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4日，美国企业研究所发布题为《伊朗比上次面对特朗普时要弱得多》的报告。报告指出，中东长期以来都是一个复杂且充满挑战的地区，对美国来说是一个难题。在特朗普的第一个任期内，他推动了以色列与一些阿拉伯国家的外交缓和。而在第二个任期内，面对以色列军事胜利改变地区力量平衡的局面，存在着遏制伊朗影响力和限制其核计划的机会，但同时也面临诸多挑战。

目前该地区的局势相较于一年前有了显著改善，以色列在与哈马斯的冲突中取得了一定胜利，真主党也受到了打击。在美国的帮助下，以色列挫败了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攻击，并进行了有针对性的报复。伊朗在战略上处于较为不利的地位。拜登总统在这里也有一定功劳，他虽然经常敦促以色列谨慎行事，与内塔尼亚胡总理关系不佳，但还是给予了以色列支持。自哈马斯入侵以来，美以关系既严重失调又极具成效。

特朗普可能会采取一系列行动，如恢复“极限施压”行动、对也门胡塞武装采取更尖锐军事行动、明确对伊朗代理人袭击负责、为以色列对伊朗核设施的攻击提供更多支持等，同时推动拜登推动的区域大交易。

然而，采取这些行动存在诸多诱惑和挑战。首先，特朗普需要明确自己的目标，是改变伊朗政策还是改变伊朗政权。其次，他需要争取态度矛盾的海湾国家加入。第三，华盛顿需要关注石油市场。第四，特朗普无法避免与加沙打交道，还需要考虑以色列政府的行动对地区外交气候的影响。最后，升级的风险真实存在，伊朗可能会做出回应，引发大规模战争。中东虽然发生了变化，但仍然充满复杂性和不确定性，最雄心勃勃的计划也容易在这里出现问题。

11月14日发布

11月6日，美国企业研究所发布题为《唐纳德•特朗普：美国经济的威胁？》的报告。报告指出，如果特朗普实施他在竞选活动中提出的经济计划，那么美国的经济在未来四年中将会非常艰难。特朗普在竞选时承诺一系列减税措施，如承诺延长 2017 年《减税与就业法案》，将企业税率从 21% 降至 15%，并取消社会保障福利税。由于共和党可能控制国会参众两院，因此特朗普在通过其减税计划方面不会有太大困难。

早在特朗普赢得大选之前，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就曾发出警告，美国正走向一条危险的、不可持续的公共债务道路。按照目前的政策，预算赤字预计将在未来多年内保持在国内生产总值的 6% 左右。同时，到 2034 年，公共债务与 GDP 的比率预计将超过 GDP 的 120%。这将使美国政府的债务与收入之比达到比第二次世界大战刚结束时更高的水平。而特朗普的预算提案将使本已危险的公共债务状况更加恶化。

美国经济的一个弱点是，包括中国央行在内的外国政府拥有美国很大一部分债务，并“帮助”美国为巨额预算赤字融资。因此，除非美国尽快改掉挥霍无度的做法，否则债券持有者可能会要求提高他们所持债券的利率，以补偿他们再次面临的通货膨胀激增的风险。同时，更高的利率又会进一步增加政府预算的压力，使美国的公共财政更加难以为继。

特朗普经济计划的另一项核心内容是大规模征收进口关税。他将对从中国进口的所有商品征收 60% 的关税，对从其他贸易伙伴进口的所有商品征收 10-20% 的关税。大规模征收关税的主要弊端之一是产品进口价格被大幅提升，这将加剧通货膨胀。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Peterson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的数据显示，特朗普的关税提案将使一个典型的美国中等收入家庭每年损失约2,600美元。

“美国优先"的另一大弊端是，它可能使中国和欧洲经济陷入衰退，从而招致中国和欧洲的贸易政策报复，对美国进口商品征收更高的关税。这反过来又会使美国陷入20世纪30年代以邻为壑的经济破坏性政策。

此外特朗普承诺驱逐多达 1100 万无证移民。如果这一计划得以实施，几乎肯定会对食品价格造成上涨压力，并导致那些雇用大量移民工人的行业生产中断。因此，除非特朗普第二个任期收回他在竞选时提出的许多经济计划，否则美国应该做好准备，迎接“债券守夜人”的最终回归、美元的逃离，以及未来非常艰难的经济道路。

11月6日发布

11月4日，美国企业研究所发布题为《拜登最大的外交政策遗产将是经济战》的报告。报告指出，拜登塑造了一个经济战的新时代，在未来几年中，经济战可能会愈演愈烈。

自古以来，经济战一直是大国竞争和冲突的焦点。当前，在地缘政治竞争不断升级的情况下，先是特朗普，现在是拜登，越来越多地使用经济武器。在俄乌冲突之后，美国及其盟国对俄罗斯实施了一系列令人震惊的制裁。拜登的对华战略以国内投资为特点，以保持美国在21世纪经济关键领域的领先地位。这些措施正在重塑全球经济。它们可以避免毁灭性的军事冲突，或为冲突做好准备。因此，要驾驭这个新时代，就必须从拜登时代吸取十条教训。

首先，经济实力是全球力量的源泉。一个国家的军事实力反映了其经济的实力和活力。即使在和平时期，经济影响力也有助于赢得朋友和惩罚敌人。

第二，随着战略竞争的尖锐化，经济竞争也变得更加残酷。在传统上，经济战的特点是封锁和贸易禁运。这些措施具有潜在的威力，但实施起来也很困难，而且成本高昂。在特朗普执政期间，美国曾将这些工具用于针对华为一家公司，而拜登则将这些限制扩大到了整个中国。

第三，消耗正在取代强制。现代经济战的重点往往是削弱对手的能力，而不是改变他的想法。即使是特朗普对中国征收关税，也是为了改变中国的发展和贸易方式。然而，拜登的战略往往有着不同的目的。同样，拜登在实施半导体制裁或限制美国在中国高科技领域的投资时，也没有具体针对中国政府。这是因为这些制裁措施是战略性的，而非交易性的，即它们的主要目的是阻碍中国在对经济和军事实力至关重要的领域进行创新。

第四，强化自身能力与压制对方能力同样重要。与拜登对中国的芯片限制相对应的，是他的政府对扩大国内芯片生产的投资。拜登对中国制造的电动汽车征收关税，以及他为扶持美国电动汽车产业而提供的补贴，是同一事物的两个方面。

第五，即使是超级大国也需要帮助。美国在挤压竞争对手方面拥有能力，但有效的经济战仍然需要盟友的配合。

第六，经济战可以替代军事战，也可以成为发动军事战的一种手段。这一点尤为重要，因为正如拜登所说，与中国或俄罗斯的冲突可能导致 "第三次世界大战"。但是，军事和经济问题之间的界限并不总是那么清晰明了。如果美国和中国最终陷入更危险的“台湾危机”，美国可能会威胁使用更强有力的贸易、技术和金融制裁来阻止中国。

第七，经济战固然威力巨大，但并非神兵利器。制裁使俄罗斯财政拮据，限制其获取西方技术，并造成严重的经济失衡。但与拜登的一些过早吹嘘相反，制裁并没有让俄罗斯经济崩溃。俄罗斯继续为国防事业筹集大笔资金。它有能力同时做到这两点，这说明了现代经济战争的局限性。

第八，美国的战术正在被模仿。美国的对手，主要是中国，正试图保护自己免受经济压力，同时发展自己的经济武库。中国不只是在防御。近年来，中国政府限制了与韩国、澳大利亚、立陶宛和其他不听话的民主国家的贸易和旅游往来。中国正在为未来做准备，因为它不想让经济战成为单行道。

第九，随着美国制裁的激增，越来越多的国家希望减少自己的脆弱性。上个月的金砖国家峰会上，关于 "去美元化 "的讨论甚嚣尘上。在特朗普时代，甚至欧洲的亲密盟友也在尝试其他金融机制，以规避美国的影响。多元化的障碍很高，因为美元在全球金融中仍然无处不在。去美元化仍然只是一个口号，而非现实。但是，美国越是积极地使用制裁，就越有可能破坏制裁的优势，并疏远盟友，而正是这些优势使制裁具有如此强大的威力。

第十，经济战的新时代才刚刚开始。一整套新技术如芯片、量子计算、人工智能、先进机器人技术、合成生物学将塑造全球经济。在这些领域争夺霸主地位的战役正在展开。尽管拜登团队宣称将奉行 "小庭院、高栅栏 "战略来捍卫美国的技术优势，但庭院却在不断变大。

如果特朗普当选，美国将拥有一位经济上好斗的总统，如果他的第一个任期能给我们带来启示的话，他将向盟友和敌人施压，以谋求美国的优势。如今，经济手段已成为全球权力和影响力争夺的核心。无论即将到来的大选结果如何，这一点都不会改变。

11月4日发布

10月30日，美国企业研究所发布题为《具有乌克兰特色的台湾防务：俄乌冲突对西太平洋的启示》的报告。报告指出，俄乌冲突为台湾提供了许多重要经验教训。虽然冲突环境和交战方有所不同，但俄乌冲突中显现的冲突性质的显著变化，预示着未来主要冲突中可能出现的趋势。因此，台湾、美国及其盟友应深入研究这些教训，以便更有效地准备应对潜在威胁。

报告认为，俄乌冲突展现了冲突性质变化的五个主要方面：第一、一体化防空反导系统（IAMD）的有效性。乌克兰和俄罗斯在面对复杂的地面和空中攻击时，均部署了一体化防空反导，这些系统显示出在抵御大规模打击方面的有效性。这表明，依赖传统导弹系统来达到目标的做法需要重新评估，这对台湾的军事战略构成挑战。第二、无人机的广泛应用。在乌克兰，使用的无人机数量巨大，预计2024年将超过三百万架。这些无人机涵盖从手持四旋翼到长航程固定翼等多种类型，极大地改变了战场的透明度，使得双方能够实时监控敌方动态并进行打击。这种无人机战术的成功，突显了现代战争中无人系统的关键作用。第三、无人机与导弹的联合攻击能力。结合空中与海洋无人机的攻击方式能够有效实现对敌方水面舰艇的摧毁。这种综合打击能力展示了现代战争中对海上力量的重新定义，即便在缺乏强大海军的情况下，仍能对敌方造成重大打击。第四、电子战能力的提升。在电子战方面，乌克兰和俄罗斯均进行了大量投入。这种电子干扰技术的运用，不仅影响了无人机的操作，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指挥控制的有效性，显著提升了战场的信息战斗力。第五、快速的技术创新周期。电子战和无人机技术之间的竞争推动了技术创新的迅速变化，能够在短短几周内改变战场态势。这种快速的技术适应能力，使得各方在短时间内能够对新出现的威胁做出反应，提升了作战灵活性。

报告指出，在台湾可能面临的冲突中，这些经验教训同样适用。此外，台湾应充分利用周边岛屿（如菲律宾和日本）来增强防御能力，通过在这些岛屿上部署无人机，提供几乎持续的监控和打击能力。乌克兰的经验也表明，“自由社会”能够通过去中心化的创新和灵活的作战计划，有效抵御资源更丰富的敌人。因此，台湾应该从乌克兰的案例中吸取经验，探索适合自身的防御战略，以在面对潜在威胁时更具应对能力。通过持续创新和灵活应变，台湾可以提升其在面对更强敌人时的生存与作战能力。

10月30日发布

10月24日，美国企业研究所发布题为《将DEI排除在STEM之外》的报告。报告指出，在冷战初期，美国国会为了在与苏联的科学竞争中保持领先，成立了国家科学基金会（以下称NSF）。该机构的使命包括“促进科学进步，增进国家健康、繁荣与福利，确保国家安全”。然而，拜登政府在其早期，加入了一个新目标，即扩大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以下称STEM）教育领域中的多样性、公平与包容（以下称DEI）理念。

参议院的一个委员会最近的报告指出，国家科学基金会已拨款超过20亿美元用于推动DEI意识形态的项目。根据分析，拜登政府已经发放了至少8.27亿美元的国家科学基金会资助资金，其中大约有3.6亿美元用于使STEM教育更加“文化相关”或“文化响应”。NSF的资助还涉及重新定义生物学以符合性别意识形态，如拨款90.56万美元用于一项“性别叙事对本科生物学和跨性别、非二元和性别不顺从学生的影响”的定性研究，以创建一个“更加包容的环境”。此外，NSF还为一场名为“通过社会正义重新想象生物学教育”的会议拨款11.95万美元。

在人工智能技术竞赛中，NSF认为美国需要的是77.29万美元的“黑人女性主义知识体系：建立计算领域中的姐妹情谊”项目。除此之外，NSF还花费了690万美元用于强调“本土”或“土著的认知方式”，以取代科学方法。例如，NSF为一个将“本土认知方式”融入工程教育的项目拨款39.99万美元。

在意识形态领域，NSF拨款60万美元用于航空航天工程项目，以通过将“大规模伦理”（与个体伦理相对的社会系统的伦理问题）整合进课程中，来提高学生的“批判意识和对社会系统中不公正的敏感性”。此外，NSF还拨款300万美元用于量子力学领域的研究，但该项目不仅关注科学发现，还探讨学生如何通过其种族和性别认同看待自己作为科学学习者的角色。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联邦法律禁止教育部影响公立学校或大学的课程设置，但没有任何法律禁止NSF这样做。在拜登执政的第一年，教育部曾因试图推动一项社会学课程改革而引发巨大争议。然而，在公众强烈反对后，教育部的这一计划被搁置。与之相比，NSF却悄无声息地花费了大量教育部计划的资金，将左翼意识形态注入STEM教育。

报告认为，虽然苏联早已解体，但美国依然面临着崛起的中国、国际AI技术竞赛、以及众多需要科学突破的危机。拜登政府没有利用NSF培养新一代美国科学家，而是在STEM领域投入了超过8亿美元，推广多样性意识形态，削弱了科学教育的核心目的。

10月24日发布

10月16日，美国企业研究所发布题为《释放美国基础设施建设活力：激励私人投资》的报告。报告指出，美国基础设施面临的挑战与解决方案可以从多个方面进行分析。尽管国会通过了三项主要法案，包括《两党基础设施法》（BIL）、《CHIPS和科学法案》以及《通货膨胀削减法案》，并拨款约1.7万亿美元用于基础设施建设，但美国的基础设施状况依然严峻。许多关键设施，如桥梁、饮用水和废水处理系统、电网等，仍存在严重问题，老化且未能跟上现代技术的发展。此外，新项目的成本超支也十分常见，典型例子如纽约第二大道地铁和加州高铁项目，这些项目的预算远远超过了最初的估算。

然而，也有一些成功的基础设施项目，例如佛罗里达的Brightline铁路和宾夕法尼亚州的快速桥梁更换项目，主要依靠私人活动债券（PAB）作为融资工具，使得私人实体可以以较低的融资成本参与公共基础设施项目。PAB作为一种有效的融资工具，能够让私人债券与市政债券竞争，为基础设施建设提供了重要的资金支持。

此外，公共与私人合作伙伴关系（P3）的作用在解决美国基础设施问题上也十分关键。P3不仅将基础设施的设计、建设、运营和维护相结合，还可以通过私人融资来分担项目的成本和风险。这种合作模式在其他国家已取得显著成效，但在美国的应用仍相对有限。P3的优势在于它能够提高项目的交付效率，避免公共资金项目中的成本超支和低效问题。P3部门是一种准政府机构，能够为公共部门提供项目前筛选、项目优先排序以及专业建议等支持。目前，澳大利亚、加拿大、英国等国已建立了多个P3部门，并取得了显著的基础设施成就。

目前，美国国会在基础设施法案中对PAB的上限进行了提高，反映了联邦政府对私营部门参与基础设施建设的鼓励。然而，要真正解决美国基础设施的长期问题，仍需大幅度放宽PAB的上限，并采取更多措施鼓励私营部门的参与。通过对P3项目的加强监督、确保合同条款的前瞻性设计，以及合理分配风险，可以确保未来基础设施项目更具韧性，并满足未来几十年的需求。

在未来的立法中，美国国会应考虑将P3单位的设立作为基础设施资金发放的条件，以推动更多州和地区采用这种有效的合作模式。通过改善公共和私营部门的合作，美国有机会解决当前的基础设施危机，建设更加现代化、可靠的基础设施系统，确保未来的经济增长和社会福祉。

10月16日发布

10月8日，美国企业研究所发布题为《国家安全专家：哈里斯和特朗普都无法激发信心》的报告。报告指出，对于未来哈里斯政府和特朗普政府的外交政策，大家都有合理的担忧。但这并不意味着两者是等同的，也不能排除特朗普对美国宪法秩序的考验所带来的巨大负面风险。就哈里斯副总统而言，与拜登政府保持政策连续性的普遍预期本身就令人担忧。报告认为，当前世界不同地区的危机交织在一起，是美国历届政府，包括本届政府的政策选择造成的。

美国防预算逐渐被掏空，未能在叙利亚执行奥巴马总统的红线，对2014年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反应迟钝，从阿富汗撤军，以及自2022年以来向乌克兰提供过于迟缓的援助，所有这些都削弱了美国威慑对手的能力，并使中国、俄罗斯、伊朗和其他国家更加大胆地测试美国信守承诺的意愿的极限。

哈里斯的自满情绪已经让美国及其盟友走上了一条有节制的衰落和地缘政治不稳定加剧的道路。也许这种转变将由事态发展所决定。然而，有效应对这些事件所需的知识资本可能并不存在。特朗普反复无常的性格以及他为保护自己免受刑事起诉而与 “深层国家”斗争的热情，势必会让美国功能失调，给美国增加不确定性。

如果 “人事即政策”，那么美国人、美国的盟友和对手都对美国未来在全球舞台上的行为一无所知。此外，可能出现的美国宪法危机，使特朗普重返白宫成为恢复美国在世界上的领导地位的一条岌岌可危的道路。

10月8日发布

10月1日，美国企业研究所发布题为《寻求适当的平衡：亚洲、欧洲和中东的国家安全重点》的报告。报告指出，近年来，一些右翼声称当前世界资源稀缺，美国必须在外交政策上做出艰难选择。他们认为美国应放弃现有的安全承诺，专注于国内问题，他们认为美国特别是在面临财政压力的情况下，不应继续维持高额的防务支出。

实际上，美国当前的国防开支占GDP的比例为3%，接近战后历史最低点，类似于20世纪90年代冷战结束后的水平。回顾历史，当美国在20世纪70年代末和90年代末削减国防开支时，都随后面临外交危机，被迫增加国防投入。因此，等待危机再提高国防预算是一种危险且无效的策略。

目前，美国的财政压力主要源自社会保障、医疗保险以及联邦债务的利息支付，而非国防开支。这些福利项目的现有模式不可持续，社会保障和医疗保险将在十年内面临破产，这可能引发经济和政治危机。如果政府不采取措施调整这些福利计划，民众的不满情绪将迅速加剧。在外交政策上，一些右翼主张美国应将注意力几乎全部集中在与中国的竞争上，尤其是聚焦于台湾问题。他们认为美国应放弃对欧洲和中东的干涉，任由这些地区自行解决安全问题。然而，欧洲、亚洲和中东是全球经济和地缘政治最重要的三大地区，美国有长期利益确保没有敌对势力主导或破坏这些地区的稳定。此外，这些地区的稳定性对于美国与全球其他地区的自由贸易和经济增长至关重要。历史经验表明，忽视欧洲和亚洲的威胁曾导致两次世界大战，冷战则源于苏联对欧洲的主导。

报告认为，在俄罗斯问题上，美国应保持警惕。美国不能试图与普京达成妥协，而应坚决支持乌克兰，避免普京征服一个西方民主国家。支持乌克兰不仅符合美国的战略利益，还可以削弱俄罗斯的侵略野心。在中东，伊朗和伊斯兰恐怖主义仍然对美国及其盟友构成威胁。中东作为能源资源的关键地区，以及全球重要的运输枢纽，对全球经济和安全稳定至关重要。尽管《亚伯拉罕协议》带来了区域内解决问题的希望，但美国的领导作用仍不可或缺。适度的军事存在可以防止敌对势力控制或破坏中东的稳定，避免重蹈过去的覆辙。

报告指出，尽管中国是美国最大的战略对手，但专注于中国不意味着忽视其他地区的挑战。美国需要维持对欧洲和中东的关注，以避免将来在不利地位上陷入冲突。通过与盟友合作、加强国防、应对多重威胁，才能真正保障美国的国家安全和经济利益。

10月1日发布

9月25日，美国企业研究所发布题为《非理性繁荣》的报告。报告指出，美国国内的经济风险不容忽视。无论即将到来的选举结果如何，候选人若兑现其不切实际的预算承诺，公共财政将进一步恶化。哈里斯承诺推出多项昂贵的公共支出项目，而特朗普则计划大幅减税。这些政策的实施将使得当前已经占GDP 7%的预算赤字雪上加霜，推高公共债务至100% GDP的水平，形成无法持续的局面。这样的财政状况，理应引起股市的警觉，因为它可能导致利率上升或美元危机。

更严重的是，如果特朗普当选，可能会引发经济破坏性的国际贸易战。他已表明计划对中国征收60%的进口关税，对其他国家则征收10-20%的关税。这无疑会引发贸易伙伴的报复，重蹈上世纪30年代邻国相争的覆辙。另一个显而易见的国内经济风险是商业房地产市场的低迷。由于居家办公的普及，办公楼的空置率已达到历史新高，许多城市的办公楼价格跌幅超过50%。这引发了对商业地产开发商能否按期偿还到期约1.5万亿美元物业贷款的质疑。如果出现大规模的物业违约，可能会引发区域性的金融危机，进一步影响经济。

此外，市场似乎没有注意到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以及以色列与哈马斯和真主党之间正在爆发两场大战。后一场战争很有可能蔓延到中东其他地区。如果波斯湾的石油供应中断，这将对能源价格产生重大影响。与此同时，在欧洲，德国经济似乎已经失去活力，而法国和意大利的公共财政受到严重影响，并且缺乏解决预算问题的政治意愿。由此看来，新一轮欧债危机的爆发只是时间问题。

尽管面临如此多的潜在风险，市场的高涨却似乎并未受到影响。这可能与持续的货币政策宽松和流动性充裕有关。美联储的低利率政策降低了借贷成本，刺激了股市的上涨。在经济前景模糊的情况下，许多投资者依然保持乐观，选择涌入股市。

报告指出，明年如果幸运的话，上述经济前景面临的诸多风险都不会出现。然而，一个不被非理性繁荣所俘虏的市场至少应考虑到一些下行风险成为现实的可能性。

9月25日发布

9月17日，美国企业研究所发布题为《国防“优先化”还不够》的报告。报告指出，当前美国面临着中国、俄罗斯、朝鲜和伊朗在印太地区、欧洲和中东的威胁，但美国的军事能力已经下降，如今只能应对一次战争。如果这场战争是对抗中国，美国甚至可能失败。因此，美国需要解决战略雄心与实际军事能力之间的巨大差距。一些 “保守现实主义者”提出，优先次序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例如，传统基金会的报告建议美国国防部优先保护本土安全并专注于对抗中国，同时将其他地区的安全责任转交给盟友和伙伴。然而，仅靠优先次序无法解决美国的战略困境。美国必须既要优先次序，也要重建其衰退的军事力量。在短期内，美国必须充分认识到其军事局限性并加以调整，同时进行长期投资，解决这些局限。

美国不能通过仅在少数几个利益领域“退居二线”来实现优先次序，也不能简单将对俄罗斯、伊朗和朝鲜的防御任务完全交给盟友，而只提供有限支持。如此做法不仅无法确保美国及其盟友的安全，还可能削弱美国在全球的影响力。美国的领导地位能够推动盟友的参与和支持，急于调整分工的做法可能会破坏联盟内部的团结，尤其是在北约等重要联盟中。如果试图通过过度依赖盟友来应对全球威胁，反而可能导致美国及其盟友在安全上陷入更为不利的局面。

当前美国的军费开支与里根冷战时期相比大幅下降，甚至不及冷战结束后的克林顿时期。仅靠优先次序无法弥合如此巨大的国防预算缺口，认为这样可以解决美国的防御问题并非现实主义，而是幻想。

实际上，即便是主张优先次序的“现实主义者”，在面临具体问题时也常常退缩。例如，传统基金会的报告建议，国防部应保持摧毁伊朗核设施的能力，并为与伊朗的有限战争做好准备。同时，他们还建议国防部应准备保卫以色列、北约或韩国，这表明单纯的优先次序理论在现实中很难行得通。

总而言之，优先次序固然必要，但不足以解决当前的军事困境。美国不能继续坐视其军力衰退，而是必须像里根总统那样采取行动，恢复和增强军力。美国需要选择自己的命运，而不是被动接受，必须适应当前的局限，但不能屈从于这些局限。要恢复美国的军事力量，既要合理优先次序，也要大力重建军力。

9月17日发布

9月12日，美国企业研究所发布题为《国会将如何安排国家安全的优先次序》的报告。报告指出，九月通常是美国国会处理国防政策和拨款法案的关键时期。然而，今年国会开会时，讨论的焦点却集中在持续决议（CR）的持续时间上，而不是年内的国防法案。

有些人主张持续决议应尽可能短，仅持续到11月选举后；一些人则建议延续至明年3月，以便新政府和国会有时间对年度支出做出调整；还有人认为，应将继续决议延续至整个财政年度。然而在剩余的财政年度里，通过共同努力，国会仍有能力将国防法案送上正轨。值得注意的是，提供共同防御是联邦政府唯一的强制性和专属职责，尽管国内的可支配开支可能仍需持续决议，但国防资金延迟所带来的国家安全后果是最昂贵和最危险的。

实际上，国会会议要解决的关键问题不多，包括国防总预算、飞机采购、国民警卫队和预备役装备、 军事建设、造船、初级军人薪资增加。一旦解决了国家在安全上的总投资金额，其他问题可能会迅速得到解决。在预算总额方面，众议院和参议院的主要分歧在于预算数额。参议院拨款委员会提供的资金比众议院多215亿美元，这将显著提升军队的竞争力和战备水平。

关于具体拨款问题，首先是飞机采购。各委员会之间的预算差距约为35亿美元，众议院武装部队委员会的预算偏低。由于三分之四的委员会将预算标记在400亿美元以上，因此预计最终法案将对飞机采购预算进行增加。

其次是国民警卫队和预备役装备。行政部门通常请求的资金为零，但国会往往提供约10亿美元的未请求资金。由于拨款委员会今年再次增加了该账户的资金，预计会议上将更容易解决这一问题。军事建设方面，众议院的预算与总统提案接近，而参议院则增加了多个紧急支出项目。这一问题的解决将紧密依赖于国防总预算的协议。如果支出接近参议院的水平，那么军事建设将获得较大支持；如果不接近，则这些项目可能会被搁置。

最具国家影响力的问题是海军造船。众议院的预算比政府请求低约10亿美元，这对海军的造船计划构成打击。参议院则增加了数十亿美元，期望海军及其支持的工业基础能够按需完成舰船建设。可以想象，中国正密切关注这一进展。

最后，初级军人薪资的提升也是关键问题。参议院计划对这些特定军衔增加超过基本薪资的1%，但他们在采取行动前等待国防部长发布的军事薪酬四年审查报告。众议院则担忧招聘挑战和过去几年20%以上的通货膨胀，建议对初级军人增加15%。这一问题可以通过今年增加7.5%薪资并承诺明年再审查来解决。

因此，尽管截止日期临近，但这些问题其实并不复杂。如果国会能够专注于解决这些问题，美国可以在几周内变得更加安全。

9月12日发布

9月2日，美国企业研究所发布题为《拜登的对华战略给继任者留下了大问题》的报告。报告指出，上周，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访华，与中国官员进行了一次白宫称为“坦诚、实质和建设性”的对话。这是沙利文担任现职以来首次访问中国，可能也是拜登政府在外交接触方面最后一次重大尝试。这次访问为评估拜登政府的对华政策提供了契机，涵盖了其历史性成就、明显的不足和悬而未决的问题。

拜登政府的对华战略归纳为“投资、协调、竞争”三个核心，即投资美国的核心实力，协调与友好国家的关系，进而在与中国利益冲突的领域展开竞争。若再加上“对话”这一要素，就可以全面评估拜登政府的对华策略。

在“投资”方面，拜登政府的国内投资重点主要集中在先进和新兴技术领域。通过推动立法，政府对半导体和清洁能源技术进行了代际性投资，这些领域对经济和地缘政治权力的竞争至关重要。同时，拜登政府限制了中国获取高端半导体的机会，限制了美国对中国科技界的投资，并提高了中国某些关键出口行业的关税。这一策略或许有争议，但在维持技术领先地位方面取得了一定的进展。

在“协调”方面，拜登政府的表现尤为突出。拜登加强了美国在印太地区的几乎所有盟友关系，建立或加强了多个重叠的联盟体系。此外，七国集团（G7）逐渐成为民主国家协调应对中国的重要平台，特别是在经济领域。拜登最大的成就是建立了一个更大、更强的盟友网络，旨在对抗中国的影响。

在“对话”方面，虽然美中之间的沟通有时紧张，但对话仍然十分重要。例如，2021年阿拉斯加会谈中双方展开了激烈的言辞交锋。然而，这种对话在避免沟通中断和安抚盟友方面仍发挥了作用。

尽管如此，拜登政府面临一些未能实现的关键目标。美国及其盟友在未来的潜在冲突中仍然面临风险，尤其是在台湾或南海等热点地区。此外，缺乏明确的亚洲贸易政策也是拜登政府的一个弱点。拜登的印太经济框架（IPEF）被认为是跨太平洋伙伴关系（CPTPP）的较弱替代品，而特朗普时期抛弃的CPTPP，拜登也缺乏政治意愿重新加入。尽管拜登政府将中国视为美国面临的重大挑战，但行动却未能完全匹配这一认知。还有一些悬而未决的问题。拜登上任时希望通过缓和与伊朗和俄罗斯的紧张关系，集中精力应对中国，但在面对这些地区的持续动荡时，尚未提出明确的战略。同时，中国与其他国家更加紧密合作，美国尚未制定应对这一变化的方案。最后，来自中国的日益增长的经济影响力，美国及其盟友需共同应对，但这一重任很可能落在下一届政府手中。

报告认为，拜登的对华策略为美国指明了正确方向，但在贸易和军事问题上仍有很长的路要走。

9月2日发布

8月27日，美国企业研究所发布题为《美国应限制对中国的钴和锂供应》的报告。报告指出，尽管钴和锂对于现代经济至关重要，但美国在相关资源的控制上却远不及中国。大多数美国人可能不太关心钴，但21世纪的经济依赖于钴金属的获取。几乎所有的锂离子电池都需要钴来制造，而这种电池广泛应用于电动汽车和电子产品的制造。

目前，刚果民主共和国（DRC）的钴产量占全球产量的 72%以上，中国、俄罗斯和古巴也在寻求生产这种宝贵的金属。中国矿业巨头中国五矿集团（CMOC）很早就进入了刚果，在刚果获得了大量钴资源。

同时，尽管美国逐渐意识到锂资源的重要性，但阿根廷锂生产商向中国出口的锂几乎是向美国出口的四倍，而这些公司中有些还是在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的美国子公司。美国在战略上的盲目让中国在战略金属和下一代经济领域的优势进一步扩大。

报告指出，美国政府应采取更强硬的措施，限制钴和锂等关键金属流入中国。一方面，应该阻止中国继续开采刚果的钴资源；另一方面，要制裁那些支持阿根廷锂开发和对华出口的公司，哪怕它们是美国公司、其外国子公司或其他西方公司。

8月27日发布

8月12日，美国企业研究所发布题为《美国国务院再次在非洲问题上失误》的报告。报告指出，2024年8月11日，卢旺达总统保罗·卡加梅在阿马霍罗国家体育场宣誓就职第四个总统任期。数万名卢旺达人聚集观看这位他们心目中的英雄——击败1994年反图西种族灭绝的领导者宣誓就职。来自非洲多个国家的至少二十多位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包括安哥拉、博茨瓦纳、肯尼亚和津巴布韦等国领导人也出席了这一盛典。

在如此重要的场合，按理美国应派出高级代表团，以显示对非洲的重视。然而，美国却仅派遣了刚上任不到一周的副使节约翰·阿米格。此举令人质疑美国是否真正重视非洲，特别是在拜登总统多次公开承诺美国会全力支持非洲的背景下，这种低调的外交姿态与拜登政府此前所宣称的重视非洲的承诺形成了鲜明对比。

事实上，这并非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和非洲事务助理国务卿莫莉·菲在非洲事务上的首次失误。2021年4月2日，尼日尔首次民主权力交接时，拜登政府同样未派高级代表出席。2021年2月15日，萨赫勒五国集团领导人在乍得举行峰会，其他国家领导人均以高规格参与，而美国仅仅派出了一段预先录制的视频，显得敷衍了事。

报告指出，在非洲资源和人力潜力巨大的背景下，中国、俄罗斯等国都在争相扩大在非洲的影响力。然而，拜登政府对非洲的忽视传递出美国对非洲不予重视的信号。这也是为什么今天中国在非洲的争夺战中占据了上风。

8月12日发布

8月8日，美国企业研究所发布题为《美国的单兵作战能力无法与现实相匹配》的报告。报告指出，美国两党国防战略委员会连续四次对美国武装部队进行“深入调查”后都发出了警告，即美国国防部无法应对它所面临的各种威胁。国防战略委员会的报告进一步证实了这一点，尽管美国军队的战备状态已经亮起了红灯，但该委员会还发现，中国正在“超越”美国，并通过持续的军事投资“在很大程度上平衡了”美国在西太平洋的军事优势。

报告指出，中国、俄罗斯、朝鲜和伊朗之间日益紧密的政治和军事联系加剧了这些风险，这很可能使任何地方的冲突演变成多战场或全球战争”。报告认为，要保持全球大国的地位，美国必须在欧洲、中东和东亚保持有利的军事力量平衡。遏制俄罗斯和中国需要拥有强大且持续存在的力量。美国不能通过在这些战区之间摇摆来领导世界，也不能通过退守美国本土来领导世界。

现在的关键区别在于，美国失去了重建军事能力和加强常规威慑与核威慑的宝贵十年时间。美国陆军现役部队的规模是二战结束以来最小的；海军停滞不前，战舰数量不足 300 艘，只有冷战时期舰队规模的一半；空军作战飞机的存量持续缩减，每年的退役数量都超过了新购数量。

如果没有一支更强大且不断发展壮大的军队，在战区之间转移日益减少的战斗力必然会削弱美国在其他地区的威慑力。目前美国正在形成一种共识，即有必要建立一支三战区部队。正如威克参议员在他的计划中所指出的，要真正满足国防战略的需求，现役军队必须增长，预算也必须同时增长，以应对当前的挑战。此外，红海上的美国海军正经历着数十年来最高的作战节奏，而用于攻击和防御的弹药储备却十分紧张，美国脆弱的国防工业基础已无力支撑。报告指出，地区大国只为一场战争做好准备。美国应该是一个全球性大国，不必以零和的方式在各战区的问题之间兜来转去。

8月8日发布

7月31日，美国企业研究所发布题为《这不是太空竞赛，而是太空奥运会》的报告。报告指出，当巴黎夏季奥运会举行时，另一场全球竞争在数百英里外的太空中展开。美国军方领导人警告称，中国正在以惊人的速度发展其军事空间和反空间能力，俄罗斯可能正在开发一种核反卫星武器，而美国军方则投资数百亿美元用于新一代卫星——“扩散型作战太空架构太空架构” (Prolifated Warfighter Space Architecture，PWSA)。一些分析人士因此得出结论，我们正处于“太空竞赛2.0”时期。然而，今天的竞争更为复杂和多维。冷战时期的太空竞赛是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竞争，有着1957年苏联发射“斯普特尼克”卫星作为明确的起点，以及登月作为明确的终点。当前的竞争更像是“太空奥运会”，更为复杂和多维，因为涉及到数十个国家在多个项目中同时竞争。

在“太空奥运会”中，有三个主要的“项目”值得关注：商业太空、军事太空和月球探索。因为各国正在争夺建立持久的经济和军事优势，并制定未来太空经济的实际规则，这些项目的利害关系最高。

商业太空竞争的核心是控制越来越多地推动地球经济活动的太空基础设施。这包括商业卫星通信网络、监测陆地和海上活动的遥感卫星以及将卫星送入太空的发射能力。美国在商业卫星数量（占现有商业卫星总数的81%）和发射能力（2024年全球有效发射能力的86%）方面占据压倒性优势。北约盟国（主要是英国和法国）在商业卫星数量上居第二位（占11%），而中国在有效发射能力上居第二位（占9%）。中国正努力迎头赶上，计划建造卫星巨型星座和可重复使用的火箭。其他主要航天大国如俄罗斯、印度和日本在商业太空竞争中远远落后于美国、欧洲和中国。

在军事太空竞争中，利害关系更大，竞争也更为激烈。冷战期间，美苏军队拥有最先进的太空能力，但冷战结束后，俄罗斯的太空能力逐渐萎缩，而中国迅速进步，与美军形成了紧密的竞争关系。军事太空竞争的另一面是反太空竞争，即破坏或摧毁其他国家卫星的能力。只有四个国家——美国、俄罗斯、中国和印度开发并测试了可以摧毁卫星的反卫星导弹，但许多国家拥有可以干扰卫星的其他类型的反太空武器，如可以屏蔽通信的无线电干扰器、可以致盲卫星传感器的高能激光器以及可以控制卫星的网络攻击。

在月球探索中，领先在月球上建立永久存在的国家联盟将为月球探索和整个深空经济的运行方式奠定先例，这项竞争的利害关系最为广泛和深远。月球探索是一项团队运动，分界线非常明确。由美国主导的阿尔忒弥斯计划包括43个国家的联盟，目标是在2026年将宇航员送上月球。中国和俄罗斯则合作建立国际月球研究站（ILRS），计划在2030年代初将宇航员送上月球，目前已吸引了11个国家。

尽管美国在伙伴关系方面占优，但中国在月球探索中可能更有势头，其最近的嫦娥六号机器人登陆和月球背面样本返回任务取得了成功，而NASA尚未实现这一壮举。但美国还有一个额外的合作伙伴：如SpaceX和Blue Origin等商业航天公司，NASA依靠它们为阿尔忒弥斯计划建造月球着陆器。这场竞赛正在升温，不排除中国会采取出人意料的举动，比如提前进行载人登月。

报告认为，美国如果能利用自身的固有优势，有望在“太空奥运会”中横扫各项比赛。美国在商业太空方面的领先地位已经非常明显，应利用这一优势在其他竞争中占据上风。

7月31日发布

7月22日，美国企业研究所发布题为《美国必须支持法国对抗阿塞拜疆》的报告。报告指出，美国企业研究所发布了题为《美国必须支持法国对抗阿塞拜疆》的报告。报告指出，拜登政府上台时承诺“外交回归”，批评前总统特朗普的外交政策不专业且有损美国声誉。然而，拜登的外交表现并未显著改善，他对阿富汗、沙特和以色列领导人的处理引发了更多问题。不仅如此，拜登政府未能有效支持盟友，特别是在欧洲事务上未能满足盟友的需求。相反，法国在面对全球威胁时表现出比美国更大的决心和道德责任感。例如，法国在应对伊朗威胁和土耳其问题上表现坚定，而拜登政府在这些问题上显得软弱和优柔寡断。最近，法国政府一直努力帮助亚美尼亚抵御阿塞拜疆，而美国却向敌人提供先进的喷气式战斗机。

此外，报告指出阿塞拜疆在南高加索地区的侵略行为以及其对法国新喀里多尼亚地区的煽动活动，称其为支持恐怖主义的行为。报告呼吁美国采取更强硬的立场，将阿塞拜疆视为流氓国家，并支持法国对抗阿塞拜疆的侵略，强调美国应始终支持法国以维护全球稳定和正义，包括采取更有力的外交手段，以回应其在全球范围内的挑衅和威胁。

7月22日发布