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观察家研究基金会】中国、巴基斯坦与印度能否在阿富汗开展合作？
在美国总统拜登宣布将于2021年9月11日前从阿富汗撤军后，中国外长王毅5月16日称这一“仓促”的撤军行动严重影响了阿富汗和平进程和地区稳定，还就此事与巴基斯坦外长沙阿·马哈茂德·库雷希(Shah Mehmod Qureshi)进行了电话交谈。在政治解决方案前景渺茫的情况下，美军的突然撤离将动摇阿富汗国内乃至整个地区的稳定局势。巴基斯坦和中国可能面临严重的安全威胁和经济挑战，印度北部边境安全以及在阿富汗的巨额投资也可能受到严重影响。因此，尽管从未有过先例，但美国撤军后的阿富汗可能会为印中巴合作带来微小的可能。
在2001年美国入侵阿富汗时，中国认为这是美国在亚欧大陆心脏地带建立立足点以遏制中国的举措。然而，美国却被伊拉克战争分散了注意力，并损失了数万亿美元。这可能为中国在全球大国竞争中追赶美国创造了机遇。塔利班统治下的阿富汗是中国边境极不稳定的根源，美国撤军可能意味着阿富汗成为新疆极端组织的安全避风港，加剧中国的安全担忧。
巴基斯坦与阿富汗的陆地边界长达2670公里。美国在没有达成政治解决方案的情况下撤军，很可能导致阿富汗境内各种民族与政治派系之间爆发内战，甚至引发难民危机，给经济上举步维艰的巴基斯坦带去负面影响。塔利班接管阿富汗还可能会刺激巴基斯坦的伊斯兰恐怖分子，并激起巴阿边境的好战及自决情绪，为巴基斯坦带来巨大安全挑战。如果政治解决方案无法达成，巴基斯坦很可能会向塔利班靠拢，并支持它对抗印度，这将直接挑战印度的安全利益。肆虐的新冠疫情、国内政治挑战及与中国旷日持久的边界争端，让印度无法承受这些安全风险。
印度始终反对中国与塔利班的战略接触以及巴基斯坦与塔利班的积极往来，因为塔利班掌权将损害印度在该地区的经济利益。中国外长王毅最近敦促联合国发挥应有作用的言论已经非常明确地表明，中国希望阿富汗保持稳定。巴方一定会认同中方的意愿，在阿富汗开展合作。然而，印度与中巴的合作仍然存在问题，因为中印关系自2020年边境对峙以来就陷入了危机，而恐怖袭击和废除宪法第370条等问题也使印巴关系跌入新的低谷。尽管在合作方面面临各种障碍，但帮助阿富汗和平发展与建立稳定秩序符合印中巴的最佳利益。虽然三国在认识美国撤军问题上存在分歧，但他们都明确支持阿富汗的和平谈判，这为阿富汗各方通过谈判达成政治解决并分配权力奠定了基础。正是这种实现阿富汗局势稳定的共同愿望为印中巴三边合作创造了可能。
【作者：Saaransh Mishra，印度观察家研究基金会实习研究员。】
5月24日报道
https://www.orfonline.org/expert-speak/can-china-pakistan-and-india-cooperate-in-afghanistan/
【印度观察家研究基金会】印度的当务之急——如何应对中国的新疆政策？
21世纪的中国在经济增长、军事实力、技术创新和生产制造等方面都拥有强大的竞争力。中国过去40年的经济增长“奇迹”已经使大部分人口摆脱贫困。然而，西方世界与其他民主国家常常批评中国的民族政策，特别是中国对新疆自治区维吾尔族的政策。
在西方世界，美国、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和欧盟国家的领导人都指责中国政策是“打击维吾尔族的行动”。但在伊斯兰世界，中国却能够赢得大量国家的支持。分析人士表示，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其经济和战略影响力。例如，土耳其最初对中国进行了严厉的批评，但从一带一路相关项目中获得10亿美元的中国资金后，土耳其最终让步了。同样，对巴基斯坦来说，中巴经济走廊(CPEC)是巴基斯坦选择愿意支持中国或保持沉默的关键。不仅如此，伊斯兰国家在本国也没有良好的人权记录。国内政治运动和支撑海外宗教热情的可能性使得他们对穆斯林问题进行了选择性关注。
尽管世界上许多国家对中国的新疆政策持中立态度，但印度在那些明显沉默的国家中最为引人注目。印度拥有世界第二大穆斯林人口，并以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称号为荣，却几乎没有对维吾尔族的困境发表过任何意见。哪怕中国一再试图在内政问题上挑衅印度，或站在印度利益的对立面，印度的做法也没有改变。2016年，印度决定向一名维吾尔族反政府分子多里坤·艾沙（Doklun Isa）发放签证，以报复中国在马苏德·阿兹哈尔问题上的阻挠。但很快印度在没有任何解释的情况下取消了艾沙的签证，这招致了印度国内舆论和维吾尔族反政府分子的批评，后者声称印度在中国的压力下投降了。如果印度允许多里坤·艾沙在反华研讨会上发表讲话，将向中国发出一个重要信号：印度不会容忍任何支持阿兹哈尔的行为并将做出适当回应。而取消签证使印度失去了在维吾尔问题上秉持民主原则的机会，也证明中国在两国关系中占据上风。
在中国的新疆政策问题上，印度应该加入其他民主国家的行列。这种行为肯定会产生反响，但试探中国反应的尝试符合印度利益，印度或许还能以此为筹码交换条件。印度领导人迈出的第一步可能是发表声明谴责中国。印度还可以为维吾尔族分裂分子提供一条发声途径，从向他们发放签证开始，以唤起印度公众的关注。印度可以利用他在周边地区的外交实力，推动马尔代夫、孟加拉国和阿富汗等国表明立场。与印度一样，这些国家在正式场合也一直保持沉默。
印度可以吸取中印边界西段对峙中利用西藏问题的经验。印度边境特种部队(SFF)成员来自散居海外的藏族人，其部署具有双重目的，既要与中国军队“打心理战”，又要增加西藏内部安全的风险。通过利用中国的内部弱点，印度传递了一个强有力的信息。考虑到中印紧张的双边关系和中国日益加剧的好战情绪，如果将维族问题作为外交武器，印度将从中大大受益。
【作者：Khalid Shah，印度观察家研究基金会助理研究员，研究重点是克什米尔冲突、巴基斯坦和恐怖主义。】
5月12日报道
https://www.orfonline.org/research/chinas-xinjiang-policy-the-imperative-for-india/
【专家评论】Khalid Shah：印度的当务之急——如何应对中国的新疆政策？
点击上方“武大边海”直接订阅
中印军方人员在班公湖地区
图片来源：《今日印度》
本文作者
Khalid Shah
印度观察家研究基金会助理研究员
研究重点是克什米尔冲突、巴基斯坦和恐怖主义
文章于5月12日发表于《印度观察家基金会》
考虑到中印紧张的双边关系和中国日益加剧的好战情绪，如果将维族问题作为外交武器，印度将从中大大受益。
21世纪的中国在经济发展、军力增长、技术创新和生产制造等方面都拥有强大的竞争力。中国过去40年的经济增长“奇迹”已经使大部分人口摆脱贫困。然而，西方世界与其他民主国家常常批评中国的民族政策，特别是中国对新疆自治区维吾尔族的政策。
在西方世界，美国、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和欧盟国家的领导人都指责中国的新疆政策是“打击维吾尔人的行动”。2020年7月，美国对两名中共党员和一家中国公司实施制裁，声称他们侵犯了维吾尔族人民的人权。欧盟分别在2019年和2020年通过了两项决议，谴责对维吾尔人的大规模拘留，并呼吁欧洲公司与存在强迫劳动的新疆实体断绝往来。2019年7月，英国在联合国代表22个国家敦促中国结束“大规模随意拘留（维吾尔人)和相关违法行为”。这封由西方民主国家和日本等其他国家签署的集体信件写道：“可信报道称，该地(指新疆）存在大规模拘留、限制文化和宗教活动、大规模监视维吾尔族以及其他侵犯和践踏人权的行为。”
但在伊斯兰世界，中国却能够赢得大量国家的支持。分析人士表示，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中国的经济和战略影响力。在2019年7月，西方国家发表声明谴责中国后，37个国家站出来为中国辩护，其中一半是穆斯林占多数的国家。在一份联合声明中，他们赞扬了北京在反恐方面的努力：“面对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的严峻挑战，中国在新疆采取了一系列反恐和去激进化措施，包括建立职业教育和培训中心。”次年，古巴发表了第二份反击声明，支持中国的新疆政策，并得到了44个国家的联合签名。为了应对西方批评，中国争取了非洲和中东国家的支持，其中大部分是参与了“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的国家。
为什么穆斯林国家选择捍卫中国的新疆政策？答案在很大程度上与经济议题有关。例如，土耳其最初对中国进行了严厉的批评，但从“一带一路”相关项目中获得10亿美元的中国资金后，土耳其最终让步了。同样，对巴基斯坦来说，中巴经济走廊(CPEC)是巴基斯坦选择愿意支持中国或保持沉默的关键。不过，巴基斯坦宗教事务部长发表了一份温和的声明，批评中国的新疆政策只会助长而不能打击极端主义。巴外交部长则阐明了政府支持中国的立场。不仅如此，伊斯兰国家在本国也没有良好的人权记录。国内政治运动和支撑海外宗教热情的可能性使得他们对穆斯林问题进行了选择性关注。
尽管世界上许多国家对中国的新疆政策持中立态度，但印度在那些明显沉默的国家中最为引人注目。印度拥有世界第二大穆斯林人口，并以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称号为荣，却几乎没有对维吾尔族的困境发表过任何意见。哪怕中国一再试图在内政问题上挑衅印度，或站在印度利益的对立面，印度的做法也没有改变。例如，在2019年8月印度废除宪法第三百七十条之后，中国是唯一一个在联合国安理会支持巴基斯坦推动克什米尔问题国际化的国家。十年来，中国在联合国长期搁置印度将马苏德·阿兹哈尔(Masood Azhar，“穆罕默德军”头目)列为全球恐怖分子的申请。即使在2019年2月普尔瓦马(Pulwama)自杀式袭击之后，中国仍继续否决有关阿兹哈尔的决定。更重要的是，中国是在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FATF)中支持巴基斯坦的三个国家之一，阻止该工作组以支持其领土上的恐怖组织为由将巴基斯坦列入黑名单。
2016年，印度决定向一名维吾尔族反政府分子多里坤·艾沙（Doklun Isa）发放签证，以报复中国在马苏德·阿兹哈尔问题上的阻挠。但很快印度在没有任何解释的情况下取消了艾沙的签证，这招致了印度国内舆论和维吾尔族反政府分子的批评，后者声称印度在中国的压力下投降了。如果印度允许多里坤·艾沙在反华研讨会上发表讲话，将向中国发出一个重要信号：印度不会容忍任何支持阿兹哈尔的行为并将做出适当回应。而取消签证使印度失去了在维吾尔问题上秉持民主原则的机会，也证明中国在两国关系中占据上风。
维吾尔族反政府分子一再要求印度采取积极立场。2020年，多里坤·艾沙警告印度要警惕中国，敦促印度政府“为人权发声，要求中国停止实施对维吾尔族的反人类罪行”。在中印边界西段冲突发生之后，要求印度明确立场的呼声变得更加响亮。艾沙希望边境摩擦能让印度意识到沉默是一种不可取的选择，并呼吁印度公开指责中国大规模侵犯维吾尔族人权。
坚持民主原则对印度在邻国和世界其他地区日益增长的影响力而言是不可或缺的。在维吾尔族问题上保持沉默，类似于赞同中国糟糕的人权记录。印度可以进一步发展他作为世界民主价值观捍卫者和区域内人权问题仲裁者的形象，而不是在这个问题上顺从中国。更重要的是，印度在维族问题上的高调发言将向巴基斯坦发出强烈信号。
分析人士指出，印度在该问题上之所以犹豫不决，是因为中国对内政问题非常敏感。中国一再寻求在被印度视为“内部事务”的问题上发挥积极作用。从在联合国安理会提出克什米尔问题，到支持巴基斯坦的恐怖主义行动，中方已经进行了过多干预。如果中国稍稍考虑一下不干涉印度的内部问题，或者在敏感问题上秉持互惠态度，那么印度在维族问题上保持中立才有意义。
在中国的新疆政策问题上，印度应该加入其他民主国家的行列。这种行为肯定会产生反响，试探中国反应的尝试符合印度利益。印度或许还能以此为筹码交换条件。印度可以通过很多方式来处理这件事。在联合国之前采取行动可能不是最好的选择，因为这可能会使中国在克什米尔问题上更加激进。加入全球民主国家联盟这一做法也不够谨慎。但印度领导人迈出的第一步可能是发表声明谴责中国。印度还可以为维吾尔族分裂分子提供一条发声途径，从向他们发放签证开始，以唤起印度公众的关注。
印度可以利用他在周边地区的外交实力，推动马尔代夫、孟加拉国和阿富汗等国表明立场。与印度一样，这些国家在正式场合也一直保持沉默。考虑到马尔代夫也是一个穆斯林占多数的国家，再加上其新政府的反华态度，印度的支持可能有助于马领导人在这个问题上公开表明立场。如果印度成功扭转了马尔代夫、孟加拉国的局面，巴基斯坦将面临巨大的国内压力。
印度可以吸取在中印边界西段对峙中利用西藏问题的经验。印度边境特种部队(SFF)成员来自散居海外的藏族人，其部署具有双重目的，既要与中国军队“打心理战”，又要增加西藏内部安全的风险。通过利用中国的内部弱点，印度传递了一个强有力的信息。考虑到中印紧张的双边关系和中国日益加剧的好战情绪，如果将维族问题作为外交武器，印度将从中大大受益。
https://www.orfonline.org/research/chinas-xinjiang-policy-the-imperative-for-india/
本文观点不代表本公众号观点
若需转载请注明出处
END
编译 | 侯 盈
校对 | 万 佳
排版 | 巴春颖
“武大边海”是边界与海洋问题最专业的信息平台
推送最新边海资讯、边海观察，发布边海问题专家观点
面向公众普及宣传边海知识
微信投稿邮箱：cictsmr@whu.edu.cn
“武大边海”独家授权转载《边界与海洋研究》期刊论文
期刊投稿邮箱：bjyhyyj@whu.edu.cn
编辑部联系电话：027-68753503
《边界与海洋研究》国内邮发代号：38-455
国际邮发代号：C9291
更多资讯请关注武汉大学中国边界与海洋研究院官网：
http://www.cibos.whu.edu.cn/
【印度快报】孟买拒绝接受中国疫苗
5月12日，布里汉孟买市政管理机构（The BRIHANMUMBAI Municipal Corporation，BMC）发布了一份为孟买采购100万剂新冠疫苗的全球意向书。意向书指出不考虑接受与印度接壤国家的公司投标，这实际上是在禁止中国公司的投标。
一名市政专员透露：“我们不知道中央政府目前的政策。但我们决定在投标书中加入这一条件，禁止中国企业参与投标。”
投标者不应属于与印度接壤的国家，这一条件与去年在加勒万河谷冲突后，中央政府对有关基础设施项目提出的投标条件相同。然而，印中两国之间的贸易仍在继续，在过去的几周中，当政府对许多紧急物资免征关税之后，大量的制氧机从中国和其他国家进入到了印度。
布里汉孟买市政管理机构的官员表示，之所以拒绝中国疫苗，是因为中国疫苗的质量有问题，尽管它已经得到了世卫组织的认证。
5月13日报道
https://indianexpress.com/article/india/mumbai-civic-bodys-global-tender-for-1-crore-covid-vaccine-shots-keeps-china-out-7312770/
【印度教徒报】印度呼吁中国保持抗疫医疗物资价格稳定
据报道，在疫情恶化导致市场供不应求，印度国内抗疫物资价格飙升的背景下，印度驻香港总领事韩慧仪（Priyanka Chauhan）呼吁中国政府帮助保持关键抗疫医疗物资的价格稳定。
韩慧仪向《南华早报》表示：“我们目前的预期是，供应链应该保持开放，产品价格应该保持稳定。”韩慧仪还称：“即使存在一点供需压力，产品价格也必须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和可预测性，这必须有来自政府层面的支持和努力。我不知道中国政府在这件事上能有多大的影响力，但如果他们能，我们将对此表示欢迎。”韩慧仪还表示，她对基于公共卫生问题实施旅行禁令的必要性表示理解，但她也补充说，印度呼吁中国为货运航班提供便利，以便运送相关物资。
5月13日报道
https://www.thehindu.com/news/national/india-asks-china-to-keep-prices-stable-as-costs-for-medical-supplies-surge/article34550415.ece
【边海研究】陆广济：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构建：基于“身份政治”理论的分析
点击上方“武大边海”直接订阅
第十七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和
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开幕式11月27日在广西南宁举行
图片来源：新华社
本文作者
陆广济
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生
原文首发于《边界与海洋研究》2021年第2期，本文在原文的基础上有所删减，
请点击文末【阅读原文】获取原文下载链接。
一、问题的提出
通过梳理和分析国内外学者的研究成果，可以发现中国—东盟关系研究仍然有需要改进和发展的空间，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研究领域主要集中在外交政策、经贸关系、历史发展、机制建设、南海争端等具体问题的分析层面，难以捕捉到中国—东盟关系运行的客观规律。其二，研究方法侧重于现实主义地缘政治、权力平衡、权力转移等角度，或者自由主义相互依存、功能性外溢、地区治理等角度，对于双方关系发展波动起伏、稳中有变的现象未能很好地解释其深层次的动因。其三，对中国-东盟关系中观念性因素研究不够。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二、国际关系中的身份政治
（一）身份的形成
社会建构主义将身份作为重要的研究对象，认为国家在互动中产生的观念结构塑造身份，因此身份和利益都是变动的，内生于国际体系之中。亚历山大·温特的社会建构主义认为国家至少包含四种身份：（1）个人或团体；（2）类属；（3）角色；（4）集体。温特强调宏观（体系结构）层面的互动。其实，互动并不局限于国际体系内部所有国家之间相互作用的总和以及国家与体系文化的互动。国家之间的互动也能产生观念性结构，国家关系行为体按照“互应逻辑”形成相互间的共有观念构建出相应的角色。此外，国家身份的形成很大程度上受到国内因素的影响。
（二）身份对国家行为的影响
建构主义从观念的角度出发，认为利益内生于国际体系，是由社会实践中的共有观念形成身份，而身份对利益有导向作用。因此，国家身份、国家利益与对外行为三者之间，国家身份与国家利益是建构关系，国家利益与国家行为之间是因果关系，物质因素的背后其实是观念因素发挥了重要的导向作用。
（三）个体身份向集体身份的进化
集体身份作为国家身份进化的最高层次，是一个相互认知不断突破自我与他者的边界并汇合为集体认同的过程。在国家间的互动层面，双方通过良性互动对传统的国家利益观和交往方式进行反思，建立“以心相交”的互动文化。共同安全的战略文化将一国之安危视为集体之安危，个体利益融汇于集体的利益，安全不是以自助的方式取得，而是通过互助的方式分享对和平的预期，形成一种多元安全共同体机制。此外，集体身份还受到温特提出的“相互依存、共同命运、同质性和自我约束”四个变量的制约。
三、中国—东盟关系发展过程中的身份政治
（一）中国—东盟关系发展过程中的四种角色身份
政治对立时期（1967—1971年）：“敌人”。中国与东盟及其成员国形成全面对抗关系—在政治上处于对立状态，在外交上处于隔绝状态。
改善时期（1972—1978年）：“利益攸关者”。表现在中国实施对外开放和扩展国际空间需要东盟国家的帮助，而东盟国家内部的华人华侨问题、国内武装叛乱问题以及东盟组织的发展问题需要中国支持。
战略联盟时期（1979-1990年）：“战略同盟”。“战略同盟”身份将中国与东盟国家置于同一立场之上，构建了二者共同的战略利益，这种利益既包括来自第三方威胁的安全利益，也包括共同维护地区繁荣稳定的发展利益。
全面发展时期（1991年至今）：“合作伙伴”。由于双方政治互信不够，中国与东盟始终没有跨越权力政治“安全困境”的鸿沟，务实主义驱动下的利益交换仍然是一些东盟国家与中国合作的初衷，以至于合作中的猜疑和不信任相伴而生。
（二）推动中国—东盟关系发展的两种动力
利益是推动中国—东盟关系发展最直接的动力。东盟成立之初，中国与东盟之间是利益相悖的。随着中美苏三角关系的逆转，双方出现了相关利益，促使中国与部分东盟国家关系缓和。冷战结束以来，意识形态让位于国家经济社会的发展，随着利益交汇点不断增多，双方从最初对话伙伴关系升级为战略伙伴关系。同时，部分切身利益的冲突又成为影响中国—东盟关系向前发展的障碍，如东盟担忧中国的崛起威胁到自己在东亚地区合作中的领头羊地位、中国担心东盟成为西方围堵中国的工具。
身份是中国—东盟关系发展的深层次的动力。双方之间的角色身份并不是一个稳定的常量，从最初的“敌人”，演变为“利益攸关者”，再到“战略同盟”，最后发展为“合作伙伴”。目前，中国与东盟“合作伙伴”的角色身份是一种复合身份，既包括了朋友的身份，也包括了对手的身份。朋友身份主要体现在低级政治领域，双方在经贸合作、人文交往、地区治理等多方面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在高级政治领域，特别是涉及安全和领土问题，对手身份就会明显体现出来，并左右双方的利益关系。
（三）中国与东盟现有身份的反思
中国与东盟现有角色身份存在局限性。中国与东盟的“合作伙伴”身份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朋友关系，这种缺乏政治互信的“合作伙伴”身份在推动中国—东盟关系中的局限性明显地表现出来：在谈及经济合作带来的互利共赢时双方合作的意愿强烈，而遇到敏感的政治问题时双方很难有妥协和让步的空间，经济合作的利益并不能转化为政治合作上的互信。
中国与东盟集体身份缺失。目前，中国与东盟之间没有集体身份存在，“自我”和“他者”的界限泾渭分明，利益不能有效地融合，双方合作停留在利益交换层面，政治互信相对滞后。一些东盟国家以实用主义方式对待与中国的交往，积极搭乘中国经济便车的同时又奉行“大国平衡”战略，与中国近而不亲，双方关系随时面临“利尽人散”的风险。
四、中国—东盟集体身份的建构与
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形成路径
（一）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内涵
“命运共同体”是中国积极参与全球和地区治理在精神层面上提出的解决方案。目的在于双方通过增信释疑、求同存异，建构起“同呼吸、共命运”的价值观，重新定义集体利益，从而采取更倾向于合作的行为。“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淡化“权力和利益”等物质因素的影响，在双方合作中重新定义身份和利益，通过形成“共同体感”将个体的利益融入集体利益之中，化解合作中的冲突与对抗。
（二）东盟方面对“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认识
东盟对于中国提出的共建“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倡议给予了积极的回应。但作为单独个体的东盟成员国，对“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理解和接受程度不一。做出积极回应的有老挝、柬埔寨和缅甸。越南对该倡议态度出现摇摆。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和文莱的官方采取务实和有选择性的回答，强调继续深化双边关系，加强与中国经贸和人文交流合作的重要性。
对于构建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东盟学界也出现两种不同的声音。消极的立场认为：中国提出与东盟构建命运共同体是加强政治宣传和软实力的表现，同时也是为了修补中国在处理海权争端和领土问题时采取激进的行为而被破坏的与邻国的关系。积极的观点认为：中国领导人不断强调与东盟构建“命运共同体”，通过各种举措加强中国与东盟以及其他邻国的经济、社会和基础设施联系，表明周边外交已经成为中国的核心关切。
（三）“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形成的条件
“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作为双方一种集体身份的构建，需要在体系层面、互动层面和单位层面进行努力。首先，中国与东盟集体身份的构建，需要东亚地区形成基于朋友身份的互利共生的地区体系文化。所有成员处于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政治生态系统之中，对前途和命运有着共同的期望。其次，双方需要建立“以心相交”的互动文化。各方在相互信任的基础上展开互动，形成“真正朋友”的角色身份，指向“合而为一”的集体身份。再次，在双方内部还要形成共同安全的战略文化。如果中国与东盟将共同安全作为其战略文化的核心，那么随着双方共同安全利益的强化和集体战略信任的增长，双方之间的“安全困境”将会被“安全共同体”所取代。
“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形成还受到相互依存、共同命运、同质性和自我约束四个变量不同程度的制约。
相互依存是中国东盟集体身份形成的重要条件。客观方面，加强中国和东盟发展战略对接和产业政策的调整，增强合作动力、促进双方发展方式深度交融。主观方面，双方需要加强政治互信，意识到双方共同利益的存在，树立互利共生的理念，将客观相互依存内化为主观相互依存。
共同命运是中国与东盟集体身份形成的外部动力。随着非传统安全问题的凸显以及全球性问题的扩散，中国与东盟所面临的威胁不是以第三方的形式存在，而是以全球性的形式铺展开来，需要双方长期共同努力才能有效治理。如果采取漠视态度，或者以邻为壑，拒绝合作，那么共同命运在中国与东盟集体身份形成的过程中能发挥的作用就十分有限。
同质性对中国与东盟集体身份的形成有良好的促进作用，中国与东盟国家客观上缺乏同质性，但中国与东盟国家之间却有可能由于各自拥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与不同的文明内涵而产生出某种异性引力，促成彼此在社会与人文领域的交流合作。同时，中国与东盟国家山水相连，血脉相亲。华人在当地地位不断提高，成为联系中国与东盟国家的重要纽带，主观上的同质性会得到提高。此外，中国与东盟在交往过程中，随着区域间交往与互动的频繁，逐渐培养出协商一致的处理问题方式、南南合作的发展理念、求同存异的交往方式、被压迫民族的历史记忆、对民主和人权的理解、实现东亚一体化的愿景等等。
自我约束对于中国与东盟集体身份的形成至关重要。东盟主要由中小型国家构成，与中国存在严重的实力不对称问题，在合作中寻求“中国机遇”的同时，也担心“中国威胁”，在共建集体身份的过程中，中国作为强者一方更需要自我约束。同时，中国与东盟双方还致力于安全磋商机制、危机管控机制的建设，这些机制也是双方自我约束的体现，对于增加信息透明度，化解合作中的矛盾与冲突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且弱势一方的东盟及其成员国也有自我约束的必要。
（四）“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建构路径
首先，加强互联互通。发展战略对接方面，双方还需要制定具体的实施方案和细节，将政策落实到实处。基础设施连接方面，中国在加快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的同时，还应该在公路、铁路、港口、航空、电信等方面为东盟国家提供资金和技术支持，鼓励社会资本和民营企业参与东盟国家基础设施建设。政策协调方面，双方需要进一步磋商简化通关程序，实现通关口岸便利化，加快人员和生产要素的流动。
其次，促进社会人文合作。双方鼓励支持民间团体进行直接的交流。支持双方国内大众传媒行业与合作。加强互派留学生项目、继续扩大旅游、文化、科技、体育、青少年发展、新冠肺炎防控等方面的交流合作。在社会治理方面，加强环保、水资源管理、可持续发展、气候变化、人口老龄化、文物保护等的交流合作。
再次，完善安全合作机制。目前，中国与东盟在安全领域建立起一些合作机制，但制度化的深度和广度还有待提高，需要进一步完善高层对话机制，建立危机管控机制和争端解决机制，减轻双方的战略误判。双方的智库、政策研究机构、专家学者以及政府官员以私人方式参与非官方的安全对话机制，以“第二轨道外交”的方式就地区安全局势进行磋商。
END
编辑 | 付姗姗
排版 | 李 阳
“武大边海”是边界与海洋问题最专业的信息平台
推送最新边海资讯、边海观察，发布边海问题专家观点
面向公众普及宣传边海知识
微信投稿邮箱：cictsmr@whu.edu.cn
“武大边海”独家授权转载《边界与海洋研究》期刊论文
期刊投稿邮箱：bjyhyyj@whu.edu.cn
编辑部联系电话：027-68753503
《边界与海洋研究》国内邮发代号：38-455
国际邮发代号：C9291
更多资讯请关注武汉大学中国边界与海洋研究院官网：
http://www.cibos.whu.edu.cn/
【印度斯坦时报】印度暂停批准进口中国WiFi设备
据两位业界人士透露，印度几个月来一直在推迟批准进口中国WiFi模组的申请，这导致美国电脑制造商戴尔、惠普以及中国的小米、OPPO、vivo以及联想等公司推迟了在这一关键市场发布新产品。
消息人士称，印度通信部下属无线规划和协调局（WPC)至少从去年11月开始，就暂停了批准从中国进口含有WiFi模组的电子设备成品，如蓝牙音箱、无线耳机、智能手机、智能手表和笔记本电脑等。自此，来自美国、中国以及韩国公司的80多项此类申请一直在等待无线规划和协调局的批准，甚至一些从中国进口部分成品的印度公司也在等待批准。这突显了印度试图削减中国在其科技经济中的影响力。
除此之外，印度政府已决定将中国企业排除在本国的5G试验之外，并表示这是减缓和阻止中国对印度通信网络影响力的开始。尽管目前与中国保持正常关系很重要，但印度不能允许中国这样一个潜在对手在其数字和通信基础设施领域站稳脚跟。
【此条整合了《印度斯坦时报》5月9日的报道：
https://www.hindustantimes.com/editorials/on-5g-india-s-message-to-china-101620579559306.html】
5月7日报道
https://www.hindustantimes.com/india-news/india-holds-up-wireless-approvals-for-china-made-devices-delaying-launches-report-101620369702466.html
【边海研究】特朗普政府以来美国外资安全审查制度的变化及中国对策
点击上方“武大边海”直接订阅
美国外资安全审查对中国的影响
图片来源：百度百科
本文作者
李仁真
武汉大学中国边界与海洋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包蓉
武汉大学中国边界与海洋研究院硕士研究生。
原文首发于《边界与海洋研究》2021年第2期，本文在原文的基础上有所删减，
请点击文末【阅读原文】获取原文下载链接。
特朗普时期以来美国的外资安全审查制度出现了一些变化，包括出台《外国投资风险评估现代化法》（下称《现代化法》），发布《确保信息通信技术与服务供应链安全的行政命令》（下称第13873号行政命令），扩大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CFIUS）等机构的审查范围和权限，加大对“外国对手”在关键领域投资活动的管控力度，且对中国企业投资具有明显的指向性。对此，我们必须予以高度重视，采取措施加以应对。
一、特朗普时期美国
外资安全审查制度的变化
（一）出台《外国投资风险评估现代化法》及其实施细则，扩大CFIUS的审查范围和权限
第一，扩大管辖的交易范围。《现代化法》在制度上的一项实质性变化，在于将CFIUS的管辖范围从“控制性投资”向“非控制性投资”扩展，以有效识别和处理这类交易可能引发的国家安全风险。至于何谓“非控制性投资”，《关于外国人在美投资的规定》确立了TID概念，用于指代那些涉及关键技术、关键基础设施或敏感个人数据的企业或业务。外国投资者的任何投资活动，只要涉及美国TID企业或业务，或结果是获得美国TID企业的某些权益，CFIUS都有权审查。
第二，强化交易强制申报制度。《现代化法》在审查流程上的一大变化，就是在建立新的简易“申报表”的同时，强化了交易强制申报制度，特别是新增了关于涉及TID企业交易的强制申报机制。据此，如果某项交易属于由外国政府直接或间接拥有“实质性利益”的外国投资者获得美国TID企业的“实质性利益”的投资，则交易各方都必须就该项交易向CFIUS申报。
第三，加强回溯审查权。《现代化法》强化了CFIUS对外国投资活动的回溯审查权。其主要针对下列已完成交易：一是该交易事先并未向CFIUS进行申报；二是该交易事先虽已申报，但交易方错报、漏报了与交易有关的重大信息或提供了虚假或误导性重要信息；三是该交易在与CFIUS达成缓解协议的条件下完成，但事后交易方因故意或过失违反了缓解协议。
（二）依据《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授权颁布行政命令，加大对“外国对手”在关键领域投资活动的审查力度
第一，重视网络信息安全威胁。第13873号行政命令明确规定以“国家信息安全遭受威胁”为由可以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旨在防止“外国对手”利用信息通信技术或服务对美国国家安全造成“非同寻常的威胁”。
第二，严控信息通信技术领域。第13873号行政命令明确宣布针对“外国对手”，并适用于信息通讯技术与服务的整个领域，且审查和管控的力度明显加大。
第三，加强商务部在外资安全审查中的作用。第13873号行政命令明确授予美国商务部对涉及信息通信技术与服务的外资活动进行国家安全审查的权力。
二、美国外资安全审查制度变化的
特点、原因及影响
（一）美国外资安全审查制度变化的特点
系统梳理自特朗普时期以来美国关于外资安全审查的立法与实践，可以看出，这一制度的变化呈现以下三个特点：一是审查重点从传统的国防军事安全向网络信息安全延伸。随着信息技术在现代社会各个领域的渗透，网络信息安全逐渐成为美国社会对国家安全的重点关切，反映到制度层面就是将对外资安全审查的重点从传统安全延伸到网络信息安全上，以应对那些涉及美国TID企业或业务的外国投资可能引发的国家安全风险。二是审查阶段从外资准入阶段向外资企业经营阶段扩展。《现代化法》及其实施细则不仅增加CFIUS 对“非控制性投资”的管辖权、对涉及TID企业以及其他需要强制申报交易的风险识别和处理权，而且还进一步强化CFIUS对已完成交易的回溯审查权；第13873号行政命令更是直接指向外资企业在美的经营活动。三是制度定位从国家安全工具向国际政治工具转变。《现代化法》的出台和第13873号行政命令的发布更多地是出于对国际政治格局的考量，旨在将国家安全审查制度作为抑制他国崛起的重要工具。
（二）美国外资安全审查制度变化的原因
美国外资安全审查制度变化的原因十分复杂。在此着重讨论三个方面：其一，美国国际地位的日渐下降引起美国对自身霸权地位的强烈担忧。次贷危机爆发以来，世界力量对比“东升西降”加深了美国的危机感，中国等新兴经济体的群体崛起，在国际贸易、国际投资、国际技术合作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进一步加剧了美国对自身霸权地位和安全的忧虑。其二，全球范围内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引起美国对网络信息安全的严重关切。进入5G+互联网时代，美国政府开始将网络信息安全视作当代最严峻的挑战之一，并采取一系列政策和法律措施加以应对。其三，中国在前沿技术领域的强势崛起引起美国对其技术优势地位的高度紧张。美国修改外资安全审查制度的主要意图在于针对中国，通过对中国企业在关键技术领域的投资活动进行强力限制，以实现对“战略竞争对手”的全面围堵。
（三）美国外资安全审查制度的变化对中国企业的影响
美国外资安全审查制度的变化使中国企业在美投资的获批难度增大、发展空间受到限制、交易活动成本提高。尤其是，美国政府频繁以“国家安全威胁”为由对中国企业在美投资经营活动实行限制和打压，致使中国企业的正当权益受到严重损害，也使中美关系遭遇前所未有的严重困难。
三、中国的应对策略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如何在世界大变局之下更好地维护本国的发展机遇和利益，更好地应对面临的外部风险和挑战，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应当清醒地认识到，美国作为当今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面对中国经济和科技实力的强势崛起，以加强外资安全审查制度为抓手、以“美国国家安全威胁”为理由，对中国企业在美投资经营进行限制甚至阻碍，以维护自身霸权和技术优势地位，这不仅是特朗普政府的政策选择，而且是美国朝野两党的一致共识。可以断定，拜登政府时期，美国针对中国的战略围堵政策不会转向，针对中国企业在美涉及TID企业或业务投资的安全审查力度还会继续加大。因此，中国应当从以下两个层面加以应对。
（一）国家层面的应对
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应本着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精神处理中美经贸关系，努力营造良好的国际投资环境，并确保中国企业在美合法权益。
第一，加强双边对话与沟通，推动相关投资问题形成共识。具体包括：开展坦诚对话，缓解或消除不必要的疑虑和分歧；加强双边磋商，将“国家安全”的评判标准予以细化；促成政策共识，制定双方均可接受的缓解措施。
第二，制定相关法律法规，完善国家安全审查制度。《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法》的出台为我国外资国家安全审查制度提供了法律依据和保障，但相关制度仍需要进一步细化。比如，在审查机构方面，可以制定具体案件的机构召集标准，以提高审查的专业性；在审查对象方面，可以采取列举方式予以明确，同时适当设置兜底条款，以应对出现的新情况，保证制度发展空间。
第三，适时采取反制措施，制衡美国不合理审查决定。鉴于美国政府频繁以“美国国家安全威胁”为由禁止中国信息技术类企业在美从事交易活动，中国政府在必要时也可以相同的理由对美国相关企业采取对等措施，以对美国的不合理国家安全审查措施予以警告。
（二）企业层面的应对
当前美国外资安全审查制度对中国企业的指向性非常明显，有意或已经在美国从事投资经营活动的中国企业应当予以高度重视，全面做好应对准备。
一是密切关注制度发展动向，提前做好风险预案。相关企业应根据自身业务经营情况注意识别可能与美国产生关联的交易活动，对美国未来可能实行的安全审查及限制措施做出理性预测，提前做好风险预案，包括应对回溯审查，并根据情势发展做出调整。
二是积极采取缓解措施，适当满足审查要求。企业在赴美进行交易活动前应主动向CFIUS申报交易情况，并尽可能调整交易方式，以保障交易顺利进行；企业在美经营过程中如遇美国的国家安全审查，应积极与美相关政府部门沟通，并协商采取有效的缓解措施；相关企业可以相应调整投资策略，淡化企业的中国政府背景，缓解美国政府的安全忧虑。
三是合理运用诉讼手段，依法维护自身合法权益。Tiktok诉讼事件表明，美国的司法体制能够对总统行政命令起到一定制约作用，中国企业应当予以重视，比如，可以在审判之前向法院申请禁止令；可以援引比例原则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END
编辑 | 付姗姗
排版 | 李 阳
“武大边海”是边界与海洋问题最专业的信息平台
推送最新边海资讯、边海观察，发布边海问题专家观点
面向公众普及宣传边海知识
微信投稿邮箱：cictsmr@whu.edu.cn
“武大边海”独家授权转载《边界与海洋研究》期刊论文
期刊投稿邮箱：bjyhyyj@whu.edu.cn
编辑部联系电话：027-68753503
《边界与海洋研究》国内邮发代号：38-455
国际邮发代号：C9291
更多资讯请关注武汉大学中国边界与海洋研究院官网：
http://www.cibos.whu.edu.cn/
【俄罗斯战略研究所】玛丽安娜·巴科尼娜：中国和伊朗大力发展战略伙伴关系
4月30日，俄罗斯战略研究所高级专家玛丽安娜·巴科尼娜针对中国和伊朗所达成的《中伊全面合作计划》发表评论。专家表示，该协定为期25年，涵盖了经济、政治和文化等领域。尤其在协定中规定两国将在石油和其他矿产、工业、运输、农业以及银行业领域实施合作项目，同“一带一路”战略对接，为中国在伊朗的大量投资开辟了广阔前景。同时该协定表明美国的制裁政策往往适得其反。相比于美国，中国在与其他国家交往中表现的更加可靠和稳定，中国并不干涉其伙伴的内政，其目的也不在于向中东输送军事力量。专家指出，在即将举行的伊朗总统大选期间，两国将积极讨论中伊战略伙伴关系协定。
https://riss.ru/article/16460/
【观察家研究基金会】印度经济外交里的中国因素
中印战略关系的崩溃以及“印度制造”倡议所导致的新的保护主义为印度对华经济外交提出了新要求，虽然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印度一直比较担忧中国的经济影响，但边境冲突导致印度对两国经济合作的政策和言辞迅速发生了变化。过去十年，对中国的经济影响以及中国可能利用经济优势实现政治和安全目标的战略焦虑显著增长。这意味着印度需要通过外交及政策手段，在不与中国经济发展趋势冲突的情况下，抑制其负面战略影响。
中国有很多经济优势，包括：对全球供应链的巨大影响，从新冠疫情中实现的经济复苏，对全球经济恢复的重要意义以及它在印度基础设施、制造业、数字以及房地产行业的存在。这些都表明，即使担心中国将经济关系武器化，但要想与它脱钩仍然很困难。与中国经济完全脱钩并不现实，即使与日澳签订了供应链弹性倡议（Supply Chain Resilience Initiative），印度也很难找到愿意全面摆脱中国供应链的经济伙伴。由于存在行业选择、企业的效率成本、是否能够建立新的监管框架以及国内政策的变化速度是否足以重建可行的供应链等因素，人们对重建全球供应链有着广泛的担忧。
对在印中国企业的简要调查也表明，中国公司不打算离开印度。印度担心中国企业与军队有联系，因而把大量公司列入限制名单，然而在中印双边关系紧张之际，中国公司仍决定留在印度，这一事实要求印度政府学习其它国家的做法，制定合理和透明的安全监督协议。很多在中国的印度公司也认识到了中国市场的重要性，它们很难因为政府限制而放弃在华商业利益。尽管如此，减少对中国供应链的依赖有助于印度开拓其它市场，并发展本土制造业，但这需要印度政府以合理的速度进行改革以支持国内投资和制造业发展。此外，将经济和政治区分开来不再具备现实性，在与中国的经济合作中，除了保护主义以外，印度还需要明确其政治和经济目标。
面对中国的影响，印度应当在地区和全球范围内运用实力推行其经济外交政策。如果印度希望在周边地区推进基础设施项目以限制中国的影响，它必须建立管理小组并吸纳技术人员，以支持驻当地的外交官。当前全球多边秩序正面临挑战，印度不能让中国获得新秩序的领导权。新冠疫情带来的经济影响表明，全球化不仅要考虑增长，还要考虑生存底线，印度必须利用其智力资本制定一项全球发展计划。
【作者：Madhu Bhalla，马杜·巴拉，德里大学东亚研究中心中国研究教授。本文节选自A 2030 Vision for India’s Economic Diplomacy。】
4月26日报道
https://www.orfonline.org/wp-content/uploads/2021/04/A_2030_Vision_for_Indias_Economic_Diplomacy.pdf
1【不丹外交部】不丹-中国边界问题专家组第十次会议在中国昆明举行
4月6日至9日，不丹-中国边界问题专家组第十次会议在中国昆明举行。不方代表团由不丹国际边界事务秘书长雷多·唐比（Letho Tobdhen Tangbi）率领，中方代表团由中国外交部边界与海洋事务司司长洪亮率领。会议在热烈友好的气氛中进行，并从不中两国间的亲密友好合作关系出发，就边界问题进行了深入而富有成果的讨论。
会议还讨论了加快不中边界谈判的路线图。双方同意在边界问题最终解决之前继续维护两国边境地区的和平与安宁。
不丹和中国的边界谈判始于1984年。两国于1988年签署了关于解决边界问题的指导原则，并于1998年签署了关于在不中边境地区保持和平与安宁的协定。这两项协定构成了不中边界谈判的基础。
双方同意尽快举行不丹-中国第二十五轮边界会谈和边界问题专家组第十一次会议。为了表示善意和彰显不中友谊，中国政府向不丹捐赠了防疫物资，以支持不丹的抗疫努力。
4月9日报道
https://www.mfa.gov.bt/?p=10689
【印度快报】比平·拉瓦特称中国有能力对印度发动网络攻击
4月7日，印度国防参谋长比平·拉瓦特称，邻国实施网络攻击的能力是印度面临的最大威胁之一。他表示，印度正专注于网络防御，并致力于进攻性网络能力建设，以应对有关威胁。
比平·拉瓦特在辨喜国际基金会（Vivekananda International Foundation）的一次活动上发言称：“中国有能力投入大量资金，以确保他们获得技术。因此，他们肯定领先于我们……” “（我们与中国）最重要、最大的区别在于网络领域。” “我们知道中国有能力对我们发动网络攻击，这将大大破坏我们的系统。”
比平·拉瓦特还表示：“我们也许无法完全赶上中国。因此，我们正努力与西方国家发展关系。在和平时期，我们也许能够更好地从西方国家获得一些支持，这至少将有助于我们克服这种不足。”
4月8日报道
https://indianexpress.com/article/india/china-has-capability-to-launch-cyber-attacks-cds-general-bipin-rawat-7263541/
【印度斯坦时报】中国企业有可能进入印度的“可信”电信设备供应商名单
据一位知情官员表示，如果中国企业符合目前正在制定的合格标准，它们有可能进入印度的“可信”电信设备供应商名单。
自去年12月以来，印度国家网络安全协调员（India’s national cybersecurity coordinator ，NCSC）拉杰什·潘特（Rajesh Pant）一直在努力制定这些标准。据知情官员透露，印度电信部（ Department of Telecommunications ，DoT）将在6月份启动的门户网站上发布最终获批的制造商名单。印度电信公司也将被授权在该网站上提交其希望采购的产品设备及其来源企业的详细信息，以便他们追踪审批流程的进度。
这位官员还表示：“目前，大多数电信运营商都是以最低投标价来采购电信设备的，我们对采购电信设备没有任何形式的禁令或限制条件。但我们对芯片等部件的采购感到担忧，我们正在收紧相关规定。”
禁止中国的供应商可能会极大影响印度电信运营商的成本，尤其是在印度准备于今年晚些时候或2022年初推出5G服务之际。如果印度的电信公司或网络服务提供商想使用不在批准名单上的供应商设备，他们必须在印度电信部门户网站上上传包括产品设备及其来源企业在内的详细信息，以供审批。
3月22日报道
https://www.hindustantimes.com/business/chinesevendorsmay-supply-gear-to-india-101616366030233.htm
【印度观察家研究基金会】在中国关注下印度距离实现四方合作目标还有多远？
3月12日，印中边境事务磋商和协调工作机制第21次会议在线上举行。印度外交部东亚司辅秘史耐恩与中国外交部边界与海洋事务司司长洪亮分别率领代表团参加了此次会议。
双方回顾了中印边界西段实控线沿线的情况，并就该地区的其他遗留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他们一致认为，班公湖南北岸脱离接触的完成为双方争取早日解决这些遗留问题提供了良好基础。双方同意按照两国外长在莫斯科会晤中达成的五点共识和2月25日通话的精神指导工作，并认为印中应继续保持对话，以达成彼此都能接受的解决方案，尽早在所有摩擦点实现脱离接触。这将使印中两国能够考虑进一步缩小该地区的军事部署规模，努力恢复边境地区的和平与安宁。双方还一致认为，在此期间，两国应继续稳控边境局势，避免出现任何使现地局势升级的事件。
双方同意继续通过外交和军事渠道保持密切沟通与对话，尽早召开第11轮印中军长级会谈，以便双方能够朝着从剩余摩擦地区完全脱离接触的方向努力。
3月12日报道
https://www.mea.gov.in/press-releases.htm?dtl/33617/21st+Meeting+of+the+Working+Mechanism+for+Consultation++Coordination+on+IndiaChina+Border+Affairs
【印度斯坦时报】印度或因安全担忧禁用中国的华为设备
3月12日，印中边境事务磋商和协调工作机制第21次会议在线上举行。印度外交部东亚司辅秘史耐恩与中国外交部边界与海洋事务司司长洪亮分别率领代表团参加了此次会议。
双方回顾了中印边界西段实控线沿线的情况，并就该地区的其他遗留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他们一致认为，班公湖南北岸脱离接触的完成为双方争取早日解决这些遗留问题提供了良好基础。双方同意按照两国外长在莫斯科会晤中达成的五点共识和2月25日通话的精神指导工作，并认为印中应继续保持对话，以达成彼此都能接受的解决方案，尽早在所有摩擦点实现脱离接触。这将使印中两国能够考虑进一步缩小该地区的军事部署规模，努力恢复边境地区的和平与安宁。双方还一致认为，在此期间，两国应继续稳控边境局势，避免出现任何使现地局势升级的事件。
双方同意继续通过外交和军事渠道保持密切沟通与对话，尽早召开第11轮印中军长级会谈，以便双方能够朝着从剩余摩擦地区完全脱离接触的方向努力。
3月12日报道
https://www.mea.gov.in/press-releases.htm?dtl/33617/21st+Meeting+of+the+Working+Mechanism+for+Consultation++Coordination+on+IndiaChina+Border+Affairs
【印度观察家研究基金会】印度需要军事重构以迎接中国挑战
截至目前，中印两国已于2020年7月和2021年2月两次在加勒万河谷和班公湖两岸达成脱离接触协议。在戈格拉与温泉地区，中方没有过多“侵犯”，只是在印军阵地对面集结兵力，局势即将降级。而德普桑地区的封锁问题还没有任何进展。
2月11日，印度防长辛格在联邦院宣布了脱离接触的消息。根据协议，中国军队将驻扎在第8手指区以东，而印军将驻扎在第3手指区附近。在这两者之间将会有一个“暂停军事活动”的缓冲区。辛格指出，类似的脱离接触进程将同样在班公湖南岸进行，但他没有详细说明撤出的地区。有人对印度在班公湖南岸高地的撤军持批评态度。他们认为，印军在该地区已经占据了优势地位，而撤军意味着印度交出了手中的一张王牌。
中方究竟在寻求何种边界解决方案，这仍是令人困惑的问题。很多人都在讨论中方是如何完成“1959年线”计划的，但在印度人心中这条线的具体位置仍不明确。周恩来在给尼赫鲁的信中提到了这条线，但信件并未附上地图。在中印边界西段，中国曾越过1960年声明中的边界，并在停火后撤回20公里。中方摧毁了印度的哨所，印军唯一坚守的阵地只剩下楚舒勒地区。
2020年，中方“企图胁迫”的尝试并没有奏效。如果说西藏安全是中国考虑对印态度的一个重要因素，那么现在中方已经破坏了这一点。中印边界西段的局势让印军相信，印度的安全威胁来自北部邻国，而不是西部邻国。如今，印度已经开始调整军队部署、制定进攻战略以应对中国的挑战，拉达克地区部署的印军数量即将翻倍。
【作者：Manoj Joshi 马诺伊•乔西，印度观察家基金研究会杰出研究员、评论员和专栏作家、前印度政府国家安全问题组成员。代表作：《失落的叛乱：九十年代的克什米尔（Lost Rebellion: Kashmir in the Nineties ）》等。】
3月2日报道
https://www.orfonline.org/research/cautious-disengage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