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9日，美国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经济研究员，前美国财政部经济政策助理阿兰·克莱因撰文指出，西方国家对俄罗斯的经济制裁难以在短期内产生效果，俄乌局势的焦灼将使经济斗争产生更大影响。

专家认为，俄乌冲突实际上是一场多方参与、多维进行的多边冲突。除了直接当事方俄乌两国外，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及部分发展中国家也不同程度地参与冲突。冲突不但是正面的、当下的军事冲突，还是未来的经济斗争。一方面，前端的军事冲突持续进行，乌克兰军民的实际表现远超各国的预期，成功遏制俄军推进力量。另一方面，西方国家的经济制裁具有一定滞后性，需要在一段时间后才能展现效果。

专家指出，全方位经济制裁的实际效果仍有待观望，但是肯定可以沉重打击俄罗斯经济。第一，俄罗斯在被国际供应链的主导国家排斥后，将不可避免地损失国际贸易这一经济支柱。例如，生产全球化的当下，俄罗斯航空产业无法购买波音公司的零部件或者服务。第二，美元作为世界储值货币的金融市场沉重打击俄罗斯。俄罗斯在俄乌冲突后陷入拖欠国债、关闭股市、卢布大幅贬值等困境，以至于重新恢复股市后使用黄金或比特币，而非卢布参与全球贸易。

专家表示，全球金融市场认为俄罗斯经济将很快面临崩溃，并积极预测俄罗斯经济疲软态势及与全球经济脱钩的持续影响，然而市场预期并不总是反映客观现实，不应被用作衡量经济斗争成功与否的标准，相关评估需要更多时间。

4月28日，就俄乌冲突直接导致长期中立的瑞典和芬兰考虑加入北约一事，卡内基欧洲中心非常驻研究员朱迪·邓普西整理十余位专家的意见，阐述该两国加入北约将大幅改变欧洲安全格局。

接受采访的专家一致认为，瑞典和芬兰正式加入北约，将大大加强北约在波罗的海地区的军事实力。欧洲改革中心对外政策主任伊恩·邦德认为，芬兰和瑞典邻近北约东翼（芬兰与俄罗斯直接接壤），加入北约可以极大缓解东翼波罗的海三国的安全压力，降低俄罗斯与北约直接爆发军事冲突的可能性。具体而言，根据波兰科学院副教授莫妮卡·苏斯的研究，瑞典具有较强的空军和海军实力，芬兰陆军领先且拥有义务兵役制度，两国有能力在北约框架下提高邻国的防御能力。挪威大西洋委员会秘书长凯特·邦德特补充道，瑞典和芬兰虽然长期中立，但是基于与北约多次开展的军事合作的经历，例如远征军联合部队（JEF）、北欧防务合作组织（NORDEFCO），事实上已经属于“准北约”国家。北约只需要对现有的北欧区域防务合作略加调整，即可实现完整的安全防御力量。

部分专家指出，北约吸纳瑞典和芬兰并不是解决欧洲安全问题的终点。都柏林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本·托拉指出，将北欧五国全部纳入（丹麦、挪威和冰岛已是北约成员国）北约，意味着彻底改变冷战以来的北欧地区势力平衡，俄罗斯必然会对瑞典和芬兰施加军事压力，例如加强对芬俄边界的常规部署。爱丁堡大学博士候选人安德拉·克里斯托强调北约内部团结才是欧洲安全格局的决定性因素，北约因内部分歧造成的低效问题无法通过进一步扩张解决。

个别专家，例如芬兰坦佩雷大学研究主任汉娜·奥佳宁教授从芬兰和瑞典两国的立场分析，认为加入北约并非最有利本国利益的战略取向，因为较之北约成员国之间复杂的利益关系，加强与美国和英国的双边军事合作效率更高。

1月26日，卡内基欧洲非常驻高级研究员朱迪·邓普西撰文指出，德国在实践中未能对俄罗斯采取强硬措施，具有其历史、能源及内政各方面因素。

专家表示，在俄罗斯与北约冲突日益加剧的背景下，德国虽然公开支持北约向波罗的海三国及罗马尼亚等北约成员国运输武器、部署军队的路线，但在事实上阻挠北约的行动，例如要求英国运输飞机绕过德国领空、禁止向爱沙尼亚运输德国制造的武器等。

第一，从历史角度看，德国对俄罗斯的模糊态度受长期德俄关系及历史负罪感影响深远。部分德国政治家认为乌克兰及其他中东欧国家作为德俄之间长期合作或敌对关系留下的政治遗产，也是俄欧之间的战略警戒带，应当报以尊重；另外，德国对二战时侵略这些国家抱有深深的历史负罪感。他们认为，俄乌问题的产生，在于这些国家期望建立独立于俄罗斯的民主制度，并计划加入北约、欧盟等西方国家阵营。俄罗斯将这类行为视为对自身安全利益的严重威胁。

第二，从能源角度看，德国对俄罗斯的能源与经济依赖也是阻碍德国对俄罗斯实施严格制裁的因素。俄罗斯天然气占德国市场半数以上的份额，占其他欧洲国家市场超过三分之一的份额。

第三，从德国内政角度看，德国政府内部及公众的分歧巨大。本届德国政府为三党联合执政，由绿党领导的外交部门奉行强硬的对俄政策，而社会民主党领导总理府沿袭上任总理默克尔的东方政治（Ostpolitik）路线，即拒绝对俄罗斯采取过于强硬的制裁措施，通过增加外交对话和经贸合作解决俄罗斯问题。德国公众对于现有对俄政策的态度，也呈现对立的情形。

专家认为，德国的行为加剧了北约内部，尤其是东西欧的分裂。一方面，与俄罗斯或乌克兰直接接壤的波罗的海三国及中东欧国家强烈谴责德国无视其现实国家安全利益，并质疑德国至少在经贸合作上的亲俄倾向，进而寻求摆脱严苛的欧盟机制，追求美国的协助。另一方面，法国虽然支持德国，但是法国的支持建立在欧洲“战略自主”的立场上。然而，欧洲的防御能力严重依赖于以美国为主导的北约组织，独立的欧洲防御体系建设仍在起步阶段，且将不可避免影响欧洲国家与北约的信赖关系。因此，不论是战后遵循和平主义的德国，还是迫切需要任何防御协助的中东欧国家，都难以完全认可法国的主张。

专家总结道，目前北约内部就对俄政策的分歧一定程度上影响欧盟一体化及欧洲独立防御体系的建设进程。如果欧洲国家难以尽快团结一致，则北约将难以维持足够实力与俄罗斯对抗。

1月25日，卡内基莫斯科中心负责人德米特里·特列宁接受俄罗斯《生意人报》记者伊琳娜·契尔年科采访，指出俄乌冲突短期内不会升级为战争，并分析俄罗斯与西方国家关系的发展的两种可能性，得出新的国际秩序正在形成的结论。

首先，专家表示，短期内俄乌冲突显然不会升级为战争，而长远来看仍有争议。美国及其他国家实力对乌克兰政府仍然保持强大的影响力，并未必要挑衅俄罗斯，而俄罗斯近期的外交与军事行动仍然不足以判断其未来的战略动向。

其次，专家针对俄罗斯未来的对外方针提出两种构想。第一，延续戈尔巴乔夫时期融入西方的外交路线。俄罗斯可能通过2021年12月向美国及北约提交的协议草案，迫使美国开启双边谈判，最终达成构建欧洲安全新秩序的目标。第二，启动新型外交路线，直接与西方国家决裂。俄罗斯将放弃与西方国家的交流，同时与中国、伊朗、古巴等非西方国家加强合作，在世界范围内构建自身势力范围，这一过程可能涉及到武力的使用。

再次，专家对两种发展模式的效果、可能性进行分析。第一，俄罗斯现有的军事实力、能源储备等优势可以实现两种发展模式。第二，俄罗斯在第一种模式下承担的成本较小。第一种模式虽然有损俄罗斯作为大国的声誉，但尚不能动摇俄罗斯政府在统治地位及在国际社会的影响力。第二种模式不但必然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及财产损失，威胁俄罗斯国内民众态度及俄罗斯现有的外交关系，还会严重割裂俄罗斯内部亲西方与反西方政治精英。第三，专家承认，评价何种发展模式较好受到利益阶层、个人偏好的影响，第二种模式不必然劣于第一种模式。

专家最后总结道，上述问题产生的背景是，俄罗斯在经历苏联解体后三十年的艰难发展，已经具备实力要求重新调整不利于俄罗斯的国际秩序。在此之前，赢得冷战的美国及其盟友并未重视俄罗斯的利益诉求，而现在则不得不将俄罗斯视为强大的对手。不论俄罗斯与美国及其盟友的矛盾是否可以通过和平方式解决，未知的新型国际秩序必然代替现有秩序。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访印之时恰逢印度与日本建交70周年。在俄乌冲突背景下，这是亚洲最重要的民主国家间就冲突可能产生的后果与影响进行坦诚对话的宝贵机会。中国的民族主义情绪挑战着印太地区的安全。美国的全球领导力正开始捉襟见肘，从阿富汗到朝鲜都可见一斑。同时，中俄结盟对包括印度和日本在内的许多国家都具有重要战略意义。

在此关键时刻，印度和日本拥有通过更紧密的合作来提升自身在新兴世界秩序中地位的战略机遇。岸田的此次访问为提高“印日展望2025 ”战略的成熟度创造了契机。尽管方向有异——日美签订了数十条结盟条约，印度则追求多极化秩序和战略自主——但前首相安倍晋三提出的“两洋交汇”愿景为双方建立互信乃至深化合作都奠定了基础。印日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俄乌冲突中以及G7对话中都存在微妙差异，但双方战略趋同远大于分歧。

在印太议程、各种双边多边论坛上，印日协同合作、密切配合。面对疫情，双方启动四方安全对话疫苗合作伙伴关系，与澳大利亚合作制定弹性供应链倡议（RSCI），加入印度太平洋倡议 (IPOI)。经济安全也是后疫情时代的重要主题，印日在数字、网络、空间、5G和半导体等新技术领域的合作前景大好，双方需要在技术转让和适应问题上进行更深入的讨论。高科技和知识经济的互补优势为双方带来机遇。印度的软件实力及其人口优势充分匹配了日本“5.0 社会”的需要。日本一直是印度经济现代化的“增压器”。岸田承诺在五年内对印投资约420亿美元，突显了日本在建设一个强大的印度方面的决心。过去十年，日本成为印度重要的防务和战略伙伴。两国致力于通过与四方安全对话和欧洲主要海军的联合演习、后勤、信息以及情报共享来建立基于规则的海上秩序，双方正在进一步加强数字基础设施和国防技术方面的合作。

由于印度的海洋地理位置和海军实力，日本首次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NSS）优先考虑对印合作。日本正在修改关键的国防和安全文件，印度将继续成为与美国、澳大利亚、欧洲和东盟并列的重要一极。

展望未来，印度在日本外交大战略中的重要地位将固若金汤。眼下正值全球秩序变革的关键时期，印日不能成为旁观者，双方愿共同领导并设计战略解决方案，以恢复后疫情时代世界的平衡。

我们正处于一场“沉浸式的全方位”战争中，不仅是作战方，而且整个世界都将遭受严重的后果。这与世界末日般的冷战场景非常接近，这也是一场意识形态、政治制度、领导人意志完全对立的战争，体现了各国重塑世界秩序的愿望。这场战争是“沉浸式”的，因为全世界数百万人直接或间接地参与了这场战争；它是“全方位”的，因为从街头战斗到远程导弹，从网络攻击到经济打击，从核生化武器（NBC）威胁到策略性叙事，每一种战争工具都在同时发挥作用。

这场战争只有三种可能的结果。

首先，俄罗斯利用军事霸权迫使乌克兰屈服，并在鲜血中为北约划出红线。第二个可能是，乌克兰的抵抗成为西方集团对抗专制领导人霸权主义野心的堡垒，并将普京赶出乌克兰，甚至可能也赶出莫斯科。第三种可能性是，在可预见的未来，乌克兰成为东欧和西欧动荡的中心。在这三种情况下，只有受害者，而无胜利者，因为所有利益相关者都会遭受痛苦，只是有些人的痛苦更甚。

除了敷衍的声明外，印度在这场冲突中几乎没有什么影响力，因为印度处于在全球舞台中占据道德制高点和放弃一个值得信赖的盟友的两难境地。尤其是在目前与中国的边境对峙中，印度在联合国大会上对俄罗斯提供支持十分必要。尽管印度宣称要“自力更生”，但在外部或经济安全问题上，印度距离真正的独立还有几十年的时间。

这场战争给我们带来了重要的教训和后果。首先是现代战争失控的速度之快。就在几天前，军事专家们还将俄罗斯的动员视为普京的边缘政策。印度需要反思本国的战争机制是否能够应对急速爆发的战争，因为在过去，即使面临规模较小的冲突，印度也需要在最后时刻迫切地从俄罗斯进口弹药和军械。

第二个教训是，尽管有大量的意识形态、道德和物质支持，但战斗必须由各国独立完成。各国领导人，无论战争正义与否，都将优先凭借自身实力而非依靠外来援助。

第三个教训是，虽然陷入两个集团的斗争很危险，但被两个集团冷落可能同样危险。无论战争的结果如何，一个被削弱的俄罗斯在经济和意识形态上都会向中国倾斜。西方已经开始呼吁印度采取对冲策略，并将迫使我们做出选择，旗帜鲜明地选择支持或反对。当被敌对和霸权主义国家包围时，保持不结盟是很难的，其中两个国家已经“占领”了我们的领土，而我们永远可靠的盟友自己却步履蹒跚。

在印度国内发展面临困境的背景下，这场战争对印度国内社会也将造成严重后果。在全球供应链支离破碎的情况下，几乎每一种商品的价格都会在失业率达到历史最高水平的同时飙升通胀，为滞胀创造了条件。在金融界等待战争的废墟平息之际，主要投资将保持谨慎。距离全国大选仅有两年时间，国内竞选将更加关注政治思想和金融政策，而非过去几个月那样聚焦不断变化的世界秩序。

当世界分神于战争之际，中国将放纵其“扩张主义”野心。从中国的角度来看，这是一个进入印度东侧领土的好时机。印度经济疲软，物资短缺耗尽了本国的战略储备。俄乌冲突证明没有一个国家（或联合国）想要在物质或政治上援助我们。印度如今的优先级实在太低了，只得跟着西方向中国施压迫使其遏制普京。在北约门口超级大国之间的战争中，“拉达克”或“阿鲁纳恰尔邦（我国藏南地区）”是遥远的边角戏。

迫在眉睫的大决战带来的唯一一线希望是，它可能会迫使我们的政治领导层跨越意识形态，关注现实问题，即抛开狭隘、分裂和短视的目标，加强民族团结，尤其是如果我们要应对一个更强大的对手。这也许是印度能从乌克兰学到的最好的教训。

在科伦坡安全会议机制建立以前，鉴于地区关系的复杂性，印度作为印度洋地区的定海神针，一直同区域各国保持着密切的战略安全互动。南亚区域合作联盟（SAARC）未能按宪章的承诺排除双边问题的影响，这使印度对以南亚为中心的多边协议特别警惕。印度早前确有承诺将成为该地区的“净安全提供者”，但它只会通过协商一致的方式履约，恰如科伦坡安全会议所示。

即便如此，科伦坡安全会议并非印度一厢情愿。若说有变，那就是印度与斯里兰卡的双边共识变成了两国及其共同邻国马尔代夫的三边共识。2004年马尔代夫和斯里兰卡发生海啸后，印度及时介入并提供援助，并以最快的速度撤出驻扎两地的印度军队，这一举动建立了两国对印度的信任，也消除了对其试图建立永久军事基地的怀疑。人们对科摩罗和马达加斯加加入科伦坡安全会议反响平平。然而，这两侧是印度在安达曼海和拉克沙群岛海的陆地领土延伸，中间是与印友好的美国迪戈加西亚基地，更不必说留尼汪岛是法国领土，无论队友或对手承认与否，一个“护塘”的安全网正在形成。然而，该愿景有其局限性，因为域外势力的介入可能会与科伦坡安全会议的理念本身产生冲突。

与美国领导的“四方安全对话”，甚至是“澳英美同盟”不同，科伦坡安全会议仍将是一个促进区域利益的区域性倡议，其范围和目标有限，将由共同商定的宪章和路线图来确定。如果需要扩大成员数量或议程范围，只能通过主权国家的共识来实现。成员国，包括集团中最大的国家——印度，都很清楚这些限制，也知道如果其中任何一个或多个国家超出固定议程的范围，就有可能造成该协议的完全崩溃。

然而，作为该集团不言自明的领导者，印度有必要保持开放的心态，以免科伦坡安全会议这一“实验”在未来的某一天失败，就像三国国家安全顾问会议在亚明担任马尔代夫总统期间（2013-2018年）的大部分时候都被搁置一样。这将是科伦坡安全会议安排中最具考验和最棘手的部分，通过双边和独立机制克服这种周期性的国内变化将决定目前该计划能走多远和成功与否，只有克服这些障碍才能使各国对未来有信心并不断推动合作，才能在没有域外大国干预的情况下共同开发利用这片海域。

印度海军于3月4日结束了在维沙卡帕特南举行的“米兰2022”多边海军演习。演习自 1995 年开始举行，今年分两个阶段进行——海港阶段和海上阶段。这次演习不仅使各国海军发展了专业联系，而且成为展示印度军事软实力的重要工具。

米兰演习参与规模不断扩大，复杂程度不断提升，体现出印度国防外交足迹已从西亚扩大到东南亚。这种外交包括更先进的海军接触、更大规模的军事演习以及加强国防出口。国防外交改善了印度军队与伙伴军队的互操作性，并提升了印度的外交影响力。印度防务外交的一个关键驱动力是中国在该地区的持续“侵略”，特别是在南海。近年来，印度加强了与东南亚国家的合作。他们热衷于加强与印度的安全联系，以平衡中国并保障其海上安全。大多数东南亚国家都参加了今年的米兰演习，印度正在利用这种合作方式来刺激国防出口并对抗中国，正如中国利用其国防供应巩固其区域地位一样。最近与菲律宾达成的“布拉莫斯”导弹交易，是该导弹的首个出口订单，为印度国防工业注入了一剂强心针。

除了扩大国内国防工业基础和促进出口的措施外，政府还扩大了驻外使馆武官的职权。政府为他们分配了高达 5万美元的年度预算，用于在驻地国市场推广印度国防装备。  除了出口，印度还通过捐赠和转让设备帮助其近邻提升海军能力，包括送往毛里求斯、斯里兰卡、马尔代夫和塞舌尔的海上巡逻舰，以及两架送往塞舌尔的多尼尔飞机。

如2004 年印度洋海啸、2015 年尼泊尔地震和 2020 年马达加斯加洪水期间所见，印度一直在HADR（人道主义援助和救灾行动）方面处于领先地位。由于该地区的极端天气事件增加了自然灾害发生的可能，尤其是在孟加拉湾地区，人道主义援助和救灾行动仍然是四方安全对话中的一个重要重点领域。同时，印度还与环孟加拉湾多领域经济技术合作倡议（BIMSTEC）国家开展了 PANEX-21 演习。

印度现已与西亚君主制国家建立了独特的伙伴关系，国防外交成为这种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亚伯拉罕协议》的签订和中国形象的日益提升，该地区正在见证划时代的转变。印度通过专注于海军接触来推进其安全合作。例如，2021 年 8 月，印度与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巴林和沙特阿拉伯举行了“背靠背”（back-to-back）联合海军演习。

自 2021 年 8 月塔利班政权回归以来，印度一直与其盟友合作以遏制阿富汗不稳定安全局势的不利影响。2022 年 1 月的首届印度-中亚峰会和 2021 年 11 月的区域安全对话体现出印度应对阿富汗挑战的重点在于防止恐怖主义和毒品贩运的蔓延。为此，印度正在尝试与感兴趣的中亚国家举行联合反恐演习。印度专注于遏制阿富汗安全局势的不利影响，同时应对中国在印太地区日益增长的海上威胁。印度越来越多地利用其国防力量来塑造地区外交，防务外交正在帮助印度在整个地区建立伙伴关系网络。维持这些伙伴关系需要印度对本国本国海军、远征和后勤能力加强投资。

俄乌冲突爆发以来，印度在联合国就俄乌问题的三次投票中选择弃权。俄罗斯对印度的 "独立和平衡 "立场表示欢迎，但是，在所谓的全球民主国家和反对非自由主义轴心的西方选民中，印度的选择却不太受欢迎。

印度有充足的理由在乌克兰问题上保持沉默。俄罗斯是印度最大的武器供应商。尽管对俄罗斯依赖程度较前几十年有所下降，但印度武装力量70%的军备产品仍来自俄罗斯。除了国防合作外，作为仅次于中美的第三大石油进口国，印寄希望于进口俄罗斯的石油和天然气来促进其经济发展。

俄罗斯始终在印度需要时向其提供重要的军事支持，甚至在1971年印度与巴基斯坦战争期间冒着与美开战的风险，派遣海军前往印度洋，驱逐尼克松派来恐吓印度的军舰。历史传统使得俄罗斯不仅是印度政府久经考验的盟友，还成为了印度公众眼中靠谱的伙伴国家。仅凭民意对俄罗斯的良好印象，就会使任何印度领导人无法在政治上疏远俄罗斯。印度并非初次拒绝加入全球的对俄谴责。在上一届国大党政府领导下，印度同样在西方对俄罗斯2014年吞并克里米亚的谴责浪潮中选择缺席。多年来，随着印中国力愈发不对称，以及中国越来越自信地展示其崛起，印度的不安全感也在增加。印度完全颠覆了其早先的不结盟政策，逐步拉近对美距离，以实现远交近攻，而中国则将印度视为美国对其围堵计划的一部分。

在俄罗斯与中国的友好关系中，印度也看到了对中国缓和的可能，以及与中国处理分歧的桥梁。此时此刻，印度最不想做的事情就是抛弃俄罗斯，以防进一步加强的中俄协约给印度带来更多困难。因此，对莫迪来说，这次“坐视不理”是完全站得住脚的。与加入反对普京的大合唱的风险相比，不作为的代价很小。美国将倾向于忽视印度这一对冲行为，原因与它忽视印度国内汹涌的人权问题一样——印度是美国不可替代的盟友。毕竟对美国来说，莫迪是一位前所未有的，不仅有意愿也有能力进一步推进美印战略和经济伙伴关系的领导人。美印需要彼此，以对抗美国全球主导地位的最终挑战者——中国。

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引发的恐慌似乎将被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持续入侵”所取代。它有可能加深美国及其盟友与中俄联合之间的全球地缘政治对抗。虽然目前的影响主要局限于经济制裁，但“入侵”所带来的后续反应必将进一步产生全球效应，印度不可能独善其身。

考虑到俄罗斯的“入侵”行为公然违反国际法，印度的中立也可能被视为对俄罗斯的偏袒。在投票前，俄罗斯总统普京曾与印度总理莫迪交谈，美国官员也曾向印度递出橄榄枝。印度应该关注到美俄双方均寻求其支持这一现象背后所蕴藏的机遇和挑战，这将可能有助于塑造印度未来应对地缘政治动荡的外交政策姿态。

可以预见的是，俄罗斯和美国都会利用印度在加强军事装备方面对他们的依赖，在俄美双方有争议的问题上向印施压。建立基于共同利益的合作关系将继续为印度战略制定提供动力。在一个日益走向建立联盟模式的世界中，伴随着无节制的军备竞赛，印度必须处理好交叉关系和由此产生的矛盾。

就宏观战略而言，如果印度不卷入本质上是不同国家之间的争斗，将更加符合其自身利益。印度不应将当代的全球动荡视为自由主义和威权主义之间的意识形态对抗。相反，在威斯特伐利亚主权的基础上，任何寻求统治地位以破坏印度主权的企图都必须成为核心关切。美俄关系的恶化和中俄关系的日益亲密，对印度的对外战略产生了重大影响。虽然加入美国领导的集团或向其靠拢的呼声在印度的外交政策论述中可能越来越多，但要走这条路还需要更加谨慎。

这种谨慎来自于国际关系的首要原则，即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如果接受这一原则，就会认同对印度来说战略伙伴关系比加入任何联盟关系都更合适的观点。乌克兰局势仍在发展，俄罗斯出人意料地将其核力量置于警戒状态，对印度的启示是，在战争中，来自友国形式上的援助难以对抗敌国的坚船利炮。因此，塑造和加强印度的军事力量必须独立于避免暴力的政治呼吁和维护和平的外交努力。对印度来说，当务之急是打造一支有效的军队作为政治领导层的利剑，朋友可以帮助磨剑，但期望他们为我们战斗并不现实。

在2月1日公布的2022年印度联邦预算中，财政部长尼尔马拉·西塔拉曼（Nirmala Sitharaman）对国防预算做出了适度调整。国防部获得了5.25万亿卢比的拨款，较上一财年增长了10%，新预算案强调促进国防制造业的自力更生。虽然资源供应方面挑战仍存，但国防预算仍在中央政府的支出中独占鳌头。

该预算案中的两个关键措施体现了印度政府对“中国威胁”的长期看法：扩大预算以支持印度海军现代化和加强边境基础设施建设。在与中国边境持续对峙的背景下，印度的威胁认知与日俱增。

中国海军拥有大约 355 艘舰艇和潜艇，现已成为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海军。作为回应，印度加强了包括印度洋巡逻在内的海军活动。此外，印度日益增长的印太野心促使其不断扩大印太的海军存在并加强与该地区的接触。然而，印度海军规模仅有中国的三分之一，要实现上述目标，压力巨大。造船延误和入役延迟极大地影响着印度海军现代化的步伐。为解决一问题，政府在预算中将海军现代化的资本分配从上一财年的 3320亿卢比增加到 4759亿卢比。除增加海军存在外，该预算案将有助于印度造船厂扩张。目前，印度的国有造船厂正在制造 48 艘舰艇和潜艇，使印度海军成为三个军种中本土化程度最高的军种。预计今年将有两艘由柯钦造船厂建造的国产航空母舰“维克兰特”号（INS Vikrant）和来自马札岗船坞的 “瓦吉尔”号（INS Vagir）入役，可能在 2022 年下半年投入使用。

中国挑战的另一个关键方面来自边境基础设施建设。过去二十年中，中国通过坚定的基础设施建设，维持着解放军在实控线上的持续存在。印度虽然在这场比赛中迟到了，但正在迎头赶上。印度政府正在有序推进边境公路、战略铁路线和先进着陆场（靠近实控线地区的机场）建设。边境道路组织 (BRO) 作为沿实控线建设边境公路的主要机构，预算连年攀升。据悉，今年边境道路组织获批350 亿卢比的预算，比 2021至2022财年的250亿卢比高出 40%。持续增加的预算分配确保该组织完成了许多悬而未决的项目。此外，西塔拉曼还公布了“活力乡村计划（Vibrant Villages Programme）”，该计划的重点在于促进实控线上偏远村庄的发展。内政部统一管理该计划内的发展活动，包括基础设施建设、住房保障、发展旅游、道路连通项目、提供可再生能源、扩大卫星电视的使用范围以及支持人民生计。由于印中实控线两侧村庄的生活水平存在明显差异，该计划至关重要。

只有在所需预算支持下，这些举措时才会产生预期结果。虽然政府必须承担海军现代化的成本，但它可以通过企业社会责任体系让私营部门分担边境开发成本。

虽然印度的“东进政策”与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看似毫无关联，但这场战争对印度东进政策确有影响，印度的“东进政策”将面临关键考验。

印度在俄美关系恶化的情况下越发难以实现平衡。中俄日益步调一致使情况更加复杂。尽管中印（连同阿联酋）在联合国安理会谴责俄罗斯在乌克兰的行动的决议中投了弃权票，但这不应被视为中印之间的暂时一致。虽然印中俄都倾向于多极化的世界秩序，但如果被迫做出选择，印度更倾向于美国领导的世界秩序而非中国领导的世界秩序。在印美关系加深，中印关系恶化，以及俄罗斯国际地位不断下降的情况下，印度将越来越被视为俄中印三边关系中的异类。

印度试图与俄罗斯保持接触，鉴于印度对俄罗斯武器装备的过度依赖，且考虑到印俄传统友谊，以及阻止俄罗斯与印度的主要对手中国和巴基斯坦加深关系的战略考量，印度不愿与俄罗斯完全脱钩，但来自西方的压力与日俱增。

印度的“东进政策”何去何从？印度一直倾向于开放和包容的地区秩序，正如其对东盟主导的区域一体化进程的支持。然而，印度也在增加其在更具排他性的小型区域集团中的成员资格，如四方安全对话和印日美三边对话。虽然印度保持着对地区秩序中 “以东盟为中心”原则的正式承诺，但当前国际体系的分化可能削弱这一原则。东盟在关键的地区发展中的行动（或不行动）已面临批评。东盟对于乌克兰局势发展的冷漠态度，使其目前正面临着国际社会的进一步审视。此外，由东盟主导的一些倡议，包括东盟地区论坛、东亚峰会和东盟防长扩大会，美、俄、中都是其重要成员。鉴于这些国家之间的交恶，东盟平台的重要性在减弱。尽管印度越来越多地参与到如四国集团的“小多边”机制中，但仍然保持着它无法或不愿跨越的界限。由于印度倾向于不结盟和战略自主，考虑到对航行自由等关键原则的解释存在分歧，印度更多参与美国主导的地区倡议的意愿仍将受到一定限制。印度对俄罗斯武器装备的过度依赖也会推迟印度对东南亚日益增加的国防出口（例如，布拉莫斯是与俄罗斯合资开发的）。这意味着，除非印中关系因全面战争而严重恶化，否则印度不太可能加入由美国主导的、诸如“五眼联盟”或澳英美同盟这样的安全机制。

这使得印度在地区秩序中面临艰难困境，可能成为东盟、美国、中国主导下的区域集团“若即若离的支持者”。俄美之间的紧张关系对印度“东进政策”似乎影响不大，毕竟印太地区的主要竞争者是美中两国，但明显的溢出效应不容忽视。印度在地区秩序中可能被边缘化。长期以来印度倾向于在长袖善舞中谋得战略自主，并努力维持与俄、美之间强有力的联系（印度并非唯一采取这种立场的国家）。这些都将是“东进政策”迈入下一阶段的关键考量。

1月27日，伊斯坦布尔信息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名誉教授伊利杰尔·图兰发表评论文章指出，自苏联解体后，土耳其便立即承认亚美尼亚独立，本预计两国关系将朝着开放边界和建交方向发展，但由于阿塞拜疆对亚美利亚持续的敌对行动，两国关系始终冷淡。

专家指出，阿塞拜疆最近恢复了对其领土的控制，这从两个方面改变了土耳其-亚美尼亚关系的背景。首先，土耳其和阿塞拜疆对冲突结果感到满意，并将致力于维持该领土内的持久和平和稳定。其次，同样重要的是，亚美尼亚正在改变其激进且带有民族主义色彩的对外政策，转向通过发展和平关系实现经济繁荣的外交路线。后来其国内的选举结果也证实了：亚美尼亚的选民们选择的是和平与繁荣，而非种族隔离主义的外交政策。

从历史上看，亚美尼亚既奉行过扩张主义，也秉持过睦邻友好。外交政策的波动似乎是由亚美尼亚作为一个国家与其侨民团体的复杂关系造成的，他们中大部分在政治上和物质上支持他们的祖国，并期望政府执行符合他们意愿的政策，从而报复民族的历史仇怨。但是亚美尼亚政府越是推行由侨民主张的种族隔离政策，国家就越穷，就越是依赖侨民的支持。只有在发生历史性事件，如战败后，才会认真分析和重新考虑这些政策。

许多观察家还指出，亚美尼亚的种族隔离主义有时会受到第三方的鼓励，他们认为亚美尼亚与邻国的关系混乱会带来好处。以俄罗斯为例，正是俄罗斯在亚美尼亚与阿塞拜疆的战争中向前者提供了大量的军事支持。与邻国的紧张关系又为国家带来安全问题，因此俄罗斯可以顺理成章的在其境内部署大批军事力量，这很符合俄罗斯的利益，因为它想保持并扩大其在高加索地区的影响力。

专家强调，土耳其和亚美尼亚似乎都表示出改善两国关系的意愿。亚美尼亚已经解除了对土耳其商品的禁令，双方同意从2月2日起在两国间开通航班，更重要的是，已经任命特别代表进行定期会谈，以进一步实现关系正常化。必须指出的是，双边关系的改善将与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之间的关系发展轨迹有关。指望土耳其同意与亚美尼亚关系正常化而牺牲其与阿塞拜疆的密切联系是不现实的。土耳其希望短期内的关系改善能够使僵化的长期问题在一个更积极互谅的环境中得到解决。

到目前为止，国际社会一直支持亚美尼亚与土耳其关系正常化。这一进程的展开也为俄罗斯和土耳其在扩大影响力的同时加强合作，互利共赢提供了条件。

1月28日，俄罗斯国际事务委员会主席，俄罗斯前外交部长伊戈尔·伊万诺夫发表评论文章。他指出，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网络上充斥着各种世界末日的预测和乌克兰局势演变的信息。评论员、专家和政界人士都严肃讨论关于俄乌战争不可避免、基辅政变，甚至是即将到来的全球核战争等话题。上述这些骇人听闻的网络信息攻击的目的是什么？谁可能是幕后黑手？谁将从中受益？在不久的将来，乌克兰周围到底可能发生什么？

专家指出，任何稍微熟悉俄罗斯权力结构的人都明白，俄罗斯当局的真正计划或意图只有极少数人能获悉，通常情况下，这些人在信息领域不会进行任何宣传。网络上声音很大的人通常是那些被上级责成发出声音的人，或者是那些为了得到高层官员的注意和赞赏而不顾自身危险行事的人。当然，这些“发声者”都不了解克里姆林宫的任何计划。专家认为这些相关人士围绕所谓的乌克兰战争而发动的舆论浪潮没有任何依据和实际意义，反而不可避免地煽动了国内的公众情绪，造成恐慌，或者相反的军国主义情绪。再加上新冠疫情本身使得国家元气大伤，这些好战舆论会严重打击俄罗斯社会的士气。如果有人希望通过这些言论增强民族的团结和爱国情怀，那无疑是南辕北辙了。

如果从乌克兰的角度来看待此问题。有必要承认，在乌克兰有相当多的势力出于各种原因，有意围绕与俄罗斯的关系煽动舆论。他们的出发点是，将自己塑造成“凶狠的俄罗斯熊”爪下的受害者，从而获取同情。首先，在他们看来，这样更容易获得国家认同感，从而推行新政。其次，在这样的条件下，西方可能对乌克兰国家的内部政治丑闻、腐败和其他问题视而不见。第三，通过扮演受害者，他们可以指望外部增加经济和军事援助。第四，加强乌克兰本身的反俄情绪。可想而知，基辅将继续努力尽其所能，为信息空间的紧张局势火上浇油。

对华盛顿及其欧洲-大西洋盟国来说，围绕俄罗斯在乌克兰“即将发生的”侵略而开展的行动也正中他们下怀——这使它们能够转移对自己内部问题的注意力、使陈旧的北大西洋集团增强凝聚力，它转移了人们对西方军队从阿富汗撤出的耻辱行为的注意力。通过关注乌克兰周边事态的发展，白宫正试图打击在欧洲普遍存在的一种观念，即美国外交政策中的大西洋层面让位于对华盛顿更重要的印度-太平洋层面。

简而言之，每方势力都在各司其职，围绕着乌克兰打一场宣传战。

事实证明，没有人需要一场使用现代武器的真正战争，这会产生无数的受害者和巨大的破坏力。各方都会遭受损失，可能在未来几十年内都不易恢复。在欧洲中心发生的一场重大战争的后果将不亚于切尔诺贝利事故的后果，这些后果已经在我们的生活中存在了近四十年之久没有国家愿意承担这样的风险。

专家强调，对各方而言，摆脱当前局势的唯一体面方式是毫不拖延地坐到谈判桌上各抒己见，用安全的方式表达各方立场，从而达成协议。

1月19日，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项目主任安德烈·苏申佐夫发表评论文章，指出2022年的国际进程相对于过去的2021年而言，可预测性更强。尽管大部分趋势都指向现存的紧张局势升级，但这种负面的预测结果使政治分析家和战略家更容易为未来做好准备。专家具体介绍了2022年的三个主要国际趋势：

第一，在太平洋，中国与美国（可能还有俄罗斯）正在走向新的对抗。遏制中国政策已成为美国党际共识的主题和美国外交和国防政策的主要任务。这是过去十年中最大的一次国际关系转变。它甚至可能超过俄罗斯与西方在东欧的对抗规模。然而，很明显，东亚冷战不会出现字面上的重演：毕竟各方盟友之间没有以前的集团纪律，而且国家间深度相互依存限制了华盛顿和北京在政治和军事战略方面的选择。但中美对抗对世界政治的影响将会增加，这给太平洋及其他地区的一些国家带来了威胁和机遇。

其次，欧洲继续寻求新的平衡。欧洲国家保留了其巨大的经济潜力和令人羡慕的社会福利，源源不断流向欧洲的难民潮清楚地证明了这一点。然而，新时代使得欧洲国家不得不制定新外交政策战略，明确自己在美中对抗中的角色，并开辟一条深入欧亚大陆的新路线，因为这片大陆的国家长期以来一直不愿意充当欧洲规范和价值观的被动接受者。

然而，大多数旧世界国家的精英们难以从固有思维中解脱出来，让他们无法清醒地看待真实的事态。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发现很难制定出可以作为欧盟主要国家战略规划基础的新原则，这并不鼓励他们期望欧洲在2022年重新成为世界政治有影响力的中心之一。 

第三个关键过程将是中亚和南高加索空间的重组，它开始越来越受到中东的影响。第二次卡拉巴赫战争和美国军队从阿富汗撤军，使从黑海到中国西部边境的空间形成了新的力量配置。土耳其对南高加索地区的干预使该地区成为中东国际议程的一部分，而塔利班在阿富汗的崛起给中亚国家带来了新的安全挑战。这两个地区的局势将如何保持可控；最有影响力的外部行为体之间的矛盾是否会将此地变得更加危险，以至于再次发生公开冲突成为了2022年这一地区的核心问题。

除了俄罗斯之外，土耳其仍然是该地区最积极和活跃的参与者。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安不仅因其进攻路线使土耳其所在地区的局势更加紧张，而且还使其许多盟友（包括北约国家中的盟友）与土耳其疏远。在国内方面，埃尔多安也做得不好：国家货币的试验导致家庭收入下降，社会紧张局势加剧。为了重新获得主动权，土耳其领导人有可能再次宣布提前举行选举，这应该会证实民众对他的信任。然而，土耳其经济增速放缓和通货持续膨胀可能会阻止这种情况的发生。美国和欧盟在土耳其人权和民主问题上的立场强硬，也会给埃尔多安带来更多问题。最后，预期的能源价格上涨可能会加剧土耳其已经岌岌可危的经济状况。土耳其作为南高加索和中亚地区最有影响力的角色之一，其衰落可能会产生结构性的影响。

专家指出，上述国际发展的三个主要趋势将围绕它们自身展开重要的进程。尽管潜在的危机已经显现，但这也将让世界政治重新认识到和平的价值和维护和平的责任。从理论上讲，这应该会促使某些国家停止将自己的规范、价值观和政治实践强加于人，增加国际事务的主要参与者对国家传统、利益和国家精英思想的关注。

1月18日，俄罗斯国际事务委员会主任安德烈·科尔图诺夫发表评论文章，通过对比两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因素，将2021年底的哈萨克斯坦动乱与一年前的白俄罗斯抗议运动进行比较，提出一系列问题：为什么明斯克和白俄罗斯其他城市持续数月的大规模街头行动总体上保持和平，而哈萨克斯坦城市的示威活动在短短几天内就变成了骚乱和暴力？为什么莫斯科和集体安全条约组织不愿以军事手段干预白俄罗斯的局势，而迅速决定向哈萨克斯坦派遣多边维和部队？为什么“西方集体”对白俄罗斯事件的反应清晰明确，对哈萨克斯坦事件的反应模糊甚至矛盾？

虽然两国都在上世纪90年代选择了相似的个人主义政治体系，但专家仍然分析了两国的几点不同的因素：

首先是两国的民族构成并不相同，尽管苏联时期各个民族都能在白俄罗斯内找到，但白俄罗斯族人占总人口的85%左右，该国的绝大多数居民都认为自己是东正教基督徒，但宗教因素也并未在国家社会生活中发挥过重要作用。相反，广袤的哈萨克斯坦始终是后苏联时期最多样化的国家之一，存在着巨大的民族、教派甚至地区差异，三者的复杂交织使得任何社会事件都容易发酵升级。

其次，在白俄罗斯，三十年来没有能够挑战国家政治领导权的有影响力的寡头集团，至今国家仍能继续完全控制经济的“制高点”；而在哈萨克斯坦，有影响力的资本集团在25年前就出现了，该国仍在为控制资金流动和财产的再分配而展开激烈斗争。

再次，两国地缘政治地位存在着根本差异，白俄罗斯是欧洲的中心，是欧盟最近的东部邻国。哈萨克斯坦位于欧亚大陆的中心，毗邻阿富汗和其他现存或潜在的不稳定地区。相对而言，哈萨克斯坦的区位导致其易受外部势力的侵入，左右社会局势，从而造成社会动荡。

最后，白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现在处于其政治周期的不同阶段。在明斯克，只有2020年夏季和秋季的公众抗议活动才迫使领导人开始思考政治过渡的可能前景。相反，在哈萨克斯坦，早在2019年夏天开始的政治过渡进程，就成为引发2022年1月动乱的因素之一。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哈萨克斯坦的动乱事实上成为哈萨克斯坦第一任总统向第二任总统的权力过渡的结束，而并非是政治转型的开始。

然而，尽管两个国家存在诸多差异，但俄罗斯在应对两国风险时通过坚定地站在现任领导人一边，能够更牢固地将两国的统治阶级精英与自身联系的更紧密。但这也可能成为未来政治反对派的把柄。同时，莫斯科应该明确自身定位，避免成为“吃力不讨好”的角色，要利用其影响力来促进整个后苏联空间的社会政治经济转型过程。

1月14日，俄罗斯国际事务委员会项目主任伊万·季莫菲耶夫发表评论文章，指出美国参议院近日对俄罗斯实施新制裁的法案引起了巨大的政治反响，几乎破坏了俄美两国就欧洲-大西洋安全问题进行对话的气氛。拟议的制裁措施一旦实施，将严重影响俄罗斯经济。然而到目前为止，市场并未过度反应，不恐慌是正确的选择，专家认为除非军事层面的冲突升级，否则该法案通过的可能性似乎很小。

该法案反映了美国对欧洲-大西洋安全建议的强硬立场，它要求美国加强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并以一切可能的方式威慑俄罗斯。包括对俄罗斯主要银行的制裁、限制与俄罗斯一切债券的交易、对提供金融信息服务的公司进行二级制裁、甚至对俄罗斯领导人普京进行二级制裁等等。

与美国政府将严厉制裁与俄乌之间的军事冲突联系在一起不同，参议员们在文件中没有明确说明应该在什么条件下实施这些制裁。该法案设想由美国总统定期报告莫斯科和基辅之间的紧张程度，如果莫斯科的压力与2021年12月相比有所增加，而且在华盛顿看来，俄罗斯的行动威胁到了乌克兰的国家地位，美国总统将不得不实施制裁。也就是说，事实上，它们可以在任何时候实施，因为标准非常模糊。

唯一令人欣慰的是，该法案以目前形式通过的机会似乎很渺茫。首先，现有措施会导致俄美冲突升级，虽然美国不太可能作出让步，但显然不想刺激俄罗斯。因此美国更倾向于“慢热型”对峙，即加强乌克兰实力，逐步收紧制裁。该法案不太可能通过的另一个原因是它对美国政府施加了过多的义务。国会定期试图给白宫施加实施制裁的程序性义务，这让官员们感到恼火。

俄罗斯国际事务委员会的数据显示，在2019-2021年间，各种领域的所有制裁法案共368项，其中只有29项成为法律，即7%的转化率。但美国依然可以从这种法案中受益，它们起码表明美国有更强硬和激进的手段。这些手段或许只有在军事冲突升级的情况下才可能通过，届时美国政府便拥有了更多的王牌。

1月13日，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项目主任季莫菲·博尔达切夫发表评论文章指出，俄罗斯应更加关注周边邻国动态，维护地区局势稳定。专家指出，俄罗斯周边的独联体国家仅靠自己的力量无法确保国家安全，也无法保证稳定发展，需要依靠同核超级大国的联系来维持生存。近期哈萨克斯坦发生的事件也证明了，危机不仅来自于外部，内部环境也面临着威胁。国际恐怖主义和俄罗斯的地缘政治对手的外部干预更加加剧了局势的恶化。西方国家的一系列行为迫使俄罗斯关注邻国的各种动态，并抉择采取何种形式参与邻国的发展。这也表明了，在新的历史和地缘政治环境下，建立欧洲型的主权国家并不太现实。

专家指出，俄罗斯需要保持其周围国家的完整独立，并将致力于使这些国家成为稳定繁荣的大国。同时要避免对这些国家进行过度的控制，避免重蹈历史的覆辙。目前俄罗斯面临的挑战是，即使它在资源和技术上有能力确保这些邻国的领土安全，但其边界周围“灰色地带”的蔓延将不可避免地为这些国家带来自身无法解决的问题。

目前对于俄罗斯而言，最主要的是未来战略都尚未确定，因为具体的举措都随着情况在不断变化。毋庸置疑地是要摸清周围的地域空间，保证对边界邻国的动态足够了解。哈萨克斯坦的危机足以证明俄罗斯的周边并不安宁，其它国家可能会效仿乌克兰和哈萨克斯坦，即使它们现在看起来相当稳定。但一切难以预料，对俄罗斯而言，平稳地发展似乎是奢望。

鉴于俄罗斯将不可避免地面临这样的选择：是准备好与周边巨大的“灰色地带”打数十年交道，还是做出更多努力来防止隐患的出现，莫斯科很难对周边地区发生的事件置身事外。真正的挑战可能是，在未来的几十年间，俄罗斯将不得不承担更多的责任，致力于周边地区的和平与安宁，保护该区域国家的生存和发展。

1月4日，俄罗斯一体化前景研究中心专家弗拉基米尔·涅日丹诺夫在欧亚与专家网站发表评论文章，分析了中乌关系的未来走向以及两国间贸易的发展趋势。1月4日是中乌建交30周年，在建交初期，双方关系积极发展，经济合作稳步提升。2013年乌克兰危机使得基辅重新靠向欧盟与北约，但中乌关系并未因此断绝，虽然不再活跃，但仍然保持中立和友好。

然而，出于某些政治考虑，基辅在2021年初对收购了马达西奇公司的4家中国企业和3名中国公民实施制裁。与此同时，乌克兰跟随西方国家怀疑中国人权问题。中乌关系因此出现危机，中方也对上述行为表示坚决反对。

然而，北京和基辅之间的相互指责和制裁措施已被新的投资协议所取代，两国在2021年6月30日签署了一项协议，根据该协议，两国的公司和金融机构将开始合作建设新的交通基础设施。北京将2022年庆祝中乌建交30周年视为加强双方合作的契机。与此同时，基辅宣布愿意成为中国企业进入欧盟国家市场的“桥梁”。

在2019年，中国就成为乌克兰的主要贸易伙伴。2020年，基辅对北京的商品出口比2019年翻了一番，达到71亿美元，而中国对乌克兰的进口额为83亿美元。2020年，中国占基辅贸易额的14.9%，两国合作的主要领域在农业和军事方面。中国将乌克兰视为武器和军事技术的重要来源。自 1992 年以来，乌克兰和中国一直在军事、技术和科学领域开展合作，基辅在苏联解体后继承了这些领域的很多技术。

专家强调，北京与基辅关系的未来走向取决于三个关键因素：中国在克里米亚问题上的立场、美乌关系的进一步发展以及俄乌矛盾的激化。目前中美关系的恶化以及乌克兰在敏感问题上的行动都使得中乌关系下行，而中俄两国加强友好合作也将影响中国在克里米亚问题上的立场。事实上，乌克兰已受制于本国的政策，本来乌克兰可以加强与中国的互动，获得东西方“桥梁”的地位，不仅可以使政治稳定，还将使得经济繁荣。而目前来看，中乌能否成为真正的战略伙伴还只是一个美好的梦想。

1月8日，俄罗斯国际事务委员会主任安德烈·科尔图诺夫发表评论文章，指出哈萨克斯坦目前的局势仍然不明朗，关于最近事件的报告似乎并不完整，而且往往相互矛盾，关于危机的许多基本问题仍然没有得到清楚和明确的答复。对于哈萨克斯坦的领导层来说，最近的抗议活动似乎让他们措手不及，关键是要充分认识到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即使正在进行的街头活动以某种方式被压制，任何拖延早该进行的社会和经济转型的行为都会给既定的国家制度带来日益增长的政治风险和挑战。

2019年6月，当总统努尔苏丹·纳扎尔巴耶夫被卡西姆若马尔特·克梅列维奇·托卡耶夫取代时，哈萨克斯坦的许多人都希望他们的生活现在会开始改善。然而，政治领导层的变化并没有带来政治实践上的任何重大变化。此外，在过去两年中，新冠疫情在许多方面使普通人的处境恶化：实际收入急剧下降、社会晋升渠道受阻，就业机会继续缩减。天然气价格突然提高只是压倒公众耐心的最后一根稻草。

反过来，哈萨克斯坦街头和广场上的抗议者应该意识到，任何和平和善意的街头活动都很容易变成暴力和武装叛乱，后果难以预料。目前已经有数十人，甚至数百人在街头冲突中死亡，而且死亡人数还在继续上升，公私财产都受到严重损坏。事实再次证明，自发暴力抗议活动的第一受益者不是思想自由的公民组织领导人，而是政治极端分子和从事掠夺、抢劫和破坏活动的有组织犯罪团伙。就国际社会而言，应尽量避免对哈萨克斯坦最近发生的事情进行简单的黑白评估。但是在国际社会积极进行信息战的环境中，想要了解当地的真实情况显然不容易。

显然哈萨克斯坦的所有邻国都希望它保持稳定，并尽可能保持繁荣，一个位于欧亚大陆中心的“混乱国度”不符合任何邻国的战略利益，这在美军撤离阿富汗后变得更为重要。俄罗斯及其集体安全条约组织盟国决定同意哈萨克当局的要求并向其提供军事援助，表达了政治支持和团结的重要姿态。如果危机被证明至少在某种程度上与国外极端主义和恐怖组织的渗透有关，那么在镇压这些组织方面的国际合作就可能变得至关重要。

同时，专家强调，哈萨克斯坦的未来应该由该国人民决定，而不是由任何外部行为者决定，无论他们表现得多么仁慈和富有建设性。为了恢复政治稳定和积极的经济动力，哈萨克斯坦需要一个新的社会契约。而这样的契约只有在国内所有社会和政治力量之间进行直接和积极的对话中才能产生，希望这样的对话可以早日到来。

12月31日，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项目主任伊万·季莫菲耶夫发表评论文章总结了2021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推行的制裁政策。专家指出，在过去的一年，制裁政策出现了一些有趣的趋势，这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美国政府换届的影响。美国的制裁措施对于被制裁国而言是最危险的，美国政府的更迭也使针对俄罗斯、中国和伊朗的制裁政策进行了调整，欧盟的制裁措施已经逐渐演变，尽管没有根本性的改变。白俄罗斯可以被称为今年的“目标国家”，美国、欧盟、英国、加拿大和瑞士对明斯克实施的制裁水平大幅提高。同时，中国表明了对西方限制性措施作出严厉回应的决心。

通常情况下，政府更迭不会从根本上改变国家的优先事项，总统也不能任意废除美国法律中规定的制裁机制，然而特朗普政府的一些行政命令饱受争议。拜登上台后，废除了特朗普关于制裁国际刑事法院法官的行政命令，这一行政命令当时受到了美国律师和欧洲盟友的批评。拜登对特朗普最具争议性的对华行政命令也做了同样的处理。特别是，他推翻了其共和党前任在美国禁止微信和TikTok的行政命令。小米对五角大楼的诉讼也取得了成功，前者被移出了美国制裁清单，同时，美国司法部撤销了针对华为财务总监孟晚舟的刑事案件。显然拜登拒绝了对中国过度施压，但除此以外，以前建立的所有制裁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律机制仍然存在，遏制中国的路线没有改变，只是变得更加谨慎。

欧盟以及其他美国盟友都对中国实施了制裁。布鲁塞尔利用其关于人权的新法律机制。北京立即作出了严厉的回应。中国也正在逐步将其制裁政策正规化，使之与西方国家的措施更加相似。同时，北京也通过限制进入其市场或降低经济关系水平对一些干涉中国内政的国家作出制裁，例如立陶宛。

在伊朗方面，人们对恢复JCPOA（伊朗核协议）的谈判和至少部分放松制裁抱有很大希望。2018年，特朗普单方退出了该协议，并且在此之后加大了对伊朗的制裁力度。拜登上台后，虽然恢复了关于JCPOA的谈判，但至今仍没有取得任何成果，甚至也没有撤销任何制裁措施，对伊朗的制裁仍然在继续。

在俄罗斯方面，拜登签署了14024号行政命令。它将对俄罗斯的制裁系统化，并对俄罗斯技术部门实施制裁，一些与网络安全有关的俄罗斯公司也列入制裁清单内；同时，拜登扩大了对在一级市场上购买俄罗斯债务的禁令，该禁令现在扩展到了以卢布计价的债券；美国商务部和MEU实体清单上的俄罗斯人的数量已经扩大，它们受到出口限制；10名俄罗斯外交官被驱逐出美国（莫斯科以驱逐作为回应，并禁止美国外交使团雇用俄罗斯人员）。对“北溪2号”管道项目，美国虽然实施了严厉制裁，但并未阻止该项目的最终完工。

今年制裁的重点对象显然是白俄罗斯，西方对明斯克的制裁早在2020年总统选举和随后的公众抗议之后就开始了。在瑞安航空事件发生后，制裁的升级速度明显加快。一些白俄罗斯官员、与当局关系密切的商人、政府机构和对白俄罗斯出口具有战略意义的公司都受到美国、欧盟、加拿大、英国和瑞士的封锁制裁。明斯克的金融业、烟草业、炼油业和生产钾肥的部门都相继被制裁。所有这些限制都因波兰-白俄罗斯边境的“移民危机”而变得更加严重。

专家强调，在未来一年的关键事件是乌克兰的局势，目前，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发生公开军事冲突的情况是唯一能够导致对俄罗斯的制裁压力在数量和质量上都有大幅增加的真正因素。如果爆发真正军事冲突，西方可能会采用 "伊朗模式"：分阶段禁止购买俄罗斯的石油和天然气，封锁所有关键银行和企业。但到目前为止，这种情况不太可能发生。

12月27日，卡内基莫斯科中心专家维塔·斯皮瓦克、亚历山大·加布耶夫发表了关于俄中在北极能源合作的评论文章。文中指出，中国已成为俄罗斯在北极地区液化天然气（LNG）项目的最大外国合作伙伴。面对西方对俄罗斯联邦的制裁，正是中国为俄罗斯提供了在俄罗斯北极地区启动资源项目所需的资金和技术。同时，莫斯科正在进行平衡，试图通过其他外国伙伴的参与以及进口替代的帮助来平衡对北京的依赖。诺瓦泰克（Novatek，俄罗斯最大的独立天然气生产商）项目所建立的模式有可能成为中国进一步参与北极资源开发的典范。专家就此总结了莫斯科和北京在合作开发俄罗斯北极地区的初步成果。

首先，俄罗斯有意让中国参与开发北极地区的资源项目，这在莫斯科与西方的冲突之前就已经存在。毕竟在未来几年，中国将成为全球主要的矿物市场，特别是碳氢化合物，较短的运输距离使这一市场更具吸引力。将俄罗斯项目的股权卖给中国人，可以让俄罗斯的原材料在合作伙伴的帮助下进入中国市场。此外，中国公司拥有巨大的财政实力，而俄罗斯项目运营商对这些资本极为感兴趣。

其次，中国民用造船业的快速发展，以及北京的优惠政策，使中国承包商成为俄罗斯北极地区发展的有吸引力的技术合作伙伴。甚至在西方制裁之前，中国船厂的订单就已经开始到来。同时，中国公司本身对这些合同也非常感兴趣，因为参与这些合同可以提高他们的能力。

第三，美国的制裁是中国参与俄罗斯北极开发的催化剂，它切断了俄罗斯与西方金融机构的联系。中国资本得以友好地参与远北地区的大型项目，使北京有机会加强与莫斯科的战略关系。 

第四，尽管外部条件不利，但俄方仍在努力规避在北极地区发展中过度依赖中国的风险，因此正在尽力实现伙伴关系的多样化。

专家强调，在可预见的未来，中国一直并将继续是俄罗斯在极北地区大型项目的主要外国合作伙伴。尽管莫斯科有意识地减少对中国的依赖，并采取了相关措施取得了一些收效。但在未来，这种平衡行为能否成功将取决于三个因素：俄罗斯将在北极地区实施的项目的商业利益，西方制裁的变化和进口替代战略的成功实施。

12月21日，卡内基莫斯科中心专家纳塔利娅•阿扎罗娃发表评论文章指出，自俄罗斯战略东移后，似乎没有哪个领域不寻求同中国的合作了，甚至是在太空。今年俄罗斯和中国宣布将在月球联合建立一个科研站。目前而言，使两国在太空领域进行合作的主要因素是同美国之间的竞争，但两国是否能克服太空战略计划以及预计投资量之间的巨大差异仍然是个问题。

自上世纪以来，人类活动已经进入外层空间，但外空国际法律框架仍然存在大量空白。美国是第一个制定本国月球探索法律框架的国家，并于2019年宣布了其月球计划“阿尔忒弥斯”。2020年美国宇航局与七个国家——澳大利亚、英国、意大利、日本、卢森堡、阿联酋签署了“阿尔忒弥斯”协议，后来巴西、乌克兰等国家也相继加入。该协议以《外层空间条约》为基础，规定了太空探索的一般原则，其中还规定了违约的处罚条款。

专家表示，尽管俄罗斯与美国在太空领域进行了长期合作，但它从未签署该协议。事实上，俄罗斯和美国日益扩大的政治分歧也反应在外层空间合作上。而根据2011年的沃尔夫修正案，中美两国航天领域并未进行合作。此外，中国也有自己的月球计划，俄罗斯也参与其中。

今年春天，俄罗斯联邦航天局与中国国家航天局签署了合作建设月球科研站的谅解备忘录。几年来，俄罗斯和中国一直在推进月球计划的整合。2019年，两国就协同实施俄罗斯“月球-资源-1”轨道器任务和中国“嫦娥七号”月球极区探测任务达成一致（这两个任务现在都包含在一个新的联合项目中）。同年，两国签署合作协议，共同建立月球和深空探测联合数据中心。现在俄罗斯和中国正在制定一项单独的政府间月球合作协议。

专家指出，中俄项目合作书可能给人的印象是中国正在成为俄罗斯在太空探索方面的优先合作伙伴，然而事实并非如此。首先月球站项目只迈出了第一步，两国的月球计划很难整合，俄罗斯刚开始执行的计划在中国则早已经成功实施，并且俄罗斯航空领域定于2028年试射的“叶尼塞”超重型运载火箭项目也陷入了停滞状态；其次，两国航天项目的投入总体上也不成比例。中国的民用航天预算仅次于美国，截止2020年最低估计为89亿美元；而俄罗斯为国家太空计划拨款仅有约27亿美元。虽然自2001年起，俄罗斯和中国便定期签署太空合作计划，然而两国的太空合作依然呈现零散化特点，几乎没有大型联合项目。总之，中俄能否克服重重困难，将协议中的豪言壮语落在实处仍然需要检验。

12月22日，俄罗斯国际事务委员会和英国皇家联合国防研究所举行了两国专家会议，讨论如何确保俄罗斯、英国和北约之间的“战略稳定”。弗拉基米尔·普京总统和约瑟夫·拜登总统之间目前进行的高级别对话以及持续的俄罗斯-乌克兰危机，使得这一讨论特别有意义。俄罗斯国际事务委员会主任安德烈·科尔图诺夫与英国皇家联合国防研究所副所长马尔科姆·查尔默斯就主要问题交流了看法。

首先是对于军控协议问题，马尔科姆·查尔默斯认为，历史经验表明，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军备控制协议只有在大国之间的紧张关系不再尖锐时才会缔结。并且在签订协议前都应达成一份“渐进和互惠的降级倡议”。安德烈·科尔图诺夫表示赞同并指出，莫斯科一直坚持在军备控制和其他安全问题上达成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协议，但即使达成这样的协议也不一定能提供完全的安全保障，各国可以通过适当的程序退出这些协议，如美国单方面退出反弹道导弹和中程导弹条约。专家认为应通过一套多样化的小型、渐进、互惠的增信措施来为之后达成有意义的协议铺平道路。

其次双方谈论要达成上述“增强互信的倡议”，双方应在敏感问题上作出怎样的让步。安德烈·科尔图诺夫指出，问题的关键点在于“双方”。他强调俄罗斯将始终坚持对等原则，因为单方面的让步被认为是软弱的表现。因此，无论是乌克兰问题抑或是网络攻击问题，俄罗斯如果作出让步，西方国家应相应的作出对等举措，否则情况将变得更为复杂。查尔默斯指出，如果俄罗斯愿将乌克兰边境上的军事力量撤回，那么就有机会讨论乌克兰与西方的回应问题，同时俄罗斯应向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的分离主义盟友施压，让他们停止对脱离接触线的不断炮击，这将是一个良好的开端。在网络攻击问题上，他指出在政治互谅的同时，双方应派出专家在小范围内坦诚地交换意见，这将有助于问题的解决。

最后，在乌克兰问题上，查尔默斯提出疑问：俄罗斯领导人的声明中似乎并不认为乌克兰是一个合法的独立国家，如果俄罗斯以其他方式得到安全保障，是否真的愿意在当前的边界状态下与一个独立的乌克兰达成和解，战争真的能避免吗？科尔图诺夫认为，苏联解体这三十年来对于俄乌两国及人民都是痛苦的调整过程，俄罗斯和乌克兰都仍在形成其新的国家身份，许多俄罗斯人仍然觉得很难将乌克兰视为像罗马尼亚或波兰那样的另一个外国国家。许多政治、社会、文化甚至心理因素都在两国人民之间建立了纽带，绝大多数俄罗斯民众不会支持针对乌克兰的大规模军事行动。

鉴于此，专家强调，首先双方必须不惜一切代价避免事态进一步升级。第二，双方必须更积极达成停火协议并进行军事方面的磋商。第三，双方应该在北约与俄罗斯关系的大背景下看待乌克兰问题，包括重新建立莫斯科和布鲁塞尔之间的沟通渠道，这将需要所有各方的巨大政治意愿、承诺和韧性。

12月17日，卡内基莫斯科中心专家斯坦尼斯拉夫·库瓦尔丁发表评论指出，澳大利亚的气候政策与俄罗斯有很多共同点，例如两国的经济结构中化石能源出口占了巨大份额、两国都尚未有充足决心采取措施脱碳并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等等。澳大利亚与俄罗斯相似，都希望能源转型顺利，同时尽可能长时间地保持化石燃料的作用，这也可能使两国在国际气候谈判中成为重要伙伴，因为气候问题经常在不同国家间形成不同的联盟。但要实现这种趋同并非易事。

专家表示，气候变化的议题早已出现在澳大利亚政界，民意调查也现实越来越多的人关注这个问题，但仍未发展为大规模的社会群体行动。与此同时，气候问题一直是澳大利亚竞选活动的中心主题之一，反对党积极批评执政党的经济主张，主张制定更雄心勃勃的减排计划。但情况也并未发生太大变化，澳大利亚社会也并未很好地接受绿色活动家节能减排、应对气候变化的呼吁，部分呼吁甚至还遭到当局的镇压。

专家认为，澳大利亚的官方和社会立场不难理解，毕竟任何显著减少排放的战略都可能对一国的经济发展带来沉重打击，澳大利亚是原材料大国，其收入的很大一部分与矿产出口有关。澳大利亚政府和社会都了解煤炭收入对国家的重要性。澳大利亚总理斯科特·莫里森保证，澳大利亚的煤炭行业在未来几十年不会受到威胁，他不会对澳大利亚人征收气候税，也不会为脱碳支付任何费用。澳大利亚出口的另一个重要项目是农产品，尤其是牲畜。该行业还造成大量温室气体排放，包括在反刍动物消化过程中大量产生的甲烷。因此，在格拉斯哥，澳大利亚拒绝签署承诺到 2030 年将甲烷排放量减少30%的声明，尽管该文件得到了美国和欧盟的支持。

目前，澳大利亚不愿承担任何繁重的气候承诺，认为作为原材料供应商，它很难在不影响自身出口的情况下减少排放。莫里森总理最近关于澳大利亚将主要通过技术和能源效率方面的自然进步来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言论让人想起俄罗斯的立场，普京总统也多次谈到提高能源效率作为减少排放的重要因素。

而这些相似性是否足够使两国成为国际气候谈判的盟友呢？专家的回答是否定的。尽管都享有加油站的美誉，但是俄罗斯在技术领域仍然比澳大利亚先进的多，例如在核能方面，俄罗斯显然对于利用核能减少碳排放有很大兴趣，相比而言澳大利亚虽然是铀的主要出口国，但并不严重依赖这种出口，并对在国内建设核电站持相当怀疑的态度。另外，从地缘政治角度而言，俄罗斯在国际社会中所处的地位也决定了，如果莫斯科忽视世界议程的一个重要新议题将导致其付出比澳大利亚大得多的代价。

当然，一切并不绝对，目前气候议程已经超越了大国之间的对抗（例如，美国和中国在格拉斯哥签署的联合气候宣言就是证明）。这为俄罗斯提供了一个选择：要么与美国和其他有影响力的西方国家寻求共同点和合作领域，要么尝试与那些由于各种原因仍然能够忽视气候议程的国家建立联盟。前一条道路似乎更有希望，就像澳大利亚虽然对化石燃料的未来看法与俄罗斯相似，却并不意味着愿意在国际安全等其他领域与俄罗斯团结一致。

12月15日，俄罗斯国际事务委员会专家、Al-Monitor专栏作者基里尔·谢苗诺夫发表评论文章认为，过去的一年对叙利亚来说，在很多方面都可能是决定性的一年：在此期间出现的趋势或将决定该国在短期甚至中期的发展。自2021年内战开始以来，叙利亚首次避免了要动用大型地面和空中部队的全面敌对行动。在俄罗斯和土耳其总统于2020年3月签署伊德利卜备忘录的附加议定书后，叙利亚总体上没有发生军队级别的军事行动，期间只进行了小规模的军事行动，目的是在不改变双方接触线的情况下，通过空中压制和炮火针对性摧毁伊德利卜省的恐怖主义势力。

专家指出，在叙利亚东北部的一些地区仍然存在紧张局势，来自叙利亚国民军的亲土反对派势力与隶属于以库尔德人为主的叙利亚东北部自治政府的亲美库尔德-阿拉伯民主势力之间定期会发生冲突。同时，所有这些敌对行动并没有打破现状，也没有改变各方领土。一方面，这无疑是一个积极的发展；另一方面，叙利亚的军事局势在2021年终于稳定下来，这完全是因为来自外部的军事存在，这可能会使国家在未来几年内长期被划分为不同的势力范围。双方充分评估对方的能力，避免一切可能将导致不可预测后果的冒险军事行动。因此，敌对行动一般仅限于侦察交战以及空中和炮火打击。如果预设的地面战役计划被搁置，并为规定了无限期的撤出期限，当前的交火也会逐渐停息——那么也可以预想更长的完全停火期。

然而，也存在一些可能引发新一轮暴力的负面因素在阻碍和平进程。首先，目前缺乏一个明晰的政治解决途径（很明显，第2254号决议的规定已经实际上不可行）；其次，对立双方——政府和反对派都不愿意作出妥协，宪法委员会的工作无法取得任何进展，而该委员会基本上是各方形成共同立场的唯一途径。这只能证明，叙利亚目前由于外部军事势力干预而划分的多个势力范围将继续存在，如果俄土美三角关系失衡或者一方离开导致平衡被打破，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就有可能恢复。只有叙利亚人自己重启和平进程，才能摆脱目前随时可能崩溃的停滞状态。

12月9日，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项目主任伊万·季莫菲耶夫发表评论文章指出，白俄罗斯无法给华盛顿和布鲁塞尔的经济制裁提供相称的回应。然而，它很有能力在其他领域造成麻烦，其中包括移民。这样的对抗可以比喻为装备精良的骑士与普通步兵之间的决斗。

专家指出，美国、欧盟、英国和加拿大对白俄罗斯共和国实施了另一揽子制裁，同时宣布对一些白俄罗斯官员、安全部队和与政府机构有密切关系的人员采取限制性措施。一些白俄罗斯的法人也受到了限制。西方国家首都公开表示，这些制裁是对白俄罗斯-波兰边境“移民危机”的回应。他们认为这场危机是白俄罗斯当局策划的，新的制裁是一个信号，也是一次强硬的回应。

专家表示，对明斯克的新制裁在几个细节上值得注意。首先，限制性措施正在逐渐升级，如果说在2020年的总统选举和公众抗议的背景下，更多的是象征性和信号性的制裁，那么在2021年的夏天，西方显然不想停留在表面措施上。制裁措施不断往实质性方向发展。第二，美国和欧盟正在调整和协调其制裁措施。布鲁塞尔部分照搬了美国2021年8月的措施，而华盛顿则照搬了欧盟的一些夏季限制措施。英国和加拿大在制裁上也保持和前者的同步。第三，美国的制裁事实上对明斯克构成了最大的威胁。美国最初仅限于阻止对官员的制裁，但在瑞安航空事件发生后，美国也采取了更严厉的措施。例如美国对白俄罗斯的金融机构进行制裁，禁止美国人购买期限超过90天的白俄罗斯债务证券。而英国和加拿大的措施则更为温和。另外，被列入美国财政部制裁名单的公民和法人的国际活动受到了极大限制。

白俄罗斯和西方国家之间的对抗就像装备精良的骑士和普通步兵之间的决斗。后者别无选择，只能采取临时的、机智和非正统的手段来应对攻击。如果移民危机确实是白俄罗斯的应对举措，那么在一定程度上明斯克已经实现了其目标。

专家认为，目前白俄罗斯领导人有两种做法，首先是“吞下”制裁苦果，低调行事，至少暂时不进行类似的示威活动，过去也有过类似前例，也成功削弱了制裁。第二种是通过在其他令西方痛苦的话题上做文章，使制裁进一步升级。但西方国家显然处于优势地位，这种做法可能会得不偿失。无论如何，加强与俄罗斯的合作将是合乎逻辑的举措，至少应该发展白俄罗斯和俄罗斯及盟国之间的金融基础设施，这将确保双边交易不受第三国的影响，能有效减轻制裁的后果。

12月9日，俄罗斯国际事务委员会主任安德烈·科尔图诺夫发表评论文章指出，美俄领导人的视频通话气氛十分紧张，因为谈话的核心主题关于乌克兰，而乌克兰局势目前已进入白热化。

专家指出，弗拉基米尔·普京充分意识到，俄罗斯在乌克兰的任何军事行动，甚至改变顿巴斯政治现状的行为（例如，莫斯科在外交上承认顿涅茨克共和国和卢甘斯克共和国），都将遭到西方对俄罗斯经济毁灭性的制裁；而就拜登而言，他不可能不明白，如果俄乌发生大规模军事冲突，美国根本没有能力保卫基辅。就像华盛顿无法保护阿富汗总统阿什拉夫·加尼的政权一样。

因此双方都在试图缓和乌克兰问题的气氛，试探对方的“红线”。而最大的问题是，俄罗斯和美国是否能在乌克兰问题上更多着眼于对方关切而行事？能否就乌克兰局势做足功课，使局势进一步缓和？

专家表示，对于克里姆林宫而言，需要做的功课是减少俄乌边境的军事活动，其次，以诺曼底模式恢复关于顿巴斯的四方会谈，美国也可能参与其中。这样的发展可能让拜登将此次峰会作为其主要外交成就——消除了欧洲中心爆发全面战争甚至核战争的危机，并证明美国仍有能力应对法国和德国领导人未能应对的国际挑战。

反过来，对于白宫而言需要做的功课是向基辅发出明确信号，即美国政府不会支持任何以武力解决顿巴斯问题的举动，而在这种做法也将使泽伦斯基认识到自己可能高估了美国和北约想要帮助乌克兰对抗俄罗斯的决心。

专家认为，即使两位总统在峰会后秉持最大的诚意对待他们的功课，这也不会解决围绕乌克兰的根本问题。但彼此承担相应责任至少会有助于避免威胁世界的最消极情况发生，使其产生最黑暗的后果。

12月3日，俄罗斯国际事务委员会主任安德烈·科尔图诺夫发表评论文章，论述了俄罗斯在苏联解体后在世界舞台上最重要的五项成就和仍需努力解决的五个问题。

专家认为，在苏联解体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几乎没有人认真考虑过俄罗斯外交政策的远景。一方面，1991年底苏联解体所造成的最终结果及其不可逆转性似乎还并未明确，而在苏联的残骸上重新建立一个统一国家的可能性似乎还并不是一个完全乌托邦式的想法。另一方面，在当时，许多人预计苏联的解体和冷战的结束将导致整个国际关系的彻底转变，世界将进入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其规律在当时是无法预测的。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越来越明晰地发现，苏联已无可挽回地消失在历史中，而世界其它地区并没有发生太大变化。新兴的俄罗斯不得不在世界中主要按照旧的规则行事，国际关系仍然是几个主要大国的游戏，军事力量在全球政治中并未失去其核心作用。在可预见的未来，超国家政府并不会出现。

专家从维持核均势、军事实力、国际地位、同中国的关系以及在世界市场中的地位等五个方面列举了俄罗斯在三十年中的主要成就，批驳了在苏联解体后认为新兴俄罗斯被迫掉入核俱乐部的“第二梯队”并效仿英法采取“最低威慑”战略的说法。同时，指出俄罗斯依然具备将俄罗斯的军事力量投放到世界各地的能力，着重强调了俄罗斯在世界舞台的独特地位以及同中国建立起的根本性的全新关系。他认为俄罗斯在世界市场的许多方面占据了突出地位，积极参与确定游戏规则，并影响相关市场的定价。

在俄罗斯依然保持强大实力的同时，一些问题同样存在于这个传统大国中，专家认为在苏联解体后，一方面，俄罗斯目前同一些邻国的关系逐渐僵化，包括波罗的海国家、乌克兰、格鲁吉亚以及在某种程度上与摩尔多瓦的关系都显得困难重重，有时甚至相互冲突。另一方面，在经过短暂的“蜜月期”后，俄罗斯与西方伙伴的关系开始不可逆转地恶化。因此，俄罗斯和北约之间的互动实际上已经停止，俄罗斯与欧盟的大部分合作计划也被削减。俄罗斯越来越被认为是一个对西方持有敌意，具有侵略性的独裁国家，政策上也不可预测，这也使得它成为西方众多制裁的目标。此外，在经济和文化方面俄罗斯也显得有些脱节，虽然已经在一些重要的商品市场上站稳了脚跟，但其在世界贸易中的总份额仍然很小，仍然被排除在最重要的全球生产和技术链之外，在侨民的动员和软实力方面也亟待进一步的开发。

11月29日，卡内基莫斯科中心主任德米特里·特列宁针对乌克兰边境附近的紧张局势发表评论文章。专家认为，如果克里姆林宫的目标是阻止对手采取不必要的行动，那么俄罗斯遏制政策的成功取决于人们对威胁的可信度。他指出，普京经常谈到同美国及其北约盟友和乌克兰的关系。普京曾说：“我们最近已经做出了警告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那里出现了一些紧张局势。——我们需要确保这种状态持续尽可能长的时间，这样他们就不会在我们西部边界制造一些不必要的冲突，而我们不希望有任何冲突。”

实际上，在乌克兰问题上，外交程序基本已经瘫痪，俄罗斯明确地不再将弗拉基米尔·泽连斯基作为谈判伙伴，而同美国和欧盟的沟通也基本切断。上面提到的“警告”可能是指俄罗斯军队的行动。今年年初，俄罗斯国防部举行了一次大规模演习，其中一部分就是沿整个俄罗斯-乌克兰边境集中大量部队摆开阵型。俄罗斯明确表示，如果有必要，它可以做的不仅仅是演习。

正因此，美国人随后认真对待俄罗斯的行动：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马克·米利将军开始与俄罗斯总参谋长瓦列里·格拉西莫夫直接会谈，拜登随后也邀请普京在日内瓦会面，双方恢复了美俄战略稳定会谈。然而，在乌克兰、黑海和整个东欧，冲突并未降级。

专家指出，双方都采取了相关行动来预示乌克兰战争似乎一触即发，现在似乎所有人都等着乌克兰战争的爆发，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警告克林姆林宫不要试图重蹈2014年的覆辙。事实上情况有所不同，2014年俄罗斯军队仅在克里米亚范围内采取行动，而从近期俄罗斯的声明来看，俄罗斯军队行动的地域范围可能要大得多，所造成的影响也不能保证会控制在有限的范围内。

专家表示，普京是否会采取关键行动？乌克兰近期局势是虚张声势还是已然做好准备？这些问题尚无答案，但是可以明确的是，无论乌克兰是否将加入北约，都成了俄罗斯边境上一艘“不沉的美国航空母舰”，这对于克林姆林宫是无法接受的，任何一任俄罗斯领导人都会不惜一切代价防止这种情况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