措施。”

在此次独家采访中，萨仁山发表的观点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在中印边界西段对峙中，“中国认为自己持有讨价还价的筹码”。尽管班公湖地区的紧张局势已经得到解决，但自2020年4月-5月边境争端爆发以来，德普桑、温泉和戈格拉这些摩擦点的局势一直保持不变。萨仁山指出：“我们必须努力探寻阻碍中方推动这一积极进程的原因。对中国而言，问题始终在于‘如果我们这样做，我们会得到什么回报？’他们（中国）认为这将是他们的让步。我认为中方的想法是，‘我们持有谈判筹码，除非我们得到一些有价值的东西作为回报，否则我们为什么要放弃这些筹码？’这可能就是印度陷入困境的原因。”不过，他强调，在这类问题上，与中国打交道需要“耐心和毅力”，印度“不应轻易放弃”。他认为：“毫无疑问，脱离接触过程所需的时间可能比我们预期的要长得多。现在存在一种乐观态度，认为我们解决了班公湖地区的问题，双方也发表了声明，我们如今似乎能够解决与德普桑平原或温泉地区有关的一些小问题。但这并没有发生。“他补充说，就德普桑而言，真正的冲突点是印度在其认知的实控线上被禁止巡逻，这也是2013年德普桑僵局出现的原因。“我们现在正在相互对抗，但主要问题是，我们无法像过去那样进行巡逻，也无法恢复到以前的状态。”

第二，印中存在严重的“权力不对称”情形，印度需要努力“缩小差距”。萨仁山认为，印度防止中国进行军事胁迫“真正可靠的手段”就是建设自身能力。“如果世界上只有一个国家能赶超中国，那就是印度。但要做到这一点，国内需要做出非常艰难的决定，那就是，我们如何能让自己回到高速增长的轨道上来？”“边界问题是我们正面临更大挑战的体现。如果人们认为你能在未来十年内大幅缩减两国之间的力量差距，那本身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信号。”缩小两国之间的实力差距也将为印度提供更多的外交选择，以应对中国的好战情绪。他补充说，这还将有助于减轻中国在印度周边地区给印度造成的压力。“印度拥有这样的潜力，问题在于我们是否愿意做出那些艰难的决定。如今中国经济正在放缓，这些决定将使我们重新走上高速增长的道路。”

第三，印度不应该把南盟留给中国。这位资深外交官表示，印度应该努力推动一些地区性倡议，如南亚区域合作联盟（SAARC）、环孟加拉湾多领域经济技术合作倡议（BIMSTEC）和孟加拉国-不丹-印度-尼泊尔次区域合作倡议（BBIN）。南盟是南亚唯一一个所有次区域国家都参与的倡议，但中国也是南盟的观察员。“关于让中国成为南盟正式成员的问题，人们提出了各种各样的建议。只有印度能够领导南盟……如果我们不在南盟……还有谁能阻止其他国家让中国成为南盟的正式成员？与南盟保持距离是有风险的。”在2016年乌里恐怖袭击造成19名士兵死亡后，印度呼吁对巴基斯坦进行外交孤立，南盟进程因此陷入停滞。印度抵制了由巴基斯坦主办的2016年南盟峰会，孟加拉国和阿富汗也紧随其后，此事至今悬而未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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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etan Rana，奇坦·拉纳，尼赫鲁大学国际政治与裁军中心（CIPOD）研究学者（Research Scholar）。

2021年2月1日，缅甸发生军事政变，国防军逮捕了全国民主联盟主要领导人，并宣布开始为期一年的紧急状态。印度对联大关于缅甸问题的决议投了弃权票，印度常驻联合国代表蒂鲁穆尔蒂（Tirumurti）表示，印度认为在当前局势下提出并通过该决议无助于推进缅甸民主进程。

印度过去一直在表达对缅甸局势的“深切关注”，并恢复了它支持缅甸民主过渡的承诺。然而，印度在联大的举动表明它已放弃上述立场。

此前，印度外交部呼吁国际社会保持克制并与相关各方积极对话，它还曾支持东盟关于缅甸问题的倡议，但没有展开相关的外交行动。实际上，印度不仅没有积极支持以上立场，而且还采取了一些削弱这一立场的步骤。

印度曾公开支持缅甸在1988年进行的民主运动，而且还批评后来苏貌（Saw Maung）将军领导的政变。然而，随着印度为了限制中国影响力而试图与军政府拉近关系，印度的立场发生了变化。印度大使馆派遣武官参加了缅甸于2021年3月27日举行的武装部队日阅兵仪式，而这一天正是缅甸政变以来最血腥的一天。印度武官的出席表明，印度已承认国家管理委员会（SAC）是缅甸的合法政权。

这场危机将印度联邦政府和边境邦之间的分歧暴露在聚光灯下。“阿鲁纳恰尔邦”、那加兰邦、米佐拉姆邦以及曼尼普尔邦的许多社区和民族都有跨越国境的亲缘联系，这些邦的民众和政治团体都表现出了收容缅甸难民的热情。然而，联邦内政部已经发出指示，要求确认难民身份并将其遣返。因此，印度政府不仅拒绝向缅甸公民提供帮助，而且忽视了其边境邦民众的声音。

印度还没有承认民族团结政府（NUG）或与之进行接触，也未能与东盟合作并确保五点共识（4月24日东盟领导人缅甸问题特别会议通过）的执行。维护战略利益是印度放弃其立场的理由，但国家不应将战略利益和道德责任切割，否则就会既显得冷漠又容易犯下错误，更何况印度在缅甸问题上的战略考虑本身就是错误的。

缅甸对印度的战略重要性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首先，缅甸是印度通往东南亚的通道，是印缅泰高速公路的重要节点；其次，缅甸是中印竞争的重要舞台，印度一直试图通过在缅甸实施基础设施建设计划来与中国的“一带一路”竞争；第三，缅甸问题事关印度国内安全，合作打击东北部各邦的叛乱是印度与缅甸国防军建立联系的重要原因；第四，印缅边界的有组织犯罪非常活跃，解决这些问题需要两国协作。随着《防务合作协议》的签署，印缅两国的防务合作达到了高峰。

为了基础设施合作以及维护安全，印度选择安抚缅甸国防军，但这一政策有其局限性。政变引发了示威活动以及民族武装和国防军之间的暴力冲突，从而导致整个国家的不稳定，尤其是边境地区的不稳定。激进分子被动员起来，很多民众也成为难民，不得不逃往缅甸邻国。随着冲突的持续，缅甸政府履行其对印度政府承诺的能力势必会减弱。此外，随着暴力活动的增加，非法武器贸易、洗钱和毒品贸易必然更加难以管控，东北部那些试图在缅甸寻找避难所的叛乱组织也有可能因此而得到加强。

平衡或限制中国影响力是印度想要在缅甸实现的重要地缘政治目标，但这一目标也是短视的。印度无法在这场竞赛中击败中国，中国对缅甸国防军的影响力比印度更大，在缅甸的基础设施建设领域，印度也输中国一筹。纵观印缅泰公路的失败历程，人们会发现，缅甸国家管理委员会最终仍将选择中国。

2021年2月的政变可能是缅甸和该地区历史的分水岭，它使不同的民族和全国民主联盟（NLD）团结起来组成了民族团结政府，这一联盟甚至表示愿意解决罗兴亚人的困境。国防军遇到了比预想中更大的困难，印度必须调整其政策，开始与民族团结政府接触。民族团结政府提供了一个在缅甸建立伞式联盟（umbrella coalition）的机会，如若这一机会得到利用，新联盟将解决缅甸的种族冲突以及边境地区支离破碎的政治状态。与国家管理委员会相比，民族团结政府更有机会建立一个和平稳定的缅甸。由于中国支持军政府，民族团结政府掌权可能使印度彻底取代中国。印度应该支持缅甸人民及其真正的代表，这将为两国未来的合作创造一个有利的生态系统。

美国已公开批评政变并采取了制裁措施，军政府的统治也限制了美国在该地区的参与。如果军事统治持续下去，印度将处于非常危险的位置，不得不在国防军和美国之间取得平衡。因此，印度在缅甸的战略考量与其在印太地区的战略考量实际上是矛盾的。

目前印度所采取的缅甸政策并非基于合理的战略逻辑，而是试图逃避责任。民族团结政府为印度提供了做出正确决定的机会。如果印度继续逃避，其回旋余地必然会减少。而且，这一事件将成为印度背弃诺言的又一例证，印度将成为一个连邻国问题都无法正确处理的“世界领袖”（vishwagur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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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utam Bambawale，班浩然，曾任印度驻华大使与印度驻巴基斯坦高级专员。

发生在加勒万河谷的冲突事件已经过去一年了，20名士兵为保护印度的领土完整牺牲了自己的生命。这段记忆让印度人民深刻地意识到，2020年4月底至5月初中国政府在这一地区部署几个师的士兵以及武器和装甲车的严重性。

对中方此次军事部署进行冷静地分析后可以得出一个结论：这是一项时机恰好、计划完备的军事策略，旨在确保中国的实控范围与它所认知的中印边界西段实控线保持一致。此外，这项部署还阻止了印度军队进入此前印方的巡逻地点。

毫无疑问，中国军队的确出其不意地战胜了印度。然而，印度军队也能够迅速而有效地动员相应数量的士兵和装备，来尽力阻止中国军队实现其军事目标。一旦调动起与中国军队同等的军力，印度武装部队就给出了一张出色的答卷。

印度必须清楚，中国在中印边界西段采取咄咄逼人的军事措施，目的是向印度和全世界表明：中国的经济、军事、技术和综合国力都远远超过印度。换句话说，中国也在宣告：他是亚洲最重要的力量，包括印度在内的其他国家必须认识、接受并承认这一事实。

印中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实力差距，中国的确可能在我们北部边界进行军事胁迫。2020年夏天，中国军队在中印边界西段进行部署时，这一情势就已经形成了。

我们必须要质问自己：印度在短期和长期内必须要做些什么，才能保护自身领土完整并促进国家利益的实现？从这个角度看，我们很快意识到，中印边界西段的冲突不仅仅是军事事件。这反映了一个更大的问题，印度在经济规模、技术实力、军事实力、综合国力，甚至在教育和预期寿命等指标上都落后于中国。

国民生产总值（GDP）反映了印中之间这种本身巨大且又在日益扩大的差距。2019年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为14万亿美元，印度为2.9万亿美元。从长远来看，印度必须应对并减少这种差距。换句话说，为了保护自己北部边境领土不受中国的蚕食，印度需要确保在25年内实现持续、快速的经济增长。我们必须确保足够的经济投资，使印度能够重回过去8%的国民生产总值增长轨道。

再进一步，当这种差距持续存在时，印度在中短期内要做些什么？印度在未来五到六年需要采取什么措施来确保其领土完整？答案很简单：我们必须与其他国家建立追求制衡的联盟，这些联盟将在国际论坛上支持我们，并继续向我们出售印度所需的现代武器、平台和技术。这样的联盟将使我们能够保持战略自主权，不受中国在边界西段实施的政治和军事胁迫。

我们可以考虑与三类国家或国家集团建立联盟。第一类是世界上主要的民主国家，比如美国、法国、英国、日本和澳大利亚。四方安全对话即是这种联盟的范例。这就是为什么在过去几个月里中国的侵略行为日益增长、对印度的威胁也变得更加明显的情况下，四方安全对话仍能发展迅速，并成为印太地区的一个权力中心。第二类国家是中国的周边国家，比如俄罗斯和越南。第三类是印度邻国，如孟加拉国。我们可以考虑与这些国家结成一个或一系列的联盟。

建立这样旨在制衡的联盟并不是印度过去的外交作风，甚至可能是我们不愿看到的景象。这种做法需要建立更深层次的伙伴关系，而不仅仅满足于政治战略联系和领导层访问。这样的联盟意味着要建立强有力且互联互通的经济关系并寻求共同利益，也要建立大范围和深层次的人文联系以及持久的机构间联系。为了做到这一点，印度可能不得不打破惯例，调整部分国内政策。

这项全方位的努力需要由我们的外交官领导，他们将挺身而出，展示自己的能力。这种努力也将给印度外交带来新局面，而我国的外交官们毫无疑问可以胜任这项工作。全体印度人民也将需要提高自身能力，因为如果印度想要迎接来自中国的全面挑战，这一点必不可少。

https://timesofindia.indiatimes.com/blogs/toi-edit-page/long-view-from-ladakh-galwans-lesson-is-that-india-needs-allies-against-china-three-kinds-of-alliances-are-possible/

Syed Ata Hasnain， 赛义德·哈斯南，印度陆军退役中将，曾指挥驻扎在克什米尔的印度陆军第15军.

我们决不能忘记发生在去年6月15日的加勒万河谷冲突，20名印度士兵在冲突中失去了生命。在过去45年里，印度一直对中国予以信任，但对方却在印度军队执行核查任务的时候，袭击了这些毫无防备的士兵。

也许全世界还从未发生过如此违背法律和军人道德的事情。在战争中，可以用威胁或欺骗等方式对敌人予以反击。但世界上还从来没有哪个国家，在双方已经达成协议以后，袭击那些执行核查任务的士兵。中国军队通过违背道德和法律的行为，在表面上控制了什约克-斗拉特别奥里地公路（Shyok-DBO Road）。但他们也深知自己没有遵守以规则为基础的秩序。因此，中国也曾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放弃了这种非法行径。但是一旦面临压力而不能以合理的方式击败对手时，中国便选择恢复其侵略性并攻击那些信任它的人。解放军早已准备好使用石器时代的武器，并认为这些武器在当今时代都可以被认定为非致命性武器。

从加勒万河谷冲突中可以很清晰地看出，印度军队以互信作为其采取行动的基本方针。过去50年中，从未有士兵在中印边境地区牺牲。印中双方以文明、体面的方式，在最高政治层级上召开了22次处理边境问题的会议，以推动彼此的经济发展和人文交流。此外，双方还定期派遣代表团访问对方的军事机构。这些都表明双方存在合理的互信。尽管职业军队不能以假设为基础制定战略，但人的本性仍会将极不可能发生的事件排除在考虑范围之外。因此，我们不应过于苛责印度军队。更重要的是，加勒万冲突体现了印度军队极其强烈的战友情谊和团队精神。来自不同单位、不同兵种和不同军种的士兵都为了战友、同胞以及国家的荣誉奋勇战斗。

自加勒万冲突以来，印度军队利用简陋的营地坚守在结冰地带，转运了无数物资，并在凯拉什地区（Kailash Range）进行了有效反击。可以肯定的是，印度军队对凯拉什地区的占领引起解放军的极大恐慌。因为我们可以借此迫使中国军队撤出班公湖北岸。然而，中方仍未纠正其它关键的违规行为，印度只能等待可能无限期推迟的进一步谈判的结果。

因此，加勒万冲突可能会重演，边境局势随时可能恶化。人们很容易将加勒万冲突视为失控环境下的偶然事件。在双方军队非常接近的环境中，情况总是不可预测的，某些困难情况可能会导致冲突升级。中国故意引发冲突的可能性不大，因为它在拉达克地区的行动是一场灾难。中国的意图很明显，它希望使印度认识到，尽管印度与美国在印太地区建立了某种战略机制，但在喜马拉雅地区，印度依然不得不孤军奋战。中国的这一军事战略被证明存在缺陷，它在拉达克地区的军事冒险也不幸地被印度挫败。占领一些地区并继续前进，然后等待谈判，这被一些中国人视为胜利。但这种胜利是虚假的。胜利与否不应以能否占领边境无人区来衡量，而应以是否实现政治和战略目标来衡量。中国可能有成为超级大国的雄心壮志，但它缺乏为此建立道德形象的能力。中国在国际社会中仍保持着恃强凌弱的形象，它拒绝接受规则和协议的约束，也因此不值得信赖。尽管中国经济总量超过美国的一半，而且增长速度要快得多，但它的对外援助支出只是美国的四分之一。

考虑到以上情况以及正在发生的国际秩序变革，可以预期中国的行事风格将会发生一些变化。目前还很难说这将对中印关系及两国边境问题产生多大影响。事实上，即使在新冠疫情期间，中国也很难实现其胁迫印度的目的。它决定在边境地区就地进行谈判，或许说明其战略已经有了一些改变。目前来看，战争还很遥远，有失控危险的胁迫行动也可能不会发生，但双方在信息领域的冲突会升级。鉴于发生在加勒万地区的事件经常是其它事件的衍生产物，即使双边关系取得新发展，印度军队也不能掉以轻心。

https://www.asianage.com/opinion/columnists/150621/syed-ata-hasnain-ladakh-standoff-can-galwan-occur-again.html

很多人正在不留情面地批评莫迪的外交政策，其中一些人还曾主导过印度的外交和安全政策。我们这个由印度前大使们所组成的群体对此倍感担忧。

这些批评者们对莫迪的外交政策吹毛求疵，似乎印度外交已经与过去完全割裂。他们忽视了团结进步联盟（UPA）和全国民主联盟（NDA）政府在外交政策的关键领域所表现出的清晰可见的连续性。前总理瓦杰帕伊所领导的印度人民党政府使印度成为拥核国家，并与美国谈判以解决核问题，正是这一努力使曼莫汉·辛格政府得以与美国签订印美核协议。

与巴基斯坦的对话早在上届政府时期就已破裂，目前只是延续这一状态。虽然我们正在发展新的伙伴关系，但俄罗斯仍然被印度视为久经考验的、值得信任的朋友，这一政策没有任何变化。团结进步联盟政府对保守的海湾国家持开放态度，全国民主联盟政府比它更加开放。莫迪总理与沙特统治者以及其他的海湾国家领导人建立起了私人关系（personal equations），就他所处的环境而言，这是一项了不起的成就。

与美国联合举行的“马拉巴尔”演习开始于1992年，后来在团结进步联盟政府时期得到恢复，现在日本和澳大利亚也加入了这一机制。团结进步联盟政府制定了“向东看”政策，而全国民主联盟政府将之提升为“东进政策”。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在2007年向印度议会发表演讲时提出了“印太”概念，经过多年的发展，这一概念得到了全国民主联盟政府的认可。

莫迪经常访问邻国，他对邻国的关注远超上届政府。他比其前任更关注印度洋安全问题，他也关注如何提升国家实力以更好的保障印度洋地区的安全。在他任内，印度与法国在西印度洋地区建立了重要的海洋伙伴关系。印度海军现在还可以使用海湾国家的海军基地。

印度与东盟的关系仍在继续发展，东盟所有成员国的领导人都作为主宾出席了2018年印度共和国日庆典。相比于2008年和2011年规模有限的印非峰会，2015年的峰会覆盖范围有所扩大，有41位非洲领导人前来参会。

5月，印度与欧盟在线上举行了第16届峰会，欧盟27国领导人全部出席。双方在会上一致同意重启2013年中止的自由贸易协定、投资协定和地理标志协定（Geographic Indicators）谈判。另外，印度还与后脱欧时代的英国签署了《加强贸易伙伴关系协定》。

在国际层面，莫迪更加强调其思想和个性，此举是为了争取印度侨民的支持，他用他的演讲和对印度未来的信心激励着印度侨民。莫迪还推动将印度的软实力及其宗教和文化遗产作为外交政策的工具，而他的前任并没有这样做。2014年，联合国宣布将每年的6月21日定为世界瑜伽日。莫迪所探索的新领域，如利用印度的软实力在国际舞台纵横捭阖，并不是另起炉灶，而是对过去外交政策的延续。

值得关注的是，国内有一批“专家们”试图粉饰中国的对印政策。有些人认为中国进入洞朗地区是因为我们在击败他们之后高呼“胜利”，这种观点不仅是在否认政府与中国对峙的功绩，而且实际上是认为我们不应该与中国对峙，因为这种对峙给了中国借口，使其有理由在洞朗地区扎根。按照这种逻辑，中国与邻国的争端都是因为邻国错误地刺激了中国。

在印中边境对峙问题上，莫迪政府做出了理智而密集的外交努力，但他同时也采取了强有力的军事措施。团结进步联盟政府曾淡化德普桑事件（Depsang incident），并与中国进行秘密谈判，以避免双方立场僵化导致失去外交空间。如果团结进步联盟政府可以这样做，为什么莫迪要被指责为“不诚实”？有人认为，莫迪政府部署5万军队并占领凯什拉高地是在保卫一种“（印度）叙事”而不是国家的实际利益，这种批评毫无根据。

这些“专家”认为，便宜的中国商品对印度消费者有好处，印度不应该与中国加速脱钩，反而应当与中国建立一种“依赖最小、获益最大”的关系——就好像中国会依照他们的计划行事一样。他们还建议以可控的方式对中国投资保持开放，换言之，印度在处理与中国的关系时应该将安全与经济区分开来，而这正是中国想要的。

中国不是一个普通的邻国，而是一个强大的对手。在过去几十年里，只要有机会，它就要伤害印度的利益，印中两国间的和平十分脆弱。自1988年以来，中国处理边境问题的方式给印度带来了巨大的挑战。随着中国变得更加强大和雄心勃勃，印度面临着十分严峻的挑战。

中国的全球抱负令人费解。有人认为，中国不想重新建立一套世界秩序，而希望改善现有秩序。据说，中国只是想和其它大国一起分配世界，这是否意味着中国愿意将亚洲分为两部分，一部分属于中国，另一部分属于印度？也就是说，一座山或许能容纳两只老虎？也许，中国已经默认G2的存在，印度是否应该与之和解？

有人认为，印度与世界联系最紧密的时候，也是成就最大的时候。而在过去几年，印度越来越内向，思想越来越封闭，与世界的联系也越来越少。这正是他们批评莫迪的理由。这种思想荒谬的认为，自2014年起，印度就把自己变成了一座孤岛。事实上，印度仍在积极参与G20、G7、金砖国家、上海合作组织等国际组织。印度发起成立了国际太阳能联盟（International Solar Alliance）和抗灾基础设施联盟（Disaster Resilient Infrastructure Coalition），它在气候变化谈判中扮演了领导者角色，它还重振了印欧关系、明确了印太概念、加强了四方安全对话并在印度洋地区发起了新倡议。有些人说印度自认为自己与众不同、独一无二，不需要与世界联系，这种说法只是一种空洞的批评。截至2021年5月，莫迪总理已经对60多个国家进行了109次访问。

印度有成为领导者的雄心，但是官方从未自称为“世界导师”（Vishwa Guru）。这些认为印度寻求“改变世界、复仇、获得地位或者让其他人夸赞我们有多伟大”的说法是在嘲笑我们作为一个大国崛起的愿望。印度与中国不一样，它从不将自己的崛起看作是对以往所遭受耻辱的报复。

有些人批评印度人民党的外交政策是为了实现国内政治目的，这种观点十分肤浅。任何国家的外交和内政都不可能相互分割，所有政府都会利用外交政策来实现国内目的，例如美国的伊拉克战争、反恐战争以及从阿富汗撤军，俄罗斯干涉美国选举，我们的北方邻国利用强硬外交煽动民族主义来巩固统治等等。

令人遗憾的是，就在整个国家与新冠肺炎疫情做斗争时，批评者们不仅没有声援政府，反而纷纷指责莫迪政府的政策失误，并与传统上对印度有偏见的外国游说团体一道损害总理在国内外的形象。从印度人在国内外媒体上大量发表的此类文章中可以明显看出这一点。他们之所以对莫迪政府发动如此无情和史无前例的批评，是由于对执政党和莫迪总理本人的敌意。我们借此机会敦促，在国家面临灾难的时刻，让我们团结起来，不要给我们的外敌留下玷污我们形象和损害我们国家利益的空间。无论是谁执政，敌人始终是敌人。

https://indianexpress.com/article/opinion/columns/prime-minister-narendra-modi-foreign-policy-former-ambassadors-india-coronavirus-7341654/

在国际社会上，要求缅甸恢复民主的呼声掩盖了缅甸周边国家与西方国家之间的一个重要分歧。美国和欧盟主张以制裁为核心，试图以惩罚性的方式孤立缅甸，而缅甸周边国家则支持与缅甸军政府进行建设性的接触。在缅甸民主政治经历十余年的平缓发展后，缅甸军队于2月1日夺取政权，并开始镇压那些和平抗议政变的人。持续的动荡带来了重大的国际影响，持不同政见者和普通难民纷纷逃往缅甸邻国。

缅甸政变造成的跨境影响是其周边国家选择与缅甸政府进行接触的关键，它们还主张敦促缅甸军事统治者通过政治调解解决国内动荡。缅甸的陆地边界管控极为宽松，它与印度和泰国的跨国民族联系使得跨境流动普遍发生。贸易、投资和反叛乱合作也将缅甸与周边国家联系起来。

有人能想象美国试图孤立排挤其南部邻国墨西哥的情景吗？事实上，美国总统拜登正依赖墨西哥政府来解决目前的边境危机。自他上任以来，大量中美洲难民涌入美国，加剧了目前的边境危机。同样难以想象的是，缅甸邻国会接受美国和欧盟采取的惩罚性措施。自政变以来，缅甸的邻国一直承受着难民涌入的压力。然而，拜登政府在没有与邻国协商的情况下对缅甸发起了制裁行动。一个国家离缅甸越远，就越有可能倾向于采取惩罚性措施，而周边国家则会通过有序接触来保持沟通渠道的畅通。过去的制裁历史表明，如果没有某种形式的接触，惩罚性行动很少奏效。

在这种情况下,缅甸军政府领导人敏昂莱（Min Aung Hlaing）于4月24日在东南亚国家联盟峰会中发表声明强调“东盟大家庭”的概念，这代表着缅甸断然拒绝孤立它的举措。根据峰会达成的五点共识，东盟将进行斡旋，以帮助缅甸解决危机。然而，这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例如，东盟就未能解决泰国的危机，2014年泰国政变中的领导人仍在以平民身份掌权，他们镇压了支持民主的抗议者，还使用令人生畏的“冒犯君主罪”监禁那些侮辱王室的人。

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说，缅甸之春的退却表明了民主政治在世界各地遭到了围攻。民主倒退的浪潮凸显出，独裁政治、裙带关系与国家资本主义的融合正带来越来越大的威胁。如今，柬埔寨、老挝、缅甸、泰国和越南等东南亚大陆的所有国家都处于威权统治之下。在东盟10个成员国中，只有两个国家拥有司法独立和媒体自由，是真正的民主国家。

缅甸军政府艰难地发现，一旦人民将民主自由视为自己理所当然的权利，那么民主自由的倒退就会带来持久的挑战。尽管缅甸独立73年以来有50年处于军事统治之下，但持续不断的抗议表明，许多缅甸公民不愿恢复军事统治。只有军方才能使缅甸重新走上民主化的道路。毕竟，是军方促成了该国自2011年开始的民主过渡。因此，对包括西方国家在内的其他国家来说，保持与缅甸高级将领的沟通至关重要。

缅甸是世界上民族最多元的国家之一，同时也是一个被民族叛乱撕裂的脆弱国家。长期以来，缅甸一直都很容易受到制裁。它未能建立包容性的国家认同，这让民族对立恶化，扼杀了这个拥有丰富资源的国家的潜力。然而，过去的经验表明，对缅甸采取毫不妥协的强硬态度会产生适得其反的效果，将在削弱美国力量的同时增强中国力量。

中国将缅甸视为进入印度洋的战略门户。与印度一样，缅甸长期以来一直抱怨中国武器流向缅甸游击队组织，甚至指责中国政府支持叛乱组织以反对缅甸政权。秉持民族主义的军政府对依赖中国保持警惕，但国际上的孤立可能会让它别无选择。

正如柬埔寨首相洪森(Hun Sen)本月早些时候在《日经新闻》(NikkeiAsia)主办的2021年“亚洲的未来”国际交流会议上所说的那样:“如果我不依赖中国，我还会依赖谁？如果我不请求中国，我还能请求谁？”柬埔寨是一个明显的例子，解释了国际社会的孤立为何会把一个经济脆弱的国家推向中国的怀抱。如果美国不调整其制裁政策，缅甸可能就是下一个柬埔寨。

国际社会在如何处理缅甸问题上的争论也体现了西方和亚洲价值观之间的分歧。与西方的干涉主义和民主福音主义不同，亚洲坚持自己的原则和信仰，并认为不能通过强制行动将民主强加于人。

如今，西方在缅甸策划一场颜色革命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与缅甸的将军们进行友好对话，说服他们停止镇压并释放政治犯，可能会比目前的高压方式取得更大的进展。

https://asia.nikkei.com/Opinion/China-rubs-its-hands-amid-international-divide-over-Myanmar

印度是否应该在中国寻求主导的新兴世界秩序中放弃其神圣的“不结盟”政策，这一直是一个存在争议的话题。虽然坚持不结盟的理想是有好处的，但现实是，中国毫不掩饰他利用日益增长的经济和军事实力来主导世界秩序的雄心。我们面临着来自中国的经济挑战与安全威胁。与此同时，印度决心在中国追求“伟大目标”的过程中，确保其他国家不受伤害。如今的中国领导人似乎决心让邓小平等历史改革者与他相比都相形见绌，他还计划着为中国塑造新的国际形象。

中国的对印政策非常明确，即定期使用武力，像“切腊肠”一样“一片片分割”印度领土。虽然此前中国的注意力集中在中印边界东段，但现在它关注的焦点似乎转移到了西段。经过一场激烈对峙后，印中就相持部队的脱离接触达成了协议。双方达成的谅解是，中国军队将重返2020年4月驻扎的阵地。然而，中国仍然控制着德普桑、戈格拉、碟木绰克和温泉等地区。

在过去的50年里，中国的政策旨在采取各种措施对印度进行战略遏制，比如向巴基斯坦提供其核武器和导弹计划所需的技术和材料。中国还不遗余力地向南亚存在反印倾向的政党和领导人提供政治、经济和军事支持。

有大量证据表明，中国在马尔代夫、尼泊尔、孟加拉国和斯里兰卡等国家存在支持反印分子的行为，有时巴基斯坦也会参与其中。5月10日，中国驻孟加拉国大使李极明向部分孟加拉国记者发出警告称，如果孟加拉国向四方安全对话提供任何支持，中国与孟加拉国的关系将受到“实质性”损害。这一粗暴的行为体现了中国的傲慢。中国认为四方安全对话是一个“目的狭隘的集团”。孟加拉国对此反应强烈，其外长莫门(Abdul Kalam Momen)称李极明大使的声明“咄咄逼人”“令人遗憾”。

四方安全对话一直专注于建立密切的军事联系，以威慑中国并对其进行反击。人们很少关注中国的弱点，尤其是在周边关系上。中国与许多邻国存在领土争端。最近的学术研究着重指出，中国有18个邻国受到了其边界政策的威胁。（此种说法及下文两段所述存在与事实严重不符之处，将台湾视为国家也背离印度政府有关“一个中国”原则的承诺。译者照原文翻译只为揭示印度在这些问题上的错误认知甚至是刻意歪曲事实，请读者注意甄别）

在东海和南海，中国与日本、越南和菲律宾存在领土争端。中国和日本在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问题上存在分歧，中国与菲律宾在南海问题上的局势也变得愈发紧张。中国还经常违反和质疑支持菲律宾主张的国际法院裁决。

中国与越南的领土分歧源于明代(1368-1644)。在1987年中越战争中，中国军队面对越南军队的抵抗被迫撤退。但这场斗争还在继续，因为中国正使用海军力量来捍卫其边界主张。中国还与朝鲜、俄罗斯、新加坡、台湾、老挝、文莱、塔吉克斯坦、柬埔寨、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存在领土争端。在南亚，中国还与不丹存在边界争端，甚至宣称对尼泊尔领土享有主权。中国对中印边界的主张更是广为人知。

到目前为止，四方安全对话的重点一直是扩大其成员国之间的军事合作，没有努力利用国际和区域论坛来提高世界各国对中国雄心的认识。四方安全对话各成员国必须采取协调一致的外交措施，团结印太地区的国家，提高中国在印太地区使用武力的成本。四方安全对话的综合海上力量足以阻止任何运送能源的船只从波斯湾和印度洋向东航行。美国在波斯湾、印度洋和太平洋都部署了拥有航空母舰和核动力潜艇的舰队，而中国的大部分石油是从伊朗和海湾国家经由印度洋运送而来。

最近一段时间，美俄正努力在能源问题上达成一定程度的谅解。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在最近的会晤中解决了与能源相关的主要问题，并为美俄领导人对话扫清了道路。这有望促使美国重新审视他对印俄军事往来设置的障碍。美俄关系缓和还将对中国破坏印俄关系的行为产生不利影响。俄国总统普京很难甘于屈居人下。

印度想要向中国表明，它与合作伙伴有能力对中国的领土要求做出适当回应。而任何与此有关的政策都需要四方安全对话成员国与潜在合作伙伴(包括欧盟和东盟)进行磋商。美国已采取措施使台湾能够继续奉行其“独立政策”。印度也必须敞开大门，与台湾进行更多的经济交流。台湾和韩国都可以成为印度实现电子工业现代化和产业扩张的关键合作伙伴。

https://www.tribuneindia.com/news/comment/quads-china-strategy-258837

尼泊尔政治舞台仍然动荡不安。一周前，总理奥利成功要求班达里总统解散议会并举行新的选举，如果最高法院宣布这一行为不违宪，新的选举将于11月12日至19日举行。

解散议会这一决定在法院将面临四个政党的挑战，分别是尼泊尔大会党（Nepali Congress）、尼泊尔共产党（毛主义中心，普拉昌达领导）、社会主义人民党（the Janata Samajbadi Party）以及社会主义人民党（乌彭德拉·亚达夫和巴布拉姆·巴特拉伊领导的派系）。此外，奥利领导的尼泊尔共产党（联合马列）内部也有几个持不同政见者加入反对阵营。由马德西人领袖马亨塔·塔库所领导的社会主义人民党另一派系则支持奥利，以回报奥利做出的给予其七个部长级职位的承诺。

尼泊尔宪法曾规定，不承认尼泊尔女性与外国人所生子女的公民身份。由于马德西人是印度后裔，马德西女性经常跨界与印度人通婚，该条款直接针对马德西人。废除这一条款是马德西人一直以来的诉求，奥利已经决定满足马德西人的这一要求。不过，奥利也曾支持这一条款，他声称，如果没有这一条款，印度人就可以和尼泊尔女性结婚，然后让自己的孩子成为尼泊尔公民。虽然这一条款已经通过总统令的形式被废除，但将来很可能会被恢复。毕竟，来自高山地区的高种姓尼泊尔人所主导的政党已经撇开政治分歧，一夜之间通过了宪法修正案，稀释了那些公平对待马德西人的关键条款。2015年，高种姓尼泊尔人的这一行为曾引起毗邻印度的特莱地区发生大规模骚乱。如果奥利下台，马德西人的权益很可能被收回。

对印度而言，邻国的政治动荡永远不会是好消息，发生在尼泊尔的动荡更是如此。尼印两国有着漫长而开放的边界，加德满都一直是阴谋论的温床，其中大多数都毫无根据的指向印度，无论印度做什么都会受到怀疑。印度必须参与尼泊尔政治，但参与不等于干预。尼泊尔政界没有注意到两者的区别，他们更关注细微的事情，比如印度喜欢谁和厌恶谁。从印度的角度来讲，也许无论它做什么，都会受到怀疑。目前，尼泊尔政界和公共舆论几乎都认为奥利是印度最喜欢的领导人。他们相信，奥利已经向印度人民党政府承诺，将与中国保持距离并恢复尼泊尔的印度教特性（Hindu rashtra）。一些谣言甚至声称，印度正在努力促使尼泊尔恢复君主制，前国王贾南德拉和他的妻子最近在赫里德瓦尔（Haridwar）参加大壶节的活动似乎进一步印证了这一谣言。印度政府对尼泊尔当前的政治发展保持沉默，这也许是正确的做法，但是沉默并不意味着无所作为，印度仍应当对尼泊尔的政治局势以及什么最有利于印度的利益进行适当评估。

在我担任驻尼泊尔大使和外交秘书期间，我从尼泊尔事务中吸取了大量经验教训。虽然那时的情况与现在不同，但某些经验教训仍然有效。

首先，至少从1955年马亨德拉国王登基以来，君主制下的尼泊尔一直试图与印度保持距离，并提倡以敌视印度为主要推动力的民族主义。尼泊尔废除君主制对印度有利，印度政府必须坚定而明确地宣布，它绝不支持尼泊尔恢复已被其人民废弃的君主制。尼泊尔人民经过长期而艰苦的斗争赢得了民主，印度应该宣布无条件支持尼泊尔的共和制民主。 

其次，为了维护印度的重要利益，印度应在各个层面与尼泊尔保持全面接触。不干涉政策只会为其它国家创造空间，其中一些国家可能对印度怀有敌意。然而，必须避免反复出现的将尼泊尔领导人视为朋友或敌人的倾向，这只会助长政治机会主义。奥利某些愤世嫉俗的行为即是机会主义冒头的征兆。以我的经验来看，这样做最终会适得其反。哪怕可能只收到有限的和暂时的收益，印度也应该更关注政策而不是个人。

在尼印关系中，特莱地区及居住在这里的庞大的马德西人群将扮演关键角色。在争取尼泊尔政治和社会精英的过程中，印度应该谨慎避免跟随他们歧视马德西人。马德西人是我们的近邻，可以为尼印两国架起血缘、宗教和文化桥梁，印度必须在印尼关系中安排好他们的位置。如果说尼泊尔精英有意敌视印度，那么也可以说马德西人受到了普遍的忽视。

最后，印度需要认识到，我们两国有着极为紧密的人文联系，包括中国在内的其它任何国家都没有与尼泊尔建立这种联系。印度对尼政策的挑战在于如何利用这一宝贵资产，以确保稳定互利的双边关系。我的经验是，即使有长期的宗教和文化联系，人文联系也不能取代双边关系。但如果运用得当，它们可以成为推动后者的有力工具。印度有充分的理由满怀信心地处理与尼泊尔的关系，这不仅是一种可能，而且是一种必须。

https://indianexpress.com/article/opinion/columns/nepal-government-parliament-dissolved-pm-k-p-oli-7334814/

21世纪的中国在经济发展、军力增长、技术创新和生产制造等方面都拥有强大的竞争力。中国过去40年的经济增长“奇迹”已经使大部分人口摆脱贫困。然而，西方世界与其他民主国家常常批评中国的民族政策，特别是中国对新疆自治区维吾尔族的政策。

在西方世界，美国、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和欧盟国家的领导人都指责中国的新疆政策是“打击维吾尔人的行动”。2020年7月，美国对两名中共党员和一家中国公司实施制裁，声称他们侵犯了维吾尔族人民的人权。欧盟分别在2019年和2020年通过了两项决议，谴责对维吾尔人的大规模拘留，并呼吁欧洲公司与存在强迫劳动的新疆实体断绝往来。2019年7月，英国在联合国代表22个国家敦促中国结束“大规模随意拘留（维吾尔人)和相关违法行为”。这封由西方民主国家和日本等其他国家签署的集体信件写道：“可信报道称，该地(指新疆）存在大规模拘留、限制文化和宗教活动、大规模监视维吾尔族以及其他侵犯和践踏人权的行为。”

但在伊斯兰世界，中国却能够赢得大量国家的支持。分析人士表示，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中国的经济和战略影响力。在2019年7月，西方国家发表声明谴责中国后，37个国家站出来为中国辩护，其中一半是穆斯林占多数的国家。在一份联合声明中，他们赞扬了北京在反恐方面的努力：“面对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的严峻挑战，中国在新疆采取了一系列反恐和去激进化措施，包括建立职业教育和培训中心。”次年，古巴发表了第二份反击声明，支持中国的新疆政策，并得到了44个国家的联合签名。为了应对西方批评，中国争取了非洲和中东国家的支持，其中大部分是参与了“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的国家。

为什么穆斯林国家选择捍卫中国的新疆政策？答案在很大程度上与经济议题有关。例如，土耳其最初对中国进行了严厉的批评，但从“一带一路”相关项目中获得10亿美元的中国资金后，土耳其最终让步了。同样，对巴基斯坦来说，中巴经济走廊(CPEC)是巴基斯坦选择愿意支持中国或保持沉默的关键。不过，巴基斯坦宗教事务部长发表了一份温和的声明，批评中国的新疆政策只会助长而不能打击极端主义。巴外交部长则阐明了政府支持中国的立场。不仅如此，伊斯兰国家在本国也没有良好的人权记录。国内政治运动和支撑海外宗教热情的可能性使得他们对穆斯林问题进行了选择性关注。

尽管世界上许多国家对中国的新疆政策持中立态度，但印度在那些明显沉默的国家中最为引人注目。印度拥有世界第二大穆斯林人口，并以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称号为荣，却几乎没有对维吾尔族的困境发表过任何意见。哪怕中国一再试图在内政问题上挑衅印度，或站在印度利益的对立面，印度的做法也没有改变。例如，在2019年8月印度废除宪法第三百七十条之后，中国是唯一一个在联合国安理会支持巴基斯坦推动克什米尔问题国际化的国家。十年来，中国在联合国长期搁置印度将马苏德·阿兹哈尔(Masood Azhar，“穆罕默德军”头目)列为全球恐怖分子的申请。即使在2019年2月普尔瓦马(Pulwama)自杀式袭击之后，中国仍继续否决有关阿兹哈尔的决定。更重要的是，中国是在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FATF)中支持巴基斯坦的三个国家之一，阻止该工作组以支持其领土上的恐怖组织为由将巴基斯坦列入黑名单。

2016年，印度决定向一名维吾尔族反政府分子多里坤·艾沙（Doklun Isa）发放签证，以报复中国在马苏德·阿兹哈尔问题上的阻挠。但很快印度在没有任何解释的情况下取消了艾沙的签证，这招致了印度国内舆论和维吾尔族反政府分子的批评，后者声称印度在中国的压力下投降了。如果印度允许多里坤·艾沙在反华研讨会上发表讲话，将向中国发出一个重要信号：印度不会容忍任何支持阿兹哈尔的行为并将做出适当回应。而取消签证使印度失去了在维吾尔问题上秉持民主原则的机会，也证明中国在两国关系中占据上风。

维吾尔族反政府分子一再要求印度采取积极立场。2020年，多里坤·艾沙警告印度要警惕中国，敦促印度政府“为人权发声，要求中国停止实施对维吾尔族的反人类罪行”。在中印边界西段冲突发生之后，要求印度明确立场的呼声变得更加响亮。艾沙希望边境摩擦能让印度意识到沉默是一种不可取的选择，并呼吁印度公开指责中国大规模侵犯维吾尔族人权。

坚持民主原则对印度在邻国和世界其他地区日益增长的影响力而言是不可或缺的。在维吾尔族问题上保持沉默，类似于赞同中国糟糕的人权记录。印度可以进一步发展他作为世界民主价值观捍卫者和区域内人权问题仲裁者的形象，而不是在这个问题上顺从中国。更重要的是，印度在维族问题上的高调发言将向巴基斯坦发出强烈信号。

分析人士指出，印度在该问题上之所以犹豫不决，是因为中国对内政问题非常敏感。中国一再寻求在被印度视为“内部事务”的问题上发挥积极作用。从在联合国安理会提出克什米尔问题，到支持巴基斯坦的恐怖主义行动，中方已经进行了过多干预。如果中国稍稍考虑一下不干涉印度的内部问题，或者在敏感问题上秉持互惠态度，那么印度在维族问题上保持中立才有意义。

在中国的新疆政策问题上，印度应该加入其他民主国家的行列。这种行为肯定会产生反响，试探中国反应的尝试符合印度利益。印度或许还能以此为筹码交换条件。印度可以通过很多方式来处理这件事。在联合国之前采取行动可能不是最好的选择，因为这可能会使中国在克什米尔问题上更加激进。加入全球民主国家联盟这一做法也不够谨慎。但印度领导人迈出的第一步可能是发表声明谴责中国。印度还可以为维吾尔族分裂分子提供一条发声途径，从向他们发放签证开始，以唤起印度公众的关注。

印度可以利用他在周边地区的外交实力，推动马尔代夫、孟加拉国和阿富汗等国表明立场。与印度一样，这些国家在正式场合也一直保持沉默。考虑到马尔代夫也是一个穆斯林占多数的国家，再加上其新政府的反华态度，印度的支持可能有助于马领导人在这个问题上公开表明立场。如果印度成功扭转了马尔代夫、孟加拉国的局面，巴基斯坦将面临巨大的国内压力。

印度可以吸取在中印边界西段对峙中利用西藏问题的经验。印度边境特种部队(SFF)成员来自散居海外的藏族人，其部署具有双重目的，既要与中国军队“打心理战”，又要增加西藏内部安全的风险。通过利用中国的内部弱点，印度传递了一个强有力的信息。考虑到中印紧张的双边关系和中国日益加剧的好战情绪，如果将维族问题作为外交武器，印度将从中大大受益。

https://www.orfonline.org/research/chinas-xinjiang-policy-the-imperative-for-india/

本周，外交部长苏杰生将访问美国，这次访问突显了印美两国在双边、地区和多边问题上的新协同。随着印度展现其多边抱负以及拜登总统抛弃特朗普的单边主义政策，印美双边、区域和多边问题这三个原本独立的领域逐渐融为一个整体。

拜登继承并强化了特朗普提出的印太地区空间概念。过去，发生在次大陆和亚洲的地区问题是印美矛盾的主要来源，而现在，这一新的印太共识为印美两国的地区合作提供了持久的地缘条件。与此同时，来源于印美双边防务合作并包括日本和澳大利亚在内的四边安全框架机制正在成为塑造东半球地区结构的潜在工具。

印度目前面临的疫情挑战预计会成为苏杰生此行的重点，关于这一主题的对话不仅有双边意义，而且有地区和全球意义。苏杰生出访的第一站是纽约，这里坐落着联合国总部，印度希望通过此次出访，使其在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任期内发挥更大的影响。传统上，印度希望在华盛顿实现的印美双边关系目标与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实现的全球抱负间几乎没有任何共同点，而现在，它们开始建立起相辅相成的关系。

美国外交政策的深刻变化构成了苏杰生访美的背景，如果说特朗普的政策表明美国正在背弃世界，那么拜登已经承诺要恢复美国在多边机制中的领导地位。拜登严厉地驳斥了美国正在不可逆转地衰落这一观点，他宣布在他的任期内，美国绝不可能把全球领导地位让给中国。他承诺将秉持激进的对华遏制政策，这一政策目前受到了共和党的全力支持。

过去四年，美国的盟友和伙伴们感到非常沮丧，它们对特朗普处理外交关系的方式怨声载道。现在，其中很多国家都欢迎与看起来更有组织的拜登政府打交道。印度发现，就与拜登政府合作而言，它处于相对有利的位置。印度对拜登相当熟悉，担任总统之前，拜登在华盛顿度过了将近50年的政治生涯，其政府的许多关键人物此前都与印度合作过。拜登延续了推进印美关系的新传统，他曾承诺要在双边、地区和全球层面深化与印度的战略伙伴关系。当选总统以后，他很快就兑现了这一承诺。

尽管美国对印度第二波疫情的反应有些迟钝，而且还引起了许多非议，但它现在通过为印度获取用于疫苗生产的关键物资给予便利并提供大量的救济物资，使印美双边关系顺利渡过了不久之前的困难阶段。

印美两国在新冠疫情问题上的双边合作具有天然的区域意义。早在疫情恶化之前，拜登政府就把印美伙伴关系视为扩大疫苗生产并向整个印太地区提供疫苗的关键要素。这是拜登3月份召开的四边安全对话首次领导人峰会的主要成果之一。疫情的严重恶化确实使印度的“疫苗慈善计划”以及四方安全对话的集体方案都遇到了挫折。随着第二波疫情开始消退以及印度的疫苗生产重新恢复，苏杰生和他的美国朋友现在必须计划重启印太地区的疫苗接种战略。

印美两国在区域之外也大有可为，它们可以集中资源增强全球抵御传染病的能力并为抗击传染病制定新的国际规则。和其它国家一样，印度也对美国重新回到世界卫生组织表示欢迎。反过来，这又为我们带来了扩大印美双边合作的新前景。

冷战期间，印美两国在大多数全球问题上都处于对立的立场，巨大的意识形态分歧限制了印美两国开展国际合作的可能性。冷战结束以后，印度倾向于支持中俄在多边问题上的立场，随着中国反对印度加入核供应国集团和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那种认为多边机制是中印天然合作领域的想法受到了沉重打击。更糟糕的是，中国寻求让联合国安理会干预印度在查谟和克什米尔地区的宪法改革，还保护巴基斯坦免于承受因支持跨境恐怖主义而产生的国际压力。相反，正是美国带头结束了印度在核问题上被国际孤立的境况，法国则在联合国安理会带头阻止中国干预克什米尔问题。

印度在多边问题上对西方的习惯性反对已经成为历史。过去几年，印度积极支持欧洲的“多边主义联盟”，它现在对与拜登政府在全球问题上开展积极合作也持开放态度，气候变化和贸易是其中的关键问题。关于气候变化的对话始于拜登的气候问题特使——约翰·克里上个月对印度的访问。印美在这一问题上合作的关键在于使美国支持印度向绿色增长转型。美印两国现在应当进行富有成效的对话，以克服两国在贸易相关问题上的严重分歧。拜登和莫迪也重新审视了贸易问题，他们确信，与中国过度合作给国内的制造业带来了严重损害。德里和华盛顿都开始重新重视工业政策。

在美国，拜登开始了一场勇敢的斗争，意图使美国摆脱流行了40年的新自由主义正统观念。他虽然不可能取胜，但至少在美国掀起了一场真正的辩论。印度必须为美印两国签署新的双边贸易协定，以及在改革全球贸易秩序问题上开展合作探索可能性。

小布什总统改变了印美双边关系，奥巴马总统开始与印度就多边问题，特别是气候变化问题进行重要对话，特朗普为两国在印太地区的合作奠定了基础，在拜登的总统任期内，要让多边主义成为印美战略伙伴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https://indianexpress.com/article/opinion/columns/s-jaishankar-us-visit-india-relations-joe-biden-coronavirus-vaccines-7328872/

印中军队在两国边界西段实际控制线上的紧张局势已经持续一年了。官员们在最初几周称此为“常规”活动且对此不屑一顾，但当有20名印度士兵在六月的冲突中丧生时，印中边境冲突的真相就再也无法被掩盖了。从卫星图像、稀少的官方声明和几次采访中可以明显看出，这场危机最终涉及7个地区：德普桑平原（Depsang Plains），加勒万地区（Galwan），戈格拉地区（Gogra），温泉地区（Hot Springs），班公湖（Pangong TSO）北岸，凯拉什山脉（Kailash Range）与碟木绰克地区（Demchok）。

在这场致命的冲突发生几周后，加勒万地区的摩擦得到了解决，印中双方从对峙地点撤离。8月底，印度军队已经占领了凯拉什山脉的某些高地，并与中国军队针锋相对。2021年2月，印中双方同意从该地区和班公湖北岸撤离。印度国防部长在议会上宣布了这一决定，他还表示，两军将在班公湖地区完全脱离接触后的48小时内召开下一次军长级会谈“以解决其他遗留问题”。最近一次军长级会谈是在4月9日举行的，但中国拒绝讨论剩余地区的问题。

这样的结果几乎在意料之中。我于2月17日发表的文章中指出，在班公湖北岸脱离接触使印度失去了在凯拉什地区的唯一筹码。在此之前印度已经改变了立场，决定同时解决中印边界西段的所有摩擦，而非零敲碎打地处理问题。这一决定的军事原因显而易见：由于两军的士兵和坦克仅相距几米，一旦发生一起小事件就会对局势产生爆炸性影响，甚至可能升级为一场重大危机。与此同时，印度不仅将自己限制在了凯拉什山脉实控线的印方一侧，也没有控制像“黑顶”（Black Top）这样更具优势的高地，无法发挥全部实力。政治上，莫迪政府似乎热衷于通过营造一种在地位平等的基础上体面解决对抗的氛围来结束边境危机。

三个月过去了，边境对峙仍没有结束的迹象。由于中国军队拒绝印度进入其控制的领土，印度政府宣称的恢复2020年4月边境地区原状的目标仍然没有实现。即使班公湖北岸的现地局势发生了变化，印度军队的巡逻权也尚未恢复。同样，凯拉什地区的局势目前也没有降级。

在每一份声明中，印度和中国都重申了在边境地区“确保和平与安宁”的必要性。尽管2020年6月以后没有再出现人员牺牲事件，9月初的“枪声”也销声匿迹，但边境地区的和平仍处于不稳定和不可持续的状态中。持续的紧张局势与双方进行的大规模军事部署使得边境安宁的希望变得更加渺茫。印度军方已经对部署在中印边境地区的部队进行了重大调整，这意味着印度的安全机构意识到了局势波动及其带来的风险。

边境局势为印度带来了棘手的挑战，其地缘政治问题也因新冠疫情应对不善所引起的国内危机而加剧。通过“疫苗慈善”计划，印度提出了对抗中国疫苗外交的方案，尤其是在南亚地区。然而，在国内人民经受的巨大苦难以及公众舆论的压力下，莫迪政府收回了向友好邻国提供疫苗的承诺。孟加拉国和斯里兰卡等国家开始从中国采购疫苗，这进一步对印度作为合作伙伴的可靠性和它制衡中国的能力提出了质疑。中国也抓住机遇迅速行动，与除印度外的所有南亚国家召开会议以应对疫情。

四方安全对话成员国承诺到2022年底为印太地区提供十亿剂新冠疫苗以遏制中国的影响力，印度是实现这一承诺的关键。而如今印度努力进口疫苗，违背全球疫苗与免疫联盟(GAVI)协议下对贫穷国家的新冠疫苗实施计划(COVAX)。四方安全对话的提议似乎已经站不住脚了。莫迪政府在预测和处理公共卫生危机方面的严重失败，削弱了印度作为新兴大国的光环。一位奉行“自力更生”口号的印度总理被迫改变了一项实行了16年的政策，开始接受全球援助。这暴露了印度的弱点，同时还进一步削弱了印度在四方安全对话中的支柱地位。印度的羸弱不仅降低了他作为全球合作伙伴的吸引力，还让印度在与中国打交道时更加依赖美国。中国怀疑印度一直在按照美国的要求行事，上述事实只会证实中国的担忧。这将进一步加剧印中关系的紧张，直接将印中关系与变幻莫测的中美关系联系起来。印度通过加强其海洋实力来保卫陆地边界的战略可能会受到考验，这是它不惜任何代价也要避免的情况。

与此同时，中印边境危机后的两线战争威胁迫使莫迪政府寻求与巴基斯坦的和平。在阿联酋的推动下，印巴通过秘密渠道谈判后宣布在控制线停火，这一状态维持至今。但巴基斯坦方面似乎存在与此矛盾的声音，停火进程也不甚稳定，因为巴方正在等待莫迪政府履行对克什米尔问题的承诺。到目前为止，印度还没有为有关承诺塑造国内政治环境。

印度对疫情的全神贯注可能会使其对巴行动推迟几周，但印巴关系仍可能像往常一样陷入失败。巴基斯坦的行动方案很难预测，但如果借鉴过去的经验，它通常意味着恶意、鲁莽和危险，尤其是当印度被视为弱者时。再加上美国即将从阿富汗撤军以及塔利班取得胜利，这些都是阻碍印度走向大国之路的不祥预兆。中国和巴基斯坦在边界上的协同行动将是印度的军事噩梦，印度将不顾一切地防止它发生。

中国最近几天对印度采取了一些重大举措。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向莫迪致信对印度政府和人民表示慰问，这是自2020年边境危机以来双方的第一次沟通。中国外长与印度外长进行了两次通话，并提出帮助印度应对疫情，促进来自中国的货运航班早日获得批准。中国驻印度大使也一直在强调要保障物资顺利送往印度。

与其他承诺向印度提供政府援助的国家不同，中方的努力在很大程度上局限于私营公司合作以及红十字会捐款。但是，大部分中文媒体含糊地将其描绘为中国援助，而印度明确避免使用这一定义，并强调这主要是私营公司之间的商业合同。事实上，印度仍在关键的医疗供应方面严重依赖中国。从上个月开始，中国国有的四川航空公司将飞往印度的货运航班暂停了15天。但自印度国内爆发严重疫情以来，中国方面一直保持供应链的开放。中印都认同供应链应保持开放，但中国没有满足印度确保产品价格稳定的要求。

如果说近几周的疫情为这两个亚洲巨人提供了合作的机会，那么随着两国政府都把重点放在争夺胜负上，这种希望已经破灭。这反映了双边关系的整体状况，也是持续不断的边境危机带来的根本分歧。随着印中谈判陷入困境，印度坚持边界问题是双边关系的核心。这与中方论点相反，中国认为边界问题不能被视为双边关系的所有。在理想情况下，印方可以希望以某种形式划分实控线，但中方已经排除了此种方案。中印军队在两国边界西段对峙，双方政府在地缘政治动荡时期的对话缺乏互信，这些都意味着中印关系已经布满裂痕，将来更可能有在争议边界上发生交火的风险。

https://www.thehindu.com/opinion/lead/the-road-from-ladakh-is-paved-with-disruptions/article34574297.ece

4月30日，一架美国空军的C-5M“超级银河”运输机降落在新德里机场，机上装载着氧气瓶、医疗设备和新冠测试套件。与此同时，还将有更多的美国飞机携带着援助物资飞往印度，这些援助物资的背后暗含着丰富的政治意味。

在政治和外交领域，四天只是很短暂的一段时间，但在此期间，事情却能发生很大的改变。

4月22日，美国国务院新闻发言人爱德华·普莱斯（Edward Price）被问及印度疫情和美国为何不取消疫苗生产原材料出口禁令时，他的回答没有体现出一丁点同情，而且还花了很长时间解释为什么美国人接种疫苗符合其它国家的利益。这一事件迅速在印度引发了抗议和批评的浪潮，许多美国政界和商界有影响力的人士恳求政府改变立场。4月26日，普莱斯改口，不仅强调了与印度保持“全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重要性，还提供了美国打算如何帮助印度应对疫情的细节。

拜登总统的“美国回来了”口号——有时候听起来像特朗普的“美国优先”——重拾自由和人道主义价值，表明美国拥有以开明的方式领导世界的正确觉悟。在与莫迪总理的通话中，拜登认可了印度在疫情早期阶段对美国的帮助，并表示只要印度需要，美国将与印度共同战斗。在几天的密切磋商之后，美国政府对印度的要求给予了积极回应，美国的援助主要包括以下几点：

首先，美国重新考虑其国防生产法的相关条款。美国政府已同意，支持向印度供应用于生产Covishield疫苗的过滤器。其次，预计到六月份，美国将拥有6000万剂多余的阿斯利康疫苗，这些疫苗将在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批准后被送到其它国家，但还不清楚印度能否获得这些疫苗。第三，美国政府正在准备一项向印度供应氧气相关设备的综合计划，包括生产设备、氧气瓶以及建立拥有氧气设备的野战医院。第四，加强治疗新冠肺炎药物的商业供应是重中之重，尤其是瑞德西韦。吉利德科技公司已安排立即输送10万瓶药剂到印度，另外到五月底，还将有20万瓶药剂处于备用状态。第五，美国开发公司（US Development Corporation）将在四方安全对话机制下资助印度疫苗企业BioE扩大其生产能力，使印日美澳四国在2022底之前至少生产和分配10亿剂疫苗。值得一提的是，美国国防部一直在积极帮助印度。国防部长劳埃德·奥斯汀指出，美国国防部被要求为前线医疗工作者提供所需的物资。

美国企业（主要是大型科技企业）的积极参与也迅速产生了影响，谷歌、微软、苹果、亚马逊和宝洁等公司都带头承诺，将为印度做力所能及之事。美国公司之所以这样做，不仅仅是因为利他主义，也是出自实用主义考虑：美国科技公司在印度有大量投资，尤其是在需要保护的班加罗尔。美印战略关系论坛正在向印度运送装载氧气的12个标准集装箱，美印商务委员会（US-India Business Council ）也呼吁其成员向印度提供援助。4月27日，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召开了一次商界领袖会议。一位印度与会者报告说，目前美国已经将巨量的资源投入到对印度的紧急援助中。

很容易发现，美国友好人士的努力和印度政府的积极外交在促成美国政策转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普拉米拉·贾亚帕尔（Pramila Jayapal）曾因为批评印度的人权问题而激怒莫迪政府。现在她改变了态度，强调援助印度不仅正确而且必要。

一位专家说，即使是在第二波疫情已经造成严重破坏的情况下，美国依然令人不安地保持“石沉大海”般的沉默。美国应该意识到，印度国内此前挥之不去的反美情绪并没有消失，不能低估其影响。幸运的是，印美伙伴关系现在是如此广泛、深入和强大，能够经受住小的冲击。从美印两国政府轻松坦率的沟通可以看出，双边关系依然富有活力。

印美关系现状处于很好的状态，而且将进一步深化。在涉及到医疗相关的合作方面，美国应该意识到，帮助印度就是在帮助世界。印度不仅仅为自己生产疫苗，而且也为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的人民生产疫苗，这就是为什么华盛顿有影响力的人士应当支持印度和南非提出的暂时放弃疫苗专利的提议。很多国家都已经积极响应这一倡议，因为他们知道这一倡议有机会改变游戏规则。

https://indianexpress.com/article/opinion/columns/us-help-india-covid-second-wave-modi-joe-biden-7305109/

痴迷于建构自己及国家的完美形象是右翼民粹主义领导人的共同特点，印度总理莫迪也不例外。自莫迪在2014年当选印度总理以后，为了确保他在国内外都被看做是救世主般的传奇人物，他所领导的政府已经走进了“死胡同”。

如今，这种国家领导人对形象建设的承诺像诅咒一样降临在了印度身上。随着凶猛的第二波新冠疫情到来，整个国家陷入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危机。我们正缓慢但正确地认识到，国家领导人像帝王一样全神贯注于其形象塑造会对普通老百姓造成多大的伤害。

在有关这场疫情的统计细节和应对政策中，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中央政府为了提升莫迪在国内的形象和印度的世界形象，在疫情远未结束的情况下过早放松了警惕。有两件事情最能说明这一点，首先是印度大规模的疫苗出口政策，其次是印度最近几个月的氧气出口量高于同期数倍。

1月20日，莫迪政府向全世界发布了疫苗慈善计划（Vaccine Maitri）——一份雄心勃勃的印度疫苗出口计划。而正是在那一天，印度新增确诊病例达11412例。尽管远低于第一波疫情最高峰时期的单日确诊数（93198例），但这仍然是一个相当高的数字。

根据外交部公布的数据，自此以后，莫迪政府打着疫苗慈善的旗号为95个外国实体送去了将近6600万剂疫苗。其中1060万剂疫苗被免费赠送给了贫穷的南方国家，剩下的部分，有的是以商业交易的形式出口，有的则是在新冠肺炎疫苗实施计划和全球疫苗免疫联盟框架下出口。显而易见地是，印度的疫苗出口计划过于激进。根据政府上个月提交给议会的材料，截至3月中旬，印度出口的新冠疫苗比留给国内使用的疫苗还多。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间段确诊病例数已经回升。3月15日当天，印度确诊了超过23000个病例。

尽管在印度政府宣布疫苗慈善计划仅仅三周后，印度新冠确诊的病例数就开始回升，但莫迪政府没有采取任何措施阻止疫苗出口，也没有提供任何警示。相反，它继续吹嘘颁布疫苗慈善计划后印度的国际地位和声望在不断上升。不仅如此，政府还颇有自信地继续宣称“（印度国内疫情控制）一切都很好，没什么可担心的”。例如，3月17日，苏杰生外长在联邦院发表演讲时表示，“印度国内留有充足的疫苗，这是（我们）向海外出口疫苗的前提。”他还表示，印度疫苗出口过程“受到了持续的监控，并考虑了国内对疫苗的阶段性需求”。不过，接下来发生的事情使这种说法不攻自破，同时表明了疫苗出口计划已经彻底失败。随着4月的临近，印度国内确诊病例开始以可怕的速度攀升。苏杰生发表演讲的3月17日，确诊病例量达27006。到4月1日，单日确诊量已经达到了惊人的65211人。印度政府似乎突然开始不合时宜地慌乱起来，决定采取措施控制疫情。

印度外交部出版的疫苗慈善计划分发登记册（the Vaccine Maitri despatch register）显示，在4月的前两个星期，疫苗出口量降低到微乎其微的水平，印度在这段时间仅出口了176.8万剂（17.68 lakh doses）疫苗，较3月份同期的2190万剂（2.19 crore doses）疫苗相比，下降了170%。实际上，登记册显示，自4月16日开始，印度再未出口过任何疫苗，但莫迪政府仍然表示，不存在任何官方出口禁令。

据报道，印度政府已经要求印度血清研究所停止出口疫苗。该公司现在面临严重的生产困境，其首席执行官指责美国禁止出口生产新冠疫苗的关键原材料。尽管拜登政府已经同意废除这项禁令，但印度血清研究所的产能仍然有限。该公司已经推进了从5月到6月底的月度产量增长计划，生产Covaxin的巴拉特生物技术公司也在推进这一计划。

5月1日，印度向全国所有成年人开放疫苗接种，符合接种资格的人数比之前多了一倍，产能不足将导致疫苗出现严重短缺。为了应对这场迫在眉睫的灾难，莫迪政府正在快速推进从国外进口疫苗，包括曾被印度政府拒绝的辉瑞公司。除了疫苗出口倡议以外，莫迪政府还做了任何谨慎的政府都不会做的事情——身处于致命的呼吸道传染病疫情却大量出口氧气。事实上，印度的氧气出口量远高于疫情发生之前。根据官方数据，在第一波疫情的高峰期，即2020年4月至2021年1月间，印度出口了近9294吨氧气，几乎是上一年出口量的两倍（4502吨）。如今，印度氧气的匮乏程度已经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全国至少有69名危重病人因与氧气有关的问题而死。突然之间，印度从液氧出口国变成了巨量的制氧设备和氧气集散系统进口国。

在印度国内疫情仍然严重且接种者不足3%的情况下，莫迪为何如此热衷于出口疫苗和氧气？

一方面，就疫苗慈善计划而言，如果从国家形象的角度来考虑政府的行为，国际团结和友谊显然是最重要的因素。按照苏杰生外长的说法，印度政府之所以提出这项倡议，完全是因为深植于印度文化的慷慨和国际主义。“我们强化了作为世界药房的声誉”，苏杰生这样告诉议会，“世界上那些脆弱的、倍感压力的国家会发现，至少还有一个大国值得信任。疫苗不仅应当向那些处于困境中的人开放，而且应当让他们负担得起”。但是，正如巴克内尔大学政治学教授朱智群在最近的一篇关于疫苗外交的评论中所言，“宣称一个国家的外交行为完全出于无私的考量是不诚实的”。正是在苏杰生的讲话中，人们可以发现莫迪政府危险地痴迷于印度形象的既得利益，从很多方面来说，这是莫迪长期迷恋于其国内形象建构所衍生出的外部行为。这里的重点并不是现代民族国家不应该寻求塑造其全球形象，而是，在不寻常的危机时期，推行全球战略以实现中长期目标的短期成本可能非常高。在这一点上，政府应该沉着谨慎，莫迪政府没能做到这一点。

另一方面，印度政府之所以迫不及待的推出雄心勃勃的疫苗出口战略，不仅是为了树立国家形象，还旨在超越中国推行疫苗外交的速度，并恢复印度在其南亚“后院”的声誉。过去十年，中国通过“一带一路”倡议扩大了它在全球南方（global south）的影响力。中国还借助范围广阔的贷款和发展项目，深化了对印度周边地区的参与。因此，印度认为新冠疫情是一个重要的机会，可以借此对抗中国的经济外交并“收复失地”，尤其是在中印发生边境冲突之后收复南亚这个更加紧迫的目标。毫不奇怪，在所有收到印度赠送疫苗的国家中，五个南亚邻国和三个“大周边”国家（extended neighbourhood）所获最多，加起来差不多有700万剂。值得注意的是，从2020年4月到2021年1月，孟加拉国从印度进口的液氧占印度液氧出口量的95%。此外，印度还计划将疫苗慈善这一倡议与四方安全对话联系起来，以扩大它在东南亚的影响力。

简而言之，当致命病毒在印度肆虐时，莫迪政府却选择了投资于复杂的大国政治。

很明显，印度一直在帮助全球南方的低收入国家推进疫苗接种计划，这是值得尊敬的行为，但莫迪政府是用欺诈的手段把这个故事兜售给了印度和整个世界。莫迪政府曾经与其它国家一道反对疫苗民族主义。与此同时，即使印度本土研发的Covaxin疫苗还未完成第三阶段临床试验，它仍选择全力保护该疫苗，而不是选择其它国家的疫苗，这不是疫苗民族主义又是什么？一些专家曾把印度对本国疫苗的过度依赖和对他国疫苗的抵制视作短视行为，事实确实如此。如今，随着确诊病例迅速增加，政府正慌忙的批准紧急使用外国疫苗。

因此，尽管我们的外交部长可能会认为那些批评家“短视”和“不负责任”，但这不能改变事实。无论如何，莫迪政府低估了新冠疫情，使自己沉溺于塑造形象的迷梦中，并且在疫情结束之前急于实现抽象的外交目标。如今，整个国家面临着自独立以来最严重的紧急医疗危机，我们必须要问：当它甚至无法找到足够的空间将死者火化时，这家著名的“世界药房”该怎么办？

https://scroll.in/article/993293/modi-government-exported-vaccines-to-boost-its-global-image-amidst-covid-19-but-at-what-cost

5月4日，印度总理莫迪与英国首相约翰逊在线上进行了计划已久的会晤，打破了新冠疫情带来的厄运，也使抗击疫情不可避免地成为了印英合作的当务之急。像今天的印度一样，英国在几个月前也经历了一场可怕的新冠疫情危机，两位领导人有很多可以谈论的话题。

除了供应治疗新冠患者所需的氧气和其他医疗设备等紧急救援物资之外，印度和英国还必须发掘双边卫生部门战略合作的巨大潜力，并为全球的抗疫斗争做出贡献。

弹性医疗供应链话题不仅将出现在莫迪和约翰逊的双边对话中，也会出现在本周在伦敦举行的七国集团(G7)部长级会议上。印度、日本和澳大利亚的外长也将参加此次会议，为下月由英国首相主持的“7+3”七国集团峰会拉开序幕。

在过去几周里，人们强烈地感受到了印度公共卫生系统的缺陷。印度很可能扩大疫苗生产，并建立强大的公共卫生系统。目前的大规模疫情既不是第一次发生，也不会是最后一次。

即使印度阻止了当前的疫情蔓延浪潮，它也必须抓住机遇，与国际伙伴合作来克服印度在过去几周中暴露出的缺陷。英国和七国集团完全有能力帮助印度提高内部能力，并因此在未来的全球流行病治理中获益。

莫迪和约翰逊的会谈必然会围绕卫生问题，但两国还有其他长期悬而未决的双边事务。很少有西方大国像英国那样与印度有着深厚的联系，却一直难以建立可持续的伙伴关系。近年来，印度与美国、法国等不同国家的关系大幅改善，印英关系却始终滞后。

印英关系进展缓慢的原因之一在于殖民视角扭曲了对彼此的看法。如果说印度官僚阶层对英国的反殖民怨恨长期存在，那么英国也发现自己很难摆脱对印度的偏见。

长期以来，印度所经历的分治留下的痛苦后遗症和英国对巴基斯坦的偏向，使印英交往日益复杂化。更糟糕的是，大量散居在英国的南亚人还将南亚次大陆内部和地区间冲突传递到了英国内政中。

南亚政治和英国内政无法完全分离，由于英国工党对印度日益增长的政治消极情绪，印度对英国的看法问题更加突出。数十年以来，印度精英们在认为工党对印度更有同情心和憎恨保守党傲慢态度的观念下成长。

在过去的三十年里，我们发现了一个重要转机。保守党已经成为印度的天然伙伴，而工党却开始更加乐于干涉印度国内政治。这里有一个悖论：抓住一切时机谴责帝国的工党及其知识分子，似乎是在无法自控地贬低印度。保守党对帝国时代的看法虽然更加感性，却更愿意就印度本身、也更愿意以共同利益视角来看待印度。

1997年，英国伊丽莎白女王与工党外交大臣罗宾·库克(Robin Cook)一起前往南亚次大陆，纪念印度独立50周年。库克以外交政策价值观的名义发表讲话，阐述了克什米尔人的自决问题。

向来语气温和的印度总理因德尔·库马尔·古杰拉尔(Inder Kumar Gujral)在访问开罗时听说了库克在克什米尔问题上的言论，他的反应是将英国斥为“三流大国”。古杰拉尔还指责英国一开始就制造了克什米尔问题，并抨击英国试图指导印度如何解决克什米尔问题的鲁莽行为。双方很快都采取了减损措施，但女王的访问本应表明善意，最终却适得其反。

工党首相托尼·布莱尔(Tony Blair)和戈登·布朗(Gordon Brown)当然试图做出弥补，但该党与印度的关系还是逐渐疏远。在前工党领袖杰里米·科尔宾(Jeremy Corbyn)的领导下，该党在克什米尔问题等印度内部事务上的立场变得相当敌对。最近，工党也迅速开启了对农民骚动的讨论。

相比之下，保守党对印度的态度持续升温。保守党首相约翰·梅杰(John Major)支持了印度在20世纪90年代的经济改革。2010年从工党手中夺取政权的戴维·卡梅伦(David Cameron)及其继任者特里沙·梅(Theresa May)也试图恢复并推动英印关系。但印英在将新的善意转化为战略成果方面还仍需努力。

两国关系的新特点是莫迪和约翰逊希望为双边关系找到新基础的强烈政治意愿。两位领导人预计将宣布一项为期10年的计划，以在各领域转变双边关系。

莫迪和约翰逊都面临着各自国家的一系列全新情况，并认识到印度和英国都需要彼此来实现他们愈发宏伟的目标。例如，在贸易方面，两国都在各自的地区集团中遭遇了挫折。英国已经退出欧盟，印度也拒绝加入以中国为中心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尽管两国将继续与地区伙伴进行贸易，但它们都渴望建立新的全球经济伙伴关系。

在保持欧洲安全维护者身份的同时，英国正向印太地区靠拢，而印度是英国在该地区的天然盟友。中国崛起改变了印度的周边环境，他需要一个尽可能广泛的联盟，以恢复表面上的地区平衡。英国还可以为加强印度国内国防工业基础做出贡献。双方还可以通过共享物流设施来扩大印度的地区影响力。

据悉，印英正在讨论一项关于“移民和流动性”的协议，以促进印度人合法进入英国。双方致力于在气候变化问题上寻找共同点。随着两国深化双边伙伴关系，扩大地区和全球合作，印英可能会发现控制对巴基斯坦的愤怒以及管理英国南亚侨民政治将变得更加容易。如果莫迪和约翰逊成功地制定了互惠互利的友好条款，未来的工党政府破坏这种伙伴关系的意愿可能会大大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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